規模效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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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第1篇
一、對內生增長理論的回顧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蛉肆Y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模”的測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痹谶^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評價
近期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順著既要能消除規模效應又能保留內生增長理論“精髓”的方向發展的。大致來看,有兩條思路。
一條思路是瓊斯(Jones,1995;1999)、艾欽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對模型進行一般化處理。他們的分析保留了內生增長理論中最終產出部門和“知識”生產部門的兩部門模型框架,從而保留了“知識跨時擴散”的本質特征,但放棄了內生可積累要素具有不變規模收益的強假定條件,從而得出了無規模效應結論。
在瓊斯的兩部門模型中,知識存量的產出彈性不再像羅默的模型那樣設定為1,而是假定為一個比1小的數。這一假定本身強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識存量對其自身積累的貢獻遠不如R＆D內生增長模型所設想的那樣大。假定條件的修改,使瓊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經濟增長中的規模效應,在那里,均衡經濟增長率取決于知識生產部門內生要素的產出彈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資本規模。
艾欽和托洛夫斯基則更進一步認為,瓊斯的無規模效應模型仍然是一種特殊情形。他們構筑了一個更為一般的兩部門無規模效應模型,并將瓊斯、羅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們的結論是,假定全部內生要素在知識生產部門和最終產出部門的總產出彈性不同,那么,經濟長期增長率將遵循“短邊”原則,由總產出彈性最小的那個部門來決定,而與經濟規模無關。
瓊斯、艾欽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雖然從形式上消除了規模效應,但是,他們卻并不能說明為什么不會存在規模效應。瓊斯不能說明知識存量對自身積累的產出彈性為什么小于1;艾欽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說明,究竟哪一種情況下,一個部門的總產出彈性會大于或小于另一個部門。而且,在他們的模型結論中,政府政策對長期經濟增長率并不具有相關性。因此,他們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純理論上的意義。
另一條思路則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開辟的,他們從特定的研究視角來分析規模效應問題。阿爾文.揚(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貝里特(Peretto,1998)等為代表的增長模型,集中于對“偷生意效應”的分析,提出了一種消除規模效應的新方法。
以阿爾文.揚的模型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從兩個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創新活動而“偷去”創新者的創新利潤流,即不僅通過產品的質量創新而且通過產品模仿來分割創新的壟斷利益,這樣,“偷生意效應”就大大加強。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內生增長理論相反的結論:經濟規模愈大,參與分割創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應”就越強;而且,如果“偷生意效應”主要通過生產模仿產品來分割原有壟斷利益時,將出現負的規模效應。由于揚的模型中經濟規模對長期增長可能具有正、負或無規模效應,而且他的模型是從特定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論結論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按照揚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簡單地對所有研究部門實行“遍地開花”式的資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勵產品的模仿,從而只影響收入水平,而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勵產品的質量創新,并根據R＆D的研究深度實行重點資助或配額資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阿爾文.揚的政策含義是:政策資助應該向創新難度大的人員或項目傾斜。
約法諾維克(Jovanovic,1997)則通過加入一個“學習成本”的假定條件來減弱或消除規模效應。約法諾維克認為,在羅默的兩部門模型中,實際上暗含了“知識”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最終產出函數的強假定,然而實際上,工人必須學習怎樣使用“知識”,也就是說,需要支付“學習成本”或“知識消化成本”。如果將這一條件考慮進羅默模型,最終產出部門的成本將增加,規模收益也將有一個絕對的上界,從而使得規模效應減弱甚至消除。按照約法諾維克的觀點,假定工人在生產中需要“學習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進技術而不是最先進技術,從而更傾向于生產模仿產品而不是創新產品,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阿爾文.揚的“偷生意效應”假定。
從實質上看,在阿爾文.揚和約法諾維克的模型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暗含假定,這就是:模仿產品或次先進產品雖然成本低于創新產品,但一定存在市場需求約束:正是這種產品約束導致了對生產人口或人力資本的需求約束。因此,內生增長理論的規模效應將因這種約束大大減弱、消除甚至為負。
到目前為止,近期增長理論并沒有完全解決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一方面,近期增長理論中的長期經濟增長率雖不依賴于經濟規模,但仍嚴重地依賴于外生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還沒有得到有利的經驗支持。盡管如此,近期增長理論在理論上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第一,發現了無規模效應的均衡增長路徑并論證了其存在性。在這些模型中,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么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產出彈性,要么取決于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實質上二者均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結構參數。第二,經濟增長模型被進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之所以產生規模效應,實際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資本稀缺而物質資本不稀缺的假定,這種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發達國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長理論實際上則放棄了這種強假定,代之以個更一般的情形,這樣,就出現了規模效應為正、為零或為負的多種結果。第二,與以往的內生增長理論相比,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具有針對性。在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由于簡單地假定技術或“知識”的外部效應不能被個人內化,因而任何用于技術或“知識”部門的政策都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近期增長理論則表明,只有范圍更窄的重點資助政策才對長期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
三、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于中國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究竟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中國經濟究竟又面臨著怎樣的矛盾?我們認為,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需求約束”經濟時代?；蛘哒f,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期效應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今后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于長期因素。
中國經濟的需求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業產品需求;一是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
第一,工業產品的需求約束已變得越來越嚴重。集中表現為:工業品供過于求的矛盾進一步突出,工業企業生產能力閑置過剩,產品大規模積壓。根據2000年國內貿易局商業中心對國內市場上609種主要商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比例高達79.6%,比1998年增長了47.8個百分點;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中,生產能力閑置20~33%的,占27.2%,閑置50%以上的,占18.9%;在產品積壓方面,根據統計顯示,近年我國工業產品每增產10%,就有1%的產品積壓(王萬山,2002)。
第二,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面臨嚴重約束。1997年全國失業工業數為1200萬左右,200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173萬。即使是本來稀缺的人力資本,也同樣面臨市場需求約束。2000年全國本?？飘厴I生平均就業率僅為80%,其中,?？飘厴I生的市場需求量不到30%(胡永遠、李少斌,2001)。特別是2003年夏季以后,隨著高校擴招后首屆畢業生走上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更加不容樂觀。
進一步分析發現,受到嚴重需求約束的,主要是低檔次工業產品和低檔次人才。與之相反,高檔次產品和人才卻面臨短缺。例如,我國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產鋼量第一,但一些高質量、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品種,供給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場占有率只有60%,冷軋硅鋼片、鍍鋅板僅占30%,不銹鋼板僅占20%;精密機床、遠洋船舶等產品的50%還依賴進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許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對碩士以上人才敞開大門“歡迎”;一流大學畢業生還是供不應求。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低檔次產品和人才過剩,而高檔次產品和人才短缺?主要還得從供給行為找原因。從產品生產者來說,生產低檔次產品有幾個明顯的好處:模仿成本遠遠低于技術創新成本;市場經營、開發的風險小;能很快填補市場需求空白,等等。從而,即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樣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搶奪了原來創新者的市場利潤,并不能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做出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大了引進外資與技術力度,但企業引進技術的目的只是為了生產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礎上再創新的企業僅占18.75%,而且,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遠遠不夠。以1994年為例,國有大中型企業用于技術引進的支出為275億元,而同期用于這些技術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億元(李以學,1999)。同樣地,如果個人投資教育的目的,只是獲得一張高等教育文憑,那么,個人就會走文憑捷徑,熱衷于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因為這類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見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為例,1998年參加本科自考的實考人數為102萬,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遠,2001),其中雖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計劃的約束問題,但至少可以從非普通教育的持續“火爆”看出個人投資技能教育的熱情。因此,從中國的經濟實際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由于產品或知識創新的相對成本太高,企業、個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創新。
而且,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幾年中,宏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行為,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不愿進行有利于長期增長的技術創新;財稅分權改革助長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復建設,導致全國市場產品過剩;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創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產品所“肢解”,從而大大削弱了企業創新的激勵。尤其是政府長期充當著技術創新、教育投資的主體,有限的財力卻“胡子眉毛一把抓”,結果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項目都難以到位(李啟明,1999)。
總之,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已經告別了產品的“短缺經濟”時代,同時又承受著巨大的過剩人口壓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場需求緩解一部分需求約束,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低檔次產品的過度出口將惡化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缺乏的是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和高水平的創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針對性,更有重點。換言之,政府的政策應該放棄對一般技能型人才培養和國內“模仿產品”項目的支持,而應對新知識、新產品的創造與國外引進,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謂“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
具體來說,政府的政策應該集中解決普遍存在的“短視癥”問題。“短視癥”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總想“多快好省”,快出產品,快出“知識”,快出人才。這種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奮進,但也極易導致浮夸和行為短視。政府如果熱衷于“趕超戰略”,就會形成一個導向。整個社會都會跟隨。一個政府,一個企業,如果過分關注自己任期內的“短期業績”,就會損害長期的增長與發展。因為,重大的科技創新或技術創新,都難以在短期內顯出明效。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20余年,生產大大發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數量大大上升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根據世界權威機構——瑞士國際管理與發展學院網站的《世界競爭力年鑒》,1998年中國的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排名,1999年中國競爭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個中原因就在于,中國在重大科技創新與產品創新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長理論的說法,就是:產品、勞動力數量對整個經濟來說,只有“水平效應”,沒有長期增長效應。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應該重點圍繞糾正“短視癥”而展開。
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目前,國有企業政企仍然沒有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營者和政府官員的目標函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任期內目標最大化。因此,國有企業的行為短期化有著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第二,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這實際上涉及到創新者利益的保護問題。過度保護創新者的壟斷利益,不利于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與共享;但反過來,如果不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就會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竊者所大肆分割,嚴重損害創新激勵。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期,我們正好憑借加入WTO這一契機,以嚴格遵守WTO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這一有利背景為前提,有效保護企業、個人的科技創新成果,通過鼓勵重大科研創新,提升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準確。政府支持知識、技術創新,無庸質疑,這也是內生增長理論包含的政策含義。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問題有兩個:一是這一主張以個人、企業完全缺乏知識、技術創新動力為前提,顯然這一假定條件并不符合經濟事實;二是這一主張以政府不面臨財政約束為前提,這一假定也不現實。在有限的財力約束下,在個人、企業具有強烈“模仿”動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優選擇,就是有效縮小自已的“勢力范圍”,集中財力,支持重大創新項目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著眼于長期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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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第2篇
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該理論動搖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證明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提出了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貿易福利的主張。這一核心結論正好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因其在理論的獨創性、分析方法的獨到性及其解釋現實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的貿易行為
1.規模經濟效應的非常數性。規模收益用于微觀經濟學分析廠商的生產函數始于20世紀30年代。顯然，國際經濟學在這一方面落后了許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分析基礎之上。戰后國際貿易發展現實顯然無法得到傳統貿易理論的合理詮釋?，F實生活中的許多產品是以規模報酬遞增生產的，并且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經濟效應和內部經濟效應兩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是指廠商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體現的情況，因而這種廠商及其產業能夠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展。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往往并不能為各廠商同時同等程度地享受，廠商與行業間的競爭行為因而受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廠商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會隨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
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因而，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之間與產業內、公司內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這一現實。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才試圖突破這一理論與現狀的隔膜，將規模經濟引入貿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過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達到擴大出口、搶奪競爭對手市場份額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2.市場的非完全競爭性。由微觀經濟學可知，廠商這一層次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但是，畢竟放棄了傳統貿易理論最不現實的假設，即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這與無代價和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即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3)壟斷競爭。盡管一般性不完全競爭理論沒有產生，但是，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術對貿易的內生變量性質
傳統貿易理論早就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化、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克魯格曼等人認為企業內部存在著動態的規模經濟。技術的改變是企業獲得動態規模經濟的最重要形式，從而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技術變化包括兩種情形，其一是技術創新(Innovation)，其二是邊干邊學(Learningbydoing)。
技術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R&D)活動來獲得的。R&D所產生的技術創新改變了企業的生產函數，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在生產過程中，同樣的要素投入能帶來更多更好的產出，其表現為：(1)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這樣，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就會不斷下降，從而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能從學習曲線(LearningCarve)的角度闡述動態的規模經濟。假定邊際成本是累積產量的減函數，累積產量越多，生產經驗、銷售經驗和管理經驗越豐富，邊際成本就逐漸降低，這就是邊干邊學。一般而言，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其技術，而是在貿易、投資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即所謂的“技術外溢”。亞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傳播技術及其影響的國際技術外溢，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則系統研究了行業間和同行業內部技術的外溢及其作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重點強調了規模經濟效應是擴展國際貿易的動因之一，而技術進步是企業動態規模經濟效應的來源之一。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的擴展存在一種互動關系，貿易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及各國
努力來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技術開發不再是個別國家的行為，不再是外生的經濟變量，而是直接推動貿易發展的內生變量。
三、突破之三：對政府干預作用的重新定位
傳統貿易理論的主流觀點認為：政府干預導致資源配置扭曲，造成國民福利下降，如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政府對出口實施補貼等，都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凈損失。只有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才是“雙贏”。當然，主流觀點并不反對在出現市場失靈如外部性問題、壟斷、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時，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干預，目的是消除“反競爭”(Anticompetitive)現象，保證市場競爭自由有序正常地進行。但總體上強調的還是自由主義思想。當然，在自由貿易的喧囂聲里，還有幾聲應推行政府干預的呼聲，但其勢單力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幼稚產業保護論”，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一個良好的生存、成長環境，免受外國同行企業的競爭壓力。但這一學說并無完善、系統的理論證明。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則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R&D補貼、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征稅、保護國內市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利，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轉移其壟斷利潤，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政府起著關鍵的作用，必須有一個盡可能信息完備、決策獨立、干預有力的政府。理所當然，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中，政府的干預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解釋：
1.政府干預是實現規模經濟的最優途徑。
在非完全競爭及規模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中壟斷利潤普遍存在，一個企業的壟斷實力越強，獲得的壟斷利潤就越多。國家干預可以將國外企業的利潤轉移到國內企業。為此，對于各貿易國來說，如何擴大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并進而通過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取得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靠企業自身去積累和成長，在強手如林、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國家的企業，要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真正挑戰者，顯然困難。而借助政府力量作為“第一推動力”，選擇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在一定時期內給予扶助，使其盡快擴大規模，獲得規模經濟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徑了。
2.政府干預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實施的基礎。
“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英文簡寫IPAEP）是克魯格曼1984年提出來的重要理論。該理論有兩個假設前提：一是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規模經濟效應。當本國企業處于追隨者地位，生產規模遠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邊際生產成本很高時，這時本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全部或局部地封閉本國市場，阻止國外產品進入國內市場。隨著國內市場需求的逐漸擴大，這類產業的規模經濟收益便會出現，生產成本得以降低。同時，國外競爭對手由于市場份額的縮小而達不到規模經濟，邊際成本上升。此消彼漲，國內企業就可能占有國外市場更大的份額。而銷售額的擴大又進一步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以政府干預為后盾，IPAEP理論的實施便達到保護國內市場，擴大國外市場的目的。戰后，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經濟發展中，汽車、電器、計算機設備等的發展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3.政府干預作用內生化是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因素。
將政府干預作用作為比較優勢內生為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變量，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一大進步無庸置疑，而比較優勢依然是國際貿易的基礎。一方面技術變量已成為現代企業和國家相對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而技術變量的提升不管是來自于“邊干邊學”，還是R&D，都與法律、投資激勵等形成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都需要通過政府的支持，即取決于政府的干預情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源稟賦的內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創造型資源”（如信息、知識資本、創新、制度、技術等）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企業以及一個國家越來越依靠于這類資源來獲得比較優勢，因而政府干預也被內生為區位因素，成為直接影響這種“創造型資源”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潤轉移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通過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來進行國際貿易，使參與國雙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實現“雙贏”。但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卻提出了利潤轉移的論點，即把壟斷利潤從外國公司轉移給國內，從而在犧牲外國福利的情況下增加本國福利。利潤轉移理論顯然與傳統貿易理論能增進雙方福利水平的論點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國際競爭都具有寡頭競爭的性質。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揭示了利潤轉移理論的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關稅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提出的“新幼稚產業保護”模型，假設一家國外寡頭壟斷企業獨家向國內市場提供某種商品，正在享受壟斷利潤，且存在潛在進入的情況，那么，征收關稅便能抽取外國寡頭廠商的壟斷利潤。因為，外國寡頭廠商會吸收部分關稅來決定“目標價格”，以阻止潛在進入。否則，國內企業的進入將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國公司甚至會將關稅全部吸收。國內既不會發生扭曲，又可以獲得全部租金。稅收收入就是轉移了該廠商的壟斷利潤。該模型突破了傳統最優關稅理論關于只有大國才有可能用關稅來改善其貿易條件的限制，認為即使是貿易小國也同樣可以通過征收關稅來改善國民福利。
第二種類型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手段的利潤轉移效應。該觀點來自于20世紀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產業保護論”，認為一個有戰略意義的行業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里能迅速成長而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從而相對于外國廠商具有規模上的競爭優勢，使其能夠增加在國內市場和沒有保護的外國市場的份額，從而把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到本國廠商，使本國福利增加。
第三種類型是出口補貼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于1985年提出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認為向在第三國市場上同外國競爭者進行古諾雙寡頭博弈的國內廠商提供補貼，可以幫助國內廠商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增加國內福利。古諾博弈的特征是，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通過補貼降低國內廠商的邊際成本，使廠商有更高的反應曲線，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總之，出口補貼降低了非完全競爭產業的壟斷扭曲程度，增進的本國和消費國的總收益大于另一生產國的損失。
五、簡要評價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當今國際貿易的發展現象。一種經濟理論在放寬假設賴以存在的前提條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檢驗該理論優劣的最好方法。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之所以對現實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釋，也是因為放松了傳統貿易理論最根本也是最不現實的假設，即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從而確定現實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個系統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競爭理論（涉及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等）并沒有建立起來，以其為基礎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并沒有上升到替代傳統貿易理論的高度，相反，還有許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傳統理論的批判，如：對競爭行為和公司數量過于敏感，將商品的價格納入一般均衡的經濟系統而內生地決定，以鄰為壑的利潤轉移政策，完備信息需要，資源配置的紊亂以及政府的尋租行為，等等。
其實，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并不是對傳統貿易理論的全盤否定，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和發展。傳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和不變規模經濟可以看成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一個特例，它的比較優勢原則仍是世之公理。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對此的認識向前邁了一大步，認為資源稟賦的相對差異是比較優勢的來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規模經濟優勢帶來的比較優勢。而規模經濟優勢明顯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干預。事實上，傳統貿易理論與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爭論的實質就是干預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自由主義認為政府的干預只會產生經濟扭曲，經濟問題只能靠市場解決；而干預主義認為扭曲來自于市場失靈，必須通過政府干預進行糾正。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問世，強調了政府行為的重要性，擺脫了純粹自由主義的陰影。事實上，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場化的美國，而日本和韓國鋼鐵、汽車、計算機產業的壯大發展，“波音－空中客車”的博弈佐證了該理論在實踐上的成功。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會產生重大的理論發展，進而代替傳統貿易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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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并購動因；阻礙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05-0062-04
一、背景
隨著全球經濟的飛速發展，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合理有效的并購作為提升綜合實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手段被各大金融機構廣泛采用，銀行業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第三次并購浪潮。
從1994年改革以來，我國商業銀行體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場逐漸走向成熟。為了增強自身的實力，我國部分商業銀行開始積極尋求并購的機會，較有代表性的有：2007年建設銀行并購美國銀行（亞洲）；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08年北京銀行收購廊坊市商業銀行、招商銀行并購香港永隆銀行；以及本文重點分析的案例——中國平安收購深圳發展銀行。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還不是很成熟，金融環境也比較復雜，如何才能成功進行并購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分析成功并購案例的動因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將有助于引導正在進行或未來將要發生的并購向成功發展，本文將從不同角度對銀行并購的動因進行分析。
二、企業并購理論與我國商業銀行并購動因分析
通過并購取得規模經濟效應、降低成本，從而提高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并分散風險通常被認為是銀行并購的最重要動因。銀行作為一種以盈利為目的的機構，其本質是一種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那么就可以從企業并購相關理論出發來分析銀行的并購動因。這些理論主要有規模經濟理論、市場勢力理論、協同效應理論等，下面依次用這三個理論來分析銀行業并購的動因。
（一）規模經濟理論
規模經濟是指由于生產專業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業的單位成本下降，從而形成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遞減的經濟現象。同樣，銀行的規模經濟可以反映銀行經營規模與成本收益之間的變動關系。
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銀行通過并購可以將被并購企業同類業務合并，快速地擴大業務規模，人員數量和機構網點也隨之迅速增多，從而有效降低單位運營成本、增加單位收益，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過度競爭造成的資源浪費。
（二）市場勢力理論
市場勢力理論認為，企業并購的主要動因經常是由于可以通過并購擴大企業規模、提高市場占有度，同時可以通過并購競爭對手減少競爭、增強本企業在市場中的控制力，使企業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更多壟斷性質的利潤。銀行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其并購的動因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用該理論來解釋。
商業銀行是依賴于公眾而生存的提供信用的企業，而強大的規模、眾多的營業網點和雄厚的競爭力是商業銀行被客戶信任的基礎。對于國內大型商業銀行來說，通過并購進入新的地區或增加營業網點必然將吸引更多的客戶，從而增加市場占有度，獲得更多的利潤并減少風險。對于國內的中小股份制銀行來說，由于知名度低、競爭力弱，導致規模效益不高、發展客戶困難、抗風險能力較差，發展潛力受到很大影響，因此通過并購提升自身的規模是一條加快發展的有效途徑。
（三）協同效應理論
協同效應理論認為，企業并購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有益的，它主要通過協同效應體現在效率的改進上。協同效應是指兩個企業并購以后，其產出比并購前兩個企業產出之和大，即“1+1>2”的效應。同樣，銀行業的并購也能產生“1+1>2”的協同效應，即并購能夠提高參與銀行各自的經營績效，使并購后銀行的總體效益大于參與并購銀行獨立運營的效益。協同效應理論認為企業并購產生的協同效應具有“經營協同效應”、“管理協同效應”及“財務協同效應”。下面分別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銀行業并購是如何產生協同效應的。
首先是經營協同效應。經營協同效應主要來自于并購雙方地區、業務和客戶等資源的優勢互補，通過并購可以使并購銀行打破進入障礙，實現跨地區、跨業務領域經營，降低單一經營的風險，并且可以共享客戶、知名度等資源，降低經營和營銷成本，從而發揮經營協同效應。
其次是管理協同效應。某些銀行可能會因為管理效率較差而無法充分發揮所擁有的資源，因而如果兩家管理效率不同的銀行合并，即在高管理效率銀行兼并另一家低管理效率銀行之后，通過業務整合、管理人員的交流可以產生“管理溢出”，使低效率的管理得以提高，額外的管理資源也得到充分利用，進而獲得更多的收益，以產生銀行業并購的管理協同效應。
最后是財務協同效應。財務協同效應主要來源于可以取得較低成本的內部融資。如果兩家銀行分別擁有更為充足的資金和更多的投資機會，并購之后就可以更為合理地安排投資計劃，通過幾乎零成本的內部資金流動，使資金從低回報高風險項目流向高回報低風險項目，從而提高總體利潤。另外，銀行并購后起到共同保險的作用，降低合并銀行的現金流波動，因而降低企業的破產風險和成本。
上述并購理論對銀行并購動因的解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都具有局部性，只能從某種角度解釋并購行為的發生。事實上，一次銀行并購是非常復雜的，往往要綜合考慮以上各種理論，而且要結合實際情況分析，這樣才能更為準確合理。
三、中國平安收購深發展的動因分析
作為迄今為止A股史上最大收購案——中國平安收購深圳發展銀行，是銀行業并購的典型案例。下面對其并購動因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并購過程
2010年9月1日深發展公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交易的重組預案。根據該預案，中國平安將以其現在持有的90.75%的平安銀行股權和26.92億元現金（該部分現金等額于平安銀行約9.25%股份價值的認購對價），認購深發展本次公開發行的約16.39億股股份，增發完成后中國平安將控股深發展52.4%的股權。最終深發展完全控股平安銀行股權，而平安集團則取得深發展的控制權。
2012年1月19日深發展和中國平安同時公告，深發展董事會審議通過深發展吸收合并平安銀行方案并同意兩行簽署吸收合并協議。完成吸收合并后，平安銀行將予以注銷，深發展將更名為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國平安收購深發展股份的動因
1. 實現綜合金融戰略目標。“保險、銀行、投資”三駕馬車并駕齊驅是中國平安的綜合金融戰略，而并購之前中國平安仍以保險業務為主，其對中國平安的貢獻接近80%。按照2009年中國平安年報，銀行業凈利潤在中國平安中的比重僅為7.5%左右，平安集團要想實現多樣化經營目標，加強銀行業務刻不容緩，而最快的途徑就是并購。中國平安之所以選擇深發展，是因為在擁有全國性銀行牌照的銀行之中，只有深發展的股東是有退出意愿的新橋投資，這為并購提供了可行性，加之中國平安之前就持有深圳發展銀行接近5%的股份，對其資產狀況、經營成果等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這就使得深發展成為中國平安并購的絕佳選擇。據有關機構初步估算，并購之后中國平安業務中銀行成分占比將上升到 30%左右。
2. 發揮規模效應。中國平安并購深發展后兩家金融機構合并資產規模高達1.27萬億元，一躍成為超過萬億的上市公司，在資產規模超萬億元的11家上市金融機構中排在第八位，其中的銀行業務規模在國內上市銀行中躋身前十。兩家金融機構聯合以后總資產增加、規模迅速擴大、營業網點覆蓋面增加、有效降低了運營成本，因而總體效益將會大于兩家單獨金融機構產生的效益之和，從而有效地發揮規模經濟效應。
3. 增加市場占有度。并購前，中國平安的銀行業務遠遠跟不上集團的發展要求。資料顯示，并購前平安銀行僅在深圳、上海、廈門等7個城市擁有60多個網點，規模和營銷能力有限，市場占有度比較低。經過此次并購，深發展將為中國平安增加14個新城市的分支機構和282個網點，平安銀行的營業網點將完整地覆蓋東部沿海地區，網點布局將進一步優化。這大大增強了中國平安銀行業務的營銷和拓展客戶的能力。可以說，這次并購使得平安集團的銀行業務有了質的飛躍，知名度和競爭力有了相當大的提升，兩家銀行合并必將吸引更多的客戶，使得合并后銀行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地提升，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也增強了抗擊風險的能力。
4. 發揮協同效應。零售、理財和信用卡業務一直是平安銀行經營的重點，也是其相比其他中資銀行更為擅長的方面，而深發展在貿易融資和創新性融資產品等業務上發展趨勢良好，兩者聯合可以形成業務上的互補。在兩家銀行整合后，中國平安可以為合并后的銀行提供足夠的戰略支持，在全國很多大中城市中，深發展營業網點布局同平安保險業務有很多重合點，中國平安手中擁有的保險客戶資源以及強大的營銷網絡將為銀行業務的發展提供雄厚的基礎。業務互補、區域交集和客戶共享將為聯合帶來良好的經營協同效應。深圳發展銀行誕生時間較早，近幾年發展很快，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管理體系和出色的管理團隊，這次聯合將會給平安銀行帶來更多新的管理思想，形成管理上的協同效應。
另外，此次并購不僅通過經營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業獲利，并購后稅法、會計處理慣例以及證券交易等方面的規定也給企業在財務方面帶來種種效益。
四、影響我國商業銀行并購的因素及改進措施
目前我國的經濟與制度環境，存在一些阻礙商業銀行并購活動的因素，下面仍以中國平安收購深發展為例，對這些阻礙因素進行分析：
（一）政策壁壘
作為新產生的資產規模超萬億元、在中國11家上市金融機構中排名第八位的平安銀行，其市場行為必然引起目前金融市場參與者行為和戰略的調整，也可能將銀行的單一風險在金融系統內數倍放大，使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控制受到挑戰。政府發展金融的目標是保護本國經濟發展、維護競爭格局的穩定。市場參與者行為和戰略的調整是否在政府可以容忍的范圍內難以確定。平安銀行作為一家混業經營的大型金融機構，金融監管者——“一行三會”將面臨著監管的協調和信息交流的新問題。平安銀行如何在內部、各個子公司之間形成有效的防火墻進行風險隔離，則是更為艱巨的任務。
（二）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存在于并購所涉及到的公司、行業、地域，體現為物質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沖突，對股東和未來經營都有影響，從而增加了并購的復雜性和成本。因此必須進行文化整合。對中國平安來說，強勢激進的保險文化如何同審慎經營的銀行文化相融合，值得探索。
（三）公司治理結構
目前，我國尚處于經濟體制的轉型期，不同行業企業的組織架構、所有權結構和資本結構的法律和監管框架不同。這些不同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管理層之間、公司管理者和所有股東，包括政府、客戶、雇員之間的關系。因此，這些不同增加了并購的復雜性和難度。此外，如何在保持銀行業務調整增長的同時，將并購行為所導致的人員流動損失降到最低，是銀行業資歷尚淺的中國平安面臨的另一個挑戰。
針對這些問題，建議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決：
第一，健全商業銀行并購的法律規制。制定商業銀行并購法，明確規定銀行并購的適用范圍、并購的效力、原則與程序，主管機構的職責以及并購中違法者的法律責任等，為我國商業銀行并購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
第二，提高商業銀行管理水平，加強銀行管理理念與文化的創新。我國企業應建設良好的人力資源管理計劃，融合并購企業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導向，逐步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以此作為所有政策和行動的前提。
第三，深化我國銀行產權制度改革，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建設。打破我國商業銀行目前相對單一的產權格局，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真正分離。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形成商業銀行真正的法人治理結構。
五、結束語
從并購的動因以及銀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銀行業并購是銀行發展的必經之路之一。但應清楚地認識到，并購方固然能獲得一系列的利益，但付出的代價也可能是巨大的，并且要承擔失敗的風險。因此銀行業并購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在做出并購決策之前，必須謹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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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移動通信產品迅速 發展 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重要支柱產業。該產業中新技術新產品層出不窮,對新產品在該產業市場中的擴散過程和特點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和理論意義。本文從 網絡 外部性方面描述了其擴散的特點和成因,并介紹了國內外在該鄰域的近年來的研究概況。
1 移動通信新產品在市場中的產品擴散特點
移動通信產業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已經超過7.5%,在國民 經濟 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移動通信產業已經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平臺。截至2007年12月,
國內外有關移動通信產業新產品擴散的研究集中于:①產品的 網絡 效應特征及其對新產品采用和市場競爭行為的影響;②復雜系統,尤其是復雜網絡理論和方法的運用。
2.1 產品的網絡效應特征及其對新產品采用決策和市場競爭行為的影響 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新產品具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網絡效應。如果某項產品的效用隨著擁有該產品的用戶規模增大而增加,該產品就具有直接網絡效應特征(katz and shapiro,1985)。由于直接網絡效應來源于不斷增加的新用戶,因而又稱為需求方網絡效應。Www.133229.cOM梅特卡夫定律認為網絡總價值與網絡規模的平方成正比,個體的網絡價值與網絡規模成正比。swann(2002)卻指出,個體感受到的網絡價值與網絡規模之間的關系大致呈s型。剛開始網絡規模太小,消費者的效用增加很緩慢;隨著網絡規模擴大,效用值快速增加;當網絡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效用幾乎不再增加。間接網絡效應說明核心產品與互補產品之間的關系。核心產品的消費量越大,與之兼容的互補產品種類越多價格越低,就產生了間接網絡效應(katz and shapiro,1985)。由于這種效應來源于供應方,因而又稱作供應方網絡效應。
網絡效應新產品擴散通常出現市場正反饋和鎖定現象。加入大網絡消費者可以獲得較大的網絡價值;新用戶進一步增加了網絡價值,市場提供更多和更便宜的互補品;進一步降低了采用風險,增加了采用價值;吸引更多消費者加入網絡。這樣就形成了贏家通吃的局面。市場競爭的結果通常是一家 企業 取得很大的市場份額,該企業的產品成為主流產品,即使這種產品的技術并不是最先進的。
2.2 復雜系統理論和方法的運用 傳統方法的不理想導致學者們開始探索建立新模型來模型化移動通信產業新產品擴散過程。于是許多學者嘗試和倡導運用復雜系統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新產品擴散,如美國市場學會在2001年推出?？?主題是“市場中的涌現和共同演化過程”,指出由于缺乏微觀數據,對新產品擴散過程微觀機制很難有深入理解,也很難解釋和驗證總量模型參數的含義。schoder(2000)首先回顧了通信服務的特點,指出這類新產品的網絡效應特點使得新產品采用動力學行為具有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反饋作用,作者用頻度依賴,即主體采用新產品的概率取決于此刻新產品總體擴散比例,模型化擴散過程,結果表明擴散模式與傳統的s型曲線有很大差異,市場存在多個均衡,意味著新產品可能擴散成功(類似傳統的s型模式),也可能失敗,產品在市場上消失。作者認為,對于網絡產品,我們應該預測各種模式出現的概率,而不是以一種確定的眼光看待擴散過程。因此,預測的重點發生變化,作者提出運用平均場方法預測新產品擴散模式出現的概率。hohnisch(2004)運用統計力學中的滲流理論(percolation theory)建立一個解釋網絡效應產品晚起飛現象的模型,該模型基于元胞自動機上的滲流過程,讓新產品價格隨時間的變化下降、消費者采用新產品的效用隨采用總量的增加而遞增,利用 計算 機仿真,模擬了新產品擴散過程。最近對復雜網絡的研究表明,網絡結構對其上的動力學過程有很大影響。實證研究結果也說明實際系統中的作用網絡是非規則的。總而言之,探索運用復雜系統方法建立新的擴散模型和理論,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離建立一個成熟的理論框架還有很大距離,需要繼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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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工序貿易；外包；規模經濟；不完全合約
中圖分類號：F746.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0)04－0057－05
收稿日期：2010－04－01
全球分工細化使得國際貿易模式不斷發生著變化，貿易的對象已經從產品層面深入到了工序層面，探尋工序貿易動因、模式及其利益分配問題已經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理論的前沿課題。本文試圖在梳理近期研究文獻的基礎上回答這些理論問題，并與傳統一般貿易理論作簡要對比分析。
一、工序貿易的基礎和動因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有關制針的經典描述為工序和勞動分工給出了一個鮮活的概念。自斯密時代開始，隨著運輸和通訊成本的降低，生產流程的專業化分工不再局限于企業內部。從18世紀60年代到如今的200多年時間里，國際分工經歷了由產業間國際分工到產業內國際分工，再到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歷程，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也由完全制成品轉向半成品甚至是生產工序之間的交換。特別在20世紀末，伴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國際分工的深化，國際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新現象，即產品制造過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環節被分散到不同國家進行，從而形成了以工序、環節為對象的新型國際分工形態。Grossman等(2008)為此提出了工序貿易(trading tasks)的概念，是把生產過程看作一系列連續的工序(tasks)，發達國家可以把一部分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它通常表現為指跨國公司將價值鏈中的低端流程分包給國外的第三方公司，然后再通過貿易完成生產鏈工序的全過程，應該說它是處于內部化交易與市場化交易之間的一種商業關系。
近年來的文獻表明，工序貿易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標準國際貿易理論框架下推進。另一類是將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信息經濟學和跨國公司理論融入貿易理論的全球生產組織理論，在闡述國際貿易理論時，大都從微觀的角度，研究當代國際貿易主體跨國公司的投資選擇和貿易方式，包括跨國公司縱向一體化生產與外包投資方式選擇以及世界貿易模式的轉變等，并由此展開一系列有關貿易發展和包括產業轉移在內的經濟全球化問題的探討。
(一)生產國際化、分散化和貿易垂直化：規模經濟視角
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假定存在兩個具有相同消費者偏好和生產技術的國家，經濟體之間不可能產生國際貿易(只有勞動一種投入，從而排除了要素稟賦差異的可能)。但根據克魯格曼的報酬遞增模型，每個國家都可以從國際貿易中得到好處，并改進每個國家的福利水平。他對這個模型的一般化擴展也表明，“一個國家可以出口它具有較大國內市場份額的產品”這個觀點是有一定理論依據的。這一結論為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提供了簡潔而令人信服的證據。
而楊小凱(2001)等經濟學家從分工和專業化角度對新型的國際垂直分工與工序貿易形式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他沿著斯密“市場范圍限制分工”的觀點，將消費者和生產者合二為一，并用數學將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國際貿易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該理論認為，隨著市場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會不斷提高，較高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必須和較大的市場容量相適應，而國際貿易可以使得市場的容量有效擴大。因此，隨著國際間交易效率的提高，國際貿易就會自發形成。不僅如此，不斷拓寬的世界市場規模為分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國際貿易的規模也隨之不斷擴大。除了那些天然連續性的工序或者環節無法在空間上分割外，任何存在報酬遞增的工序都可能在全球范圍內被重新分布，從而出現了生產的國際化現象，即產品的中間投入品的生產實際上是在許多國家分工生產完成的。這就為解釋生產國際化、分散化、貿易垂直化的緣由和趨勢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
從跨國企業生產角度看，我們知道生產國際化和相關要素的跨國流動受邊際報酬高低的影響，它的本質是產業和產品在國際地理空間內分工的深化與特殊的區位優勢(如地理優勢、勞動力價格優勢、投資環境優勢、特定技術優勢、人力資本優勢等)相適應的結果。生產國際化的主要實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垂直型FDI的一體化形式，另一種是國際外包的不完全合約形式?？鐕緹o論采取哪種方式，本質上都是由市場規模擴大所引起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使不同的產品或生產工序在不同的區位進行專業化的生產。垂直型FDI跨國公司的相關生產定位于全球市場，這些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從母公司或其他第三方進口中間投入品，生產的中間產品或產成品除了滿足東道國消費需求外，還要出口到母國和其他第三方國家或地區，因此，這類投資有很強的貿易創造效應。而外包的貿易創造效應就更是顯而易見，所以，市場規模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最終決定了分工和貿易的模式。
(二)從福特主義到溫特爾主義：全球生產組織理論的回答
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生產發包主體的跨國公司面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顧客個性化要求的提高、企業競爭的加劇等一系列問題：使得強調垂直控制產業整體實物價值鏈的福特主義不能適應市場快速變化的要求。從跨國公司的產業組織結構和競爭模式的角度來看，福特主義屬于追求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的垂直型結構，從產品的設計、制造到銷售，以至售后服務，都是在同一個企業內部完成。這個過程中，雖然許多產品具有多節點的價值鏈，但企業都是以價值鏈的整體來競爭的，各價值節點對競爭結果影響不甚明顯，特別是各價值節點還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產業部門。因此，福特主義在全球生產外包活動中的典型代表依然是汽車工業。
而溫特爾主義(Wintelism)生產模式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局限，這種新型的國際生產模式在信息技術行業的全球化生產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根據定義，這種新型跨國生產體系是一個企業賴以進行的研發活動、產品設計、采購、加工、銷售以及各種支援活動所構成的關系網絡，這種網絡曾經是由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和由此發生的內部貿易帶動起來的，但現在更多的是依靠企業之間的協調，對于一個跨國企業而言，它的生產體系包括其子公司、分公司、
分包商、供應商、分銷渠道、合資公司以及其他各類的合作安排。以前所有這些組織活動或者經營活動都是在一體化的跨國公司內部完成，現在的跨國公司生產體系令資源相對匱乏的中小型企業也能像大型企業那樣進入全球化進程中。與傳統的福特主義跨國公司相比，新型跨國生產體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國界企業之間的非股權合作關系，使價值創造過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導企業之外完成，甚至整個企業的經營功能都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來實現，當然，由于主導企業控制著銷售渠道、市場標準，價值的實現依然會控制在主導企業手中。由此看出，不完全控制的企業生產組織形式，自然成為工序貿易存在的微觀基礎。
二、不完全合約與工序貿易的模式選擇
由于工序貿易理論興起不久，對工序貿易模式的研究還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代表性文獻主要集中在運用不完全合約理論解釋工序貿易的模式選擇方面。
不完全合約是跨國公司進行工序貿易的主路徑之一，以跨國公司所主導的貼牌生產(OEM)、許可經營等已經成為這種路徑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跨國公司的工序貿易模式離不開合約理論。代表性的合約理論包括經典的委托理論、交易費用經濟學以及不完全合約理論。不完全合約理論一般是指由格羅斯曼、哈特以及哈特、摩爾所建立的GHM分析框架。該理論認為交易費用尤其是專用性投資導致了合約的不完全性，其中專用性投資的可觀察但不可證實的特性是導致合約不完全的主要原因。
Grossman等(2002)、Antras(2003)和Helpman等(2003)把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約模型引入貿易理論，分析了跨國公司獲取中間投入品的所有權安排問題。一般而言，相對依賴性較大的企業，會較愿意維持合作關系，也較容易接受合作伙伴所提出的要求與改變。而相對所有權較為獨立的企業，會利用其優勢地位要求合作伙伴接受改變。但這些研究在分析外包的區位選擇時抽象了企業邊界問題，在分析國際生產的企業邊界時沒有考慮貿易成本和市場規模差異。胡國恒(2004)以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和不完全契約理論為基礎，分析了完全契約條件下的母國國內生產，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的國際生產，構建了一個兩階段國際生產的理論模型。該模型把縱向生產結構中的所有權和區位問題統一起來，分析全球經濟中貿易、投資和企業組織之間的關系，對國際生產體系的形成和演變機制予以完整的理論解釋。模型表明分工結構是決定國際產業布局變動的基本因素，貿易自由化、規模經濟和良好的契約環境是其重要的推動力量。
Feenstra(2004)、Hanson(2005)以加工企業的所有權和中間投入采購的歸屬為標準，將在中國大陸的跨國公司加工貿易模式分為四種，外方同時擁有所有權和采購權；中方擁有所有權，外方擁有采購權；外方擁有所有權，中方擁有采購權；中方同時擁有所有權和采購權。第一種生產模式的是外商獨資企業，第二、三種為中外合資企業，第四種為非外資企業。Feenstra(2004)、Hanson(2005)通過建立博弈模型來說明跨國公司對這些貿易模式的選擇。在完全合約下，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第一種模式，或者第四種模式。在不完全合約的條件下，跨國公司與加工企業將分治兩項權力，但最為常見的是，跨國公司擁有所有權，而東道國企業得到中間投入品的購買權。這種分析方法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合資企業生產貿易模式有較強的解釋力。
三、工序貿易的經濟效應
(一)工序貿易的經濟利益
盡管從表象上看，與傳統的國際貿易形式相比，工序貿易是一種更為細致和發達的國際貿易形態。然而，從理論上講，工序貿易并未超出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適用范圍，只要在傳統貿易理論框架內加入當代國際分工條件，仍然可以用于解釋產品不同工序間的國際分工。Grossman等(2008)構建了一個Trading Tasks模型，將交易成本變量和技術因素加入傳統國際分工理論框架，建立了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圖模型”和“拓展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從而將傳統分工理論拓展到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利益分析上。
工序貿易理論模型有兩個假設，一是假設現有技術水平下各潛在任務之間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假設部分加工貿易的運輸仍需要費用。他們將需要較低技術水平的任務定義為“L－tasks”，較高技術水平的任務定義為“H－tasks”。發包國的跨國公司可以生產x和Y兩種產品，其中x代表技術密集型產品，Y代表勞動密集型產品，對于不同任務所需的要素數量關系可以表示為：aHx／aLx>aHy／aLy，并且規模報酬不變。
用w和w代表國內與國外的低技術水平工人工資，這種外包的工資關系就可以表達為
w=βt(I)w (1)
在完全競爭市場，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應該不大于一單位這種商品的生產成本。一單位J產品的成本是四方面的總和，包括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國內(發包國)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任務外包給他國工人的工資、國內高技術任務中熟練工人的工資、其他生產要素的成本，表示為
pi≤wai(?)(1－I)+waLi(?)βt(i)di+saHi(?)+…，for j=x，y，
廠商選擇將生產任務外包給國內低水平勞動工人時，可能會支付較低的工資水平，但也可能面l臨著較高運輸費用的問題。將(1)式代人，可得
pi≤wdLj(?)Ω(I)+saHj(?)+…for j=x，y
國內(發包國)要素市場，x、y代表著兩個產業的產出，當市場上低技能勞動力出清時，每個廠商在國內完成L／1－I的任務。
那么對于低技能工人和熟練技術工人，就可以推出
aLx(?)x+aLy(?)y=L／1－I
aHx(?)x+aHy(?)y=H
通過以上幾個基本等式，Grossman等(2006，2008)將任務外包的低成本效應分解為：(1)生產效率效應，相當于勞動所增加的效率提高，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2)相對價格效應，就是說外包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相對價格下降，從SS定理可知，低技能工人的工資也會下降；(3)勞動力供給效應，外包相當于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勞動供給，他們被吸引到產業生產中去，盡管有可能減少他們的工資。這個模型第一次較為系統的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離岸外包的現象。在同一文獻所做的實證分析證明了上述效應的存在。
(二)工序貿易對工資水平的影響
發達國家的學者站在發包國的立場，更關注由工序貿易所改變的全球勞動力供求關系對發達國家工人失業率和工資水平的影響。Grosman等(2008)的研究發現，在關于外包的討論中，不僅應該考慮新增海外工人對全球勞動力供應和發達國家總體福利的影響，還應考慮外包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另外兩種經濟效應。首先，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結果
造成勞動密集型商品價格下降，受全球新勞動力市場影響最大的發達國家低技能工人工資面臨下行壓力。第二個效應是生產率方面的：任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轉移會降低企業成本，尤其是在更依賴于低技能工人的行業。那么，這些行業就會產生擴張的動機，低技能員工也會找到生產率和薪資更高的新工作。這兩位經濟學家估計，生產率效應主導著勞動力供給效應。也就是說，某些產業的轉出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薪資水平，實際上還抵消了中國和印度等大型新興經濟體融入全球經濟帶來的一些薪資降低效應。即便更高技能的工作任務成為貿易候選品，這些正面效應仍可能會存在。對于各級技能水平的美國員工而言，外包的性質類似于提高生產率和薪資水平的科技進步。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在工序貿易中得到提高。一是就業擴大所引起的收入提高效應。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目前的基礎是勞動力豐富這個比較優勢。因此，當中國處在為全世界生產勞動密集型的工序時，全世界的就業機會就或多或少轉移到中國來，即使工資沒有上漲，由于擴大了全社會的就業面，本身就會帶來整體勞動者群體收入的提高。二是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工資增長效應。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生產任務，比發展中國家原有的產業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勞動力，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生產任務中高技能勞動力密集度也比以前高了，這也相對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了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工資。另外，中國在參與國際分工時，本身也會帶動勞動力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轉移，產生一種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實際上也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一旦生產率得到了提高，一方面通過產品價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費，擴大國內需求，從而通過乘數效應增加就業，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具有了增加工資的物質條件，如果其他條件具備的話，工資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四、結論與前瞻
較之傳統貿易理論，工序貿易理論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征。第一，研究對象和前提假定不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在研究國際分工與貿易的起因和模式時，均以最終產品作為研究的對象，而有關工序貿易的研究文獻將研究視野由產品層面拓展到了工序層面。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基礎上的新貿易理論被用于國際垂直生產的分析時，同樣將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等因素擴展到各個生產工序來考慮。這種調整使得貿易理論更貼近于現實，但也使該理論模型更加復雜化。第二，分工基礎不同。傳統理論認為，決定國際分工的根本因素是國家間要素稟賦差異；而工序貿易理論認為，無論兩個國家的稟賦差異如何，決定兩個國家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同時，科技進步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和貿易提供了可能，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政策也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細化。第三，貿易的利益不同。建立在差別稟賦基礎上的傳統貿易模式是產品層面的貿易，其利益來源主要是各方現有差別優勢的充分實現。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基礎上的工序貿易模式是工序層面的貿易，其利益來源主要是規模經濟在各個工序環節的充分實現和產品消費市場的擴大。此外，對于貿易經濟效應的分析也更加微觀化，主要集中在對參與國總體國民福利與國內收入分配的影響、對國際間技術擴散的影響以及對世界貿易增長的影響等方面。從研究結論看，工序貿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其他幾方面的經濟效應分析均得到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在一般情況下工序貿易對參與國貿易利益、國際技術擴散與世界貿易增長有積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