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經濟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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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第1篇
“印星-4D”通信衛星
印度通信衛星發射的成功率極高。1982年4月10日,印度第一顆通信衛星“Insat-1A”號發射,到現在已發射21顆,只有2006年7月10日發射的“Insat-4C”號衛星失敗。目前,還有11顆通信衛星在軌運行。
2011年內,印度還有5顆以上通信衛星即將發射,計劃在第11個五年計劃內將轉發器數量提高到500臺。印度通信衛星C頻段的轉發器分為普通轉發器和擴展型轉發器。轉發器頻段有C頻段、Ku頻段、S頻段、C/S頻段、S/C頻段。印度是較早開展MSS移動衛星業務的國家。“印星”系統的總體協調和管理由印星協調委員會負責。
“印星”通信衛星
2010年10月,印度將在薩迪什?達萬航天中心發射“GSLV-MK1”運載火箭,搭載“印星-4D”衛星升空。“印星-4D”是印度第4代通信衛星,又名為“GSat-5”。它的發射重量2250千克,裝載了440型液體火箭發動機,設計壽命12年。
“印星-4D”通信衛星采用“I-2K”衛星平臺,是一顆全C頻段衛星。衛星攜帶12臺C頻段和6臺增強C頻段轉發器。“印星-4D”將定位于東經82°。衛星共裝載18臺轉發器,容量為11 Giga Bits。12個轉發器將運行在普通的C頻段上,可對亞洲、非洲和東歐進行寬波束覆蓋,也可提供區域覆蓋,最小EIRP為35dBw。6臺擴展轉發器運行在C頻段,覆蓋范圍為整個印度,EIRP為41dBw。印度已將有效載荷進行配置, 轉發器增加了一個南極洲波束,并有計劃采用L頻段。寬波束將覆蓋亞洲,包括中國。
現在,全球通信衛星擁有6000多臺轉發器。目前,印度通信衛星的在軌使用的轉發器已經達到210多臺。印度空間研究組織計劃在第11個5年計劃,即2012年3月將印度通信衛星的轉發器達到500臺。如果“印星-4D”等衛星都發射成功,2010年可達到250臺以上,2011年達到300臺以上。特別是“GSat-11”衛星裝載了40臺Ka/Ku轉發器,強大的轉發能力相當于多達220臺普通轉發器。
榮耀與風險同在
目前,印度薩迪什?達萬航天中心已經做好發射前的最后準備。“地球同步衛星”運載火箭(GSLV)即將進入倒計時。“地球同步衛星”是印度研制的重型系列運載火箭。印度的同步火箭現在有3種型號,發射不同高度的航天器:“GSLV-Mk1”、“GSLV-Mk2”、“GSLV-Mk3”。“GSLV”運載火箭屬3級火箭,長49米,直徑2.8米,4枚助推火箭直徑各2米,重量402噸,最大特點是不尋常的級別,不同類型的組合。
印度的“GSLV -Mk1”火箭采用俄羅斯“KVD-1M”型低溫發動機。“KVD-1M”型低溫發動機最初是俄羅斯“質子”號運載火箭研制一種低溫發動機。液氫液氧燃料,燃燒時間720秒推力69千牛,比沖460秒。
榮耀與風險同在。從2001年4月20日起,“GSLV”系列運載火箭共進行過5次“GSLV-Mk1”運載火箭的發射,2次成功,2次失敗,1次部分成功。“GSLV-Mk2”首次發射就遭遇失敗。2010年4月15日,“GSLV-Mk2”運載火箭從印度薩迪什?達萬航天中心發射,準備將“GSat-4”送入靜止軌道。印度空間研究組織飛控中心報告:火箭運行正常。大約5分鐘,第二級火箭的箭載計算機按飛行時序準確分離。印度制造、首次發射的第三級“Mk-2”型低溫火箭按時點火。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第2篇
【關鍵詞】海外利益 威脅 保護措施
一、引言
在“走出去”戰略指引下，我國政府、企業等對外投資與海外貿易逐漸增加，我國海外利益也持續拓展，重要性在增強。在當前國際局勢動蕩因素增加情況下，中國海外利益現狀如何、目前面臨的潛在和現實威脅有哪些、如何保護海外利益等問題備受關注。
二、中國海外利益現狀
“海外利益”實際上是“境外的國家利益”，屬于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一國的海外利益主要包括：海外公民僑民的人身及財產安全；國家在境外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利益、駐外機構及駐外公司企業的安全；對外交通運輸線及運輸工具安全等。中國的海外利益，即在中國領土之外的中國國家利益。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海外利益主要體現在資產利益、人身利益、海外市場拓展和重要物資和能源的獲取與運輸等四個方面。
（一）資產利益
伴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和企業實力不斷增強，響應中國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戰略，近年來我國海外經濟利益持續拓展。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截至2009年底，1.2萬家中國境內投資者已在境外設立1.3萬家企業，遍布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海外直接和間接投資形成的資產總量已超過2萬億美元(不含銀行貸款債權)。中國對外投資領域己由原來航運和餐飲為主拓寬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農業合作和研究開發等領域，對外投資的形式已經從生產性投資為主逐步發展到境外上市、股權置換、跨國并購等國際通行的跨國投資方式。
（二）人身利益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對外人員流動頻繁、民間交往日益增多，中國公民出境求學、務工、經商、投資、旅游的人數逐年增加。據統計，1978年，中國公民出境僅為20萬人次左右，而2008年中國公民出境達4000萬人次，增長了200倍。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有華僑華人3300多萬人以上，分布在150多個國家。其中，海外中國工人的數量已從2005年的350萬人增至今天的550萬人。
（三）海外商品市場拓展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根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0年我國對外商品出口額達到了1.5萬億美元，是1978年出口額的72倍，商品出口至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四）重要物資和能源的獲取與海上運輸
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轉型經濟體，在資源的密集投入、工業化以及高速經濟增長的互動發展過程中，對石油、鐵礦石等基礎性資源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1993年中國首度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對外依存度為7.5%，近年來保持了較快增速，2009年，中國石油需求4.08億噸，進口依存度達到53.5%。中國對外鐵礦石依存也度愈加高漲，從2002年的44%增至2010年的60%。因此，能否順利獲取到所需海外重要物資和能源，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而我國進出口這些重要物資和能源等貨物運輸總量的90%都是利用海上運輸進行的。 面對中國對重要物資和能源獲取的需求不斷上升趨勢，切實維護臺灣海峽、中國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阿拉伯海等海上生命線的通道安全，直接關系中國崛起之路是否通暢。
三、中國海外利益面臨的主要威脅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海外資產、人身、能源等海外利益的日益增多，我國海外利益受威脅的程度也越來越大。從目前情況看，我國海外利益面臨的主要威脅有：
（一）投資面臨雙重風險
一方面，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被設限，頻頻遭遇摻雜政治因素的“審查壁壘。”中海油、華為、鞍鋼等國內著名大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都遭遇了以“國家安全”為名的投資審查。國際知名金融數據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企業跨境收購的失敗率為全球最高，達到11%。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公司2010年從事海外收購的失敗率僅為2%和1%。
另一方面，海外投資收益遭受巨大損失。由于信息不對稱、海外管理人員不適應跨國經營、對金融風險估計不足等原因，中國海外投資收益損失慘重。平安并購富通集團8個月凈虧157億元、TCL并購湯姆遜3年凈虧40億元、國家開發銀行對英國巴克萊銀行30億美元的注資已蒸發一半以上、中司向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團投資同樣大幅縮水、工行購買南非標準銀行的賬面價值也因信貸危機蒸發了大約23%。
（二）海外華人的安全威脅
由于恐怖襲擊、商務矛盾和勞務糾紛、刑事犯罪、國家或地區局勢動蕩等原因，1998年以來，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蘇丹等國，針對中國人員與機構的襲擊、綁架等事件屢屢發生，海外中國公民屢遭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威脅。
（三）頻繁遭遇出口貿易摩擦
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貿易摩擦也呈多發趨勢。自2008年11月以來，中國共遭受超過100項的貿易保護主義壁壘，占同期世界各國各地區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三分之一強，名列世界第一。2009年1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了79起貿易經濟調查，案值約100.3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2%和121.2%。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遭遇困局。
（四）重要物資和能源及海上運輸通道安全面臨威脅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第3篇
扼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間的航運要道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世界上最大的貨柜轉口港中心，處理了大約世界五分之一的貨柜轉運吞吐量，以及全球6%的貨柜吞吐量。新加坡有“世界利用率最高的港口”之稱，平均每12分鐘就有一艘船舶進出。一年之內相當于世界現有貨船都在新加坡停泊了一次。得益于世界貿易中心向亞太地區的轉移，新加坡港已經成為挑戰倫敦成為主導國際航運業發展的航運中心城市。
作為歐美之間聯系門戶的紐約港，20世紀60、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紐約港航運業發展的鼎盛時期。1983年貨物吞吐量達1.49億噸，曾居世界第三位。隨著世界和美國經濟發展重心的區域向亞太和美國太平洋和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轉移，洛杉磯港、長灘、新奧爾良港的興起分流了貨物吞吐量，但憑借美國第三大港、全球金融中心和綜合配套，紐約仍然被公認為世界最大的航運中心城市之一。
鹿特丹是歐洲最大的港口，它是遠洋貨物進出歐洲的大門。1980年曾為世界最大的集裝箱港口，但是1990年起，隨著亞洲港口的興起，其吞吐量排名不斷下滑，至2010年排世界第10位。鹿特丹是名不虛傳的航運中心城市，在鹿特丹貨物的發運可以同時選擇海輪、河輪、火車、汽車和飛機。萊茵河和馬斯河（運河）是內陸水運的主要通道，馬斯河口的歐洲港和位于北海的馬斯弗拉克特港也屬于鹿特丹港的范圍。聯合利華和世界上最大鋼鐵廠米塔爾鋼鐵公司就在鹿特丹。鹿特丹有荷蘭最高的建筑，高151米。這里也是世界知名建筑學院和建筑設計師事務所的集聚地。
偉大的城市都有一條偉大的河，流經中歐多個國家的易北河也可說是漢堡市的母親河。孕育了像勃拉姆斯這樣的音樂巨匠的漢堡，其城市建筑和設計亦注重美感。得益于德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漢堡港在歐洲的地位穩步提高。與東京、上海、洛杉磯等航運中心城市相比，德國漢堡的人口數量較少，且因為歐洲銀行業發達的城市很多，所以漢堡這樣的海港城市大多只是航運中心城市而沒能成為金融航運雙中心城市。漢堡港的自動化水平很較高，與倉儲的自動化配套和對低碳環保的追求使得漢堡港與鹿特丹一樣被列為第四代航運中心的代表城市之一。
日本東京也是世界公認的航運金融雙中心城市之一。二戰后，東京灣西岸東京和橫濱之間發展成為京濱工業地帶。這個工業區更沿岸向東、北擴展，成為京葉工業地域，是日本發展加工貿易的心臟地帶。東京灣系列港區的最大特點就是港口離工業園區非常近，可以形成即時產出即時裝運出口的優勢。由于島國的土地寸土寸金，所以東京灣一線的商務辦公區皆高樓林立，房產租金和價格皆非常貴，東京至今仍然是全球生活水平和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
倫敦港是英國最大的海港，始建于公元前43年。倫敦歷史上就是一個海運昌盛的地方，19世紀以來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國際貿易、金融中心。雖然在今天從港口看，倫敦已無全球級的功能和條件，但仍以其交易市場、保險服務、航運信息服務、海事服務、海事研究與交流、海事監管等功能，保持著全球級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目前世界20%的船級管理機構常駐倫敦，世界50%的油輪租船業務、40%的散貨船業務、18%的船舶融資規模和20%的航運保險總額，都在倫敦進行。全球有1750多家從事航運事務的公司與機構在倫敦設有辦事處。其中，僅航運服務業每年創造的價值就達20億英鎊。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第4篇
“一帶一路”是一種精神、兩大支柱。一種精神就是絲路精神，是互利共贏、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理念。兩大支柱就是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這是原絲綢之路的兩大功能。我們要提升自己的軟實力，這是以前我們單方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或者經貿合作所不同的地方，也是未來“一帶一路”建設非常重要的方面。
從經濟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提出確實有非常深刻的經濟背景，就是我們國家進入新常態。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進出口國，另外我們連續23年成為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大的國家，去年我們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持平，未來我們中國要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發展確實到了一個瓶頸，怎么通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為我們創造更多的機遇，實施主動的開放戰略，是我們現在要破解的難題，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考慮的問題。“一帶一路”就為這種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機和機遇。
一、“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空間巨大
我們國家跟歐盟，還有美國對外貿易、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在2013年的時候，大概是1萬多億美元，相當于我們貨物貿易四分之一強，我們跟“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額也是1萬多億美元。但是“一帶一路”國家基本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處在工業化進程的初期和中期，從我們國家走過的發展道路，我們有一個體會，處在這個發展階段的國家它的經濟發展空間是非常巨大的，這樣的話，我們跟發展中國家合作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出一個預測，就是到2030年以至未來更長的時間，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會逐漸上升，而發達國家的比重會逐漸下降。世界貿易組織也做出過相應的預測，就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比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比重也在上升，發達國家比重會逐漸下降，這為我們拓展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開展經貿合作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
另外，我們國家在經過工業化發展之后，目前在加工制造業方面確實在世界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們有700多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首位，現在還有巨額的外匯儲備，這樣為我們進一步加強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實施走出去戰略奠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一帶一路”戰略它是一個全方位開放的新的發展戰略，這個全方位開放跟我們以前30年開放有不同的地方，不同主要在三個方面：一個是開放的對象上，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并重，如果說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基本是一只眼睛盯著發達國家，就是引資、引智、引技術“多引”的方式。現在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我們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并重，要兩眼看世界。另外在區域上就是東西互動、陸海聯動，既要有東部的對外開放，也要有中西部的對外開放。此外在開放的方式上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這么一種新的格局。
二、“一帶一路”戰略的總體框架
2015年3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地闡述了中方未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框架、重點領域、合作方式、開放格局和合作機制。概括地講，推進絲路主要是要推動建立兩大網絡和五大通道。
兩大網絡第一個是要構造安全高效的陸海空通道網絡，互聯互通達到新的水平。第二大網絡就是要構建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五大通道是在帶上三條、海上兩條。帶上三條就是紅色跟黃色的這三條，第一條就是從中國，經中亞、俄羅斯到歐洲波羅的海。第二條就是中國經過中亞、西亞到波斯灣、地中海。第三條就是中國到東南亞、南亞和印度洋。這是地上的三條。海上的兩條，一條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就是最長的藍色這條通道。第二條是從中國的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這個顯示我們國家在帶和路，未來國內來呼應兩大網絡和五條通道的路線圖。
主席在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時候，提出“點線面”相結合的思路，這個思路在這個框架中得到了明確的闡述。其中點闡述的是沿線與中心城市、海上的重點港口；線指的就是經濟走廊和大通道，包括西亞歐大陸橋、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國際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國際運輸大通道；而面指的是重點經貿產業園區。
我在研究“一帶一路”過程中，一直對沿線國家、沿線城市這種表述是有保留意見，因為絲綢之路三條線古代是不確定的，因為在沙漠地帶是流動的，再加上連年戰爭，所以有不確定性。我們現在確定沿線的時候，就有一個爭議，誰在線上、誰不在線上？兩個月前，白俄羅斯經濟一體化局局長跟我講，你們中國一家企業拿了一個地圖給我看，絲綢之路沿線上面沒有白俄羅斯。他說，我當時就覺得非常詫異，是不是我們不能參加“一帶一路”建設。我說不存在這個概念，所有帶跟路上的國家，甚至不是帶和路上的國家都可以參加，只要你有意愿，都是可以的。另外關于它的范圍上，我也有保留意見，我認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應該包括拉美，整個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們的平臺，就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納斯比特提出的南環經濟帶，實際就是我們“一帶一路”的總體框架。
三、“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內容
框架中闡述的一個亮點給我印象比較深，我們國家將對外開放國際經濟合作與國內開放布局融為一體，這是以前不一樣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的包容跟開放性
我們有18個省市是列入我們參加“一帶～路”對外開放的布局之中，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想跟我們“一帶一路”對接，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契合點。另外，對我們整個開放理念提出了國內外相通，要打通過去那種隔閡，所以我覺得它是一種全新的開放的模式。當然在開放格局中，有些省市沒有列入，其中包括江蘇省，在這個版圖里面沒有它的定位。實際這個不重要，真正參加“一帶一路”建設的時候，并不取決于國家怎么給你定位，而在于你自身的競爭力跟你自己的開放性。舉一個例子，就是重慶，重慶市跟大陸橋沒有任何關系，但是重慶市通過與西歐這條通道，把自己從西南地區一個封閉的城市變成了第三條亞歐大陸橋的起點，這種創新性確實給我們很多啟示，所以核心的競爭力還是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最主要的一個方面。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泛區域經濟合作，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么一種模式，國際上是沒有這種先例的，60多個國家搞一個大區域平臺，它的特點是，它不是門檻，不是標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合作方式，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找到適合你合作的一種模式和范式。對于我們國家來講，“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就是走出去，對外投資。在這個合作框架與白皮書中，對投資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集中在兩大方面，強調了我們開展對外投資的法律保護，就是要簽署投保協定和避免雙重支出協定，闡述了對外投資的領域，還有新興產業合作，加工制造業對外投資，也就是產能合作。
在農林牧漁業合作領域重點推動這幾個方向，一個就是農機和農產品生產加工，要搞這個領域的深度合作；還要積極推進海水養殖、遠洋漁業、水產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藥、海洋工程技術，以及環保產業和海上旅游等。
（二）我國對能源資源勘探開發與加工進入新階段
截止到目前為止已經進入第三階段，第一階段在1999年我們推動的境外加工貿易，當時因為國內服裝制造，還有我們家電出現產能過剩，當時搞境外加工，一些企業到境外設點進行產品組裝，有的是進行服裝加工，爭取配額對歐洲出口。經過五六年以后，根據我們國家整個工業化進程發展的需要，我們搞了大規模境外資源開發，包括石油、天然氣、各種礦產資源開發，在經歷過工業化中期之后，隨著進程的推進，裝備工業快速發展，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第三大階段，就是裝備上業走出去。
但是，我們目前對外投資肯定不能脫離我們歷史的發展，所以我們在原來前期的國務院鼓勵對外投資的基礎上，應該進一步加強能源的深加工，就是對資源勘探開發的深加工。所以在這個框架里面提出來要加大煤炭、油氣、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積極推動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合作，推進農業資源就地、就近加工轉化合作，形成農業資源合作上下游一體化產業鏈，還要加強農業資源深加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的合作。我們要通過對外投資，通過進一步深化對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和深加工的轉化合作，也才會進一步推動我國裝備工業。
（三）積極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國際產能合作
在“一帶一路”上，有些發達的經濟體在先進的技術方面可以與中方進行合作，打造第三方市場；同時，沿線國家也需要加強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還有建立創業投資合作機制。現在我國政府極力推動的國際產能合作，就是加工制造業合作，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和工業園產業鏈協同發展，鼓勵建立研發、生產、營銷體系，提升區域產業配套能力和綜合競爭力，鼓勵建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等產業園區，促進產業集群發展。對于國際產能合作，現在中央給予了特別大的關注，提出要抓住和對接當地的需求，堅持創新合作模式，堅持市場導向和商業運作原則，更加注重質最信用品牌服務提升，更加注重裝備、標準、技術管理，更加注重自身發展與造福當地并重，推動形成優進優出格局，促進新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對“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產能合作，國務院提出以市場為導向，以項目為載體，以創新為動力，將企業的優勢與國外的需求相結合，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拓展發展新空間，打造增長新動力。還提出要積極創新方式方法，采取靈活的貿易投資園區建設、技術合作與多種方式，提高對外合作水平，加強有效協同，探索聯合出海．形成走出去合力，要強化風險防控，確保穩健經營和資產安全，要狠抓產品質量品牌建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樹立央企美好形象，加快培養和引進國際化人才，夯實走出去的人才基礎。
（四）創造新的合作機制防范投融資風險
除了要搭建一些國際金融合作平臺，包括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銀行，還特別強調要建立區域金融風險監控體系，因為“一帶一路”國家畢竟是發展中國家居多，所以投資風險還是很高的，在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在這個方面，我們中方的經驗是不足的，所以要吸收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防范方面一些經驗，打造一個新的合作平臺。
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需要做出很多創新，因為從國際經濟合作來講，南南合作成功的范例不是特別多，尤其在涵蓋這么廣的區域，推動不同國家之間對外投資需要有很多新的理念，簡單把國內的一些成功的經驗搬到國外去是不適應的，而且會造成一定的損失。我們要有積極的態度，同時必須有一些創新的合作模式，比如我們需要在融資模式、在風險防控和監管模式、在利用大數據和互聯網+的模式方面，進一步探索和創造新的合作機制。這里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重慶打造渝新歐合作運輸班列，這條通道原來是有的，但是不通，后來重慶市政府就采用一種股份化的模式，把重慶的鐵路公司和哈薩克斯坦鐵路搞在一起，建立一個合資企業，實行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這樣在利益綁在一起的情況下，條件是，貨柜一旦封裝之后，到對方國家不要拆檢，只辦理簡單的轉運手續，直接就走，然后經過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最后到達目的地德國杜邦斯堡，這幾個國家都同意這種合作方式。通過這種模式，就把原來不暢的通道，12天走完的這條路開辟成了第三條歐亞大陸橋。
還有寧波市，寧波不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也不是起點，但寧波市政府正在跟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港口城市打造港口聯盟，各個港口要在彼此之間合作中提供便利，另外還在探討除了運輸以外的其他更深層次的服務合作，它都體現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各個地方都在發揮自己的創造能力，去創造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實際上以城市作為點，這個確實需要我們提供很多的想象空間。
實際上我們國內各個省區，包括各個城市建立了很多跟國外很多國家、很多城市建立了友好省州、友好省市、友好城市，包括姐妹城市、兄弟城市這種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更多是停留在一種政治層面，彼此派個團訪問完了以后簽個備忘錄就完了，沒有下一步。所以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我們怎么把政治資源轉化成經貿合作資源，充分利用友好省市、友好城市之間的經濟合作潛力創造新的合作模式，是需要我們深入挖掘和考慮的問題。
我們國家正處在對外投資的起步階段，大型跨國公司比較少，跨國經驗不足，人才比較短缺，這都對我們未來對外投資構成了很大的制約，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對外投資的收益逆差將近600億美元，比2012年擴大70%。中國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課題組做了一個測算，說2005年到2012年，我們國家對外投資收益率均值是3. 3%，而同期我們國家吸收外資在中國獲得的收益率平均是22%，這個差異非常巨大，顯示了我們企業在對外投資和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包括前期開拓的能力上面，確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所以在這方面確實有很大需要提升的空間。
四、“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的風險
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確實有很多機遇，但是風險也需要考慮，風險可能來白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安全風險。尤其是歐亞大陸，歐亞大陸幾乎就是火藥庫，它的安全隱患非常多，阿富汗是一個，完了就是烏克蘭，完了以后就是也門，下一步美國要策反，可能在吉爾吉斯斯坦要出現，不斷存在安全隱患。還包括非傳統安全因素，包括走私販毒、恐怖行動，所以都對我們對外投資構成比較大的威脅。今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亞信峰會上專門淡如何構建亞洲的安全體系。我們不能因為存在這些安全隱患就不合作，但是在合作過程中怎么打造多邊的安全機制，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需要政府來做的事情。
第二方面，就是投資風險。這個在今年的2015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里面，對全球185個國家做了一個測算，其中“一帶一路”國家大部分位在100名以后，它們的經營環境風險還是比較高的。中圍本土的主權評級機構大公國際了一個報告說，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的逆轉、利率上調壓力和全球總需求的持續放緩，他們主權信用風險在加大。所以在這些國家的投資風險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盡管經濟發展的波動性大、風險大，但發展的潛力和提升空間也是很大的，關鍵是要搞好投資風險評估，堅持優勢互補，實現合作共贏，走共同發展的道路。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第5篇
一、中國外儲劇增的結構根源和制度成因
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為何在10年前開始迅猛激增？這其中既有新興經濟體中普遍具有的“國際收支失衡論”、“全球儲蓄過剩論”、“全球流動性過剩論”、“全球分工論”等成因，而中國自身的結構，尤其是制度成因更加重要。
“雙順差”是外匯儲備來源的主渠道。出口驅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出口創匯對外儲增長貢獻巨大。特別是2007年之后，我國年度貿易順差平均增長2342億美元，與此相匹配，我國外匯儲備完成了從1萬億到2萬億再到3萬億美元的飛躍。資料顯示，2000～2010年，我國的加工貿易順差共占外匯儲備增量的66.1%，同時共占同期經常項目順差的87.4%。而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加快，國際資本涌入導致資本項下順差而來儲備增加大有超過貿易項下的趨勢。2010年，剔除匯率、資產價格等估值因素影響，我國新增國際儲備資產4717億美元，較2009年新增額擴大18%，其中外匯儲備增加4696億美元；資本項下順差226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5%，高于貿易項下17%的增長率。
自愿結匯障礙加速官方儲備過度積累。1994年我國實行了外匯體制改革，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代之以銀行的結售匯制。近年來，雖然管理當局已經允許外貿企業開設外匯賬戶，留存部分外匯，企業可以留存外匯的比例也不斷增高，但企業實際持有的外匯份額遠遠低于允許留存的限額。但依然存在著眾多制約自愿結售匯的制度障礙和現實約束：比如資金流出受到相對嚴格管制、居民可以選擇的外匯投資品種和工具極為有限，特別是人民幣持續升值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自我強化，使得持有人民幣的收益遠高于持有外幣的收益，這種情況下，企業和個人往往將外匯資金視為燙手山芋，一旦取得外匯資金就迅速結匯，加快了儲備的積累。
此外，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導致大量外匯流向央行。截至今年二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較2005年匯改以來累計升值25.67%，由于人民幣單邊升值持續時間長，而且一直按照這種預期持續升值，引發了更多的資本流入，并提高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升值預期與資本流入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強化的機制，進一步推升了外匯儲備的規模。
二、中國外儲資產風險與美國債務風險同步上升
美國債務危機將中國外儲置于完全的風險敞口之中，中國將不得不承受美元長期貶值和真實購買力下降帶來的巨大損失。作為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投資對象，中國持有美國債券規模在過去十年中經歷了爆炸性增長，年均增長率達36.8%。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規模由2000年3月的714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6月的11655億美元，占外國投資者持有總量的比例也由2000年3月的8%升至今年6月的25.9%（6月外國債權人持有美國國債達4.4992萬億美元），持有美債規模占外儲資產比重達到36%以上。
外儲管理的目標不僅僅是流動性、收益性、安全性更要著眼于真實的購買力。如果我們按照美元名義有效匯率、美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及國際黃金價格來計算，2002－2010年因美元相對于他國貨幣、實物商品及黃金貶值而使我國年均損失率分別為2.34%、4.15%和14.9%，累計損失額的美元值分別為644.63億、2612.29億和8476.48億，因此外匯儲備資產的損失非常大，中國外儲的真實購買力嚴重受損。
可以預期的是，隨著美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和低增長――高債務的困境，美國將會采取更多的債務轉嫁或債務削減的方式，保持長期超低利率、美元貶值以及QE3幾乎已成定局，中國巨額外儲資產風險也將隨著美國債務風險長期化、債務貨幣化而同步上升。
三、推進新一輪外儲管理改革的對策建議
當前，巨額外儲面臨的內外困境讓中國全面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改革的重心在于“把住增量，用好存量、科學管理、優化配置”，真正讓3萬億外儲在推動中國經濟轉型與全球經濟失衡中發揮戰略性推動作用。
從根本而言，長期趨勢中人民幣強于美元和歐元這兩種最主要的幣種，這就意味著以“強幣”換取“弱幣”，并試圖在長期中使這些“弱幣”資產保值增值是不可能的。因此，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并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才是有效降低資產貨幣錯配風險，提升債權國地位的解困之道。而與此同時，轉變外儲管理和經濟發展模式也迫在眉睫。
1、運用外儲積極推動實施企業“走出去”戰略
如何扭轉這種利益分配失衡的途徑就是轉變中國對外金融的資產負債結構，加快實施外儲支持“走出去”戰略。筆者認為，除了被當前人們所關注的資源、能源領域，外儲可以考慮向以下領域傾斜：
一是支持戰略新興產業“走出去”。根據筆者的測算，目前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只占中國GDP的3%，到2020年，這些產業占GDP的比例將提高到15%左右。要實現這個目標，這些領域的企業就需要拓展海外市場，取得全球的資源整合和市場的開拓。
二是支持中國農業“走出去”。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牢牢掌握糧食安全的主動權，生產技術以促進糧食增產的同時，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產等自然資源，建立穩定、可靠的境外農產品供應基地。未來，全球糧價上漲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應該可把具有良好的市場、政策、自然條件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俄羅斯以及擁有豐富漁業資源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島國作為重點區域，外儲要在這方面重點支持。
三是支持民營企業“走出去”。當前，在以資源收購為主的情況下，“走出去”兼并收購的主體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居少。從發展趨勢看，要發揮民營企業的體制優勢，鼓勵民營企業在其他產業上積極“走出去”。未來五年，隨著我國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政策效果的逐漸顯現，民營企業的規模和整體競爭力將明顯提高，具備了參與國際競爭的實力，預計未來我國的民營資本對外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將明顯提高。還可以參照國外經驗設立特別金融機構或建立特別基金，幫助民營企業實現海外融資的便利性。
四是支持設立海外研發基地。中國要成為自主創新型國家，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是必然的選擇，利用外儲支持建立海外研發中心，利用海外研發資源，使研發國際化，取得先進水平的自主知識產權，進而提高中國技術體系的創新能力，為跨越產業低端徘徊奠定基礎。
2、改變外儲困局亟待各類新基金起航
到底應該由誰來管理外儲這么巨大的國家財富？無外乎有三種方式，集中理財、分散理財和代客理財。以往中國外儲管理更多的是采取集中理財的方式，而今后應該加大分散理財以及專業機構的代客理財規模，促進管理主體的多元化。
首先，為了避免外匯盈余繼續轉化為基礎貨幣量的上升，可考慮參考國際經驗成立外匯平準基金。當前情況下，將一部分外匯儲備拿出來成立外匯平準基金，更具有可操作性。外匯平準基金是指各國用來干預外匯市場的儲備基金，一般由黃金、外匯和本國貨幣構成。在具體操作中，由政府撥出一定的本幣和外幣基金設立外匯平準基金賬戶，由財政部控制，中央銀行作為該賬戶的人對賬戶進行管理。當外匯匯率上升，超出政府限額的目標區間時，就可在市場上拋出儲備購入本幣緩和外幣升值；反之，當本幣升值過快時，就可在市場上購入儲備放出本幣增加本幣供給，抑制本幣升值，這是解決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掣肘的長效機制。
其次，要壯大財富基金。財富基金的形式能使債權人的身份轉變成資產所有者。財富基金的投資期限較大，側重長期性、戰略性投資，有利于推動各類資產交易規模和流動性，
加快全球資產分配格局的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可考慮外儲進一步向中投等財富基金注資，提升在全球資源購并、產業購并和技術購并中的話語權，將外儲實力轉化金融實力。
3、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與新興市場形成新的金融循環
中國最終要擺脫“美元陷阱”，就必須要減少美元資產和美國債券投資，而轉向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股權投資和產業投資，這不僅會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全球資本循環模式，也必將切實扭轉全球財富失衡的局面：一是積極建立新興經濟體內的貨幣結算制度，積極推動各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允許國家間貨幣作為結算和投資貨幣，允許對方貨幣在境內結匯為本幣，尤其是允許對方的機構在境內開設本幣賬戶。二是允許貿易項下的貨幣的相互投資，在貿易項下的資金流動開放以后，可以相互允許各自的企業到對方國家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共同建立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三是推動新興經濟體國家間的匯率協商及聯動機制,降低美元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鼓勵實行與人民幣掛鉤的匯率機制，加快去美元化進程。
4、實施全面經濟改革推動中國經濟內外均衡
中國需要加快全方位的經濟結構改革，只有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從過度依賴外需轉向培育強大的內需，實現貿易平衡，才能從根本上減少外匯儲備的過快積累，這不僅會提高中國經濟的質量和韌性，也有利于全球再平衡下降低財富管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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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銀監會：支持商圈融資意見
商務部、銀監會日前關于支持商圈融資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通過推廣適合商圈特點的融資模式，建立商圈與金融機構的合作機制等措施，發展商圈融資，緩解中小商貿企業融資困難。
意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商品交易市場、商業街區、物流園區、電子商務平臺等為主要形式的商圈發展迅速，已成為我國中小商貿服務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載體。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現有億元以上交易額的商品交易市場達4500多個，100億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場達70多個，已建、在建和規劃中的物流園區近600個，規模以上電子商務平臺約2.3萬家。但是，由于商圈內多數商貿經營主體屬中小企業，抵押物少、信用記錄不健全，融資難問題較為突出，亟須探索適應中小商貿服務企業特點的融資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