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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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的現象范文第1篇
關鍵詞：氣候變化；能源系統；能源供給側；能源需求側
中圖分類號：F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4）01-0041-06
氣候變化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全球化重大問題。許多觀測資料表明，地球正在經歷以全球氣候變暖和極端氣候事件頻率/強度增加為主要特征的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正成為～種緩慢發生的災害，給人類社會帶來嚴重影響，其潛在損失給世界各國提出了適應氣候變化的要求。
有關氣候變化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氣候變化帶來的一般性物理影響，包括作物生長和蟲害、徑流量及水資源短缺、疾病與健康、生態系統、動物遷移等。對能源系統與氣候變化之間的關系，更多的研究關注“能源消費對GHG排放及氣候變化問題”，而對能源部門的氣候變化易損性研究并不多，且大多僅著眼于能源系統一個方面。從能源供應鏈不同層次的視角，Schaeffer等對目前能源系統的氣候變化易損性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Mideksa等綜述了氣候變化對電力市場的影響；從區域的視角，Wil-banks研究了氣候變化對美國能源生產和使用的影響；Ebinger歸納了能源部門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的若干關鍵問題；Yau等則綜述了氣候變化對熱帶地區商業建筑和技術服務的影響。
本文以氣候變化對能源系統的影響為主題，對近十幾年來的最新國際文獻進行全面的綜述及展望。在闡述主流研究問題的同時，歸納比較了其中的關鍵研究方法及各自優缺點。最后根據目前研究的特點，提出了可能的發展方向。
一、氣候變化對能源需求側的影響研究
氣候變化對能源需求端影響的研究廣泛關注氣溫變化對建筑/居民部門能源需求，尤其是電力需求。這是因為，氣溫升高趨勢導致冬季更為舒適而夏季更為不適，進而使取暖需求降低，制冷需求增加，取暖制冷又大多由電力支撐。McGilligan等指出建筑部門是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尤其是全球變暖挑戰的部門。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將氣候變化對建筑部門的影響總結為“電力需求增加，而能源供給可靠性降低”。
許多學者針對不同國家、地區，探討了氣候變化/CO2濃度增加對能源需求/消費的影響，其中大多數研究針對取暖制冷能源需求。如Bhartendu等用回歸方法估算了在大氣中CO2濃度增加一倍情景下，美國安大略省的冬季取暖和夏季制冷帶來的能源需求變化。Baxter等采用能源終端利用模型估計了到2010年全球變暖的兩種情景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能源消費和用能峰值變動情況。Ruth等綜合氣候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研究了氣候變化對美國馬里蘭州能源需求的影響，并依據HadCM2提供的溫度情景進行預測，指出經濟因素的影響要大于氣候因素。Mirasgedis等利用PRECIS（Providing RegionalClimates for Impacts Studies）模型得到氣候參數情景，進一步建立了希臘氣候變化對電力需求的影響模型，并用模型預測未來氣候情景下電力需求的變化口婦（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氣候變化對能源需求影響的研究結果差異較大，主要是因為：（1）研究對象的不同；（2）研究方法的區別；（3）預測情景的選取不同。這說明，為了解氣候變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能源需求的影響，不能直接挪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研究結論，而應該采用合適的研究方法并根據預設的氣候變化情景開展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研究。
二、氣候變化對能源供給側的影響研究
氣候變化對能源供給端的影響研究中，大多是圍繞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主要研究由氣候因子變化所造成的能源資源稟賦以及生產能力的改變。可再生能源生產受氣候條件影響比化石能源更大，因為這種“能源”與全球能量守恒及所導致的大氣流動柏關心。因此，未來全球氣候變化將對可再生能源供給產生較大影響。
Pasicko等研究了氣候變化對克羅地亞太陽能、風能和水能的影響，其氣候情景數據來自全球氣候模型ECHAM5-MPIOM和區域動態降尺度氣候模型RegCM，在IPCC未來氣候情景A2（2011-2040和2041-2070）基礎上得比結論：氣候變化對克羅地亞沿海及瀕臨區域可再生能源的影響最大，其巾第一階段風速預計增加20%，將使風力發電增產一倍，對光伏發電的影響為中性，2050年以后水電生產預計將減產10%。Pryor等綜述了氣候變化對風能的影響，并得出結論：有時氣候變遷可能會使風能產業受益，有時則對風能發展有負面影響，具體地，（1）對風力資源（風力強度和風力資源變化）的影響；（2）對風力農場運營維護及渦輪設計的影響，包括極端風速/狂風、冰凍、海面結冰/永動等因素的影響。
巴西的能源供給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可再生能源資源，2007年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生產的47%，所以巴西可再生能源的氣候變化易損性問題引起較多關注。De Lucena等分析了在一系列長期氣候預測排放情景下（IPCC的A2和H2），巴西水電生產和液態生物燃料生產的易損性，結果表明最貧窮地區的能源易損性逐漸增大，生物燃料（尤其是生物柴油）和電力生產（尤其是水電）將受到負面影響。他們還通過模擬IPCC的A2和B2情景下的風力條件，分析了全球氣候變化對巴西風力發電潛力的可能影響。其中，巴西的降尺度風力預測數據源自由Hadley中心開發的PRECIS模型。
三、現有研究方法
很大比例的研究均涉及以不同氣候情景來分析能源供需的變化。因此，下面分別就氣候情景預測方法和供需影響評估研究方法來論述現有的關鍵研究方法。
（一）氣候情景預測方法
目前IPCC氣候情景是應用最為廣泛也較為權威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氣候變化情景。IPCC致力于開發大氣海洋一般循環模型（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GCM），可以預測較高精度的5*5經緯度格點氣候模式，主要包括英國的HadCM3、美國的PCM、加拿大的CGCM2。IPCC根據不同的社會、人口、環境、技術和經濟發展軌跡，開發了四組全球范圍內的排放預測情景（如表2所示）。
由于氣候變化對能源的影響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局部區域或城市尺度，非全球尺度，而IPCC提供的預測情景難以直接應用手微觀區域范圍，因此，需要得到降尺度的氣候情景。從現在文獻來看，降尺度氣候變化情景預測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動態降尺度方法和統計降尺度方法。其中，動態降尺度方法主要指的是應用區域氣候模型（Regional Climate Model，RCM）來分解氣候情景，如美國的NARCCAP項目，歐洲的PRUDENCE和ENSEMBLES模型。統計降尺度方法則主要是通過運用大尺度氣候資料和局部區域氣候變量間的實證關系函數，推測區域未來氣候情景。動態降尺度在理論上優于統計降尺度，并且即使無法獲取區域地表觀測變量，也可以應用于任何區域地點，但缺點是計算量大且對計算機的要求很高。統計（實證）降尺度方法不需要諸如地標山川、粗略地圖等額外數據，但需要氣候原地數據，相對RCM來講，計算成本小。
（二）供需影響評估研究方法
從目前文獻來看，評估氣候變化對能源供需影響的研究方法大致包括三類：熱平衡模擬法、度日回歸的計量方法和能源生產仿真模型。
1.熱平衡模擬法。熱平衡模擬法以能量平衡和熱傳導為基礎，建筑物參數（窗體材料等）、住戶參數以及氣候參數為主要指標，用仿真軟件來模擬天氣變化對建筑物熱量收支及能耗的影響。如Roetzel等用建筑模擬軟件EnergyPlus，模擬了希臘雅典不同的建筑設計方案和居住人數情景下，IPCC氣候變化A2情景（2020，2050，2080）對單元辦公室舒適度和能源消費的影響。Xu等利用降尺度的GCM氣候數據預測了2040、2070、2100年加利福尼亞建筑能源消費，研究發現：制冷技術條件若保持不變，在IPCC最差的碳排放情景（A1F1）下，加利福尼亞一些地區未來100年制冷用電將增加50%；在IPCC最可能情景（A2）下，制冷電耗將增加25%。仿真軟件是EnergyPlus和DOE-2.1E，模擬方案包括16種不同的商業建筑原型。熱平衡模擬法的優點在于不需要詳盡的能源消費或能源需求的實地數據，減輕了數據收集負擔。但其缺點是軟件內部參數較多，模擬較為復雜，系統性差，仿真結果與實際建筑能效結果可能出現不一致。
2.度日回歸的計量方法。基于度日（冷度日和暖度日）指標的計量經濟學回歸方法是氣候對能源需求側的影響評價研究中最常采用的研究方法類型，這方面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后期。度日是研究氣溫與能源消費之間關系時最常用到的一種時間溫度指標，是指日平均溫度與規定的基準溫度間的實際離差。為了研究方便，度日又分為：采暖供熱度日（Heating Degree Day，HDD，簡稱熱度日）和制冷降溫度日（Cooling Degree Day，CDD，簡稱冷度日）。凡是平均溫度低于基礎溫度的均計入熱度日數，而高于基準溫度的均計入冷度日數。基準溫度由人為設定，一般取18℃作為人體最舒適溫度。將冷度日和暖度日作為回歸元引入能源供需回歸模型中，即為最常見的度日回歸的計量方法。度日計量回歸模型由于方法簡單、適用性強、結果穩健等得到廣泛應用，但其缺點在于需要收集大量的時間序列數據作為變量條件。
3.能源生產仿真模型。能源生產仿真模型主要用于氣候變化對可再生能源生產影響的研究中，一般將氣候因子變量作為原始輸入變量，進而利用降尺度方法得到對機組運行起作用的有效氣候因子，最后由產量仿真模型進行模擬。如De Lucena等胡在分析巴西水電生產和液態生物燃料生產的氣候變化易損性時運用了能源生產仿真模型。首先，由大尺度GCM模型預測得到目標年的天然降雨量，然后用統計降尺度方法ARMAl2季節調整模型預測得到局部盆地詳細的水流量信息，兩者結合預測水電機組注入水流量，最后以此作為輸入變量輸入到能源生產仿真模型來預測水電產量。
四、當前研究特點及未來發展方向
（一）供需預測研究中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問題
由于氣候變化是較長期的影響和反應過程，考慮氣候變化影響的能源供需預測研究的預測范圍大多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同的氣候情景直接影響預測結果，而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氣溫室氣體濃度和全球氣候變化均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這直接導致能源供需的長期預測結果同樣存在不確定性。例如，水電生產取決于水流量和全年不同時間的變化，長期趨勢預測不會捕捉到這樣詳細的信息。此外，能源生產與使用除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外，還會受眾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如經濟增長模式、土地利用、人口增長、技術水平、社會和文化差異等。因此，目前氣候變化對能源系統影響的預測研究還僅僅是方向性和趨勢性的情景分析，而非準確的預測結果，更加確定性的預測是未來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二）氣候變化影響研究較多，適應性研究較少
在已有文獻中，有關氣候變化對能源系統影響的研究探討較多，而專門針對能源系統適應氣候變化的研究較少。如果包括氣溫升高和極端氣候事件增多的氣候變化事實無法避免或快速減少，而通過適應措施能夠有效降低其潛在的負面成本，那么，提高能源系統的氣候變化適應性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例如，改進建筑防護標準以適應可能出現的暴雨現象，提高風機的耐狂風、耐永凍性能，開發設計智能電網以適應氣溫變化帶來的用電峰谷等重要措施均可提高能源系統的適應性。因此，為有效適應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在脆弱性研究基礎上的適應性研究尤為重要。有關能源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是未來的重要研究方向。
氣候變化的現象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氣候變化；城市建設；關系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limate chang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characterization,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planning climate adaptability c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city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中圖分類號：P4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1 氣候變化對城市的影響
1.1 氣候變化的界定
氣候是長時間內氣象要素和天氣現象的平均或統計狀態，通常由某一時期的平均值和離差值表征。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值和離差值兩者中的一個或兩者同時隨時間出現了統計意義上的顯著變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氣候平均狀態的變化；離差值增大，表明氣候狀態不穩定性增加，氣候異常愈明顯。氣候變化不但包括平均值的變化，也包括變率的變化。氣候變化一詞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使用中，是指氣候隨時間的任何變化，無論其原因是自然變率，還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一款中，將“氣候變化”定義為：“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在自然氣候變化之外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改變。”UNFCCC因此將因人類活動而改變大氣組成的“氣候變化”與歸因于自然原因的“氣候變率”區分開來。
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主要表現為三方面：全球氣候變暖（G l o b a lWarming）、酸雨（Acid Deposition）、臭氧層破壞（Ozone Depletion）。本文采用UNFCCC對氣候變化的定義，即側重研究人類活動所引起的氣候變化，暫且不考慮自然原因引起的氣候變率。
1.2 氣候變化對城市的影響
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提供的預測結果是，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可能上升1.4℃-5.8℃。未來變暖的變幅取決于人類采取什么樣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但全球氣候總的變化趨勢仍繼續向變暖的方向發展。氣候變暖將對全球的生態系統、各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影響。氣候變化是事關生態與環境保護、能源與水資源管理、食物安全和人類健康以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人類活動所引起的氣候變化主要表現人為增暖，溫度升高造成的影響表現為：北半球高緯地區的早春農作物播種，林火和蟲害對森林的影響；歐洲與熱浪相關的死亡率，某些地區的傳染病傳播媒介，以膠北半球中高緯地區的花粉過敏；在北極地區冰雪上狩獵和旅行，在低海拔高山地區的運動等。城市及其系統受到了氣候變化和氣候變異的影響，如山區人居環境遭受冰川湖泊爆發洪水的風險加大；海平面升高和人類的發展，增加了許多地區海岸帶洪水造成的損害。
1.3 氣候變化引發的自然災害
氣象災害占了中國自然災害較高比例，而極端氣象現象與氣候變化、尤其是氣候變暖高度有關。又由于我國人口眾多、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系統和人類社會對氣候變化的敏感性高等因素，容易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同時，由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技術水平較低，基礎設施不完善，以及有效資源管理手段缺乏等原因，我國自然系統和人類社會在災害發生過程中對自然災害的應對能力相對低下，由此所致的災后重建恢復能力也較差。我國較易遭受的自然災害，包括：洪澇災害。據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統計顯示，截止2009年8月24日，全年直接經濟損失711億元，共有29個省份不同程度發生洪澇災害。暴雨泥石流。2010 年8 月7日甘肅舟曲因特大暴雨引發的泥石流至今讓人觸目驚心；2010 年8月12 日起，由于連日的強降雨天氣，四川多地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直接經濟損失達11.6億元。海平面上升。我國是世界上受海平面上升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中國全海域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為2.5 毫米/ 年。2004～2006 年，中國全海域海平面都高于常年，其中2006年比常年高 71 毫米。與 2003 年相比，2004～2006 年中國全海域海平面呈起伏上升趨勢，各海區海平面變化趨勢與全海域一致。海平面上升不僅會造成我國沿海地區土地資源的嚴重損失，而且會嚴重影響沿海地區的重要工程設施和沿海城市發展。這些自然災害和其他氣候變化引發的自然災害都是城市脆弱性的外因，增加了城市脆弱性的強度。
2 構建減災防災體系和建設氣候變化適應性城市的路徑
2.1 構建減災防災體系的建議
2.1.1 提高城市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災前適應能力。加強極端氣候變化和重大氣候現象及其影響的中短期預報和精細化預報，提高重大氣象災害預報的準確率和時效性，形成全國性、多層次、布局合理的氣象監測預報網絡，實現災害性氣候事件的預警分析和風險分析。
2.1.2 加強城市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災中應對能力。建立不同級別自然災害應急處置制度和響應制度，建立分級響應、屬地管理的縱向組織指揮體系，構建信息共享、分工協作的橫向部門協作聯動體系，建立政府、企業、群眾共同響應的災害應急處置體系。
2.1.3 加速城市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災后恢復能力。充分發揮政府在災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從組織領導、保障措施、責任落實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切實做好災后的重建恢復工作。政府加強資金和物資管理，強化督促檢查，統籌處理災后重建與做好日常工作的關系，確保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扎實推進。
2.2 建設氣候變化適應性城市的路徑分析
2.2.1 要厘清全球、全國以及本地區氣候特征、氣候變化趨勢，尤其是極端氣候現象，理清人類經濟社會系統與氣候變化之類的相互關系，從人類經濟社會活動角度減輕和減緩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要加強對氣候變化專項規劃的制定和建設，充分運用規劃的提綱挈領作用統籌協調各部門（區域）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在規劃基礎上，加強國家層面上的氣候變化立法工作，以法律規范全社會的經濟社會活動，明確各自責任和義務，切實實現有利于人類可持續發展氣候安全。
2.2.2 要充分發揮科技對氣候變化的支撐作用。通過利用科技加大氣候變化規律研究、氣候變化趨勢預測、氣候變化影響分析、提高氣候變化的預測性，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針對性、有效性和科學性，以減輕已經存在或可能發生的氣候變化對人類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
2.2.3 要提高氣候變化適應性城市的防災減災能力。應對氣候變化和防御極端氣候災害能力是體現未來 20 年和諧社會建設水平與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應把應對氣候變化和防災減災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增強防災減災、抵御極端氣象災害的能力，降低氣候變化的風險，提高農業生產、水資源保障、公共衛生等領域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3 結束語
氣候變化引發了一系列自然災害，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建設氣候變化適應性城市。加強氣候變對城市建設的研究分析，有助于提高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參考文獻：
［1］蘇桂武，高慶華. 自然災害風險的分析要素[J].地學前緣，2003,10
［2］喻小紅等. 城市脆弱性的表現及對策[J].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7(5)
氣候變化的現象范文第3篇
現代氣候變化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引起地球平均氣溫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態系統的改變、海平面上升、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頻發、生物多樣性減少等。過去150多年里，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隨著工業化的擴張而增加，1901年以來，世界平均氣溫上升了0.74℃。從1978年開始可以獲得的衛星數據表明，北冰洋冰層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減少更快，超過7%。北極冰冠的體積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這段時期內，北極地區的平均氣溫上升了大約7℃。面對嚴峻的形勢，如何抑制全球變暖趨勢，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一個迫切的政治議題。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氣候變化問題中存在“吉登斯悖論”①現象，我們稱之為“青蛙效應”，意即全球變暖帶來的危險盡管聽起來很可怕，但它們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會袖手旁觀，不會對它們有任何實際的舉動。等到災難來臨時，人類再想應對它，為時已晚。這就是為什么對于許多公民來說，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議題，而不是一個“思前”議題的原因。有關態度調查表明，大多數公眾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只有少數人愿意為此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在精英當中，氣候變化“屈尊”成為一種姿態政治——韜略聽起來宏偉壯闊，但內容空洞。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和公民都不會采取實質性的行動來抑制全球變暖趨勢。③氣候變化風險的間接性、不可見性使得有些國家只關注于當前利益的獲取，忽視氣候變化帶給未來的風險。短視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國家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卻只有少數人愿意因此而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少數國家原意承擔責任、采取措施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短視和冷漠也加重了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指人人都應享有清潔環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環境之害的權利，也有保護和促進環境改善的義務，主張權、責、利相對稱。④它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環境權利，公平地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代內之間是這樣，代際之間更應該如此；第二，在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方面，所有人在開發和利用環境資源的同時，承擔補償自然的責任，以實現利用和保護的平衡。環境公平分為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兩大類，代內公平又分為國際公平、區域公平、階層和群體公平。⑤氣候變化是實實在在的、危險的，引起氣候變化的是人類活動。隨著工業生產的擴大、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日益增多，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嚴重。溫室氣體排放的無國界性、全球性使得氣候變化問題不斷地生產環境不公，例如溫室氣體排放國與風險受害國、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存在的環境不公問題使得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日益復雜。
（一）氣候變化的代內環境正義問題
代內環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間同等享有清潔環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環境之害的權利，也有保護和促進環境改善的義務，強調同代人之間的社會公平。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不管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還是正在工業化道路上前進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氣中排放工業廢氣，理應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承擔相應的責任，避免“吉登斯悖論”現象的出現。然而有些溫室氣體排放國盡管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的風險，但他們同樣不愿意采取實質性的措施，因為他們認為氣候變化的風險對于他們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但事實上這種行為與思想會導致全球范圍代內環境不公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國家層面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溫室氣體排放國在發展本國經濟、加快本國工業化進程中大量排放工業廢氣，成為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加害者。溫室氣體排放過多將導致全球變暖，影響氣候變化，并且這種風險具有無國界性，也即氣候變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則由全球社會共同承擔。溫室氣體排放國正是利用氣候變化的無國界性，將氣候變化的風險分攤給全世界，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這些國家抱有僥幸心理，認為風險對于自身而言是無形的、間接的、不可見的，于是他們就以此為借口放棄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從而出現“吉登斯悖論”現象。這種將風險分攤的現象尤以某些發達國家最為明顯，發達國家將某些排放工業廢氣嚴重的企業轉移至欠發達地區，轉移局部氣候變化風險。風險分攤的做法對其他未過多排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放溫室氣體的國家和地區而言，存在顯著的社會不公平，構成國際社會的代內環境正義問題。一國為追求本國經濟利益，在工業化進程中損害其他國家享有環境之益的權利，拒絕承擔環境之害的義務，這種以本國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觀是導致全球環境不公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同時這種全球代內環境不公問題又成為“吉登斯悖論”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公民個人層面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對于大多數公民而言，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議題，而不是一個“思前”的議題，也即關于氣候變化問題，公民關注的是氣候變化風險發生后應該如何解決，而不是在風險發生之前如何來預防，這也是為什么國際社會提出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的“預防原則”。為什么公民缺乏氣候變化的預防意識？盡管公民認識到氣候變化存在的風險，但絕大多數人并未采取實際行動來改變他們的日常習慣，以減輕這場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為如駕車、乘飛機、亂砍亂伐等都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或是降低環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許就因為每一個公民的這種行為對于整個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個公民個體的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一部分，終將匯合成為影響氣候變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關 注自身利益的滿足，將個人行為會帶來的風險轉移給整個人類承受，在每個個體看來，氣候變化的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為風險很少只針對個體發生，通常受害者是一個群體。錯誤觀念的導向下公民的行為造就了某種程度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
（二）氣候變化的代際環境正義問題
代際環境正義是指當代與后代人在利用環境資源問題上保持恰當的比例，既不能為了當代人的利益過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無資源可用，破壞甚至毀壞他們的生存基礎，也不能為了子孫后代的需要而使當代人生活在貧困中。①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無論是作為公民的個人還是國家，在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時總是更多地傾向于發展經濟，甚至通過過度地開發利用資源、排放廢氣污染物等途徑來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代人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忽視后代人利用資源和享受環境的權利。同時當代人在社會生產活動中大量排放工業廢氣，但卻不采取解決措施改善大氣質量，將大氣污染、氣候變化的風險轉嫁給后代人承擔，也稱為風險繼承，使后代人承擔未能獲得相應收益的社會成本，造成環境代際的不公平。氣候變化是地球上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長期累積的結果，而其影響也將是代際傳遞的，因此會產生環境不公的代際傳遞。②氣候變化的長期性使得人類在排放溫室氣體的時候很少考慮到氣候變化將給未來產生的各種風險，人類將風險留給后代人，自己享受發展的成果，將后代人置于一種不公平的狀態，正因為如此，當代人認為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他們總在避免承擔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的責任，不愿采取行動改善氣候狀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在排放溫室氣體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一個醞釀代際環境不公問題的過程。環境不公是現代社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解決氣候問題引發的環境不公問題，必須不斷推進和深化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化進程。
二、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化
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克服“吉登斯悖論”，就一定要讓言語變成行動，發展出能有效治理氣候變化的政治。吉登斯認為氣候變化的政治化應該有兩個階段：目前正處于第一階段，即將該議題納入政治議程，而第二階段必須將氣候變化政治化深植于我們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關切之中。①
（一）氣候變化問題進入政治議程
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化有一個過程。1960年代中期，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科學家向政府提出報告：二氧化碳將導致全球氣候變暖，1970年代初，科學家開展一系列氣候問題研究，呼吁對未來氣候變化的威脅予以重視，這一時期主要是科學家致力于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政治議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視。1985年在奧地利的菲拉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赫（Villach）召開的“評估CO2及其他溫室氣體對氣候變化及有關影響”的國際會議，就經濟、社會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選擇進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決策上加以重視。在1988年召開的多倫多會議上，氣候問題已經正式成為一項國際政治議程，有來自48個國家的300多名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聯合國組織、其他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指出，全球變暖所造成的最終后果可能僅次于核戰爭。多倫多會議后，政治家不能不對于日益增長的公眾關注和科學上的共識作出一系列反應。這些反應包括：建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為決策者提供氣候變化科學背景和政策建議的評估報告；頻繁召開國際會議，高層政治家紛紛發表聲明，表達為控制和減緩氣候變化采取對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標，等等。這些努力導致了1990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開始，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至此，氣候變化問題已經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或環境問題，而成為一個轟轟烈烈的全球性問題，一個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異常錯綜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②氣候變化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逐步納入政治議程，這是氣候變化政治化的第一階段。將氣候變化納入政治議程，實際上也就是將氣候變化的風險納入政治議程、使其進入公眾視野，即隨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地關注和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風險將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組織、社會團體、國家認識和了解。風險公開化有助于人們更深切地體會到氣候變化風險帶來的恐慌，改變原有的“氣候變化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體的”觀念，時刻認識到氣候變化風險的嚴重性，自覺改變日常行為習慣，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風險公開化有助于減輕環境不公，欠發達地區的公民和政府將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溫室氣體排放者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督促國家和個人減少導致氣候變暖的各種行為，從而維護自身利益，改變處于環境不公平的狀態；溫室氣體排放者將逐漸意識到“短視行為”和“以本國為中心”等觀念的錯誤性，在發展的同時關注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從而避免自身遭受更為嚴重的氣候變化風險。進入政治議程，氣候變化不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環境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發展中的政治和政策問題，這使得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和廣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國際會議還僅限于提出氣候變化問題，國際社會未能就這一問題的真正解決達成一致意見。
（二）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氣候變化的政治化要求國家和政府成為重要的活動者，因此吉登斯認為第二階段就是要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在國家內部，為實現氣候變化的政治化，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政府應注意以下兩點：第一，政府應該樹立一種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必須有某種進一步的改革和創新的“計劃”①，即制定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戰略性政策方案，將氣候變化與政治聯合并穩定于政府活動中。具備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的“計劃”可以使政府宏觀把握、約束國內各行業、各地區、各社會團體等主體之間的行為，通過平衡各方利益，有節制的利用資源實現環境不公問題的解決，促進環境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第二，政府應該注意保持有關氣候變化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平衡各黨派之間、社會團體之間 以及各行業之間利益，維持政策穩定執行，打造某種類型的跨黨派框架以推進放眼長遠的政治。氣候變化的無國界性、全球性使得僅有國家內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部治理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加強國際合作，制定大部分國家都認可的國際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成功治理。盡管目前氣候變化已經納入國際政治議程，但是國際合作存在難度大、進展慢、效率低等問題，國際社會并沒有采取實質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氣候變化，2009年12月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最終以一紙不具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收場，國際合作難度大。國際合作的困難主要在于以下三點：第一，氣候變化問題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各國謀求各自利益，存在國際性的環境不公問題，無法實現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氣候變化對各國威脅的程度不同，對多數國家而言，氣候問題還沒有形成現實、直接、明確、迫切的威脅；第三，在責、權、利關系上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和不平衡。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中各國的責、權、利關系不確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國通常不愿主動承擔責任。環境正義要求人們在環境權益上實現責、權、利的平等，環境權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國在氣候變化領域內的責、權、利關系更加的不明確，國際合作將更加的困難。
但是，合作共贏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因此，國際合作更應該具備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將氣候變化融入國際事務；保持國際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統籌各國行為，避免部分國家將氣候變化的風險轉移或是將風險繼承，減少環境正義問題的出現，實現國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時政策穩定有利于各國更好地適應和持續實施氣候變化政策。哥本哈根會議雖然失敗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動能將推動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這是今后國際合作發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標桿；推進新國際制度的創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邊機制并賦予其一套有法律強制力的監管措施等等。②國際合作應該朝著制度化方向發展，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約束力，重要的是保證治理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只有在避免環境正義問題的出現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國與國之間真正的合作。
氣候變化政治化的第二階段還要求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雙邊行動和協作形式。要想有能力減緩氣候變化，社會的所有成員必須參與進來，“吉登斯悖論”的解開也有賴于提倡、促進每個公民積極參與到改變日常不良行為習慣的行動中來，而不僅僅依靠恐懼使公民行動。建立多邊協作機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將氣候變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環境保護意識和維護環境權、生存權等權利意識；將治理氣候變化發展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和政治文化，指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如果公民能意識到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威脅氣候的行為總會以某種形式反過來威脅人類社會，而每一個公民終將不能避免風險的危害，“吉登斯悖論”將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將改變自身的日常行為規范，積極主動的采取措施保護環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如公民可能減少每周駕駛SUV的次數，減少私家車輛的行駛路程等等，這將平衡公民之間、公民與后代人之間的權益，緩解環境正義問題。如果公民能夠意識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溫室氣體的行為將最終使風險危害自身，意識到環境正義問題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著因他人行為而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時候，公民將產生反抗傾向，形成利益群體共同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生存權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氣候變化機制，督促其他群體采取措施改善氣候狀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從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揮公民社會的能量，動員個人行動，建立多元治理、多層治理模式是氣候變化的政治化的一個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方式。
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亟待國際社會、國家內部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治理。盡管氣候變化風險給人類帶來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嘯造成導致約25萬人喪生，很多人不會對它們采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而是袖手旁觀，以致出現“吉登斯悖論”現象。氣候變化的政治必須處理“吉登斯悖論”，促進治理行為得到真正有效的實施，將氣候變化納入政治議程，并將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氣候變化的現象范文第4篇
關鍵詞：風險認知；氣候變化；心理測量范式；雙系統理論
分類號：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會利益對科技風險》一文中對“How safe is safe enough？”這一經典問題進行了系統而確切的論述，標志著在心理學領域系統研究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的開端。自此，國內外學者對交通、經濟、醫療、消費以及科技等領域的風險認知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氣候變化風險由來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過去20年中，研究者已經投入了相當大的努力去探索大眾如何理解氣候變化風險（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是指個體對存在于生活中氣候變化風險的客觀認識和主觀感受，包括對氣候變化風險事件和風險源的認知、風險結果和風險責任的認知。
氣候變化風險與其他領域的風險一樣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利結果的特點，但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相對于其他領域的風險認知具有其獨特性。第一，風險認知對象的特殊性。氣候變化兼具自然風險和人為風險的特征：在氣象學意義上，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期氣候狀態變化的漸進系統，通常涉及一系列相關現象，如氣候變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時，氣候變化又是人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指出，自工業化以來人類燃燒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造成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風險認知范圍的廣泛性。氣候變化是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從時間上來說涉及過去、現在和將來，從空間上來說囊括了全世界各個地區，甚至關系到地球上每一個人。其研究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是其他許多類型的風險認知所不能比擬的。第三，風險認知主體的差異性。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據主體是否具有相關專業知識，將主體分為大眾和專家，二者在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引起的結果和采取行動等方面都有差異（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風險認知與行動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現為人們雖然擔憂氣候變化，卻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特性決定著研究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從理論上來說，第一，將風險認知研究的領域從自然風險擴大到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相結合的氣候變化領域，為全面研究風險認知奠定基礎；第二，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助于拓展國內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心理學研究的新視野，本文圍繞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主線，在心理學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交叉領域進行研究，在國內開辟了一條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心理學研究路徑。從實踐上來說，第一，公眾與專家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上存在眾多差異，因此，專家面臨著如何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信息正確傳達給大眾的巨大挑戰（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為風險溝通和風險決策奠定了基礎（Pidgeon，2012）。第二，公眾既是氣候變化的導致者，又是減緩氣候變化的執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們的態度與行動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對風險的認知。
2 心理機制
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他們開始在風險認知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氣候變化風險的特點進行研究。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既強調氣候變化風險的客觀存在，又重視個人或群體在認知客觀風險過程中的主觀感受。總的來講，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心理測量范式，二是雙系統理論。
2.1 心理測量范式
心理測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闡釋風險認知的主流理論。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在風險認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測量范式。20世紀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測量的方法評估人們的風險認知，對預測到的、并且已經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險事物的風險認知結構進行分析，形成了風險認知兩維度結構——“可怕風險（dread risk）”維度與“未知風險（unknown risk）”維度（Slovic，1987），成為描述人們風險態度和感知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
Weber（2006）嘗試運用該理論進一步分析氣候變化風險在認知地圖中的位置。首先，從可怕維度分析，即激發人們危機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認為由于氣候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多人還沒有將氣候變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維度上得分較低。而氣候變化風險的形象性、災難性與可控性三個客觀因素都影響著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主觀感受。第一，從氣候變化風險的形象性上來看，當人們根據數據描述對氣候變化風險進行分析時，加之氣候變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難激發起人們強烈的危機感；相反，如果氣候變化被形象描述為如電影《后天》中迅速變化的災難，比如龍卷風、海嘯、暴風雪等巨型災難.就更能激發起人們的關注和強烈的危機感（Leiserowitz，2006）。第二，從氣候變化風險的災難性上來看，當面對兩種死亡方式，即死于颶風或死于冰川融化，雖然這兩種情況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們對前者感到更恐懼，因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Page和Howard（2010）認為人們將影響身體健康的因素感知為更危險的因素。第三，從氣候變化風險的可控性上來看，由于人們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簡單漸進的變化，比如颶風、氣溫升高或龍卷風等，這些風險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人們認為氣候變化風險原則上是可控的（Weber，2010）。當人們對氣候變化風險有種控制感的時候，其危險感受性就會減小。
其次，從未知維度分析，即風險的可知性程度，包括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了解與氣候變化風險影響本身的特點。一方面，個體對氣候變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人們更容易忽視經常接觸到的并有一定經驗的熟悉風險，對新風險表現出更高的警覺性。例如，在對比溫室效應和冰川融化的風險時，個體對冰川融化新風險更為警覺（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認為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熟悉性將減少個體的危機感。此外，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熟悉性也將影響個體的控制感（Slovic，1987），進而影響其風險認知。另一方面，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延遲性，人們對一些氣候變化風險表現出未知性。人們長期居住于氣候變化的環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對氣候變化的信號難以察覺（Moser，2010），因此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個體生活在氣候變暖的環境中，感受到的是氣溫升高，卻對其延遲的影響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認為當人們認為氣候變化是迅速發生時，比認為氣候變化是漸變時，感覺更害怕。
心理測量范式假設公眾對風險的不同反應取決于風險的維度特征，但后續研究發現影響個體風險認知結構的風險特征維度卻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對風險特征維度構成的討論成了風險認知研究的熱點之一。于清源和謝曉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眾對39個環境條目的風險認知特征，進行因素分析后，將“影響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響的持續性”、“發生的可能性”、“結果的嚴重性”六個維度歸納為“客觀認識”與“主動作用”兩個新的維度，即個體的風險認知機制涉及風險的客觀情況以及個體與風險事件之間交互作用的過程。該模型與Slovic的兩維度模型有所不同，對比二者的研究，我們認為產生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首先，研究對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對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謝曉非的研究對象是中國人，不同國家的個體由于文化、生活經驗等方面的差異，其風險認知可能不同，因此應加強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條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對一般社會情境的研究。包含30個社會現象，于清源和謝曉非研究的是環境條目，包括生態環境類、疾病與災害類和生活環境類，由此說明人們可能是根據不同的風險維度特征對不同類型的風險進行認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據氣候變化條目進行研究，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從新的角度建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特征維度結構。
心理測量范式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其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在許多研究中問卷條目所涉及的風險問題可能是被調查者不熟悉的，這樣被調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個體的判斷；第二，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心理測量范式從數據中得到的信息也僅僅代表被試對風險事件的某些認知狀況，并不能反映個體實際的行為反應。盡管心理測量范式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中，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風險維度上，探索了影響氣候變化風險判斷的風險特征。
2.2 雙系統理論
過去15年來，雙系統理論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對雙系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角度：信息加工的兩種方式（經驗系統、分析系統）和個體獲得的兩種不同類型的信息（經驗信息、分析信息）。經驗系統和分析系統之所以能得到重視是因為面對相同的信息，人們卻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和行動（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經驗系統中人們將目前現狀與個人自己或他人的經驗相聯系，知覺過程自動、迅速，人們通過聯想將環境各個方面的經驗轉化成各種情感，比如說害怕、恐懼、焦慮，進而影響風險認知和決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統中人們運用數字對事實進行描述，通過邏輯分析來評定風險，其過程相對緩慢且需要意識的控制（Marx et al.，2007）。經驗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區別在于信息呈現的方式不同：經驗信息是對與個體經驗有關的信息進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運用數字等來對信息進行描述。
首先，就兩種信息加工系統而言。Weber在2004年開始比較兩種不同系統，關注兩個系統中人們對氣候變化不確定信息的理解差異。Weber（2010）認為科學家和大眾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不同歸因是由于他們運用不同系統進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學家認為氣候變化是由于人類活動造成的，只有49%的大眾同意這一觀點。在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中，科學家更多地運用分析系統，而大眾則更多地運用經驗系統fWeber&Stem，2011）。這可能是因為，首先，科學家在研究活動中能接觸到更多關于氣候變化的可信賴數據；其次，由于科學家受到的教育和專業訓練，他們比其他群體更傾向于運用數據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對于大眾來說，他們更容易受到個人經驗的影響，會自動迅速地運用經驗系統分析信息。當兩個系統所得的結論不同時，經驗系統往往要勝過分析系統，因為經驗系統更快，更生動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顯示英國民眾更多的根據經驗系統進行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甚至那些經濟來源與氣候密切相關的個體，比如說農民和漁民，當無法從日常生活和個人經驗中獲得足夠反饋時，他們也會運用經驗系統進行氣候變化的風險判斷。類似的，在烏干達地區的雨養農業中，無論是雨水不足或過多都會導致農業受損，但是過去的研究表明在該地區的市民都將雨水預報根據個人經驗轉化為確定性信息，導致潛在的相關風險增加（Marx et al.，2007）。雖然經驗系統能幫助個體迅速做出決策，但也可能會使個體決策產生偏差。
其次，從個體獲得兩種不同信息的角度來看，當呈現經驗信息和分析信息時，個人經驗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響比數據信息更值得信賴（Erev&Barron，2005）。這是因為在氣候變化中，個人經驗信息能激發起人們更強烈的情感反應并回憶過去相關事件（Weber，2006）。其實大多數人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和經驗都是間接的，是以新聞和電影中的描述為中介，比如將格陵蘭島或南極冰川融化歸因于氣候變化，個人經驗并沒有提供有力的證據（Weber，2010）。此外，當目前情境不能與過去經驗相匹配時，只要能激發起個體強烈的情感，也能預測個體的行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顯示，當個體對氣候變暖將導致冰川融化感到強烈的恐懼時，即使個體沒有冰川融化的體驗，也會更多地參與環保行動。
但是，經驗系統和分析系統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劃分。Weber（2010）研究顯示雙系統所涉及的兩種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統可以幫助個體重新分類與過去經驗有關的氣候變化信息，因此強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統中被激活。此外，兩種類型的信息也可能在兩種對應的系統中進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顯示，具體的、與個人有關的經驗信息在經驗系統中被加工，并且產生一種有效激勵行為；相反數據信息在分析系統中被加工，除非決策者受過一定的訓練，能有意識地注意數據信息及其影響，否則其結果對行為只有較小影響。
心理測量范式和雙系統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心理測量范式側重于分析人們是如何形成風險認知的地圖，探索風險認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雙系統理論從經驗、分析兩種認知途徑和信息類型出發，側重于分析人們如何形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的過程。兩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釋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
3 影響因素
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很多研究者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別、年齡、知識、個體經歷、情感和世界觀。
3.1 性別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發現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受到眾多人口學因素的影響，包括性別、年齡、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學因素中性別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最大。在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中女性比男性經歷了更強烈的情感體驗（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擔心氣候變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進一步細化研究了性別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之間的關系，分別對性別與氣候變化風險源、風險事件、風險后果與風險責任的認知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對風險事件和風險源的整體認知上，男性的分值整體高于女性，但差異不顯著；而在風險后果的認知上，女性的認知程度要高于男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女性更關注氣候變化風險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后果。
3.2 年齡
年齡對個體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也有重要影響。Loewenstein等人（2001）認為風險認知的年齡差異是由于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具有了更加豐富的經驗和生動的想象，所以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也與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認為相比年長者，年輕人沒有深刻體驗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峻后果，對氣候變化過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導致年輕人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年齡與個體對氣候變化的知識相關，研究顯示作為年輕人的大學生具有更多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知識，更多地認識到氣候變化的起源與后果，表示愿意承擔起保護環境的責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現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選取被試的差異，但是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加強對大學生的氣候變化風險教育可能會對緩解氣候變化行為產生一定作用。
3.3 知識
目前研究表明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包括氣候變化的現狀、起因和結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識的橫向和縱向結構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都有影響。從知識的縱向結構上來說，是否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并且是否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決定因素（sjoberg，2000）。從知識的橫向結構上來說，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顯示個體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動來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消極影響。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和后果的認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顯示一方面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誘發出一種控制感并降低風險認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與氣候變化后果的認知沒有太大關聯，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受教育程度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主要是對風險認知判斷的影響。
3.4 經歷
氣候變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現象，比如說冰川融化、溫室效應、洪澇災害、干旱、颶風等，個人經歷主要是指對上述現象有過親身體驗。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發現有過洪水經歷的個體對氣候變化表現出更多的擔憂，更多地看到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并且更相信他們的行動將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由此，有過洪水經歷的個體更可能采取節約能源等措施去緩解氣候變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關于洪水經歷和空氣污染經歷是否影響個體氣候變化態度和行為的調查中發現，在緩解氣候變化方面，洪災災民與其他個體差異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氣污染經歷強烈地影響著人們對氣候變化的看法和行為。出現上述結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個迅速發生的過程，一旦離開這個地方，人們受到洪水的影響將變小，而空氣污染則是一個緩慢、漸進變化的系統，人們將更長久、深刻地體驗到空氣污染帶來的后果。在研究過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環境價值觀的概念，認為有空氣污染經歷的人們有更高的環境價值觀，具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更可能把氣候變化看成顯著的風險并采取行動。
3.5 情感
情感作為態度的組成因素，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調查顯示關于氣候變暖的消極情感，比如擔憂、危機感、焦慮等。比人口學變量、價值觀等因素能更好的預測個體對公共風險的態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氣候變化的高憂慮組比低憂慮組具有更強烈的恐懼、焦慮等相關情感反應，并有更強烈的緩解氣候變化的行動動機。而Weber（2010）認為形象、具體的氣候變化結果能激發起個體更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我們可以預測增加氣候變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進個體緩解氣候變化的行動。同時，諸多研究表明增加對氣候變化風險不良后果的擔憂，能提高個體的風險認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憂慮也可以促進個體參與緩解氣候變化風險行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強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和焦慮可能會對緩解氣候變化行動產生作用。此外，當人們把氣候變化看成是一個漸進、可控的過程時，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意識就會降低；相反，當人們把氣候變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離的危險事物時，其風險意識就會增強（Weber，2010）。總之，情感與風險認知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人們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焦慮等情感能影響個體的風險認知意識，反之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理解也將影響其情感強度。
3.6 世界觀
文化理論起源于Douglas，強調社會文化對風險判斷的重要影響，該理論認為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決定了風險的內涵及個體對特定風險的認知和判斷。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中，文化理論根據人際關系模式將人分成四種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等級主義者（hierarchists）、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和宿命論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觀群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不同的觀點（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會選擇性地注意一些風險，而忽略另外一些風險（Weber，2006）。比如說等級主義者更信賴專家，傾向于將科技看作機會而更少看成風險；但是大多數平等主義者都懷疑專家的知識，他們認為現在的氣候變化已經非常嚴重，并覺得現在的新技術和對自然的污染將對后代產生更嚴重的影響；個人主義者更看重個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對氣候變化風險，他們認為自然能夠自我保護，沒有必要過多關注氣候變化；宿命論者對個人無力改變的氣候變化問題寧愿選擇視而不見（Weber&Morris，2010）。
雖然文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釋不同世界觀對人們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但是由于對文化概念本身的爭議，文化理論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難，大規模的實證研究仍有待實施。
4 研究展望
綜合以往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不同學科對風險認知的不同領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學與氣候變化的交叉領域來分析其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在國內是一個開端，因此需要后續的研究者進行深入探索。通過對以往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文獻的梳理和總結，我們認為今后的研究應該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4.1 深入探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框架
盡管風險認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別從測量、認知、情感等各個角度對風險認知進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學領域迄今還沒有形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的獨立整合理論，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從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來進行探討。首先，對相關風險認知理論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驗證。過去風險認知理論主要是建立在對自然風險研究的基礎上，由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具有其獨特性，許多風險認知理論在氣候變化領域的適用性和解釋性有待進一步驗證，以便全面理解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特性。其次，對比分析不同領域的風險認知結果。比如在氣候變化領域和醫療領域，人們的風險認知在諸多方面表現出差異（Weber&Stern，2011），這種差異產生的根源是風險類型的差異還是個體對不同風險有不同的心理機制，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從而為建立專門的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理論奠定基礎。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特殊性，進一步探索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框架。目前各個理論均從各自的角度對風險認知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各自的優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處。心理測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風險本身的特征，卻沒有關注風險認知主體的特點；雙系統理論研究個體內部信息加工過程，對群體分析卻很少。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因素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既有個體的也有群體的，既有微觀的也有宏觀的。只有把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因此，我們應該嘗試各理論之間的相互融合，并試圖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綜合的理論框架。
4.2 進一步探索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
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學者探討的熱點，目前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還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不足。首先，雖然已有研究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找到一些變量，比如說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對氣候變化的危機感等，但是還有一些變量沒有得到驗證，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發現保守的政治態度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也有影響；Li等人（2011）認為氣候變化風險認知還受到當地氣候的影響；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個體的風險認知，還會受到心理、社會、文化及制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次，研究者并沒有對各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進行系統的研究，而且研究者發現情感與風險認知之間存在中間變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調查研究發現環境價值觀在氣候變化經歷和行動中充當著中介的作用。此外，氣候變化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媒體和社會交流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產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個人經驗也是通過媒體影響個體的氣候變化風險認知，而非直接發揮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發現信息的形象性影響人們的情感，從而影響人們的風險認知，這些間接影響因素還沒有得到進一步驗證。基于此，我們認為，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展開：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數據分析方法，進一步驗證證據不充分的影響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產生影響的因素；第二，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之間的中介變量加以關注，為建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奠定基礎。
4.3 加強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群體研究
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現象，個體和群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所區別。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風險放大研究中發現：當面對具體的情感體驗信息時，群體比個人有更大的動力去采取保護行動；Marx等人（2007）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中也發現群體比個人更容易受到經驗信息的影響。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從個人層面對其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并未對群體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作詳盡研究。此外，群體中包含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世界觀的個體，個體與群體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上產生差異的原因也值得進一步探索。因此我們今后的研究應該注意：對個體研究結果在群體中進行驗證，并對人們在個體水平和群體水平的表現進行比較，找到聯系與區別，分析其原因并分別在個體和群體水平上制定相關策略。
4.4 拓展氣候變化中風險認知的應用研究
氣候變化的現象范文第5篇
筆者想從哲學層面，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談談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1 運動變化是絕對的，地球氣候一直在變
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①。“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②。同時認為“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③。
氣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樣，始終處在運動變化之中，這不僅是哲學的推理，而且為億萬年的史實所證明。
地球大約在50億年前后形成為行星，大約在20億年前地球上出現了大氣圈和水圈，地球氣候史也大約為20億年左右。考證認為地球氣候經歷著時間尺度為幾十年到幾億年為周期的氣候變化，現在科學界公認的氣候周期變化分三個階段④。
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距今22億年～1萬年，其最大特點是冰期與間冰期交替出現；
歷史時期的氣候，一般指1萬年左右以來“冰后期”的氣候；
近代的氣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氣象觀測記錄時期的氣候。
1.1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又可分為
1）震旦紀大冰期氣候，發生在距今約6億年前，曾發生過世界規模的大冰川氣候。
2）寒武紀―石炭紀大間冰期氣候，發生在距今約3～6億年，包括寒武紀、奧陶紀、志留記、泥盆紀和石炭紀四個地質時期，共經歷了3.3億年，當時整個世界氣候比較溫暖。
3）石炭紀－二迭紀大冰期，發生在距今2～3億年。受這次冰期氣候影響的主要是南半球。這時處于北半球的我國仍具有溫暖濕潤氣候帶、干燥帶和炎熱潮濕氣候帶，氣候終年如夏，森林面積遼闊，是我國大規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紀―第三紀大間冰期氣候，發生在距今2億到200萬年前，包括整個中生代的三迭紀、侏羅紀、白堊紀，都是溫暖的氣候，當時我國普遍處在濕熱氣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紀末期世界氣溫普遍下降。
5）第四紀大冰期氣候，從距今200萬年開始直至現在。在這次大冰期中，氣候變動很大，冰川多次進退。在中國也發現不少第四紀冰川遺跡，定出4次亞冰期。在亞冰期內，平均氣溫約比現代低8℃―12℃，而在兩個亞冰期之間的間冰期內，氣溫比現代高，極地約比現代高10℃以上，低緯地區比現代高5.5℃左右，這時冰蓋消失，甚至極地冰蓋也整個消失。在每個亞冰期之中氣候也有波動，每個相對溫暖時期一般維持1萬年左右。目前正處于一個相對溫暖的后期。大約在一萬年前，地球各大陸的氣候帶和氣候條件基本上形成現代氣候的特點。
1.2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
自第四紀更新世晚期，從距今1萬年左右開始，全球進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學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萬年來挪威的雪線升降圖（圖1）⑤ ，從圖上可以看出近1萬年來雪線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這期間世界氣候有兩次大的波動：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適氣候期，當時氣溫比現在高3℃～4℃（雪線升高表示溫度上升）；一次是15世紀以來的寒冷氣候（雪線降低表示溫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為冰后期以來最寒冷的階段，稱小河冰期，當時氣溫比現在低1℃～2℃。圖1中兩條曲線――挪威雪線及中國溫度變化線，二者顯示中國近5000年來的氣溫變化（虛線）大體上與挪威雪線的變化相似。
根據對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的分析，可以將5000年來我國的氣候劃分為4個溫暖時期和4個寒冷時期④：
第一次溫暖期發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間，當時黃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計當時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年降水量比現在多200mm以上，是我國近5000年來最溫暖時期。
第一次寒冷時期出現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時期），據記載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漢水兩次結冰。
第二次溫暖期出現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東周-西漢時期）氣候溫暖濕潤，《春秋》中提到魯國（今山東）冬天無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紀（東漢、南北朝），據史記記載公元225年淮河結冰。
第三次溫暖期是7～9世紀（隋唐時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長安（今西安）無冰雪，梅和柑橘能在關中地區生長。
第三次寒冷時期出現在10～12世紀（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間降雪最遲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紀以前延遲1個月左右。
第四次溫暖時期發生在13世紀（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無冰雪，長安重設“竹監司”管理竹類，顯示氣候轉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現在15～19世紀末（明清時期），時間長達500年，估計17世紀的冬天溫度要比現在低2℃左右。
由上述可見，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間，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是最適氣候期。從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氣候有一系列的冷暖變動。其分期的特征是：溫暖期越來越短，溫暖的程度越來越低。從生物分布也可以看出這一趨勢，例如在第一個溫暖時期，我國黃河流域發現有象；在第二個溫暖時期象群棲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棲息；第三個溫暖時期就只在長江以南，信安（浙江衢縣）和廣東、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個寒冷期越來越長，程度越來越強，從江河封凍可以看出這一趨勢。在第二個寒冷時期只有淮河封凍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個寒冷時期出現了太湖封凍的情況（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個寒冷時期在17世紀（如公元1670年）長江也出現封凍現象。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世界氣溫曾出現明顯的波動上升現象。這種增暖在北極最為突出，1919～1928年間的巴倫支海的水面溫度比1912～1918年時高出8℃。巴倫支海在30年代出現過許多以前根本沒有出現過的喜熱性魚類；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亞島海域，直到83°05′N，創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記錄。這種增暖現象到20世紀40年代達到頂點。此后，世界氣候又出現變冷現象，以北極為中心的60°N以北，氣溫越來越冷。進入60年代以后，高緯地區氣候變冷的趨勢更加顯著，例如1968年冬，原來隔著大洋的冰島的格陵蘭，竟被冰塊連接起來，發生了北極熊從格陵蘭踏冰走到冰島的罕見現象。進入70年代后，世界氣候又趨變暖，到1980年后，世界氣溫增暖形勢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從22億年前地球氣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氣候變化，這些史實證明一條真理――地球氣候一直在變化著。當代的氣候變化態勢，并未超出歷史上氣候變化的范疇。至于20世紀以來明顯增暖的現象，它是氣候變化長河中的一個波動過程，還是永遠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仍然需要冷靜思考，認真分析，不應匆忙作出結論。
2 矛盾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氣候變化有著眾多客觀因素的推動，似不應過分歸因于工業生產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上一節中已經敘述了地球一直處在變化之中的史實，第二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對于這個重大問題，本文作者曾在20年前的《試論干旱》⑥一文中作過論述，認為：一個大區域氣候的形成和變化，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還在天上。可把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過形成五個圈層系統――大氣圈，海洋圈，冰結圈，陸地圈和生物圈，這五個系統的綜合作用，直接影響著氣候，決定著氣候變冷、變暖、變干還是變濕。
在此對這五個系統略作說明：
1）大氣圈是氣候系統中最為活動的組成部分。在外部參數的影響下，大氣環流的穩定特性時間大約是一個月。
2）海洋圈活動性較差，由于水的熱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為太陽能的巨大貯藏庫。它既可貯藏能量，隨后又以熱的明顯的或潛在的形式把所貯之能轉入大氣層中。其循環的穩定特性時間，在海洋上層變化于數日到幾年，在深層為百年到幾百年。
3）冰結圈，它是氣候系統中比較穩定的因子，多數循環可能是數百年、數千年，甚至幾十萬年。但是，冰結圈尤其強烈地影響著輻射量，影響到水在地面的分布，從而對氣候施加明顯的影響。
4）陸地圈的影響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們都是水循環的積極干預者和參與者，它們的分布和狀況，影響著大氣的輻射、熱狀況以及大氣和大氣溶膠的交換等。
5）生物圈主要表現為生物群落的數量，包括陸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對水分循環、氣體交換以及熱動態的影響等。
通過對陸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對生物量施加影響，或通過以上各種方式間接地對其他系統施加影響，便形成人類影響氣候的重要手段。
從上述可以看出：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地區在某個時期氣候變化的原因是眾多的、復雜的！人們至今還不能確切地說明各種因素影響程度的定量關系。但是，存在著這些影響卻是肯定的。同時可以斷言：即使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從總體講，自然因素仍然是影響氣候的主導因素。人類活動至今仍然不足以影響地區性氣候的基本屬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間冰期等巨大的氣候變化。
只是在相對較小的程度上，個別的、局部的氣候變化，才被解釋為人類活動的結果，如大面積的毀林開荒、毀草濫牧等。這就告訴我們，研究氣候變化，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應當從更廣闊、更深邃的領域去分析和認識，從而采取適當的應對之策！不要人云亦云，自討苦吃。
3 要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現在尚難肯定當代的氣候變暖就是人類活動所致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⑦。
已如前述，氣候是一個巨系統，它的發展變化受制于許多因素，而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復雜的，多數因素存在于人類出現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評價它們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至今世人尚無這種能力，只能說處在探索階段，本文也無法說得具體，只能在有限篇幅內，引用一些有關專家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論，供大家參考。
這些成果包括：25萬年來太陽夏季日照量變化圖（圖2）；50萬年間地球軌道及旋轉軸傾斜參數圖（圖3）；220年來太陽黑子數變化圖（圖4）⑧；1.1萬年來印度拉賈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圖（圖7）；美國1900～1939年氣候變遷圖（圖5）⑨；紀元以來世界溫度波動趨勢圖（圖6）；1萬年來挪威雪線高度（實線）與5000年來中國溫度（虛線）變化圖（見圖1）⑤。
這些研究和觀測成果，可以使人產生如下認識：
1）影響氣候的因子是復雜多變的。而且由于這些影響因子變化的偶然性中包含著某種必然性，因此，氣候變化也具有某種必然性；又由于影響因子的變化具有某種周期性和在周期內的相對穩定性，因此氣候變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對穩定性。認識氣候的這種變化性、相對穩定性和相對可知性，對我們應對氣候災害，利用氣候資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響氣候變化的大因子人們尚難控制。如圖2～4所示。到目前為止，人類還無力對氣候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即使發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響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陸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們在短期內可以控制和嚴重改變的。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某地區的氣候變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響。
3）氣候變化具有全球性。中國氣候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波動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較，雖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響應。因此，得不出外國氣候變好，中國因為某種人為原因氣候單獨變壞的結論。
4）中國的歷史氣候有熱有冷。從圖1及我國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編繪的圖6可以看出：若把圖中溫度“0”線視為現今的溫度水平，則在殷、周、漢、晉時代溫度低于現代；唐代以后，溫度高于現代，最長的溫暖期出現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約持續240年，當時在唐都長安可以生長柑橘⑤。
宋代以后，大約在公元1000年前后氣候開始變冷，期間雖有波動，但變冷居于主導地位。
5）世界的歷史氣候有熱有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世界氣溫顯著上升，在北極最為突出，1919～1928年的巴倫支海水面溫度比1912～1918年高出約8℃；1940年開始雖有變冷現象，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世界氣候又趨變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趨勢更加突出，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并被一些人認為主要是由于人類活動中排放的CO2溫室氣體所致。
6）近代全球變暖是氣候變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還是永遠的趨勢？尚存爭論！但更大的可能是氣候變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溫室效應在全球變暖的趨勢中是疊加于前述的諸因素中，還是單獨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爭論，但更可能只是一個尚未完全證明的疊加因素！
因此，有關溫室氣體排放使全球變暖的論點，至今只能作為科學研究的課題，而不能作為肯定的結論。
4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氣候變暖是好事還是壞事要做具體分析
前已述及，史實表明溫暖的氣候有其積極的一面，可以簡要的歸納如下：
1）在寒武紀―泥盆紀大間冰期地球氣候比較溫暖，特別是石炭紀是古氣候中典型的溫濕氣候，當時在中國，全國都處于熱帶氣候條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規模的煤層。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溫暖期，現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當時為大草原；青藏高原當時降水非常豐富，湖泊水面比現今高出8m～60m；古代四大文明古國，正好誕生在這一時期。
3）在圖6中顯示的公元600年～1050年，是我國最長的一段溫暖時期，比較風調雨順，這對盛唐的出現不無關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氣候變暖，往往是全球嚴重自然災害較少時期。
有的學者還專門論述了未來氣候變化與農業的關系⑩，書中引述的資料表明，空氣中CO2濃度的增加會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還認為“氣候變暖還可以由于生長季節延長，積溫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長的品種以提高產量”。
對于未來尚難確定的變化，作者引述這些言論并非是在期盼氣候變暖，而是建議對氣候變暖問題深入研究和辯證思考，科學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獨言。
5 具體矛盾具體解決，中國應尋求自己的應對氣候變化之策
已如前述，氣候變化是永恒的主題，氣候變化可能誘發水旱等自然災害的變化早為史實所證明，人們應當居安思危，科學應對，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1）堅持科學發展觀，強化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氣候變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別應注重我國或我國不同地域氣候變化的具體原因和表現形式，力爭對未來氣候做出比較科學的預測；
2）加強學科交叉和聯合攻關，從不同角度研究氣候變化可能給農業、工業、水資源、生態環境等帶來的有利和不利影響及其應對措施；
3）加強氣候及氣候變化的科普宣傳，使人們對氣候變化具有正確的認識，以便沉著冷靜地看待氣候變化，做到人和自然和諧相處；
4）繼續貫徹節能減排的方針，該方針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為節約能源，二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氣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優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氣安全、水土安全，促進和諧社會的形成；不要因為全球變暖原因的爭論而影響節能減排方針的執行；
5）在小尺度上，人類強烈的活動可能對小氣候或局域氣候造成不良影響，從而危害人類自己。因此，在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同時，要加強人類活動影響局域氣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響氣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國無力也無責承擔全球氣候變化的責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災害都歸咎于氣候變化，從而放松對具體災害的具體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問題政治化、國際化、用氣候變暖大做文章而宣揚新的“黃禍論”。
6 簡單的結語
一個時期以來“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熱議話題，但本文作者以科學發展觀為統率、以哲學為指導、以地質史和水文氣象資料為依據，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主要包括：
1）運動變化是絕對的，20多億年來，地球氣候一直在變，人們早有認識，并非當今發現；
2）矛盾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氣候變化有著眾多客觀因素的推動，似不應過分歸因于工業生產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3）要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現在尚難肯定當代的氣候變暖就是人類活動所致，現在的氣候變化很可能是氣候變化長河中的一段波濤，并非永遠變暖的趨勢；而且其變幅并未超出歷史上出現過的范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