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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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世界發展史顯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曲折、持續發展的過程。據美聯儲和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發表的報告，近兩千年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現在兩千年前的羅馬帝國時期，由于交通網絡的建立和共同語言、法律、貨幣等的出現，英國與中東地區之間的貿易獲得了大發展。第二波浪潮發生在16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拓了海上通道，推進了歐、美、東亞地區的貿易。隨著這些地區的貿易后被英國、荷蘭的貿易公司所控制，歐洲國家內部出現了反對聲音，國際貿易擴張受挫，全球化發展一度陷入停頓狀態。第三波浪潮出現在1815年一1913年間，國際貿易再次大幅擴張，金融資本和勞動力加速流動，新技術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輪船、火車、電話、電報的廣泛應用，大大降低了運輸和通訊成本。比較優勢理論問世并日益受到重視，許多國家開始接受國際貿易不是零和而是雙贏的理念。科技發達和資本豐厚的歐洲，特別是英國成為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中心，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和土地的國家則已成為其。制成品、金融資本及熟練的勞動力從“中心”流向“”，自然資源和農產品從“”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補互利的交換格局。在這一時期的大多時間里，各國政府對貿易、資本流動和移民實施開放政策。但由于來自“”地區的廉價谷物進口使“中心”地區的地主收入面臨下降壓力，19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不少歐美國家相繼提高關稅。后來，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相繼發生，第三波經濟全球化浪潮進入低潮并出現倒退。
第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出現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時期，并持續至今。與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發展具有新的特點。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持續發展。世界貿易迅速增長。按2000年美元計算，世界出口額從20世紀60年代初1萬億美元增至2005年的10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約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長率(約3.1%)；同時，世界投資大幅度擴大。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額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100億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億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務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僅分別為8%和5%。隨著中國、印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等新興市場經濟體逐漸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的規模空前擴大。
其次，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勞動分工和資本流動已突破了“中心”與“”的格局。過去發達國家出口制成品、購買大宗初級產品，現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有能力生產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內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國際資本流動出現重大變化。19世紀世界最大經濟體英國擁有經常項目盈余并對外輸出資本，而當今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出現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并從新興市場經濟體輸入大量資金。據聯合國報告，2006年從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資金達7630億美元，這種資金倒流現象已持續了幾十年。
第三，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企業生產過程布局達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開發和應用，不僅使發達國家企業將制造業生產流程轉移海外，也將服務業部分業務流程外包到發展中國家，以降低經營成本。服務外包使可交換的服務范圍迅速擴大，從而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據統計，世界服務出口額從1984年的3578億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億美元，其中發展中國家服務出口額從541億美元增至3953億美元。
第四，國際資本市場流動性加強。目前全球資本流動總量擴大，資本流動形式也在增多。過去國際證券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等少數領域，而現在投資者把投資范圍擴散至眾多部門的債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產品。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提高金融開放度，西方銀行等金融機構擴大全球經營規模，有助于新興經濟體金融部門發展，但也帶來較大風險。
第五，勞動力全球一體化水平提高。近20年來，隨著中國、印度和前東歐國家與世界市場聯系增加，全球有效勞動力(經出口加權計算的勞動力)擴大了3倍。發達國家通過進口最終產品、將中間產品的生產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來移民等，利用這些不斷增長的全球勞動力供應。勞動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動力報酬。
二、動力與阻力
第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持續發展，主要得益于科技進步、政府開放政策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等三大動力。
第一，科技進步導致運輸與通訊成本大幅度降低，航運、水運技術的改進及通訊、電腦、網絡技術的普遍應用，不僅降低了運輸、通訊成本，而且改進了全球供應鏈條的管理，加快貨物、資本、技術及人員等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
第二，經濟自由化程度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開放政策。二戰結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后來制定的一系列經貿規則，為全球化深入發展奠定了機制基礎。近幾十年來貿易自由化的持續進展，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多輪談判取得了成果，較大幅度降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支持全球化發展的政策。目前，世貿組織成員已增至150個。發展中國家平均關稅從上世紀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眾多的東亞、南亞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全球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二戰后歷史表明，向世界經濟輸送廉價、勤奮和較高素質勞動力是一些亞洲經濟體通往繁榮的重要路徑。專家認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已走過這一道路；如今中國、印度等規模宏大的新興經濟體也正沿著這一路徑發展，并將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更大的促進作用。”中、印經濟在全球化進程中成功轉型，將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成功的發展范例。
然而，經濟全球化發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現為三對矛盾。一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迅速流動，但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受制于一國國內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內政治意向。全球化發展需要國家政府支持，而政府決策需要國內政治支持，缺乏民眾支持的開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續的。目前，美、歐一些國家受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貿易政策正處于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國家社會和政界對經濟開放的反對聲音在增加，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二是全球自由貿易機制與雙邊、區域優惠貿易安排的矛盾。美、歐在農業補貼政策方面的分歧導致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困境。與此同時，美國卻熱衷于雙邊及次區域自由貿易談判。目前，世界范圍已達成的雙邊和區域自貿協議多達數百項。三是經濟全球化的近期結果與長期效益的矛盾。從理論上看，經濟全球化將惠及所有國家和群體，但眼下的現實是不少國家和群體并未或甚少獲益，他們對全球化采取反對或不支持的態度。
總之，經濟全球化這一列車仍將不停頓地前進，因為其動力仍大于阻力。迄今為止，經濟全球化從戰爭、大蕭條、疾病恐慌、自然災害、金融危機、股市泡沫破滅、恐怖襲擊及能源危機等重重磨難中挺了過來，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韌性。在可見的未來，第四波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仍不會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轍。
三、前景與趨勢
未來較長時期經濟全球化將持續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國際經濟機構的認可。
去年3月，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情報部和美國思科公司發表“展望2020年經濟、產業和公司趨勢”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未來15年經濟全球化發展將可能出現四種前景(見表格1)，其中出現“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幾率達65%，而出現停滯、倒退和無限制發展的幾率分別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況下，世界開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紀90年代，但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銀行在《2007年全球經濟展望：駕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報告，預測未來25年經濟全球化將出現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在全球貿易擴張、金融市場一體化、技術擴散效應增強和國際移民持續進行四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產要素流動性和配置效率將進一步提高，未來25年全球化進程很可能將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新階段。盡管降低農產品和服務貿易壁壘仍困難重重，貿易保護主義還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現，但未來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仍十分強勁。據估計，世界商品和服務出口將從2005年的10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27萬億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將從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動下，世界經濟可望長期保持較強增長勢頭，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將從世界經濟的走向中心，逐步成長為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未來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長率將達3%，高于過去25年的增長率。按2001年美元計算，世界GDP將從2005年35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75萬億美元，其中.增長的近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抓住全球化機遇，實現高速增長，發展中國家GDP將從2005年的8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將從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總體收入的同時，收入分配將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未來25年，世界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國家面臨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全球赤貧人口(每日消費低于1美元)分布將出現重大變化：東亞和南亞所占比重顯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顯上升。
第四，隨著發展中國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未來“全球中產階級”的人口數量和構成將發生重大變化，并對各國社會和全球市場可能產生深刻影響。據估計，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中產階級”行列的人數將從2005年的4億增至12億。
第五，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將對日益一體化的全球勞動力市場產生壓力的同時，也創造新的機遇，從而改變未來全球就業結構。
第六，環境風險將明顯增大，從而損害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成果。全球經濟快速增長將帶動能源消費急劇上升，相應加劇全球氣候變化。據估計，如不采取新技術抑制排放，到2030年，每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增加50%。另外，跨國人員流動和物流的增加，帶動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的爆發，不斷增加食品需求等，也將加大對海洋資源開發的壓力。
四、機遇與挑戰
經濟全球化如同一把雙刃劍，對世界經濟、各國經濟社會都產生雙重綜合性影響。
從正面看，全球化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減貧。據世界銀行估計，1980年以來，世界人均收入增長近100%；1990年以來，世界約4.5億人口擺脫赤貧狀態。
其次，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出口大量增加，生產率提高和投入成本降低，導致勞動力消費物價下降、生產增長和工人報酬提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MF)報告，過去25年里，進口品價格下降使發達國家實際GDP和勞動報酬平均提高了6%。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顯示，近幾十年來，按2003年美元計算，全球化使美國每年6DP平均增加1萬億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5000美元。國際貿易對美經濟增長作用增大。美進口占GDP比例從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來，出口對美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25%，支持著美國內1200萬個就業崗位；外國直接投資每年為美提供約600萬個就業機會。相反，近幾年來，美國會日益蔓延的排外情緒已經使外國對美直接投資減少，從而使美國喪失了幾十萬個就業機會。西方跨國公司從海外特別是新興市場投資經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許多中小公司也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了發展的機遇。芬蘭諾基亞公司得益于全球化，從一個鄉村小型公司發展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動電話制造商。
再次，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化獲得了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市場、資源等，從而加快了自身的經濟發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據世界銀行統計，發展中國家GDP年均增長率從1980年—2000年的3.3%提高到2006年的7.3%，其中東亞和南亞地區持續快速增長，同期年均增長率分別從8%、5.4%提高到9.5%、8.6%。近幾年來，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外國資金不斷增多。世界銀行《2007年全球發展金融》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的FDI凈流入額從1998年的1700億美元增至2006年的3247億美元；同期，匯款流入額從727億美元增至199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同年官方援助額的3倍。不少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提升產業水平，增強國際競爭能力，成為世界重要技術產品出口國。目前發展中國家已有40家跨國公司跨入全球跨國公司500強的行列，在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投資設廠。韓國上世紀60年代曾是個窮國，參與全球化使它加快了經濟增長步伐，目前已進入工業發達國家(0ECD)行列。
從負面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全球化的嚴重挑戰。第一，發達國家部分企業和工人受到外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競爭的沖擊。制造業等傳統產業陷入困境，失業增加，工人工資下降壓力增大。近幾年來，美總體失業率下降，但制造業失業狀況改進不大，美企業主及高級主管收入大幅增長，而非管理員工工薪增長幾乎停滯，這一定程度上與美企業向海外轉移產業流程和大量進口外國產品相關。由于服務業離岸外包，發達國家白領工人工作及其工資水平也受到一定影響。據估計，美國外包服務工作崗位將從2004年的54萬個增至2015年的340萬個；2004年一2009年間，發達國家將把200萬個金融服務崗位外包到低工資國家。但不應夸大外包對發達國家就業的影響。美學者研究顯示，在當前美、歐失業隊伍中，只有4%—5%與離岸外包活動的裁員相關。
第二，發展中國家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其一，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參與全球化能力較弱、自然資源缺乏的低收入國家，受到發達國家等的“擠壓”，不少國家債務負擔加重，與富國及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國內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其二，新興市場經濟體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與發達國家的經貿摩擦增多，經濟增長和國內金融市場易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存在著金融危機的現實和潛在風險。其三，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發達國家政府可通過較完備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等機制緩解全球化對其民眾的沖擊；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尚未建立或健全此類社會保障機制，缺乏規避風險和緩沖壓力的能力。更嚴重的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的話語權很小，無力改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全球化在世界范圍造成的受益不均問題更加突出。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大金融企業主、高級管理人員等是全球化的贏家，但部分中產階級，如美國中西部傳統產業密集的業主和工人沒有或很少分享到全球化的好處。全球化不僅使發達國家原有的貧富差距拉大，還使不少中產階級淪為新的貧困階層。在發展中國家，能適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亞洲中低收入國家已從經濟全球化發展和科技進步中獲益，低工資、科技傳播及進入全球市.場等因素使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快速增長。但拉美、東歐地區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分得的“餡餅”不斷縮小，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數國家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經濟結構單一，過度依賴自然資源，發展受制于國際市場，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全球化使許多國家貧困加劇，世界貧富鴻溝繼續擴大。非洲赤貧人口的比率從1981年的41.6%提高到21世紀初的47%。
經濟全球化面臨的許多問題并非都是全球化自身的問題，癥結在于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不合時宜，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問題。第一，全球化進程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其財政基礎，縮小其政策抉擇范圍。第二，支配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不公平，其總體設計向發達國家傾斜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世貿組織等國際體系本應以國平等、自由讓步為基礎，但實際上僅向具有貿易、金融實力的西方強國提供角逐的平臺。第三，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擴展，物質價值高于其他價值，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了環境問題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對全球化進程缺乏有效管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自，并危害其民主進程。第五，面對全球化的沖擊，發達國家缺乏有效的調整機制，而發展中國家則缺乏有效的緩沖機制。第六，全球化進程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美式自由市場模式趨于失靈，給拉美、東歐等國家帶來難以消除的負面效應。第七，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全球化發展不同步，一些西方政客的短視言行又加劇了兩者的不平衡，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協調的力度，但當今世界卻缺少能夠進行高效、民主協調的機制。
五、路徑與對策
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國際社會“拯救全球化”的呼聲日高。如何應對全球化進程中各種問題和挑戰，讓各國、各階層、各群體更廣泛和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好處，并更有效地規避全球化的風險，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不少國際知名智庫、專家、學者在積極探索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持續發展的路徑。他們大都強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加強協調合作，從全球范圍、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進行謀劃，制定出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方案。
(一)發展中國家應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可供選擇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突出市場主導作用的“華盛頓共識”；二是強調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綜合發展理念”。西方在拉美國家等推行“華盛頓共識”效果不彰，原因是過于強化市場的作用而淡化政府的作用，大力倡導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忽視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忽視社會公平性。“綜合發展理念”在東亞地區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發展理念”主張市場、政府、社區和個人協調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受到推崇和借鑒，一些西方專家也承認，“北京共識”比“華盛頓共識”更適合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
(二)在促進自由貿易的同時，加強公平貿易。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貿易自由化會產生不公平的結果，許多國際貿易協議不公平，沒有充分考慮窮國的處境，沒有真正促進窮國經濟增長。世貿組織應創立反映公平、社會公正和效率相結合的原則、法律框架，實施公平的國際貿易政策，有助于保證多數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益，確保各國更公平合理地分享貿易帶來的利益和成本。發達國家應增加對最窮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準入，使這些資源貧乏的國家有能力進入全球制成品市場。另外，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制定確保社會最底層工資增長的措施。只有在這些改革舉措到位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貿易才會使多數國家、群體、個人受惠。
(三)改革現行知識產權體制。在全球化條件下，現行知識產權體制帶來了不少問題。一是壟斷和不公平。二是壓制了創新和經濟效率。三是知識產權和專利壓制了知識傳播和應用，延緩了在創新基礎上進行創新的研發活動。因此，應建立公平的知識產權體制，全面考慮對經濟競爭力和創新水平的影響，實現壟斷成本和創新收益間的平衡，激勵創新和促進社會更加公平。此外，知識產權體制還應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特點，照顧其特殊利益。
(四)促進資源合理和有效使用。資源豐富本應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但長期以來卻成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障礙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經濟上過于依賴自然資源，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影響；二是資源豐富的國家的資源容易被西方壟斷集團或國內少數利益集團控制；三是資源行業的繁榮容易“擠壓”其他行業的發展，導致其他行業蕭條。另外，西方國家在開采資源方面追求短期利益，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促進全球范圍內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國際社會應制定行動計劃，積極參與采掘業透明度協議，健全產品認證制度，保護合法生產資源物品，切斷非法生產的資源物品銷售市場，開采自然資源應控制環境污染。
(五)共同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全球環境問題對世界各國的不利影響日益顯著。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至今仍不加入《京都議定書》，抑制了全球氣體減排進程。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美國等國家應盡快加入《京都議定書》，建立公平的體制來制訂減排目標，確定實施共同減排的方式和議程，并尋求低成本的路徑來促進減排目標的實現。鑒于《京都議定書》對解決全球減排有局限性，需要建立替代機制，也可考慮引入市場機制來解決問題。
(六)促使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積極作用。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一方面，跨國公司的投資和貿易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少利益，并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跨國公司不擇手段地追求高額利潤的做法，包括出現腐敗及環境污染等現象，嚴重地損害了所在國利益。為了減少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使其更好地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應通過激勵機制加強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建立全球競爭法約束跨國公司的不公平競爭和壟斷行為；改進公司治理，兼顧公司利益與社會利益；完善相關國際法規，加強對跨國公司全球經營的監管，限制腐敗現象。
(七)切實減輕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沉重的外債負擔不僅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國際減貧事業的進展。在解決債務危機時，應遵循不附加損害國利益的條件等原則，采取債務重組、適當減免債務及制定國際破產法等舉措，確實減輕外債負擔。同時，債務國也需在借債方面采取慎重態度，妥善使用和管理外債。
(八)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現行國際金融體系很不健全，特別是出現資金從窮國流向富國，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極為不利。近些年來，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大量用于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率很低，加之在交易過程中還要向銀行支付交易費，其投資回報極低，無法支付國內有巨大資金需求的項目。如考慮美元貶值因素，發展中國家蒙受更大的損失。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儲備體系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之一。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改革現行國際儲備體系，使其對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融資，充分體現國際社會對全球公正性的承諾，并支持全球減貧事業。
(九)改革全球治理制度。現行全球治理制度已無法有效管理全球化問題，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存在著單邊主義傾向，國際經濟金融機構出現“民主赤字”，發展中國家沒有得到應有的代表性和話語權。要讓全球化的好處得到更廣泛和公平的分享，須從政治層面進行改革。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強國際機構自身的治理，增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決策權，加強國際法規的實施，通過簽訂全球社會發展協議等，平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改進IMF等金融機構的治理和監管功能，強化其作為最終貸款者作用。有的專家還建議，應加強八國集團的作用，擴大成員規模，并使之成為全球性問題談判和決策的新平臺。
(十)發達國家應改進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相關政策和機制。主要通過國內經濟增長、加強教育和培訓等措施，幫助失業者尋找出路，而不應將責任“外包”給新興市場經濟體，不應助長.經濟民族主義抬頭，不應以貿易保護主義阻擋外國競爭。盡可能擴大從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中獲得的好處，同時解決這些不斷產生的變化對分配的影響。采取有效政策舉措，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擴大獲得教育和培訓機會，促進工人從衰落部門轉向擴張部門，并確保社會安全網在調整期間充分發揮作用。
提要：經濟全球化總是在曲折中深入發展。盡管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效應均是利弊兼而有之，但前者無疑是最大的贏家，而后者則面臨更大的挑戰和風險。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出現問題的癥結在于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不合時宜和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問題，國際社會需積極應對，采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方案，以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持續、健康發展。
全球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一)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境地世界經濟全球化日趨明顯，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獨立于經濟全球化之外，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融入這個大潮流。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要接受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但是現行國際經濟規則很不公平，它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制定，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和需要，嚴重地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不得不接受、服從各種不平等國際經濟規則，被迫作出做出讓步甚至犧牲，這就決定了我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境地。
(二)中國金融面臨著巨大的威脅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加大對外開放力度，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放松金融管制，使發達國家的資本可以自由地進入到我國。由于我國金融體制不完善和金融監管能力不強，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導致金融失控，誘發金融風險，對我國的金融體系產生嚴重地沖擊。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金融體系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和威脅。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威脅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處于主導地位。我國由于資金不足、人才短缺、技術基礎薄弱等原因，很難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優勢。這導致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為了獲得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乃至管理經驗，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對經濟管理權限作出一些讓步，結果會造成我國的經濟活動受制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必然要受到威脅。
二、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戰略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對這兩個方面我們要有清醒地認識，一定要趨利避害，規避它帶來的風險。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我們必須冷靜思考，沉著應付，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才是的正確選擇。
(一)擴大對外開放，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們應當拋棄過去的冷戰思維，建立一種同全球化相適應的與西方國家關系良性循環模式，即:和平共處———平等合作與競爭———增加信任、減少麻煩、不搞對抗、進一步加強合作———共同繁榮。關起門來搞社會主義是不可能成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就是真實的寫照。只有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才能加快吸收和占有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從目前看，我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著很大差距，經濟實力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技術相對落后。經濟全球化促進資金、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這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因此，我國必須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推行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加強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一切先進的成果。實踐證明，對外開放的政策是正確的，通過對外開放，得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強了國際競爭力，加快了自身發展。
(二)深化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我國要想在競爭中占取優勢，就必須加快發展步伐，提升國際競爭力。通過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首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雖然我國也參與了國際分工與合作，但卻處于國際分工的低層次地位，無法享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更多好處。鑒于此，我國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推進自主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進而增強國際競爭力，更多地獲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優秀成果。其次，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科技革命發展迅猛，國際競爭更加激烈，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加快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因此，我國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經濟制度的調整:一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做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二是加強宏觀調控，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進一步健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體系，完善政府重大決策程序，推進其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進程，切實把政府職能從管理轉到服務上來。
(三)積極參與并推動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自身優勢一直主導和推動著經濟全球化，導致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仍然是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在這種不平等國際經濟秩序下，社會主義國家被置于劣勢地位。所以說“強調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新質量和重要性，決不意味著可以掩飾它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因此，中國要想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必須改變這種不利的局面，打破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主導權的壟斷。中國只有抓住經濟全球化變革的有利時機，積極主動地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才能改變當前的現狀，使經濟全球化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中國發揮后發優勢，促進經濟發展，增強自身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力爭成為經濟全球化規則的參與者和制定者，為參與經濟全球化規則的制定提供現實可能性和重要條件。同時還要加強南南合作，共同應對經濟全球化，聯合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進一步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繁榮公平地潤澤給所有國家，最終促進全人類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全球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一）經濟全球化的涵義
對經濟全球化的涵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現在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國家、組織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經濟全球化最一般的含義，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擴張和全球化聯系，是資本、資源、信息、貿易的全球共享與優化組合。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務交易、資本流動、技術信息傳播、消費和生產活動等，在全球范圍內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的經濟態勢。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推進和空前大發展，因此，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市場化。也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生產的國際化，它使人類社會從“國際貿易”時代進入“國際生產”時代，經濟全球化就是生產的全球化。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
應當說，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有著多方面和多層次內涵的復雜社會經濟現象。一方面，它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是商品和生產跨越國界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又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有密切的聯系。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的產物。從生產力發展角度看，經濟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產業等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統特別是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新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實現。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到目前為止，經濟全球化確實又是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同時并進。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有促進和符合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進步性。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的擴張，它又有利于發達國家維持世界經濟的舊秩序。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競爭機會。
由于發達國家是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和全球化“游戲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在科技革命推動基礎上，在西方發達國家推動下的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不存在談判的機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場競爭來決定，而這樣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及特征
（一）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
1.現代信息技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有著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代表當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的進步，降低了企業的遠距離控制成本。對于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其經濟的活躍程度，表現為企業的經濟活動半徑，是與其所有權控制的成本呈負相關關系的。遠距離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因特網的誕生，使這種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從理論上來講，對于任何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的企業，它的活動范圍都可以達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的體制障礙。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趨同態勢是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經濟體制轉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從20世紀中期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先后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當時的情況是，不僅缺少外部資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鑒的國際經驗，最終導致了改革的失敗。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由于實行改革和開放并舉的戰略。而且，在改革中促開放，在開放中促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幾十年，采取不同的對外開放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說明了問題。
3.微觀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是促使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動因。商品與要素價格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差異，被人們稱之為“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客觀存在，為企業在全球范疇內的“套利”活動提供了空間。于是，便有了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生產過程的分解與全球配置。在這種微觀主體世界范圍內的套利活動中，跨國公司逐漸扮演了主角。這是因為跨國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使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管理戰略以及資金實力：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將產品銷售到價格更高的市場上進行套利；另一方面，將巨額剩余資本轉向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套利。而內部化優勢，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生產和銷售活動按照最有利的區位優勢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將每一個分支機構及其所聯系的企業在職能專門化的情況下，組成一個一體化的網絡，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生產、銷售等活動而服務于母公司的發展戰略。這樣做的結果是，國際范圍的分工與協作實際上變成了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與協作。當跨國公司利用優勢而大舉進行全球性套利活動的時候，其客觀的效應便是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發展。
（二）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場經濟為特征。世界除個別國家外，都在為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努力，這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統一的經濟體制基礎。
2.新一輪科技信息革命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術基礎。新的信息技術革命使世界縮小成為“地球村”，使商品和資本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流動。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術基礎上的產業成長和產業轉移速度加快。
3.現代經濟全球化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三種資本形態完備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已走過了兩個階段：商業資本全球化和借貸資本全球化。二戰后其基本特點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產業資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資本投資市場，并進一步帶動了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全球化其實就是上述三種資本形態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產全球化繼續發展的同時，無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來勢更加迅猛。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僅從貿易轉向直接投資，而且進一步轉向間接投資和對地產、信息、金融業的直接投資。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資本轉移，活躍了金融經濟，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5.經濟全球化是在國際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將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擴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貧富分化、環境退化等嚴重問題。
三、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既不同于過去的單極霸主制，又沒有達到對稱制的要求，可視為發達國家霸主制，表現在：
1.全球經濟的游戲規則，仍然以發達國家的利益為核心，許多制度安排未將發展中國家考慮進去，如80年代關于國際流動資本風險監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國集團。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從根本上說，是由各國的力量對比決定的。這樣，在世界范圍內，國際規則的形成過程變成了發達國家集團同發展中國家的相互博弈過程。發達國家通過七國首腦會議（后八國首腦會議）或歐盟這樣的組織在其內部形成共同的規則，并憑借實力優勢，將它們共同的內部規則延伸為世界通行的規則，主導著國際制度。
2.國際組織在促進各國經濟聯系加強的同時，并沒有找到一條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模式。因此，傳統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斷下降，要求它們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面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調控已顯力不從心。WTO的產生，使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做法，將人為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風險。
3.全球一體化程度低于區域一體化程度，并且區域間一體化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統一的、一體化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它們駕馭經濟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應更快，它們的政策選擇為發展中國家所模仿。但因兩類國家制度建設上的差異，造成同樣的政策選擇，其效果卻存在極大差異。
4.全球經濟一體化規則，最終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這種分配規則是否合理、公平，要考慮到資源的初始配置情況。然而，作為這一規則的主要倡導者——發達國家，很少考慮到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資源配置初始狀況的不平等，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初始不平等。
四、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毋庸置疑，經濟全球化并不代表每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它取決于國際制度和規則，因為制度和規則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擔。在現行的國際制度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經濟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
（一）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的影響
在西方化的國際規則體系和國際體制下，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極大地發揮其優勢而將其劣勢保護起來，從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擔更少的成本。
1.國際通行的制度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國內規則的特點，不存在與國外規則的嚴重沖突。這樣，當發達國家的企業、政府及其他經濟主體在世界市場上開展活動時，就不會面臨規則的沖突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無需承擔過多的制度變遷成本，減少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2.因為主導著國際制度，發達國家可以使其他國家承擔更多的來自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和成本，從而轉嫁成本，規避風險。
3.發達國家通過國際制度、規則極大地發揮了其優勢和保護其劣勢。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后，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其主導的世貿規則，打開別國的金融市場、服務市場等。而對于紡織服裝這一發展中國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卻給予發達國家十年的時間以消除“多種纖維協定”的配額。
4.世界經濟中的“集權”效應（財富自分配的效應）。無論是金融投資還是商品的生產、推銷、全球化，都意味著把決策權上繳給超大規模的跨國公司、跨國銀行、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業和機構。而跨國公司的擴張又造成了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國公司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1/3，而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額又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估計，約70%的國際技術支付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世界上主要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價格，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的。他們往往通過控制產量從而使自己產品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如微軟公司對視窗產品價格的影響。由于發達國家所具有各種優勢，使得發達國家能夠從全球化中獲得遠比發展中國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確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和潛在的巨大機會；另一方面，它們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主導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現狀，從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是因為：
1.國內制度尚不穩定，尚在變革之中，沒有現成的可以駕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就要承擔重多的制度變遷成本。
2.發達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主導，使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多的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從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經濟中生產過剩效應的影響。從供給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使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傳統制成品的生產行列中來，從而造成該類產品供給的急劇增加；從需求方面看，隨著世界經濟步入信息經濟時代，人們對傳統制成品的需求不斷下降，其收入彈性已呈遞減趨勢。結果，傳統制成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現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效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惡化，貿易利益也會隨之流失。
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形成非對稱的沖擊效應，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要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的利益，就要實行動態比較優勢戰略。如在增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盡快扶持高科技產業的出口與對外投資，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積極參加多邊組織和國際組織，竭力擴大本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五、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已經逐步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但是，由于中國總體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同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國內體制改革不到位和經濟上存在結構性問題，因此經濟全球化浪潮給中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利的沖擊。
（一）體制沖擊
中國現行的體制與全球化所要求的結構調整是不相適應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國地方分割的市場體系與經濟全球化是不相適應的。其次，在微觀層次上，由于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機制和創新機制，也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剛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國的企業制度尚不夠自由，奇高的開業費用（包括貨幣的與時間的），限制了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脫穎而出，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要解決體制上的問題，關鍵在于政府要下決心退出市場活動，真正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社會分工。
（二）貿易沖擊
貿易沖擊來源于一種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結構。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就具有這樣的特征。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經濟：一方面，是東部沿海較為發達的城市化、工業化經濟；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較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經濟。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結構下，一般而言，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制約，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生產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勞動成本相對較高的沿海發達地區，這就大大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針對來自于經濟全球化的貿易沖擊，中國需要通過開發中西部來實現產業梯度大轉移。借助于產業的梯度轉移，東部可以參加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并且因為其成本遠低于發達國家而具有競爭力。與此同時，那些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傳統產業也會因為成本的降低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三）儲備沖擊
全球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要素集聚與要素集聚力
(一)要素集聚的內涵
要素集聚是勞動力、資本、知識、技術、制度、政策等經濟要素在一個國家或某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過程,是要素合作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集聚就是各種要素的國際流動,是一些國家或地區的資本、技術、管理、品牌、專利、跨國經營網絡等要素集聚到另一些國家或地區,使這些國家或地區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生產者。通常所說的要素在地理上直接從一個地方流向另一個地方,這是狹義的要素集聚。本文所指的要素集聚是一種廣義的要素集聚,是要素的相互聯系和作用的過程。
(二)要素集聚的特征
要素集聚是一個動態過程。要素集聚實際是要素的移動過程。開放經濟和封閉經濟的基本區別在于,開放經濟體系可以突破國內資源的約束,在國內資源不足時,從外部輸入,國內資源充裕時向外輸出,通過資源的國際流動實現資源的跨期最優配置。
要素集聚不是簡單堆積。要素集聚不是簡單把外部要素聚攏過來,或擁有或占有,而是讓各種要素協同作用,進行要素合作,實現要素的價值。經濟全球化解決了一個國家或企業僅僅依賴單一國家資源的問題。
要素集聚是不均衡的。要素集聚狀況無論是國際上還是在一個經濟體內部都是不均衡的。實際上,之所以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很大程度上是要素集聚不均衡造成的。
要素集聚模式決定了產業發展模式。發達國家集聚了科技創新、資本、知識等高級生產要素,往往成為新技術、新產業的發源地,當這些產品標準化及產業成為夕陽產業以后,就會被轉移到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所以,發展中國家只好成為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上的生產者或者組裝者,生產和加工最低端環節的產品。
要素集聚模式決定分工模式。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標準、品牌、優秀人才和跨國經營網絡等高級生產要素,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國公司紛紛把生產基地、地區總部甚至研發中心向該地區轉移。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成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為了世界工業品的主要生產基地和出口基地。
(三)要素集聚的途徑
要素集聚主要有四種途徑:自然集聚、人為集聚、近程集聚、遠程集聚。不同國家在這些途徑的應用比例有所不同。自然集聚是指一個經濟體由于具備初始的資源稟賦,從而擁有吸引資源的能力。人為集聚的主體是各國政府、企業和其他相關組織,包括主動挖掘、吸引、管理、配置優勢資源,以及對退化資源的處理。近程集聚指的是區域經濟體積極的挖掘、利用和整合積累內部及鄰近區域資源,而遠程集聚則是破除地理的限制,積極從較遠的國家或外部地區集聚優勢資源。通過這些手段,可以實現國家集聚環境的補缺和擴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激勵。
單純的要素流動比商品流動要困難一些,有時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為要素流動的背后會涉及軍事、政治問題,比如移民限制是很普遍的現象。即使在一體化程度很高的歐盟內部,包括資本在內,人口的流動也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要素集聚過程更多地表現為以企業、產業為載體的要素流動過程,主要表現為:
1.進出口貿易。國際貿易本身就是一種要素集聚過程。現實中,貿易的確是要素流動的替代品。中國向美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意味著美國利用了中國的勞動力;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即表明中國利用了國外的技術、資本要素。國際貿易作為間接的要素交換,美國集聚了中國的勞動力,是要素的“遠程集聚”。外包就是一種典型的遠程要素集聚。
2.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是帶動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移動的最主要的推動力,因為其本身就是資本跨國集聚的結果,并且隨著跨國公司業務的開展,它會帶動技術、人才、管理等其他生產要素向東道國集聚,以及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活動也帶動了中間產品和資金的流動和交易。
3.外包。外包是指作為生產經營者的業主將服務流程以商業形式發包給本企業以外的服務提供者的經濟活動,是企業的外部尋源。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是指服務外包企業向境外客戶提供服務外包業務。近年來,中國承接了大量的國際外包業務,使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日本等國遠程集聚了中國的勞動力要素。
(四)影響要素集聚的因素
影響要素集聚的因素,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地變換。要素流動會受到種種限制,“國界”是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素,即便沒有正式的貿易壁壘,國界就是實際的貿易壁壘。因此,要素集聚需要一定的環境因素:
安全因素。保證生產要素的安全是一切要素目標的前提條件,這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方面體現得最明顯。
自由的市場環境。要素集聚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增值機會,提高要素收益,而流動性是保持要素獲得盈利機會的前提,自由的市場環境則是要素流動的保障。所以,互通有無是要素的根本。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都與外部要素流入有關。
開放程度。較高的開放狀態雖不是要素集聚的充分條件,但卻是要素流動的重要基礎。因為,高度開放的條件下,要素能夠較自由的流動,提高了要素流動的效率和社會收益。經濟全球化下,價值鏈分工的形成與發展,增加了要素之間合作的機會和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的基礎設施。包括地理位置、交通及通訊等條件,甚至還有良好的環境。
政策、法規。政策要素能人為地或有意識地創造要素集聚環境,法規則是要素集聚的法律保障。
其他條件。宜人的氣候、清潔的空氣會成為要素集聚的理由。全世界的對沖基金經理都集聚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如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和英國倫敦的梅費爾,但近幾年來不斷向新加坡集聚,因為該國宜人的氣候、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及優越的生活方式,還有人才、法律環境和免稅政策等要素環境。
經濟全球化與要素集聚的相互關系
要素集聚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基礎。一方面,要素集聚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要素集聚推動了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涵就是要素的跨國流動不斷增強。眾多國際組織和專家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進行了分析。如羅肇鴻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的一種運動狀態,主要是講生產資源的配置已經超出民族國家的范圍,在地區甚至全球范圍內實現優化配置”。余永定也指出:“全球化的本質是生產要素跨國界的自由流動。在世界處于一種理想狀態的情況下,全球化作為這一流動過程的終點,意味著資源的最優配置已經達到了它的空間極限,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帕累托優化”。從根本上說,“經濟全球化是一系列導致要素、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以及服務產品市場的經濟活動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統一整體,并使跨國界價值鏈在國際循環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
戰后,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將世界各國和地區緊密聯系在一起。要素的國際流動把各國獨立的生產過程變為真正的世界性生產過程,并促進了跨國公司這一全球化企業組織形式的發展。因此,要素的國際流動才是經濟全球化區別于世界經濟以前發展階段的本質。
(二)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要素集聚機制
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素的國際交流將世界各個部分聯系在一起。世界經濟體系就是在這種聯系和交流中形成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制度安排、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機制促進了要素交流。要素的交流能力既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硬實力,又反映其軟實力。
全球經濟多邊規則與制度安排,規范了商品、資本、技術、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階》中指出,“這些組織框架和制度的出現,本身就是特定時期國家之間經濟實力博弈的暫時均衡的結果”。由于經濟實力和相應的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影響力大不相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球化經濟運行規則,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接受。發達國家具有全球化的國際制度優勢,不斷利用其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推行本國意志,保護本國利益。
要素集聚機制就是引領要素順利集聚的法律規制,它影響乃至決定要素集聚方式和效率。一個地區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約束。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地區要素集聚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加快體制轉軌。經濟發展的經驗事實顯示,一個好的、有效的要素集聚機制可以順利實現要素的自由交流與配置,降低要素交流成本。
在當今世界,國際機制也在不斷發展和完善,形成多層次、多領域、高效率的會晤、協商機制和多邊合作機制及其載體,世界各國在一個制度化的框架內,可以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磋商、決策、執行和監督,從而使一國無能為力的問題以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解決,從而大大提高了全球要素集聚能力和集聚效率。
在國際要素集聚機制框架內,除了上文提到的國際組織外,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和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要素集聚,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了要素的有效集聚,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歐盟是一體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體,1993年統一大市場的建立,以及1999年啟動的單一貨幣歐元,部分實現了要素的無障礙集聚。
要素集聚與比較優勢的關系
(一)要素集聚能力決定國際分工地位
全球化經濟要素流動的本質與基礎性特征決定了開放經濟通過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當前中國主要是流入)實現了各種生產要素在本國的組合。由于這種組合,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國際分工概念。上世紀后半期以產業的國民差異為基本特征的國際分工深化為以產品的國民差異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形成了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不同國家所有的生產要素在一個國家中進行組合,形成某一產業,生產出某類產品并出口。在這個意義上,分工可稱為“要素分工”,即各國以某一種或幾種特定生產要素參與全球化經濟下的國際化生產。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更深層次上的國際分工,即要素供給的國家專業化,可稱為“要素合作”型的國際分工。
盡管經濟全球化實現了要素集聚的全球化,但是,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仍由要素的稀缺性決定。發達國家擁有資本、技術、管理、國際營銷網絡等稀缺要素,發展中國家則擁有勞動力、土地等低級要素,發達國家支配了國際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機制。
(二)要素集聚與區位優勢
硅谷、新竹、劍橋、深圳、浦東等很多地區的發展經驗都證實了要素集聚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在企業、區域經濟、宏觀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旦某個區域、某企業成為整個經濟國際當中的經濟極和經濟場,往往就會有資源集聚而來,創造出更高經濟效益。并且,通過努力,將其拓展為發展優勢,形成全面的增長態勢。英、美、日之所以成為大國,是因為有利的要素集聚環境,包括:安定的社會環境,政府與民眾互信,文化、制度、人文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世界銀行曾經對世界19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過分類測算,結果表明,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占64%,遠遠高出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本和工廠道路等人造資本。勞動力與教育相結合就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積累越多,吸納外商直接投資能力就越強。吸納外商直接投資能力越強,也越能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因此,要形成良性要素集聚機制,就要抓好基礎教育,提高未來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充分調動現有人才資源,并通過“筑巢引鳳”,集聚各種外部生產要素。
(三)要素集聚與比較優勢
城市集聚了過多的社會經濟要素,農村則被邊緣化。反過來,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越容易集聚各種要素。城市具有較強的要素集聚力和完善的分工體系。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產業帶,教育、科技、人才、資本大量集聚此地。中國經濟的增長極就源自城市集聚的經濟效應。同時,要素集聚的不均衡性嚴重影響了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在中國,制度和政策是最好的要素。市場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惡化的根源,它只不過是把本來一直隱蔽存在、更深層的制度機制問題以更夸張的形式表露出來。換句話說,市場化改革是問題的表象,權力制約機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惡化的本質。而權力制約機制最根本的是支配要素的權利。因此,要素的不均衡集聚是造成地區經濟差距的重要原因。
在國際分工中,比較優勢的實質就是發達國家發揮高層面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發揮低層面的比較優勢。發達國家主要生產高技術含量、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發展中國家生產初級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品。原因就是:發達國家集聚了高級要素,發展中國家集聚了低級生產要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水平,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它集聚創新要素的規模與層次。
隨著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資源要素流動不斷加快,這為我國集聚國內外要素提供了有利條件。人才是自主創新最根本、最關鍵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創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養,二靠引進。
國家擁有豐裕的科技資源和自由的社會環境,以及資本、人才,從而擁有產品研發階段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擁有大量廉價的普通工人和相對較低的環境標準,或教育程度,因而擁有產品裝配階段的比較優勢。要素集聚能力決定發展潛力。在中國,東部地區率先對外開放,集聚了大量的外部要素,經濟率先發展,這里的人也率先富裕起來。反過來,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對資金、資源、勞動力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內陸地區,在招商引資、吸引人才等方面處于不利位置,影響了經濟增長,結果人均收入的改善速度不快。區域間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務差距也較大。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還要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促進人口與生產要素、經濟布局在區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縮小不同區域民眾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
從要素集聚看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改善貿易與投資環境,減少了要素流動的障礙,為要素提供了廣闊的增值空間。外部要素的大規模流入帶動了中國制造業的擴張和以加工為特色的對外貿易的發展,加快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進程。除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中國內地的各種要素(如人才)也集聚東南沿海,形成了像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產業集聚區,成為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生產中間產品的重要基地。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中國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低端,零部件和原材料過度依賴進口,增值率低,處在加工工業“微笑曲線”的底部。中國勞動力與發達國家技術交換時的相對價格(即交易條件)處于不利境地,造成規模經濟下的貿易條件惡化。在中國的出口創匯中,外國人拿走了92%的利潤,中國最多拿到8%的微薄加工費,換來的卻是環境嚴重污染、勞動力條件惡化的不良后果。
造成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主要是由于要素集聚模式造成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引了大量的資本和技術,解決了經濟發展過程的資金短缺問題,擴大了就業,提高了國民收入,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在要素集聚過程中,國外的資本、技術、標準、品牌、優秀人才、跨國生產經營網絡與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形成偏向性產業擴張,即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生產與出口。在優惠政策和外資推動下的對外貿易模式,在國際貿易中具有價格比較優勢。但是,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資源參與國際分工的路是走不遠的。因為勞動力成本會不斷上漲,且還有比我國更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國等國家和地區都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因此,必須集聚更多更高級的生產要素,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實現貿易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就要改變要素結構,通過培育、集聚等各種方式獲得自己的稀缺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創造要素優勢,改變國際分工地位。在現代知識經濟條件下,不僅要集聚外部要素,而且要考慮對稀缺要素的創造。在集聚內部要素的時候,要對本國勞動力要素進行投資培養,提高人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形成“動態要素富裕”,改變要素弱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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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經常項目順差；經常項目逆差；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
全球經濟失衡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并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不安。廣義地講，全球經濟失衡可以指全球經濟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南北貧富的差距、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不平衡等。不過在大多數場合，人們在談論全球經濟失衡的時候，是指美國巨大且不斷增大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相關聯的美國極低的儲蓄率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極高的儲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作為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在核算意義上它總是平衡的：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儲蓄不足，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儲蓄過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失衡是這樣一種現象：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
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現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
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防止美元貶值造成儲備資源縮水。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平衡，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也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選擇，反而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從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實際需要出發，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要密切跟蹤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特別是美元匯率走勢可能出現的趨勢性變化，及早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同時通過擴大進口和鼓勵其他對外投資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規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貶值造成國民財富流失。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與政策協調，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努力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全球經濟失衡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國，只有有關各方加強合作采取共同行動，特別是美國承擔主要調整責任，才有可能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繼續擴大的趨勢。為此，中國應加強同其他有關各國的磋商協調，督促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提高國內儲蓄率，更多地承擔調整責任，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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