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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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流動的影響因素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流動人口 社會融合 影響因素 測量

作者簡介：鄭嫻，重慶工商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社會管理。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后，農民工不斷涌入城市出現了“民工潮”的現象。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更多流動人口為了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和向往城市的美好生活，像“候鳥”一般遷徙到城市，于是就出現了流動人口城市融合的重要問題。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歸納出學術界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影響因素和測量維度選擇的研究結論，總結出現有研究的不足之處。

一、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

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因素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已有的文獻分析發現，影響因素主要包括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心理因素。

（一）經濟因素

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因素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桂新（2006）認為外來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主要取決于兩大要素：一是居住，即要有棲身之地;二是就業，即要能有維持一定的生活源泉，這是外來人口能否在城市立足、生存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在經濟因素中，月收入水平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影響最為重要。把社會融合度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因素（就業狀況、職業類型、住房狀況、月收入水平）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得出四個變量對社會融合都有一定的正向影響，其中，月收入水平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影響最為重要。

但經濟因素并非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產生影響。陳湘滿（2013）運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湖南省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分析，他認為在經濟因素中，工作行業、單位性質和就業身份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度具有顯著影響，但上個月工資收入、天平均工作時間、周平均工作天數對社會融合影響均不顯著。

（二）制度因素

目前，國內學者關于制度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影響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上不健全等方面。

此外，社會管理體制構建的不成熟也是造成流動人口難以融入的重要原因。例如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管理方式的不完善，使得農民工群體為主體的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不能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中;權力保護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農民工缺乏政治參與和表達訴求的權利，從而難以有效地維護自身的權益等，這些方面都是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何增科，2009）。

（三）文化因素

流動人口在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傳統性特征依然非常顯著。流動人口面對著社會轉型期多元文化思想的沖擊和繁重的工作，加上沒有經濟能力去培養自身的文化素養，使得流動人口容易缺乏歸屬感、社會交往封閉等精神上的問題，產生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排斥感。

但流動人口對城市文化持接受的態度，并希望內化為自己的文化，從根本上擺脫“土氣”，變為“洋氣”。 朱冬梅等（2010）認為流動人口長期在城市務工，原本的“鄉土文化”也潛移默化地受到城市價值觀的影響，他們生活方式也日益得到改變，使得對城市的文化排斥感不斷減少，逐漸地融入到城市的文化氛圍中來。但文化的融入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漫長過程，因而在融合過程中，會發生 “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沖突，與先進的城市文明相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調查表明，為數甚多的農民工希望得到廣大市民的幫助和支持，在外在的身份上和內在的文化上得到轉變，這也是促進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合的重要契機或交匯點。

其中語言的影響最為顯著。李梅香、王永樂（2013）以浙江省為例，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后發現文化因素的回歸系數值是最大的，說明文化因素對社會融合的影響較其他因素都要大。其中能否聽懂方言或用本地方言進行交流，關系到外來人口在這個地區的社會融入度，聽懂且會說本地方言的外來人口會傾向于認為自己就是這個圈子的人，否則總有被排斥的感覺。

（四）心理因素

心理層面的適應是屬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參與城市生活的深度，因此，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是社會融入的最終標志，反映了流動人口能否完全、真正地融入到流入地城市生活的有效主觀標準。

二、社會融合的測量維度

社會融入測量維度指標是根據影響因素來確定的，因此國內學者主要從經濟、文化、心理、權益保障等這幾個方面構建測量維度，只是各維度下測量的具體指標等有所區別。

關于經濟的融合的測量，早期國內學者只從就業這一維度上來分析。杜鵬等（2005）從來京人口尋找工作的途徑、來京人口的職業轉換狀況來分析來京人口的就業過程。近幾年、學者不斷對經濟融合的測量維度進行完善和豐富。王桂新（2007）分別從農民工求職渠道、職業培訓方面、每天的勞動時間、工作環境和個人收入、居住條件來進行經濟維度的測量。周皓（2012）認為在考慮測量指標體系時，不僅應該考慮全面性，更應該考慮到指標的簡約、代表性及可操作性。

心理融合測量上，楊菊華（2009）認為身份認同是社會融入的重要指標，具體包括流動者與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歸屬感及對自己是誰、從何處來、將去往何處的思考及認知。孟兆敏、吳瑞君（2011）對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后發現社會融合因素與居留意愿相關。

權益保障方面的測量。王桂新、羅恩立（2007）認為測量指標應包括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的參與度、參加社會保險的情況、子女入學和受教育方面、農民工在爭取公共服務和合法權益的過程中政府發揮的作用。杜鵬（2005）將收入水平及社會保障狀況、工作轉換及失業狀況、工作時間及加班情況、工資發放狀況歸入外來人口的權益保障測量維度上。

社會流動的影響因素范文第2篇

關鍵詞：高校教師；流動；影響因素；流動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37-0019-02

引言

高校教師的流動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阿特巴赫曾說，高校教師的流動不僅不新鮮，而且有相當長的時間。在2000―2004年，我國大學間及大學與外界間的大學教師流動人數占大學教師總人數的40.6%，這個比例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平均水平。2000年高校師資改革之后，我國高校師資流動情形越來越頻繁。[1]流動率的持續走高，帶來的是大學教師的無序流動，給高等教育事業帶來挑戰，大學教師流動機制尚不健全，問題重重。所以，確保高校師資的合理流動，亟需建立合理的大學教師流動機制，保障我國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這就要從根本上了解高校教師流動的影響因素，分析流動的原因及其背后隱藏的教育體制問題，建立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和流動機制，促進大學教師的合理流動。

一、高校教師流動：內涵與流動類型

1.內涵。高校教師，是分布在各級各類高校中，或以學術為業或以教學為業的學術型人才，這些人的流動即高校教師流動，其流動范圍主要集中在高校、研究所以及與高校有合作項目的企事業單位，甚至國外。李友芝、齊子萍認為大學教師流動是指大學教師發生崗位轉移的現象，許@把教師在地理空間的流動歸屬于教師流動，畢正宇認為教師流動指教師改校甚至改行，王煥軼認為大學教師的自由流動特指改變其隸屬關系的流動行為。肖瑋瑋則提出，教師流動主要指教師流出意向，教師個人想要離開目前所在學校與組織及另外尋找其他學校或工作機會的傾向程度。[2]

2.流動類型。學者對高校教師流動類型的研究，根據不同的標準或視角，劃分出了不同流動類型。王寧將大學教師流動類型分為縱向流動和橫向流動，縱向流動為大學教師在職務晉升中的流動，橫向流動為大學教師在校際間的流動。[3]陳金江根據學術性的標準，將大學教師流動劃分為學術型流動和非學術型流動。[4]樂國林以流動前后工作地點的變化，分為校內橫向流動、校際橫向流動和趨洋流動；以行業系統為流動參照點，分為高教系統內流動和跨系統流動；以流動人員流動前后崗位的變動，分為在崗橫向流動和離崗橫向流動。[5]白維維在關于高校教師流動政策問題的研究中，對美國教師流動進行了分類，為有序流動和無序流動、雙向流動和單向流動、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6]劉進根據流動原因，將高校教師的流動分為結構性遷徙和制度性遷徙。因種族、信仰和戰亂等原因及區域性的戰爭或民族沖突導致的大規模流動為結構性遷徙；因教育、經濟等社會、區域發展程度的不同對教師的吸引，而形成的有規律流動為制度性遷徙。[7]劉進在另一項實證研究中，提出中國研究型大學教師流動的六種主要類型：從海外回國任教、從企業流向大學、兼職教授、“家屬”模式、“獵頭”公司、“以才引才”模式。[8]周險峰按照教師流動的發起者分為行政主導型流動和自主型流動，按照教師流動的方向分為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按照教師流動的范圍分為系統內流動和系統外流動，按照教師流動的結果分為合理流動和不合理流動。[9]

二、相關研究視角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從政策層面放寬人才流動的限制，高校教師流動越來越平常和頻繁，對高校教師流動的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研究者的關注點的差異決定了對研究這一問題的理論視角的變化。

王勇明以管理學視角從高校教師的需要入手，以教師流動為切入點，通過職業、薪酬、環境等激勵性因素的激勵有效性，與滿足教師需求的作用機理分析，揭示了教師激勵的一般規律，探尋了持續激勵教師的有效模式。龔波從組織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了大學教師流動在微觀層面的流動機制。李軍2006年的一項研究運用人力資本產權理論論述了高校教師流動問題。人力資本理論和成本收益理論都是以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高校教師流動的價值所在。鄭春林以心理學視角對大學教師的職業倦怠和工作壓力進行了調查研究。這一視角基于心理學理論分析了高校教師流動的原因，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和美國的麥克萊蘭的成就需要理論為高校教師流動的原因作了有利的解釋。

這些視角無一例外地論證了高校教師流動的必要性，只有保證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及其與社會之間的合理流動，才能保證高校教師的新鮮血液，繁榮學術隊伍。

三、高校教師流動的影響因素分析

高校教師的職業流動，有何因素導致了高校教師的流動？是外在環境的變化還是教師內在的精神追求？

社會流動的影響因素范文第3篇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回流；遷移法則

一、農村勞動力鄉-城流動

國外學者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二元結構理論和人口遷移理論。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喬根森二元結構模型、托達羅模型和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形成了二元結構理論。國內關于勞動力遷移的理論研究結論大多是在國外理論模型研究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而得出的。同時，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國外學者對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和決策機制。

勞動力流動理論最早源自統計學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遷移法則”。經濟學家從各種角度來分析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原因。Thomas提出了關于遷移的推—拉理論，把從農村到城鎮遷移的原動力經常被歸結為兩類：“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模型，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最基本動因是城鄉之間實際的經濟收入差距。該模型在發展經濟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以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Fei和Ranis對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作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強調重視農業的作用，認為必須保證農業能不斷滿足工業擴張的需要，才能實現勞動力的轉移。Jorgenson的“農業剩余”理論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充要條件是農業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擴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預期收入”的概念，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取決于在城市就業率的高低和對相當長時間內成為失業者的風險的權衡。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理論興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對貧困解釋遷移問題，以彌補托達羅“預期收入假說”解釋力的不足。

國內關于勞動力遷移的理論研究結論大多是在國外理論模型研究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而得出的。蔡昉通過對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學分析，論證了中國目前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流動的特征。辜勝阻和簡新華系統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問題。趙耀輝以四川省為例，研究了影響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著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實建立了經濟轉軌中的勞動力流動模型，分析了由市場主導部門與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落差而造成的勞動力遷移動機。朱鏡德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建立了三元勞動力市場格局下的兩階段鄉—城遷移理論模型。楊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遷移過程中的混沌現象，揭示了勞動力在遷移中不可能達到均衡，即振蕩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對托達羅模型和楊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綜合新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方法，重新建立了勞動力轉移模型。

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也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朱農利用湖北省抽樣調查數據，應用非參數模型和半參數模型，研究了婚姻與流動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會和經濟特征對流動的影響。劉精明研究發現農業勞動者的職業轉化是在城鄉比較利益差異、制度條件和農民個體所擁有的人力資本三種主要力量的交織作用下實現的。龐麗華認為家庭層次變量、村級層次變量以及省級層次變量對農村勞動力遷移有著顯著影響。蔡昉和都陽認為相對貧困對農民的遷移決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對貧困程度越強，其遷移到外地就業的動機越強。姚先國和劉湘敏認為工資差距、就業機會以及已有的遷移網絡是決定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三個基本因素。李強運用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城市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推拉模式與國際上相比存在著巨大差異，其中最主要的差異在于戶籍制度。侯紅婭、楊晶和李子奈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個人特征和城市化遷移意愿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揭示出影響當前農村勞動力遷移意愿與遷移決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過計量分析表明農民工工資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因素。何軍和洪秋妹以江蘇農民為研究對象，運用Logit模型對流動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指出農民個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響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過對長春市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問卷調查，探討農村勞動力流動行為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

二、農村勞動力城-鄉流動

國外學者對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和決策機制。20世紀80年代，“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理論開始興起。Stark和Taylor（1991）應用新勞動力遷移理論分析為降低風險和減輕“相對貧困”而進行遷移決策。Dustmann等（1996）依據個體謀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遷出地與目的地之間價格水平差異、勞動力在城市中積累的只能在遷出地發揮作用的人力資本以及勞動力個人的主觀偏好。Tunali（1996）通過對土耳其男性勞動力回流的調查指出隨著年齡增長而產生的風險規避傾向會導致勞動力回流，遷出地資本的積累和就業環境的改善也將會吸引勞動力回流。Hare（1999）通過利用中國農村的農戶數據，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出和回流問題。Lucas（2003）認為導致回流的主要原因為城市就業機會突然急劇的減少，勞動力返鄉進行投資。現存已有文獻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國（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發達國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眾多發展中地區的勞動力回流現象。

與其他國家相比較，中國農民的身份對勞動力遷移的產生強烈的制約，國內學者對中國農民工回流的原因與機制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崔傳義、潘耀國（1999）通過對山東省桓臺縣2鎮10村的調查數據，分析外出與回流、回流與創業的關系。趙耀輝（2002）應用計量分析方法對回流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年齡、受教育程度、耕地和遷出地非農就業機會均會對農民工回流產生正向影響。李強（2003）運用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城市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他認為中國的推拉模式與國際上相比存在著巨大差異，其中最主要的差異在于戶籍制度。Wang（2005）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將回流分為基于城市就業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資性回流三類。周霞（2005）指出農村勞動力從農村遷入城市后做出回鄉還是繼續留在城市的行為選擇是由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影響農民工理性選擇的有農民工對自身具有的資本、對城市和對鄉村的認知。張宗益等（2007）根據重慶市實地調研數據資料，應用Probit模型回歸分析了個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農政策對回流的影響，并提出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的對策與建議。羅靜和李伯華（2008）依據武漢市新洲區農戶調查數據，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了農戶回流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指出農戶個體特征、家庭特征、農戶對鄉村評價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對農戶回流意愿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葛曉巍和林堅（2009）運用事件史的方法對影響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因素進行分析，重點分析了在從事非農事業過程中資金和社會資本的積累對回流決策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外出勞動力的婚姻狀況、入伍經歷、地區和職業經歷均對外出勞動力的回流產生影響。

三、農民工收入研究

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概念，是當代中國城市的特殊群體。農民工也稱為進城務工人員，是指兼具農民與工人身份的勞動者，戶籍身份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包括在第二、第三產業中的勞動者。

國內一些學者也對人力資本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陽（1999）對農村遷移勞動力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教育、培訓、專業技能等在勞動力遷移決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決定性的作用。高文書（2006）在對五個城市的調查數據基礎之上，對進城農民工的就業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分析得到進城農民工的特征、就業和社會保障狀況及收入的影響因素。盧志剛、宋順鋒（2006）利用天津的調查問卷數據，運用多元分析統計方法，對農民工收入的微觀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戶口狀況、年齡、在本崗位的時間、經驗、文化程度、企業的所有權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長度等都有顯著統計意義。曾旭暉（2004）以成都市進城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從人力資本的收回機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狀況。研究表明進城務工人員的教育收益率很低。嚴于龍（2006）利用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5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調查數據進行了條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欒敬東（2003）通過對實際調查和分析結果表明，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的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會特征均對其收入水平存在顯著性影響。蘇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蘇省的調查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在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定性描述的基礎上，對農民工收入決定的人力資本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訓狀況、打工時間、性別及婚姻狀況等，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顯著。高嵩、焦寶松和王建（2006）運用經濟學方法對決定農民工收入的戶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進行分析，并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魏眾（2004）根據1993年的中國營養調查數據，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標，探討了中國農村地區健康對非農就業及其工資決定的影響，研究發現對于勞動參與及非農就業機會，健康狀況顯著的影響，但是對工資決定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張車偉（2003）運用來自中國貧困農村的數據，系統地研究了營養、健康對勞動生產率或者說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的營養和健康方面都影響到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

總而言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工業化進程的日益推進，農村勞動力流動也呈現出了加快的趨勢。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當前正處于一個轉型的關鍵時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這一系列的轉變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新時期勞動力的流動，一方面改變著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時也逐漸使自己的身份出現變化，從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會、實現自身的身份轉變。農民工作為當代中國城市的特殊群體，農民工的生存、生活問題對于建設城市以及社會和諧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積極構建和諧社會，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農村，同時也取決于農村勞動來的轉移，這是決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通過研究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對于推進城鎮化進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農民市民化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蔡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農民工工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一項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6 （4）： 56～62.

[3] 辜勝阻，簡新華主編.當代中國人口流動與城鎮化[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4] 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125～136.

[5] 李實.中國經濟轉軌中勞動力流動模型[J].經濟研究，1997（1）： 23～30.

[6] 羅靜，李伯華.外出務工農戶回流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武漢市新洲區為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6）： 29-43.

社會流動的影響因素范文第4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再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動潮（朱傳耿等，2001a）。人口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領域的顯著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加強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分析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傳耿等，2001b）。從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的資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丁軍，1993；李永寵，1995），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也進一步激發人口遷移和流動（蔡fǎng＠①，1995）。但從總體看，這些研究沒有從全國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作深入探討。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研究。

國外學者認為，人口流遷的動因可以理解為“推和拉”兩個方面的力量(Bouvier，et 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國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條件，包括人口過多、惡劣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不好、缺乏機會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遷居別地的因素，包括豐富的就業機會、適宜的氣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價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許多別的因素可以調節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離、搬家的費用、欲遷居的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紐帶的強弱等都會最終影響遷居的決策；法律及物質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總的來看，人口流動的主動因是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表1　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相關分析結果

社會經濟因素　相關系數　相關系數臨界值　檢驗結果

地區人口（萬人）

-0.01

0.3

x

市區人口（萬人）

0.28

0.3

x

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

0.28

0.3

x

市區從業人口（萬人）

0.41

0.3

*

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

0.59

0.3

*

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　 0.19

0.3

x

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　 0.12

0.3

x

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

0.55

0.3

*

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

0.51

0.3

*

市區利稅總額（億元）

0.42

0.3

*

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

0.08

0.3

x

市區客運總量（萬人）

0.25

0.3

x

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　0.39

0.3

*

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0.51

0.3

*

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　0.58

0.3

*

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0.7

0.3

*

注：相關系數顯著性檢驗結果中，*代表相關顯著，X代表不顯著。

三、相關分析

為了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和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是二元相關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的每個因素），因此采用了皮爾森(Pearson)積矩相關系數。取顯著性水平0.01進行雙側檢驗，得到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臨界值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潤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性顯著。其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系數最大，達到0.7，相關系數超過0.5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和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四、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城市流動人口總量與這些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我們采用了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處理。首先對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84個城市用上述9個相關性顯著的因素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2）發現，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職工年平均工資6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但回歸結果不理想。

表2　各個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回歸分析參數

附圖

為了進一步揭示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再按流動人口規模將城市分級，分級標準為：10萬—15萬，15萬—25萬，25萬—50萬和50萬以上，回歸結果見表2。(1)10萬－15萬規模的回歸分析中，9個因素中只有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2個因素的F統計量大于臨界值F(9，15)[，0.05]=2.59，回歸效果顯著，其余7個因素回歸效果都為顯著。總體F統計量也小于臨界值F(1，15)[0.05]=4.54，總體回歸效果不顯著。(2)15萬—25萬規模的回歸結果中，9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以及總體回歸效果都不顯著；25萬—50萬規模也是如此。(3)大于50萬規模的城市回歸分析中，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動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其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之間才有一定的線性關系。流動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有13個，這些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很大，應該是人口流動發展較為成熟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和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直接的規律性應該更強。因此，除了采用與上面相同的9個因素外，還將所有的16個因素考慮在內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列為表3。

表3　50萬以上流動人口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歸結果

附圖

從三種回歸方法的結果可以看出，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當好，幾乎所有的13個城市都能很好地回歸，誤差幾乎為0。采用F統計量3.0為引入值，1.5為剔除值的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有11個因素引入到回歸方程中，分別為：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市區客運總量、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逐步回歸分析的離差平方和為55845.2656、回歸平方和為55841.3555、殘差平方和為3.9090、復相關系數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個變量構建的回歸方程和16個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統計量為F(11，11)=1299.0813，遠大于顯著性水平0.01下的F臨界值4.54，說明引入變量回歸效果顯著。從回歸結果看，回歸誤差最高為3%，有8個城市幾乎為0，因此回歸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歸分析取代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而9個因素多元回歸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個城市回歸誤差超過10%，最高誤差達27%，因此9個相關性較強的因素進行回歸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見，流動人口50萬以上城市的回歸效果較好，其中用回歸分析得到的11個因素可以很好地表達流動人口總量，并用于預測的目的，回歸方程為：

流動人口總量（萬人）＝-64.2655+0.2877*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0.9874*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2.9195*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0.2680*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0.1720*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0.8649*市區利稅總額（億元）+5.1261*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0.0051*市區客運總量（萬人）+0.0531*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13.0708*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0.0208*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四、研究結論

通過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城市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人數、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顯著；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2)流動人口超過50萬以上的城市，其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回歸效果較好，回歸方程可以用于預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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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流動的影響因素范文第5篇

關鍵詞:教師 ;流動;反思

中圖分類號:G45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10-0013-03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切實縮小校際差距,著力解決擇校問題。加快薄弱學校改造,著力提高師資水平。實行縣(區)域內教師和校長交流制度。”教育均衡發展已成為當前我國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任務。作為促進區域內校際師資均衡發展的重要手段的教師流動制度,已引起了各級政府和學者的高度重視。本文擬對教師流動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揭示已有研究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希冀為教師流動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礎。

一、教師流動的研究歷程

筆者通過對中國學術期刊網優秀碩、博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讀秀等資源庫對1991~2011年期間教師流動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檢索,并按照發表的年代、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的不同進行整理和分析后認為,可將教師流動的研究歷程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教師流動研究的萌芽階段(1991~2001年)

這一階段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中小學教師流動現象及其原因,并初步探討了如何解決流動問題,為后期教師流動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代表成果主要有:李立國的《市場經濟與中小學教師流動》,傅樹京的《談控制中小學教師流失的措施》,李建平的《建立教師流動機制迫在眉睫》,王洪斌的《關于中小學教師流動問題的思考》,侯文學的《實行“骨干教師流動制”如何?》,等等。

2.教師流動研究的發展階段(2002~2006年)

這一階段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逐漸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比如,研究對象由骨干教師拓寬到普通中小學教師;研究內容涉及到中、日、韓教師流動的比較以及教師流動的深層次原因等方面。比如:王洪斌的《關于中小學教師流動問題的思考》,汪丞、方彤的《日本教師“定期流動制”對我國區域內師資均衡發展的啟示》,龐麗娟的《加強城鄉教師流動的制度化建設,切實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素質》,陳言貴的《農村中小學骨干教師流失現象思考》,石邦宏的《經濟理性驅動下的中小學教師流動》,等等。但此階段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多數研究仍局限于理論研究,缺乏實證研究和多視角的整合研究。

3.教師流動研究的深化階段(2007~2011年)

此階段研究對象進一步拓展,涉及到城鄉教師流動、幼兒教師流動等方面;研究內容更加廣泛,不僅有基于教育資源均衡配置視角下的教師流動研究、素質教育下的教師流動研究、教師流動中的權益保障研究等等,而且學者們越來越重視中小學教師的流動研究。研究視角多樣化,融入了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其代表成果有:薛正斌和胡德海的《中小學教師流動的實然與應然》,孟令熙的《農村基礎教育教師流動的合理性思考》,馮文全和夏茂林的《從師資均衡配置看城鄉教師流動機制構建》,賈建國的《我國城鄉教師流動制度創建的制度阻力探析》,孫雅婷的《幼兒教師流動與幼兒園教師管理的相關研究》,等等。

二、教師流動研究的主要內容

1.教師流動內涵的研究

在學術界,學者對教師流動的內涵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闡述和解釋的,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靳希斌認為,教師流動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具備一定條件的合格勞動者選擇了教師職業或者在職教師放棄這一職業,即合格勞動者進入或退出教師職業領域;另一方面,是在職教師由現任職學校轉入另一所學校任職,即勞動者在教師職業領域內的流動 [1] 。另有學者認為,教師流動是指教師資源在教育與其他行業之間、在教育系統內部不同學校、不同地域之間進行重新配置的過程。我們將在職教師放棄教師職業,退出學校教育領域,稱之為“外部流動”;將在職教師由現在職學校轉入另一所學校,或者由所在地區轉向另一個地區任教,稱之為“內部流動” [2] 。錢樸認為,教師流動是一種職業流動,是社會流動的一個表現。教師流動是不同區域、不同學校之間教師的位置移動,它或許是職業水平流動,也或許是一種以人才流動為特征的向上性職業流動 [3] 。

綜觀現有研究可以看到,由于學者們研究視角、研究立場以及下定義方式的不同,對教師流動內涵的界定也有所差異。目前學者們關注的大多是教師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的流動現象。

2.教師流動現狀研究

大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教師流動主要表現為一種無序流動。即從教育系統內部流向外部,從落后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農村流向城鎮,從中小城鎮流向城市,從市縣流向省會城市,從邊遠落后地區流向經濟文化發達地區 [4] 。從流動教師的個體特征來看,中青年教師比年老教師流動得多,男教師比女教師流動得多,主科教師比副科教師流動得多,高學歷、高職稱教師比低學歷、低職稱教師流動得多,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流動得多[5] 。離開教師隊伍流動的主要形式有教師通過公務員考試、干部選拔和辭職等形式離開學校。離開教師隊伍的往往是優秀骨干教師,教師在不同學校之間的流動,往往是從條件差的農村學校流向城鎮學校或靠近城鎮的學校、從薄弱學校流向重點學校和示范學校 [6] 。

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正處在轉型期,與此同時產生了許多新的價值觀念,教師作為社會人,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他們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地調整著自己的期望和進行著選擇,但教師流動呈現出的是一種不合理的單一方向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