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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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切入全球價值鏈中承擔加工組裝環節，成為全球 最具競爭力的代工制造平臺。但是，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式，本質上是發達國家通過 全球價值鏈（GVC ，Global Value Chain）控制和俘獲中國低端產業的關系，并由此造成了 低端鎖定和地區差距的擴大，主要機制可梳理為：第一，東部率先加入GVC形成的先發優勢 和在位優勢使其經濟增長獲得了不斷自我集聚的力量。這種生產的集中就會產生地區之間收 入上的差距。第二，形成了以外資進行國際代工為主的生產模式。這種外資主導的國際代工 模式一方面利用了中國的要素稟賦優勢，另一方面又將自身對內資企業的技術關聯控制在安 全的范圍。于是，GVC主導的產業轉移的前后向聯系效應大為減弱，也使中國東中西三大地 帶協調聯動的效應大大降低。第三，中國的加工貿易 “兩頭在外”的模式，使得東部沿海 地區的企業在被俘獲的價值鏈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但是并沒有完成更 高級的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產業轉移與區域協調發展：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對策研 究（08CJY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東部地區要素成本的上升、人民幣的升值和貿易摩擦的增加等因素， 集聚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產業開始向外轉移。客觀地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地 區間自然條件、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著差異，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雙重任 務往往是一個兩難困境。既不能用各地區都不發展的方式，也不能用東中西部地區“齊頭并 進”的方式，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區域優先的政策，即東部沿海地區利用自身優勢，率先加入 GVC，專業化于勞動密集型環節的產業集群，使該地區首先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在發展態勢呈現出“極化效應”的基礎上，逐步獲取極化后的“擴散效應”，帶動中西部地 區的發展。這種政策選擇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選擇。中國改革開放30年 的實踐，證明這種戰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東部地區的擴散效應如何發揮以帶動中 西部地區發展，東中西部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發揮大國優勢超越國際代工，則是完成產業升 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雙重任務的關鍵所在。
二、全球價值鏈模式產業轉移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共掀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 美國將紡織、鋼鐵等傳統產業轉移到日本和西德，自己則集中力量發展半導體、通訊和電子 計算機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由此導致了日本繼英國、美國之后，成為第三個“世界工廠”。 第二次是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此次產業轉移主要發生在東亞地區。日本先是將紡織等勞 動密集 型產業轉移給東亞“四小龍”，接著又將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最終催生了東亞奇跡。 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等進行的產業轉移。
20世紀末期出現的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最顯著的特征是，全球化的主導者跨國公司， 為了獲得全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產品生產工序外包給他國，或到他國投資設廠進行生產 ，自己只保留產品的研發、設計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工序。作為這次產業轉移主要目的地的 中國，立足于國內市場帶來的規模經濟、廉價而又豐裕的勞動力、產業集群帶來的集聚效應 和政府主導的投資性財政，通過生產貿易投資一體化，迅速確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廠”的地 位。
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制造代工工廠，是國際產業轉移在產品內分工的體現，更準確的 說，是國際生產環節的轉移。二戰后，國際產業從歐美轉移到日本，又從日本轉移到東亞四 小 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又以加工貿易的方式轉移到中國。最重要的是，在代工生 產模 式重要性益發顯著的全球化時代，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轉移的不再是某一產業或產品，而是 該產業或產品中的不同要素密集的環節和工序。而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的本質是不同國 家（或地區）依據自身的成本優勢對價值鏈的不同環節進行承接和重整。
為了更好的分析國際產業轉移新模式的影響，本文將基于產品間分工的產業轉移模式稱為傳 統模式的產業轉移，將基于產品內分工的產業轉移模式稱為全球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本 文在此將基于全球價值鏈理論對全球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進行探究。
GVC模式的產業轉移使得發展中國家有機會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得。但 是，處于價值鏈兩端的研發設計和營銷品牌的附加值高，處于價值鏈中間的組裝加工環節附 加值低。而發達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就來自于研發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環節，發展中國家承接 的只是價值鏈中低附加值的環節。這樣，對發展中國家就存在一個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問題 。此外，不管是第一次產業轉移浪潮的主要承接地日本，還是第二次產業轉移浪潮的主要承 接地“四小龍”，都沒有廣闊的內陸腹地和多樣的市場環境，因此不存在特定區域率先發 展及由此帶來的地區差距問題。雖然GVC模式的產業轉移是造成中國低端鎖定和區域失衡的 原因之一，但是GVC模式的產業轉移及其內涵的作用機理，使其又成為中國完成產業升級和 縮小地區差距的出發點。
三、封閉經濟條件下，GVC模式產業轉移的驅動力量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是集聚還是轉移，取決于推動地理集聚的向心力（centripetal）和 促進空間擴散的離心力（centrifugal）之間的動態演變和力量權衡。依據新經濟地理學， [1]向心力主要包括前后向關聯效應、密集型勞動市場和溢出 效應；離心力主要包括生產要素的非流動性和要素價格。
本文此處將利用商務成本理論對這兩種力量進行抽象簡化，以更好的對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 的選擇進行分析。商務成本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期間所支出的各種費用的總和，一般可分為 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大類。要素成本主要是指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等要素的價格水平；而 交易成本主要是與制度相關的成本，與市場化程度、產業配套環境、政府效率與稅費、基礎 設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著密切的聯系。結合新地理經濟學和商務成本理論可知，向心力主要 是通過降低企業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來促進產業集聚；但是，產業集聚的不斷強化會造成當 地 要素成本的不斷攀升，在達到某一臨界值之后，就產生了推動產業轉移的離心力。因此，要 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間的動態變化――商務成本結構的動態變化――就會轉化為向心力和離 心力之間的博弈，進而引發產業在空間上的重新配置。
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在不同的空間進行承接和配置，其不同環節的選址決策主要是由成本 來決定的。一般而言，在價值鏈中處于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主要是利用廉價和豐裕的低端 要素獲得競爭力，對要素成本的變化就比較敏感。在價值鏈中處于價值鏈高端的環節，由于 主要從事研發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環節與治理價值鏈，大部分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部門，這 種環節的轉移，主要考慮的是全球戰略，對要素成本不敏感而對交易成本比較敏感。
目前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從事加工組裝的企業，由于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的環節，產品附加值 低，利潤空間有限，所以對要素成本的變動非常敏感。東部沿海地區要素成本的上升，會改 變商務成本的結構，一旦離心力大于向心力，這些產業就會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區域轉移。中 國東部沿海地區的GVC模式產業轉移的目的地有兩個：中西部地區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本文 首先考慮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即產業在中國不同區域之間轉移的可能性。
一般來說，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地方，往往營商環境不佳，因此交易成本會比較高；而要素 成本相對較高的地方，往往生產者服務業、基礎設施、法治水平和政府服務高度發達，因此 交易成本會比較低。對于要素成本，企業往往可以通過提高效率來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而 交易成本對于企業來說基本上是外生變量，不在企業控制的范圍之內。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不同地區的商務成本水平和結構是不同的。從表1的數據分析， 中西部地區的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和商品房平均售價的均值分別為14737元/年、17077元/年和 1963元/平方米、1923元/平方米，不僅低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可 見，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上都有比較優勢，形成了成本“洼地”。從電力供 求差額（發電量減去電力消費量）來看，東部地區是負值；而中西部地區都是正值，分別為 114-07億千瓦小時和42-71億千瓦小時。事實上，中西部地區是我國能源和金屬礦等自然 資 源的主要儲藏地，與東部地區相比具有資源優勢。這些就形成了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要 素成本梯度，為吸引產業轉移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中西部地區的高速公路密度和長途光纜密度的均值分別為84 -34公里/萬平方公里、37-77公里/萬平方公里和0-126公里/平方公里、0-072公里/平方 公里 ，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更是遠遠低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可見，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 和通信能力還不夠發達便利。東部地區政府的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比重為0-106，也低于 中西部地區，這表明兩地政府在稅費和效率等方面的差距。中國東部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世 界加工廠，不僅僅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在產業配套、物流成 本和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形成的優勢，才吸引了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因此，中西部在吸 引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必須通過不斷地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原來高額的交易成本，才能將產 業轉移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一旦中西部地區能夠承接轉移過來的加工環節，東部地區商務成本的上升趨勢將變慢，這樣 就可以更好的發揮交易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發展價值鏈中附加值高的環節和生產者服務業 ，從制造基地向總部基地轉型。通過這個基地，可以對整個行業提供高端服務，增加核心 競 爭力，推動產業升級。而中西部地區吸引到自己急需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可以解決大量的剩 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提高土地資源和基礎設施等的利用效率，勞動者的生活消費也可以擴 大當地的內需，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
四、開放經濟條件下，GVC模式產業轉移 的決定因素
本文在第三部分探討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將目的地限定在國內，即研究的是國內不同區域 之間的產業轉移。但是，東部地區的代工企業是以外資為主，其選擇產業轉移目的地依據的 是成本。更重要的是，GVC模式的產業轉移在空間上的布局更多的是GVC中的主導性企業基于 全球競爭戰略的考慮。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放寬假設，引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情形。這樣， 東 部地區的代工企業轉移就有兩個可能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區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此外，隨著 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一國商務成本的水平是逐漸上升的。那么，面臨超越代工和區域均衡 發展的中國如何在自身商務成本不斷攀升的條件下，避免產業外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呢？
事實上，中國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代工制造平臺，不僅是基于商務成本的優勢，還在于通 過切入全球價值鏈后，獲得的“在位優勢”。具體來說，中國在彈性生產、工程能力、反應 速度、規模制造和后勤運籌等方面具備了相當程度的競爭力。這就給中國在開放條件下完成 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雙重任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本文在此將利用學習曲線理論分析中 國的“在位優勢”對于完成雙重任務的作用機理。
學習曲線的概念最早由Wright(1936)[2］(122-128)提出，是指生產一單位產品所 需要的直接 勞動時間以某一不變速度隨著累積的生產量遞減。在隨后的實踐和研究中，學習曲線被拓展 為生產函數，即單位產品的生產時間（或成本）隨著產量的不斷增加而相應的減少。
產生學習曲線效應的原因有：第一、熟能生巧。通過重復性的工作增加勞動熟練程度，縮短 勞動時間，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二、標準化。隨著累計產量的不斷增大，因為過程、零 件和原材料等方面變得更為標準化，產品和工藝改進會提高效率，導致成本下降。第三、專 業分工。產量的增加使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成為可能，這就可以獲得針對這些分工的更多經驗 并且操作得更快，從而促使生產效率的提高。第四、關聯效應。生產產品各個環節的企業都 遵從學習曲線，從而使整個上下游變得更為有效。而消費者隨著消費量的增加對產品有了更 多的體驗，他們提出的改進之處將滲透反饋到制造過程。第五、共享效應。任何從一個產品 （或價值鏈）上獲得的效率提高方式也可以通過共享行動或資源，用于其它產品（或價值鏈 ），從而產生學習效應。第六、競爭優勢。隨著產量的增加，企業會在生產、管理和營銷等 方面逐步積累出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價值鏈的治理模式、精益 生產方式等。
加入GVC的代工企業的產業升級一般遵循如下路徑：工藝升級（提升工藝流程的效率）產 品升級（引入新產品或改進舊產品）功能升級（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環節）鏈條升級（轉 向新的附加值更高的鏈條）。通過對產生學習效應原因的分析，我們發現：熟能生巧、標準 化和專業分工是支撐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的源泉，而關聯效應、共享效應和競爭優勢則是推 動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的力量。中國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代工制造平臺，其間的成長過程 可以理解為代工企業如何滿足訂單要求、政府如何創造營商環境的學習曲線。
中國目前獲得的在位優勢是基于切入全球價值鏈，通過熟能生巧、標準化和專業分工等完成 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這種在位優勢就轉化為成本優勢，延緩了商務成本上升對中國國際 競爭力的影響。但是，中國目前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完成功能升級和部門升級。這種低端鎖定 導致學習曲線效應出現了 “學習高原”的現象，即產量的繼續增加并不能導致單位產品成 本的降低。此時，低端鎖定導致學習效應不再存在，商務成本上升的趨勢就無法繼續緩減。 因此，克服“學習高原”的現象就是關鍵所在。
從產生學習效應原因與產業升級過程的對比分析可知，發揮學習曲線的關聯效應、共享效應 和競爭優勢恰恰就是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的內容。這樣，克服“學習高原”現象就轉化為如 何完成產業升級發揮學習曲線效應的命題。
本文認為，利用中國的在位優勢和大國優勢構建國內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是完成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雙重任務的可行路徑。國內價值鏈（NVC）是指由本土 企業主導和治理，立足國內市場和采用代工方式，學習和趕超GVC的全球生產網絡。那么N VC推動功能升級與部門升級的機理在何處？
第一，從關聯效應的角度分析。從供給方面看，目前加入GVC的本土代工企業定位于出口 導向，功能已經退化為單一的加工組裝。與此同時，國內還有以本國市場為導向的本土企業 和出口商，這三類企業各有優勢。通過構建和發展NVC，可以將本土代工企業在生產方 面的優勢、以國內市場為導向的本土企業在研發和營銷方面的優勢、出口商在開拓國際 市場的優勢結合起來，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在互相學習和協作整合中獲得競爭力。從需 求方面來看，由于NVC立足于國內市場，這樣就可以更好的服務于本國消費者。而本國消費 者的消費經驗通過反饋機制進入到供給方，形成良性互動。
第二，從共享效應的角度分析。Luiza等[3］(110-139)從質量改進、價格削 減、設計創新和新材料運用等十個方面研究了美國主導的GVC與歐洲主導的GVC對發展 中國 家代工企業的參數要求，發現美國主導的GVC屬于價格驅動型，歐洲主導的GVC屬于質量驅動 型。而發展中國家往往同時加入了這兩條GVC,這樣，不同驅動類型的GVC對代工企業不同的 參 數要求就會培養其特定的能力和技術。通過GVC與NVC的對接，不僅有助于本土企業將在不同 的GVC中習得的能力與經驗在新的價值鏈中融匯貫通，而且可以將這些能力與經驗通過處于 價值鏈高端的東部地區的企業，有效地延伸到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加速其成長的過程。
第三，競爭優勢。市場代表著自主研發和品牌經營的權利，瞿宛文[4]的 研究認為 ，利用中國市場的規模和成長速度，是臺灣企業通過自創品牌完成產業升級非常重要的途徑 。立足于國內市場的NVC，可以從如下渠道為本土企業提供競爭力：首先，與國際市場相比 ，本土企業會在熟悉程度、溝通成本、運輸成本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就可能 使本土企業在一個風險相對較低和容量巨大的市場空間內掌握市場的方向，創造出國內市場 所需要的新產品，從而可以積累升級所需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為參與國際競爭提供資金 支持。其次，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千差萬別，從而導致國內市場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復 雜多樣。這樣的市場特性可以使本土企業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通過市場份額的追趕和市場 層次的提升發揮規模優勢和范圍優勢。最后，國內市場可以更好的與企業戰略、政府政策、 制度安排和社會共識相結合，為產業升級提供一套長期廣泛的承諾系統。
五、簡短的結論
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與以往兩次產業轉移浪潮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GVC模式的產業 轉移一方面可以使主導性企業依據不同國家各自的比較優勢配置相應的環節，同時發揮規模 經濟和比較優勢的作用；另一方面將自身與代工企業的技術關聯限制在安全的范圍內，以阻 礙其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中國作為這次產業轉移的最大承接地，在成就 “世界加工廠” 的同時，也面臨著低端鎖定和區域發展失衡的挑戰。
經過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率先承接產業轉移的東部地區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 和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等因素，集聚于此的代工產業開始向外轉移。本文指出，中西部地區吸 引產業轉移的關鍵是降低交易成本，優化營商環境。而在國際競爭中完成產業升級和縮小地 區差距的雙重任務，就必須發揮中國作為全球最大代工平臺所積累的在位優勢，廣闊內陸形 成的大國優勢，構建以本土企業為主和立足國內市場的國內價值鏈。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 揮學習曲線效應，完成更高級的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實現不同區域的均衡協調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美］保羅•克魯格曼.地理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C］.李淑萍譯.北京：《比 較》，中信出版社，2007，(28).
［2］T.P Wright.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of Airplanes［J］.Journal of A eronautical Sciences,1936,3(4).
［3］LuizaBazanand LizbethNavas-Aleman.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s［C］.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 ng, Edited by Hubert Schmitz.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2004.
［4］ 瞿宛文.臺灣后起者能借自創品牌升級嗎？［J］.世界經濟文匯，2007(5).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Region in a Mode of Global V alue Chain Zhang Shaojun Abstract:China not only becomes world factory, but also causesregional disparity and low lock-in by attracting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of global valuechain(GVC).Firstly, this paper specifies the third wave of industry transference is actually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Secondly, we analyses the fac tor that influences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 betweeneastern a reas and central-western areas in closed economy.Finally, for avoiding industryto transfer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NVCbased on incumbent advantage andadvantage of big nation is a feasible road tha t may play fully the effect of learning curve.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lobal Value Cha in; Industrial Upgrading；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 2008-12-23 責任編輯：張友樹 ］
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建議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fited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y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ed experience， in view of our country’s actual situation， how to promote our country’s regional econom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ropose own view.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ggestion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早已被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等看作是事關國家長遠利益和本國經濟政治的根本制度能否正常運轉的重要問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如何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日益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本人認為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針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行專門的立法
可以說成功緩解區域經濟發展差異過大問題的幾個國家，都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任務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其中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完全以制定詳細的法律法規來推進，而美國、德國也都有相關的專門法規出臺。日本政府無論是對全國性開發，還是對地方性開發或特殊性開發，都制訂了相應的法律，并根據各項法律制訂了相應的計劃，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保證了政府各項開發政策的實施;美國主要是通過法律來規范對落后地區援助資金的使用情況，保證所有的程序和過程都在嚴格的法律控制之下，防止發生將資金挪作他用，而使項目夭折的事情，保證了援助項目落到實處，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益，從而促進了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德國的相關法律主要是使得平衡區域差異成為各級政府的共同任務，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提高到了基本法的高度。
2充分運用了財政政策的相關工具
首先，針對不同地區采取差別稅制。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政府通過差別稅制積極培養落后地區的良性循環能力。其次，要對落后大的地區轉移支付，這里可以以德國的財政平衡制度作為借鑒。其特有的轉移支付機制充分體現其合作性財政聯邦制的“合作”性質，即通過財政手段實現州之間或地方之間人均財力的相對平衡，為確保各地區居民能夠實現這種相同的生活水準創造條件，這正是德國財政制度的核心。
3對落后地區實行傾斜的金融政策
區域協調性問題處理的比較好的國家都十分關注運用對落后地區傾斜的金融政策來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實行對落后地區傾斜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考慮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準備金制度、利率政策的傾斜。考慮到落后地區貨幣乘數較小的現實，應實行區域差別化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降低其存款準備金率;而利率市場化是金融深化理論的核心，也是落后地區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應該有效的反映資金的稀缺、投資的風險，利率也可以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作為資金流向的導航器。其次，采取積極政策合理推動落后區域金融的理念創新、技術創新、業務創新及制度創新。理念創新是實現由傳統經營理念向現代經營理念的轉變。落后區域金融發展滯后，固然有外部環境的制約，但內部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
4加大國家對落后區域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同時關注跨行政區域間經濟的綜合治理
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前提條件，包括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而落后地區依靠自身力量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用于這方面的建設，這就需要國家加大相關的投資力度。同時，要針對不同地區采取因地制宜的發展戰略的同時，高度關注跨行政區域間經濟的綜合治理。以德國為例，其在不同地區采取因地制宜的發展戰略的同時，也要關注跨行政區域間經濟的綜合治理，使得區域間經濟能得到協調發展。
5采取多種手段提高勞動者素質
美國政府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的政策導向，主要是著重提高勞動者素質，鼓勵私人資本投資，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核心是要培育欠發達地區的自我發展的創造能力和持續發展的競爭力，認為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相關統計顯示，我國當前對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可見國家對提高勞動者素質這一問題也高度關注，但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隨之增加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6使地方政府成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任務的具體承擔者
德國所采取的這一政策十分值得我國借鑒，在我國當前國情下，如果使地方政府成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任務的具體承擔者，而中央政府主要發揮居中協調作用，則更容易解決“諸侯經濟”導致的各種矛盾。具體的做法可以首先通過立法的方式，將地區經濟發展是否有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地方經濟發展政策合理性及相關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同時建立專門的部門定期進行審查以確保法律的有效性。
7合理利用外資
我國經濟發展不能過分依賴海外資金，同時引進外資時應在吸引直接投資上下工夫。外國資本的流入如果處理不當，有時會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特別是在短期資金和那些隨時可以兌現逃走的證券投資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訊手段十分發達，全球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金融市場稍有風吹草動，證券投資資金在瞬時內就會抽走，從而對一國的對外支付造成嚴重壓力。
8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德國經濟的中堅力量，其實并非作為工業巨頭的諸多大企業，而是眾多的中小企業。為支持本國中小企業發展，德國采取了設立州投資的銀行，設立中小企業資助項目、中小企業參股基金、市場開發項目，為中小企業創造、保證就業、提高競爭力，以及對出口市場的開拓、培訓和技術應用等方面提供資金支持;促進中小企業融資，解決企業發展的資金瓶頸，成立巴伐利亞建設融資促進銀行，為企業申請商業貸款提供政府擔保;成立巴伐利亞風險資本投資公司，為中小企業融資等一系列手段。而這一點與我國實際也相吻合，充分發揮中小企業的作用，無疑是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一環。
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高職教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十二五”期間，寧夏將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為主導、先進制造業為主體、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產業發展新格局。面對新一輪區域經濟發展和競爭，寧夏各高職院校如何圍繞自治區經濟發展的要求調整優化專業結構，培養經濟發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如何前瞻性地構建適應寧夏地區經濟發展的高職教育體系，對推動寧夏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十分必要。
一、寧夏目前的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寧夏經濟呈持續較快的發展態勢，2010年寧夏地區生產總值實現1690億元，增長13%以上，人均生產總值25080億元，增加3303億元，全年新增就業崗位6.89萬人，就業形勢基本穩定，三次產業結構比重為9.4：49.0：41.6，產業結構明顯優化。如表1、表2所示
寧夏“十二五”期間經濟的發展目標是，在未來五年中，作為西部內陸省區，寧夏將繼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產業高端化、低碳化、高技術化、高效化為發展方向，加大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比重，提高優勢特色農業的增加值，推進工業強區戰略，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進一步推進與阿拉伯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把寧夏打造成為西部現代產業集聚區，向西開放內陸實驗區。
二、寧夏高職教育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目前，寧夏共有各類職業院校46所，高職院校8所，形成了以2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學院、12所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5所自治區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為主體的辦學體系。
各高職院校緊緊圍繞自治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方向，針對少數民族區位優勢調整優化教育專業結構，開設了回族商貿、數控機床、回族烹飪、現代物流、阿拉伯語等與市場需求相適應的特色專業100多個，在校生規模達到2.3萬人。近三年，共向社會輸送高職畢業生17905人，就業率達到93.8%。如表3所示。
下大力氣加強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建設，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有力地提升了高職院校的教學質量。針對高職教育培養模式的特點，改革用人制度，完善高職教育專、兼職教師聘用政策，聘請企事業單位經驗豐富和實踐經歷的科技人員到高職院校擔任兼職教師，做學生實訓的“師傅”。目前，全區高等職業院校專業教師中，專科以上學歷的教師占93%以上，“雙師型”教師占40%以上。無論是學歷層次還是專業技術職稱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支持學校和企業、行業聯合辦學，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目前已經逐步形成以政府為主導，行業參與、利用企業的資金或技術人才與高職院校合作辦學的模式。各高職院校在培養人才和企業用工等方面與企業建立長期密切合作，推進了校際合作、校企共建、校企共贏，加快了共建實驗實訓基地的進程。相繼與長城須崎、小巨人、共享集團、佳通輪胎、吳忠儀表、多維藥業、星翰集團、蒙牛等區內外大型企業簽定合作辦學協議。有力地推進了高職教育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服務，促進了地方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寧夏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由于歷史、經濟、環境、體制等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隨著寧夏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高職教育作為寧夏教育事業中的薄弱環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社會對高職教育的鄙視，嚴重影響高職教育的生源，制約高職教育的發展
職業教育要發展，離不開社會的認同和支持。據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學生家長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并沒有得到全社會認同和支持，主要原因是家長認為職業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個檔次，學生就業后收入和社會地位太低，只能做一線的技術工人，未來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
（二）高職院校發展缺乏核心競爭力，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不強
高等職業教育的目標是為國家經濟發展培養技術型、實用型人才，對教師隊伍建設也有著特殊的要求。寧夏的高職院校多由原來的中專升格和合并而成，師資隊伍素質良莠不齊。市場急需的、專業性強的專業教師缺乏，教學任務繁重，也沒有時間通過學習、深造等方式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基礎學科的師資過剩，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大部分教師都是從本科院校畢業后直接進校，從企業或社會其他行業引進的人才太少，一線的實踐經驗缺乏；高職院校中教學科研的骨干力量大多為中青年教師，學術帶頭人年齡老化問題已經開始有所改變，但是高級職稱和高學歷教師的比例過少，學歷職稱結構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師資緊缺，大部分教師忙于授課，沒有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和企業掛職鍛煉，缺乏高職教育教學所需要的實踐經驗。
（三）高職院校布局失衡、不合理，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從地區布局上看，寧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高職院校地區分布極不合理，大多集中在首府銀川，占寧夏高職院校的80%以上。寧南山區只有一所師范院校，嚴重影響了當地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寧夏北部是我區工業發展的先行區，也是老工業基地，各類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然而，職業教育發展遠不能滿足當地用人需要。因此，大力發展和改善北部及寧南地區高職教育，是寧夏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長期和艱巨的任務。
（四）高職教育直接服務寧夏區域經濟的效果不明顯
隨著寧夏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今后急需現代農、林、牧、漁等專業技術人才，目前寧夏各高職院校開設的涉農專業較少，加之，在校的學生大多來自于村鎮，畢業后多數不愿回原地就業，遠遠不能滿足未來市場對現代涉農類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五）高職教育的辦學機制尚不完善，企業參與辦學的積極性不高
高職教育應以政府為主導，鼓勵社會多層次多形式辦學。目前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因為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不夠，企業主動參與高職教育教學的積極性不高，不能有效地參與到學校的教學培養過程中。學生接觸社會、認識企業的機會過少，企業不能給學生提供親自動手實踐的平臺，造成學生就業后不能很快地適應和勝任就業崗位。
三、寧夏高職教育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拓寬渠道，提高對職業教育的認同感
針對長期以來社會普遍對高職教育鄙視的現狀，一方面要大力宣傳高職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社會上形成人人重視和尊重高職教育、大力發展高職教育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應逐步提高生產服務一線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經常組織一些高水平的職業技能大賽，利用新聞媒體擴大社會對技能人才的關注度。
（二）完善政策、創新機制，提高社會力量參與高職辦學的積極性
創新和健全高職教育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機制，積極引導鼓勵企業、社會團體興辦高職教育，形成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參與，多層次、多形式發展高職教育的機制，充分依托、聯合企業利用其生產和經營場地，使高職教育走出課堂，走出校園，培養和鍛煉學生實際操作能力，讓企業得到實惠，共同推進高職教育的發展。
加快高職教育發展、努力改善辦學條件，要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教育教學經費投入的扶持政策，保障高職教育教學經費充足，使得越來越多的高職貧困學生享受到國家在資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在積極引導和解決學生充分就業的同時，創新機制，研究制定鼓勵學生自主創業的支持辦法，如建立自主創業基金等形式，幫助和解決高職學生自主創業資金短缺等問題。
（三）優化布局，突出特色，提升各類專業技能人才的綜合素質
規模分散、辦學成本大、結構布局不合理、辦學特色不鮮明一直是影響和制約我區職業教育發展的瓶頸。要拓寬高職教育的辦學區域、提高辦學質量，就必須進一步整合資源，優化布局，突出地域發展特色，推動高職教育走集團化、規模化、連鎖化的辦學道路，形成布局結構合理、規范運行、特色鮮明、形式多樣的辦學格局。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要樹立“專業品牌”意識，強化骨干專業，適度開發新專業，大力辦好特色專業，增強專業針對性和實效性，將職業院校辦成行業特色鮮明、社會信譽度高的職業院校。
（四）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加強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建設
教師是高職院校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高職院校的學生畢業后直接步入生產、管理、經營一線的崗位工作，需要從事高等職業教育的教師不但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還要有很強的實踐操作的指導和培訓能力，應該是一個既具備學校教師職務任職資格，又具備相應技術人員職務任職資格的“雙師型”教師。學校通過定期安排專業教師到企業進行頂崗實踐，積累實際工作經驗，提高實踐教學能力；鼓勵教師為企業進行科研開發服務，創造條件并鼓勵教師參評第二職稱評定等途徑，加強“雙師型”職教師資隊伍建設。
當前寧夏各高職院校教學骨干還是以有教學經驗的專科和本科學歷的中青年教師居多，高學歷教師引進方面依然存在問題。各高職院校應根據每一個教師的實際情況和學院的教學需要，通過不同的途徑提高教師的學歷，提高學院的競爭力。
目前，寧夏正處在結構大調整、產業大轉移、經濟大發展的時代。高職教育也要緊緊抓住這個大好時機，進一步整合資源，以就業為導向，面向市場，調整專業結構，培養市場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為寧夏區域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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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內涵；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1-0014-05
一、引言
區域經濟差異擴大，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困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研究表明，我國的地區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紀90年代之后卻一直在上升。我國區域經濟的差異化格局表現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三大階梯、三大高地、三駕馬車、三大病灶”。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指出，不平等及其加劇的趨勢成為對發展限制及其障礙的復合體。區域經濟差異擴大造成了全國經濟系統的效率損失，阻礙了區域之間的形成相互促進的經濟關系，同時，也損害了區域公平。科學、全面地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引導和推動各區域走協調發展之路。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就開始探討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國家更是在“九五”計劃中把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一條重要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并在“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中得到繼續貫徹和強化。近年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認，由于理論研究的不足，在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時遇到了不少困擾。一是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涵認識欠深入，因而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難以達成共識；二是對區域經濟協調的動因缺乏研究，導致所制定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難以對區域經濟發展主體形成有效的激勵；三是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尚缺乏系統的探究，較大程度上限制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選擇。鑒于此，本文擬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動因與機制體系這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期為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建設和國家制定區域協調發展政策有所貢獻。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辨析
何謂區域協調發展?這是開展區域協調發展研究的理論基點。我們發現，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的文獻雖多，但直接論及區域協調發展的定義或內涵的文獻卻很少。目前，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區域之間在經濟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發展上關聯互動，從而達到各區域的經濟均持續發展的過程。區域協調發展是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區域間的相對平衡和動態協調的發展過程，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區域和諧。
第二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不同區域基于自身要素稟賦的特點，確定不同要素約束條件下的開發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時在政府的調控下，保持區域之間的發展條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圍內，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狀態下的發展狀態。
第三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區域之間相互開放、經濟交往日益密切、區域分工趨于合理，既保持區域經濟整體高效增長，又把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并逐漸收斂，達到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正向促進、良性互動的狀態和過程。
第四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指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國民經濟的高效運轉和適度增長，又要促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區域間的經濟差異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達到各區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第五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區域經濟整體的高效增長，又能促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地區間的發展差距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并逐漸收斂，達到各區域協調互動、共同發展的一種區域發展戰略。
上述定義分別從區際聯系、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等視角進行了概念界定，雖各有合理的因素，但仍缺乏從系統的角度進行提煉。分歧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本質屬性是什么?將其歸結為一種“狀態”，僅是某個時點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靜態刻畫。將其理解為一種“模式”，從根本上違背了區域的空間差異性特征，而且本質上也是對事物的特定時態的描述。若將其視為一種“戰略”，則脫離了其作為區域經濟發展階段性“產物”的客觀存在性。相較之下，區域協調發展宜理解為區域之間經濟關系演進的一種“過程”。其產生于區域經濟關系演進的過程中，也在這一動態過程中逐步走向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表現是什么?這正是理解這一概念的關鍵。雖然上述定義從區域關系的相互聯系、區域發展的相互促進、區域差距的逐漸縮小、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等方面進行了刻畫，但在具體表述上仍然有細微差異。僅對區域差距縮小的認識而言，有學者強調發展的前提和發展的結果兩個方面，認為應將“區域之間的發展條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圍內”。多數學者強調結果意義上的差距縮小，認為應“將各區域間的經濟差異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其中部分學者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區域經濟逐漸收斂的要求。諸如上述表達上的微妙差別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正是這些細微的差別導致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表現特征不明確，進而造成對區域協調發展內涵認識的不深入。
筆者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因而，必須始終緊密結合實踐層面對區域協調發展概念的認識來剖析其內涵特征。根據國家“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等有關政府文獻中對區域協調發展的表述，同時吸收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本文將區域協調發展定義為，各區域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區域分工更加合理，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趨向收斂，整體經濟效率持續增長的過程。這一定義將區域協調發展界定為一種“過程”。具體而言，這一概念包含了一個前提，四個特征與一個目標。
一個前提即區際相互聯系的客觀存在性。理解區域協調發展概念，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必須從區際相互聯系的角度出發并貫穿始終。其一，區域協調發展本身就是描述兩個區域系統之間的關系，區際聯系是這一概念存在的基石。其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在市場能量極大擴展的今天，每一個區域都被納入到地區、國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區際聯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緊密。其三，根據區域相互依賴理論，區際聯系的客觀存在性決定了區域相互之間在發展上的相互依賴，從而形成互動關系。因而，區域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
四個特征分別是：第一，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具體體現為：區域之間的要素流動更加通暢，區域市場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區域合作與交往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拓展。第二，區域分工更加
合理。各區域的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均立足自身經濟優勢和比較利益，實現區域發展與要素稟賦最佳匹配，并在區域聯系網絡中居于合理的節點。第三，區際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收斂。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差距呈現逐漸縮小并穩定于合理的范圍內；另一方面，區域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逐漸呈現均等化的態勢。第四，整體經濟效率的持續增長。就“過程”而言，即區域整體的高效增長貫穿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一個目標即區域公平與效率的統籌兼顧。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公平與效率之間應是一種既相互區別、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對立統一關系。區域協調發展從根本而言就是協調區際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區域協調發展的第三個特征即體現了區際公平的要求，而其他特征則體現了發展效率的要求。講求效率的增長是實現區際公平的保障，體現公平的發展更能激發效率的提升。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旨在建立一種確保公平與效率正向反饋的機制，促進區域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三、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因
長期以來，學者們對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何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即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因采取了“冷處理”的態度。在筆者力所能及的文獻檢閱中，尚未發現有針對性的論述，似乎這一問題不言自明，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亦是理所當然。對這一問題的忽視不僅導致了對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認識的偏差，更導致對區域協調發展實踐的偏差。一般而言，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力來源，可以分為四種情況，一是單純國家層面的需求，二是某一區域單方面的需求，三是區域雙方的共同需求，四是國家與區域兩個層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種來源的動力特征和結果效應是不同的。結合我國實際，區域協調發展主要受到來自區域層面的內在動力與來自國家層面的外在推力的綜合影響。
(一)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
區域經濟是某一特定區域內經濟、社會活動及其相互關系的總和。在現實世界中，任何區域都面臨資源稀缺性的客觀制約。有形資源如土地、礦產等，是附著在一定區域空間上的，缺乏可流動性或者流動性很差；而無形資源如人力資本、地方文化稟賦等，在有確界的區域空間格局中亦表現出貧富不均的空間特征。因而，區域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或是由于在區域內無法獲得特定資源的供給，或是由于在區域內的供給成本過高，難以在有限的空間范圍內完成資源的合理配置。而經濟活動的逐利性意味著它不甘受制于區域空間界限的桎梏，而要在更廣闊的空間范圍內克服稀缺性，完成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活動的擴散性與區域邊界的收斂性的自然對立，不僅印證了區域經濟聯系的客觀必然性，也揭示了區域利益沖突的客觀必然性，更預示著化解區域矛盾的可能性。從區域經濟的相互聯系來看，任何一個區域都處在不同等級、不同范圍的區域網絡中。網絡式的區域聯系一方面保障了特定區域先天優勢的發揮和凸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缺乏先天優勢的區域發現和培育比較優勢，有利于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具體而言，一是通過區域網絡聯系實現要素流動、商品交換、技術溢出等效應，滿足各區域多樣化的需求；二是通過合理產業分工提高區域網絡的競爭力，以彼此交織的原料供應、技術創新、市場拓展等環節保障區域整體經濟效率。因而，在稀缺與逐利的沖突下，在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網絡中通過要素流動、產業分工等方式有利于實現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從區域經濟活動主體而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其理性的主動選擇。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考察，又是另一番情形。我國地方政府官員具有雙重特征：他們一方面是“經濟參與人”，即像任何經濟主體一樣關注經濟利益；但另一方面，這些官員同時也是“政治參與人”，他們關注政治晉升與政治收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地方政府的經濟動機，獲得幅度更大、速度更快的經濟增長不僅可以為區域截留更多的經濟利益，也能夠由此帶來更好的政治收益。因此地方政府表現出強烈的增長競爭沖動。雖然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地方政府為了在增長競賽中脫穎而出不惜以鄰為壑，但從長遠而言，只有置于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區域經濟的發展效率才更有保障。因而，理性的地方政府從長遠計必然會步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再者，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員考核選拔機制無形中成為了地方政府行為的“指揮棒”。地方政府既要“對上負責”，即執行中央政策和直接上級政府的指示，又要“對下負責”，即承擔著維護當地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生活等任務。雖然兩種選擇帶來的收益與成本不對等(一般情況下“對上負責”的凈收益更顯著)，但是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階段，二者是彼此切合的。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既是迎合中央政府政策導向的“對上負責”，也是確保轄區經濟社會穩定的“對下負責”。從這一意義而言，區域協調發展是地方政府既“被動”又“主動”的選擇。
無論是來自區域經濟活動主體的主動選擇，還是來自地方政府既“被動”又“主動”的選擇，二者在區域層面上交織形成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
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主要來自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動。作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規劃者，中央政府一方面表現出助推區域協調發展的強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具備了助推區域協調發展的強大實力。就意愿而言，在歷經多年非均衡發展戰略指引下，我國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顯著的區域發展差距從經濟、政治諸方面對中央政府造成了壓力。首先，由于長期發展重心的東南偏向，一方面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作用下，沿海發達區域經濟增長的邊際成本逐漸擴大，而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潛力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釋放，導致全國整體經濟發展效率的損失；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在產業發展、消費水平與層次、基礎條件等的空間地域差異擴展，我國需求結構與產業關聯瀕臨斷裂的邊緣，國民經濟面臨過高的持續增長風險。其次，對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區域之間發展差距的拉大一方面激化了區域之間、群體之間的矛盾，有悖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另一方面導致處于發展兩極的區域產生了離心的趨向，不利于我國的社會政治穩定。因此，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已由改革前一時期經濟增長的動力與成果轉換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和壓力。從能力看，快速穩定增長的財政收入為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供了物質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132.3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51321.78億元，增長將近45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4.05％，在1994―2007年期間，中國財政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18.60％。因此，在兼具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意愿和能力的條件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獲得了源自中央政府的穩定的推力。
此外，區域協調發展也受到國際國內先發區域示范效應的積極影響。就國際經驗而言，最典型的莫過于歐盟的成功經驗。通過多樣化的協調發展政策和措施，歐盟在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而在我
國，發達區域如珠三角、長三角等在歷經多年經濟高速發展后，為了參與更大范圍的外部競爭，主動探索區域合作的有效途徑，形成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秩序。這些區域的范例和積極探索提供了一種引力，指明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前景與收益，也為其他區域投身實踐提供了客觀指導。
綜上，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不僅有來自中央政府的穩定推力，也有來自國際國內其他區域成功經驗的引力，這兩股力量共同擰成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外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動力在實際過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交織強化的。外部動力需要通過內生動力傳導，并可以轉化為內生動力；而內生動力只有在外部動力的良好運行保障下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理解二者之間的互動關聯，有助于回答如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
四、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體系
(一)市場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市場機制是指遵循市場規律，推動區域市場開放，形成統一的市場體系，引導要素跨區域流動、企業跨區域發展和產業跨區域轉移，從而增強區域之間的聯系，促進區域之間的分工，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
市場機制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根本途徑。區域協調發展首先是區際經濟關系演進過程中所內生出的一種共同發展需求。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動、企業擴張和產業轉移，既可能擴大區域差異，也可能縮小發展差距。因而，從作用效應來看，單一的市場機制不能確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但是，作為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市場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釋放經濟發展的能量，增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效率。因此，在構建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體系，一方面應該把市場機制放在基礎性的位置上，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和其他機制相互聯系，克服“市場失靈”導致的“協調失靈”。
(二)空間組織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空間組織機制是通過“最佳(空間)組織”形成“最佳(空間)結構”并促進區域“最佳(經濟)發展”，即運用空間規劃、空間開發、空間管制等多種空間組織方式，對全國的區域空間進行全局謀劃，對各區域的功能定位、區域空間聯系網絡建設等進行戰略指引，加強區域之間的聯系，實現資源結構、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的最優配合，提高空間經濟配置效率。
發揮空間組織機制的作用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區域發展需要以空間結構為依托。通過一定的空間組織形式形成特定的空間結構，不僅能把分散于地理空間的相關資源和要素連接起來，使經濟活動能夠正常運轉，而且還能產生特有的經濟效益，包括節約經濟、集聚經濟、規模經濟等。另一方面，區域空間結構又隨著區域的發展而不斷得到發展和優化，通過最佳的空間配置使個體要素充分發揮作用，獲得整體經濟效益。“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按照主體功能定位調整完善區域政策和績效評價，規范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間開發結構”。
(三)合作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合作機制是指相關區域按照自愿參與，平等協商，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的基本原則，在物資供應、設備利用、技術支持、資金融通、信息共享、人才交流、資源開發，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對外經濟聯系和貿易等方面，建立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關系，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合作機制是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式，是區域協調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區域合作可以實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優勢共享或優勢疊加，把分散在不同區域的經濟活動有機地組織起來，激發相關區域的潛在經濟活力，獲得分散條件下難以企及的綜合優勢和經濟效益。同時，區域合作為要素流動、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進要素向最優區位流動，促進區域經濟專業化的深化，保障經濟運行效率與效益。“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鼓勵和支持各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協作和技術、人才合作，形成以東帶西、東中西共同發展的格局。
(四)援助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援助機制就是采取區域互助、國家扶持、生態補償相結合的方式，對欠發達區域進行持續性的幫助，改善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條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同時，使這些區域與發達區域建立相對穩定的經濟聯系，在全國空間經濟系統占據合適的位置，擺脫“貧困惡性循環”，在總體上形成全國區域共同發展的格局。
援助機制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國有大量的欠發達區域，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這類區域的共同特點是，經濟發展條件差、基礎弱；總體發展水平低；處于經濟空間的邊緣，難以接受發達區域的經濟輻射；貧困和資源枯竭、生態惡化是困擾經濟發展的普遍問題。由于自我發展能力弱，缺乏競爭力和參與合作的“對等”能力，單靠市場機制、合作機制等難以解決這些區域在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必須通過外部的援助，改善其發展條件，提高其自我發展能力，為欠發達區域注入發展的原動力，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
(五)治理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的治理機制，即通過多個區域主體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穩定的內生秩序，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的長效運轉。具體而言，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中，通過不間斷的制度改革和創新，為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發揮作用提供條件，促進各機制之間相互融合；二是通過設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區域協調發展治理機構，奠定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化運行平臺。
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中，治理機制具有特殊的作用。其特殊性體現在，治理機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保障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發揮作用而間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由以上五個機制構成的機制體系框架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從目標的角度分析，該框架既強調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效率的增進，如對市場機制主導地位的突出；同時也強調了區際公平的改善，如對欠發達區域的扶持機制等；有助于形成經濟效率與區際公平兼顧的良性正反饋。從動力的角度而言，上述框架一方面強調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效應，另一方面凸顯了外在動力的綜合影響，有助于由內而外形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合力。從主體的角度而言，該框架納入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多個主體，如市場機制以微觀主體企業的活動為主，但是也離不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聯動克服市場失靈，保障市場機制的順利運轉。通過各主體在不同機制問的相互作用，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系統整體的協調功能。
五、結語
區域協調發展的需求產生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應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實現。因此，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各區域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區域分工更加合理，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趨向收斂，整體經濟效率持續增長的過程。這一過程的
產生不僅受到來自區域層面的內力的驅動，也受到來自中央政府層面的外力推動，是多個層面、多個主體、多種經濟關系、多目標共同合力交織的必然結果。由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治理機制組成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框架正是從系統的角度，利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順利推進。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構建中國特色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研究”(07AJL009)和暨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引進人才項目(2008JSYJ00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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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 協調發展 因子分析
區域協調發展是指在一個自然環境、人文條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區域內，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以實現最優化的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包含的要素有：特定的地理區域、資源條件相同或相似、人文社會條件基本相同、經濟活動的方式及特征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區域內形成統一、有序、健康的市場等。發展區域經濟，縮小地區差距，區域聯結起來，優勢互補，分工協作，有利于國民經濟實現現代化。在我國現階段，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構建原則
要建立一個科學、合理和可行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首先需要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構建原則，指導構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的框架及其具體指標內容。
1.目的性原則：區域協調發展評價中研究目的不同，指標體系設計的思路和選取的指標也應各有側重。
2.科學性原則：指標體系要能較客觀地反映地區的經濟、資源環境、社會發展狀況。
3.系統整體性原則：區域協調發展能力建設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指標體系要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地區協調發展的基礎和潛力。
4.動態引導性原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既是一個目標，又是一個過程。因此，所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應充分反映區域經濟系統動態變化的特點，體現出系統的發展趨勢。
5.簡明科學性原則：在構建本研究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時，指標數量不宜過大，在相對完備的情況下，指標的數目盡可能地簡約和壓縮，便于實際應用和操作，可以盡量選擇那些概括性強、所代表的信息量大的指標，指標體系要全面但不可包羅萬象。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以上原則，參考有關研究成果，側重于從提高區域協調發展水平視角構建協調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出蘇北地區協調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見表1）。該指標體系分4個層次：目標層、準則層、狀態層和指標層。目標層反映蘇北地區協調發展的綜合水平；準則層包括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水平、社會協調發展水平3個指標，反映各子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狀態層包括10個指標，反映的是經濟、社會、資源環境3個子系統的各個側面的協調發展水平建設狀況；指標層為基礎指標，共有31個指標組成。
在指標體系中將經濟協調發展擺在首位，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作為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依托，把社會協調發展的提高作為蘇北地區協調發展提高的最終目標，體現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保護協調一致的基本思想。在設置的協調發展水平評價指標中，大部分指標可通過統計年鑒和實地調查獲取，部分指標需要借助相關計算求得。
二、蘇北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測度
本文采用SPSS軟件，用多元統計（因子分析）的方法，對蘇北地區協調發展水平進行研究。數據主要選自《2008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一)確定變量是否適合因子分析
采用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來確定選取的變量是否適合因子分析。本文所選取的變量計算后得到的KMO值均大于0.80，相伴概率均為0.000，小于顯著水平0.05，表明這些變量適合做因子分析。
(二)主成分因子的提取
分別對經濟協調發展、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社會協調發展、綜合協調發展水平指標的因子變量利用SPSS提供的Factor Analyze進行提取。鑒于因子變量在未經旋轉的載荷矩陣中在許多變量上都有較高的載荷而含義會比較模糊，所以通過Varimax法對因子載荷矩陣旋轉，用旋轉后的結果提取特征值大于0.85的主成分因子，即提取原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此，經濟協調發展能力提取了2個主成分因子，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提取了4個主成分因子，社會協調發展取了4個主成分因子，綜合協調發展水平提取了7個主成分因子。
(三)協調發展水平的求算
借助SPSS軟件，得出各縣市各主成分因子的得分，并以各主成分因子的貢獻率為權數進行線性加權求和，分別計算。各縣市經濟、資源環境、社會和綜合協調發展水平F(B1)、F(B2)、F(B3)和F(A)計算公式為：
經濟協調發展水平：F(B1)=0.59128W1+0.21071W2
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水平：F(B2) =0.22971M1+0.22950M2+
0.19951M3+0.16012M4
社會協調發展水平：F(B3) =0.437Y1+0.16618Y2+0.15649Y3+
0.08948Y4
綜合協調發展水平：F(A)=0.37938W1+0.11852W2+0.08674W3+
0.07587W4+0.07375W5+0.07223W6+0.05030W7
蘇北地區各縣市經濟、資源環境、社會和綜合協調發展水平及排名（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蘇北地區綜合協調發展水平與經濟、資源環境、社會3個子系統協調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不同而呈現出不規則的空間格局。這說明區域協調發展能力是經濟、資源環境、社會諸子系統非線性疊合、綜合作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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