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組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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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組學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創造力；基因；多巴胺系統；5-羥色胺系統

一、引言

意識的起源是人類未解之謎，而創造力的產生及表達機制更是謎中之謎。為了解開謎題，各國創造力的研究者如高爾頓（F.Galton）、弗洛伊德（S. Freud）、維特海默（M.Wertheimer）（維特海默，1987）、Campbell（1960）和Simonton（2012）等都嘗試了不同的方法。事實上，每一次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帶來了人們對創造力的深入理解。最近，有研究者把基因組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創造力的研究之中，使人們看到了理解創造力遺傳基礎的更多曙光，這個方向可以定義為創造力基因組學（Creativity Genomics），也就是通過創造力心理學和基因組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創造力的基因基礎。根據查閱到的文獻，以色列和法國的Bachner-Melman等人的研究（2005）是該領域的首項研究，關注的是舞蹈創造力的基因基礎，而德國學者Reuter等人的研究（Reuter，Roth，Holve，& Hennig，2006）是該方向的首項有關一般創造力和基因關系的研究。隨后，來自芬蘭、匈牙利、俄羅斯、瑞典、中國和美國的研究者繼續推進了該方向的研究。本文將綜述和評論這些創造力基因組學的研究，并對未來的研究做以展望。

二、創造力基因組學的研究方法

創造力基因組學（Creativity Genomics）作為新興交叉學科，在研究方法上實現了創造力心理學與基因組學研究方法的融合。當前通行的方法是通過創造力的測量工具測得被試在不同領域（如一般創造力、音樂創造力等）創新能力上的得分；同時，使用基因組學的方法，通過被試的部分組織（如口腔細胞或血液）來分析其全基因組或特定神經遞質系統的基因。進而，分析創造力行為數據與基因數據的關系。

（一）創造力的測量

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者均使用了創造力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中核心變量的測量方式是基礎，因而我們將重點介紹測量部分的內容。當然，由于創造力問題的復雜性，當前的操作定義和測量方式遠未統一。在這里簡要介紹這九項研究所主要涉及的四種創造力測評方式。

1.一般創造能力測驗

Reuter等人（2006）在他們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測量創造力的工具是柏林智力結構測驗（Berlin Intelligence Structure Test）中的“創造能力”（inventiveness）測驗包，該測驗的操作定義認為創造力是智力的一部分。所測得的創造力得分來自于圖形、語文和數字分測驗，每個分測驗包括兩個題目。圖形創造力分測驗包括“完成圖形”和“聯接符號”兩個題目；語文創造力分測驗則包括“句子組成”和“物體的用途”兩個題目；數字創造力分測驗包括“電話號碼”和“數字測驗”兩個題目。該測驗的圖形和語文創造力分測驗主要測量的是被試的發散思維，而數字創造力測驗主要與聚合思維相關聯。該測驗在國際創造力研究學界并不常見。2009年所發表的來自俄羅斯的創造力基因組學研究（Volf，Kulikov，Bortsov，& Popova，2009）也使用了該測驗中的語文創造力分測驗。

2.創造性潛能測量：發散思維測驗

美國學者Runco等人的研究對Reuter等人所做研究做出了全面的修正（Runco et al，2011），并在2013年又對其研究做了補充性的評論，引入了多基因關聯分析的方法（Murphy，Runco，Acar & Reiter-Palmon，2013）。在他們對Reuter等人的研究做出的評論中，他們認為其所使用的創造力測驗并不常見，測量方法上有失偏頗，所以在解釋結果方面存在效度上的諸多困難。而且研究中混淆了發散思維和聚合思維，同時未檢驗創造力的重要成分――“獨創性”。因而，Runco等人選取了在創造力心理學領域更為常見的創造力測驗，包括發散思維測驗和現實創造性問題解決（Realistic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發散思維測驗用以測量創造性潛能（creative potential），包括語文分測驗和圖形分測驗。在本文所綜述的九項研究中，多數都使用了發散思維測驗作為創造力或創造性潛能的測量工具。

3.創造性問題解決

在Runco等人的研究中，研究者還設計了具有開放性結尾的、與真實生活相關聯的問題情境。要求被試對這一問題提供解答。之后，研究者應用共感評估技術（Consensus Assessment Technique，CAT）從質量、獨創性和復雜性三個維度來計分。共感評估技術最初是由哈佛大學創造力學者Amabile提出（Amabile，1982），是指在創造力研究中一種通過主觀評定獲得對被試創造力較為客觀評估的方法。這種方法已經成為創造力研究領域一種社會生態效度較高、非常普遍的研究方法（Yi，2012；Yi，Hu，Scheithauer，& Niu，2013）。

4.音樂創造力測量

有兩項研究使用了同樣的測量被試音樂創造力的方法。音樂創造力自陳問卷和音樂天賦測驗兩部分組成了該測量工具。自陳問卷旨在調查被試所從事的具體音樂創造力活動（包括作曲， 即興演奏，和編曲）、所接受的音樂教育和訓練。音樂天賦測驗包括聽覺結構化能力測驗（auditory structuring ability test）（Karma，1994）、西肖爾音高辨別測驗和時間分辨分測驗（the Seashore pitch and time discrimination subtests，簡稱SP和ST）。SP和ST分測驗包含聲音物理屬性的成對比較，用來測量被試在分辨音高或音程微小變化等方面簡單的感知能力。這些測驗都有較好的信效度，測驗需時共1小時左右（Pulli et al.，2008）。

如果創造力是領域特殊性的，不同領域的創造力其測評方式當然應該是有差異的。正如本文所綜述的音樂創造力的測評結構（包括聽覺結構化能力、音高和音程辨別以及自評所從事的創造性的音樂活動等）與一般創造力的測評結構（包括在語文和圖形等維度上思維的流暢性、變通性、獨創性和精進力等等）是根本不同的。但是目前用于特定領域創造力測量的有效工具還少之又少，這應該是未來研究應該著手的方向；此外，我們素來強調的、對創造性比較重要的發散性思維、聚合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在不同領域的創造力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也是一項懸而未決的問題。

3.有關精神疾病和創造力的關系

有關NRG1基因和創造力之間存在緊密關系的發現（Kéri，2009）是這幾項研究中的亮點之一。因為該研究從創造力基因組學的角度證實了此前有關高創造力和精神疾病相伴隨的說法。特別是一些高創造者同時存在精神疾患的個案如文森特?梵高和弗吉尼亞?伍爾芙等，加劇了人們有關高創造力、尤其是文學藝術領域的高創造力與精神疾病之間存在關聯的信念。然而，在健康的高智商匈牙利人身上，研究者同樣發現了與嚴重精神疾病高度相關的基因會影響被試的創造力水平。那么為何這種基因多態會造成創造力行為的較高表現呢？研究者給出的初步解釋（Kéri，2009）是，與分裂癥特征相關的認知抑制的降低導致了高智商人群創造力的上升，而NRG1基因的啟動子多態性（promoter polymorphism）會影響前額葉的功能，前額葉腦區是影響認知抑制和創造力的重要腦區。研究者認為，對于這個假設的驗證正是未來研究的方向。在他的研究中，只選取了高智商的被試，同樣值得探討的是對于平均智商的被試是否存在同樣的效應，另外，對于那些真正從事文學藝術創造力的人群，是否存在同樣的基因影響機制？這都是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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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組學研究范文第2篇

關鍵詞：抑郁癥；基因組

中圖分類號：R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9)05-0944-05

抑郁癥是一類常見的心理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有較高的自殺危險和復發傾向，流行病學研究提示了遺傳因子的作用。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人們迫切希望能從基因水平找到抑郁癥發生的原因，以期對抑郁癥做出早期診斷。本文對近年來國內外抑郁癥相關基因的研究進行全面分析，包括抑郁癥與染色體某些位點的連鎖分析，與一些候選基因如5一羥色胺受體基因、多巴胺受體基因、單胺氧化酶基因等的關聯分析，深入闡明抑郁癥相關基因組的研究進展。

1　連鎖分析(linkage analysis)和關聯分析(association a-nalysis)

復雜疾病的基因組分型方法最主要的是采用連鎖分析和關聯分析，抑郁癥也不例外。我們有必要首先了解連鎖分析和關聯分析技術。

細胞中每一對染色體的其中一條是來自父親，另一條來于母親。細胞分裂時這兩條染色體會發生重組。如果決定兩種性能的兩個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置靠的很近，那么被重組的可能性就比較小，因而可留在同一條染色體上，遺傳到下一代。連鎖分析是用微衛星DNA標記對家系定型，根據家系遺傳信息中基因間的重組率計算出兩基因之間的染色體圖距，再根據疾病有無合適的遺傳模式，可分別進行參數分析與非參數分析。即通過家系調查來估計兩個基因的重組率，從而進行基因定位的方法。

關聯分析則是在不相關的人群中尋找與性狀(疾病或藥物反應)相關的染色體區域。如果某一等位基因能增加患某種疾病(如抑郁癥)的風險，那么患者中含有這種等位基因的頻率應高于正常者，即這一等位基因與該疾病存在著關聯。

連鎖分析由于受到遺傳模式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對復雜的多基因遺傳疾病的研究往往很困難，而關聯分析可彌補其缺陷，成為行之有效的方法。對于多基因遺傳疾病，主基因效應可由連鎖分析測知，而輔基因效應則更多的采用關聯分析。

2　染色點與抑郁癥的連鎖研究

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發展，研究發現了一些與抑郁癥發生相關的候選基因和致病基因，抑郁癥相關基因在染色體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其中抑郁癥相關基因在1號染色體上的分布最多，其次是2號、6號、11號。在14號、21號、22號以及人Y染色體上尚未見抑郁癥相關基因。從染色體區域分布上可知，Ipl2含有抑郁癥相關基因最多，含有TaP、Ta3、Ts5、Ta6、TaT、TaB、Ta9、Ta10、Ta12、Ta13、Ta14、Tal5、TRAR4基因。運用生物信息學的原理和技術，收集、整理、分析既往關于抑郁癥研究的所有資料，建立與抑郁癥相關的基因和蛋白質數據庫，是進一步研究抑郁癥的病因和防治的基礎。

3　某些候選基因與抑郁癥的關聯研究

從某種程度上說，上述的連鎖分析方法是最有效識別基因變異的方法，然而它識別精神障礙復雜的小至中等效應的致病基因的能力卻很有限，并且，在準確定義表現型很困難時，這種能力進一步降低。此時就多使用關聯分析，尤其是對于多基因遺傳疾病，更是成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由于抑郁癥與其他精神障礙如精神分裂癥等相比，它與遺傳的關系不如后者密切。因而抑郁癥相關基因的研究難度較大，而且進展緩慢，目前主要集中在對一些候選基因與抑郁癥的關聯研究上。

3.1　5－羥色胺(5－HT)受體基因與抑郁癥的關聯研究

5－HT與情感性精神障礙的關聯已較早認識到，它能直接或間接調整人的心境。5－羥色胺(5－HT)系統參與情緒、心境、應激等方面的調節，其功能的改變和神經傳遞異常與抑郁癥等精神性疾病發病相關。突觸間隙5－HT水平改變及5－HT受體亞型功能的失調則有可能參與抑郁癥的發病。

3.1.1　5－羥色胺1A(5－HTlA)受體基因5－HT的效應由大約14種受體所介導，其中5－HTIA受體是中樞神經系統中表達最多的亞型之一，對5－HT系統具有負反饋抑制效應，作為突觸前自主受體和突觸后受體同時起作用。5－HTIA受體基因位于5q11.2－13區，在其上游調控區內存在一個C(－1019)G基因多態性。抑郁癥患者在該區域－1019位可發生C/G的單核苷酸突變，純合G(－1019)等位基因頻率高于正常人群；在自殺患者中更高達4倍。G等位基因攜帶者人格量表(NEO)及立體人格問卷(ZPQ)得分遠高于C等位基因攜帶者，且同時顯示出較高的TPQ損傷回避指數。因此5－HTIA受體轉錄調控區C(-1019)G功能基因多態性與抑郁表型的易患性密切相關，在抑郁癥的發病機制方面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3.1.2　5－羥色膚2A(5-HT2A)受體基因5－HT2A受體是一類5－HT激動受體，其作用與5－HTIA受體相反，參與多種精神藥物的作用機制。5－HT2A受體基因定位于人類第13號染色體的13q14-21區域，目前發現有5種DNA多態性，其中T102C的多態信息量最高，常作為DNA多態性遺傳標志。該基因啟動子區－1438G/A多態性的基因型A1/A2頻率在抑郁癥患者中明顯減少，在有自殺企圖或行為的情感障礙患者中也顯著降低。江開達等采用5－HT2A的T102C和MAOA的MAOA(CA)n的2個基因座(locus)為研究標志，探討他們在中國人群的單相抑郁癥中的相互關系，初步的研究結果表明單相抑郁癥與單獨的T102C和MAOA(CA)n基因座間無顯著性關聯，但是在具有5－HT2A的A2/A2人群中，單相抑郁癥與MAOA(CA)n的114bp等位基因呈顯著性關聯，其相對危險率(RR)為6.25(P

3.1.3　5－羥色胺轉運體(5－HIT)基因5－羥色胺轉運體(5一hydroxytryptamine transporter，5－HTT)位于突觸前膜，能夠對突觸間隙的5-HT進行再攝取，改變突觸間隙5-HT水平，調節突觸后受體介導信號，及下游中樞5-FIT系統和外周5-HT效應。人類5-HTY基因位于17q11.1-12區，其5’端啟動子區有一個長為44個堿基對的缺失或插入，形成長(L)或短(s)兩個等位基因的功能多態性，構成3種基因型L/L、L/S和S/S，稱為5-HIT基因啟動子

區相關多態性(5-HTTLRR)。S/S純合子基因型細胞產生的mRNA水平高于雜合子基因型細胞，對5－HT的攝取量也相應增加，故具有不同5－HTILPR基因型的個體可能對5－HT的攝取不同，進而影響到個體患焦慮－抑郁障礙的易感性及對環境應激的適應性。而針對抑郁癥患者的研究也顯示了較高頻率的S/S基因型和S等位基因，提示該基因型人群可能具有抑郁癥的易感性。當受到應激性生活事件的影響后，攜帶S純合子者比L純合子者的抑郁癥患病率更高，并可表現出更多的抑郁癥狀和更高的自殺危險，亦說明抑郁癥是潛在患病風險基因和環境及其它非遺傳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3.1.4　色氨酸羥化酶(TPHI)基因

色氨酸羥化酶(tryp-tophan hydroxylase，TPHl)是5－FIT生物合成反應的限速酶，通過影響5－HT系統代謝來調控5－HT系統的功能，人類TPH基因定位于11p115.3－16第7個內含子上區，其存在A779C和A218C兩種多態性，該基因與抑郁癥的相關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218A/C的基因頻率與抑郁癥顯著相關，而218A/A基因頻率則與雙向型情感障礙或重型抑郁癥的軀體癥狀相關。這提示抑郁癥的單一癥狀與TPH1基因的聯系較之癥候群或疾病本身與之的聯系更為顯著。這可能與位于非編碼區的TPH1基因A218C多態性與蛋白質翻譯后修飾的改變有關；或者該多態位點為一個潛在的GATA轉錄因子結合位點，可能對TPH1基因的表達有影響。

3.2　多巴胺受體基因

藥理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腦中多巴胺活性下降，這提示多巴胺受體基因變異與情感病因發病可能有關。大腦中有5種類型的多巴胺受體，分別為D1、D2、D3、D4、D5受體。它們在基因組中的位點已經明確，并且這些基因已被分離和克隆。多巴胺受體基因的染色點如下：D1，5q35.1；D2，11q22.5；D3，3q13.3；IM，11p15.5；D5，4p15.2。分子生物學技術已證實以往的D1、D2代表的并不是兩種受體，而是兩個受體家族。D1家族中包括Dl和D5受體，D2家族中包括D2、D3、D4受體。D3、和D4亞型是目前研究的焦點。D3亞型較多分布于基底節腹側近邊緣系統的部分，這一部位被認為與思維功能的關系密切，但研究并未發現與抑郁癥的關聯。D4受體主要分布于額葉皮質，額葉皮質是與情感病理學明顯相關的區域，提示D4受體的變化與情感的病因可能相關。由于編碼D4受體的基因極具多態性，這些多態性可能影響D4受體的功能，使該基因成為評價情感的候選基因。目前共發現D4受體基因有10種多態性，包括3種靜息多態性(silent polymorphism)和7種結構多態性(structure polymorDhism)。目前僅有一個研究發現日本人情感與D4受體基因的48bp重復序列多態性明顯關聯，其它研究均未發現情感與D4受體基因的其它多態性相關聯o

3.3　單胺氧化酶(MAO)基因

單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 MAO)是單胺類神經遞質(5－HT，NE，DA)的滅活酶，因此被認為可能與抑郁癥的發病有關。單胺氧化酶具有催化單胺類降解作用，分為A型和B型，定位于人類x染色體的Xp11.23～11.4。MAO－A基因上有兩個多態性位點EeoRV和uVNTR，其中EcoRV2－uVNTRl單倍體在男性抑郁癥患者中出現頻率較高，且攜帶EeoRV2等位基因的男性患者的HAMD睡眠障礙評分也顯著增高。在中國人群A型中，MAOA(CA)n微衛星DNA多態性可有8種等位基因，常見是122bp(基因頻率為0.4649)，其次是114p(基因頻率為0.2108)。Muramatsu研究了單胺氧化酶基因與單相抑郁癥的關系，在52例患者和100名正常人對照中，MAOA和MAOB基因的多態性與單相抑郁癥均無關聯。錢伊萍等發現與MAO基因緊密連鎖的DXS7微衛星標記等位基因頻率在單相抑郁癥患者與正常人間分布上無顯著性差異，但在遲發型抑郁(以40歲發病年齡為界線)中165bp等位基因頻率增高。江開達等發現，單相抑郁癥與單獨的5－HT2A受體基因T102C多態性和MAOA基因(CA)n多態性間無顯著性關聯，但是在具5－HT2A的A2/A2基因型人群中，單相抑郁與MAOA基因(CA)n的114 bp等位基因呈顯著性關聯，其相對危險率為6.25(P

3.4　DXS7基因座與抑郁癥的關聯研究

DXS7基因座是(CA)n串聯重復序列的微衛星DNA，具較好的多態性。它位于人類染色體的Xp11.3～11.4區域，與單胺氧化酶(MAO)A和B型基因緊密連鎖。錢伊萍等采用PCR擴增片段長度多態性(Amp－FLP)研究66例單相型抑郁癥中DXS7基因座的多態性分布，在66例患者和85名正常人中觀察到DXS7基因座有4種等位基因，片段大小為157－167bp，經比較多態性分布表明患者與正常人間在頻率分布上無顯著性差異。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將患者組分為早發型和遲發型(加歲為界)兩組后，發現這兩組間有顯著差異，遲發型中為165bp等位基因頻率增高，早發型中為157bp等位基因頻率增高，提示單相抑郁癥存在著亞型，發病年齡可作為區分亞型的一種因子，而且經關聯分析表明他們間聯系的相對風險率(RR)為2.08，P

3.5　兒茶酚胺氧位甲基轉移酶(COMT)基因

兒茶酚胺氧位甲基轉移酶(eatee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是兒茶酚胺的主要降解酶，而兒茶酚胺被認為在心境障礙的發病機制中有著重要作用。Massat等在歐洲進行了一項有關COMT基因功能多態性與早發抑郁是否存在相關性的多中心研究，共人組了抑郁癥患者378例(120例為早發患者)，506例雙相障礙(222例為早發患者)及628名正常人，發現COMT Val等位基因，特別是Val×Val基因型的高活性與早發抑郁癥關聯。

3.6　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基因

近年來，有關抑郁癥的另一個新假說形成：神經毒性作用(和糖皮質激素有關)損傷或殺死了海馬細胞，神經保護性縮氨酸功能不足，導致了抑郁癥狀。Manji等證實了抗抑郁劑的神經保護作用。遺傳因素能改變應激后神經毒性因子和神經保護因子的平衡。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m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便是這樣一種具有

神經保護作用的蛋白。Karege等于2002年最先報道了抑郁癥患者血清中BDNF減少。Sklar等和Neves-Pmira等均在2002年發現BDNF的多態性和雙相障礙相關，后來也有證據表明，BDNF多態性也與抑郁癥相關。但是，同一個多態和抑郁癥相關的證據不足。該基因以及和此假說有關的基因仍非常值得更深一步的研究。

3.7　多巴胺羥化酶(DBH)基因

DBH是生成去甲腎上腺素的關鍵酶，其活性降低可能增加精神病性抑郁癥的患病風險。人類基因定位于9q34，其外顯子2的多態性(G444A)與體液DβH活性相關。GG等位基因型抑郁癥患者在SCL－90評分中，人際敏感和妄想觀念分值較低，故該型可能是患者不發生精神病性癥狀的保護因子。由于目前對DBH基因與抑郁癥的研究相對較少，且陽性結果重復率較低，需進行大樣本多中心實驗，以得出確定性結論。

3.8　信號傳導(GB3)基因

G蛋白是一具有GTP結合和水解活性的蛋白質，可偶聯80％的已知膜受體和各種效應器，在許多受體和第二信使系統間跨膜轉運過程中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G蛋白由3個亞基組成：Gα、Gβ和Gγ。當受體激活后，其解離成Gα和Gβγ，游離的GTP與Gα亞基結合調節特殊的效應器。近年來不斷有臨床藥理及動物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在單、雙相情感性疾病病理機制中存在復雜的信號傳導紊亂現象。編碼G蛋白B3亞基基因的第10外顯子上存在C825T基因多態性，這種基因多態性導致G蛋白B3亞基缺失41個氨基酸，產生變異，與信號傳導和離子轉運增加有關。此多態性可能是引起抑郁癥的敏感因素之一，同時鑒于它在信號轉導過程中的作用，亦與抗抑郁治療有關。關于該基因多態性研究目前尚處于初步階段，對其在抑郁癥發病中的具體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探討。

4　結語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對抑郁癥及其相關基因組的研究尚在探索階段。由于技術手段的局限性，單個特異性基因作為抑郁癥的危險因素的假說尚不能完全被排除，但是構成抑郁癥易感性的更大可能是很多無特異性的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大量的研究支持抑郁癥是多基因遺傳，即這種遺傳是由于許多基因的積累作用造成的，沒有顯性、隱性基因那種明顯的傳遞規律。抑郁癥的發生是遺傳易感性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目前的研究可以看出，關于抑郁癥發病的主要相關候選基因在其發病過程中的具體作用尚缺乏明確的定論，陽性結果重復率不高。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①抑郁癥屬于情感性精神疾病，癥狀復雜多樣，目前對其診斷多依賴臨床表現和精神檢查，缺乏有效的生物定量指標，在鑒別診斷上存在一定難度。②正常對照的標準尚需明確。③抑郁癥是一種復雜性疾病，是遺傳和社會生理心理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遺傳模式不符合孟德爾遺傳定律，可能受多個致病基因控制，其中一個或幾個基因變異都能引起相同的臨床癥狀，多個基因之間存在交互影響，每個基因的作用則較微小，而現有的遺傳學和統計學方法的檢驗效能相對較低，因此，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中孤立地針對某個候選基因進行單獨的關聯性分析，可能難以達到顯著性水平。④很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因多態性上，但研究結果并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所研究的多態性可能和某一影響抗抑郁藥療效的功能性突變存在連鎖不平衡，而這種連鎖不平衡在不同人種中存在差異。⑤抑郁癥具有遺傳異質性，不同地域、不同種族和民族的患者遺傳背景不同，引發其發病的基因也有可能不同，如果采用遺傳背景混雜的群體，則會極大地影響研究結果。可能與某多態性等位基因在不同人種中分布頻率不同有關。如東方人5－HTTL PR多態性L等位基因的頻率明顯較低。S/S基因型頻率是L/L基因型的5倍。⑥納入對象在某些因素，如年齡、家族史等的不一致性，不同研究所選擇的抑郁癥患者嚴重程度不同均可能造成統計學的混雜，降低研究結果的可靠性。⑦不同的療效評估標準、療程，及選用的抗抑郁藥物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著重于多基因研究層面，盡量保證納入對象的同質性，如進行更多的家系遺傳研究，以排除遺傳背景的不一致性，避免出現假陰性及群體結構分層現象；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進行大樣本多中心聯合研究；同時結合抑郁癥其它方面的研究進展，利用最新的輔助檢查手段。

5　展望

大腦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在功能水平上，它接受多種外在刺激信號的傳人，整合加工后產生意識情感和精細的行為調控；分子水平上，相當數量的神經遞質受體在突觸或突觸間隙存在交叉對話，更可窺見它非同尋常的復雜性。這種復雜的結構為基因組學技術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

基因組學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民族音樂文化；推陳出新；價值判斷

我國的歷史久遠而深長，幾千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蘊含了大量的精華，作為現代音樂專業的學生，我們有義務保護傳統文化，將民族音樂發揚光大，讓民族音樂走向國外，凸顯他在全球音樂中的重要地位。

一、民族音樂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高職音樂教育體系中，民族音樂所占的比例比較少，因此，學生對民族音樂不夠重視，所以，高職音樂教育要加強對民族音樂的重視。當今世界，國家地位的排名不僅僅是看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還要看這個國家的文化實力。對于地大物博的中國，幾千年下來，蘊藏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我國的文化資源是相當豐富的。民族音樂資源業經過了多年的沉淀。積累，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個體，不容忽視。所以，傳授音樂的我們要肩負起發展民族音樂的未來。

二、讓民族音樂成為時代潮流

中華名族音樂文化已經傳承了多年，音樂文化發展的歷史也很久遠，再加上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音樂元素多元且豐富。比如，蒙古樂、昆曲、納西族的納西古樂、古琴、苗族的半月琴、藏族的馬頭琴，還有以前的宮廷樂、歌仔戲，曲種曲風豐富多彩，為我們取精提供了大量的資源，我們應該加以好好利用。在音樂課堂上，讓學生更多地接觸民族音樂，激發他們對民族音樂的熱情和興趣，讓學生更加深刻地了解民族音樂的淵源和創作民族音樂的先人的智慧。

三、強化民族音樂的認同意識

隨著當今信息技術化程度的深入，學生可以通過網絡、多媒體平臺下載收聽音樂，但大多數學生都偏好搖滾樂、嘻哈樂，很少有學生關注民族音樂。因此，高職音樂課堂上，老師需要一改常態，利用多媒體這個信息平臺，為學生多播放一些民族音樂的視頻，讓學生耳濡目染地感受民族音樂。另外，提升文化修養，讓學生漸漸地被優秀的民族優秀音樂所吸引，漸漸去感悟民族音樂，最終愛上民族音樂，將民族音樂的過人之處融入現代音樂創作當中，讓民族音樂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根據如今學生不關注民族音樂的現狀，高職教育體系中應當以生為本，將民族音樂的教學應用于實踐。

四、尋求民族音樂發展之基

民族音樂中雖然有精華的部分，但也有糟粕的部分，需要學生擁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對不好的部分大膽擯棄。學會審美，比如，欣賞蒙古長調《牧歌》時，就把自己置身于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去體驗牧民的生活，感受藍天白云下追逐羊兒奔跑的，感受濃郁的民族風格。將這種置身其境的審美方法用到各個作品里去感受，長此以往，就能形成良好的音樂品位。情景置入法能帶給人音樂別的情感體驗，是鑒賞民族音樂的一個重要策略。取精去粕是民族音樂的發展之基，只有在繼承了原有優秀音樂元素的基礎，才能做到根本同源，將民族音樂發展的枝繁葉茂，同時擯棄了糟粕，才能有一個優秀的根基，在優秀的條件下再進行優秀的創作，如此一來，民族音樂的發展壯大便指日可待。

總而言之，民族音樂是國人的驕傲，高職音樂教育體系應該將民族音樂融入其中，并將民族音樂作為音樂課堂教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作為高職院校的音樂老師理當提高自身素質，加強自身民族音樂教學的實力，引導民族音樂跨越性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魏文杰.試論高等職業教育的特點[J].科技信息，2011（10）.

基因組學研究范文第4篇

關鍵詞：低頭族；心理學成因；對策

中圖分類號：G7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5）09C-0039-04

“低頭族”是當代一個新名詞，它的誕生與現代高科技的快速發展緊密結合。其英文名為“Phubbing”，由澳大利亞麥肯和Macquarie大辭典聯手精心設計而來，由phone（手機）與snub（冷落）組合而成，指代一種因專注于手機而冷落周圍人的行為。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們坐在一起，你卻在低頭玩手機。”這個網絡上流傳很廣的抱怨，正是很多人真實生活的寫照。目前，“低頭族”日漸發展成為當今社會不容忽視的龐大群體，地鐵、公交車、餐桌上，甚至于工作、學習課堂、會議上，我們隨處可見低著頭埋首于電子移動設備的人，他們在智能手機上或上網、或看視頻、或聊天、或玩游戲。

據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咨詢中心提供的一項調查顯示：77%的人每天開機12小時以上，33.55%的人24小時開機，65%的人表示“如果手機不在身邊會有些焦慮”。人們對微型電子產品的依賴已經發展到有些病態的程度，離開手機或平板甚至會和戒毒一樣出現各種不適的交流“稽延性反應”。從年齡層次看，年輕人中的“低頭族”遠高于老年人；從學歷層次看，學歷越高越習慣低頭玩手機；從類別看，以學生族和上班族為主。

不可否認的是，“低頭族”早已不只是一種現象，已然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嚴重影響著人們的學習生活及身心健康，需要家庭、社會、學校等多方的高度重視。筆者拋磚引玉，試圖透過“低頭族”外在的表象，以心理學視角挖掘其深層次的內在成因，探究行之有效的矯正策略，讓“低頭族”不斷減少“低頭”行為，從而恢復正常的人際生活。

一、“低頭族”帶來的負面影響

快節奏的生活方式把人們帶入到一種碎片化狀態，“低頭族”的出現可以對時間碎片進行創造性利用。然而，隨著"低頭族"群體的加速發展，其帶來的健康、生活、社交、安全等方面隱患逐漸顯現，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時代病”，給個人和社會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

（一）引發個體生理疾病，危害身心健康

“低頭族”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容易引發頸椎和眼部疾病。長時間低頭玩手機、平板電腦等容易造成頸肩部肌肉僵硬、痙攣，時間久了會導致頸椎曲度變直、頸椎間盤突出等，會引發多種身心癥狀和疾病，如頭腦發脹，思維混亂等。長時間專注地盯著屏幕，視力會大大下降，還很容易引發白內障等眼部疾病。除此之外，如果頭部總是前傾盯著手機屏幕，會影響脖子肌肉的伸縮性，增加臉頰部位受到的地心引力，導致下頜松垂，臉頰下垂，加速衰老。

（二）精力投入過多，嚴重影響學習與工作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玩手機會使人疲憊，有喜歡的游戲，有愛看的小說，這些會使人的精神時刻處于興奮活躍的狀態，一有空隙就迫切地想做出反應。大腦得不到休息，再投入到工作中時，注意力不能集中，精力不充沛，難以完成工作。“低頭族”的出現特別使學生上課時一個個都低著頭，課堂不夠活躍缺乏互動氣氛；學習過程中老師提出的問題學生直接上網搜索答案；課后布置的作業過度依賴智能設備獲取信息與答案，學生缺乏積極思考與探索精神，學習能力的退化直接影響其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帶來學習態度不端正、學習成績下降等一系列連鎖反應。

（三）恐懼人際交往與行動能力的退化

長期低頭使用手機、平板電腦，時間久了“低頭”儼然成為了一種行為習慣，在一定程度上會帶來人際交往的恐懼和行動能力的退化。不論社會人士還是在校學生大都習慣了用手機、平板電腦查看信息資訊，通過玩游戲、聊QQ、發微信、刷微博等社交軟件來傾訴和寄托自己的內心思想，將最直接最有效的面對面交流擠壓得沒有空間。同事、朋友、親人之間面對面時不知如何表達，出現溝通障礙，隨之帶來人際關系的緊張、膽怯、抵觸，甚至出現厭惡感；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也迅速降溫以致冷漠無情。過度依賴網絡信息搜索，會減少個人主動思考與探索，降低思考頻率，對信息的認識能力和判斷能力都會有所下降，行動處理能力也隨之減弱。

（四）人身安全隱患

有一些“低頭族”經常會鋌而走險，在過馬路的時候依然還在發短信、聊微信，這樣非常的危險，因為注意力不集中，出現一些緊急情況根本無法處理，非常容易發生意外事故。若是交通司機也屬低頭一族，出事概率則會驟增。有調查表明，司機邊開車邊發短信時，發生車禍的概率是正常駕駛時的23倍，而打電話是2.8倍。

二、“低頭族”現象的心理成因分析

（一）人格特質的差異

人格特質指的是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情境中保持相對一致的行為方式的一種傾向。高爾頓?威拉德?奧爾波特在他的人格特質論中提出了人格的14種共同特質，如外向―內向、自信―自卑、支配―順從、合群―孤獨、理論興趣高―理論興趣低等。國內外專家學者結合人格特質理論、卡特爾16種人格因素測驗等多種工具，研究人格特質和手機依賴的關系，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和數據分析，發現具有自卑、內向、低自尊、缺少自信、幸福感缺失、敏感、依賴等人格傾向的人群，由于自身人格特質因素的影響，比起普通人更容易出現對移動網絡設備的依賴，由此加入了“低頭族”的行列。

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從“低頭”時間上看，“粘液―抑郁質”性格的人“低頭”使用手機、平板的時間較長，膽汁質的人“低頭”時間較少；其次從“低頭”頻率來看，具有“粘液―抑郁質”性格的人低頭頻率最高，相對而言，膽汁質性格的人會較少。艾森克人格分析理論顯示，粘液―抑郁質類型的人，表現為安靜穩定，反應速度慢和情緒不易外露。這種氣質類型的人，喜歡獨處，不愛交往與傾訴，喜歡把心事藏在心里，內心防御機制明顯，較容易做出“低頭”狀態，盡可能地規避外界，封閉自我。而膽汁質類型的人，行為外向，脾氣急躁，情緒沖動和難以控制。因此，膽汁質的人更容易與人交談，精力相對旺盛，不太會做出關注手機或玩平板的“低頭”狀態。

（二）認知偏差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年輕人和上班族的求知欲旺盛，社會上的新聞或某個事件常常是他們關注學習的焦點，利用手機、平板上網方便快捷，信息量大而且更新速度快，對年輕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某些年輕人尤其是學生群體心理自控能力還不夠成熟，世界觀、價值觀取向尚未定型，對“低頭”刷屏幕的姿勢感覺新潮，心理上盲目跟風；加之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數字終端提供了豐富強大的應用程序，帶來豐富的娛樂和社交軟件，使其抵制不了網絡的誘惑，對網絡上的信息存在認知的偏差，不觀望、不思考、不分析，盲目跟風，游戲和社交交友辨別不清產生依賴，這樣的心理也促使了“低頭族”的形成。

（三）從眾心理帶來從眾行為

從眾，是指個人受到他人或社會群體的一致性影響或壓力時，自己的認知或行為遵從公眾輿論或群體大多數人，甚至出現違背自己意愿的現象，即通常說的“隨大流”。人都是高度社會化的，極少有人能夠保持獨立性，不被同化從眾。當生活中到處可見低頭看手機、拇指在屏幕上刷新聞的“低頭”狀態時，個體會下意識地被這種群體同一性吸引進而認同。尤其年輕人，更會把“低頭”視為一種潮流、時尚，普遍存在著“別人有，我也要”、“別人玩，我也能玩”的心理，并非出自自身真正的需要，只因為自己這樣做了才能和大多人數保持一致。這種心理互相影響無疑為手機、移動設備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大部分人為了避免自己“另類”，都隨著大眾的腳步前行，隨波逐流的現象致使許多人被迫使自己成為“低頭族”。從跨文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看，東方文化更傾向于鼓勵人們的從眾行為，因而東方人較容易產生對偏離的恐懼，所以“低頭族”的形成也有一定客觀因素。

（四）個體內在的情感需要

需要是人感到某種缺乏而力求獲得滿足的心理傾向，是人產生行為的動力機制。心理學認為個體表現出的每一種行為背后都有相對應的一種或多種需求。頻繁低頭的行為背后，表面看是為了打發零碎的時間，實際上是人害怕孤獨感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層次理論反映了人的需要具有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趨勢，也反映了需要與行為之間的關系。其中的歸屬與愛處于第三層次，是人處于社會關系之中最基本的需求。既然人人都渴望有歸屬感，當在地鐵、電梯里面對周圍陌生的人群，為了尋求內心的安寧，自然會向手機抑或是平板尋求歸屬，滿足自我的需求。只有當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后，較高層次的需要才會出現，即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較高級層次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我尊重和自我實現有著強烈的渴望，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可和關注，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每個人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然而微信、微博、QQ等新媒體社交網絡上人們可以暢所欲言，不必顧慮重重，從他人那里得到被關注、被尊重，使得獲取“自我實現”變得空前容易。在手機或平板上轉載并發表評論、曬圖片，窺視親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生活動態，能以零成本迅速得到別人的反饋，進而得到最大程度的心理滿足感。

（五）社會學習的影響

心理學家班杜拉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是指個體通過對他人行為與結果的學習觀察，獲得新的行為反應模式，或對已有的行為模式加以修正。其理論顯示了榜樣的重要性，身邊人的行為會深刻影響另一個人的思維和行為。當一個人初生時，毫無生活經驗，正是通過學習、模仿和社會化不斷成長。當周圍人普遍做出某個行為時，個體會習得這種行為方式并跟從，導致“低頭”現象的盛行。

（六）追求時尚的攀比心理

手機或平板已經深入人們的生活中，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生活、工作用具，更是在網絡信息時代下的一種文化時尚標志。類似于品牌服飾，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高雅品位，成為青少年群體彰顯個性，追求和炫耀的某種資本。其次青少年更易接受新鮮事物，更易感受時尚的前沿，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時尚的影響，加上某種程度的虛榮心和面子心理，更容易在時尚方面形成攀比，想在同輩群體的交往中贏得自信和他人的尊重。在這種形勢下，我國的青少年很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低頭族”。

（七）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通常指社會各方面包括家庭、親屬、朋友、社會組織等所給予個體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和支持。每個人都渴望溝通，渴望獲得別人的理解和尊重，有情感交流的社會需求。曾經有專家做過“手機依賴與社會支持關系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經常受到家庭成員和周邊人的照顧和支持，有苦難時常常受到朋友幫助，這樣的人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較低。同時，當人們缺乏關愛、很少有與朋友家人交流的情況時，其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越大；反之，當人們受到朋友及家人關愛越多，其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越弱。現實社會中，由于自卑、內向等性格原因或者其他因素致使個體社會支持較弱的，往往通過手機依賴的形式來排除心理壓力，實現心理訴求。

三、“低頭族”現象的對策

有專家分析，要想“低頭族”抬頭需要靠自己內在動力來控制，但是自制力不是說有就有，即使有也未必能夠徹底堅持，很多人也曾有計劃地去實施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可見，“低頭族”不僅僅是自制力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新型心理障礙，需要從心理學角度對癥下藥來矯治。

（一）尊重“低頭族”的心理訴求

在社會化過程中，尊重的需要得到滿足，一個人就會自尊、自信，反之則易沮喪和自卑。“低頭族”形成的原因很多，內在的反應肯定離不開心理訴求。作為教育工作者或心理咨詢師，要以生活上朋友的方式進入他們的生活，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互動，準確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在肯定其訴求的前提下，引導他們發現達到目的的正確方式，幫助他們緩解“低頭族”的行為癥狀。

（二）整合“碎片”時間

快節奏生活、大城市交通路線拉長等因素，客觀上造成私人時間碎片化，屬于個體的“整塊”時間越來越少，導致不少年輕人只能抓緊碎片時間，通過數字終端進行娛樂休閑。我們可以把時間“化零為整”將每天零碎低頭玩手機、刷平板的時間進行有效集中，固定在每天的某個時間段專門來進行數字娛樂，在這個時間段中“低頭族”可以盡情地宣泄自己的情緒，釋放壓力。一旦過了這個時間段就不可以再玩手機刷平板，起初實行階段最好能有專門的人負責監督。這樣既可以減少“低頭”的次數，同時也將時間有效化管理。

（三）尋求替換法

所謂“替換法”就是尋求另一種方式來替換“低頭”狀態，比如用“抬頭”來替換“低頭”；用看書或體育運動來彌補“低頭”玩手機看平板帶來的身體破壞……通俗講就是將個人注意力進行轉移，不要一有空閑時間就想著“低頭”，尋求一件與“低頭”一樣讓個體感興趣的事情來填補空閑零碎時間，讓生活充實而忙碌，逐步取代“低頭”的習慣。不過，對一些“低頭”頻率過高甚至有強迫行為的人而言，需要尋求專業的心理治療師進行干預才能得到改善。

（四）自我正強化和系統脫敏行為療法

正強化又稱“陽性強化”，指個體做出某種行為或反應，隨后或同時得到某種獎勵，從而使行為、反應強度、頻率或速度增加的過程。比如昨天“低頭”的時間是1小時，但是今天只用了40分鐘，然后明天只“低頭”30分鐘……。即關注自己的點滴進步，每次進步后都以適當的形式獎勵自己，包括心理和物質上的，這里的“獎勵”就是陽性強化理論中的正性強化物。通過正性強化時，行為改善中個體所體會到的快樂來累積前進的動力，每天積累一點，從量變到質變，最終脫離“低頭族”行列。

（五）自我暗示與鼓勵

基因組學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研究生；學習型組織；障礙因素；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3）06-088-04

學習型組織具有開放性、民主性、學習性、人本性、能動性、創新性、計劃性等特點，既能彌合團隊發展與進步之需，也能彰顯和運用團隊中各成員優勢達成自身與團隊成員的共同發展與進步。在研究生培養中，創建學習型組織是順應社會發展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要求，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自學能力，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等方面將發揮重大的作用。但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中，基層組織、部分導師及學生在認識和做法上阻礙了學習型組織的創建。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應對，不斷地挖掘和探索更好、更高效、更具實用性的辦法，消解研究生學習型組織創建的障礙因素，以求使學習型組織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中真正地發揮其功效。

一、學習型組織的內涵

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創始人彼得·圣吉（Peter M.Senge）認為，學習型組織就是指通過培養彌漫于整個組織的學習氣氛、充分發揮員工的創造性思維能力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有機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續發展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持續學習的能力，具有高于個人績效總和的綜合績效。在學習型組織中，組織成員可以不斷超越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造就組織和組織成員共同向往的結果，培養具有前瞻、全新和開闊的思維方式，實現組織和組織成員的共同愿景，并且使組織成員在組織中學習如何共同學習。

隨著學習型組織理論的不斷發展與廣泛應用，毋庸諱言，學習型組織理論對于創建高水平的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無疑也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對研究生學習，相對于諸多社會角色而言，其角色對于學習本身來講“專業性”更強。因為一般來說，研究生的角色是學生，不僅把學習作為主要目的，而且是把學習作為自己的主業，也就是說，研究生的生活中學習時間占據了主要生活時間。因--此，研究生學習組織既具有學習型組織的共性，也有屬于自己的特性，其中最明顯的特性為組織成員是專業學習的“學生”。而對于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界定，有學者認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是某一群體的研究生成員在共同目標指引下注重學習、傳播、運用、創新知識的組織，以學習為主要目的，提供相應的學習條件，在一定的管理機制下，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系統學習交流，實現個體與組織的互動成長。在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中，組織的發展以個體的發展為基礎，組織為個體的自我超越提供環境，教師和學生之間建立新型關系，學生由單純受教者轉變成組織利益的共同創造者，擁有了更多的權力，同時也擔負起促進組織整體水平提高的責任和義務。在這個組織中提倡觀點多元化，注意培養辯論和探索精神。

二、構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意義解讀

（一）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與自學能力

學習型組織是否具有促進組織成員開放和學習的文化，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學習型組織開放、民主、團隊合作和具有高度靈活、適應的學習機制，能激發學生終身學習的愿望，同時也能使學生保持積極向上的態度，從而為學校和研究生學習營造良好文化氛圍。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促使研究生培養目標的變化，也對研究生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創新能力成為研究生培養的重點之一，創新型研究生越來越受到追捧，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至于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的精神衰退。只要是一個對此稍有興趣的人就會發現：人們在文化創新和思想建樹上的淡漠和荒蕪，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通病。”——王坤慶在其所著《精神與教育》一書中這樣陳述。筆者則認為，既是通病，這種淡漠與荒蕪不可避免地存在于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的學生身上。傳統教育方式的影響、思維的定式對已有知識的固有信任，都使學生思想和行動中或多或少缺少一種創新精神與能力。學生自學能力偏低的情況也同時存在。所有面臨的現實問題都要求我們盡力排除原有研究生教育中遏制學生創新能力和自學能力發展的不利因素，而學習型組織所具備的能動性和創新性的特點恰好彌補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這一不足。在研究生培養中創建學習型組織，可以讓組織中的學生各抒己見，交流心得，在交流中碰撞，引發新的學術爭辯，開拓新的思路，開辟新的認識角度，在培養創新能力和自學能力的同時也養成了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發展所提倡和需要的。因此，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對于培養研究生的創新能力和自學能力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是社會發展對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的一個新的要求。

（二）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加快研究生的成長

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擴張帶來了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無疑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學生多了，可導師的數量和質量卻停留在原來水平，而隨著導師與研究生數量比失調的出現，導師與學生接觸的時間、指導減少，交流更是少之又少，甚至還出現導師記不住學生名字的情況；在沿襲原有研究生培養模式下，持續多年的研究生擴招，生源質量也出現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對研究生培養質量造成不利影響。如何鏟除不利因素，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成為研究生教育任務的重中之重。增加導師和學生的相處時間和交流機會，促進教學相長，是解決研究生培養質量問題的關鍵。而學習型組織的特點正能滿足這點需求，將其獨特的組織方式、活躍的組織氣氛、平等和諧的組織關系、創造更高績效的組織目標等優勢條件融入到未來研究生培養當中去，為生多師少問題的解決貢獻力量，成為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組織形式，將在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上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學習型組織的創建對于個人學習起到必要的補充和完善作用，能有效地促進研究生的學習效率和進度。實現個體學習與組織學習相結合，使學生體會到個體價值融入到集體價值當中是個體價值的更高體現，從主觀上激發學習積極性，從而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

在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中，組織成員的關系為伙伴關系，而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基本單位為研究生學習團隊，團隊學習則是一個組織成員問不斷合作的學習過程，其目的就是使團隊智商大于個人智商，使個人成長速度更快，并使學習力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在傳統的學校學習中，學習以個體學習為主，在當前知識與信息激增與更新速度不斷加快的形勢下，這種傳統的學習方式因受制于個人思維的局限性，從而使個人獲取的知識與信息十分有限，而在學習型組織中，通過導師、學生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以及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生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交流，不僅可以節約學習時間，增加學科知識，而且還可以拓寬視野，不再局限于本學科狹窄的范圍，從而使研究生在團隊學習中迅速成長，增強綜合素質與能力。

三、研究生學習型組織構建的障礙因素分析

在研究生培養中，創建學習型組織是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更是當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客觀要求。構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需要有一定的條件準備和支持，但筆者發現在構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障礙，束縛了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構建。障礙研究生學習型組織構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認識與觀念偏差，對學習型組織缺乏深入了解

認識與觀念層面對學習型組織的接受、認可度是其能否真正廣泛應用的前提和基礎。在我國學習型組織理念傳人的時間還不久，目前仍是一種較為新穎的管理理念。學習型組織最先廣泛運用于企業，而在學校的研究生教育中引入學習型組織，無疑也是一種很新穎的理念。“新”則意味著在其應用、熟識的廣度和深度上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意味著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當中，對引入學習型組織仍舊不是很廣泛。據筆者了解，當前很多高校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中，仍舊沿襲傳統的教育與培養模式，而對于學習型組織，一方面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導師和研究生對這個新穎的事物還缺乏了解，或是說還了解不夠，另一方面有些學校的管理者、導師和研究生對創建學習型組織不是很熱情，缺乏積極性，甚至是持無所謂的態度。亦覺習慣了傳統的研究生教育與培養模式，對接收一種新穎的教育與培養理念則缺乏應有的思考和緊迫感。因此，在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中，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導師和研究生對學習型組織缺乏深入了解，在認識與觀念層面對創建學習型組織的接收和認可度是決定學習型組織能否真正廣泛運用的前提。

（二）尚未形成濃厚氛圍，缺乏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促進機制

當前在外部環境上對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也還尚未形成濃厚的氛圍，也缺乏相應的促進機制。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一些學校對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重視程度還不夠，甚至認為可有可無，這在上面已有所論述，這里不再贅述。同時一些學校的領導、導師對學習型組織的理論研究也還不深，從而對學習型組織在理論宣傳上并未表現出應用的積極性，也未形成廣泛的聲勢，因而要想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中真正創建并踐行學習型組織就只是空中樓閣。二是一些學校對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了解、研究還不夠深入，即便在創建和引用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中，也未配備或制定相應的考核、激勵機制和管理制度，而一個組織若沒有基本規程可循，沒有激勵機制激發，沒有基本制度保證，這就為學習型組織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中的創建和運用帶來了很大難度。

（三）成員間溝通不夠積極，缺乏交流

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創建無疑首先需要對學習型組織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有濃厚的氛圍作為支撐，但學習型組織的創建也離不開成員間的溝通與交流。然而，在當前的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當中，對于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中的主要對象——導師、研究生，他們之間卻缺乏溝通與交流。通過多年的研究生管理工作，筆者發現導師與導師、研究生與研究生、導師與研究生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并不是很多，尤其是近些年以來研究生招生不斷擴招，而對應的導師數量卻趕不上研究生擴招帶來的數量變化，于是出現一個導師帶四五個學生，甚至更多學生的情況。這無疑使本來在我國傳統的研究生教育與培養模式中那種師生溝通與交流較少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同時，研究生的學習也更為獨立自主，研究生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也并不多，實際上很多研究生對于學術的探討也并不熱忱。但是，我們知道學習型組織需要成員間進行不斷的溝通與交流，并通過經常的溝通與交流才能促進組織和組織成員不斷成長。因此，在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構建中，成員間缺乏溝通與交流也阻礙了學習型組織的發展。

（四）團隊意識不強，合作創新能力較弱

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也需要成員間的團隊合作，但當前一些研究生卻缺少團隊意識，合作創新的能力也較弱，這也嚴重地制約了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創建。具有積極的團隊合作精神是學習型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對于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創建，必須要求各組織成員具有團隊合作意識，因為學習型組織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團隊或集體的智慧來發展彼此，成就組織內成員。但是，據筆者了解，當前很多研究生仍沒有認識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并對研究生學習存在很強的功利性，認為研究生學習就是為了畢業找到一份好工作，固然這種思想本沒有錯，但如果只為拿一紙文憑，或者只為畢業找好工作而學習，卻忽視研究生學習階段知識的積累以及綜合素質的提升和能力培養，這無疑走向了唯工作的極端。同時一些研究生在團隊中害怕別人超過自己，寧愿一個人單打獨斗，也不愿奉獻互助和與他人合作。這種行為也制約了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創建。

四、消解研究生學習型組織構建障礙因素的對策探究

（一）提高認識，普及學習型組織理念

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當中創建學習型組織，是在時展和研究生教育改革新形勢下發展研究生教育的一條新途徑和新思路。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中的學習不是簡單意義的學習，而是一種再創造和不斷加工過程中的學習，是研究生學習型組織各成員將已有和所接收到的理念、信息和知識相結合，然后通過不斷地補充、調整和修正，將自己原有的知識加以創新而進行的學習，然后使各組織成員不斷追求和發展新知識，變得更為豐富、飽滿。

為了克服對學習型組織認識和觀念上的障礙，并營造良好的氛圍，筆者認為，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相關的各級管理部門、學校要積極倡導學習型組織理念。理念要前行，認識和觀念是先導。因此，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相關的各級管理部門，要積極通過各種宣傳教育和骨干培訓等途徑與方式讓更多的研究生管理者、導師和研究生了解有關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基本內涵，明確學習型組織的基本框架與模式，理解學習型組織的精神內核與理論精髓，從而讓學習型組織理念逐漸深入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的各個成員中，使研究生教育與培養的管理者重視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創建，讓導師和研究生積極踴躍參與和組建學習型組織，為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在認識與觀念上提供準備，深入人心。

（二）抓好結合，建立學習型組織促進機制

重視研究生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相結合、全員學習與全程學習相結合，建立研究生學習型組織促進機制。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構建，需要有相應的機制作為支持，并注意根據適應學科的發展與科研工作的發展需要建立導師指導下的多種學習方式，具體可從以下三點著手：首先，對新方法、新理論和研究與學習中的難點問題，可以充分利用集體和團隊的力量進行共同討論，調動參與者的學習積極性；其次，對于研究生各自研究的具體問題，為了更好地提高研究生對新知的運用和吸收能力，筆者認為，可以采取“自修+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實現；再次，對于研究生學習中碰到的系統知識，則可以采取“主讀+分講”相結合的方式，即先由研究生自己通讀相關教材或論著，再分別選取個別章節進行主讀，然后通過小組學習與討論會分講各自的主讀章節，從而利用集體的智慧和力量，達到既節約學習時間，又能對課程全面了解的效果。同時，也要積極推進全員和全程學習，尤其是導師要身體力行，樹立終身學習觀念，積極倡導理論與實踐、教與學相結合的學習理念，為研究生學習樹立榜樣。

另外，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構建，也需要強化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過程管理，逐步形成規范的學習機制。無以規矩不成方圓。筆者認為，第一，要建立一定的工作匯報制，動態掌握研究生在某一規定時間內的學習情況，并根據情況共同約定定期舉行學術報告，從而擴大研究生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第二，根據大家合議制定不定期專題討論制度，以幫助解決各成員在平時學習時所碰到的難題；第三，若學校或研究生有條件，可以積極鼓勵研究生參與到博士研究生課程學習與研究工作當中進行學習。除此之外，研究生學習型組織構建所在高校還需努力創造，建立一個有利于組織學習的環境，例如，完善組織學習制度，建立有效的組織學習激勵機制，為研究生組織成員進行個人、團隊和組織學習提供良好的條件，從而為研究生創造善于學習、樂于學習和安心學習的環境與氛圍。

（三）加強交流，實現研究生學習型組織扁平化

要想真正解決成員間缺乏溝通與交流的問題，筆者認為，關鍵在于改變傳統的組織模式，即實現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結構與管理的扁平化。扁平化管理是企業為解決層級結構的組織形式在現代環境下面臨的難題而實施的一種管理模式。當企業規模擴大時，原來的有效辦法是增加管理層次，而現在的有效辦法是增加管理幅度。當管理層次減少而管理幅度增加時，金字塔狀的組織形式就被“壓縮”成扁平狀的組織形式。

傳統的組織一般是金字塔式的，而學習型組織結構則是扁平的，因此，為了為創建研究生學習型組織做準備，一方面需要導師與導師、研究生與研究生、導師與研究生之間進行經常性的溝通與交流，主動加強聯系與問題探討；另一方面就是實現組織的扁平化。通過筆者的觀察認為，建立以導師指導組、研究生學習小組為主的兩層結構，研究生學習型組織的創建可以在導師的協助和指導下制定組織的發展規劃，商討組織的共同愿景，而研究生學習小組則是具體學習和討論的主要參與者，這樣的兩層結構有利于加強師生間的交流與溝通，研究生能直接感受到組織整體發展的前景，導師也能親身體會、了解研究生的學習動態，如此才能形成互相學習、相互理解、整體互動思考與協調的發展群體和團隊，也才能產生持久的、巨大的創造力和學習力。

（四）互助共勉，注重團隊合作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