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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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方案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制度變遷 市場機制 公民社會 政府管制限度
環境污染，不論是在先發展國家，還是在后發展國家，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嚴峻事實。不過，與先發展國家比較，后發展國家的環境污染顯得更為突出和嚴重。針對環境這一公共物品，政府如何在環境管制和對環境污染管理中發揮有效作用值得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但同時，也離不開市場機制的經濟功能與公民社會自組織的參與監督。排污許可證制度是實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制度，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整個排放許可證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整個排放許可證制度最先實施的一項制度。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自1985年在上海率先實施，然后國家環境保護局在1987年作為一項新的環境管理制度開始在部分城市試行，到1990年已取得了一些經驗，后逐漸在全國推廣。從時間上看，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從試點、推廣到現在已快十五年了。考慮到沿海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水污染物排放的普遍性以及其對人們生存狀態的嚴重危害性，因此，有必要對此類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以便發現問題尋找有關對策，并從理論上加以闡述與分析。通過描述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現實，探討排放許可證制度的演變過程，分析政府在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所起作用及其限度，呼喚市場機制的經濟功能和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3]
一、排放許可證制度安排、現實困境與制度變遷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因此，工業生產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在農村，鄉鎮企業在充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充沛的資源與寬松的管理環境（包括稅收、土地與服務費用方面的優惠等）過程中得以起步與壯大，城市也以發展重工業與化學工業為主，但經濟發展的結果是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人們生活質量的下降。農村地區水污染特別嚴重，而城市地區受水污染困擾的同時，也面臨著噪音污染、大氣污染等，環境污染已經影響著城鄉居民的身體健康與生存質量。這樣，八十年代中葉以后，由于水污染、固體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生產性污染大量出現，國家環境保護局為了扭轉環境惡化的趨勢，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先后制訂了八項管理制度，其中排污許可證制度是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環境管理制度。由于排污的種類較多，本文限定在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上。
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當地環境保護部門根據排污單位申報登記經審核批準，發放排放許可證，并對排污單位進行監督管理的一項制度。1985年，排污許可證制度（主要是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下同）首先在上海、徐州、常州、金華等地試點，后來逐漸推廣，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存在。
排污許可證制度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得到完善。這一制度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第一個基礎是手段，通過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的辦法來測定排污總量；第二個基礎是配套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對排放許可證制度有直接的影響；第三個基礎是側重點的選擇，飲用水源的強管制與一般水源的軟約束。
(一）在手段基礎上，排放許可證制度由單一的濃度控制向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兩者并存的測量方法轉變
開始，排放許可證制度以濃度控制為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根據國家水環境質量標準和國家經濟、技術條件，制定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省級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濃度控制的優點是比較簡單、管理方便，可以根據它的排放濃度來決定它對水質的影響程度。一般而言，排放濃度越大，對水質的破壞程度越大。因此，只要監測出排放濃度，就能計算出受污水質的損害程度。不過，這種控制方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沒有將污染源削減與水體環境目標相聯系。實際上，污染源由于它們在地區上、時間上和排放去向及方式的差異，使其對水體環境污染的影響是不相同的。如季節因素影響。水質對濃度的稀釋常受季節的制約，汛期時稀釋快，一般情況下，稀釋慢；二是濃度控制所確定的污染源治理方案不具有經濟優勢。在濃度控制的管理戰略下，污染源治理方案是工廠達標排放的點源單獨處理方案，沒有考慮到污染單位的經濟技術條件、生產規模和廠群之間的聯系；三是濃度控制管理方式缺少針對性和靈活性，沒有經濟刺激作用。所有環境保護工作都圍繞“達標”來進行，沒有考慮到局部與整體、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別。[4]由于濃度控制方法存在著上述缺陷，而且在實際管理中兩個問題較突出：一是污染源達標，但水體繼續惡化；二是按排放標準進行污染源削減，所需投資大，污染單位無力承擔。因此，總量控制方法就提到了議事日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于1988年頒發《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提出“在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管理的基礎上，通過排污申報登記，發放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逐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1989年全國有60多個城市實行了以總量控制為基礎的環境保護制度。1991年又在總量控制的基礎上，相繼推出了行業總量控制、目標總量控制和容量總量控制為基礎的不同形式的排放許可證制度。這樣，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并存的格局基本形成。具體的分布特點是：在區域上，農村地區以濃度控制為主，城市地區以總量控制為主；在排污單位大小上，小型排污單位以濃度控制為主，大型排污單位以總量控制為主；在污染源重點非重點上，非重點污染源實行濃度控制，重點污染源實行總量控制。
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方式是根據環境目標的預期目的，事前測算出本環境目標所允許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再將污染物指標分配到各個區域并進行分散管理的一套管理辦法。行業總量控制、目標總量控制和容量總量控制是總量控制的具體表現方式。1、行業總量控制。針對各地不同的工業行業，環境保護部門有選擇地對重點行業污染物進行控制。如浙江平陽縣，它的主要產業是制革行業，因此，環境污染控制以制革行業為主兼顧其他行業；2、目標總量控制。國家環境保護總量根據1995年的排放總量作為基數，每年設定比上年遞減的排放量目標。總量控制的辦法，首先在各省區市申報基礎上，核定省區市排放量基數。經全國綜合平衡，編制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把“九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解到各省區市，作為國家控制計劃指標，然后由各省區市把省級控制計劃指標分解下達，逐級實施總量控制計劃管理。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是強化水環境管理的有效措施。為了保證水體質量，必須嚴格控制排放污染負荷量（即污染物總量），使其不超過自然環境的凈化能力；3、容量總量控制。根據河流水質承受污染的最大容量來決定排污單位的排污量。
在實際環境管理中，目標總量控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目標總量的制定可能與以下三個問題有關：第一，排污總量如何確定。如果按照每一個排污單位總量相加，就牽及到每一個排污單位排污總量如何測定的問題。在實際過程中，自動化的監測儀器還沒有成批的使用，僅憑人工監測有它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水體納污容量如何確定。排污總量與水體納污容量有密切的關聯，在測定排污總量之前，首先應該確定水體納污容量。第三，排污總量該由哪級政府部門確定。主要在上級環境保護部門和當地環境保護部門中選擇確定。由上級環境保護部門決定，主要考慮的是整個行政區域的排污總量，這樣，在分配當地排污總量時可能會有高低之分，也會出現與事實不符的狀態。如果由當地環保部門自行確定，在現行的平行管理體制（一級政府直接管理當地環保部門的體制）下難免會出現地方保護主義的弊病。
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建立在濃度符合標準與確定污染物目標總量控制和排污總量削減基礎上的。這一制度的關鍵是確定污染物排放總量，分配污染物總量削減指標。另外，水污染物總量控制還應涉及到流域、區域水量水質、總用水量和排水量等諸多因素。
（二）在配套制度上，排放許可證制度與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緊密相聯
從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變遷情況表明，國家首先實施的是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這在《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其次才開始推行排放許可證制度。可以說，排污申報登記制度是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前提和基礎。眾所周知，排污申報登記制度不同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登記制度，因此，它的效力受到嚴重削弱。由于企業營業執照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的，因此，為了有效控制污染企業的“出生”，在實行“三同時”制度的基礎上對某些污染領域采取一定的措施。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加強飲食娛樂服務企業環境管理的通知》（1995年）指出：“新建、改建（含翻建）、擴建、轉產的飲食、娛樂、服務企業，有涉及污染項目的，應按環境保護法及有關行政法規，向當地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辦理環境影響申報登記或審批手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審核企業登記申請和對企業的監督管理工作中，可以要求企業就污染及防治情況作出說明，發現有可能存在污染或已存在污染的，要及時向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通報情況。”明確提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與環境保護部門合作，共同預防環境污染。但這些規定都建立在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合作順利的基礎上。溫州市鹿城區采取與工商行政管理、消防、勞動、防疫等部門聯合審批的辦法，行使自己的環境污染評估權，效果良好。問題是，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執行這一方面的規定，可能出現辦理營業執照或年檢時環境保護部門無力干預的狀況。而排放許可證的年審，不象工商執照年審那樣有強制力。有的地方也嘗試著另外的辦法。從2000年10月始，杭州市環境保護局與市計委、經委、建委、規劃、土管、工商等17家部門實行聯合投資項目審批一條龍服務。杭州市將投資項目審批的政府部門安排在同一地點辦工，也把環保部門納入，這對環保部門的事前管理是有效果的，也便于處理好與其他職能部門，尤其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關系。當然，所有的制度都有可能會發生變化，最好的辦法是，把相關職能部門共同處理環保事務的有關規定，不僅僅體現在部門規章中，而且應在法律法規中加以明確。
不少排污單位在申報登記之前已經在生產，這在浙江溫州、嘉興的鄉鎮企業最為明顯。當然，如果排污單位超濃度或超總量排放，就面臨著罰款和限期治理的處罰。國務院的《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2000年）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根據總量控制實施方案，審核本行政區內向該水體排污的單位的重點污染物排放量，對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發給排放許可證；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間，發給臨時排放許可證。在這里，已經將排放許可證制度與限期治理制度相聯結。只有符合達標排放的排污單位，才能領取到正式排放許可證，而沒有達標的排污單位處于限期治理階段，只能領取臨時排放許可證。
（三）在側重點的選擇上，飲用水源的強管制與一般水源的軟約束
一般來說，一旦涉及到當地飲用水源的污染問題，各地都會采取強管制的方式，在城市地區，重點保護的是飲用水源。上海市政府對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十分重視，對水源保護區的198家重點企業全部實施了排放許可證制度。針對飲用水源污染問題，有的地區還出臺了局部性水域的地方性法規。如1990年上海市通過了《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1993年2月杭州市政府《杭州市苕溪水域污染防治管理規定》，1996年杭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批準通過《杭州市苕溪水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條例》，規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環境保護部門根據苕溪水域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限值對排污單位核發排污控制證，排污控制證由杭州市環境保護部門統一制定。……對責令限期治理的，在限期治理期間必須嚴格按照排污控制證規定的要求排污；對責令停產治理的，在治理期間不得排污；對責令關閉的，應停止生產，吊銷排污控制證。”在這里充分反映出對水源保護區實行的是強制性的管制，對排污單位的進入作出了禁止性限制，而對一般水源的管理，實行的是誘導性的管制，大都以收繳排污費和實施污水處理為主，屬于軟約束。這兩種許可證在實際上是有嚴格區別的。前者管理力度強，涉及到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社會的穩定，行政措施到位率高。而后者則沒有這種要求，往往使管理流于形式。
在討論排放許可證制度時，切不可忘記現實生活的殘酷無情。在對浙江省有關市縣調查后，人們發現許可證制度事實上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
一是嚴格按規章制度發放許可證的市縣比例不高。在調查的八個市縣中，就有五個沒有按規范操作，見表一。
浙江省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有關市縣分類（表一）
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市縣 不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市縣
溫州、杭州、寧波 金華、嘉興、海寧、瑞安、平陽[5]
二是發放許可證的數字與實際排污企業數差別太大。溫州市（不包括區，只統計市本級）96年開始發放污染物許可證，97年到99年的統計數字包括正式許可證和臨時許可證，共316個。據有關領導直觀的估計，領取許可證的排污單位僅占排污單位總數的20%左右。那就意味著許多排污單位根本就沒有到環保局領取許可證，但仍照樣經營與生產。
三是有的市縣根本就沒有真正落實過這項制度。瑞安市從96年開始實施許可證制度，但只發放不超過40份的臨時許可證，從97年到2000年間基本上沒有發放過許可證。
當然，得出許可證制度“名存實亡”結論的更為充足的一個理由，那就是，現行的排放許可證制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排放許可證制度。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制度變遷，使原先設計的制度安排發生重大的變化。
行政許可是指行政主體根據行政相對人的申請，經審查依法賦予行政相對人從事一般法律所禁止的權利和資格的行為。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結合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實際狀況，人們可以得出以下六個方面的判斷：
1、許可應該是依申請事先批準，而不是事后核查。現行的許可證制度僅僅是一種事后同意，沒有事先的批準。排污單位在水污染物排放之前根本就沒有向環境保護部門提出申請，而只是在事中或事后才由環境保護部門消極被動地去監督，這在農村地區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尤為明顯。
2、許可是一種賦予權利的活動，應該賦予相應的權利。但現行的許可制度沒有做到這一點，排污單位沒有合法的排污權。在實際過程中，國家只是默認這種權利而已。
3、許可應該是賦予的特殊性權利，因此，發放的許可證應該受到嚴格的數量限制。目前，環保部門所發放的排污許可證不受數量限制。
4、許可應該建立在審查手段確定這一前提下，而不能建立在不確定的結果基礎上。從上述得知，排放許可證制度基本步驟有四：一是排污單位申報；二是當地環境保護部門審核批準；三是發放排放許可證；四是監督管理。其中第二個步驟審核批準的依據是什么，這很重要。排放許可證制度剛推行時，審核的依據是濃度控制，后改為總量控制。（農村地區仍是濃度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村無法做到總量控制，只能根據濃度控制，即使在城市地區，其總量控制也難以確定每個排污單位到底排放了多少污水。因為現行的監測手段做不到這一點。這樣，發放的許可證實際上是建立在審查手段不確定的基礎上進行的。
5、許可是一種審批行為，因此，它會產生批準或不批準兩種結果。作為行政許可，它以“禁止義務”的存在為前提。義務分兩種：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禁止義務屬于不作為義務。行政許可不是對一般義務的免除，而是對禁止義務的免除。如果沒有禁止義務，也就無所謂行政許可。排放許可證應該以禁止一般單位排污為前提，如果只存在批準，不存在不批準，事實上就與政府確立許可證制度的本義相違背。
6、許可是一種要式行政行為，一般要求許可證有統一的格式，而排放許可證格式不統一。盡管國家環保局規定水污染排放許可證要有統一的格式，國家環保局也提供過統一的排放許可證的書面格式，但沒有要求統一印制，結果，各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許可證格式。盡管許可證所反映的具體內容大同小異，但名稱上就存在著不同。有的是許可證，有的是注冊證，如浙江金華和嘉興。
考慮到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困難，無法真正按照許可證的要求來推行，所以，有關市縣（如金華、嘉興，包括下屬縣）在放棄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同時，就發明了另外一種制度形式，那就是注冊證制度。
注冊證制度的基本內容如下：1、注冊證制度規定，排污單位排污不需要由環保部門批準或許可，排污單位只是向環保部門注冊，然后就表示排污單位的合法存在。這種注冊實際上就是行政確認，而不是許可。許可是環保部門對排污單位申請的事先批準，而確認是事后同意。當然，其排污費、超標超量排放費仍要按規定交納。2、由于環保部門對排污單位排放污水總量難以核定，因此，采取排污單位自報或環保部門根據排污單位用水量或用電量來折算出一個概率值。對于濃度控制的排污單位，濃度的比例由排污單位自測或環保部門抽檢所獲得的數據確定。3、根據排污單位申請或備案，環保部門就發給注冊證，不受數量上的限制。也就是說，任何排污單位都可以拿到注冊證。
通過以上的分析，結合許可證理論的規范與許可證實踐的操作，我們認為，現行的許可證制度僅僅是一種注冊證制度，沒有達到由環保部門行使真正管理權力的狀態。現行的注冊證制度是水污染物排放管理最初步的管理，尚需依托相關的管理內容與規范，才能進入到真正的許可證制度。即制度變遷將呈現的趨勢是：第一步，排污企業先注冊，環保部門備案后就發給注冊證；第二步，排污企業先申請，環保部門核實審查，再由環保部門批準同意或不同意核發許可證。可以肯定，這種許可證制度，一方面不完全具備規范性許可證制度的本質特征，但同時又具有許可證制度特殊的具體形式。這樣，現階段的許可證制度實際上屬于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具有承上啟下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二、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政府管制失靈
如何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世界各國有不同的做法。象日本和匈牙利實行的是“目的一元論”，這些國家的環境法律規定，環境保護法的唯一目的是保護人群健康。因此，一旦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總原則相抵觸時，人們除了選擇環境保護外別無選擇。不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的“目的二元論”，即既保護人體健康，又促進經濟發展。[6]
中國是后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把保護人體健康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但不管怎樣，政府對于已經產生污染的企業管理來說，事實上仍走上了一條“先污染”的道路，沿襲著“后治理”的舊模式。
我國經濟發展以粗放的外延發展為其特征，通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實現經濟的較高增長。因此，對于環境公共物品的自然保持只有一個底線，就是不以嚴重影響人們的基本生活和降低生活質量為界。各地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不論是損耗資源型的產品，還是損耗環境型的產品，只要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率就能得到政府的鼓勵與百姓的歡迎。
制度變遷的需求產生于內在變量與外在變量的雙重作用。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內在變量指制度本身安排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程度，外在變量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所面臨的社會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壓力。據上所述，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內在變量方面已經存在著制度安排設計上和技術上的漏洞，外在變量上更與制度原設定的目標大相徑庭。當然，任何制度都會出現不足，這是正常現象。“把制度搞正確是一個困難的、耗時的和引發矛盾的過程。這個過程既需要能在文化上被認同的規則，又需要有關于時間變量和空間變量的可靠信息。[7]”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尷尬，主要原因在于制度需求不足，制度供給困難，內在變量與外在變量發生變異，最終導致政府管制失靈。
（一）制度安排的需求不足。對排放許可證的需求不僅對排污單位來說沒有強烈的依賴性，而且對政府環境保護部門來說也嫌底氣不足。
1、排污單位需求不足。環境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但沒有人愿意承擔治理成本。正如布坎南所言，每一個理性人，都是以獲取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其宗旨和目標的。這樣，針對水污染物排放問題，就排污單位本身而言，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只管排放而不管治理，只要獲取所得，不支付任何成本，這是最佳的選擇。不過，如果聽任排污單位自以為是，為所欲為，那么，人類就無法再繼續生存和發展，公有地的悲劇必將發生。[8]這時候，作為公共事物的管理者——政府被迫對環境污染進行管制，約束人們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保護環境。既然政府加入了對環境的管制，排污單位就被迫交納相應的排污費和超標超量排污費，但排污單位的環境保護意識卻沒有相應提高，認為交納排污費和超標超量排污費后，排污單位就已經履行了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的還對環保部門污染物申報登記工作不配合。1996年1月1日，湖北省環境保護局向鐵道部第四勘測設計院等16家企業事業單位發出排污申報登記通知書及排污申報登記表。3月1日又發出催報通知。各排污單位均逾期未報。湖北省環境保護局于1996年6月18日分別對各排污單位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其行為已構成“拒絕申報”，并分別對其罰款3000元。[9]
對治污設備的興建也持消極態度。這與企業發展預期與貼現率高低有關。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對預期與貼現率態度是有差別的。大中型企業對企業發展有較高的預期，因此，重點放在企業長遠的發展利益上，不僅僅著眼于追求近期的貼現率。小型企業則有所不同，它對未來的預期收益評價較低，對自身的生產與經營狀態沒有長期的發展計劃，囿于近期利益，因此，對近期的預期收益評價較高，這導致小型企業關心的僅僅是近期的貼現率，其直接后果便是這類企業行為的短期化。顯而易見，大中型企業對興建治污設備行動積極，小型企業持觀望拖拉的消極態度。而且，治污設備的投入也是一筆較大的開支。據市場調查，自動監測設施，即便最低的國內產品也需要花費每臺4萬元，而且性能不穩定。國外的產品價格更高，每臺10——20萬元不等。比較而言，大中型企業對高性能的治污設備需求可能會迫切得多，對投入舍得花錢，財力上也能夠承擔；對小型企業來說，沒有企業存在的穩定性需求，談不上長遠利益的考慮，而且購買價格不菲的設備，畢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開支，費用承擔上較困難，這樣，小型企業對自動監測設備的內在需求不足。
當然，低層次的排污單位對許可證臨時應景式的需求還是存在的。如有的排污企業(在浙江省瑞安市)在從事國際貿易時，為了使外商感覺到它是合法企業，做貿易伙伴較安全可靠，出于這樣的動機，才主動地向環境保護部門“索要”許可證。有的排污企業由于是“五小”企業[10]，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時需要環境保護部門的證明，企業才被迫來向環境保護部門申報。象這些需要許可證的，并不是治理本身的需要，而僅僅是在國際貿易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登記與年檢壓力下被迫領取的，是一種非自愿的行為。
2、社會公眾的需求不足。眾所周知，新辦企業的產生在本區域內肯定會形成一定的資金流、物資流、人力流與就業流。隨著生產、銷售服務的規模化，運輸業發達，帶動了第三產業如飲食業、賓館業的發展，有的地方還出現交易市場，如浙江溫州皮革市場、紹興柯橋中國輕紡市場、嘉興皮衣市場等。很明顯，當地排污企業在增加就業與提高經濟收入方面對本地居民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社會公眾對環境保護方面的需求相對顯得不足。盡管《環境保護法》中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不過，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容忍程度與環境污染對生活造成的損害程度有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對生活與生產損害程度較低，沒有產生直觀的副作用，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包容在容忍程度范圍內。正像美國學者所言，人們如果被迫為獲取生活必需品而不停地奔忙的話，人們可能無暇或無意顧及污染問題。可是，在生活逐漸富裕的社會里，教育水平、生活條件和個人利益直接損害程度都會有助于引起人們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11]一旦無法容忍或直接損害了個體利益，有關居民首先就會與排污企業交涉，如果交涉無效，就會考慮投訴，向環境保護部門或新聞媒介或通過區長熱線、市長熱線等投訴，反映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不滿，有的提出制止污染或索賠要求。
不管怎樣，從總體上說，不論是排污企業，還是生活在污染源區域的居民，都對排放許可證制度缺乏足夠的認識，也對排放許可證制度的有效性感到懷疑。
3、政府需求不足。政府與制度存在著一定的依存度。政府需要制度來維護秩序，而制度又需要政府加以完善與落實。但在實際工作中，政府與制度間并不是系統平衡的，有時政府可能會出于主觀上的原因，對制度建設本身顯示出需求不足。在環境保護領域，相當多的一級政府或環境保護部門對環境保護制度缺乏需求，具體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沒有直接自身利益需求。剛一開始發放排放許可證時規定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費，一般每本收取20到30元不等。成本費中應該既包括印刷的成本費又內含發放的勞務費，而現行規定不能收取此類成本費。這樣，不僅許可證印制的成本要由環境部門內部承擔，而且連勞務費也無法獲取，對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失去了發放許可證的利益沖動。
二是怕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官員升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始終將經濟建設作為其中心工作，只有到“九五”時期才將可持續性發展作為政府工作目標的一部分，不過與經濟建設相比較，還是處于主流與支流的關系。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制度安排，憑借其較大的影響力左右著政府收入與分配狀態，直接關系到資源的有機配置效率。對地方政府來說，這種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制度安排創造的機會大大超過因創造這些機會而支付的單純經濟成本，則被認為提供了凈利益，而不考慮環境成本，或忽視環境成本。相反，由于保護自然環境，而沒有出現經濟的有效發展則被認為是引起了凈損失，在經濟發展中往往處于劣勢。在評價政府管理行為時，眾多政府較多地注重當地經濟發展速度、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生活水平程度。據統計，鄉鎮企業在溫州市工業經濟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1997年全市鄉鎮工業總產值達819.23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1242.40億元）的65.94%。[12]這對溫州市政府來說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財政稅收來源高度依賴鄉鎮企業，沒有鄉鎮企業的發展，就無法保證政府管理所需龐大開支的財力支持，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往往又是污染大戶，影響當地水、氣資源環境。如果一旦關停大量污染企業，對當地稅收會有較大沖擊，而且對當地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也會有負面影響，這是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結局。從這方面觀之，地方政府對環境污染所采取的被動消極態度不足為怪。
其實，在一級政府與環境保護職能部門之間，對環境保護的態度不可相提并論，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環境保護部門出于職能動機的推動往往會采取一些措施治理污染，但一進入一級政府層面，阻力就會逐漸增大。根據《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關停并轉的權力在一級政府，而不在環保部門。對造成環境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能夠采取限期治理措施。由于限期治理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措施，而且還有相應的法律后果，因此，對排污單位影響較大的，法律規定了較具體的報批程序：中央或省級政府直接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中央或省級政府決定；市、縣或市、縣以下政府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市、縣政府決定；對經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企事業單位，責令停業、關閉，由作出限期治理決定的人民政府決定。一般來說，環境保護部門對治理污染有強烈的職責意識，但一級政府可能會過多考慮地方經濟發展和政府官員升遷的因素。[13]因為，在中國政治權力安排過程中，越來越反映出一種趨勢，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的提升與當地經濟發展是成正比例關系的，地方經濟發展了，地方官員升遷和進京做官的機會就會增大。這是中國地方政府從傳統的“服從中央型”向現代“政績顯示型”轉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
而且，環境保護部門在一級政府組成部門中的排名相對較后，其行政地位不高。在中央政府中，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屬于國務院的直屬部門，不少地方政府環保局在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排名序列中也較后。溫州市政府有45個局級機構，市環境保護局列15位。一級政府對環保不夠重視以及環境保護部門地位較低由此可見一斑。鑒于一級政府掌握著限期治理和關停并轉的批準決定權，所以水污染嚴重而得不到有效治理，或治理后又回潮的，其責任更多的應該在一級政府上。也就是說，政府需求不足的主體首先應該是一級政府，其次才是環境保護部門。
（二）制度安排的供給不足
制度變遷的供給依賴于制度設計的“成本”以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設計制度的政府，盡管環境保護意識觀念在逐漸增強，但在制度安排上仍缺乏周全的思考，甚至正是由于這種制度安排上的某些缺陷，使整個制度出現較多的弊病，無法在實際執行中產生出高效率。
1、法律規范供給不足。我國由于地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經濟發展狀態與環境污染程度存在著較大差別，國家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能一刀切，只能對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作出規定，不可能涉及到非常具體的細節。現較突出的問題是，能夠對各項具體制度安排產生較大影響的基本制度沒有從法律法規上得到保障。《環境保護法》與《水污染防治法》都沒有具體規定許可證制度。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規定“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依照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申報登記。”這可以理解為是排放許可證的低級形式。[14]1990年12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提出各級環境保護部門要逐步推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放許可證制度。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工業污染源監測管理辦法》（1991年）中規定：“對企業發放或更換‘排污許可證’時，對其所申報的污染物排放設施和處理設施必須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環境監測站的核查監測合格，否則，不予發放或更換。”國務院于1989年批準并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明確規定，排污許可證制度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另行制定。這是對《水污染防治法》的一個重要補充。顯然，國家法律法規對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規定幾乎是空白，但作為行政規章的規定還是有的。國家環境保護局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規定：“在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管理的基礎上，通過排污申報登記，發放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逐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并在該辦法中第一次把“排放許可證制度”單獨作為一章來規定， 199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關于下發排放水污染物許可證和申報登記表的通知》提出排污單位在排污申報登記的基礎上，向當地環保部門申請排污許可證。199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工作的幾點意見》，要求開發區污染物排放要實行總量控制與集中治理。在總量控制的原則指導下，對開發區內新建項目污染物排放實行合理分配，并積極推行排放許可證制度。直到2000年3月，國務院在《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上才有新規定：“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提交《排污申報登記》。……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根據總量控制實施方案，審核本行政區域內向該水體排污的單位的重點污染物排放量，對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發給排污許可證；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間，發給臨時排污許可證。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制定。”不過對于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規定，不像《固體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中明確規定實行許可證制度。[15]這樣，就產生兩大問題，一是行政法規沒有法律的權威性，在執行中可能會遇到困難；二是對許可證制度的規定缺乏操作性，沒有具體的步驟與措施。國家立法主要針對的大型企業，對小型企業的操作性與有效性顯得差一些。而且，對地方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僅有國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規不行，應該有地方性法規來保證它的實施，以加強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力度。目前，省一級有關許可證制度的地方性法規沒有出臺。
2、配套的技術規范供給不足。環境保護法律規范需要通過制定相應配套的技術規范來實現。如環境保護制度的建設項目“三同時”審批，就涉及到大量的技術規范；環境噪聲污染源防治與規劃布局空間距離有密切關系；水污染物排放去向與受納水體不同，對技術標準要求有別[16]。目前，國家環境保護部門單一性的技術規范已經大量存在，但相配套性的技術規范有機銜接的較少。環境保護制度這方面技術規范供給的不足，容易產生執法上的隨意性和制度本身的不嚴密，使環境保護制度缺乏操作性，易使基層環境保護部門在實踐中無從著手。
3、排污收費標準供給不足。由于現行收費標準大大低于治理設備運行費用，遠離經濟價值規律，失去經濟手段的懲罰作用，不利于對污染的有效控制。
4、政策規范供給不足。為了有效抑制污染惡化，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嚴厲的管制辦法限期治理污染嚴重的企業，另一方面應制訂配套政策規范，大力發展質量效益型、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的環境保護產業或企業，實現環境資源與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的優化組合與高效利用。目前，政府對環保產業或環保產品生產企業支持與扶植不夠，又無法做到優化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反映出政策規范供應的嚴重不足。
三、對策措施：政府管制、市場機制與公民社會有機一體
對水污染物排放管理問題，政府應該健全法律規范，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同時，又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經濟收益與成本之間的核算，用市場機制的辦法完善排放許可證制度，同時，要加強公民環境保護意識的教育，通過有效手段調動社會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當然，僅僅憑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單一因子無法徹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只有使政府管制、市場機制與公民社會三者的有機合作，才能從源頭、源流和終端三者上真正解決水污染物排放問題。
（一） 健全法律規范
為了提高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權威性，加強制度的嚴肅性，應由國務院頒布《排放許可證制度條例》，對有關重大制度作出具體的安排。地方尤其是省級政府或省級人大也應制定相應的《排放許可證制度條例》，以規范本區域內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具體執行與落實。
（二）制訂嚴密而符合實際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1、針對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的差別政策。對大中型排污企業，政府可采取提供低息貸款或無息貸款等措施支持它購置自動監測設備，盡量購買性能穩定、監測準確的設備。對小型排污企業，政府可采用區域排污集中處理的辦法，如平陽水頭鎮興建的大型污水處理中心，集體分攤相應成本。同時，考慮到小型企業的排污量和濃度的測算存在著不穩定的情況，環保部門可以模擬體育比賽常用的興奮劑檢測手段——“飛行檢測”進行監測，以體現公平性與公正性，一旦查實有關排污企業有超標超量排放的，應加重處罰。
2、提高排污收費標準。環境管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按照誰污染誰負責承擔成本的原則，這些污染者應該支付由它們的污染而產生的額外處理成本。對排污單位一定要在經濟上采取嚴厲的給付政策，提高排污收費，尤其要提高超標超量排污的收費，使環境污染成本逐漸做到內部化，使排污終端制度安排有所成效。[17]
3、實行有償且限額發放排污許可證。對自然環境而言，污染單位越多，對環境的破壞作用越大。政府既然在排污的終端規定了相關的收費制度，那么在排污的始端也應該作出限制進入的安排，以保護環境不受過多污染單位的侵擾。這種限制進入制度安排可以體現在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有償且限額發放上。政府可以通過競拍的制度安排，使排污許可證從一開始就內含價值，獲取排放許可證的排污單位應支付相應的成本代價，而且獲取時也不是無限獲取，應該有限發放。這方面可以參照城市出租車運營投放數量限制辦法，用競拍方式來決定其價格。
4、探索排放許可證的交易制度。既然排放許可證是一種排污權，那么，它也就是一種產權，就可以按照市場法則進行轉讓或拍賣，政府只能在制定交易規則上加強管理，沒必要在排污權的交易價格上進行干預。排污權的“成交價格必定界乎高成本與低成本之間，這樣的價格必定能被雙方都接受，而且雙方都通過排污權的交易獲利。所以排污權的交易不必由政府從中撮合。”[18]目前，北京環境與發展研究會同美國環境保護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USA）合作，在遼寧省本溪市和江蘇省南通市開展排污權交易的試驗。杭州市也有意向進行這方面的試點。由于排放許可證發放時沒有收取資源使用費，這樣，許可證交易后所得的歸屬問題就成為人們爭論的話題。這實際上涉及到資源初始分配權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排污單位獲取排放許可證后，就獲得了它的所有權，因此，交易后所得應該歸屬出讓方；另一種觀點認為，排放許可證發放是資源配置權的發放，通過發放活動，使排污單位優先擁有了資源，但排污單位擁有的僅僅是資源的使用權，不是資源的所有權。鑒于排污單位在領取排污許可證時沒有付出任何初始的成本，因此，交易后所得應該歸排放許可證發放的政府所有，交易后所得也是國有資產的一部分。浙江金華某縣級市于2000年下半年進行了這方面的試點，一化學工業公司欲購買一化工企業的排放許可證，其價格是每噸排污量為5萬元，共6噸，計30萬元。由于環境保護局領導班子調整，再加上交易后所得歸屬棘手，一下子難作決斷，這一交易行為只得作罷。可見，市場力量與社會力量已經在迫使政府管理部門盡快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出發，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排放許可證交易之路，妥善處理好許可證交易所得的歸屬問題，從而產生既能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增加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投入資金，又能使許可證轉讓方有利可圖，啟動市場的逐利動力，促使市場發展活力的效果。
轉貼于 （二） 確立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如果沒有一個明智的政府的積極促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經濟進步，……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政府給經濟生活帶來災難的例子，以致于要寫滿幾頁警惕政府參與經濟生活的話也是很容易的。”[19]這一段話告訴人們，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盡管有其積極作用，但其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產生副作用。實際上，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的作用也是特定的，不是無限的。市場機制只能發揮經濟本身的作用，無法解決人們觀念的調整與彌補排污許可證制度本身的缺陷，再加上環境資源公共物品與行為外部性兩大特點，市場價格只能反映局部性私人成本，不能充分反映全部整體性成本，這樣，導致經濟行為失去制約，產生市場失靈。
為了矯正兩者的不足，需要充分發揮公民社會能動性的參與特點，加強對環境污染單位個人和群體的監督，利用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確立起公民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彌補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的不足。
這方面的監督制度隨著創建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活動的開展已經在部分城市中逐漸形成。如浙江富陽和杭州先后于2000年、2001年開展環境違法行為公眾有獎舉報制度。根據杭州市環保局2月12日的有獎舉報通告（第一號），市民對環境違法行為舉報踴躍。據最新統計，環保有獎舉報中心已接到舉報電話279件，屬“工業企業水污染有獎舉報”范圍的有23件，已查明18家單位為污水超標排放，處罰金額總計約37萬元，已有10位舉報人領取了1000元的獎金。[20]考慮到政府管理人員少和管理手段的局限，無法及時了解排污單位的違法信息，同時，公民關心公共事務需要時間、精力甚至包括金錢上的投入和開支，因此，推行有獎舉報制度有利于解決政府管理不力與公民參與不夠之間的矛盾。通過這一制度進一步促使公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提高公民自治與自律的能力，彌補政府治理不足，推動政府積極主動地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總之，通過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考察，我們認識到環境保護制度是一項政府管制制度，它可以在適度的范圍內獲取最大效果，但這種效果是有限度的。可以說，不僅是環境保護制度本身存在著缺陷，而且政府管制本身也有失靈的地方，甚至這種失靈比市場失靈的后果更嚴重和更可怕。這就需要借助市場機制本身的力量來彌補政府管制的不足。事實已經有力地證明，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最終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只有憑借社會力量，即通過公眾群體的努力，才能使環境保護真正發揮出社會自主的力量。環境保護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應盡的職責，同樣也是應盡的義務。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權監督污染單位的排污行為，督促政府采取措施使排污單位做到污染成本內部化。
通過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多方努力，并且實施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政策措施，才能使環境保護制度真正趨向成熟。
注釋:
[4] 祝興祥等編著：《中國的排污許可證制度》，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
[5] 這里暫且將與發放許可證不同名稱的發放注冊證的金華、嘉興列入不規范分類中。規范是指能夠按照有關規定每年正常發放許可證的，包括臨時許可證，若有一年沒有發放，就算不規范。
[6] 王燦發編著：《環境保護四法一條例詮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 [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0頁。
[8] [美]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83頁。
[9] 國家環境保護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環境保護法規全書》，化學工業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頁。
[10] “五小”指小制革、小電鍍（小煉焦）、小造紙、小印染、小化工。
[11]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決策》，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78頁。
[12] 溫州市1999年軟科學研究項目：《溫州市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經濟損失研究》專題之二“環境污染經濟損失研究”，溫州市環境保護設計科學研究院（1999年12月）。
[13] 瑞安市1999年限期治理時，準備關閉三個電鍍企業，但上報到瑞安市政府法制局后遲遲不見回應，最后不了了之。
[14]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秘書處、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環境與發展研究室編：《中國環境資源政策法規大全》，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9頁。
[15]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5年）規定，“確有必要進口列入前款規定目錄中的固體廢物用作原料的，必須經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審查許可，方可進口。”“從事收集、貯存、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單位，必須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領取經營許可證，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16] 金華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金華江流域水環境季節容量的研究”（總量控制研究課題鑒定、排污許可證試點工作驗收材料之四），1990年5月。
[17] 茅于軾：“造路用地和排污付費”，《中國21世紀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瓊斯基金會、天則經濟研究所，1999年9月。
[18] 茅于軾：“排污權交易”，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網站，1998年7月15日。
福利制度方案范文第2篇
關鍵詞：靈活福利 激勵 福利管理
1、靈活福利的內涵及引入
靈活福利是基于傳統的福利制度而產生的，也稱“彈利”，是指員工在企業規定的時間和金額范圍內，按照自身實際需求情況選擇特定的福利項目組合的福利管理模式。20世紀50年代，傳統的福利方案是管理者為適應當時人們所處的環境而設計的，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傳統的福利模式跟不上時代的腳步已經不能滿足員工的不同需求了。70年代，靈活福利模式運應而生，正逐步取代已被廣泛使用了60多年的“一種福利計劃適用于所有人”的傳統福利方案。
目前越來越來越多的企業為適應環境變化，增強自身競爭力，提升員工滿意度，而采取靈活福利的福利管理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這必將成為企業員工福利發展的一大趨勢。
2、企業實施靈活福利制度的必要性
改變原有的福利制度，堅持人本管理理念，實行更為人性化的靈活福利制度是企業適應社會發展的必要一步。
從員工角度，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不斷變化。對于需求，不同類型的員工有不同的需求，同樣的員工在不同時段也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固定不變的福利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員工的多樣化需求了，例如性別、年齡、家庭狀況、工作種類或收入的不同都有可能導致員工對某種福利有著極大偏向。因此靈活福利制度的實施有利于員工加強對福利的了解，滿足員工多樣化的福利需求，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提升工作效率。
從企業角度，傳統的福利模式無法滿足員工，成本效益低下，導致了福利成本與福利效用之間的矛盾。雖然很多時候企業加大了福利的投入，但效果不明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能真正滿足員工的真實需求，沒把錢花在刀刃上。因此，靈活福利制度就是在企業與員工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員工的逆向選擇基礎上，在一定限制下，由員工自行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福利種類，有效地調整了企業人力結構并減輕福利規劃人的心理壓力，提升企業形象與外部競爭力，有效運用企業各項福利資源，有針對性地對員工進行激勵，最終使效益最大化，實現共贏。
3、有效激勵員工，實現福利效用最大化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采用靈活福利以來，該制度模式在西方發達國家已日漸成熟，但在我國由于各種因素影響還未得到廣泛應用，很多企業在實施過程中遇到諸多難題。企業要想順利實現福利制度的變革，更加有效地激勵員工，實現福利效用最大化，必須做到：
3.1、了解員工真實需求
企業對員工真實需求的把握是制定靈活福利的第一步，企業只有先了解清楚員工內心的真正想法，才知道什么樣的福利能夠滿足員工。要了解員工的真實需求，就要相關負責人深入員工內部，通過與員工進行深入探討溝通，采取多種調查方法，準確意識到員工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才能真正地激勵員工。此后所有的相關工作都要緊緊圍繞這一中心，靈活福利制度不是一種形式，而是為了真正滿足員工，激勵員工，以人為本。
3.2、促進員工對新制度的了解與接受
企業一切的變革都會存在一定的阻力，有支持的人就有反對的人，關于福利，企業員工中一定存在滿意和不滿意的兩種人，有的人可能覺得現有的福利制度完全不符合自己的需要，對此存在極其不滿情緒，這類員工在變革過程中會站在支持的一邊；而有的人對現有的福利制度覺得滿意，而對變革存在不確定性，有極大風險，這類員工則可能站在反對的一邊。因此，在推行靈活福利時，企業相關負責人應對員工進行新制度的介紹講解，解釋員工的疑問，讓員工了解新制度的好處，最終促使所有人接受，減小變革的阻力，使新制度順利推行。
3.3、根據企業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靈活福利類型
由于企業經營環境的多樣性以及企業內部的獨特性，靈活福利在實際操作中也分為多種類型，常見的主要類型有：附加型靈活福利計劃、核心加選擇型的靈活福利計劃、靈活支用賬戶、福利套餐型以及選高擇低型等等。所以企業在實際操作中，應根據自身的客觀情況，選擇最適合企業當前的靈活福利類型。例如如果企業變革阻力較大，企業資金較充裕，可選擇附加型靈活福利計劃，因為這一類型是在現有的福利計劃之外，再提供其他不同的福利措施或擴大原有福利項目的水準，讓員工自主選擇，這樣維持了現行福利制，又提供額外福利，增強了員工滿意度和接受度，這適合變革初期，隨著時機成熟企業可進一步推行較深入的靈活福利計劃。總而言之，在選擇靈活福利方案上，企業不能照本宣科，照搬其他企業的做法，而應該結合自身，考慮員工的實際情況，制定出最適合當前企業的方案。
3.4、福利項目貨幣化，有效控制成本
所有現代企業都追求的一個目標即是效益最大化，推行靈活福利制度也是為了滿足員工需求，使員工更好地為企業努力工作，實現效益最大化。因此，在了解員工真實需求、促進其了解接受、確定適合的福利計劃之后，就是要對其進行精確的成本核算，因此對各項福利項目進行貨幣成本的核定，準確地評估福利項目的價值，將其貨幣化，最終實現對所有福利項目的明碼標價。福利項目貨幣化的精確性不僅能夠使企業有效控制成本，還能減少員工間的矛盾。
3.5、福利選擇與員工資歷績效掛鉤發揮激勵作用
企業實行靈活福利制度主要是為了有效地激勵員工，僅僅給予員工更自主的選擇權滿足其需求是不能產生有效激勵的，只能使員工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無論工作表現好壞都不會影響，這樣也就違背了制定靈活福利的初衷。因此，要想發揮其激勵作用，那么福利的自主選擇就應該與員工資歷、工作績效等掛鉤，當然企業也應該確保員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堅持靈活福利的一些基本原則。
4、結語
綜上分析，在競爭愈發激烈，市場變化不定的大環境下，企業改變傳統的福利模式推行新興的靈活福利是企業發展福利管理的重要趨勢，始終堅持人性化管理，以員工為本，了解并盡力滿足員工的真實需求，對提升員工滿意度，提高工作效率，最終實現雙方共贏，效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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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方案范文第3篇
二戰后，德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實現了收入的再分配，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更保持了社會公平、維護了社會穩定。但問題在于，長期高負荷的福利體系，讓政府財政不堪重負，養老、醫療等關鍵領域不斷出現資金缺口。為維系這種制度，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同時，由于將資金過度地向福利傾斜，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方面的支出形成明顯的“擠出效應”。政府手中有效調節和刺激經濟發展的資金越來越少。德國就此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中，從昔日的歐洲經濟強人一度淪為“歐洲病人”。
面對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社會福利開支節節攀升的局面，時任總理施羅德認為，德國的高福利社會經濟模式早已進入死胡同，如再不改革，那么德國的未來堪憂。
2003年3月，施羅德提出了一項旨在改革福利體系和就業政策的一攬子改革方案，這就是著名的“2010年議程”，該議程制定了未來若干年德國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的規劃和相關政策措施。其核心是，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為政府公共債務減負，以刺激德國經濟的活力。
這套旨在改革高福利制度的哈茨方案，爭議最大的莫過于重點對失業保險和社會救濟進行改革的“哈茨Ⅳ”法案。對于戰后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這場改革都可謂影響深刻，卻因觸及太多人的利益，遭到強烈抵制。原因是改革之前的德國，福利真是太優越了。人們失業后第一年可領取金額相當于原工資70%的失業金，一年后則改為領取最長2年的失業救濟。
在改革之前，德國一個四口之家，如果父母都失業了，他們每月可得到近2000歐元的福利補助，與那些有工作的人的收入，并沒有太大差別，這種體制決定了人們沒有重新就業的緊迫感。
“哈茨Ⅳ”方案一方面要求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為失業者提供更快、更好的就業指導；另一方面要求失業者特別是長期失業者必須接受職業中介所提供的任何工作，即使該工作的工資低于當地平均水平。如不積極尋找工作，國家可取消其救濟金。
這項力度巨大的改革“就其涉及的民眾數量及觸及福利制度的深度而言，堪稱聯邦德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行為”。正是因此，人們對這項方案恨之入骨。法案剛被提交國會，就一石驚起千層浪。縱使面臨如此之大的社會壓力，施羅德仍矢志不移地決心改革。2005年元旦，聯邦政府正式實施“哈茨Ⅳ”改革。
福利制度方案范文第4篇
關鍵詞選擇實驗；霧；景觀價值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6）07-0046-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06
關于自然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評估，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難點是生態系統提供的部分產品或服務沒有反映其稀缺性的市場，因而無法對其進行交易定價。交易市場不存在，或者是因為這些產品或服務的產權難以界定，如流動的空氣和水、調節氣候和控制疾病的生態系統服務等；或者是因為交易對象缺位，如按照可持續發展定義，后代人有權使用與當代人同等質量和數量的自然資本，但由于后代人缺位，不能與當代人談判確定合適的貼現率，結果自然資源總是被過度開發。本文介紹近年來被用于生態產品和服務定價的選擇實驗方法，同時利用這一方法計算資興東江湖霧的景觀價值。選擇實驗早已應用于市場開發、醫學領域及交通行業，如怎樣給汽車的某種顏色或食物的某種香味定價；怎樣度量痛苦減輕帶來的福利；怎樣測量車輛噪聲降低帶來的好處等。選擇實驗屬于陳述偏好法的一種，但不同于陳述偏好法一般采用的直接出價方式，該方法模擬了一個關于不同水平屬性組合的交易市場，因此評價的結果比較客觀。
1度量生態產品和服務價值的方法
自1960年代開始，經濟學便研究如何度量那些不存在交易市場的生態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的方法。這些方法可概括為顯示偏好法和陳述偏好法。顯示偏好法是指，盡管部分生態產品或服務本身沒有交易市場，但這些產品或服務可能與某種有交易價格的產品或服務存在互補性或替代性，利用經驗數據計算產品或服務之間的相關性，便可以間接度量那些沒有價格的生態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顯示偏好法包括：①享樂價格法。如Glenn Blomquist等[2]就認為，如果一個地區氣候適宜、社會治安、教育等居住環境良好，更多的人將前往定居，這將導致地租上漲和工資下降。因此，存在一個度量地區宜居性的隱形市場。他們根據地區之間的地租和工資建立了一個享樂方程，并對美國253個城區縣的宜居性進行了等級排名。②旅行成本法。Gardner Brown等[6]通過回歸美國多個地點提供的某項休閑服務與旅游成本之間的關系來為該項服務定價，并用他們的模型計算了華盛頓州河流中虹鱒魚應保持的密度。Kerry Smith等[19]運用旅行成本法研究了水質改善給水上運動、垂釣帶來的收益。③替代成本法。Raymond Kopp等[12]研究了1977年美國頒發的《清潔空氣法修正案》對美國農業的影響，他們發現，控制了臭氧排放后，農業生產損失減少，減少的損失在1986年相當于社會福利提高了7億美元。Raymond Kopp等認為，這間接顯示了控制臭氧排放的價值。
顯示偏好方法基于實際數據，測算的價值比較客觀。但是，由于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影響的長期性，部分生態服務對社會、經濟的間接影響數據不易獲得。顯示偏好方法無法計算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非使用價值，如存在價值、利他價值、遺產價值等。對無法用顯示偏好法評價的生態產品和服務，經濟學開發了陳述偏好法。陳述偏好法包括條件價值法（CVM）和選擇模型法（CM）。其中，條件價值法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詢問個人對某類生態服務的評價，然后用計量經濟學模型估計社會對該類生態服務的意愿支付額（WTP）和意愿補償額（WTA）。David Brookshire等[4]利用CVM法研究了懷俄明州Laramie附近地區麋鹿數量增加和減少的WTP和WTA，他們發現CVM是揭示社會偏好的一種有效方法。James Bowker等[3]利用兩分的CVM法評估了美洲鳴鶴的保存價值。
譚秋成：度量生態服務價值的選擇實驗：方法介紹及案例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7期CVM法由于詢問的是答卷人的主觀價值判斷，其有效性經常受到質疑。William Schulze等[18]認為，CVM這種直接揭示社會偏好的方法容易產生偏誤。首先是策略性偏誤。如果答卷者認為提供某項物品的成本由社會其他成員承擔，他可能故意夸大該物品的價值和自己的支付意愿。相反，如果答卷者認為某項物品的成本將由自己承擔時，他可能低估該物品的價值，降低自己的支付意愿；其二是信息偏誤，即答卷者對評價物品的數量和質量有不同的信息和判斷；其三是工具偏誤，即調查中意在揭示社會偏好的機制產生的偏誤。實驗表明，征稅方式得到的支付意愿明顯不同于直接收費這種方式得到的。此外，調查問卷中一般暗含有支付的起點和范圍；其四是假設偏誤。答卷者可能并不相信問卷中關于某物品或資源的增加和減少趨勢，也不相信自己的付出能改變這種增加或減少趨勢。但是，David Brookshire等[5]比較了CVM和享樂價格法在評估公共物品價值上的差別后發現，如果答卷人有過評估物品價值變動的經歷，或對該物品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問卷調查與享樂價格法得出的估價基本一致。Mark Dickie等[7]利用對數似然比檢驗發現，對同一需求關系的兩組數據，一組來自真實的市場交易，另一組來自問卷調查，在1%顯著水平上兩組數據是一致的。CVM法的有效性主要取決于以下三個關鍵因素：①準確、清楚地描述被評價的生態服務或提供服務的產品；②合適的出價技術；③合適的揭示答卷人真實評價的手段。Karl Samples等[17]在關于瀕臨滅絕的駝背鯨保護的WTP研究中發現，如何描述駝背鯨的形態、特征、目前面臨滅絕的危險程度等，顯著影響著WTP高低。
選擇實驗（CE）屬于選擇模型法中一個重要分支。該方法最早被用于市場產品開發，如Frode Alfnes等[1]曾利用選擇試驗研究了挪威居民對三文魚顏色的支付意愿。以后，這一方法被交通、醫學領域采用。Guy Garrod等[8]曾采用選擇試驗，將車速、噪音、行人跨過馬路等待時間、減速裝置的外觀設計、以及為安裝減速裝置社區居民愿意支付的稅收作為屬性，研究了減速裝置在交通安全、噪音減少及其他方面帶來的好處。
1990年代以來，選擇實驗被廣泛地應用于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利用領域。Nick Hanley等[10]研究了影響蘇格蘭高地攀巖點不同需求的因素，選擇的屬性分別是巖坡的長度、離開大道到達攀巖點的時間、巖坡的質量、攀巖路線是否擁擠、攀巖點是否有風景、以及從家出發到達攀巖點的旅行成本。Sini Miller等[15]研究了新西蘭Canterbury地區土著居民毛利人對淡水資源文化價值的支付意愿。他們確定了淡水資源在當地重要的五個屬性，分別是：水資源因農業灌溉利用而帶來的就業機會；河流給動植物提供的棲息地；因水資源帶來的諸如游泳等方面的娛樂價值；土著毛利人關于河流的文化價值；以及保護和提高上述活動的成本。結果計算出淡水資源對土著毛利人的文化價值是每年40美元，對一般公眾是每年28美元。Kirsten Oleson等[16]研究了馬達加斯加Velondriake土著漁民對海洋資源的遺產價值，選擇的屬性是遺產、社會凝聚力、海岸線保護、商業性漁業、以及漁民短期的收入。
選擇實驗同樣需要設計問卷、通過調查來獲得社會關于某一物品屬性的支付意愿的信息。選擇試驗將不同水平的物品屬性進行組合，然后根據統計估計的無偏性和效率原則將這些組合設計成選擇集，再由受訪者在選擇集中權衡各備選項后做出決定。所以，選擇試驗不同于開放式或封閉式CVM中采用的那種直接出價方式，它實際上模擬了一個關于不同水平屬性組合的交易市場，這就避免了CVM中答卷人總回答“是”這樣的偷懶問題，也避免了顯示偏好法中的共線性問題[9]。選擇實驗可以評價生態環境和資源利用的某一方面，即某一屬性，而CVM更適合評價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整體價值。現實中，公共政策或政府項目一般是改變生態環境或資源的某一方面。所以，選擇實驗更適合作為生態補償政策的評估工具。
2如何設計選擇實驗
2.1選擇實險的理論基礎
選擇實驗源于Kelvin Lancaster[13]的特征效用理論。按照新古典經濟學一般理論，消費者在預算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效用來自某個或某一組具體的物品。但Lancaster認為，效用非源自物品這一直接對象，而是源自物品的屬性或特征。個人消費可視為一項活動，其中單個物品或物品組合是這一活動的投入，物品的特征則是消費活動的產出。以食物為例，帶給消費者效用或滿足的是該種食物的營養成分、顏色、口感、氣味等系列屬性或特征。因此，消費者對效用或偏好的排序是對物品屬性或特征的排序，我們看到消費者對物品排序是因為物品具有的屬性或特征。特征效用理論意味著，物品的價值本質上是物品各屬性或特征的價值，如果我們知道物品的價格，便可以為該物品各具體屬性定價。
選擇實驗在方法上以隨機效用理論為基礎。隨機效用理論認為，個人選擇是或然的，因此我們不能準確預測個人選擇的結果，而只能預測個人將以何種概率選擇什么。這種選擇的或然性可能是由于效用是確定的，但決策規則是隨機的[22]；也可能是由于決策規則是確定的，而效用是隨機的[21，14]。決策規則之所以隨機，是因為個人的行為是局部的，適應性的，后天習得的，個人決策依賴于情境，受觀念、動機、態度等影響而易變；效用之所以隨機，是因為研究者作為局外人不知道消費者口味的變化，觀察不到關于消費的一些有用屬性，不了解消費者的真實效用函數。根據隨機效用理論， 消費者選擇物品i的效用為：
Ui=Vi+εi（1）
其中：Vi為確定的效用，而εi為擾動項。面對物品i和j，消費者選擇i而非j的概率為：
Pi=Prob（Ui>Uj）=Prob（Vi+εi>Vj+εj）=Prob（Vi-Vj>εj-εi），i≠j（2）
概率的計算由擾動項εi的分布決定，選擇實驗通常假定ε=εj-εi服從logistic分布，個人n選擇i的概率為式（3）：
Pni=eVni∑jeVnj（3）
2.2選定屬性及其水平
選定合適的屬性及其水平是選擇實驗能否準確定價的關鍵，因為屬性決定物品的效用及價值。選定的屬性當然要與研究的目標或政策制定者的需求相關，但也必須是實驗對象、即答卷人熟悉的、認為合理而有實際意義的。選定的屬性須涵蓋物品的主要方面，漏掉重要屬性的信息將使選擇實驗估計產生偏誤。考慮到答卷人認知的局限性，選定的屬性并非多多益善。事實上，只要解決主要問題，選定的屬性的規模是越少越好。選定屬性時不要有冗余，避免對某一屬性的價值作重復計算。
給選定的屬性確定不同的水平，目的是計算各屬性間的邊際替代率。屬性的水平也必須是答卷人認為合理而有實際意義的。確定屬性的水平必須能讓答卷人在面臨不同水平的各項屬性組合時進行認真權衡。如果水平太寬，答卷人將不會認真考慮選擇集里的備選項；而如果水平定太窄，答卷人會因為看不出差異而難以做出選擇，估計的參數將不會顯著。屬性的水平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政策評估時常設定一個關于各屬性現狀的水平。選定合適的屬性和水平需要研究者事前查閱相關文獻，與研究相關問題的專家、政策制定者進行討論，以及預先在實地做一些調查。
選擇實驗不同于選擇模型法中的評分法和排序法，可以引入一個類似于成本的屬性，從而計算政策的福利效果和消費者在各屬性上的支付意愿。引入的成本屬性可以是放棄的收入、支付的價格和稅收，也可以是花費的時間或行走的距離，因為時間和距離最終可以折成費用。成本屬性的問題是，如果答卷人認為他們需要付費，通常會故意壓低自己的支付意愿。而當答卷人知道不需要付費時，常常會表現得慷慨，以顯示自己的道德優勢。因此，成本屬性的水平必須設置得當，對答卷人必須是激勵相容的，避免策略行為。
假定消費者從物品屬性獲得的效用是可加的，（2）式中的V可表示為：
V=∑nk=1βkxk（4）
其中：xk為物品的第k種屬性，βk為該種屬性的邊際效用。屬性x1和屬性x2的邊際替代率為：
MRS12=V/x1V/x2=β1β2（5）
假定βcost為成本的邊際效用，則屬性xk的邊際支付意愿為：
WTPk=βk-βcost（6）
2.3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是將不同水平的屬性組合成備選項、再將各備選項配對成選擇集的過程。實驗設計的目的是利用盡量少的選擇集，獲得盡量多的有用信息。實驗設計有全因子設計和部分因子設計。全因子設計是將不同水平的所有屬性組合起來的設計方式。假定研究的對象有5種屬性，每種屬性有4個水平，總計可產生45=1 024組備選項。如果將所有這些備選項配對后讓答卷人選擇，無疑將產生極大的調查工作量，并顯著超出答卷人的認知能力。所以，全因子設計只適用于屬性和水平較少的選擇實驗。
部分因子設計是將一部分備選項配對成選擇集。部分因子設計可保證調查工作量在實驗對象可認知的限度內，但如果選出的備選項不反映不同水平屬性的總體分布，則會導致估計偏誤，而且部分因子設計也忽略了屬性之間的交互作用。部分因子設計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是D-效率設計，一種使被估計參數的協方差矩陣規模最小的方法。Huber等[11]認為，要達到D-效率設計，須保證：①水平之間平衡，即一種屬性的不同水平在設計備選方案中出現的頻率是相同的；②正交性，即選擇集中每一屬性的水平差異是獨立發生的；③最少重疊，即選擇集中每一屬性的水平在備選方案中盡量不重復，使每個選擇集提供的信息最充分；④同一選擇集中備選方案之間的效用基本保持平衡，以確保答卷人做出選擇時會認真權衡各方案。
3利用選擇實驗計算東江湖霧景的價值
東江湖位于湖南省東南部，耒水上游，資興市境內，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攔河筑壩圍成的人工湖泊。除提供電能、飲用水、生態用水等服務外，東江湖具有豐富的旅游資源。當地政府圍繞山、水、霧等自然景觀，在東江湖開辟了3條旅游線路，2014年3條旅游線路的零售門票價格分別是80、100、248元。2013年，東江湖旅游人數達76.88萬，政府經營的東江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接待游客28.2萬次，營業收入2 485萬元。在東江湖旅游資源中，最具特色的是小東江的霧。湖水出大壩入耒水之前，有一段被稱為小東江的狹長水面。每年4-10月，在太陽升起或夕陽西下時，小東江云霧繚繞，仿若仙境。小東江霧景吸引了各地大批游客和攝影愛好者前往觀賞、拍照。
東江湖是《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補償關鍵技術研究》課題的試驗示范點。2013年5月，課題組曾在東江湖實地考察當地生態系統服務類型、擴散區域、受益人群等。2013年8月，課題組在東江湖周圍的白廊鄉、滁口鎮和黃草鎮做了關于農戶生產和生活、庫區周邊農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等方面的問卷調查[20]。通過親身體驗，以及與資興市旅游局、當地居民、外地游客等訪談，我們將影響東江湖旅游這一產品的效用和價值的主要屬性確定為霧、其他自然景觀、設施、以及門票。各屬性的解釋及設定的水平見表1。我們將旅游A線路80元作為門票價格的現狀，因為這是游客通常選擇的線路。門票價格是我們設計的東江湖選擇實驗的成本屬性，屬于連續變量。由于這個價格實實在在地存在，答卷人是可理解的，估計的霧的景觀價值是比較真實客觀的。
由表1可知，不同水平的屬性可組合成3×3×2×4=72種備選方案。我們采用部分因子設計法，按D-效率標準進行配對，最終確定24個備選項，組成12個選擇集。每個選擇集中，答卷人可以選擇①，或選擇②，也可以兩者都不選。允許兩者都不選避免了強制，給了答卷人更多自由，選擇的結果更具真實性。表2是實驗設計的選擇集1。
屬性解釋水平霧景霧是吸引游客的一個重要方面，霧的濃度增加將吸引更多的游客，霧景越好旅游價值越高。沒霧、小霧、仙境霧其他自然景觀除了霧景之外的風光，包括猴古山瀑布、東江大壩外景、龍井峽谷、東江湖湖景如水清的程度、動植物的多樣性、空氣的清新度等，這些景觀越好，東江湖旅游的價值越高。變差、現狀、很好設施景區內的餐飲服務，道路狀況，停車場、劃船、水上游樂設施等，設施越好旅游價值越高。現狀、更好門票門票產生負效用，與其他屬性的邊際替代率為負。70、80、90、100元
旅游屬性選項1選項2霧小霧沒霧其他自然景觀現狀更好設施更好現狀門票90元80元① 選項1②選項2③兩個都不選
為減輕答卷人認知上的負擔，每份問卷只給出6個選擇集，或者選擇集1-6，或者選擇集7-12。參加回答選擇集1-6或7-12的人數是相等的。問卷首先列出一些定性問題，如答卷人基本情況、是否了解東江湖、來東江湖旅游的成本、對東江湖自然景觀和旅游設施的看法等。為保證答卷人對各屬性有感性認識，我們制作了關于小霧、仙境霧、其他自然景觀變差、其他自然景觀變好、景點設施更好的圖片冊，要求調查員與受訪游客交談時，必須將備選項中各種水平的屬性解釋清楚。為使游客有耐心接受訪談，我們付給每位受訪游客30元錢。每份問卷大約耗時25-30 min。實地調查是在2014年5月1-7日進行的，但絕大部分問卷在1-3日完成，4日后游客銳減。本次調查一共訪問了118人，獲得觀察值118×6×3=2 124個。受訪者118人中，女性62人，男性56人；來自本地資興及郴州的30人，外地的88人；平均年齡34.79歲，最年長者60歲，最小的18歲。
我們用基于（3）式概率計算的多項logit模型分析數據，估計屬性之間的邊際替代率和東江湖霧的景觀價值。我們采用2種模型，模型1假定受訪者的選擇只與影響旅游產品價值的各項水平屬性有關，這類模型又稱為條件logit模型。模型2假定答卷人的選擇與各項屬性相關外，還受居住地的影響。居住地為虛擬變量，家住資興及郴州的本地人定義為0，外地人定義為1。由于同一受訪者產生18個觀察值，為避免同一觀察值重復18次，我們將居住地與3種不同水平的霧景相乘得交叉項后進入模型。模型1的效用函數見式（7），模型2的效用函數見式（8），其中基準項已取值為0。模型中各變量的定義和解釋見表3。
變量名定義解釋choice選擇項被解釋變量nfog沒霧分類變量，基準sfog小霧分類變量，預期增加游客效用ffog仙境霧分類變量，預期增加游客效用dscenery其他自然景觀變差分類變量，基準sscenery其他自然景觀維持現狀分類變量，預期增加游客效用pscenery其他自然景觀變好分類變量，預期增加游客效用sinfra基礎設施維持現狀分類變量，基準binfra基礎設施變好分類變量，預期增加游客效用ticket門票價格連續變量，預期減少游客效用nfogr居住地與無霧交叉項分類變量，基準sfogr居住地與小霧交叉項分類變量，影響效用方向未知ffogr居住地與仙境霧交叉項分類變量，影響效用方向未知V=β1ticket+β2sfog+β3ffog+β4sscenery+β5pscenery
模型1和模型2的估計結果見表4。由模型1可知，所有解釋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和預期一致，門票價格降低了東江湖旅游的價值和游客的效用；與沒有霧相比較，小霧、仙境霧將提高旅游的價值和游客的效用；與被破壞相比，其他自然景觀維持現狀和改善將提高旅游的價值和游客的效用；與維持現狀相比，基礎設施改善將提高旅游的價值和游客的效用。模型2說明，加入居住地這一因素后，不影響門票、小霧、仙境霧、其他自然景觀維持現狀、其他自然景觀變好、基礎設施變好等解釋變量的方向和顯著性。相對于本地人，外地人對小霧和仙境霧評價略高，但對小霧的評價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對仙境霧的評價只有在10%的水平上顯著。
β值度量相對應屬性帶來的效用。如模型1中β2=1.62表示，給定其它條件相同，從無霧到小霧這一景觀可增加游客1.62個單位的效用。由于居住地對游客選擇在統計上顯著水平不高，我們用模型1計算東江湖霧的景觀價值。根據門票價格系數β1、小霧系數β2、仙境霧系數β3，小霧和仙境霧的支付意愿分別為：
付136.59元看到仙境霧。我們同樣可以計算出其他自然景觀維持現狀、變好以及設施更好的支付意愿分別為151.84、198.98、28.43元。所以，總體而言，東江湖旅游資源具有較高的游玩和觀賞價值；霧的景觀價值雖然較高，但低于其他自然景觀的價值；通過進一步改善自然景觀和基礎設施可以提高旅游價值但提升的空間不是很大。
游客為觀賞到東江湖的小霧愿意支付132.93元，而門票價格是80元，這中間的差額構成游客的消費者剩余。但并不是所有游客都能看到霧景，霧景取決于當天的天氣條件，且只是在一年定的時間段內的早晨和傍晚才可能出現，所以霧景是不確定的。門票價格一年一定，由東江湖生態系統提供的景觀服務和游客需求的平均水平決定。仙境霧的支付意愿是136.59元，僅比小霧高出3.66元，差別不大的原因可能是：①問卷調查期間東江湖是有小霧的，但沒有仙境霧，游客也許認為小霧已經很美了；②仙境霧對那些攝影及藝術愛好者有特殊的價值，而一般游客認為有小霧就足夠了，我們調查的對象基本上是一般游客。
4結論
選擇實驗將不同水平的物品屬性進行組合，然后根據統計估計的無偏性和效率原則將這些組合設計成選擇集，再由受訪者在選擇集中權衡各備選項后做出決定。所以，選擇試驗不同于開放式或封閉式CVM中采用的那種直接出價方式，它實際上模擬了一個關于不同水平屬性組合的交易市場。選擇實驗基于特征效用理論和期望效用理論，該方法成功的關鍵是選定合適的屬性及其水平。設計選擇實驗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D-效率設計，該方法要求的原則是水平平衡、正交性、最少重疊、以及效用平衡。
本文利用選擇實驗計算了資興東江湖霧的景觀價值。我們將影響東江湖旅游這一產品的效用和價值的主要屬性確定為霧、其他自然景觀、設施、以及門票，其中門票價格是成本屬性。數據由課題組實地通過問卷調查獲得，計算結果是，相對于無霧，東江湖游客愿意支付132.93元看到小霧，支付136.59元看到仙境霧。我們還計算出其他自然景觀維持現狀、變好以及設施更好的支付意愿分別為151.84、198.98、28.43元。所以，總體而言，東江湖旅游資源具有較高的游玩和觀賞價值；霧的景觀價值雖然較高，但低于其他自然景觀的價值。
致謝：感謝資興市科技局歐慶洪副局長調查時給予的大力幫助，感謝周海林研究員、孫新章研究員、謝高地教授、郭朝先博士、肖玉博士、魯春霞博士、劉長全博士、張海鵬博士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袁驚柱博士在調研和數據錄入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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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方案范文第5篇
[關鍵詞]日本老年福利；啟示與展望
一、問題提出及研究背景
年老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平均壽命延長，老年人口數量不斷增加。日本總務省在同年公布的老年人口數據顯示，65歲老年人口數比去年大幅增加了102萬，占總人口（17530萬，2012）的24.1%，老年人口逐年上漲。所以，日本的老年福利研究也就被提到日程上，通過對日本老年的研究來探究老年福利發展的方向。
二、日本老年福利制度發展研究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日本老人福利制度基本上是一種由國家包攬的官辦型機制，在福利制度確立初期，運用國家集權的強制力推行老人福利政策，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福利設施和服務的擴大及多樣化，社會福利費用全部依靠公共部門提供，從財政上和制度上都難以為繼，同時，鑒于國民生活水平比以前有較大的提高，增強了個人和家庭負擔的能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調整了部分中央和地方、公費和私費的財政負擔及職責范圍。從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政府逐步將國家福利行政向地方政府分權、讓權，目的是根據地方自治的特點，使市、盯、村等基層組織能因地制宜地發展老年人社會福利事業，到80年代又把發展民間福利和志愿者活動列人重要議事日程。
制定面向21世紀的長壽社會對策。80年代以后，日本老人跨人了“人生80年”的時代，其后于1986年6月推出《長壽社會對策大綱》，作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對長壽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80年代末，日本經濟出現了恢復增長趨向。為了緊緊抓住這次經濟騰飛的黃金時機，在老齡化程度尚未達到最高峰之前，進行資本儲蓄和創建老齡福利的基礎，于1989年12月公布了《老人保健福利推進10年戰略計劃》，確立了國家對高齡者的“保健―醫療―福利”服務的基本方針，其內容包括以市町村為主體的居宅福利對策：強化擴充收養福利設施。設置700億日元的長壽福利社會基金：無癱疾老人作戰計劃，設計充實的晚年生活方案，該推進計劃的確將日本的老人福利發展引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90年代以來，受老年人口的逐年遞增，經濟增速放緩和失業率增加等影響，為平衡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經費的支出，日本政府開始逐漸改變其社會福利方案，主要體現在三個重大轉變：首先是由以部分特困老人為保障對象的救濟型福利制度向以全體老年人為保障對象的現代制度型福利模式的轉變；其次是由國家全面承擔保障責任向國家、地方政府、民間組織和個人共同承擔方式的轉變；最后是由單純依靠大型老年社會機構滿足老年人的福利服務需求向以多種福利機構為主體、以居家服務為基礎的服務方式的轉變。
進行社會招商，引入社會福利法人。社會福利法人是依照《社會福利事業法》成立的以經營社會福利為目的的團體，在民間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中承擔著重要的作用，其經營的社會福利設施與政府經營的福利設施相比，具有規模小、福利服務項目劃分細、服務質量好，便于民眾利用等特點。福利法人以經營社會福利設施為主，分為非營利型和營利型兩種，前者是接受政府委托和資金資助的民間組織，后者為社會上少數人或者說有財力者提供的一種特殊的商品化福利服務，政府對營利型的法人團體也在稅金上采取優惠措施。
三、啟示與展望
1、改變國家包辦的狀態，加大社會投入
日本的許多公共性質的福利事業則是由國家、地方政府、社會福利事業團體經營。國家和政府經營的國立、公立設施只占福利設施整體的20%左右，其余的80%都是由民間社會福利事業團體接受國家和政府委托從事經營，福利設施的建設費、設備費等費用的80%由國家和地方承擔，其余的20%由經營者自負盈虧，這種多元化的參與形式很值得我國借鑒。
2、加強社會福利專業人才教育
老年福利是一門專門的學問，需要進行專業化的管理。日本在近幾十年里，加強了專業人才的培養，這類機構培訓時間、層次和目的不同，既有培訓時間為6個月的短期培訓學校，也有在短期大學或大專學習2年，具有2年社會福利工作經驗者才有入學資格的大學社會福利專業。福利專業有全國統一的資格考試，考試合格者頒發證書，在法律上對福利人才的培養和人才應該享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予以保障。而隨著老齡化發展趨勢，這種人才的需求量將會越來越大。此外，還應從法律上確保人才的培養，給予這方面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這項工作。
3、發展新興的老齡產業
老齡產業是從第一、二、三產業中派生出來的特殊產業，具有營利性的產業，具體可分為：老年住宅業、老年醫療業、老年人口服務業、老年家庭服務業等。日本的老齡化產業做得比較到位，有高、中、低檔之分，“京都老人之家”是日本第一家高中檔的老人公寓，大樓的下層是一所中型公立醫院，方便老人就醫，老人之家的公共使用面積大約占設施的三分之一，是老人們娛樂和社交的場所。這種有償的老年公寓只有那些有資產的老人才能入住，還有一些配套設施齊全的出租型老年公寓，適合一些“工薪族”的老人，這種老年公寓在日本也很有市場。根據具體情況，對生活有困難的高齡老人（如75歲以上的老人）的水、電、煤氣費給予優惠，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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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一作者：彭早（1990.2-），男，重慶人，社會學專業（應用社會學方向）.
第二作者：吳亞男（1991.5-），女，河南鄭州人，社會學專業（社會心理學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