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還林土地征收補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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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還林土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1篇
按省、市部門要求，大邑縣退耕還林工程每年配套工作經費15萬元，確保該項目正常運轉。退耕還林嚴格資金管理，實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專人管理、逐級審查簽字、獨立建帳、單獨核算，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擠占、挪用、貪污，以保證專項資金的有效使用。項目工程經驗收合格后，由財政部門向退耕戶通過“一卡通”兌現退耕還林補助資金。規范檔案，科學管理退耕還林是一項長期工程，做到“山上有林子，室內有檔案”。按照規范化、科學化、標準化的原則，建立健全退耕還林5萬畝和配套荒山造林4.5萬畝數據庫，建成永久性檔案。
2退耕還林工程存在的問題
2．1退耕還林的“林地”屬性不穩固
2．1．1林業和國土部門對“林地”標準不盡一致
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國土和林業部門對地類調查方法和統計標準不一致，導致國土和林業部門在部分資源數據上有一定差異。事實上部分退耕還林地即使在林業部門退耕還林工程驗收合格后，在國土土地利用規劃上也并未被認作林地。
2．1．2前期林權證發放工作存在不足
鞏固和加強退耕還林地的“林地”屬性，關鍵在于頒發林權證。由于在退耕還林初期，時間緊、任務重，情況不清、政策不明的情況下，當時未使用林權登記管理系統，大邑縣探索性地著手退耕還林林權證發放，證本為手寫，出現不少錯證，特別是退耕還林大戶承包，林權證既未發給農戶，也未發給公司，出現漏證現象，同時林權登記申請表等林權檔案資料也未得到妥善管理。成都市實行耕保基金后，“耕地”與“退耕還林地”在政策補助上的懸殊，使得農民在利益的天平上偏向耕地，復耕現象偶有發生。
2．2退耕還林的“林地”管理思路不夠清晰
2．2．1現行的占用退耕還林地“占一補一”政策
執行面臨諸多問題一是尋找新耕地作退耕地難度大，有的村、社由于前期將所有耕地退耕，成了純林戶，已無耕地;二是農民同意植樹，但不愿意簽退耕還林合同或國土部門不作土地屬性變更，如果草率了事，可能造成農民既享受耕保，又享受退耕還林補貼，實際造成濫用國家資金的重大失誤。
2．2．2退耕還林政策補貼并未真正實現縮小耕
地保護和林地保護的差距國家實施退耕還林工程，使得農民在收益上減少，實際上國家給予退耕還林的補貼又彌補不了農民由“耕”變“林”的損失，如農業稅費減免，成都地區耕保基金的實施，相反采伐林木，仍在征收育林費，大部份商品林雖然也為生態作了貢獻，卻未享受任何補貼，耕地保護和林地保護的實質性差距還很大。
3從森林資源管理角度對退耕還林工程管理的思考
3．1進一步鞏固和加強退耕還林的“林地”屬性
退耕還林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在耕地上植樹，同時規劃為退耕還林的耕地，除了農戶要中止耕地承包合同、簽定退耕還林合同外，土地管理部門國土、農發和林業要協調一致，及時變更土地屬性，林業部門頒發林權證，納入林地管理［1］，使退耕還林的“林地”屬性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3．1．1協調國土部門變更退耕還林土地屬性
林業部門在退耕還林工程驗收后，及時將退耕還林造林相關數據、圖件移交國土部門變更土地屬性。3．1．2加強退耕還林執法監察，遏制復耕現象縣級各部門加強退耕還林執法監察，對擅自復耕，或者林糧間作、在退耕還林項目實施范圍內從事濫采、亂挖等破壞地表植被的活動的，依照刑法關于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濫伐林木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農業、水利行政主管部門依照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的規定處罰［2］。
3．1．3退耕還林要“發鐵證、落實權”
在調查中發現，成都各區市縣退耕還林林權證發放普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林權人名字有誤，通常為同音字或錯別字;二是林種登記有誤，不少登記林種為“生態林”，從字面上來可理解為五大林種中的防護林或特用林，但在森林分類區劃時，大部分退耕還林是區劃為商品林，林種應為:用材林;三是大戶承包的情況，由于租金一年一付，這部分退耕還林未發放林權證。這些問題造成退耕還林在后續的采伐、林地流轉、林權抵押等森林資源管理理活動中受到影響，林權證的權威性也大打折扣。因此收回原手寫林權證，重新填寫林權登記申請表，錄入林權管理系統，更正錯證，補發漏證，農民擁有了準確無誤的林權證，才真正意義上落實了林地的使用權、經營權和處置權，同時形成以社為單位的退耕還林林權圖，做到人、地、證、圖、表、冊一致，完善退耕還林林權檔案，是擺在林業部門面前當務之急的工作，要通過“發鐵證、落實權”，給退耕還林的“林地”屬性烙上深刻的印記。
3．2積極探索退耕還林地管理思路
3．2．1把現行政策“占一補一”落到實處
實際工作中，征占用退耕還林后，在尋找新的耕地補足時難度極大，大邑縣根據實際盡可能選擇自行退耕還林的耕地，這部分土地在農村產權制改革期間，國土和林業都沒有頒證，農戶既未享受耕保基金，也未享受退耕還林補助，在簽定新的退耕還林合同前，應及時與國土、農發協調一致，并向新的退耕農戶按標準發放補助，頒發林權證，真正把現行政策“占一補一”落到實處。
3．2．2逐步取消征占用退耕還林地“占一補一”，建立征占用林地核銷制度，實行動態管理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各項工程建設向山區林地上發展，由于退耕還林地一般交通便利、地勢平坦，近年來工程建設占用退耕還林地呈上升趨勢，實施“占一補一”是現行政策，但其執行難度也不言而喻，“占一補一”很大程度上只是林業部門一家的“獨角戲”。同時占用耕地，國土部門也要求“占用耕地與開發復墾耕地相平衡［3］”，因此各項工程建設占用農用地后，“占補平衡”呈現出耕地在林地上打主意，林地在耕地上想辦法的尷尬局面。因此加強征占用林地審核審批，切實做到各項工程建設應不占或少占林地，確需占用的，在年度定額管理內，建立征占林地核銷制度，實行動態管理，同時取消征占用退耕還林地“占一補一”，緩解實際工作中耕地保護與林地保護這一暫不易調和的矛盾，特別是2015年，林業和農發兩部門合并后，這一矛盾不得不放在桌面上來面對時，取消征占用退耕還林地“占一補一”，建立征占用林地核銷制度就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3．2．3逐步減少直至取消退耕還林政策補助
退耕還林土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2篇
問：家庭成員發生變動，發包方能否收回土地承包經營權？
答：《實施辦法》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因婚姻、出生、死亡、升學、參軍、外出務工、服刑等原因引起家庭成員變動的，不影響承包合同的效力”。舉例來說，婦女結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新生兒誕生，不能分承包地，即通常說的農村家庭承包地在承包期內“生不增、死不減”。農民子女因考學辦理了農轉非戶口，畢業后無論是在外打工或在農村生活，都不能改變其土地承包權，只有在本輪承包到期后，才可以調整或收回。義務兵提干或改志愿兵后，其承包地仍可保留，只有在本輪承包到期后，才能由其入伍前所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回。
問：欠繳稅費或土地撂荒的農戶的承包地如何處理？
答：任何組織和個人不能以欠繳稅費和土地撂荒為由收回農戶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糾正。對農戶所欠稅費，應列明債權債務，按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中清理鄉村債務的有關規定妥善處理。承包方對承包耕地暫時不能耕種的，應當委托他人代耕；代耕一年以上的，應當簽訂書面合同。承包方將承包耕地棄耕撂荒超過一年又不委托他人代耕的，發包方應當組織代耕。代耕期間，土地經營收益歸代耕者所有。承包方要求恢復從事該土地經營的，應當提前通知發包方，發包方應當在當季作物收獲后交還承包方。
問：如何理解和執行承包地的調整問題？
答：“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地”是基本原則，決不能動搖。但“因自然災害嚴重毀損承包地”，“因土地被國家征收、征用，承包方自愿放棄貨幣補償（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除外），要求繼續承包土地的”，“興辦鄉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或者實施鄉村建設規劃占用承包地”等特殊情形下，可在“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等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后，進行個別農戶之間的承包地適當調整。
問：哪些土地可以用于調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給新增人口？
答：集體經濟組織依法預留的機動地；通過依法開墾等方式增加的土地；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土地；發包方依法收回的土地。
問：《實施辦法》對林地承包有什么新規定？
答：一是增加了對退耕還林地納入林地管理的銜接性規定。二是增加了林地承包期滿后，可按國家有關規定繼續承包的規定。三是對農村集體林地流轉作出了規定。
問：《實施辦法》對征地補償有什么新規定？
答：新增了征地補償的相關內容，以切實保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利益。即“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擬訂征地補償標準和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征地補償費依法應當支付給被征地承包方的部分，應當直接發放給被征地的承包方，并予以公布，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截留、拖欠”。
問：土地流轉過程中如何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退耕還林土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補償；生態資源；補償方式
一、 引言
2016年5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了《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2016〕31號），提出到2020年，實現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點領域和禁止開發區域、重點生態功能區等重要區域生態保護補償全覆蓋，補償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生態補償是保護生態環境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政策工具，通過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生態補償制度，激勵生態資源保護和建設，遏制生態破壞行為，通過經濟手段解決生態資源保護過程中的外部性問題，達到生態環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環境保護的政策經歷主要經歷了從污染者付費的懲罰性原則到激勵生態保護行為的保護者受益原則的過程。目前，我國以政府引導為主體，以森林、草原、流域、礦產、海洋等生態資源為主要補償對象，以生態資源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標準，以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措施的生態補償的機制建設已初現端倪。生態補償涉及復雜的利益關系，在生態補償實踐中對生態補償主體、客體、標準、措施等現實問題仍需進一步研究探索，不同生態補償由生態資源的屬性差異決定。因此，從生態資源屬性的角度出發，剖析生態補償的根本，從而可以為促進生態環境保護、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提供堅實有效的制度基礎。
二、 生態資源的屬性
生態資源與一般的產品資源相比有其獨有的特點，生態資源產權屬性界定并不清晰，價值確定較為困難，導致交易市場需要人為創建且交易成本明顯大于一般產品。
涉及到生態補償的生態資源產權屬性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不可再生的生態資源，如礦產、石油、天然氣、土地等，此類資源的產權界定一般較為清晰。第二類是介于完全不可再生和可再生的臨界帶生態資源，如水、森林、草原等，此類資源一般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實行承包制或者有償使用制度，但并沒有明確規定究竟由哪一個組織來行使所有權和怎樣行使所有權，容易導致所有權虛置，因此產權界定存在一定困難。第三類是由各種生態資源所組成的生態系統服務產權，此類產權大部分屬于公共物品或者“準公共物品”、“俱樂部物品”，具有區域外溢性，產權難以清晰界定或者界定成本高。大部分生態資源的產權都不具有排他性，市場機制決定的供給量遠小于帕累托最優狀態時的供給量，因而會導致出現“公地的悲劇”和“搭便車”的現象。
生態資源的價值屬性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生態資源中的自然資源是在經濟活動過程中所使用物質的一個重要來源，能夠作為原材料直接轉化為產品，如礦藏、木材和糧食等；二是生態資源所組成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市場機制僅能體現生態資源的產品價值，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無法體現。同時，生態資源的市場價值量化存在困難和供需之間存在價值差異矛盾，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大部分都是通過低層次的原材料產品價值進入市場，生態系統服務的主體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不明確，降低了生態服務提供者的效益，最終將會導致生態資源的大量缺失。
生態資源的空間屬性包括依存性、層級性、不可替代性和差異性。按照生態資源所在的空間來看，一個地區的生態資源現狀往往會影響到另一個地區，存在相互依存性。不同類型的生態資源的溢出范圍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層級性，應在其“俱樂部成員”之間共同分擔成本和共享收益。生態資源在不同地區的生態功能并不一致，多數生態服務不具備空間替代性，而且各地區實施生態建設和保護的經營管理成本及損失的機會成本差異較大，生態效益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性。
生態資源的時間屬性是指生態資源發揮其全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時間周期長。大部分生態資源并不具有在短期內發揮其全部效益的可能性，一旦投入中止，可能因缺乏維護、經濟開發而影響其價值的體現，或者因生態效益尚未達到而前功盡棄。
開展生態補償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生態環境的價值具有外部經濟和公共物品的屬性，導致成本和效益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存在不對稱。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是以內化外部成本為原則，補償生態資源保護者是對為保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所付出的保護成本和為此而失去發展的機會成本；生態破壞者和生態系統服務受益者是對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對生態資源保護者的發展機會的補償。目前僅對森林、草原、濕地等部分生態資源的生態恢復成本進行了評估，但對其產生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則無法體現。生態系統服務具有明確的空間差異性，不同主體之間對同一生態資源的價值標準認定存在偏差，不同地區的主體因為受償者的受償意愿、補償者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等對同一生態資源的補償標準也存在偏差，如北京對黃土高原退耕還林進行生態補償的支付意愿要高于安塞和西安。要建立引導生態資源合理配置、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的機制，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必須引入生態補償。但是，生態資源的屬性差異又決定了不能對所有的生態資源實行單一的生態補償機制，要提高生態補償效益，必須進行有針對性的選擇。
三、 不同生態補償方式的差異比較
生態補償方式的劃分有多種形式，本文主要根據生態補償的運行機理差異，將生態補償分為市場補償和政府補償。市場補償是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和方法通過市場信號引導行為主體的動機從而實現生態資源的外部性內部化，包括稅收、生態補償費、生態保證金等主要手段，以利用市場力量為主要特征，行為主體在追求其各自利益的過程中就能同時實現生態補償的目標。政府補償根據是否能夠在空間上明確定義補償受益（受損）主體，分為縱向生態補償和橫向生態補償。也可以認為，市場補償是一種區內生態補償方式，政府通過稅收或者市場主體之間自發行為而實現區內的生態資源平衡，而政府補償更多是區際之間的生態補償，存在的前提是生態利益的依存性，由生態受益地區給予受損地區、開發地區給予保護地區一定的經濟補償。
1. 補償主體的差異。生態補償主體分為生態服務受益主體和生態服務受損主體。根據生態補償方式的分類，市場補償的主體是直接與生態服務相關的主體，包括生態資源的使用者和保護者、污染環境的企業和居民等，市場補償主體都是能夠明確生態資源產權的主體。政府補償的主體是生態服務受益地區或受損地區的政府組織，由于我國森林、湖泊、河流、草地等自然資源產權大部分屬于國有或者集體所有，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是自然資源產權的人，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負有使用、保護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地方政府作為產權主體人進入到生態補償中。橫向生態補償的主體相比縱向生態補償的主體更為明確和清晰，能夠較好地確定政府之間的生態服務關系。因此，當生態效益外溢涉及的地區政府主體較多時，可由縱向生態補償來實現，而對于有限受益地區的生態資源，應該主要由受益地區政府來承擔。
2. 補償客體的差異。生態補償的客體就是指生態補償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即應該對哪種生態資源進行補償。在我國現行生態補償相關法規制度中，涉及到的生態補償客體包括森林、濕地、草原、流域、海洋、耕地、礦產和區域等。其中，對區域的生態補償是為了提高生態受損地區和重要生態功能區的生態修復、保護和維護能力，所包括的生態資源可以劃分到其他類型中，如張家口市和烏蘭察布市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中，主要涉及到森林、草地和流域等。
不同補償客體的主要生態補償方式存在差異。以市場補償方式為主的生態資源主要是礦產、耕地和海洋，對草原、森林、濕地主要是縱向生態補償方式，流域則包括縱向和橫向兩種生態補償方式。我國的森林、草原、濕地的生態效益補償由國家財政設立專門的補助費用或者補貼費用，向保護自然生態的個體發放，從而鼓勵他們采取措施保護所利用土地上的自然資源。流域生態補償發展較為迅速，以政府補償為主，包括縱向和橫向兩種方式。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遼寧、陜西、四川等省市主要采取縱向方式，江蘇太湖流域、湖北省漢江流域、長沙市境內河流采取橫向方式。也有部分地區同時采取縱向和橫向方式，如貴州省的紅楓湖流域和清水江流域地區政府的生態補償資金既涉及上下游地方政府，省政府也在生態補償金中占有一定比例。福建省建立了流域下游地區對上游森林生態效益的縱向生態補償機制。
3. 補償標準的差異。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主要根據生態保護者的直接投入成本、生態保護者的機會成本、生態受益者的獲利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但由于生態資源的價值屬性和空間屬性決定了不同生態資源的生態效益存在差異，而且位于不同地區的主體對同一生態資源的生態效益價值認定存在差異性，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在提供生態服務的成本投入上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西部地區的投入遠高于東部地區。確定生態補償標準的方法可考慮支付意愿法、機會成本法、費用分析法、水資源價值法等方法核定補償額度。以礦產、耕地和海洋為主要補償對象的市場補償主要是用于生態資源恢復，是直接投入成本，因而補償標準較低。政府補償由于其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資金，補償標準相對較為穩定。由中央政府主導的縱向生態轉移支付，為了體現各區域之間的公平，容易導致生態補償標準單一，補償標準偏低的情況。如退耕還林補償全國僅分南方和北方兩個補償標準，在2009年國家級公益森林生態效益林補償中國有的與集體和個人的補償標準分別為每年每畝5元和10元，遠低于林地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標準則要高于中央政府，如2010年北京市新的補償標準范圍擴大到1 010.95萬畝山區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為40元/年?畝，遠高于國家標準。橫向生態補償一般都是在相關主體范圍內的“俱樂部產品”，因而能夠較好的內化生態系統服務的外部性，因此補償標準較高。政府生態補償標準除了與生態效益相關外，政府財政收入水平也直接影響生態補償的標準，進一步影響到生態補償能否實施和生態補償的效果。如河南省2010年出臺的水環境生態補償標準為化學需氧量每噸2 500元，氨氮每噸10 000元，2007年江蘇省出臺的環境資源區域補償標準中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分別為每噸1.5萬元、10萬元、10萬元，遠高于河南省的標準。其原因既與兩地的財政收入差異相關，也因為兩地分別采取的是縱向補償和橫向補償，河南省的補償資金要先上繳省財政然后再劃撥，而江蘇省則是直接在上下游地區政府之間補償，效率更高。
4. 補償措施的差異。根據生態補償的運行機制，可以將補償措施分為輸入和輸出兩部分，輸入部分是指生態受益主體或者生態破壞主體繳納生態補償的過程，輸出部分是指生態補償向生態受損主體輸出的過程。輸入部分的生態補償措施主要是稅費征收和財政扣繳。目前，我國僅有部分稅費政策間接地體現出生態保護價值，主要包括生態稅、生態補償收費和生態保證金三大類。生態稅主要有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生態補償收費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對生態環境破壞者負外部性矯正的懲罰性收費，主要是排污費；二是對資源有償使用收費，如水資源費、砂石資源費、耕地開墾費、礦產資源補償費；三是對生態維持、恢復、重建成本以及環境保護成本正外部性補償征收的費用，如森林植被恢復費、林地補償費、草原植被恢復費、土地復墾費、城市污水處理費等。財政扣繳主要用于水環境生態補償中，當上游地區水質未達標準時需要向上級政府或者下游地區政府扣繳生態補償金。生態補償的輸出過程的補償措施主要是轉移支付和基金項目支出。在草原、森林和濕地等縱向生態轉移支付中，主要由中央政府設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濕地保護補助資金。北京的山區生態林補償資金由鄉鎮財政以直補的方式發給管護人員。
5. 補償效率的差異。從生態補償的效率來看，實現生態補償目的最優的選擇是采用市場機制。但是我國生態資源的產權屬性界定并不完善，導致無法充分發揮市場補償的優勢。運用政府補償進行生態補償的主要缺點在于體制不靈活，難以照顧到千差萬別的生態環境問題。以縱向生態補償為主的轉移支付方式支出責任的邊界模糊，不能很好的體現地區之間的生態服務關系，引起資金的浪費和低效使用。對于區域間生態利益協調問題，縱向生態補償方式只能解決一小部分，力度和范圍都非常有限。從實踐來看，以橫向生態補償方式來協調那些生態關系密切的相鄰區域間或流域內上、下游地區之間的利益沖突更直接有效。
四、 結論
生態補償是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中重要的實踐手段。生態資源的產權、價值、空間和時間屬性決定了生態資源并不能完全通過市場自發形成有效的市場從而實現生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生態服務系統的價值。從產權方面來說，大部分生態資源的產權都具有準公共物品的特性，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其帕累托最優狀態，生態資源供給無法得到有效激勵。從價值角度來說，生態資源的產品價值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之間價值差距較大，而且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量化困難，從而導致生態資源供需之間存在矛盾。從空間角度來說，在不同層級和地域之間，生態資源都存在依存性，而且生態資源在不同空間的存在都不具有可替代性，但是不同地區的主體對生態資源的價值認識差異性較大。從時間角度來說，生態資源發揮生態效益的時間周期長，并且需要長時間的不斷投入。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在補償主體、客體、標準、措施和效率之間都存在差異，根據不同生態資源之間的屬性差異，適用于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在主要的生態資源產品中，森林、草原和濕地主要適用于縱向政府補償方式，海洋和礦產主要適用于市場補償，流域主要適用于橫向生態補償。
要實現生態補償的目的，首先，要充分認識到生態補償在生態環境保護、主體功能區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脫貧和環境保護是其中的短板，在生態環境重要但生態脆弱地區，如何通過生態補償方式來保護環境，將一部分農民從依靠破壞生態環境來生存的生活方式中轉移出來，通過生態補償脫貧一批貧困群眾，通過生態補償分攤其市民化的部分成本；其次，要根據生態資源的產權、價值、空間和時間屬性，選擇合適的生態補償方式，合理推進不同資源的生態補償進度；再次，在生態補償實踐過程中，必須充分利用市場補償、橫向政府補償和縱向政府補償等多種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提高生態補償效率；最后，我國目前政府主導下的生態補償機制，要逐步過渡到以市場為主導的生態補償方式中，實現生態補償資金多種來源渠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并推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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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還林土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生態補償機制；構建；塔里木盆地
作者簡介：蒲春玲（1961-），女，陜西省霍州市人，新疆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土地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區域經濟等。
中圖分類號：F32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4-0005-04
塔里木盆地處于干旱、脆弱、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中，是我國最大的封閉性內陸盆地。這里屬于典型的干旱盆地生態環境脆弱帶, 在景觀上屬高大山區與平原的過渡地帶，既有綠洲與沙漠的交錯，又有農牧的交錯，在水平地帶變化的基礎上疊加的垂直地帶變化，自然環境呈現出復雜的多樣性。區域的獨特性造就了其生態維系上的重要性。加之該區域又是少數民族世代居住區，宗教習俗的特定性、生活習慣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些少數民族具有不可移民性，更突出了區域經濟本身維系以及區域生態環境補償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一、塔里木盆地土地資源利用生態補償現狀
近年來國家和自治區將加強塔里木盆地生態環境保護與支持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啟動了一系列塔里木河流域綜合治理項目，并在生態環境保護重點領域及推行資源的有償使用方面制定了相關政策，適時制定并頒布實施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管理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綜合治理項目建設資金管理辦法》、《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綜合治理工程建設用地若干規定》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規，開征了水資源費，實施了排污收費制度等。目前塔里木盆地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已初見成效，但在建立土地資源生態補償機制方面仍存在不少障礙。
二、塔里木盆地建立土地資源利用生態補償機制存在的障礙
（一）立法障礙
我國目前制定的有關對資源開發利用補償方面的法律法規存在缺陷，給在塔里木盆地資源開發利用中進行補償實施帶來障礙。例如：《環境保護法》偏重于污染防治，卻沒有考慮對生態環境保護行為所帶來的正外部性進行補償。此外，自然資源保護單行法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力度不夠，其資源有償使用原則并未體現資源生態效益價值；有些資源保護法未將維護生態平衡作為其立法目的；資源保護法律的有些規定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等。
（二）技術障礙
對塔里木盆地資源與環境的補償目前難以做到準確量化，這主要源于在技術實施層面存在很大難度。例如：征收生態補償稅需要準確確定稅率，發放補貼需要確定補貼率，而稅率和補貼率的確定都面臨技術難題。生態補償數額的確定應以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量和生態建設或恢復的效益量為標準，而目前我國生態損益的數量化技術、生態影響的定量評估技術等均尚未充分開發、建立和普及。
（三）觀念障礙
環塔里木盆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公眾的環境意識還比較差，“資源無價”的錯誤觀念還未根除，廣大民眾對生態補償知之甚少，給塔里木盆地生態補償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巨大阻力。生態補償是一項社會性工作，應更多地依靠社會力量，并制定相關的制度作為依據和保障。
（四）管理體制障礙
在我國現有的管理體制下，針對資源與環境補償，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等由環保部門執行，礦產資源補償費、土地損失補償費等由各個產業部門收取管理，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資源稅及其他有益于環境的財政稅收政策由綜合管理部門執行。計劃、經貿、財政、林業、國土、銀行等部門對生態補償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和方法，各部門各行其是，難以達成共識，這樣會妨礙在塔里木盆地實行土地資源利用補償的集中管理，難以取得顯著與長遠成效。
（五）融資障礙
當前阻礙塔里木盆地生態建設金融資金投入的主要因素有：一是環塔里木盆地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低、儲蓄率低，缺乏健全的內在“造血”功能；二是由于資金的逐利性和制度缺陷，大量資金流向東部，且城市“抽血”農村現象突出；三是該地區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低，投融資體制嚴重扭曲，環保型企業、生態產業難以獲得融資支持。
三、塔里木盆地土地資源利用生態補償體系的構建
為了有效保護塔里木盆地及周邊耗竭性資源及脆弱的生態環境，有必要統籌規劃，從資源、流域、產業（部門）、區域等不同角度、各個方面來構建塔里木盆地土地資源利用生態補償體系（具體見圖1）。
四、塔里木盆地土地資源利用生態補償機制的路徑選擇
（一）進一步完善土地資源開發生態補償的有關法律法規
在已有法律條款基礎上，針對礦產資源開采、利用過程中所造成的礦區環境污染、礦區生態系統的破壞和礦產資源的浪費等問題，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補償法律法規體系和技術標準體系，以法律的手段明確和規范礦產資源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同時，進一步加大生態保護執法力度，并進行必要的行政干預和強制，切實為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提供可靠保證。
（二）建立資源開發補償和資源開發補償保證金制度
一是科學確定礦產資源生態補償的標準。國家應綜合運用宏觀調控體系，結合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適時將以前制定的各種標準如礦產資源生態補償費、采礦權使用費等的征收標準予以提高，使礦產資源生態補償獲得更多的補償資金。
二是明確礦產資源生態補償資金的籌措方式。要廣開渠道，積極籌措穩定的礦產資源生態補償資金。第一，國家財政專項支出是礦產資源生態補償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在編制國家年度預算時，在國家和地方財政預算中要建立礦產資源生態補償財政資金。國家可通過國債資金的帶動作用來引導生態補償資金的增加，執行科學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第二，礦產資源補償費和礦產資源稅的征收也是生態補償資金的重要來源。適當調整這些專項征收稅費的標準，將之主要應用于礦產資源的生態補償，可以使補償資金更加充裕。第三，建立和實施礦產資源生態補償金制度。礦山企業進行礦產資源開采可以實行復墾抵押金制度，未能完成復墾計劃的，其押金將被用于資助第三方進行復墾。第四，建立礦產資源生態補償基金。生態補償基金應該由政府撥出一筆專項資金，除優化原有支出項目和新增財力充實以外，還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資助及援助，逐步構建以政府財政為主導，社會捐助、市場運作為輔助的生態補償基金來源。
三是整合礦產資源生態補償方式。礦產資源生態補償應該建立政府、地方區域和行業多層次的補償系統，實行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多樣化生態補償方式。首先，應該強化國家財政的生態補償方式。在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項目中，可以適當增加生態補償項目，特別是對西部礦產資源生態退化嚴重區域的恢復等，并且積極建立激勵礦產資源生態補償的財政補貼制度。其次，要建立礦產資源生態的區際補償方式。確立生態的區際補償可以解決區際間不平衡的問題，實現各個地域的協調發展。第三，要完善礦產資源生態的市場補償方式。積極運用市場化運作，探索資源交易、生態建設配額交易等生態補償方式。
（三）完善資源環境價格體系，建立市場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首先，應科學評估塔里木盆地的土地資源尤其是油氣、金屬礦產、煤炭等資源的價值，這既是把土地資源作為一種要素投入到生產中、參與生產時界定土地資源價值的重要依據，又是土地所有者根據所投入的資源參與利潤分配、承擔資源補償份額的重要依據。
其次，當土地作為一種投資進入到生產中參與利益分配時，土地使用產生的相關后果應由土地提供者和使用者共同承擔。把提供者和使用者捆綁成一個整體，把各種外部的問題內部化，有利于土地資源的利用和補償。
再次，就塔里木盆地土地資源尤其是油氣、金屬礦產、煤炭等資源的提供者而言，需要外來的資金和技術開發利用資源。這就使得資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不是同一個主體，并且資源提供者對擁有資金和技術的資源使用者具有很大的依賴性。在這場可以使雙方的情況都變得更好的交易中，顯然資源提供者處于相對弱勢，國家應該利用各種政策確保土地提供者的切實利益，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四）完善并創新財稅政策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補償機制。為了維護資源不可再生的礦業社會再生產的連續進行，政府應對公益性、基礎性地質勘查、危機礦山找礦以及煤礦安全生產等實施補償性援助。同時，制定與國際接軌的，科學、公平、合理、完整的礦產資源產業稅費體系。
其次，完善財稅等配套政策。要調整資源稅政策，提高資源稅征收標準，保證國家作為資源所有者的合理收益。研究將資源稅由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或者改為按占有資源量征收。要利用稅收政策，合理控制我國資源產品的出口。要提高各種涉及環境保護的稅、費征收標準，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擇機出臺燃油稅，促進節約用油，體現多使用者多交稅的原則。
第三，國家應抓緊建立統一的生態環境資源稅，解決生態環境保護效益無償使用的現狀。建議在現有稅收基礎上增設生態專項稅種。除國家和地方財政投資外，建議采取一定形式，建立由社會各界、受益各方參加的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生態環境補償基金投融資體系。
（五）構建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第一，建立激勵生態建設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在目前財政轉移支付項目中增設生態補償科目，支持生態保護補助、生態保護能力建設、自然保護區建設、公益林補助、生態移民安置等。同時，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經常性預算科目，建立穩定的資金來源、順暢的支付渠道和完善的監督管理體系。
第二，將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中的生態保護工程建設列為國家和地方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支持對象。塔河上游、源頭地區的天然林保護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對全國的生態安全至關重要，應成為國家財政進行生態補償的重點地區。
第三，建立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生態補償機制。流域是天然的區域單元，水環境保護是流域管理的主要內容之一。塔里木河流域上下游保護與受益脫節的現象日益凸現，僅依靠水環境功能區劃，難以體現流域水資源保護的公平，需要采取必要的補償機制。建立流域水權交易政策，通過界定水資源的使用權，引入水權交易政策來調節水的使用，使水資源富裕的地區由于向其它地方輸送符合一定標準的水而得到經濟補償，從而能為水資源的保護籌集資金。
第四，完善生態公益林補償制度。根據塔里木盆地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生態公益林補償制度：①提高補償標準；②分級分類補償，制定生態公益林的質量等級評估辦法和重要性分析辦法，對不同等級不同重要程度的生態公益林制定不同的補貼標準；③簡化管理程序，降低管理成本，可以在生態公益林的總預算方案中留出一定的管理費比例，嚴格控制補償經費截留的行為，將補償費用按照合同直接付給合同責任人，并進行嚴格的監督；④籌措資金，逐步將重要生態公益林林區收歸國有等。
第五，增加耕地資源保護和補貼力度。耕地具有多種生態功能，除了生物供養之外，還承擔著調蓄地表徑流、削減面源污染、促進水體凈化和美化景觀等多種重要生態功能，保護耕地不僅僅是保護糧食安全，也是維護區域生態系統穩定的重要舉措，目前耕地占用補償標準過低，應該得到支持和補償。
第六，建立和完善塔里木盆地自然保護區建設補償制度。政府牽頭成立統一的管理委員會，協調各地方政府和林業、國土、水利、環保等部門，將自然保護區的監測和科研工作納入保護區工作經費預算，從財政資金中予以保障，提高自然保護區的管護能力。對保護區內原居民進行補償，籌集經費對原居民的集體林場、山野、園地、農田等進行租賃或收購，用經濟手段改變保護區內原住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使之適應保護區工作的需要。鼓勵保護區和旅游部門或公司合作，將旅游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自然保護區的建設補償等。
（六）盡快建立和完善“綠色GDP核算”制度，揭示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價值基礎
自然生態環境資源、效益的量化、貨幣化核算直接關系到“綠色GDP核算”制度的可行性、操作性，是實施生態補償的核心技術，國家應該加快自然生態環境資源、效益的量化技術、貨幣化技術的科學研究。“綠色GDP”就是從傳統意義上的GDP中扣除不屬于真正財富積累的虛假部分，即生產活動給環境資源造成損失的那部分成本。這種新的核算體系，可以使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經濟性得到顯現，能夠更確切地說明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數量與質量的對應關系，從而有助于實現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雙贏，提高全國，特別是上游和源頭地區的環保意識和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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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蒲春玲等主編.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退耕還林土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5篇
作者簡介：魏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生態建設學環境保護。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編號：08AJY031，10CJY002）；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編號：09YJC790246）。
（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生態補償標準的測算一直是理論界的研究重點，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綜述，將現有的研究方法劃分為費用分析法、機會成本法、支付意愿法和水資源價值法等，分別評述了各種方法的特點、優劣以及在我國流域生態補償研究應用中的主要結論，在此基礎上，基于污染權角度，采用機會成本法和水資源價值法，構建了一個基于計量經濟學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測算模型，其核心在于強調了流域上下游居民均有適當的“污染權”，即便在上游地區達標排放的前提下，由于下游地區對水質的較高要求，借助行政手段對上游地區采取了較強的環境管制，在缺乏足夠生態補償的情況下，上游地區由于環境管制而放棄了部分“污染權”，也即是其為了更高的環境標準而放棄的機會成本，這部分機會成本可以視作下游需要向上游支付的生態補償金額。以浙江飛云江流域為例，利用該模型測算出下游溫州市每年應向上游文成縣提供3.24億元的生態補償，用于購買文成縣為保護溫州市“大水缸”所放棄的污染權。
關鍵詞 污染權；流域生態補償；機會成本
中圖分類號 F062.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3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2
流域生態補償已成為國內外學術研究及政策實踐的重點領域之一［1］。國外最具代表性的流域生態補償項目是由世界銀行發起，旨在改善拉丁美洲流域水環境的環境服務支付項目（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2］；在美國，流域生態補償實踐的典型代表是紐約市為了獲得清潔的城市供水，通過投資的方式來購買上游Catskills流域的生態環境服務［3］。歐洲比較成功的流域生態補償實踐則是貫穿德國與捷克的易北河，為改善流域水質，處于中下游的德國在易北河流域建立了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并將本國征收的排污費經環保部對上游捷克進行經濟補償，用于建設流域上、下游交界城市的污水處理廠［4］。當前國內對流域生態補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補償理論內涵、類型模式、主客體關系和補償機制等方面，對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量化研究較少［5-6］，而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恰恰是生態補償研究的難點和關鍵［7-8］。本文將對現有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研究進行綜述和歸納，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基于計量經濟模型的補償標準模型，并以浙江飛云江流域為例，對溫州―文成間生態補償金額進行測算，并與其他方法計算結果進行比較。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現有文獻研究方法進行綜述和評價；第三部分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基礎上，提出一個基于環境污染權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模型；第四部分以浙江飛云江流域為例，測算下游溫州市應向上游文成縣支付的生態補償金額，并利用其它計算方法進行比較；最后是結論部分。
1 研究方法評述
當前大多數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測算的依據是基于投入和效益兩個角度進行的［1, 9-10］。其中基于投入角度測算方法主要核算上游地區對于流域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各項投入，以及由此而導致發展受限制的損失，與此相對應的研究方法包括費用分析法和機會成本法；基于收益角度測算方法主要估算流域生態保護所帶來的外部效益，以及增加的生態服務價值，主要采用支付意愿法及生態服務價值法。此外，還有基于交易角度水資源價值法，主要測算水資源在假定的市場交易條件下的交易額。
1.1 費用分析法
費用分析法主要是從流域上游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所付出的成本角度進行測算，是較常用的計算方法。一般考慮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工程建設成本、退耕還林建設成本、水土流失治理成本、生態污染防治投入等；間接成本包括水源涵養區發展節水的投入、生態移民投入、部分產業發展受限的損失等。由于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的收益是由上、下游地區共享的，因此需要對流域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的費用進行分攤，一般采取上下游取水比重、斷面水質等系數進行修正，從而計算出總費用中應由下游承擔的部分，也即是下游向上游補償的部分。
具體到實際應用中，不同的研究對于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包含的項目有較大差異，同時對如何設定上、下游分擔比重也受限于數據可得性。如胡熠、李建建以閩江流域為例，對上游南平市在2003-2005年間生態建設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進行了測算，并根據上下游地區取水比重、生態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確定了福州與南平對生態建設成本的分擔比重［11］；劉玉龍等人以新安江流域為例，對2000-2004年間上游地區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的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進行了計算，并按照上、下游水量分攤系數、水質修正系數和效益修正系數，測算出新安江下游應向上游支付相應生態建設與保護投入5.26億元［12］；鐘華等人對渭源縣生態保護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進行了計算，在考慮受水區取水系數和排污分配系數后，測算出2005年甘肅、寧夏和陜西共應向渭源縣支付3.88億元生態補償費用［13］；蔡邦成等人測算出南水北調東線水源地保護區一期生態建設工程建設總成本為1.46億元/年，按照生態服務價值收益比例來確定不同區域對生態建設成本的分擔比重，并由此測算出外部區域對建設區域每年補償標準為1.11億元［14］。
費用分析法較為直觀，但計算中涉及數據多，結果受限于數據可得性與精確性，此外，對于費用分擔系數的設定存在一定主觀性。
1.2 機會成本法
機會成本法是指水源保護區為保護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所放棄的經濟收入和發展機會等［15］。機會成本法測算的基本要素是確定合適的載體［16］，即以該載體為基礎，定量計算出進行生態保護和不進行生態保護狀況下的利潤差值，也即是生態保護的機會成本。常見的載體包括勞動力、土地、森林等［17］。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上，如蔡邦成等在測算南水北調東線水源地保護一期生態建設工程的機會成本時，選擇以土地為載體，根據建設前后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以及相關用地單位面積產值，估算出工業用地和農業用地由于轉換為生態用地，產生的機會成本為1.46億元/年［14］；但更多的研究則往往包括了多種載體，如毛占鋒，王亞平運用機會成本法在對水源地安康的研究中，以耕地為載體，測算了因為退耕還林工程帶來的經濟作物損失為1.23億元/年，此外還考慮了因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工業損失和因為涵養水源導致的漁業損失，三者共計6.31億元/年［18］。
此外，部分學者將水源保護區與參照地區的收入差距作為保護區的機會成本進行計算［5］，利用該方法計算的成本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由于生態建設與保護所帶來的機會成本，因為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除了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以外，還可能受地理區位、資源稟賦、人力資源水平等諸多因素影響，將人均收入水平差異全部歸結為流域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有失偏頗［19］。
機會成本是生態保護者放棄的機會，目前可計算的是基于載體的某一用途所帶來的直接損失，對于間接的損失，如放棄的發展工業等則無法測算，因此計算出來的僅僅是機會成本的一部分。
1.3 支付意愿法
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 to pay, WTP）是對消費者進行直接調查和詢問，了解消費者的對于改善或保護環境的支付意愿，其中由Ciriacy-Wantrup提出的條件價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被大量應用于非市場化物品的價值評估［20］。
根據支付意愿法獲得的數據能夠得出生態補償者所愿意支付的最大值，在現實應用中，其計算方法一般利用實地調查獲得的各類受水區最大支付意愿乘以該地區人口數。如毛占鋒，王亞平以安康為例，運用支付意愿法計算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受水區人均支付意愿為11.68元/年，并由此測算出受水區向水源地提供4.14億元/年的生態補償金額［18］。
盡管支付意愿法獲得的數據在理論上最接近邊際外部成本數值，但是由于調查中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被調查者提供的支付意愿同真實意愿可能存在偏誤，往往需要進行大樣本問卷調查來消除各種誤差。
1.4 水資源價值法
該方法思路是基于水資源可以進行市場化交易的前提，此時可以根據上游供給下游的水資源數量及水質高低，設定交易的價格以及交易的方向――如果是優質好水，下游向上游購買，否則是劣質污水，上游則需要向下游賠償。我國相關的實踐包括浙江東陽和義烏在2001年簽訂的水權協議、嘉興市秀洲區的排污權交易等［21］。
水資源價值法的計算方法為：總水量乘以水價，其中水量可以直接測度，水價格一般可參照污水處理成本或者相似水資源市場交易價格，此外，還可以乘以水質修正系數來確定最終的補償金額。如毛占鋒，王亞平對安康的研究中，根據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調配水量，根據不同用水類型設定水價，并設定水質系數，測算出安康可獲得的補償總額為5.93億元/年［18］。王嶸等人以南水北調東線水源地揚州為例，估算出揚州市2008年為削減COD排放的成本為1.6億元/年［22］。
水資源價值法基于可交易的市場品價格，對水資源或水污染價值進行評價，方法簡單易行，但是水質修正系數的設定主觀影響因素較多。
此外，在機會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方法的基礎上，還發展出了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法，它是一種綜合生態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綜合方法。其核心思想是估算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并且利用估算出的價值進一步確定出生態補償的標準［15］。如蔡邦成等對水源地不同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如氣體調節、水源涵養、土壤形成與保護、廢物處理與凈化、生物多樣性保護、食物生產、原材料、娛樂文化等進行綜合評價，測算出南水北調東線水源地保護一期生態建設工程能為本地帶來0.83億元/年的生態服務價值，并為下游區域和全國其他區域帶來2.13億元/年的生態服務價值，也即是“外溢的正外部性”［14］。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可能有一定高估，甚至超過同期人類社會生產總值［15］，因此往往借助某一調整系數來測算可以接受的生態補償標準［23］，但調整系數的確定往往帶有主觀性，結論偏差較大，因此一般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作為生態補償的上限，現實中該方法應用最少［15］。
綜上所述，不同的生態補償標準測算方法選擇的角度和參照載體不同，均存在一定缺陷，目前該領域仍缺乏統一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本文與現有文獻的差異體現在：將從污染權角度出發，基于機會成本法和水資源價值法，測度出水源保護地由于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所損失的污染權利的市場價值。
2 基本思路與模型
2.1 基本思路
假定流域上、下游分別為甲地和乙地，如果甲地不是流域的水源保護地，那么甲地可以同其他地區一樣發展工業，并在環境容量范圍內排放相應的廢棄物。如果甲地成為流域的水源保護地，那么必須嚴格控制污染排放的權利來保證供給下游的水質。同氣候變化談判中涉及到的CO2排放權即是發展權一樣［24］，污水排放權也是發展權，甲地為保證水質必須關停部分污水排放企業，或者付出更高的成本對污水進行處理后排放，甚至還喪失了部分生活污染權，如上游庫區生態移民等。因此甲地喪失的這部分排污權即是由于乙地對水源保護要求所導致的，也即是下游需要向上游購買和補償的污染權。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說明：在圖1中，區域I表明該地區實施了嚴格的環境管制（如生態保護區的水質約束），那么區域I的經濟發展到A點時，由于受到環境約束而受限，可能產生停滯甚至下滑；區域II中屬于適度發展區間，由于沒有環境約束，而且在正常的環境容量范圍內，因此經濟可以繼續向上增長至B點；區域III則是突破了
環境容量的閾值，經濟可能會繼續增長，但是按照庫茲涅茲曲線，在達到頂點C之后，污染會隨著經濟增長而下降，即出現拐點。
根據對排污權的理解，可以認為正常環境容量與環境約束之間的差值，即圖中的AD即是該地區損失掉的排污權，為了測度排污權的價值，需要確定兩個值：一是損失的排污權，或者說為了保護水質而減少的污染排放量；二是排污權的價格，也即是每一單位污染物所可能帶來的產出值。
2.2 基本模型
由于污染權即是發展權，因此首先確定污染物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函數關系式。設定人均GDP（rGDP）與人均污染量（rWater）之間存在函數關系：
rWaterf （rGDP）（1）
其次依據函數關系計算出每一年的“理論”人均污染量，也即是處于正常發展狀態下，與該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應的污染權：
rWater*t f （rGDPt）（2）
上游地區在環境管制狀態下實際產生的人均污染水平rWatert是已知的，因此每年上游地區由于生態保護和生態建設所喪失的污染權為：
rWatertrWater*t-rWatert（3）
當年該地區總的損失的污染排放權為：
Qwater,tPOPt*rWatert（4）
由于大多數污染物無法通過市場進行交易的，因此污染物價格確定仍是學術界探討的難題，但是可以通過間接的方法對污染物價格P進行估算（譬如選擇單位污水帶來的工業總產值、單位污水的GDP產出，或是污水的處理成本），一旦確定污染排放權價格后，也就確定了上游損失的污染排放權的價值，也即是下游需要向上游購買和補償的部分：
VP*Qwater, tP*POPt *（rWater*t-rWatert）（5）
3 實證測算
3.1 背景介紹
珊溪水庫位于浙江省溫州市境內的飛云江干流中游河段，由珊溪水庫工程和趙山渡引水工程組成。其中珊溪水庫壩址控制流域面積1 529 km2，占全流域面積3 252 km2的47%。壩址多年平均年徑流量18億m3，總庫容18億m3，電站裝機容量20萬kW。每年可向溫州市提供13.4億m3清水，年可引水量7.3億m3，可供溫瑞平原、洞頭縣及飛云江以南沿海地區的平陽市、蒼南縣等地區，供水區內受益人口500萬人，因此也被譽為溫州的“大水缸”。
為了建設珊溪水庫、保護珊溪水庫的水環境，庫區尤其是文成縣作出了巨大犧牲，全縣移民人數13 749人，淹沒耕地4 834畝，林地13 158畝，自身可開發的水電資源、砂石資源和飛云江漂流資源完全喪失，環境保護壓力加大，更重要的是文成縣在工業、農業、養殖業、旅游業以及房地產業等方面均嚴重受阻。
由于缺少相應的生態補償機制，流域上下游之間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治理水平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經濟小縣”承擔著“生態大縣”的角色。2009年文成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 988元/人，處于全溫州地區最落后的位置，最高的溫州龍灣區達到了63 342元/人，為文成的7倍；但與此同時，由于受溫州市行政管轄，文成縣除了遵守國家環境標準外，還要為了保護溫州“大水缸”的水質而遵守更為嚴格的環境管制，文成縣在財政收入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不得不投入巨大資金用于生態保護， 2010年文成縣城鎮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為70%，高于溫州市區62%的水平，飛云江干流水質保持II類標準（上述數據均來自文成縣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wencheng.省略/zwpd/zw_tszf/fzgh/20090304/16627_1.htm）。盡管從2008年開始溫州市出臺了《溫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建設生態補償機制的意見》、《溫州市生態補償專項資金使用管理暫行辦法》等相關文件和辦法，并下撥不少于3 500萬元的生態補償專項資金，但對文成縣而言仍然是杯水車薪。
3.2 模型選擇
為保證樣本數量，選擇了溫州地區的12個縣（市，區）為研究對象（包括：溫州市區、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瑞安市、樂清市、洞頭縣、永嘉縣、平陽縣、蒼南縣、文成縣和泰順縣），時間區間為2002-2007年（主要是由于在統計年鑒中，各地區的污染物數據從2002年才正式），這樣就獲得了12個截面單位6年間的平衡面板數據（panel data），共有72個樣本點，較多的樣本點能夠保證計量模型估計的準確度。
變量rGDP代表各地區的人均GDP水平，數據來源于《溫州市統計年鑒》（2003-2008年），以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計算，單位為元/人。變量rWater代表各地區的人均工業廢水污染量，數據來源于《溫州市統計年鑒》（2003-2008年），單位為噸/人。
根據EKC假設，人均GDP（rGDP）與人均污染量（rWater）之間存在以下關系：
rWaterβ0+β1*rGDP+β2*（rGDP）2（6）
由于存在倒U形關系，因此應滿足:β2＜0且β1＞0 。
此外，根據沈滿洪等人的研究發現，我國有些地區可能并不存在EKC的倒U形曲線，而是可能是N形曲線關系［25］。因此為了找出最能擬合實際樣本點分布的曲線形態，還設定了不同的函數形式。
設定的線性關系式為
rWaterλ0+λ1*rGDP（7）
當符合線性關系時，顯然有λ1＞0，即人均工業污水排放量隨著人均GDP水平增加而遞增。
設定的三次多項式為
rWaterδ0+δ1*rGDP+δ2*（rGDP）2+δ3*（rGDP）3（8）
如果符合N形曲線關系，則應該有δ1 、δ3＞0 且δ2＜0。
對于面板數據的估計有多種方法，根據Hausman檢驗，需要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來進行參數估計，對模型（6）（7）（8）的估計結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對模型（6）的估計中，二次項并非負數，顯然不滿足EKC關于倒U形的假設；但是在三次多項式的回歸結果中，各參數的符號均符合預期，此外模型（8）的估計結果中R2系數最高，因此在三個模型中可以認為最能擬合實際樣本點的是N型曲線的三次多項式模型。
3.3 污染權計算
一旦確定了溫州市所有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污染物之間的函數關系，就可以對文成縣的排污量進行測算，以2005年各地區經濟水平同人均工業廢水排放之間的散點圖為例，見圖2。
在圖2中，圓形散點表示各地區的位置，方框代表的是文成縣，即低經濟水平和低人均污染量，但是根據溫州市的所有地區來看，其平均的經濟水平與人均污染之間應
表1 對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
Tab.1 Result of econometric model
體現在擬合的N形曲線上， 對于文成而言，如果保持其經濟水平不變，在全溫州范圍來看，其平均的人均污染水平應該是處在曲線上的三角形位置，因此兩者之間的人均污染量的差即為損失的人均污染權（從圖2可以發現，處于擬合曲線下方的地區同平均趨勢曲線相比，屬于污染“少排”，而處于擬合曲線上方的地區則屬于過度排放）。
由于函數關系已經確定，根據式（2）可以計算出各年的“理論”人均污染量，與溫州全市平均水平以及文成實際排放水平的比較如圖3所示。
從圖3可以看出，文成的理論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89-5.46t/人，而實際的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僅為其理論排放量的11-31%， 有70%以上的人均污染權沒有使用，如果按照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應的污染水平來計算，文成在2002-2007年中損失總的工業廢水排放權達到677萬t，平均每年少排放112萬t工業廢水。
此外，文成的實際人均排放量僅為溫州全市平均水平的1/20左右，而且在溫州全市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遞增的趨勢下，反而出現文成的人均工業廢水排放水平逐年遞減的趨勢。對于經濟發展尚未跨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轉折點的文成來講，污染權即是生存權，也是百姓的發展權，
在沒有足夠的相關政策配套的情況下，通過種種強制手段抑制文成的經濟發展，人為壓制污染指標的走低，這無疑是剝奪了上游地區人民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正常權利。
3.4 污染價格
由于工業廢水排放主要是工業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所產生的，因此排放的廢水數量越多，相應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越高。當然隨著技術進步和科技發展，每噸工業廢水所產生的生產總值會越來越高。根據歷年統計數據，可以計算出溫州市全市范圍內平均工業廢水生產率，這可以視作是工業廢水的基本價格指數（此處沒有選擇以工業廢水平均處理成本作為污染物價格，主要原因在于，廢水處理成本價格是基于建設與治理成本角度，而本文則是基于機會成本角度，即如果沒有水源地水質管制要求，那么這部分實際放棄的廢水排放權是可以排放的，由此可以產生更高的工業產值），由于不同地區的水資源稟賦、涉水產業和產業技術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為保證結論的穩健，因此選擇各年份廢水生產率最低的值作為工業廢水的參考價格。
3.5 主要結果
一旦確定損失的污染權數量，以及污染物的價格信息后，根據式（5）就可以測算由于喪失污染權所導致的經濟成本―也即是通過計算“放棄的污染權”乘以“污染物參考價格”得到相應的機會成本。
根據表2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從2002年開始，文成由于需要保證水質而放棄的工業污水數量在70-178萬t之間，即便按照當年工業廢水的最低產值計算，每年因此而導致的產出損失為2.47-4.49億元。2002-2007年，文成縣因為水質保護要求放棄了677.2萬t工業廢水污染（正如審稿人提到的，“污染補償首先必須在符合環境排放標準的前提下來探討”，也即是如果排放了這些估算的工業廢水，是否仍然能夠達到國家標準？這主要是由于缺乏適當的假設參照物，即如果文成縣并非歸屬溫州市行政管轄，那么文成縣不受溫州市環保局單獨為其制定的斷面水質環境標準限制，但采用何種新標準卻難以在現實中找到參照對象。此外，考慮到圖3中，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滯后，文成縣即便達到了理論人均排放量，也仍然遠低于溫州市人均排放量，因此我們仍然假定這部分由于額外環境管制所導致的排污權損失即為全部的生態補償金額）， 由此導致潛在產出損失至少19.46億元，平均每年3.24億元。
為保證結論的穩健型，還采取了水權交易方法對生態補償金額進行了驗證，分別考慮水資源交易金額、相應土地補償和發電收益分擔，結果表明2002-2008年，溫州市應累計向文成提供13.36億元水權費用。此外，國內一些相關研究與本課題研究結論較為一致。如《關于要求建立
表2 按照排污權法測算的機會成本（2002-2007）
Tab.2 Opportunity cost based on pollution-rights
from 2002 to 2007
東江源區域生態資源補償機制的報告》中，測算出東江源地區為向珠三角安全供水，2000-2006年間產業發展受限，經濟損失為24.8億元，年均損失3.7億元；又如沈滿洪等人運用機會成本法和土地損耗測算法，計算出淳安作為水源保護地，每年應獲得生態補償資金為2.1-4.6億元［19］。本文的結論同其他研究結論在數量級上較為接近，說明結果較為穩健。
4 結 論
本文從污染權角度出發，用機會成本法和水資源價值法，構建了一個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標準的模型，并以浙江飛云江流域珊溪水庫為例，測算了上游文成縣為保護下游溫州市的“大水缸”所放棄的機會成本，并利用其它計算方法和相關研究結論進行檢驗。由于本文設定的計量模型是基于數據驅動的，因此其形式具有較高的可靠性，而且模型具有一定的可擴展性，如本文探討了流域上游生態敏感區因為環境標準限制所放棄的機會成本，可以采用同樣方法測算流域下游地區由于較寬松的環境標準所導致的侵占收益，并由此可以確定不同區域之間對于流域上游地區的補償分擔比重，當然對于污染物價格的設定存在一定主觀性，這也是未來有待改進和繼續深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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