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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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論文范文第1篇
傳統金融支持方式的選擇
傳統上，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是通過銀行貸款為其提供長期的投資資金和短期的流動資金。由于銀行的經營是建立在高度負債的基礎上，其支配的資金是社會公眾的各類存款，因此，銀行對于其經營資產的安全性格外關注，是風險的厭惡者。當面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特別是那些剛剛起步的企業，銀行出于資金安全性的考慮，往往選擇不貸或貸之以高息。這使得企業融資成本高昂或更本無法獲取貸款。
隨著擔保行業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以上矛盾。企業尋找擔保公司為其提供擔保，作為回報則支付一定比例的擔保費。然而，在實際過程中，由于擔保公司規模限制以及擔保公司風險過于集中，使得擔保行對于那些風險過高的領域涉及較少，使得一些處于起步階段的、但是具有高潛力的企業難以得到資金支持。因此，由于銀行與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企業融資的成本較高以及擔保行風險過于集中，使得這一模式的功能受到局限。
美國中小企業融資的借鑒
在美國，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是眾多中小企業，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網絡技術為依托，涌現了一批像蘋果、谷歌、微軟等的科技型企業，他們幾乎都是從地下室或車庫中誕生，而后逐步發展為業界巨無霸的。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們能夠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迅速成長？我想這與美國金融業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密不可分。
1983年，幾家銀行機構出資創立了硅谷銀行，在過去的10多年里，硅谷銀行一直處于硅谷創業活動的中心。這家銀行對高科技初創企業的金融支持，為美國高科技公司的發展乃至整個高科技行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硅谷銀行在投資中將資金借入創業企業，收取高于市場一般借貸的利息，同時與創業企業達成協議，獲得其部分股權或認股權。使用這種方法的目的在于提高收益，同時降低風險。
以上這種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實質上就是不僅利用銀行信貸為其提供金融支持，而且引入風險投資者通過持有其股份的方式對企業進行投資。
對傳統模式的改進
借鑒美國經驗，為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中出現的銀行“惜貸”、企業融資成本高、擔保公司風險過于集中等問題，我們可以引入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小企業，特別是那些處于起步階段、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予以支持。具體地說，即這些企業可以尋求風險投資公司為其提供擔保，作為回報是將公司的部分股份出售給風險投資方。這樣，企業不僅擁有擔保公司的擔保，而且還擁有風險投資方的擔保，從而大大增加了與銀行談判的籌碼，進而可以以較低的利息獲取銀行貸款；而且，通過出售股份的方式一方面降低了擔保費用，另一方面，也為公司的發展尋求到了戰略投資方，能夠以資本金的方式吸收資金從而大大降低了籌資成本。
資本市場論文范文第2篇
隨著中國證監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于2002年12月1日施行，QFII作為一種資本市場漸進開放的制度安排正式進入中國。本文對QFII出臺的經濟背景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QFII對我國資本市場將產生改善效應、引導效應、糾錯效應、學習效應和介入效應。最后，對QFII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以及風險控制措施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
QFII資本市場金融自由化風險控制
一、QFII的經濟背景：漸進式金融自由化的必然產物
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是中國漸進式金融改革或金融自由化戰略的一個必然產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推行漸進式的金融體制改革，經過20年的努力，我國金融體制在產權結構、市場結構以及金融產業規模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展，金融體系逐步完善，金融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日益明顯。在金融業的改革逐步推進的同時，我國也在努力推進金融業的開放，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在我國的業務規模和業務范圍逐步擴大。但是我國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是相當謹慎的。我國在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之所以未受較大沖擊，其主要因素在于我國資本市場是基本封閉的，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能實現自由兌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國資本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就象有些學者形象地指出的，“我沒有輸球，因為我沒參加比賽”，但是這種幸運并不是永久性的。封閉不是長久之策，中國的金融體系終究要面對世界競爭。資本市場的開放和資本賬戶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是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成長的必然趨勢。QFII的出現，正是這種要求的產物，是我國走向資本市場完全開放和資本賬戶下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這個目標的一個中間目標，一種漸進策略。
從國內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發展態勢來看的話，我們認為，QFII的出臺與近年來我國股市的低迷有一定關系。從1999年到現在，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可以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1年9月之前，這個階段整個證券市場的發展態勢良好，市場交易非常活躍，給經濟發展注入了不少活力；但在2001年9月之后，我國證券市場逐漸走向低迷，人們對股票市場的消極預期增強，2002年全年的低迷態勢更是十分明顯，股票投資收益率也有很大下滑。資本市場的低迷態勢與我國持續高速增長的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趨勢十分不協調。因此，引入QFII，對于激發資本市場活力，遏止資本市場低迷態勢是有一定作用的，盡管我們不應將其估計過高。
QFII出臺的第三個重要的背景是中國加入WTO。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所作的有關金融業開放的各項承諾近期要逐步兌現，其中包括銀行業的開放（最終允許外國銀行業向所有中國客戶提供金融服務）、證券業的開放（允許外國證券公司從事中國股票的承銷和政府債券、公司債券的承銷交易以及基金的發起）以及保險業的開放（最終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在中國開展保險和再保險業務）。QFII的引入，是資本市場開放的一個步驟，通過引入QFII，我們有選擇、有控制、有目的地引入一定規模的外國資本，實現資本市場的部分開放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局部可自由兌換，這是WTO在金融業開放方面的基本要求。中國歷來是以開放促改革，在內部改革壓力和阻力增大、各方利益主體矛盾難以消弭、改革推行成本加劇的時候，通過對外開放來促進改革，是我們一貫的秘訣。QFII的引入和金融業的逐步開放，也必將發揮同樣的作用。
二、QFII對資本市場將產生五大效應
可以說，作為我國金融自由化（包括國內金融體系放松管制、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的自由化）的一個過渡性的步驟，QFII制度對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未來影響必定是深遠的。具體而言，我認為QFII制度會產生以下的效應：
第一是資本市場結構的“改善效應”。我國資本市場中以散戶投資為主，機構投資者的比例僅僅占10%，這種資本市場結構非常不利于我國資本市場容量的擴大和市場穩定性的提高。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機構投資者占整個證券市場的股權比例來看，英國約占75%以上，日本是50%左右。引入QFII，可以大大增大機構投資者在整個證券市場中的比重，這不但可以較快地擴大資本市場容量，而且機構投資者的長遠投資和理性投資會增加市場的穩健性，減少資本市場的波動性。美國股票的年波動率在20%左右，而我國股票的年波動率在60%以上。機構投資者增多，對減少波動率有好處。
第二是資源配置中的“引導效應”。QFII都是在全球有影響的、投資實戰經驗豐富的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來到我國之后，其投資傾向必然會對我國的投資者產生相當大的引導作用，從而影響我國資本市場中的資源配置。從首批獲得QFII資格的瑞銀華寶和野村證券的投資傾向看，它們的投資選擇基本集中于藍籌股。業內分析人士認為，境外機構投資者選擇的并非一定是大盤股，但肯定都是行業龍頭，可見在初期階段QFII感興趣的投資方向是藍籌股。藍籌股的普遍特性是具有行業代表性、流通量高、財務狀況良好、盈利穩定、派息固定。但是藍籌股作為證券市場的基石，卻在資本市場中長期受到冷落，在滬深股市的價值長期被低估，這可能與藍籌股大多屬于傳統行業的骨干企業、盤子大、缺乏想象力有關，而境外機構投資者對藍籌股的青睞，必將使藍籌股在股市中的遭遇有所改觀。
第三是金融監管中的“糾錯效應”。QFII的引入對東道國金融監管提出了嶄新的要求。境外投資者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資本供應者的預期投資回報，因此從利益驅動的角度來說，境外機構投資者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尋求投資利潤的機會。當東道國的政府金融監管、外匯管理機制、證券市場游戲規則、托管銀行管理制度等方面出現漏洞的時候，境外機構投資者就有可能利用這些漏洞進行投機性活動，獲取投機利潤。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QFII的投機活動雖然有可能帶來一定風險，但同時也建立了一種有效的“糾錯”機制。它逼使金融監管部門、外匯管理部門和證券市場管理者及時修補“漏洞”，逐步將相關監管制度嚴密化、監管規則規范化，同時不斷提高監管行為的有效性。在QFII的投機性投資活動和監管者的監管行為之間，永遠存在著這樣一種動態的博弈過程，俗語說“水漲船高”，隨著QFII糾錯功能的實現，我國的資本市場規范性和金融監管水平也必將得到提升。
第四是金融運作和證券投資中的“學習效應”。實際上，一個國家金融業開放的過程，就是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向國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學習過程，外國金融機構給東道國帶來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資金，而是理念。國內投資者從學習國外金融機構的投資理念中，逐漸學會如何判斷金融市場的趨勢，學會如何從經營業績、財務狀況、未來發展趨勢和公司內部機制等方面遴選和甄別不同成長前景的公司，學會如何進行資產組合和資產管理以提高投資回報率，學會如何進行金融創新以提高客戶服務質量和投資收益。獲得我國QFII資格的都是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它們在資本運作方面具備長期的全面的全球性經驗，國內金融機構必將從中汲取寶貴的營養，學習到有價值的投資理念。
第五是公司制度變遷中的“介入效應”。國際經驗表明，機構投資者能夠有效參與上市公司治理，從而對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在美國，機構投資者一般通過“關系投資”和“過程投資”兩種形式參與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關系投資”是指投資者作“耐心股東”，從財務評價和公司治理兩方面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以獲得長期回報。機構投資者積極介入企業管理，參與到企業的財務、人事和發展戰略等重大決策當中。“過程投資”指機構投資者一般不干預企業的管理決策，而是著眼于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的改善、實施反映股東價值取向的治理活動。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可以達到雙方福利的同時增進：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降低了“內部人控制”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的管理機制和運作模式根本改變，從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而同時，機構投資者也通過介入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的改善而獲得更多的投資收益，從而在彌補監控成本之余獲得更多回報。我國引入QFII之后，國外機構投資者必將對所投資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產生巨大影響，從而對我國企業改革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自然，這些正面效應的顯現并不是沒有條件的。我們一方面將QFII看作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我們又應該對QFII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有足夠的估計，尤其是要加強監管力度，防范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同時我們還要清醒認識到，QFII并不是我國資本市場的“救命稻草”，在引入QFII促進金融業開放的同時，我們應該加快金融業內部改革的步伐，尤其是進一步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結構改革，同時為國內合格機構投資者（QDII）和國內民營資本平等參與金融業競爭創造制度條件。[NextPage]
三、QFII制度的國際經驗與資本市場風險控制
新興市場經濟中，有許多國家在90年代以來開始實行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其中包括拉美的巴西等國，東亞的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南亞國家印度等，我國臺灣地區也于1990年12月28日公布開放外國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臺灣股市。應該說，QFII的引入，對于促進東道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對于東道國投資者投資理念的提升與改變、對于東道國資本市場游戲規則和金融監管的國際化與規范化、以及對于東道國金融人才的培育等等，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但是，一些國家和地區引入QFII的經驗表明，我們千萬不要將QFII當作本國資本市場的“救命稻草”。這基于三個理由：第一，在引入QFII初期，由于國內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大量系統性風險，境外機構投資者會持觀望猶疑姿態，因此所引入的QFII規模必然是有限的，對其作用不應作過高預期。第二，盡管大部分國家引入QFII之后引起相當規模的外資流入，從而對本國資本市場產生積極效應，但是也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經驗表明，QFII進入初期由于各種市場因素的作用，QFII介入股票有可能產生不盈反虧的情形。1991年4月QFII正式進入臺灣地區股市，但是QFII介入的股票跌幅超過投資者預期，可謂虧損慘重，截止到1993年10月進場外國資金累計虧損36%。但到1994年8月，由于基本面利好的刺激，外資概念的股票才恢復漲勢，QFII平均獲利率達到42.12%。第三，外國機構投資者的目標與東道國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并非一致，對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對于外國機構投資者，它們所關心的是滿足資金來源國投資者的收益回報要求，這種強利益約束和利益驅動導致我們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國外機構投資者有可能利用東道國在資本市場監管和游戲規則方面的漏洞和缺陷進行投機性的投資行為，這些行為會對本國資本市場帶來比較大的負面作用。
但有些人對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持一種過分的擔憂態度。他們認為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項目的過早開放，這種觀點雖然并非沒有道理，但無疑是非常片面的。新興市場資本項目的開放是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徑選擇、金融體系中金融機構行為的規范化改革、自由化過程中的政府監管和宏觀經濟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從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徑選擇來講，一些新興市場經濟之所以在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出現較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是因為其激進式的自由化策略導致國內經濟政策銜接不力。資本賬戶自由化必須遵循一定的次序，不能一蹴而就。許多實證研究表明，不同國家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國內金融自由化、經常賬戶開放、資本賬戶開放的次序不應一概而論。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資本項目本身的自由化應該是先直接投資，后證券投資；先長期證券投資，后短期證券投資；先放開資本流出，后放開資本流入。我國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正是遵循了這樣的路徑。南錐體國家中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都在20世紀70年代實現了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自由化，但因其采取激進的自由化策略，導致國內宏觀經濟政策難以與金融自由化進程匹配，從而屢次引發金融危機。
從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講，東亞國家普遍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弊端，這些弊端是導致東亞金融危機的內在根源之一。東亞金融體制的最顯著的特征是：強調政府在金融體制中的主導作用；金融體系的產業工具性質；廣泛的信貸配給現象；不透明不明確的金融監管框架；中央銀行缺乏獨立性；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扭曲的銀行——企業關系。這些特征增加了東亞國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有人把東亞金融危機僅僅歸結為資本項目的過早開放，這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
從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金融監管和宏觀經濟控制的角度來說，實現資本
資本市場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國有企業勞動力資本經理人資本價格論量化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有企業改革要進一步深化，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走上持久的良性循環，勞動力資本取代非勞動力資本成為促進國有企業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國有企業經理人是擁有全部國有企業資本使用權的特殊勞動力資本，他具有權，對國有企業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對國有企業經理人的深化認識，充分調動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
(一)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界定
在現代公司制度下，“企業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出資人、經理人（包括企業家）和員工。西方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活動實際上包括市場決策（指在發現相對價格，捕捉市場機會，預測市場走勢之后做出市場決策）和生產過程（即在市場決策的基礎上通過技術手段把生產要素的投入組合成新的產品的過程）兩大相互街接的組成部分。在這兩種經濟活動中，不同的“企業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許多經濟學認為，衡量這種不同的差別性可以用個人財富多少，市場決策能力的優劣以及承擔風險能力高低來區分，也就是說，可用“財富”及“市場能力”為標準來區別“企業人”，其中具有較強的市場能力但財富不多的企業人，被稱之為經理人。國有企業經理人就是指在國有企業所有制形式中沒有法人資產的所有權，而擁有企業的經營決策權的經理人，即國有企業中基于委托與關系（Arrow-port）的法人資產人。
勞動力資本理論（張福明，陽志成）認為勞動力資本是指凝結在人體內、能夠為產權主體勞動力本身帶來剩余價值，包括才干、知識、技能、資歷、時間、健康和壽命等因素的價值。據此可知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就是凝結在國有企業經理人體內能夠為產權主體國有企業經理人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是經理人資本自己在國有企業所有制形式中的表現，具有以下特征：
1、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產權清晰。產權可以分解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產權屬于經理人自身，能夠為自身帶來超過自身價值的價值，而且它不同于其他內部勞動力資本的是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還擁有其他內部勞動力資本和非勞動力資本的使用權。
2、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具有勞動力資本的資本共性。就是能夠為所有權主體經理人本身帶來剩余價值，這也就是馬克思揭示的資本的共性，是勞動力資本的一個重要特征。只有為經理人自身帶來剩余價值，讓經理人從被雇傭的簡單商品的地位轉變為謀求共同發展的伙伴關系，才不至于關閉其積極性，保證了其他資本的保值和增值。
3、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特殊合作性。經理人勞動力資本由于專業、特長、崗位等不同，具有專用性，即單個勞動力資本應用范圍狹窄，因此在使用過程中需要相互依賴協作，而且不是被動的協作，國有企業經理人勞動力資本之間為了獲得合作的超額利益（合作行動的總收益與單獨行動的總收益之差），謀求共同發展，建立企業內的契約，是主動性的合作，也就是說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是合作博弈的過程。而且經理人資本是生產要素的組合人，是企業的創新者和經濟發燕尾服的推動者，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決策人，從而為企業適時而又合理地做出決策，實現管理與土地、勞動和資本三大要素的組合并創造財富，促進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
(二)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重要性
國有企業要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較大優勢，要獲得長足發展，要使國有企業徹底脫困，最難的不是資金短缺、技術落后和社會負擔沉重，而是需要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勞動力資本。西方經濟學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即Q＝ALαKβ（Q代表產量，L和K分別代表勞動力和非勞動力資本投入量，α、β分別表示L和K在Q中的比重），根據函數作者對美國1899——1922年其間有關經濟資料的分析和估算，α約占0.75，β約為0.25[1]。這就說明勞動力資本的產量彈性遠比非勞動力資本的產量彈性大，前者約為后者的3倍。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也作了類似的研究，他通過對美國1900——1957年農業經濟發展的研究發現，在這一期間，非勞動力資本投資增加4.5倍，相應的利潤增加3.5倍；而勞動力資本投資增加3.5倍，利潤則增加17.5倍。所以，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α值，即勞動力資本對全部資本的貢獻率，充分調動勞動力資本的積極性，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是勞動力資本中最具有領導性的資本。他依法擁有法人資本的使用權，具有判斷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質以及掌握了監督和管理、生產要素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在對國有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如何生產等有關全局的大事進行決策。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激勵狀況事關國有企業的興衰成敗。
(三)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狀況及問題分析
1、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現狀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積極性的激發水平令人擔憂，導致優秀國有企業經理人流失嚴重。據1999年某調查表明國有企業經理人對管理方式的不滿意率是48%，其中在薪酬項目調查中，認為薪酬待遇公平的僅占13%，而不公平率竟達57.4%[2]。另據2002年薪酬滿意度調查，國有企業經理人的不滿意情緒相對外企業經理人而言，更明顯。認為“太少，與我付出相差太大”的比例達到27.28%，而在外企中這一比例只有16.34%[3]。再從表一中可以看出，國有企業普遍存在嚴重不公平的分配機制，它極大的損傷了經理人的經營管理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表一：2000年各性質企業經理人薪酬水平比較表（％）
年薪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
2萬元以下62.650.320.015.8
2萬至4萬元25.023.514.225.7
4萬元至6萬元7.98.715.020.1
6萬至10萬元3.98.019.917.6
10萬至50萬元0.58.716.712.7
50萬元以上0.10.814.28.1
資料來源：引自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02《中國企業經營者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
這種不公平性主要表現在：
（1）平均主義的獎金制度泛濫成災。獎金人人拿，干好干壞，做多做少一樣拿，而且經理人資本與其他勞動力資本的薪酬差距沒有真正拉開，變相地把浮動薪金固定化，又出現了新的“大鍋飯”，不能體現不同勞動力的不同貢獻，也束縛了經理人資本積極性的發揮。
（2）薪酬的數量度量缺乏客觀標準，主要還是依靠定性指標。缺乏一套系統的以業績為理念的管理文化，其中薪酬的量化標準有待著力研究。
（3）國有企業經理人薪酬固定比例非常高，浮動部分偏低，不能真正體現經理人資本的價值，很難激勵經理人為企業創造性地工作。
（4）很多政企未能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理人仍由政府任用，薪酬的發放往往論資排輩，處處出現“工齡工資”，這就無形地排擠了年輕的優秀經理人。
2、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現狀的后果
國有企業經理人的這種薪酬現狀，導致部分經理人心理和行為變異，通過不正當手段來獲得使自己心理感到公平的“灰色收入”或者在離任前基于對自己所做的貢獻沒有得到合理的待遇補償時鋌而走險地“自我獎勵”、違法獲得物質利益而出現“59歲現象”。據一份對虧損國有企業的調查表明，政策性虧損和宏觀經濟變動引起的虧損占10%，而因經營管理不善引起的虧損竟達80%左右[4]。在國有企業虧損的同時，企業經理人的經濟犯罪現象嚴重，據遼寧省各級檢察院1993年以來查處的發生在虧損國有企業的1546件經濟犯罪案件中，涉及經理層的占一半以上，而在這些經理人犯罪案件中，快退休的經理人占75%[5]。可悲的“59歲現象”讓許多本非常優秀企業家跌落為階下囚。
3、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程度的原因分析
國企經理人勞動力資本的積極性激發現狀從勞動力產權關系上分析，是由現階段薪酬的本質所決定的。目前國有企業還處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度時期，勞動力仍然是簡單的商品，勞動力產權關系不清晰，在政治上國企經理人是國家的主人但，在經濟上勞動仍然表現為雇傭勞動，薪酬是雇傭勞動的實現形式，按照等價交換原則進行，薪酬的本質是勞動力的價格或價值的表現形式。這一薪酬本質下的國有企業經理人的收益只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根本沒能力增加勞動力資本投資，極大地阻礙了國有企業經理人積極性的發揮。
（四）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的必然性
把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作為資本來對待，提出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并非偶然的異想，它適應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充分調動國有企業經理人的積極性，繼續深化實施國有企業“兩個置換”（聶正安，湖南商學院教授），使國有企業改革走向終極的理論依據之一。
在工業經濟時代，雇用勞動制成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主要方式，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不再滿足于被雇傭的簡單商品地位。生產力進一步了發展，勞動力資本成為必然。國有企業面對知識經濟時代，把國有企業經理人作為資本來使用、增值即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化是趨勢、是方向。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化就是國有企業經理人作為產權關系的主體與資本所有者在生產領域對受委托的全部法人資本行使使用權，以勞動和資本雙重的身份分享企業剩余價值，導致自身收益的增值。勞動力資本化使薪酬的本質發展為勞動力資本價格，國有企業經理人可以得到自身勞動力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剩余價值，使得國有企業經理人得以維持簡單再生產，而且又能夠激勵經理人增加勞動力資本投入，提高自身素質，給經理人資本擴大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因為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使薪酬突破了經理人價格的數量界限，使勞動力資本的投資邊際收益率不再為零，適應了等量投入要求——等量收益的市場經濟規律，自然能夠激勵經理人增加勞動力資本投資。
目前在國有企業中，經理人年薪制、經理人持股計劃等新舉措是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支撐下出現的新事物，把經理人個人利益和企業整體的長遠利益捆綁在一起，能夠長期激勵經理人為企業創造價值，必然能夠在優良的土壤里茁壯成長。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使國有企業由簡單的按勞分配走向把按勞動與按資本相結合的分配，由過去的按勞動力價格分配走向按勞動力資本價格分配，使經理人憑借自己的勞動和本身的勞動力資本所有權分享企業剩余價值，真正實現了多勞多得，體現了薪酬的公平性。從這一角度分析，經理人資本價格論也是調動國有企業經理人積極性的較好理論。
二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量化函數
（一）薪酬
薪酬是勞動力資本價格的普通稱呼，它是指勞動力資本投入勞動的補償和資本收益，同時也是企業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薪酬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功能：1、補償功能。對勞動力資本必要的勞動消耗的補償，以維持勞動力資本的簡單再生產；2、激勵功能。勞動力資本價格能夠給勞動力資本帶來剩余價值，運用得當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力資本的積極性，激勵勞動力資本增加自身的投資，從而提高勞動效率。
3、調節功能。市場化的薪酬——勞動力資本價格實現了勞動力的全社會合理流動，能夠促進勞動力資本優化配置。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6]。薪酬可以使國有企業經理人獲得食物保障、社交關系及尊重的需要，有時還代表其在企業中的成就和貢獻以及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滿足經理人自我實現的需要。
如何正確計量、支付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呢？也就是說怎樣定量分析國有企業經理人的薪酬呢？目前我國國有企業中較為流行的經理人薪酬模式有以下幾種：
1、準公務員型模式：基本薪金＋津貼＋養老金計劃；
2、一攬子模式：就以某一個固定值（一般以年薪衡量）來支付；
3、冰山式薪酬模式：基本薪金＋年終大紅包（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4、非持股多元化模式：基本薪金＋津貼＋風險收入（效益收入和獎金）＋養老金計劃。
以上四種薪酬模式隨著全球經濟的日趨發展和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弊端不斷顯露：1、經理人責任心下降，易于產生偷懶行為，只能激勵經理人的短期行為；2、經理人的行為有變異趨勢，如前文所述的“灰色收入”和“59歲現象”。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理論上是由國有企業經理人的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資本收益構成，即由按勞動分配和按資本分配相結合，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是按勞分配與按資本分配相結合的產物。
（二）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的量化函數
正因為此，引起了一些理論學者的濃厚研究興趣。1974年，加里貝克爾和喬治斯蒂格勒（BeckerandStigler，1974）構造了一個委托——（Arrow——Port）模型來分析行為人的執法者的瀆職行為，其目的是尋求抑制執法者的瀆職行為的最低薪金[7]。他們比較了執法人員永遠不瀆職的執法行為和只在第i期（i＝n，n－1，…,1）瀆職時執法者的收益。
1、一個任期為N期的經理不瀆職，則他的預期收益現值為S＝W1＋W2/(1r)…Wn/(1r)n-1
2、如果經理在第i期瀆職，則經理的預期收益流現值為：S＝W1＋W2/（1＋r）＋…＋Wi－1/（1＋r）i－2＋[（1－P）（b＋Wi）＋PVi]/（1＋r）i－1＋[（1－P）Wi＋1＋PVi＋1]/（1＋r）i＋…＋[（1－P）Wn＋PVn]/（1＋r）n－1
在上面的兩個式子中，S表示經理人在任期內的預期收益流現值，P表示瀆職者被發現的概率，b代表由瀆職者而帶來的貨幣值，r表示貼現率，Wi是執法者在第i時期上的固定收入，Vi表示執法者的瀆職行為被發現后在其他職位上的收入
該模型提供對經理人行為選擇的一個基本描述，為分析經理人薪酬提供了工具支持，但從我國國企經理人的現狀來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適應性：（1）假定經理只在某一期采取道德風險行為，但考慮“有限理性經濟人”，只要道德風險行為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經理就會在其任職的每一年都進行，直至他被發現或者是離開企業。在我國已經披露的經濟案例中，只犯案一次的經理占極少數。（2）沒有考慮經理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按勞動與按資本結合分享企業剩余價值部分，這一部分價值與企業業績密切相關，在討論人行為激勵問題時是一個要重點分析的因素。
在我國國有企業經理人薪酬制度中，從全社會角度看，涉及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競爭和支付薪酬吸引、留住人才；從單個企業內部來看，涉及到保險與激勵兩個問題，要求既能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又能克服經理潛在的道德風險，防止經理為獲取個人的高收入而在經營中采取過分的冒險行為，同時又可以激勵經理努力工作，在追求個人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同時，最大化企業市場價值。基于此，接下來進一步討論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量化函數。
在我國，縱觀全國國有企業，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已經上市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二是為已發行股票（內部發行）但還沒有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公司）；三是沒有進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的企業.據《經理人》雜志曾委托深圳市蘭邦市場調查公司所調查的結果顯示，國有企業經理人心目中理想狀態的薪酬構成依次是基本薪金、獎金、住房津貼、醫療、保險、交通津貼、學習進修的機會、一定額度的交際應酬費用、企業內部股份和其他。這種薪酬的組成部分對于國有企業并不陌生，但往往執行之后并不見效，這原因就在于企業在確定經理薪酬即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時，沒有一個標準的模型或函數，在各組成成份中比例失調，既使絕對數量上去了，相對外部而言，相對數量又顯示出了不公平性，使薪酬喪失了其本質作用——激勵功能。一般情況下，國有企業經理的薪酬由經理人勞動力價格（維持經理人勞動力資本簡單再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價格總和）和按勞動分享與按資本分配的企業剩余價值組成。如果用S表示一定時期內（以一年為標準）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現值，則S＝（A＋KB）/（1＋r）
其中A是勞動力價格，它與個人績效無關，但受其他因素影響，B是企業剩余價值，與個人績效緊密相關，K是一個衡量個人績效對資本價格影響程度的權值，在討論范圍內，0≤K≤1（K＝0時，S＝A，是傳統薪酬模式），r表示一定時期內的貼現率。這個函數看似簡單，但它非簡單的線性函數，S＝A（1、2、3、…、n）＋KB（1、2、3、…、n）。本應說復雜的函數可能對于經理心理、行為的調節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但過分復雜的函數或模型會導致其不可操作，為此，在筆者的討論中，把A看作一個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的固定值，K在同一企業中也被近似看作是不變的，此時，經理報酬函數可以從線性的角度來考察。
與個人績效無關的勞動力價格A一般是指經理人勞動力的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它的作用只在于維持經理人的簡單再生產。雖然這在一定時期是相對穩定的，具有一定的確定性，但它與經理人所在部門的經濟效益以及企業經濟薪酬緊密聯系在一起，經理人所在部門或企業的經濟效益越好，自然經理人勞動力價格A也就越高，這有利于增強經理人切實關心企業、為企業貢獻自己的精神。勞動力價格在全部薪酬中所占比例一般為10－20%，不同企業可根據不同情況而確定。
與個人績效有關的變量是薪酬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基本薪酬即福利性薪酬（醫療、保險、養老金計劃、交通補助、住房津貼、帶薪休假及學習進修機會）B1和獎勵性薪酬B2。基本薪酬在內容上不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它主要以部門、崗位、經理人知識、學歷及能力為基礎，同時受企業外部因素如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供求狀況等影響，但是基本薪酬在發放的形式上與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并不分開。因為基本薪酬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在一定時期內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KB1近似被看作一不變量，與A值一起在實際中一般以月薪、季薪或半年薪發放）。獎勵性薪酬B2是指一定時期內在企業市場價值增值的情況下，根據經理個人對企業業績的貢獻率K的大小而發放給經理人的薪酬，它是一種風險性收入，為此這部分薪酬使經理人從企業的長遠利益出發，切實地去關心企業，努力為企業的發展而工作，這有利于克服經理的短期行為，激發其長期行為，解決國有企業的“老大難”問題。據有關資料表明，基本薪酬約占薪酬總額的50－60％，獎勵性薪金約占薪酬總額的20－30％。
-（三）函數在不同國有企業中的具體核算
1、股票已上市的國有企業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
S＝[A＋K（B1＋B2）＋W]/（1＋r）（1）
其中W是表示該經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買方期權（至少二年以上），用N表示該企業一定時期內流通的股份數量（不包括本期新增股），P1、P0分別表示該企業股票的期初和期末收盤價，Pti表示公司股票的動態價格，Pt0表示經理期權的履行價格，M為經理在公司所購買的股票數量（經理在與企業簽訂購買股合同時，可以只付一定數額的現金，如合同簽訂以Pt0的價購買公司股票100萬股，可以只付10萬元或更少一點，如果企業業績很佳，經理人甚至可以在簽訂合同時無需支付現金，只要求交納一定的押金，在其履行期權時支付所購股份的現金，這使得雙方都無需承擔現金損失，是一種很好的規避風險型投資；另外，經理可以放棄期權，只是押金扣除）。于是，由（1）式可得該類型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形式為：
S＝[A＋KN（P1－P0）＋M（Pti－Pt0）]/（1＋r）
（N>0，M≥0）（2）
由（2）式中的第二項，我們可以看出，企業經理報酬是股票期末價格的增函數，股票期末價格（P1）越高，經理所得報酬也就越多，且其增加的幅度由公司的流通股數量N決定。從第三項可以看出，當股票價格Pti超過買方期權價格Pt0時，經理的報酬S也會隨之增加，增加的數量與期權的股票數量呈正相關，其增加權值為M。從以上兩項我們都能看到另一種情況即當期末價格小于期初價格或買方期權價格大于股票動態價格時，經理的薪酬S會大幅度地下降，甚至影響到A。這對于那些熱衷于配股、擴股以擴張資本而忽視公司內部治理人的公司，起著積極地抑制作用。因為當股票下跌時（P12、股票已發行但未上市的和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
S＝[A＋K（B1＋B2）＋hMP＋tZ]/（1＋r）（3）
其中的B表示企業的利潤增量，M表示經理所購買的該企業的股份量（當M>0時，則（3）式為已發行股票但未上市的國有企業經理人的勞動力資本價格；當M＝0時，則（3）式為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P是購買的單價（企業發行股主要目的在于集資，為此經理人無須簽訂購買合同，只要在購買時付清現金就行），h表示該企業每股股票所能分紅的權量，一般由企業自主決定，Z表示企業的相對業績（未上市國有企業無法確定自身的市場價值，為此用企業相對價值來初估自身價值），t是其系數。
從（3）式中，可得出，一方面，hMP是一個非負數，不管企業盈利還是虧損，它都有利于經理工資的增長，經理層會積極購買企業股票，取得分紅的權利（至少二年以上才可分紅）。但同時也會促長經理人的“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心理，使其表現出一定的懶惰性。另一方面，KB是經理薪酬S的一個增函數，企業利潤增量越大，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就越高，這就使得經理切實關心企業的業績，一心去提高企業的利潤增量來最大化自己的價格，其缺點是易于激發經理人的短期行為。為此又引入另一個變量tZ，tZ是表示經理根據企業相對業績所獲得的收入，它把企業與同行業企業的競爭掛上鉤，有利于企業自身競爭力的增強，激發經理人長期行為，Z采用企業的相對業績表示而不采用企業相對利潤，是因為企業的相對利潤并不一定具有相關性，失去比較基礎，也就無法準確判斷出企業經理人的真正價格，而企業的相對業績可以反映出企業的規模、技術水平、企業的地理位置、歷史因素、經理人能力對其的影響率。所以利用本企業的相對業績在實際中更易于應用。
以上分析表明，對于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經理，他的薪酬相對而言，除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外，其余的薪金沒有多大的保護性，更具有風險性；同時，也無法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易于產生鞭打快牛的輪棘效應。為此股份制改造，讓國有企業走進市場，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是國企改革的必然趨勢。目前，針對第二類、第三類企業，在實際中可增加一個保證國有企業保值與增值的約束，即如果在經理的任期內，經理使資產增值，則可在得上述報酬的同時，還可以拿到一個與企業資產增值密切相關的獎勵紅包，否則，經理的報酬將以上述報酬為基礎進行沖減。
三國有企業經理人勞動力資本價格量化函數實施將存在的問題
（一）參數K的估計問題。理論上分析，K應該是一個區間段，即K屬于（0，1）。因為K是一個衡量個人績效對薪酬影響的權值，當K＝0時，個人績效對薪酬產生負激勵或者根本不產生激勵，只會扼殺經理的積極性，增長經理的惰性；而且薪酬要具有保健作用，它不僅受個人績效的影響，而且根據勞動力資本價格論要增強個人績效對薪酬影響的作用，我們可以認為M屬于（1/2，1）。
（二）企業相對業績的評估。企業相對業績是把企業作為一個主體融入市場，并與之相同行業的企業相對比而得出的，它加強了企業的競爭觀念。但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企業規模、市場占有率、市場知名度和美譽度、企業的技術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且各項因素的估計又具有一定的不可確定性。為此企業應委托專業公司完成，以節省人力、物力、財力。
（三）委托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建立在人業績上的激勵模型要求有關人業績信息是對稱的，因為只有在此情況下，委托人和人才都知道前者應該支付給后者多少，模型才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否則，若有關人的業績的信息是非對稱的，或業績的度量具有主觀隨意性，人若無法證實委托人觀測到的信息，則可能出現委托人道德風險問題。因為當委托人觀測到產出高時，根據模型委托人應該支付給人高的報酬，但委托人可能謊稱產出不高而逃避履行責任，把應支付給人的收入據為已有，如果人預期到委托人可能要賴賬，人的工作積極性就會大大下降，薪酬的激勵作用也就失去了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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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經濟管理出版社；
-[2]秦穎王衍飛《國有企業員工士氣水平的調查與分析》——《管理現代化》
-2001—1；
-[3]21世紀人才報2002年《薪酬概述》；
-[4]、[5]黃群慧張凡《國企經理,行為如何長期化》；
-[6]周妙群主編《管理心理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6；
-[7]譚勁松黎文靖《國有企業經理人行為激勵的制度分析：萬家樂為例（上）》——《管理世界》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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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辛向陽《“五九現象”與中國的企業家制度》——《工業企業管理》1999—11；
-2、張福明勞《動力資本價格論——對現代市場經濟中工資本質問題的研究》——《探索》2001—1；
-3、鄭大奇王飛翔主編《薪酬支付的藝術》中國言實出版社；
-4、李勇《國有企業經理報酬制度》《工業企業管》1999－8；
-5、陽志成《淺析勞動力資本》——《經濟論壇》；
-6、魯開根《國有企業家資源價值配置模式與政策取向》《商業經濟文薈》2001－4；
-7、張國強《淺析國有商業企業的產權缺陷及對策》2000－2；
-8、王剛《期權：國企經營者激勵的新方式》《工業企業管理》2000－9；
-9、秦穎王衍飛《國有企業員工士氣水平的調查與分析》《管理現代化》2001－1；
資本市場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跨國并購直接投資資產重組市場化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24196個，合同外資8280.60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4479.66億美元，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由于我國政策的限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一般都是采用新設投資的方式，跨國并購這一跨國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方式在我國利用外資中所占比重并不高。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1年我國吸收了468.88億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只有不到5%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我國的。本文論述了汽車工業跨國并購之所以難以在我國廣泛展開，主要面臨著法律、體制、資本市場、企業文化等方面的障礙。
2跨國并購面臨的主要障礙分析2.1法律障礙
（1）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體系不健全。我國還沒有專門適用于外資并購的法律，僅有的幾個用于調節外資并購活動的規章制度，如2002年10月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2002年11月，證監會、財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特別是2003年3月7日頒布、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成為我國第一部外資并購的綜合性行政法規。綜觀這些法規，其規定原則性太強，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缺乏一系列的外資并購配套法規，如《反壟斷法》、《社會保障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資并購的發展。
（2）缺乏科學、高效、透明的外資并購審批制度。我國在《合資經營企業法》、《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細則中對外資進入做了規定，但這些規定從總體上看，具有重審批權限和程序界定，輕操作辦法的特點。例如《外商收購國有企業的暫行規定》雖然是直接針對外商收購國有企業行為制定的，但其中的實質性內容只是設定了審批權限和審批程序，而對許多細節性操作問題沒有明確規定，缺乏內在協調性和結構的嚴密性，難以構成一個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審查外資準入的審批制度，因而極易引起外商的誤解。
（3）缺乏排斥地方利益約束及國有股權管理的法律制度體系。由于汽車制造企業是以資本為紐帶，以全球為資源利用銷售市場的綜合產業，其本質決定了該產業排斥地域封鎖和地方保護主義。而我國汽車制造企業一般都與所在地方具有密切的聯系，許多汽車生產廠家都是借助于地方性產業政策及地方法律法規得以發展起來。更多的地方通過設立國有股權投資公司來對相應的地方汽車生產企業達到控股或參股。因此，急需建立排斥地方利益約束的法律制度體系。汽車制造企業一直以國有股權為主控制，雖然多數汽車制造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都已經進行了改制，但國有股包括國有法人股的股東權利的行使路徑并沒有真正清晰過。因此如何建立關于國有股權管理的法律制度體系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2.2體制障礙
(1)企業產權不清，治理結構不健全。在企業產權不清晰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國內企業的收購標的本身就蘊涵了巨大的風險，收購后的企業組織也難以通過產權來實現對資源的內部化配置，并形成跨國直接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因此，企業產權不清嚴重制約了跨國公司的并購意愿。又比如股權結構的缺陷，目前我國企業的大股東平均控股比例大多在50%以上，這種特殊的股本結構使得外商想成為控股股東就必須取得較大比例的股權，無形之中增加了并購成本。外資企業若不能控制被并購企業，就無法獲得轉移技術和管理能力優勢的收益，也無法把在生產經營、營銷手段、售后服務等方面的經驗嫁接到國內企業中來，跨國并購的優勢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2)資產評估問題。外商購買國內企業時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購買價格。目前，國內企業的資產評估大多采用國有資產評估制度。評估部門的評估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確認是以賬面資產為準的，而外商接受的價值不是賬面價值而是市場重置價，即該企業的實際價值，這和賬面價值有較大的差距。這個問題是外商購買國內企業難以成交的結癥之一。另外，全國僅有國有資產評估機構400多家，專門從業人員
1000余人，遠不能滿足需要，評估實際水平距國際水平差別甚大，操作過程中有時還受行政干預。一些國內企業的資產沒有經過規范化的核定和評估，如對企業品牌、商標、信譽等無形資產的評估。
2.3資本市場障礙
所謂資本市場障礙是指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的缺陷，從而為企業之間產權交易設置的障礙。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是企業間開展并購的前提條件和基礎。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還決定了企業并購活動的發達程度。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證券市場的發展直接影響著上市公司并購的質量。國外大多數企業間的并購都是在證券市場上完成的。我國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不僅市場規模比較小，而且本身帶有很多的不規范性。目前國內的資本市場，除A股市場剛開始對合資企業開放之外，基本不對外資開放；證券市場上“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國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而流通股B股、H股數量有限，加之股市低迷、信息披露不規范、幕后交易時有發生。這些都大大限制了外資通過證券資本市場進行跨國并購。
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的另一表現是金融工具品種少，企業籌資渠道狹窄。并購活動耗資巨大，單純依靠一個公司自有資金顯然是不現實的。在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要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借別人的錢來完成跨國并購。90%以上的并購資金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以股換股、抵押貸款、信用貸款等融資手段籌資。但我國絕大部分并購活動還僅僅停留在資產無償劃撥、承擔債務或現金收購等方式上，并購活動中的融資效率十分低下。
2.4企業文化差異造成的整合障礙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并購呈現出范圍廣、巨額化、跨國化等一系列新特點，逐漸成為世界各國企業擴大規模、獲取競爭優勢的最有效的戰略選擇。但這一戰略選擇的實現并不完全取決于有形資產規模(如廠房、機器、技術、資本等)的簡單疊加，更重要的是實現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從有形資源到以企業文化為核心的無形資源的整合，從而在根本上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跨國并購中，并購雙方來自不同的國家，政治、經濟背景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東西方文化差異造成的沖突不可避免。由于并購中往往要涉及到人員變動、管理模式選擇等問題，雙方文化的差異就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顯。據有關數據統計，在全球范圍內資產重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而那些失敗的重組案中80%以上直接或間接起因于新企業文化整合的失敗。因此，如何通過整合在企業內部建立統一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實現“l+1>2”的效應是并購雙方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3采取的主要對策與建議
3.1健全外資并購法律法規，適當簡化審批程序
首先，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及其發展中國家的成熟經驗，構建起既符合國際慣例，又體現我國具體國情的、操作性強的外資并購法規體系。具體而言，應將重點放在《企業兼并法》、《反壟斷法》、《產業政策法》等法律的制定上。在制定上述法律的基礎上，還應完善其他配套法規和制度，以更好適應外資并購的需要，如修改《公司法》中關于公司投資限制的規定，適當放寬收購資金的到位期限；完善《證券法》中要約收購的規定，使國有股向外資轉讓的比例進一步合理化；完善《企業破產法》，使破產企業的債務清晰、職工安排與安置進一步合理化，減輕外資并購的相關成本等。其次，簡化外資并購的審批程序。外資并購的審批制度要按照國際慣例改為實行有限度的自動核準制，用統一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審批程序，明確審批權限，強化審批責任，簡化審批手續，合理規定審批時限。外資并購的審批權力可以適當下放，此外，國家及各省市都應該盡可能設立或委派專門機構開展外資并購的審批工作，以防止出現政出多門、相互沖突的現象。
3.2規范資產評估制度，提高資產評估水平
科學合理的資產評估制度為企業并購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有助于外商對目標公司的資產結構、經營狀況、資產價值、獲利能力等重要指標進行詳細了解與科學分析，從而確定恰當的并購交易價格，使得整個外資并購工作定量化、規范化，避免主觀隨意性。因此，必須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我國現有的資產評估制度，努力提高評估水平，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以實現既保護國有資產在外資并購中不受侵害，同時又保證外資并購活動順利進行的目標。我們在轉讓相關資產時，要尊重國際通用的評估原則和方法，不應人為地要求國有資產、國有股權的轉讓定價不得低于凈資產價格，同時，也要改變不論國有資產質量如何，一律用重置成本法來評估其價值的做法。
3.3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暢通外資并購的市場渠道
資本市場是跨國并購的重要平臺。就目前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還相對較小，而且缺乏高度流動性和穩定性，要想真正成為外資并購國內企業的基本平臺，還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進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A股市場上市；二是當市場發育相對成熟，監管制度相對健全時，有限度地對外資開放二級市場，適當允許外資通過收購流通股來達到并購的目的；三是對于外資收購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在“禁售期”滿之后，是否可以借助QFII機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來解決其持有股份的流通問題，以調動外資并購國內上市公司的積極性，也給外資退出被并購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渠道；四是建立上市公司國際并購審查制度，防止國家相關的優惠規定被純粹的投機性外資所利用，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五是建立一支能夠為外資并購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國內中介機構。
3.4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規范汽車制造企業治理結構和股權制度
按照現代公司制度規范，依法落實股東責任、董事責任和經營責任，實現責權利相結合，使其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獨立主體，徹底脫離行政附庸的角色。逐步實現地方國有股權在當地汽車制造企業中退出控股地位，這樣在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影響的同時，還可以保障汽車制造業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進行零部件采購和汽車銷售，徹底消除地區貿易壁壘和資源壁壘。與此同時，建立清晰有效的中央與地方兩級有機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
3.5加快產權市場建設
市場化是汽車制造企業進行產業內并購重組的根本保障。要建立以自由競爭為特征的企業并購市場環境，通過企業之間的股權關系紐帶，逐步形成以股權并購為主要形式的產業內并購，同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立企業并購市場規則。同時通過汽車制造企業國有股權出讓獲得資金，專門建立以汽車技術開發為主的投資公司，支持中小科技企業，確保中國在汽車新技術方面的合理利用和技術開發，再以向大企業轉讓或由原企業股東回購的方式退出，逐步建立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技術支撐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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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勤.跨國并購影響因素的理論解釋與述評[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3(1)
資本市場論文范文第5篇
1．1上證綜指和國債指數相關系數分析
根據表1的上證綜指和國債指數的相關系數分析，可以看出，2003年、2004年為正相關關系，2005年為負相關關系，2003至2005年總體程度上呈負相關關系。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居民投資對象也不僅僅局限于銀行存款、國債等風險較小的金融工具，越來越多的資金涌入股票市場尋求資本保值增值，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翹翹板效應”逐步表現出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效應會在將來更加強烈和明顯。
1．2上證綜指和國債指數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根據表2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從滯后2期至7期，上證綜合指數和國債指數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上證綜合指數的變化會引起國債指數的變化，即滬市股票行情的變化會引起國債市場行情的變化，但是反向關系并不成立。原因很簡單：被稱作金邊債券的國債的信用等級在所有的債券中是最高的，大部分居民將國債投資作為儲蓄的一種變相形式；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習俗都強調儲蓄的重要性，因此當股市風險增大時，會有大量資金涌入國債市場；但是當國債市場收益不景氣的時候，表明無論什么金融工具都很難在保證資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取得好的收益，大部分居民會選擇持幣觀望或者消費，而不會投入股票市場。
2上證綜指收益率和國債收益率相關性分析
筆者根據國債綜合指數和國債指數計算出上證綜指日收益率和國債指數日收益率，計算公式如下：
上證綜指日收益率：RLNSZt=log(SZt)–log(SZt-1)
國債指數日收益率：RLNGZt=log(GZt)–log(GZt-1)
下面，我們采用同樣的相關分析方法分析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
2．1上證綜指收益率和國債收益率相關系數分析
根據表3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2003年、2004年國債收益率和股票綜合收益率呈微弱的正相關關系，2005年呈微弱的負相關關系。2003年至今，兩種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呈微弱的正相關關系。總體而言，二者收益率沒有必然相關關系。原因在于：一方面，股票市場和國債市場之間的資金流動并不順暢，限制較多，大多數機構投資者尤其以保險資金和社保基金等對風險要求較為嚴格的資金大部分都投資于國債和金融債市場，政策規定不允許其將過多資金投資于股市，在國債市場收益率較低的情況下也無法將資金轉移到股票市場；另一方面，過去股票市場的退出機制并不完善，很多居民投資者在套牢的情況下很難退出，資金流通不通暢，收益率作為投資風向標的作用并不明顯。
．2上證綜指收益率和國債收益率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根據表4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結論，從滯后2期至7期，上證國債收益率和綜合指數收益率都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這與相關系數分析的結論一致。
3政策建議
發達資本市場和我國資本市場對比分析表
發達資本市場
中國資本市場
1．國債指數和股票指數存在強相關關系，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
1．國債指數和股票指數弱負相關關系，股票指數對債券指數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
2．國債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存在強相關關系，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
2．國債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存在微弱相關關系，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3．強式有效市場，信息和資本自由流動。
3．弱式有效市場，信息和資本流通不暢。
4．資本追隨利潤自由流動，不同市場和地區之間的套利活動頻繁，導致不同市場和地方的收益率趨于平衡。因此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收益率存在強相關關系。
4．資本項目管制較多，無法進行自由流動和套利。不同市場的資金進入和退出機制并不健全，國際和國內市場資本流通不暢。因此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收益率不存在強相關關系，僅僅表現在市場行情即指數的相關關系上。
根據表5的結論，為了更好的發揮證券市場的價格發現和資金配置的功能，提高我國資本市場的效率，我們建議重點發展以下幾個方面：（1）積極穩妥地推進股權分置改革，盡快解決國家股、法人股上市問題。上市公司設置國家股、法人股，而且國家股和大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這是我國股市在特殊情況下的產物，它既不符合《公司法》，也不符合國際慣例。國外股票市場的ARCH類模型參數估計之所以趨于合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證券市場規模的壯大。因為只有規模足夠大，才能避免少數人操縱股市，減少過度投機。我國證券市場還不十分活躍,還存在少數人操縱價格，使股票市場過度波動的現象，這與國家股、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這個因素有關。（2）穩定證券市場結構，積極培養一支結構合理的投資者隊伍。中國股市存在著過度投機現象，因此，要注意投資者隊伍的素質培養，培養一批具有專業投資理念的從業人員，必然可以有效地緩解我國股市嚴重的投機現象。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在證券結構方面，要發展大盤股，按照產業政策，對高新技術企業及重點能源、交通、原材料企業，要支持它們上市籌資；二是在需求結構上，要增加機構投資者，組建真正的投資基金，因為真正代表投資者的基金組織都是比較穩定的，一般是以投資為主，而不是以投機為主。（3）政府應避免過多行政干預，讓股票市場盡快市場化、法制化、規范化。在完善的金融市場上，政府主要是利用政策手段，制定各種政策法規來影響市場各主體的行為，以達到間接地調控市場的目的。成熟股市的股價由市場自由調節，并且波動時間一般都比較長。每一次大的政策變動，都會引起股票市場短期的劇烈波動，從而助長股票市場的投機行為。政府對股市的管理更應該走上正規化、法制化的軌道，加快建立法治秩序，改善法規體系與司法效率，包括建立能切實保證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員履行對全體股東的受托責任的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股東權利和債權人權利的保障機制。完善的公司法和證券法是證券市場健康運行的基本先決條件，迄今為止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過程證明了這一點。（4）規范證券市場的信息機制，使股票價格能準確地反映股票的真實價值。由于我國股票市場在信息分布、信息加工和信息傳遞等方面都存在許多不足，市場交易者的行為非理性和大量的噪聲交易，使證券市場價格產生劇烈波動，市場信息效率低，無法實現證券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優化資源配置功能。要使股票市場穩定發展，必須規范信息運行機制，構建合理的“信息——預期——價格”機制，嚴格執行《證券法》，盡快完善現行信息披露制度，使其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應規范上市公司及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風險內部約束和法律外部制約機制，確保證券市場的基礎信息具有充分性、完整性、真實性和可靠性。監管機構應在更廣泛的范圍對違規進行查處，同時可考慮修改信息披露制度中的處罰條例，加大處罰力度。（5）加快制度創新和制度發展，彌補制度缺口，建立有利于市場發育成熟的制度。要加快產品創新和拓展市場的深度與廣度，建立基于市場的金融創新機制，發展多層次、多品種、多渠道的完整市場，循序漸進地放松管制和進行監管改革，促進市場發育，加速經濟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監管改革主要涵蓋兩個方面，一是實現監管機構的獨立化和專業化，二是由替代市場作用的監管轉向推動市場發展的監管。也要加快完善市場主體的治理結構和自律機制，包括執業標準、運作質量、生存能力和競爭力的提升，以及交易所等自律組織和證券公司等市場機構的獨立、專業化運作。還要加快推動配套改革支持，包括政商關系再造，推進市場導向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進政府改革與政府職能的轉換。（6）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促進我國證券市場與國際標準接軌。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已經吸引越來越多的境外投資者進入國內進行直接投資，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境內公司選擇海外上市，伴隨資本的大量流動及經濟全球化的日益推進，我國股票市場與國際接軌是必由之路。當然，要徹底轉軌，需要全社會巨大的、長時期的努力，而不會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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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