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業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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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 層次分析法；格蘭杰檢驗；城鄉統籌
中圖分類號：F120.3；F291.1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0439－8114（2012）05－1052-05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ongqing
CHEN Xiao-yu1，LIU You-xin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2.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Chongqing 40003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ongqing were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results showed that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had an obvious pull function on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ongqing， while the retroaction was weak．
Key words：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AHP； granger causality test；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lancing
1 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市化互動發展的路徑分析
隨著經濟的加速增長，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發展理念應運而生。所謂新型工業化，就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與傳統工業化相比，具有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特征。
新型城市化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以城鄉統籌為特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質化，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規劃和建設，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二者的發展在理論上具有密切聯系，其相互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1 新型工業化對新型城市化的作用
1）工業化是城市化進程發展的起點。制造業的集中形成集聚效應，較低交易費用，構成城市的生產功能和服務功能。因此，城市化和工業化緊密相連，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相互依賴的兩種表現形式，工業化成為城市化進程發展的起點。
2）新型工業化為新型城市化提供支持和動力。其一，注重創新和效益的新型工業化將推動城市化集約發展。其二，突出就業和綠色的新型工業化將促進城市化和諧發展。其三，增強集聚和輻射的新型工業化將加快城市化統籌發展。城鄉統籌是新型城市化的落腳點，新型工業化能夠增強城市的集聚效應和輻射能力，具有“促農”作用。
1．2 新型城市化對新型工業化的作用
1）城市化是工業化發展的主戰場。城市是第二、三產業的載體，聚集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多種經濟活動，直接為工業化提供公共基礎設施，是工業生產的基地［1］。通過整合城市內部的各種創新體系，增強綜合實力，能夠提高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使城市成為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的強力支撐。
2）新型城市化為新型工業化的深入發展提供支撐。城市是服務業的重要載體，相比于工業，服務業對非農產業有更強的帶動效應，能夠吸納更多勞動力，減少城鎮登記失業率和農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優化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為新型工業化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配套合理的經濟、人力結構。
2 分析模型、指標體系和指數測算
2．1 模型的建立
2．1．1 構造判斷矩陣 采用層次分析法的分析步驟構造判斷矩陣如表1所示。
2．1．2 確定各指標權重
1）將判斷矩陣B的每一列正規化：
bij＝bij／∑bkj＝（i，j＝1～r）
從而將矩陣B＝b11 … b1r … … …br1 … brr轉化為
B＝ … … … … …
2）令wi＝∑bij，wi＝wi∑wj＝（i＝1～r），則計算出的w1，w2，…，wr分別為B1，B2，…，Br的權重。
3）一致性檢驗。為了判斷權重給定是否合理，需要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一致性指標CI＝（λmax－r）／（r－1）。當判斷矩陣具有完全一致性時，CI＝0。（λmax－r）越大，CI越大，矩陣的一致性越差，即指標的權重越不合理。
2．2 指標體系
2．2．1 新型工業化的指標體系 新型工業化指標體系的設定遵循以下3個原則：①符合完備性、精簡性和普適性。②符合新型工業化的內涵。③充分考慮重慶的實際情況。從2010年開始，重慶在全市范圍內大刀闊斧地進行戶籍制度改革，這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有重大影響，因此，農業就業人數也應納入新型工業化的指標體系。根據這3個原則，指標體系選擇4個準則層。各指標的標準值參考了謝德祿等［2］、史清琪等［3］及吳亞燕［4］提出的新型工業化指標體系標準值，采用層次分析法為各指標賦權，權重可以通過一致性檢驗。各標準值和權重見表2。
2．2．2 新型城市化的指標體系 新型城市化指標體系的設定遵循以下3個原則：①符合完備性、精簡性和普適性。②反映新型城市化的內涵。指標體系應突出城市生活水平、生態環境和城市基礎設施等內容。③結合重慶的實際情況，使指標盡可能地涵蓋新型城市化的內容。
根據以上原則，指標體系選擇了5個準則層。指標重點參考中科院的《2010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5］，借鑒了“中新天津生態城指標體系”［6］。各指標的標準值參考孟素潔等［7］提出的城市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指標權重采用層次分析法測定，權重能夠通過一致性檢驗。各指標標準值和權重見表3。
2．3 綜合指數測算
2．3．1 數據來源 各指標的數據來自《重慶統計年鑒》（1995－2010）［8］、各年的統計公報和重慶市政府工作報告［9］，部分早期的數據經過加工整理。
2．3．2 數據處理 首先計算各單項指標的實現程度。然后用下式計算重慶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綜合指數Vt：
Vt＝Ci•Wt （t＝1995-2010）
根據表4、5計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增長指數（增長指數是綜合指數的對數），將增長趨勢繪制如圖1。從圖1可看出，新型城市化雖然滯后于新型工業化，但是二者的差距在不斷縮小，新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穩中有升。同時，重慶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和全國相似。重慶在中國34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具有代表性，對重慶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研究結果和政策建議具有普適性。
3 重慶新型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的實證分析
3．1 數據說明
該部分實證將利用前文計算得到的重慶新型工業化與城市化綜合指數來進行，分別簡記為GY、CS。為消除方差的影響，對二者取自然對數，得到lnGY、lnCS序列。
3．2 單位根檢驗
選擇最常用的ADF檢驗。在滯后期的選擇上，依據AIC和SC準則，同時也考慮了標準誤的大小，具體滯后期的選擇見表6。
3．3 協整檢驗
lnCS和lnGY均為二階單整序列，即lnCS-I（1），lnGY-I（2），二者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lnCS＝－0．436 017＋1．430 601lnGY＋et （1）
（－7．657 145） （12．535 42）
R2＝0．923 591 R2＝0．917 713
F＝157．136 7 DW＝0．795 152
方程（1）的擬合優度為0．923 591，修正后的擬合優度為0．917 713，F檢驗值比較大，說明該方程的整體效果比較好，lnGY的系數符號為正，通過經濟檢驗。
對方程（1）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ADF檢驗統計量小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所以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lnGY與lnCS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說明重慶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注意到DW＝0．795 152，該方程存在一階自相關。為消除自相關，在方程中引入AR項，新方程如下：
lnCS＝－3．413 424＋0．237 455lnGY（2）
［AR（1）＝1．021 437］
（－1．274 180） （2．594 629） （41．443 45）
R2＝0．996 113 R2＝0．995 406
F＝1 409．412 DW＝2．053 506
與方程（1）相比，方程（2）的擬合優度為0．996 113，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0．995 406，F檢驗值也明顯增大，并且不存在自相關。因此，重慶新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協整方程即為方程（2）。方程（2）表明，重慶新型工業化水平每提高1.00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相應提高0．24個百分點。
3．4 Granger檢驗
Granger檢驗結果表明（表8）：滯后期分別取1、2、3的檢驗結果具有同一性。在10％顯著性水平下，原假設“lnGY不是lnCS的Granger原因”被拒絕，而原假設“lnCS不是lnGY的Granger原因”被接受。可以認為在90％的概率保證水平下，新型工業化促進了新型城市化的發展，而新型城市化對新型工業化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3．5 分析結果
重慶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互動關系表現在：第一，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具有相似的增長趨勢。第二，新型工業化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最后，新型城市化對新型工業化的促進作用有一定局限性。
4 結論和建議
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其協調發展的基礎和重要動力，因此，從理論上講，二者應該實現相互促進。研究結果表明，在重慶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良性互動關系未能形成。其主要原因是重慶目前的新型城市化質量不高，影響了它對重慶新型工業化的反作用，難以真正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重慶新型城市化質量不高主要體現在：城鎮結構不合理，主城區和二級城市斷層大；城市現代化水平低下，基礎設施仍需加強；區域發展質量低，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突出［10］。
針對阻礙重慶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良性互動的因素，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4．1 滲透新型城市化內涵，構建城鄉一體化格局
新型城市化更加注重城鄉的統籌發展，提升農村居民和新增城鎮居民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因此，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方能體現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內涵。當前，我國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務是改變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重慶的農村人口約占全市總人口的70％，戶籍藩籬限制了資源的自由流動，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造成城鄉不平衡，嚴重阻礙城市化進程。重慶應當充分利用城鄉統籌試點城市的優勢，穩步有效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城鄉，消除二元結構，推動新型城市化發展。
4．2 注重信息化建設，保障新型城市化有效推進
信息化是新型工業化區別于傳統工業化的重要內容，這一新特點為新型城市化的有效推進提供了重要保障［11］。信息化為新型城市化提供指導，保障城市建設中產生的問題能夠科學、合理、高效地解決，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的損失。同時，信息化為建設高質量的新型城市化提供手段。高水平的新型城市化反過來又將促進信息化的全面擴散，從而帶動新型工業化，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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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由來；內涵
隨著國內學者對傳統城鎮化發展模式經濟性和可持續性進行深入研究，“新型城鎮化”的提法應運而生。中國新型城鎮化區別傳統城鎮化的典型特征，它是根據時代特征和現實國情探索的一種新的城鎮發展模式，其表現主要內容：堅持以人的城鎮化為發展目標，以新型工業化為新型城鎮化發展動力，以統籌各種關系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發展路徑。
一、新的發展目標――堅持人的城鎮化
中國新型城鎮化是 “人的城鎮化”，把“增加人的福祉”作為城鎮化發展的前提。“人的城鎮化”區別于“物的城鎮化”，二者是不同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思路。“人的城鎮化”是實現地域轉移、職業轉換和身份轉變，實現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系列由鄉到城的轉變，這個過程不僅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化，而且還包括人們價值觀念、思想觀念、生活觀念的轉變。“物的城鎮化”主要是指城市規模的擴張，建設用地的不斷增加，資源要素不斷向城市集中，其核心是土地的城鎮化。“物的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的物質基礎和基本前提，“人的城鎮化”是“物的城鎮化”的基本動力和發展目標。如果只是追求“物的城鎮化”，即便是經濟發展速度再快，生活居住空間再寬敞，但是沒有健康的工作環境、舒適的居住環境，缺少了人文關懷的發展理念，忽視對人的基本價值關注，這種城鎮化也失去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人的城鎮化”和“物的城鎮化”的協調發展才構成了中國新型城鎮化道路根本內容。
中國新型城鎮化要求從過去重視“量”的擴張轉變為對“質”的提升，從“外延式”到 “內涵式”的轉變。新型城鎮化不是簡單地“造城運動”，而是重視城鎮化的質量，實現 “人的城鎮化”，讓廣大農民工能享受到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過上像市民一樣的生活，這才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根本意義所在。換言之，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不能很好地實現“人的城鎮化”
二、新的發展動力――實施新型工業化
中國新型城鎮化是以新型工業化為主要發展動力，新型工業化開啟了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源泉，把中國城鎮化建設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世界各國城鎮化發展的規律來看，城鎮的誕生和發展與工業化發展的程度有密切的關系，城鎮化水平是隨著工業化水平提高而提高的趨勢。錢納里對 1950 年到 1970年約 100 多個國家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之間關系做了調查，結果發現人均收入水平與工業化水平有密切的關系，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城鎮化水平也越高。
新型工業化是適應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時代要求，具有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以充分發展的明顯特征。以信息化為基礎的新型工業化，大大地提高了現代工業的生產效率，加強了對現代生產過程的控制，促進了高新科技產業發展、改造和提升了傳統產業，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嶄新的發展平臺。新型工業化是區別于以往傳統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新”的自覺應用代替了。”
三、新的發展路徑――統籌各種關系
統籌兼顧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基本原則，也是解決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面臨各種問題的一種科學方法。利益協調是做到統籌兼顧的關鍵。統籌是建立在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基礎上的統籌；兼顧是一種整合和優化。
統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必須總結世界城鎮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尋求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歷史表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鎮化已經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資源過度浪費、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這決定了我們不能重蹈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的覆轍。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其核心是人與自然、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和諧發展，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最大化。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求中國新型城鎮化在堅持節約土地、功能完善的原則下，把可持續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從外延的擴張到內涵的集約發展道路，從城鎮數量的增加到城鎮質量的提升，實現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完善保護土地市場，合理利用和節約土地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實現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最大限度地完善城鎮的集聚與擴散功能、生產服務功能、就業功能和創新功能。
總之，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新”字體現在關注人，注重人。相對于傳統城鎮發展模式，“新”是指城鎮化建設是有規劃的、開放的、集約的，更重視內涵的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發展。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新型城鎮化是城鎮發展模式的轉型，也是一種城鎮以人為本為發展理念的躍遷。
參考文獻：
[1]周十峙.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化道路[J].城市發展研究，2006，（4）.
[2]姚士謀，崔功豪，許學強，等.按科學發展觀市視我國城鎮建設的大局[J].經濟地理，2009，29.
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轉型；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產業生態化
一、中國當前城鎮化進程所處階段
（一）中國的城鎮化現狀分析
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我國的城鎮化率不斷快速提高，從1980年的19.4%提高到2010年的46.59%，2014年達到54.77%，顯示我國目前的城鎮化水平僅與全球平均城鎮化率52%相當，與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相比仍相差甚遠，說明我國的城鎮化仍處于初中級階段，尚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這正好為我國實現經濟轉型，借鑒各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過程中的經驗，走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留下空間。
（二）經濟發達地區產業轉型的內在要求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模式屬于“粗放式”增長，主要表現在產業結構層次不高，產業同構和過度競爭現象突出，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不協調，這嚴重制約了地區區域經濟的深入發展和競爭力的持續提升。隨著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本投資回報率降低，產業資本正在逐步轉移，因此，經濟發達地區正面處于轉變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式，提升產業發展內涵質量的重要時機。
十報告明確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副總理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思路之一就是城鎮化，要圍繞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換言之，城鎮化就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載體之一。
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城鎮化率普遍較高（見表1），其新型城鎮化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新型城鎮化路徑應該有所區別，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新型城鎮化除了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之外，更加要注重區域經濟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發展模式升級的戰略考慮，走新型工業化、產業生態化與新型城鎮化并舉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東部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在新時期的內在要求。
從上表看，城鎮化程度與經濟發達水平呈現正向關聯，經濟發達地區的城鎮化率較高，因而經濟發達地區具備走新型城鎮化的產業經濟基礎。
與傳統城鎮化過程相比，新型城鎮化進程將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產生背景不同，傳統城鎮化產生于計劃經濟體制下，而新型城鎮化以經濟社會的雙重轉型為背景；其二，關注點不同，傳統城鎮化側重人口的城鎮化和城鎮規模及數量的擴大，而新型城鎮化更關注城鎮質量的優化；第三，主體不同，新型城鎮化的主體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企業、居民等，而傳統城鎮化的主體主要是各級政府；第四，方式不同，傳統城鎮化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為主，“自下而上”的方式為輔，新型城鎮化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為主，“自上而下”的方式為輔；第五，動力機制不同，傳統城鎮化的根本動力主要來自于傳統工業化，而新型城鎮化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城市服務業發展、新型工業化、產業創新以及信息化。最后一點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也正是本文的著眼點。
二、經濟轉型期下我國經濟發達地區新型城鎮化路徑思考
（一）我國城鎮化發展路徑演進分析
城鎮化的根本不在于形式上的農民市民化，而在于對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顯著差距的化解。因而，城鎮化實質是解決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條件、市場環境、產業發展方式、生活水平、社會公共服務與保障等若干方面的對接和均等化問題。
回顧歷史，我國城鎮化經歷了城市剝奪農村、城市反哺農村階段，目前正歷經農村轉變城市階段（見表2）。（1）城市剝奪農村模式。城市的發展主要是靠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剝削農民利益積累起來，人口由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城鎮化總體上屬于這種模式，通過農業對工業的利益輸送來支持國家一般性基礎工業及相應城市發展，用計劃經濟手段人為形成一種顯著對立的城鄉關系，城市或城鎮相對閉塞和獨立于農村。（2）城市反哺農村模式。這個階段工業反哺農業、政策回饋農村的城鄉關系是主導，人口開始分散流動，并_始向郊區、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轉移。這個階段城鎮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于勞動密集型傳統工業的蓬勃發展，城鄉對立和隔絕狀態有所緩和。（3）農村轉變城市模式。進入21世紀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城鄉等值觀念開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呈一體化均衡發展，外出務工人員逐漸回流。這個階段城鎮化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于新型工業化，經濟發達地區和一般地區都分別形成因地制宜地的高新技術和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并相應地推動具有城鄉互動互補關系的新型城鎮及城鎮群發展。
綜上所述，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早期工業化和城鎮化結果造成了城、鄉發展中的雙向弊端，城市與農村對立，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差距顯著；隨著城鎮化第三階段的到來，大中小城市（鎮）協調發展，輻射和帶動農村，城鄉關系不斷緊密，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正在形成。
（二）經濟轉型期下新型城鎮化產業路徑探析：新型工業化、產業生態化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
總理曾經指出，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新型城鎮化的“新”，是指觀念更新、體制革新、技術創新和文化復新，是新型工業化、區域城鎮化、社會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融合發展。“型”指轉型，包括產業經濟、城市交通、建設用地等方面的轉型，環境保護從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潔生產―生態產業―生態基礎設施―生態政區”五同步的生態文明建設轉型。
依據上述分析，經濟發達地區現階段應走新型工業化、產業生態化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至少包含以下內涵：其一，新型工業化是新時期工業化重要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戰略，新型城鎮化必須統帥于新型工業化思想之下，必然立于現有的新型工業化成果之上，因為城鎮化的本質是資源和經濟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積聚，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其二，新型工業化是工業發展的思想戰略，產業生態化是新時期產業經濟的組織與發展模式，二者并行不悖，共同構成新型城鎮化的產業支撐；其三，新型城鎮化是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之一，為新型工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提供極其重要的發展平臺和發展空間。
因此，新型城鎮化是新時期經濟發展的組織載體，新型工業化是工業經濟的發展戰略，產業生態化是產業經濟的組織模式與布局要求，新型工業化、產業生態化、新型城鎮化“三化”聯動，協調發展，是政治經濟一體多面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在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新形勢下新型城鎮化的產業發展路徑的重要內涵。
三、政策建議與對策
從經濟發展的階段屬性和長遠戰略思考來看，走新型工業化與產業生態化同時并舉的新型城鎮化之路，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新一輪城鎮化的必由之路。
（一）目標上：打造產業型城鎮，重視要素聚集功能建設，增強對資源的聚集能力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農業產業化的實踐，經濟發達地區已經形成了程度不同的產業聚集，在產業型城鎮建設上，要突出城鎮的個性特征，合理確定城鎮的產業定位，在此基礎上調整產業結構，延伸產業鏈條，在產業發展中提升城鎮的要素聚集功能。
（二）路徑上：以產業集聚引領城鎮化發展，走新型工業化、產業生態化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之路
新型城鎮化建設要重視增強產業牽引能力，要把促進產業集聚發展與加快城鎮化發展進程緊密結合起來，不斷強化城鎮化發展的產業支撐，堅持產業集聚、人口集中同步推進。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發展壯大新型業態的產業，既注重發展中心城市，又兼顧各鎮區建設，讓中心城區和各鎮區呈生態位互補發展，走出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發展之路。
（三）空間布局上，要建設生態型城鎮，著力促進生態型城鎮群發展
城市群是城鎮體系在空間上的體現，由不同性質、類型、等級規模城鎮組成的，具有互補、共生、有序、多贏的一體化體系特征。發展城市群有利于生產要素在更大空間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實現區域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促進產業分工協作體系的深化和產業鏈布局更趨合理，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推進中國城鎮化進程，實現城鎮體系區域協調的主體形態。
（四）體制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城鄉關系，消除城鎮化發展障礙
政府必須轉變觀念，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性政府”轉變，加快理順城鄉統籌中的體制，改革戶籍制度，引導人口合理流動；創新土地制度，建設集約型城鎮；改革就業制度，疏浚勞動力流通渠道；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逐步實行城鄉一體化的就業政策，加快我市第三產業發展步伐，促進全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為產業發展提供勞動力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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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型工業化；分區域工業運行效率；曼奎斯特指數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1011
黨的十六大提出我國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我國工業發展指明了道路。經過多年探索實踐，我國新型工業進程明顯加快，整體實力顯著提升，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歐美國家提出“再工業化”和“工業40發展”戰略，以及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工業經濟急需進一步轉型升級的形勢下，回顧和總結過去十幾年我國工業發展的成果和弊端，研究新型工業化道路對工業發展的影響，對于處在“三期疊加”的我國工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中國制造2025”規劃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 新型工業化的現狀
11 新型工業化提出的背景
新型工業化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由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擺脫貧窮落后，追趕先進發達國家，我國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在短時間內提高第二產業（主要是工業）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優先發展重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由此造成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過于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忽視經濟效益，發展了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企業，造成大量的環境問題，大氣、水污染嚴重，礦產資源和能源被過度開采，資源消耗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經濟增長速度。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是靠高積累、高投入、高消耗和規模的擴張來支撐的，粗放型的增長方式給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隱憂。隨著資源約束趨緊，人口紅利消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及環境和諧共處就迫在眉睫。為了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走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道路，綜合國際國內形勢，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12 新型工業化的內涵
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一條對傳統工業化批判與繼承相統一的道路，是一條具有我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就是以創新為驅動，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就是以科技為支撐，提高工業化質量；就是以集約節約為根本，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就是以人才為保障，實現充分就業；就是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實現工業經濟結構優化和升級，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這一理論的提出，有效加快了我國新型工業化建設進程，推動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總體規模大幅提升，綜合實力不斷增強。2003―2013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577%，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40%左右。2010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有兩百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產出占世界的比重接近20%。
13 國內外研究現狀
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具有我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因此主要是國內研究。在評價新型工業化方面的研究，近幾年大多集中在構建一系列的評價指標，如科技進步指數、經濟效益指數、能源消耗指數、信息化指數、工業化進程指數、社會發展指數等，然后通過一定的測算方法得到各指數的值，如侯榮濤（2014）通過功效系數法，袁曉玲（2012）等的層次分析法與灰色關聯度分析法，蘇孝輝（2011）等的熵權法，謝春（2011）等的指數綜合法，楊（2011）等綜合運用Delphi專家咨詢法和層次分析法以及綜合評分法，林春艷（2008）等的因子分析法。這些研究都是根據得到的指標數值分不同方面來評價新型工業化，沒有從各個省的進度來整體考察新型工業化。鑒于此，本文從全新的角度――新型工業化運行效率，并運用基于非參數DEA方法的曼奎斯特指數分析法，來評價2003―2012年這10年工業化過程中新型工業化運行效率，通過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得到2003年至2012年全國工業化的曼奎斯特指數，以及分四個區域東北部、東部、中部、西部，對比每個區域的曼奎斯特指數，借此回顧和總結新型工業化道路提出以來我國工業取得的成就和發展弊端。
2 指標選取與模型建立
本文運用DEAP21軟件，基于非參數DEA方法的曼奎斯特指數測度2003年至2012年10年間31個省市自治區的工業運行的效率，得到2003―2012年全國工業的曼奎斯特指數，并進行縱向比較；然后將31個省市自治區分為東北、東部、中部、西部，得到2003―2012年四個區域平均的曼奎斯特指數，進行對比分析。
21 曼奎斯特指數概述
數據包絡分析（DEA）于1978年由CHARNES和COOPER創建。它是一個運用數學工具評價經濟系統生產前沿面有效性的非參數方法，它適用于多投入多產出的多目標決策單元的績效評價。這種方法以相對效率為基礎，將每一個被評價對象作為一個決策單元（DMU），以決策單元的投入和產出指標的權重為變量進行評價，確定有效生產前沿面，并根據各DMU與有效生產前沿面的距離判定各DMU的效率是否有效，對于無效DMU，可根據差距信息制定戰略規劃以改善其效率[ZW（]采用三階段數據包絡分析法的配電網綜合效率評價王恩創，任玉瓏，朱春波，周瀅露。[ZW）]。Malmquist指數分析方法是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的引申運用，一般用費爾（Fare）改造的DEA方法來構造在每一個時期生產最佳實踐邊界，把每一個決策單元的生產同最佳實踐邊界進行比較，從而對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進行測度。
22 指標選取與處理
綜合判斷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投入產出指標，工業增加值能總體反映各個省份的工業當年取得的成績，從業人員和資產是經濟生產過程中生產要素中的兩大類。因此本文以各個省份的工業增加值為產出指標，各個省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數、資產總額為投入指標。
原始數據中工業增加值和總資產是按照當年價格計算的，其中2012年各省從業人員數是根據2003―2011年從業人員年平均增長速度推算求得。為了更加準確地分析工業化效率，本文以2003年為基期，利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剔除了物價對工業增加值以及資產總額的影響，真實反映各項數值的大小。
3 新型工業化運行效率實證分析
31 工業整體運行效率
運用DEAP21軟件，運行31個省市自治區基于數據的可得性，這里只選取了我國大陸地區31個省市。的投入產出數據，根據軟件運行結果整理得到表1。
其中，Effch是指技術效率變化指數（相對于不變規模報酬生產技術）；TFPch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即曼奎斯特指數；PEch是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SEch是規模效率變化指數；Techch是技術進步變化指數，測度技術邊界在時期t到t+l之間的移動情況。Malmquist指數大于1，表示由t期到t+l期工業經濟運行效率有所增長；Malmquist指數小于l，表示由t期到t+l期工業經濟運行效率下降；Malmquist指數等于1，表示由t期到t+l期工業經濟運行效率水平沒有變化。
為了更清楚地看出考察期工業運行效率的變動情況，根據表格數據得到圖1。
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在2003―2012年這10年間，新型工業運行的全要素生產率有兩個時間段是下降的，分別是2008―2009年和2011―2012年，工業運行的曼奎斯特指數分別是0972和0981，都是小于1的，表明這兩個時間段工業運行效率是下降的。第一個時間段工業運行效率下降可以歸結為2008年發生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導致整個經濟運行效率的下降，工業也不可避免。第二個時間段下降的原因在于我國“穩增長、調結構”的大環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經濟遭受巨大沖擊。為扭轉增速下滑
圖1 工業運行效率指數變化
數據來源：DEAP21運行結果。
過快造成的不利影響，政府及時采取拉動內需和產業振興等一攬子刺激政策，推動經濟增長迅速企穩回升，從2008年年底到整個2009年和2011年年初，刺激政策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經濟增速最高達到了119%，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政策所產生的紅利。從2011年第二季度開始，經濟增速逐級回落，可以理解為進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在這個階段，雖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積效應和溢出效應還在發揮作用，對經濟結構繼續產生深遠影響，也使當期宏觀政策的選擇受到掣肘，調控余地大為縮小。[ZW（]“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經濟日報，2013-08-08[ZW）]
2008―2011年我國工業化運行的規模效率小于1，表明世界經濟危機造成工業經濟整體低迷，工業產出增加的比例小于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投入和產出規模失調，需要調整規模水平，以實現在相應生產技術水平下的最大產出。與此同時，在2009―2011年，我國工業運行的純技術效率是大于1的，達到了技術有效。2011―2012年，工業運行的規模效率大于1，表明我國工業經濟開始回升，投入產出結構失衡的現象得到改善，經濟危機造成的創傷在逐漸恢復。
在圖1看到，技術進步指數的波動情況與曼奎斯特指數的變化情況趨于一致，尤其是2005年以后，兩者波動大致相同。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工業運行效率的提高更多地在于技術變革與技術創新的推動，而技術效率代表的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及資源利用方面對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較小，說明新型工業化使得工業發展更加注重技術創新。尤其是2007年之前，技術效率的變動情況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以及技術進步指數的變化呈反向變動的關系，且技術效率與兩者反向的幅度較大，這有可能是由于技術進步對技術效率的發揮存在滯后性造成的。2007年之后，技術效率與兩者的反向幅度趨緩，在有些時間段與兩者變化一致，說明技術效率的貢獻開始顯現。
為了分清楚技術效率指數的變化是規模因素還是純技術因素造成的，根據軟件運行結果制作了圖2，反映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與技術效率指數的變化。
圖2 工業運行效率指數變化
數據來源：DEAP21運行結果。
由圖2可以看出，規模效率的變化波動很小，一直保持在數值1附近，由此說明，規模因素對技術效率的影響，影響較小，幾乎保持不變，新型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經濟規模整體沒有太大變動。圖中，純技術效率變動和技術效率變動大體一致，說明技術效率變動主要來源于純技術效率的變動。這一點也說明了工業經濟運行效率更多是靠技術改革和創新來推動的。
32 分區域工業運行效率
表2顯示了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3―2012年曼奎斯特指數的平均值情況。
由表3可看出，東部大部分地區的曼奎斯特指數平均值都非常小，而曼奎斯特指數平均值較大的地方多集中在中西部，這一點與傳統觀點相違背。這說明了中西部工業經濟在最近十年追趕東部地區步伐較快，工業發展加快，從而工業化運行效率較好。但是從表3可以看出，中部技術進步指數較小，明顯小于東、西部地區，說明中部地區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依靠傳統的優化生產組織流程、改革管理方式等手段朝生產前沿面不斷逼近來實現，而不是靠技術創新，同時中部地區的規模效率指數小于1，沒有達到規模最優，說明中部地區工業企業數目多，規模小，使得產業生產率沒有達到最佳的規模狀態。東部地區的技術效率明顯低于其他地區，但是技術進步指數較高，說明東部地區過于注重技術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于追求技術能力的提升，而忽略了管理的重要性。表3顯示西部地區除了純技術效率這一指標外，其他指標的平均值均是最大的，說明這十年來西部地區經濟在西部大開發的支持下發展速度、質量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新型工業化在西部地區運行前景非常好。
4 結 論
通過曼奎斯特指數分析，除去特殊年份，我國新型工業化運行效率整體是提升的，2003―2012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5. 4%。同時，我國工業化效率的提升64. 8%來源于技術進步，35. 2%來源于綜合技術效率，說明新型工業化的運行更加注重技術創新，而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在工業運行效率的提升上貢獻相對較小。這一點符合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表明我國在新型工業化的指導下更加注重工業結構的高技術化，提高工業技術含量。
同時也應該看到，新型工業化過程中我國東北、東、中、西部地區工業發展不平衡。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效率提升同時依賴于技術進步和綜合技術效率的提高，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發展同時兼顧技術因素和管理等非技術因素。而東部地區過多的注重工業的高技術化，忽略了企業的管理、組織創新等非技術因素，造成了工業整體運行效率并不是很高，甚至低于其他地區。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省市的集中地區，東部地區技術進步指數較高，這符合我國經濟現實。但是綜合技術效率較低而造成的工業運行效率不高，說明了發展工業經濟不能片面依靠技術進步。同時中部地區各項指數偏低說明了中部地區工業經濟的不發達，同東部的本身優勢和西部的追趕優勢相比，中部經濟發展滯后。
在工業化的推進過程中，基于東部地區工業發展的技術能力和創新能力已經處于我國先進水平，工業規模已經達到最優，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的階段，其他軟要素如品牌、企業文化、人力資源、企業管理等將在未來的發展中處于更重要的地位，是提高工業運行效率的主要途徑。東北地區要發揮追趕優勢，工業發展繼續兼顧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西部地區的規模報酬處于遞增階段，工業發展規模仍需擴大，規模因素是未來發展的主要帶動因素。中部地區的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指標都大于1，而規模效率小于1，目前的技術水平上，其投入資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未能達到綜合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規模無效，因此其改革的重點在于如何更好地發揮其規模效益。
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優化結構、提升發展質量、提高國際競爭能力的壓力更大，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仍然是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而隨著新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化，特別是隨著網絡信息技術、智能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的不斷涌現，機器人智能化、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3D打印等技術不斷成熟，使得工業生產的智能化、循環化、綠色化成為現實，為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了更加堅實的技術支撐。同時也更加豐富了新型工業化的內涵和外延，使得智能制造、綠色制造，以及低碳、循環、生態、環保、高效等成為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內容，這也就為我國工業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新的歷史時期，只有按照更高的要求和標準，才能進一步提高工業運行效率，推動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向更高水平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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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范文第5篇
關鍵詞：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F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1
一、引言
截至2011年底，江蘇省人均GDP達到62290元，城鎮化率提高到61.90%，進入到國際公認的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關鍵階段，具備了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客觀基礎和條件。然而，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江蘇省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限制。只有選擇“兩化”協調發展的道路，才能有效避免兩化推進過程中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才能有效解決我省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順利實現現代化目標。
二、數理研究
本文分析江蘇省三大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情況，理清現階段我省產業結構布局，以便下文對“兩化”的互動研究。實證結果如下。
圖1 三大產業的就業占比
從圖1可以看到：首先，第一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波動下降，第一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分別在2004年和2005年被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趕超，第一產業對地區經濟的貢獻下降，其地位也相應被削弱；其次，二三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從1978年到2012年均波動上升，其對地區經濟的貢獻逐步增加；同時，第二產業的比重要高于第三產業的比重，說明第二產業對江蘇地的就業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第三產業大，并在2004年之后處于主導地位。
下面我們研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互動效應。本文在此設計一個二元非線性回歸模型，記作：
其中，為第t年的城鎮化率；為工業化率；為相關系數；為其他影響因素；為白噪聲。對我省從1990年到2011年22年的城鎮化率和第二產業占比數據進行OLS回歸，得出如下結果：
Y = -286.2323596 + 8.927954007*X - 0.09371004464*X2 + [AR（1）=1.016858669]
DW=1.84，R2=0.99，F=435.95，SE=1.62
以上模型的統計檢驗是合格的，這表明江蘇省新型城鎮化受到工業化倒U型曲線的影響，具體表現為：第一，當X∈（0，0.40）時，Y的取值是上升的，即工業化初期對新型城鎮化有正的效用，工業化率的增加促進了城鎮化率的增長，這一影響為紅利效用；第二，當X=0.40時，Y=0.65，即當工業化率達到49%這個極大值時，城鎮化率以達到最大值65%；第三，當X∈（0.40，1）時，Y的取值開始下降，隨著工業化率的進一步上升，卻對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產生了負的效用，這一階段我們稱之為溢出效用階段。具體情況如圖2所示：
圖2
截止到2011年，江蘇省的實際去工業化率為45%，比理論分析中的最優比例高出五個百分點，而實際城鎮化率也要比最優點低四個百分點左右。這給我們的啟示是：要使新型城鎮化獲得可持續發展，必須控制工業化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現階段有必要采取產業升級的手段，合理控制工業化比重，發揮工業化對新型城鎮化的紅利效用。
三、政策建議
1.江蘇省處于工業化的加快發展時期，因此要根據經濟周期發展的規律行事，實現“兩化”互動發展，即要求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的動態調整適應，使“兩化”達到時間協同、空間一體、布局合理、產業融合。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用第三產業帶動城鎮化的發展。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省級，擺脫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鼓勵江蘇省走出一條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的現代工業化道路，不斷解決城鎮化帶來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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