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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文化產業開發意義而言,文化資源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內以原生態存在的、等待開發與利用的、有市場增值潛能的所有文化成果與文化形態。文化資源不是產品,不是商品,也不是產業,僅僅是可供開發,或可能具有開發潛力的物質或非物質性文化存在。也就是說,文化成果和文化形態如果只是靜態地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只是歷史的遺留物,那就只能稱之為文化遺產。而只有當這些文化存在與我們的現實生活和社會活動及社會發展目標聯系在一起時,才能稱之為文化資源。草原文化資源就是生活在內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民族自有史以來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總和,是內蒙古民族文化產業可開發利用的對象,是內蒙古未來文化發展的基礎。草原民族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創造不是今天才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而是自古就有,但將其視為資源,卻是當今經濟發展的結果。
(二)草原文化資源的性質
地域性。堅實的草原民族文化根基形成了草原地域文化的獨特個性和世界差異性,體現了不可替代的地域特色優勢。因此,草原文化資源才能成為內蒙古民族文化認同的標志。面對文化全球化大潮,草原民族既要展示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又要倡導高于本族群人文觀的文化導向;既要保持草原文化的獨特魅力,又要發揮草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既要讓草原文化走向世界,也要為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作出貢獻。
歷史性。草原文化資源也是個時間概念,體現草原文化的原始性和歷史遷延。那些與草原歷史發展相生相伴的文化資源是草原歷史的見證,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蘊豐富,啟迪、熏陶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引發著人們對民族歷史的追懷和對草原未來的期待。文化地產理念是將歷史文化資源與現代文化產業結合起來,在對歷史文化風貌進行全面保護的基礎上同新城市功能完美結合、功能完善、空間互動,從而形成良性發展態勢。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地產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
功利性。草原文化資源是針對民族文化產業而產生的概念,因此具有相對性或目的性,也可稱之為功利性。這種功利性要求開發者與時俱進,探求文化受眾的文化審美意識、文化訴求點和文化市場的賣點,積極營造現代市場經濟文化氛圍,借助草原文化的深厚內涵重塑現代風尚,重鑄現代城市的文化精神,讓草原文化與時尚理念有機結合,水融,提煉出符合現代人審美的文化創意,提升現代草原都市的文化品位。
所以,草原文化資源的開發需要從地域性、歷史性、功利性三個維度來把握。
二、草原文化資源產業化開發的環節
按照市場規律,文化資源的產業化開發需要以下幾個環節,一是智能轉化的兩個環節:文化資源的認知環節、創意環節;二是經濟轉化的六個環節:投資環節、制作環節、流通環節、服務環節、產品安全保護環節和延伸環節。
(一)智能轉化環節
一是文化資源的認知環節。即在地域范圍內通過全面普查摸清到底有什么文化遺存和文化形態可以作為文化資源來開發。調查內容包括:文化資源的名稱、詳細文化內涵、文化價值、存量、分布區域、時代、規模、保存狀態、環境現狀以及擁有者、使用者等等狀況。文化產業是內容產業,文化資源的文化內涵和價值是決定文化產品形式、品位、級別和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保證文化產品的文化含量。這個環節就是為文化產業提業內容,是基礎環節,也是最重要的環節,為文化產業解決拿什么來做文章的問題。
二是創意環節。即賦予文化資源以現代思維和暢想,通過增強互相依賴、整合的方法賦予其生存能力,為靜態的文化資源注入活態的當代因素,讓文化資源與當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相互接納、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增加其市場需求。這個過程,就好比是為藝術素材進行藝術創作的過程,看似起始環節,解決的卻是終端問題。它依靠借鑒國際文化生產的先進經驗,進行富有創意的開掘,提煉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有時代特點、有影響力、市場占有率高的文化創意,以提高文化產品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品位,進而提升整體文化發展水平,增強文化輸出能力。通過具體的創意方式將文化資源的文化內涵物質化。這個環節最難,也最關鍵,為文化產業解決做什么樣的文章的問題。
(二)經濟轉化環節
一是投資環節。為文化資源注入資本,包括人力、物力、財力以及技術力量和信息的投入。投資的規模、速度、結構和數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文化產品的資本含量,決定著文化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結構和數量以及總體水平。投資環節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動力源泉,保證文化生產力的最終形成。
二是制作環節。這是一個實踐的環節,通過技術手段賦予其產品屬性,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既具備物質的依托方式,又具備文化符號象征意義的文化產品。這一環節決定文化產品的技術含量,特殊技術的使用是實現并保證文化產品物質轉化的關鍵,為文化產業解決如何做文章的問題。
三是流通環節。是文化的商品化過程。通過廣告宣傳擴大文化產品影響力、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通過銷售策劃使文化產品進入交換過程;通過流通進入消費領域,成為一種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商品;通過文化消費轉換成經濟資本的收益,實現文化產業的利益追求。這是文化資源產業化開發的根本目標。
四是服務環節。是針對文化產品的特殊屬性而言的,有些文化產品屬服務形態。這類產品與生產過程不能分離,需要服務環節才能最終完成,消費者對此類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就是文化服務產品的服務過程。文化服務包括文化娛樂服務、文化咨詢服務、文化展演服務、文化講解服務等。
五是產品安全保護環節。文化產品因其創意內容和特殊技術制造而形成知識產權,主要指用印刷技術、數字技術等信息手段,將文化內涵物化為圖書、期刊、音像制品、影視出版物、商標、外觀造型設計等數字化文化產品所形成的專利;利用其他更廣泛的工業技術手段將分解了的文化元素物化在其他產品上的文化符號所形成的專利。相關保護權益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專營權等。產品安全保護的根本目的是保證資本投入及利潤贏取的安全性。
六是延伸環節。是文化產業擴大再生產的環節,促進產業鏈的形成。文化產業根據文化資源特點創造出相關文化符號,利用特殊技術和藝術手段將其中的經濟文化因子進行再加工和再創造,制造出文化衍生產品;或在其他產業滲透,促進文化附加值的提升,形成其他物質生產領域的衍生形式。延伸環節能保證文化資源被充分利用,保證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民族文化產業化開發過程存在的問題
(一)民族文化產業主體缺失,職責不清
文化產業的各個環節需要負責智能轉化的創意主體、負責資金投入的投資主體和負責制作銷售服務的制作主體。目前,這三個主體的內在聯系不很緊密:掌握文化資源認知并具有創意能力的創意主體是學術力量,包括學院、研究院、藝術團體等,但因為沒有形成行業規范,學術力量也只是各有所知;投資主體主要還是政府,在長期形成的觀念和體制的影響下,導致文化產業并不是嚴格按照市場規律來運行;制作主體是企業,它們擁有技術力量和設備。然而,三大毫不相干的主體力量難以實現文化資源、資金和技術的協調配置,造成民族文化產業主體缺失,職責不清。
市場經濟規律下民族文化產業開發的市場主體應該是文化產業集團,即文化企業。構成文化企業獨特價值鏈的基本要素是:文化資源的判斷和選擇,文化市場的系統知識,文化資源的開發技術,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分銷體系,以及整個產業開發過程的管理和控制等,這些基本要素決定著文化企業的競爭優勢。所以,文化企業的職責應該是選擇、評論、有效開發和管理文化資源,籌集資本、募集人才、尋找相關技術,為文化市場提供有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并且要自擔風險、自負盈虧。
明確文化產業開發的主體和職責,會涉及兩個問題:一是體制。即文化體制改革,涉及文化生產、文化流通、文化組織、文化結構、文化分配、文化權利等方面,既包括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區分,又包括對原有文化利益格局的調整。二是人才。民族文化產業需要既掌握文化資源的內涵和價值并具有開發智慧和創意才能,又掌握市場經濟規律的專業人才。我區從2005年起在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開始開設了文化藝術管理專業和內蒙古文化資源課程,強化培養相關專業人才。
(二)民族文化產業重技術利用,輕資源開發
當文化產業日益受到重視時,許多地方投入大量資金建立了文化產業園區,但建成后大多閑置,沒有正常運營。原因在于重技術開發,而缺乏資源利用。另外,一些文化產業雖然也想把握先機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但大多只重視技術手段的開發,而少注目于文化資源的開發。以動漫產業為例,注重的只是動漫的虛擬性、幻動性、場景設計、分鏡頭設計、原動畫設計等技術開發,而忽視了內容這個根本。
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智能轉化的兩個環節沒有被納入到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來,創意主體沒有進入市場運作環節,市場對文化資源的配置未發揮出來。
從根本上講,文化消費買的是文化含量的單。文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能為消費者帶來蘊含獨有技能和技術的文化符號,是持續開發新產品和拓展市場的特殊性。文化產業的競爭力主要取決于文化企業對文化資源的認識和轉化賦形能力,而文化企業發掘文化資源市場價值、捕捉商機的前提是:正確理解、評估、整理特定文化資源,并升華、轉化或再賦形文化資源。
(三)文化資源價值標準化評估研究范式須重構
文化資源價值評估工作是文化資源產業開發一項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但文化資源價值評估的量化標準雖肯定了文化資源及其價值的客觀性,卻忽視了從文化存在到文化資源的智能轉化過程中主觀創意的重要作用。應該認識到與自然資源的資源品相測定不同,文化資源價值的評估必須既注重文化資源價值的客觀性,又重視文化資源智能轉化過程中的主觀性。
客觀性方面包括文化資源普遍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價值、科學價值、社會倫理和宗教價值、藝術價值以及市場經濟價值。這些可以標準量化。
主觀性方面指主觀創意賦予文化資源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即創意價值。這是無法用固定的標準來量化的。文化資源價值的最終實現依靠高明的文化創意,還必須與受眾的心理共鳴相契合,牽涉到文化消費者的文化偏好、文化欲求、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審美觀等等。所以,因創意主體的不同,因創作主體的關注度、立足點、視角及應用等的不同,文化資源會呈現千差萬別的價值體系。創意價值才是文化資源開發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價值體現,需要以人為本充分尊重和利用人的個人意志和創造力。
四、可資利用的草原文化資源種屬
草原文化資源內容豐富,時空跨度大,研究任務艱巨,對它的整體梳理,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應該持續補充。基本原則是由眾所周知到不為所知、由淺入深、由表及里。
(一)意識形態文化資源
草原民族的意識形態文化元素,主要包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及其表現,具體指草原民族的自然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還有草原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等。
(二)歷史文化資源
即草原民族的文化發展脈絡。北方草原從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先后孕育了原始農耕和游牧兩個子文化系列,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發展脈絡;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過眾多民族,他們的文化脈絡以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均可作為文化資源進行開發。
(三)物質文化資源
包括: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的成分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工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四)非物質文化資源
指被各群體、團體以及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括:民間文學11項;民間音樂22項;民間舞蹈12項;傳統戲劇5項;曲藝5項;雜技與競技16項;民間美術7項;傳統手工技藝12項;傳統醫藥4項;民俗46項。第二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共115人。
關鍵詞:油畫創作;草原畫派;文化特征
當代草原畫派的畫家們利用得天獨厚的民族資源,創作了大量以少數民族為題材的繪畫作品,在當代草原畫派油畫創作中,一直蘊含著重要的文化因素,體現出宗教性、民族性、地域性、生態性、人文性等文化特征。內蒙古地域遼闊,歷史上的許多少數民族都曾在內蒙古地區建立過政權,創造了自己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歷史,幾千年來,經過不斷地分化和融合,蒙古高原上的畫家利用特殊的地域環境創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時也發展了特有的藝術風格。
1. 民族性特征
遼闊浩瀚的內蒙草原到處躍動著美的元素。先祖的傳說、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造就了內蒙草原這樣一種“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而在這種“環境”中滋養、成長、成熟起來的藝術形式,必然有著有別于其他藝術形式的民族性特征。它不同于別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結構,反映的是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它經過長期的積淀而形成,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同時又在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豐富和創新。自古以來,蒙古高原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多以游牧民族為主。無論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他們都具有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在內蒙古草原畫派的油畫創作中,很多本民族甚至生長在內蒙古的其他民族畫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借用了民俗形象作為載體,開始將民俗形象引入油畫創作中,并以傳承性為主要特征,以在傳統民俗中所顯現出的現代人的民族生活為內容,我們看到在草原畫派油畫創作中,畫面多蒙古袍、羊群、蒙古包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這些民俗形象正是經過長期積淀并發展豐富而來的,所以我們說草原畫派油畫創作中呈現出民族性特征。
2. 宗教性特征
在人類歷史的民族融合中,蒙古族不斷吸納其他各民族優秀文化來豐富和發展本民族文化,使其固有的傳統文化更趨完善,其中不乏宗教文化從而形成了具有中華民族文化共性和民族個性的蒙古族新文化,而草原畫派正是在這種民族文化土壤中產生形成。而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風俗文化,蒙古族的或民間信仰,在他們的藝術中反映得最為明顯。內蒙古的少數民族主要信奉佛教,也信奉薩滿教、喇嘛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宗教對內蒙古少數民族人們的思想意識、道德倫理、價值觀念、生活習俗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也是形成各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特質的重要因素。如同蒙古族的生活習俗一樣,草原畫派從產生到發展都與佛教、薩滿教、喇嘛教緊密聯系在一起,其他的少數民族基本上也都或多或少與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聯系在一起。雖然當代草原畫派是多民族的集合體,但無論本民族畫家還是其他民族畫家都會不自覺地受蒙古族宗教文化影響。所以,宗教性也是少數民族油畫題材的一個明顯特征。這在蒙古族畫家的作品中有明顯的表現,他們的作品設色多注重色彩的簡潔與概括,以及色塊與色塊之間微妙的冷暖明暗變化等。用大面積的灰白營造一種空曠和遼闊,這正是北國之冬冷寂的風景,因為是水或是土的固有的明度和色度,在銀灰的調子中顯出差別。灰白是蒙古民族傳統的喜好色,蒙古族有著“天人合一”、“天神合一”的理念,而這些色彩的運用更使畫面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氛圍。
3. 生態性特征
在蒙古族民族文化中,無論是在思維形態、生產方式、倫理習俗還是方面都滲透著鮮明的生態意識與環保思維。也就是說,在蒙古族人的生產生活中始終滲透著對生命與生存意識的深層領悟,他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創造并選擇了以游牧方式為主的草原文化,其中就包含著豐富的崇拜自然、敬重生命、珍惜資源、保護生態的文化傳統。受西方生態學說影響,中國出現生態意識熱同時這一思想也影響到當代蒙古草原畫派的創作,很多草原畫派畫家的畫面中體現出一種生態思想。這一思想也突出的反映在朝戈的作品中,就風景畫而言,源于朝戈對“自然和人的關系”的特殊理解,他的風景畫體現了一種生態反思意識。朝戈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畫了大量具有原野風貌及蒙古高原地貌特征的風景畫,在朝戈的風景畫中使人感受到人與自然相互依戀,相應而相互存在,自然不僅是人安身立命的場所,同時也是精神寄托的場所,在這里人與自然的融合達到了“天人合一”的永恒意味,滲透著畫家深刻的生態環保意識。在生態破壞日益嚴重的今天,在以朝戈為代表的一批草原畫派畫家的畫作中仍然可以尋找到了“天人合一”的生態畫面,滲透著畫家對和諧生態的呼喚。
4. 地域性特征
地域特色是文化和自然結合的成果,對于畫家來說,本土的地域是他們最熟知和了解的地方,蒙古高原獨特的自然風貌與景觀自然生發不同的風土人情,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情感表達方式,也都有所不同。遼闊無垠的內蒙古大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發祥地,他們的祖先曾在這里生活繁衍,創造了優秀的草原文化。誠然,獨特的地域特征和游牧生活方式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獨特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民間習俗等,同時也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審美心理、審美追求。崇尚英雄、自由、樂觀和富于激情浪漫的色彩,從而多以山崗、丘壑、沙漠、草場等入畫,這正是游牧民族的審美取向,也是其突出的文化特征。這與在遼闊、蒼茫、雄渾的草原這一獨特地域上所形成的本色、率真、粗獷、彪悍的民族性格密切相關。當代草原畫派畫家都出生在內蒙古大草原,具有獨特的地域環境。因此他們的繪畫均以描述蒙古草原的自然景物、少數民族的游牧生活為主,形成特定地域里的特定描繪對象,蒼茫的草原與綿延的山巒以及普通的牧民生活,盡收于畫家的畫作之中。因此,在當代草原畫派油畫創作中,蒙古高原的山崗、丘壑、沙漠、草場等地域性成為其一個顯著特征。
5.人文性特征
中國草原畫派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關注“人文精神”的弘揚,從當代草原畫派代表畫家朝戈的畫作中我們就不難發現這種人文性特征。而我當時的印象我們的生活中沒有對人的關心,對人的性格,對人的內在感情——比如人之間的愛慕、友好等心,在現實中你會覺得處處受到冷遇,現實是很粗暴的,你會感到環境缺少一種關于人的文明”。朝戈又是一個敏感的人,他感受到當今人們正在失去人的內在價值出現信仰危機,因信仰危機而出現種種畸形變態的當代藝術,是價值丟失的必然結果。堅守內在的價值是朝戈的追求,蒙古族畫家的作品出對人類的某種精神信仰的執著和迷戀。他們用獨特的心理去敏銳的感受當代社會,關注內蒙古族乃至人類文化發展,關注精神信仰和強烈的心理沖突,所有這些都體現在他的油畫作品中,畫面的節奏產生強烈的精神,因此,可以說以批當代草原畫派畫家在其畫作中體現了一種人文性特征。誠然,當代草原畫派雖在醞釀成熟過程中,但已經憑借其獨特的文化特征呈現出蓄勢勃發的沖勁。每一種藝術形式都包含一定的文化內涵,中國進入 21 世紀后,面對全球化浪潮,要更加注重本民族文化,同時作為中國藝術成員之一的草原畫派,應以其獨特的文化特征為中國藝術爭得更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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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 大學校園體育文化作為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豐富的形式和廣泛的主體廣受大學生好評。它對大學生的精神狀態、思想觀念、道德水平、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具有良好的激勵和規范作用。如今,健美操作為一種體育形式已經廣泛應用于大學體育教育之中,為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文對大學體育文化的含義和現狀,以及健美操在校園體育文明建設中的作用進行分析,探討大學體育文化和大學健美操之間的關系。
一、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含義
大學校園體育文化指的是在大學這一個特定的范圍內,人們在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與體育相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廣義上講,所謂校園體育文化就是所有的師生及員工在健身運動、體育教學、體育設施建設和運動競賽等活動中創造和擁有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狹義上講,就是指所有師生員工的體育意識和觀念。大學校園體育文化是一種既擁有深刻的內涵,又擁有豐富外延的獨特文化現象。體育文化與德育、美育、智育等一同構建了校園文化群,它也同群眾體育文化、競技運動文化一同構建了廣義的體育文化群。
二、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1.健身功能
體育文化作為大學校園特有的文化現象,在高校中正蓬勃發展著。體育不僅僅能改善和提高中樞神經系統的工作效率,還能讓學生保持良好的記憶和清晰的思維。學生在進行體育鍛煉時,血液循環會加快,心臟功能會提高,呼吸系統會改善。大學生還在生長發育的階段,適當地參加體育鍛煉有利于為良好的身體素質打下基礎。
2.娛樂功能
對于大學生來說,體育文化是對校園生活良好的調節劑。在緊張的學習和工作之余,適當的體育運動可以幫助體力腦力進行恢復,還可以進一步為學生提供娛樂。諸如體育舞蹈、健美操等體育競賽,是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是放松身心的途徑,豐富了師生員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豐富了校園體育文化的內涵。
3.審美功能
審美功能又被叫做美化功能,可以作為推動人類自身發展的內動力。體育文化就是要人們去欣賞它、發展其中之美,之后去體驗。與此同時,審美功能在校園體育文化中是潛移默化的,而且融入了校園每個人情感之中。校園是充滿感情的世界,豐富的校園體育文化,填充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的空缺,從而提高與美化了我們的精神境界。如缺乏情感的熏陶,欠缺審美的修養,人們的精神世界就會貧乏、單調,校園生活就不會有美感和光彩。對于現今大學生來講,健康而豐富多彩的校園體育文化活動為他們提供了欣賞、展示與創新的展示平臺,從而使他們獲得多元化的體驗并且極力按照美的規范來塑造自己。
三、大學校園體育文化和大學健美操之間的關系
1.健美操在大學校園體育文化中的影響及地位
健美操運動可以說是現今高校流行和傳播最為廣泛的體育文化活動形式,是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健美操是在當今快節奏生活方式下,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文明病”蔓延開來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健身運動。這些初期是以健身為目的運動不斷吸收迪斯科、體操等舞蹈和其他體育類的造型和動作慢慢演化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注重力度、增強負荷,加之音樂節奏和旋律的健美操,而且逐步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擁有明確目的性、科學性與針對性,也漸漸發展為集舞蹈、體操與音樂為一體的以健身心、健美和健身為目的的新型體育項目。同時它還有非常強的群眾性、娛樂性與創造性,因而被推崇為適應性極廣為人們喜聞樂見的體育文化活動。它以自我鍛煉為主,兼顧自我塑造與最求健美的協調統一的發展而被現代大學生所接受,促進了校園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給高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健美操在很早就傳入了我國,引入之初就受到廣大學生的歡迎與關注。特別是近些年正逐步在國內高校中迅速普及與推廣,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大學生體育的熱點。其健美、健身的時效性、組織的多樣性、內容的豐富性等吸引著大學生在閑暇時間積極主動地加入到健美操的行列中來,激發了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的興趣,加強了學生對體育鍛煉的自覺性。同時健美操活動的積極開展帶動了校園體育文化的升溫,不僅是校園的廣場,而且運動場、表演臺和體育館都所處可見健美操愛好者矯健的身影,促進了體育文化的建設。校園的體育文化活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健美操所具有的凝聚力,像一只無形的手把眾多情趣相近、興趣相同的人連結在一起,進行一些表演或是競賽的形式來增進學生間的友誼,使師生關系更加融洽,有效地調動與提高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在健美操活動的帶動下,體育文化上升到了一個新臺階,不僅豐富了體育文化內涵,而且促進了整體高校文化的進步與發展。
2.健美操與校園體育文化相輔相成
(1)增強體質。
健美操具有有氧代謝運用的特性,長時間、大密度、高強度的訓練,會對身體各個關節、韌帶,以及主要的內臟器官和肌肉群施加合理的運動負荷,進而有效提高心臟系統、呼吸系統的技能,有利于發展學生耐力、靈敏度、柔韌性、速度等運動素質。
(2)提高審美能力,完善個性品格。
健美操本身是一種健身與美的創造。練習健美操的過程其實是一種美的體驗與展現。學生在人體美的實踐中,自己去感受、去鑒賞、去表現和創造美的感情和能力也會得到培養,同時提高主體的審美意識。大學生進行健美操運動,會使情操、精神境界得以升華,從而可以不斷完善自我,不斷塑造自己的人格。
(3)高雅的娛樂功能。
高校校園與社會其他社區一樣存在著多種休閑娛樂生活方式的空間。有健康也有頹廢,有高雅也有低俗。健美操以充滿時代氣息的面貌迎來了健康,驅走了頹廢,那令人震撼的旋律,那歡快的節奏、強力的節拍,讓人耳目一新,給大學的校園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給高校休閑生活增添了不少絢麗的色彩,也提高了體育娛樂活動的文化層次。
大學健美操與校園文化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健美操作為一種相對新穎的校園體育文化活動形式,既豐富了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內涵,又促進了校園文化建設,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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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收到論文30余篇,28位代表在大會上宣讀論文。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本次學術研討會旨在弘揚、保護和傳承優秀的傳統民族、民間音樂文化,深入開展陰山音樂文化研究,交流近年來內蒙古地區民族、民間音樂教育經驗和鄉土音樂教育研究成果。會議圍繞陰山音樂文化的科學界定及其概念、范疇、源流、內涵與外延、學科定位,烏拉特、鄂爾多斯音樂文化、二人臺、漫瀚調、爬山調等方面的研究,黃河音樂文化與草原音樂文化的關系及比較研究,環陰山地區宗教、儀式音樂以及音樂文化志的考察與研究,匈奴、突厥等古代陰山地區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及陰山地區音樂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多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探討,同時對內蒙古鄉土音樂教育的現狀也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另外對于新世紀內蒙古高校鄉土音樂教育的探索與創新,內蒙古鄉土音樂資源與高等音樂教育之關系,高等師范音樂教育如何突出民族與地域特色研究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綜觀會議研討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關陰山音樂文化的詮釋
這是本次學術會議的重點研討議題之一。這方面的論文集中就陰山音樂文化的科學界定及其概念、范疇、源流、內涵與外延、學科定位等問題做了必要和細致的探究,采用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寬了研究領域和視野,以有利于陰山音樂文化研究向縱深方向的發展。
樊祖蔭(中國音樂學院)在其發表的重要講話中談到:“本次會議把陰山音樂文化與鄉土音樂教育研究聯系在一起進行研討很有意義,很有戰略眼光。這是兩個既可相互獨立,又有著緊密內在聯系的課題。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渠道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民間活態的自然傳承;另一個即是通過學校的教育傳承。我謂之“雙渠道傳承”,后者正是我國百年學校音樂教育中所嚴重缺失的。只有讓青少年們接受優秀的傳統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深扎入大地,繼而枝繁葉茂”。
趙宋光(星海音樂學院)在題為《陰山南北河套內外,地理遷活歷史》的論文中,通過從古到今這一地域的35項可以載入史冊的事項的詳盡描述中指出:“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幾十個古代民族曾在這里交匯融合。幾大文化板塊交接在近代史上撞擊出絢麗的火花,當代航天飛船返回地球恰恰選中這里的一片平坦的草原為適宜的著陸場等,這一切歷史事項又將預示著什么樣的經濟、文化前景呢?解答這一歷史之謎是當代文化研究的職責”。
馮光鈺(輔仁音樂學院)在《陰山地域文化區傳統音樂的保護與當代生存發展之路》的論文中指出:“陰山山脈橫亙在內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的廣大地區,是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區。有豐富多彩的傳統音樂品種,應當從系統性、整體性、開放性三方面揭示這一地域文化區傳統音樂的特性;進而去尋求這些傳統音樂當代的生存之路。”同時他還提到:“值得高興的是,繼長江、草原的縱橫交錯板塊狀地域音樂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現今又由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與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北方草原音樂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的‘陰山音樂文化與內蒙古鄉土音樂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啟了‘陰山山脈音樂文化’研究的進程。這次學術研討會將‘陰山音樂文化’作為一個重要課題,無疑是很有研究意義和學術價值的良好開端”。
潘照東(內蒙古社科院)在《陰山文化及其歷史影響》的主題報告中指出:陰山音樂文化是陰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要研究探索陰山音樂文化,就有必要對陰山文化做全面的詮釋,從陰山的定位、內容、內涵、特點及其歷史影響做出翔實、嚴謹的學術闡釋。并引用明代顧炎武之言,以“得陰山河套得天下、陰山河套安天下安”之言,強調了陰山獨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闡述了陰山文化是聯系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紐帶,在整個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闡述了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并蓄、融會貫通的多元復合型文化的特點,內涵、底蘊更為豐富,歷史影響更為深遠廣泛。
柯沁夫(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在《高舉陰山文化旗幟,探尋嘯樂文化源流》的論文中首先高度地評價了包師音樂學院高舉“陰山音樂文化”旗幟的深遠意義。并通過“陰山文化”與“泛陰山文化”區域范圍的闡釋中指出,必須承認陰山文化圈的文化是以草原原生文化為基本形態,是最為生動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中實現文化變異和創新發展起來的次生文化、共生文化。三種文化共同組合為中國北方富有特色的復合文化。并對“嘯樂文化”的界定、內涵與外延,“嘯樂文化”的重大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煒民(包頭師范學院歷史學院)對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陰山文化研究》課題做了介紹,并就此課題選題的意義和思路,中國文化和陰山文化的關系;陰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關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述,他強調陰山文化在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卻沒有真正反映出來,并呼吁深入地挖掘陰山文化是我們的職責。
張貴(包頭醫學院歷史學院)在發言中認為,陰山音樂是中華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陰山音樂有著自身的特點和獨特的魅力,發掘陰山音樂文化資源,創作陰山音樂精品,必將推動本土音樂的發展,促進我國音樂的繁榮。
二、蒙漢交融的區域性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研究
研討會將烏拉特、鄂爾多斯音樂文化、二人臺、漫瀚調、爬山調等方面的研究作為本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體現了本次會議對蒙漢交融的區域性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研究特別關注,并試圖以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研究這些姊妹藝術之間的關系,從而進一步明確這些姊妹藝術在其整體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
鄭少如(西口文化研究會)在《再論西口文化》的論文中指出:“西口文化是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交流匯萃之地,是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交匯交融之果,因此有著鮮明的特色,是獨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是草原文化最為閃光的一顆明珠。”并通過西口文化與草原文化;西口文化與包頭的品牌文化;西口文化與晉商文化;西口文化與旅游文化四個方面進一步闡述了包頭是個非常適合發展經濟的地方。又是晉商發展延續的脈絡,所以包頭要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以使相關產業才會興旺發達,繁榮昌盛。
柳陸(包頭文聯)在題為《西口路上的苦歌與心歌》的論文中通過多次對西口路的田野調查認為:“走西口的人共同唱的這些民歌,是在黃土高原那些窮鄉僻壤緣起的,其傳承流變中經受苦難歷程。大量的民歌所反映的生活、表現的主題、演唱的風格、抒發的情感、律動的節奏,無不帶有比一般民歌更加濃厚的悲切色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民歌不是唱出來的,而是“哭”出來的。山曲兒作為民間鄉土文學,它最大的特點是方言的使用。也正是這些大量的有生氣的方言,才豐富了這些山曲兒的藝術魅力,使之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
李野(內蒙古詩詞學會)在其論文《蒙漢文化交融的產物———漫翰調與二人臺》中認為:“包頭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包括北方許多游牧民族和漢族)的活動區,因此,包頭的歷史,是歷代活動于這一地區的各族人民共同編寫的。包頭的文化,也是先后活動于這一地區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包頭的文化,是一種多元融匯的文化。所謂多元融匯: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匯;二是多種宗教文化的融匯;三是多種地域文化的融匯。”由于蒙漢兩族音樂長期的密切接觸和雙向交流,所以二人臺的唱腔和牌曲,從旋律、節奏、發音吐字的方法到器樂的演奏技法,無不滲入了蒙古族音樂的一些影響、一些韻味。而融入二人臺音樂的蒙古族樂曲,也受到漢族民間音樂的影響,發生了一些變化,變得同二人臺音樂渾然一體。漫瀚調的曲調主要來自鄂爾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調,雖然也有一部分源于漢族的山曲兒,但從總體來講,漫瀚調是蒙古族民間音樂同漢族的民間詩歌的融合,也可以說是一種大型的“風攪雪”,鮮明地顯示出蒙漢兩族文化交融的廣度與深度。
王星銘(包頭市廣電局)以1978年包頭日報曾開辟了一個專欄“以李野老師為旗幟號召二人臺必須走戲曲道路”為話題,談起了當時自己對二人臺體裁的困惑,并多年進行田野采風,曾在二人臺研討會議上闡述過自己的觀點:“二人臺有曲目和劇目組成,二人臺藝術形式應包括二人臺坐腔、二人臺舞蹈,二人臺歌曲、二人臺戲曲等多元形式,二人臺打坐腔中存在著多元發展的可能,二人臺只是一個戲路的形式還不是戲曲的形式。”同時談了對漫翰劇和包頭的音樂風格的認識。
苗幼卿(內蒙古藝術研究所)在《二人臺牌子曲探究》一文中認為,二人臺牌子曲系內蒙古西部區最具影響的民間絲竹樂種,要早于二人臺的形成,曲牌源于多方面,既有古樂曲遺存,也有從蒙古族民歌和漢族民間音樂中衍變而來。同時,還吸收了部分宗教音樂,系中原漢族移民音樂文化與當地蒙古族民間音樂文化的藝術結晶。
李紅梅(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在《關于二人臺傳承與發展的的幾點思考》的論文中提出;“隨著當代經濟發展帶給人們生活的巨大變革,二人臺的生存環境也變得日益嚴峻和復雜,面對新生代對二人臺喜愛程度的弱化趨勢,如何挖掘、整理、保護、發展二人臺音樂,使二人臺的音樂精髓得以保存,藝術生命得以延續,是擺在音樂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在二人臺的繼承與發展中需要通過橫向借鑒與縱向繼承的統一,程式性與即興性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等方面來繼承、發展二人臺”。
臧志君(內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在題為《從蒙古民歌的多樣性看西部民歌的多樣性》的發言中講到:“在研究蒙古族民歌時看到西部民歌也存在多樣性的特點,近年來發行了民歌典藏———三代長調歌唱家的原聲匯萃、六大民歌色彩區民歌經典,在出版發行工作中積累了一些經驗,由于不同色彩區受所居住的如山地、河流等地理環境的直接影響,所以其曲調、風格、形態各有不同”。
杜容芳(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在發言中深入淺出地講解并演唱了不同的漫翰調、爬山調、山曲兒、風攪雪,從而直觀形象地介紹了各種姊妹藝術之間風格的不同。她強調指出:民歌是人類文化最珍貴的部分,因為民歌是從泥土中來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研究民歌要深入下去,由對文化的認識引申到對民歌的進一步認識。她特別強調漫翰調的傳承靠年輕人,靠學校。希望能辦一個傳承班。
劉新和(內蒙古藝術編輯部)在其論文《爬山調美學四題》中認為:“言爬山調美學,必須先言爬山調;言爬山調,必先言‘西口人’。其中的道理并不復雜:如果沒有西口人,便沒有爬山調;西口人是一個由來自內地移民與其后代構成的復合體。近年來,學界將由西口人創造的文化稱之為‘西口文化’。透視爬山調,人們不難看出西口文化所蘊含的獨特美學價值。爬山調全面、系統、直接地反映了明中期以后延至清、民國及以后西口外人民群眾的生活風貌,描繪的是具有多種多樣畫面的場景,表現出不同層面人物心理與思想狀態,質樸、深邃、凝煉,特別是對愛、愛情的理解與表述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馬春生(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在《爬山調文化藝術研究之思考》的論文中指出:目前對爬山調文化藝術科學的認識與梳理還缺少大文化的觀念與多元文化、異質文化共生的理性分析,缺少從爬山調產生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爬山調生成的環境,爬山調曲式結構、音階、音調、節奏、節拍等的運用,爬山調歌唱形式及歌唱方法,爬山調歌詞的藝術特色研究等方面的系統梳理與闡述”。
姜曉芳(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試論爬山調與信天游之比較》一文認為,爬山調和信天游基本上同屬于一種類型的民歌體裁,因此具有許多共同之處,如都采用兩句一組,每句字數不限,多用比興的手法,并在歌詞中出現大量的方言土語,使其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地方特色。同時,由于地理環境、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的不同,兩者又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朱文成(內蒙古河套大學)在《音樂藝術的常青樹———山曲兒的藝術特點及審美》的論文中指出:“山曲兒短小精美,瑯瑯上口,是深受晉、蒙、陜、冀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藝術形式。應當呼吁共同搶救、挖掘、整理創新民族音樂,使山曲兒扎根于民族歷史與生活的土壤中綻放異彩”。
胡佳(內蒙古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論文《淺析內蒙古西部漢族民歌的藝術特征》中通過對于爬山調、漫翰調的歷史來源及藝術形式、題材內容進行分析,概括出各自具有多元化和獨特化的藝術手法和特點。
賀宇(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在其《探尋格亥圖村秧歌藝術的載體———秧歌隊》的田野調查報告中指出,格亥圖村的生活環境和秧歌隊產生的土壤血脈相連,要想了解跑圈子秧歌在格亥圖村的重要位置,首先要了解該村秧歌隊的構成。秧歌隊不僅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也是時代的產物,從隊員的地位以及隊員身份的演變中可看出時代的烙印。一個地區民間音樂的形式,常常是折射這個地區音樂生活的一面鏡子。對于當地秧歌隊員的生活、生平以及周圍村民對他們表演的評價、觀察和研究,能夠幫助我們尋找傳統文化歷時與共時的軌跡,有利于深化對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認識和研究。
三、環陰山地區宗教儀式音樂及音樂文化志的考察與研究
這是近年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學術研究方向是通過對宗教音樂在宗教和宗教儀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音樂傳播的本土化、變異等問題深入調查,仔細分析,拓展其研究領域后展開的,并通過圖、譜、志等音樂文物的出版介紹,為研究陰山音樂文化提供更為翔實豐富的實證。
楊玉成(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在其論文《18世紀蒙古族音樂巨擘梅日更葛根》中講到:18世紀上半葉,蒙古族歷史上出現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梅日更葛根。他有超常的智慧和淵博的知識,且一生孜孜不倦,碩果累累,在佛學、經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醫學等諸多領域中均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特別是為藏傳佛教的蒙古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同時他也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音樂巨匠,從18世紀中葉以來,內蒙古西部烏拉特各旗大大小小二十幾座寺院,一直用他編創的曲調念誦他翻譯編配的蒙文經文。他一生作有大量的歌曲作品,這些歌曲目前已經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民歌體裁,烏拉特人稱之為“希魯格哆”。這個人就是被烏拉特人尊稱為“喇嘛歌者”的三世梅日更葛根羅桑丹畢堅贊。該文對梅日更葛根所做貢獻進行了深入、客觀的學理闡釋。
段澤興(內蒙古藝術研究所)從《內蒙古音樂文物大記———內蒙古卷》這本書帶給我們的啟示中談到,“此書是把流傳于內蒙古所有音樂方面的文物分為樂器類、圖像類提供給大家作參考,通過此書收錄的文物可以進一步了解內蒙古地區豐厚的音樂文化遺產,可以通過文物證實歷史上中國北方民族與中原文化的聯系十分密切,如距今6000年以上的塤的發現意義極其深遠。陰山音樂文化的概念很大,其中有許多文化現象是重疊的,其文化內涵及外沿的界定應更為清晰”。
張曉武(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在其論文《分析兩首———“草原圣歌”從圣詩音樂創作作品看內蒙古環陰山地區基督教(新教)圣詩音樂本色化作品變化進程》文章中,例選了兩首“草原圣歌”進行分析研究,揭示出這一地區圣詩音樂本色化創作作品的特點以及在內蒙古環陰山地區地方音樂文化中所處的地位和對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圣詩音樂本色化創作的意義。
佟占文(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在《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烏力格爾〈寶迪嘎拉巴可汗〉探微》一文中,對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烏力格爾《寶迪嘎拉巴可汗》的故事及文本進行類型學分析,討論了故事如何通過表演而生成文本的過程。認為,蟒古思因•烏力格爾是一種高度模式化的故事類型,其表演按照既定的程式進行,文本是表演的結果,同時它是反映故事、考察表演過程的參照。
四、內蒙古地區鄉土音樂教育的探索與創新研究
為了使內蒙古的鄉土音樂資源能夠轉化為教育資源,使內蒙古的音樂教育能夠引起廣泛的關注,本次會議特設了此方面的研討內容,與會的專家們對此議題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議,使大家充分地認識到教育在民族音樂文化傳承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就引進多元民族音樂文化資源,實現傳統音樂文化傳承與學校教育的有機結合達成了共識。
張天彤(中國音樂學院)首先傳達了近期在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召開的音樂學院學科建設會議的精神,并以《中國音樂學院的學科建設》為題介紹了中國音樂學院在其學科建設方面的經驗和在傳承中國傳統音樂教育模式中所取得的一些優秀成果。
金鐵宏(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在《關于民族音樂教育的若干思考》的論文中強調:民族音樂藝術傳流,是整個民族的精神紐帶,它作用于民族個體和群體;能使整個民族思想統一,情感融洽,意志集中。民族音樂教育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項基本工程。
因此,加強民族音樂教育的意義,已不僅是音樂教育本身,而是對我們的新一代樹立起健康的審美心理和正確的價值觀念,熱愛中華民族,熱愛民族的音樂藝術,從而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使整個民族團結一致,奮發向上,對于創造性地振興中華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崔東偉(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在《高校公共音樂課與民族情懷的培養》一文中通過對高校開設公共音樂課的作用、藝術教育與民族情懷的關系以及高校公共音樂課如何實踐對大學生民族情懷的培養幾個方面進行闡述,為高校藝術教育的完善提出新的思路。
李書宇(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在其《寫在包頭市中小學音樂教師骨干教師培訓后的感想》的論文中提出:“我區有著非常豐富的音樂資源,我們可以嘗試編寫我區自己的中小學音樂地方教材。例如,二人臺進入中小學音樂課堂。二人臺是內蒙古地區的重要藝術資源,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受到了許多其他音樂文化沖擊。如今,在文化界人士的大力呼吁下,二人臺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在我區中小學開設二人臺課有利于強化學生民族文化學習的意識,更可傳承我區民族優秀文化,并可提升學生對于民族、民間藝術良好的鑒賞能力。”在文中他還對提高教師培訓的認識,對音樂教師培訓的經費投入,提供更為廣闊的繼續教育平臺等方面提出了良好建議。
張靜(河套大學)宣讀了其論文《內蒙古西部河套地區鋼琴教育研究》,并在發言中談到她參加巴盟河套地區陰山音樂文化教育課題組的工作情況,提出今后努力將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資源引入大學的課堂中的設想。
王文娟(包頭市北重中學)在《對現行初中音樂教學內容更新的建議》一文中提出:只有對初中音樂教學內容進行不斷的更新,才能更好地提高初中生對音樂的興趣,培養初中生具備自主能力、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激發他們熱愛祖國音樂藝術的情感,培養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操。
科研創新,助力草原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天然草原90%以上發生退化,草原生產和生態功能嚴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樣性減少,牧草資源亟待保護和開發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約其可持續發展。經過認真準備和申報,侯向陽等人于2013年成功獲得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973)項目的資助,項目名稱是“天然草原生產力的調控機制和途徑”,這是全唯一一個973項目,標志著基礎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項目瞄準過度放牧下草原生產力衰減的關鍵機制和草原生產力提高的調控機制與途徑兩個科學問題開展研究,目標是揭示過度放牧下草原生產力衰減機制,形成適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調節提高草原生產力的綜合調控的理論和技術體系,為實現天然草原生產力提高 30%~40%,恢復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已經在草地土壤關鍵要素對放牧的綜合響應、草原植物對放牧的矮小化響應、放牧導致植物矮小化的“脅迫記憶”、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學證據以及草原生產力下降的養分供給非平衡理論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2015年順利通過國家科技部組織的項目中期評估。
據了解,樣帶研究是進行全球氣候變化及人為驅動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徑。利用歐亞大陸東緣草原連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類型等相對一致,溫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間差異的特征,侯向陽研究員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歐亞溫帶草原東緣生態樣帶(簡稱EEST),聯合國內相關科研教學單位及俄羅斯和蒙古國的合作單位,開展從中國長城到俄羅斯貝加爾湖的溫度和放牧管理對典型草原生態系統影響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氣象、經濟、植被、土壤、昆蟲資源等信息,建立樣帶綜合數據庫;建立蒙古國溫都爾汗野外觀測站,填補了我國草原科學研究在境外無定位監測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發表學術論文45篇,出版專著4部,獲得專利3項,軟件著作權1項,向有關部門提出6項政策建議,并通過俄羅斯之聲報道中俄科學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進展,取得較大社會影響。
另外,侯向陽所長還系統開展了我國北方草原氣候變化及適應性管理研究,圍繞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北方草原區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從區域、縣域和牧戶等層次入手開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進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戶作為草原畜牧生產的最基本單元,是牧區草畜平衡的主要調控者。牧戶草畜平衡行為是影響草原生態補獎機制政策失靈的關鍵因素。針對我國政府在草原地區實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續超載和退化,草原生態補獎機制政策實施體現政策失靈的問題,侯向陽團隊在內蒙古不同草原類型區及新疆山地草原開展牧戶家庭屬性和草畜平衡決策行為調研。研究發現,分步減畜更容易被牧戶接受,同時牧戶之間的自發合作也更能實現牧戶生產實踐的調整,此種有效合作對優化牧戶生產管理方式、推動畜牧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據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導式為特征的牧戶適應性減畜策略和草原生態補償長效機制。
針對我國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農牧交錯帶面臨的食物供給和生態保障難以兼顧的兩難困境問題,侯向陽所長研究提出應盡快確立以旱作節水栽培草地建設為主的西北綠色草牧業發展戰略。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西北地區大力發展旱作節水農業正在引起重視,但旱作種草的優勢和潛力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在糧改飼的基礎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種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飼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地下水資源的依賴,這是解決我國旱區優質飼草不足、并兼顧生態保護的有效發展路徑。
矢志不渝,為綠色大草原保駕護航
除了在科學引領草原生態保護和治理創新的基礎上平衡發展,侯向陽所長勤于思考,勤于筆耕,多年來科研心得付諸筆端,先后發表學術論文200篇,其中SCI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15部,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科技獎勵8項。其主編的《中國草原科學》和《蒙古高原草原科學》,系統總結了我國草原科學及蒙古高原草原研究成果,為我國和其他國家從事草原科學研究人員提供了極好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