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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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范文第1篇
1 我國招投標制度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1.1 我國招投標制度發展
自20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開始進行招投標制度的引進，并進行了相應的試運行，然后進行了全面的推廣使用。在開始的時候，招投標主要是重在宣傳和實踐，對于其中的問題進行總結。隨著我國招投標制度的不斷發展，到20世紀九十年代，我國開始對招投標進行全面的管理和規范，同時不斷的出臺相應的規章制度，講招標的方式從傳統的以表轉變為邀標。我國的工程項目招投標在不斷的發展中實現了多方面的進步，到目前，我國的招投標制度已經開始了全面的完善，而且其中的很多問題都得到了相應的解決。
1.2 我國工程項目招標投標制度存在的問題
1.2.1 招標投標的監督管理部門不統一，處于多頭管理狀態
對于我國的工程項目招投標制度來說，其本身并沒有和一般的法律一樣，有較為明確的行政主管部門，所以招投標僅僅是一項相應的法律。從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和法規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國的國內沒有較為完善和統一的招投標管理機構，因此很多相應的部門都可以對工程項目進行相應的管理。對于不同的部門來說，其本身會根據自身的相應利益，作出相應的側重，進而導致沒有較為統一的標準。因此從多項政策角度來說，招投標本身處于一個較為交叉的角度，處于多頭管理的狀態。
1.2.2 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準入限制普遍存在
雖然我國的招投標法對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行業準入限制都作出了明確禁止性規定，但是在進行實際招投標的時候，仍舊存在十分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行業準入限制的情況。主要是在今天投標的時候，通過對準入證和不合理資質的使用角度進行控制。另外在進行評標的時候，如果不是本地的產業，就不給于相應的準入機制。
1.2.3 招標機構缺乏獨立性，其執業缺乏誠實信用
對于招標機構來說，其本身應該是具有相應招標資質，依法從事招標工作的相應社會中介組織。按照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研究，機構本身應該是與任何行政機關沒有任何隸屬關系和其他利益關系。但是在實際情況下，很多機構都直接隸屬于某一行政機關。這樣的做法完全違背了我國的相應法律要求，而且很多的招標機構的誠信和其本身的獨立性是連在一起的。在進行實際招標的時候，會設置相應的條款或者是陷阱，降低其他投標人的中標率，這樣的做法缺乏城市信用，而且不符合相應的國家法律要求。
1.2.4 串通投標現象嚴重
招投標本身是十分公平的，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存在很多的串通中標的問題，主要是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一般情況下串通中標主要是投標人和招標人之間的串通以及投標人之間的相互串通。投標人通過和招標人之間的相互聯系，通過相應的經濟交流，獲取較為明顯的內部價格和數值，進而獲得相應的報價。投標人之間的串通一般會利用高中三種不同的報價，獲取較為理想的報價，繼而進行經濟效益的分配。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在企業成本控制中的重要性已得到越來越多國有企業的重視與關注。且知識經濟的發展，也為企業帶來了更多先進的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技術和手段，使固定資產數據處理、實物盤點和清查更科學、更簡便、更高效。但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作，管理內容幾乎涉及到企業的各個業務部門與崗位，是要求企業組織內部成員共同參與的全員性的工作。加之我國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概念、經營模式、管理思路等方面客觀存在的局限性，相當多的企業在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方面仍存在有諸多弊端與不足，比如有：固定資產投資管理制度不夠健全，缺乏有效的執行力度；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與實物管理脫節，固定資產投資存在賬實差異等。
3 完善我國的招標投標制度、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的建議
3.1 建立統一招投標平臺，實行相對集中的招投標行政監督權
為了實現我國招投標制度的全面發展，規范我國的招投標市場，需要首先建立較為統一的招投標平臺，通過建立較為集中的招投標行政監督權，提升我國的招投標規范程度，實現我國招投標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對于我國目前比較分散的招投標行政監督權力，需要將其進行整合，實現專一部門的集中控制，提升控制的全面性。另外通過建立集中的招投標管理體制，提升整體的監督水平，實現招投標領域問題的全面解決，也可以為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管理保駕護航。
3.2 規范招標機構行為
需要根據國家的相應要求，建立培育專業工程招投標的專業機構，使其獨立于各級政府和部門之外，而且不允許其受到各種經濟利益的影響，確保機構的專業性和公平性。通過建立健全招投標市場準入和退出制度，建立較為專業的管理模式，實現我國招投標機構行為的合理化。另外還需要不斷的加強工程招投標交易全過程監管。通過對交易過程的全面監督管理，降低其中違法事件的發生率，提升整體的違法控制水平。對于其中存在的很多監督管理問題，需要采用專業的控制方法，確保問題的切實解決。
3.3 嚴格遵守財經法規，依法管理國有資產
企業應當嚴格遵守并規范執行企業有關的財經法規。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購置應堅決執行本企業采購制度，納入采購范圍，節約使用企業資金；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報廢、調撥、變賣，堅持按規定程序申報、審批。提高管理人員的法制意識，明確落實資產的管理責任，增強并牢固樹立依法管理國有企業資產的意識。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范文第2篇
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信貸資源是一種社會公共資源，信貸資金是我國企業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我國銀行信貸配給現象普遍存在，信貸資金大部分流向了國有企業，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難。本文利用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以及投資與產出的計量經濟模型回歸擬合，對1999-2009年我國企業的投資效率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國有企業投資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存在過度投資的行為。針對此問題，文章分析國有企業過度投資以及銀行信貸配給的原因，并提出改進信貸資源配置的對策。
關鍵詞：投資效率 信貸資源配置 ICOR
我國信貸資源配置的現狀
（一）國有企業投資現狀
近十年來，我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始終高于65%，伴隨如此高的資產負債率的是低資本利用效益。我國銀行有80%的信貸資金投向了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往往借新貸還舊貸，長期高負債加劇了其過度投資的傾向。國有企業貸款資金過多地用于擴大投資規模以期增加利潤，這種過度擴張帶來的卻是貸款的持續增加以及負債風險的加大。一旦投資失敗，這種高負債、過度投資帶來的高風險就會爆發，形成不良貸款，最終通過資產剝離轉嫁給國家。
（二）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我國工業產值的60%、利稅的40%、出口的60%、就業機會的75%都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另外，我國65%的發明專利、75%的企業技術創新、80%的新產品開發，都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中小企業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力量。而銀行信貸資源大部分流向了國有企業，真正配置給中小企業的還不到五分之一。2008年新增小企業貸款同比增長1.4%，同期全國貸款增長率為14.9%，融資難、貸款難已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63%的小企業存在融資需求，其中50%采用民間借貸， 15%通過銀行，6%通過農村信用合作社，7%通過小額貸款公司和典當行，另有22%的小企業未發生過借貸行為。
（三）銀行信貸現狀
1999年我國成立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按賬面價值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了1.39萬億元不良貸款。根據銀監會公布的數據，2001年底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25.37%；2003年不良貸款余額為2.44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7.8%。2008年3季度末，不良貸款率降至6.01%。其不良貸款率有較大幅度的降低，但與國際銀行1%以下的不良貸款率仍有較大差距。這說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源配置效率不高，有限的信貸資源沒有配置給投資效率高的企業，大量信貸資源流向了投資效率較低的國有企業。
實證分析
近十年來，我國的投資年均增長率為22.5%，2009年高達30%；投資占GDP的比重平均為45.98%，2009年甚至達到65.96% ，如表1所示。如果這種趨勢長期保持下去，必定會造成產能過剩、資源大量浪費，影響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如此巨大的投資規模下，投資是否有效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引入了投資效率這一指標來衡量。
（一）度量投資效率的指標ICOR
1.通過測算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投資效率。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是反映投資效率的經濟指標，用以衡量一個經濟體單位產出增長所需的投資量。一般而言，一個經濟體的ICOR越高，其投資效率和生產效率越低。邊際資本產出率是資本存量的變動與產出的增量的比率。
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資本存量增加值（dK）/生產總值增加量（dY）
資本存量的變動等于投資流量，產出的增量可以用GDP的增長來表示，即邊際資本產出率是年度投資量與當年生產總值增加額的比率。
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當年投資量（I）/生產總值增加量（dGDP）
2000-2009年我國的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的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
2.考察國有企業的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當年投資量I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gint）來計算，生產總值增加量（gpro）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生產總值占全國GDP的百分比乘以全國GDP來計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邊際資本產出率為：GICOR=gint/Δgpro。由表2計算得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邊際資本產出率GICOR的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2001年國有企業的ICOR比較異常，這是因為2000-2002年是國有企業改制的階段，大量國有企業改革為股份制企業，在計算國有企業生產總值時由于企業數銳減，國有企業的生產總值較去年變化不大。許多國有企業在改制后改革創新管理，企業效益增加，相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就較低。
從圖1的國有企業ICOR和全國經濟ICOR的對比可以看出，就全國而言，2000-2007年的投資效率較為穩定，而從2007年往后，投資效率明顯惡化。就國有企業而言，2003年之前的投資效率很差，在經過國企改制改革后，投資效率明顯改善，而2007年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效率明顯惡化。總體來看，國有企業ICOR始終高于全國水平，可見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是比較低的。
（二）回歸方程擬合法度量
還可以用資本增量對產出的回歸擬合系數作為衡量指標，即用投資對GDP進行回歸擬合，這是許多文獻研究投資效率時所采用的方法。如果回歸擬合系數越大，即回歸方程擬合的越好，投資效率越高；反之則說明投資效率越低。
1.根據表1中的數據對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GDP進行回歸擬合。通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GDP的趨勢圖，發現其變化具有時間趨勢，故對GDP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取自然對數以消除長期趨勢。取樣本區間1999-2009年，取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自然對數為lninvent，GDP的自然對數為lngdp，設定理論模型：
lngdp=a+b*lninvent （1）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該模型，結果為：
lngdp=4.52+0.67*lninvent
t： （26.14） （43.51）
R-squared=0.995，擬合優度為99.5268%，可以看出模型擬合的很好。方程中系數的P值為0，小于顯著水平0.05，可見系數顯著。T檢驗通過，系數顯著。Prob（F-statistic）為0，小于顯著水平0.05，F檢驗通過，方程顯著。模型擬合圖如圖2所示，可見方程擬合較好。由回歸方程可得，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1%，GDP增長0.67%。
2.根據表2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生產總值進行回歸擬合。通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生產總值的趨勢圖，發現其變化具有時間趨勢，故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生產總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取自然對數以消除長期趨勢。取樣本區間1999-2009年，取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自然對數為lngint，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為lnggpro，設定理論模型：
lnggpro=c+d*lngint （2）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該模型，結果為：
lnggpro=3.54+0.73*lngint
t： （7.19） （15.09）
R-squared=0.962，擬合優度為96.1976%，可以看出模型擬合度不是很高。方程中系數的P值小于顯著水平0.05，可見系數顯著。T檢驗通過，系數顯著。Prob（F-statistic）為0，小于顯著水平0.05，F檢驗通過，方程顯著。模型擬合圖如圖3所示，對比圖2可見方程（2）擬合度比方程（1）差。
由于模型擬合度不是很高，DW=1.03，模型存在一階自相關。 由于相鄰殘差之間出現正自相關，對殘差滯后一項消除一階自相關，結果為：
lnggpro=418.83+0.03*lngint+ar（1）=0.999
從DW值可知，模型已消除自相關。
3.對比分析。方程（1）的R-squared值明顯大于方程（2），因此方程（1）擬合的系數大于方程（2），可見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較低。全國GDP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散點圖如圖4所示。從圖4可知，剔除最后一個異常點，兩者之間具有較高的擬合優度。國有企業的生產總值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散點圖如圖5所示。從圖5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擬合優度較低。這說明我國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較低。
綜合上述計量檢驗分析可以看出，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偏低。
原因分析
（一）國有企業過度投資原因分析
1.委托機制導致過度投資。股東與經理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主要體現在經理對待項目風險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可能與股東不同。Murphy（1985）認為經理存在使企業發展超出理想規模的內在激勵（帝國建造傾向），通過不斷投資新項目，擁有更多可控資源。經理的這種帝國建造傾向容易導致其進行過度投資，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獲得額外收益。陳少暉（2010）認為經理在職消費往往與公司規模呈正相關關系，因此經理有擴大投資規模的動機，投資到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未必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項目。另外，經理的過度自信也會導致其高估投資項目收益、低估投資風險。
國有企業的股東是全國人民，實際卻是股東缺位、控股權虛置。國有企業的所有決策都由經理完成，并不像普通股份制公司經理那樣會受到董事會制約。國有企業經理通常沒有公司股份或占較少股份，對企業利潤的享用不會超過其任期。因此，國有企業經理往往熱衷于擴大企業投資規模以獲得規模私利，進行過度投資，導致投資低效。
2.政府干預導致過度投資。許多國有企業的最終控制人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在進行分稅制改革和行政權力的區域劃分以后，地方政府對地方經濟的干預能力得到提高。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為政府穩定就業、增加稅收、提高GDP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地方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控股股東，往往會為了其公共目標，要求地方企業加大投資，以提高地方就業率、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提高地方政府政績。張洪輝、王宗軍（2010）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預程度與企業過度投資水平正相關。因此，政府政績觀導向也是導致國有企業過度投資的原因之一。
（二）銀行信貸資源配給原因分析
1.預算軟約束使得銀行更樂意貸款給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概念最早是由Kornai（1991）提出，它用來描述存在政府干預時，由于企業經營者存在政府救援的理性預期，企業的資金運用超過了它當期收益范圍的現象。盛名泉和李昊（2010）認為對于未完工且無效率的投資項目，政府或貸款者有動機追加投資，因為追加投資的邊際收益可能大于項目廢棄產生的成本。國有企業普遍存在預算軟約束現象，常常采用貸款展期或借新還舊的辦法來獲得更多貸款以支持更多的投資。
政府對國有企業有許多優惠政策，如資源壟斷獨占、稅收減免等。國有企業若面臨投資失敗，政府反而會想辦法幫助其獲得新貸款以期止損。由于國有企業的特殊地位其在生產能力和交換價格上有一定的控制力，銀行往往看中其壟斷地位，而忽視了貸款風險。這種預算軟約束刺激了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
2.信息成本和信用評級制度。貸前調查、審批、貸后監控通常是銀行進行信貸活動獲取相關信息的手段。獲取信息必定要付出直接或間接的費用，信息獲取不可能無窮盡地進行。與中小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信息成本較低，信息較為完善。因此，商業銀行會認為國有企業的風險較低，從而為國有企業提供較多的貸款資金。
20世紀末，我國銀行開始實施貸款五級分類制度，根據企業的風險評定來確定允許審批通過的貸款額度。這種分類制度較粗糙，也沒有對申請貸款的企業進行專業深入的分析。在這種制度下，企業進行擴張性投資往往被認為其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企業經理也會通過追加投資來擴大投資規模，以期被認為具有更多的投資機會以及較小的投資風險，從而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資金。這使得過度投資的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貸款資金，信貸資源過多的流向了過度投資的國有企業。
對策和建議
對于中小企業來說，由于信息不對稱、信用擔保能力差等原因，很難從銀行申請得到能滿足其發展的信貸資金。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上浮20%左右，如果銀行能夠做好中小企業信貸，那么不僅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難題，銀行也能獲得更多利潤。其對策主要有：
信息共享。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較嚴重，銀行獲取其信息的成本較高且不全面，以致于不能做出正確的信貸決策。可以通過銀行間信息共享，以減少平均信息成本。另外還可以通過各地各行業中小企業協會來獲取所需信息。
聯合擔保。由于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能力差，信貸風險較高，因此一般銀行不愿意貸款給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各地各行業中小企業協會擔保、上下游企業相互擔保或擔保機構擔保的手段來提高信用。
制度創新。為中小企業制定專門的管理辦法、客戶評價標準和準入范圍，簡化信貸流程，度身訂做能滿足其融資需求的信貸品種，制定專門信貸考核辦法及責任制度等。
我國的信貸資源更多地流向了過度投資的國有企業，助長了其過度投資行為，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國家作為出資人應當行使股東的基本權利，強化對留存利益重新配置的監督，從而抑制其過度投資行為。而銀行在審批貸款時，不能一味地給予特殊待遇，要審核具體資金運作情況、申請貸款投資項目的投資效益，以投資效率為審批標準來發放貸款。可以通過改革信貸管理人員的激勵機制，將發放貸款的質量與其收入、獎金分配掛鉤，同時對審查人員按照業務能力和經驗資歷實行資質分級，并在給予不同的投票表決系數，以突出資深信貸員在信貸決策中的作用。
銀行要根據企業的投資效率來進行信貸資源的配置，這樣既可以使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得到充足的資金來進行項目投資，又可以使信貸資源配置的質量提高，提高銀行的效益。將信貸資源更多地配置給投資效率高的企業，提高我國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使有限的信貸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這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Murphy K.J.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Managerial Remuner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1985，7（1）
2.陳少暉.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國外運行模式與中國的制度重構[J].財貿研究，2010，21（3）
3.張洪輝，王宗軍.政府干預、政府目標與國有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J].南開管理評論，2010，13（3）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范文第3篇
Abstract: Summary of fixed assets of an enterprise is the main means of labor,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was affected indirectly, an economy's output. This paper models and indirect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f the angle from the study of its GDP. From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of the tests to see whether the public economy or economy on the GDP of individual linear effects are present , further evidence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n a country's total output of society.
關鍵詞: 固定資產 國民生產總值 線形關系
Key words:fixed ass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Linear relations
作者:張婧1989年5月,女,內蒙古通遼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07級本科生,金融工程專業,主要從事金融與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
一. 解釋模型
固定資產對一個企業來說是其主要的勞動手段,它的價值是逐漸地轉移到所生產的產品上去。企業同時又是重要的市場主體,因此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間接得影響到了一個經濟體的產出。這里主要對GDP及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額(X1),集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額(X2),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額(X3),進行計量經濟學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
我們將數據輸入EViews, 可以得出,從1980年至1998年間,GDP是逐年增長的,說明我國經濟在不斷的發展.而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額總體上都上升。
二. 最小二乘估計
以上是該模型的OLS估計的結果,其中由于X1的T檢驗值為非顯著,因此將X1與X2合并為一個解釋變量,也就是將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和看作為公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額(X1+X2).令X1+X2=X1,得到多元線性回歸方程:
GDP=-212.2253+2.156531X1+10.01952X3
二. 模型檢驗
1. 統計學檢驗
T-Statistic檢驗,顯著水平0.05,其臨界值為Tα/2=2.11,顯然6.472744及5.487695遠遠大于它,其解釋變量的Prob均為0.0000,即從統計學檢驗的角度上講解釋變量的選取是有意義的.
F-Statistic檢驗及擬合優度R-squared檢驗,R-squared值越接近于1,則F值越大,這里的R-squared值為0.995710,大于0.9擬合優度比較高,因此F-Statistic檢驗亦通過.
2. 計量經濟學檢驗
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散點圖如下(SCAT):
結論: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性性較強
三.模型評價與經濟分析
該模型并沒有直接地從投資、消費、出口的角度去考察解釋變量對GDP的影響,而是以間接的方法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角度研究了其對GDP的影響。從計量經濟學的檢驗結果看無論是公有經濟還是個體經濟對GDP都存在線性的影響,而且相關系數都接近于1,進一步證明了固定資產投資對一國社會總產出的影響.
其中公有經濟與GDP的相關系數要大于個體經濟與GDP的相關系數,從一個側面顯示出近年來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的成效。
1978年以來的二十多年中,伴隨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不斷下降,國有經濟的地位與作用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倍受關注.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控制力往往停留在國有資產的物質形態層面上,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以國有資產的行政計劃分配為主要特征的“靜態控制”體系顯然已不再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因此有學者提出將國有經濟“控制力”重新界定于“國有資本的調控力”上面。
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必然會帶來房地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因此,房地產業將成為未來幾年中拉動我國內需增長的一駕重要的“馬車”。
參考文獻:
[1]李子奈 潘文卿 計量經濟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范文第4篇
【關鍵字】傳統產業 轉型升級 比較研究 政策建議
一般而言，傳統產業是指發展時間較長，生產技術已經基本成熟，經過高速增長后發展速度趨緩，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逐步下降，資源利用率和環保水平通常較低的產業。本文所指的傳統產業主要是傳統工業。就浙江省來說，傳統產業主要包括紡織、服裝、電器機械、金屬制品、化學纖維、機械汽車、塑料制品加工等。為了更好地研究浙江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策略，我們尋找了與浙江省所處區域相似的東部沿海地區為主要比較分析對象，同時借鑒資源型區域及民營經濟先發地區這兩個典型區域的踐行經驗，以期為浙江省、市傳統產業發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鑒與參考。
一 東部沿海地區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經驗
這里主要選擇上海、廣東、福建、浙江、山東、江蘇等六個代表性省市，之所以把它們歸為一類是由于它們具有外向型經濟的共同特征，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中有一定的共性可言。通過對六省市在產業結構、產業組織、霍夫曼比例、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等方面的比較分析，對其傳統產業轉型路徑進行梳理歸納。
1．產業結構比較
產業的組織結構是產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東部沿海省份的所有制結構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從表1中可以看出以下特點：（1）從國有企業的比例看，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五省及上海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其中，江蘇在5%以下；（2）上海、廣東、福建的特點在于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其中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50%左右，特別是上海，占比達到61.13%，表現出較強的開放性。（3）浙江的非國有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所占比重最高，其中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所占比重達到了44.35%，均高于其他省份，說明浙江在民營經濟發展中走在了前列。
表1 2010年東部沿海六省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工業總產值列表（單位：億元）
全省 國有
企業 集體
企業 股份制
企業 外商及港澳臺
商投資企業 私營企業
浙江 51394.20 3331.26 123.12 237.91 13104.16 22792.11
江蘇 92056.48 4451.71 1289.82 4632.18 36592.50 32644.65
山東 83851.40 5486.12 2632.65 22896.1 14365.94 30408.87
廣東 85824.64 4595.82 767.03 30802.53 45519.23 16201.08
福建 21901.23 1478.99 551.15 2929.96 10657.57 6205.94
上海 30114.41 1752.99 244.53 2877.23 18407.67 3483.32
數據來源：2011年相關各省統計年鑒
2．霍夫曼比例的比較
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W.G. Hoffmann）于1931年建立了“霍夫曼比例說”，即消費資料工業的凈產值與生產資料工業的凈產值的比值。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斷下降的。由表2可以看出，東部沿海省份的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和上海的霍夫曼比例都已小于1，這表明這些省份工業化水平都比較高，已達到工業化第四階段，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其中，上海工業化水平最高，霍夫曼比例2010年已達到0.28，浙江工業化水平較低，2010年僅高于福建，霍夫曼比例為0.69。
表2 東部沿海省份霍夫曼比例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浙江 0.85 0.78 0.76 0.71 0.72 0.69
江蘇 0.45 0.43 0.41 0.37 0.37 0.36
山東 0.59 0.55 0.54 0.51 0.51 0.48
廣東 0.68 0.62 0.62 0.62 0.64 0.62
福建 0.81 0.83 0.82 0.86 0.89 0.85
上海 0.34 0.32 0.3 0.29 0.29 0.28
資料來源：歷年相關各省統計年鑒
3．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的比較
實踐表明，產業投資結構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較大。由表3可知：東部沿海省份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成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主動力，上海、福建、廣東和浙江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都已超過50%。其中，上海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達到72.7%。總體來看，2010年沿海省份三次產業投資比例結構已經構成“三二一”結構，產業投資結構正在逐步優化。
表3 東部沿海省份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的狀況（2010）（單位：億元）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第一產
業投資 第二產
業投資 第三產
業投資 三大產業
投資比重
浙江 11451.98 60.12 4656.38 6735.47 0.5∶40.7∶58.8
江蘇 23184.28 221.91 12463.58 10498.78 0.9∶53.8∶45.3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范文第5篇
關鍵詞：融資約束 固定資產投資 經營性現金流 所有制結構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最近，Cleary等（2007）挑戰傳統觀點說公司投資和內部資金的關系是U形曲線。也就是說當內部資金為負時，投資規模與內部資金成反比，當內部資金為正時，投資規模和內部資金成正比。本文通過考慮政府控股對U形曲線的影響，擴展了Cleary等（2007）的研究。這種擴展很有必要，因為在中國，很多企業是國有控股的。國有控股的企業不僅從企業本身考慮投資，還要考慮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比如要保持低失業率。這種偏向可能導致國企和內部資金的相關性更高，并且在投資機會很少時，國企投資和內部資金的相關性更高。這會導致國企的U形曲線更陡峭。
然而，Bai等（2006），Chow和Fung（1998），Guariglia等（2011），Hericourt和Poncet（2009），Lin和Tan（1999），Poncet等（2010）的研究表明國有控股企業的預算約束很小。更小的預算約束可能使這些公司更容易獲得外源融資（Allen（2005）；Cull和Xu（2003））。因此國企對內部資金的依賴度比私企更小。這表明國企的U形曲線可能比私企更平坦。
Cleary等（2007）通過運用美國公司的數據，和Guariglia（2008）運用英國公司的數據都表明了投資和內部資金的關系存在U形曲線。本文通過運用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檢驗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和內部資金（用經營性現金流作為變量）的關系。另外本文還研究了國企和私企U形曲線的差異性，觀察國企的U 形曲線是更陡峭還是更平坦，以說明較松的資本預算會不會影響國企的固定資產投資。
二、文獻綜述
在Cleary等（2007）的模型中，公司的投資存在收入效應和成本效應。當公司的現金流減少時，收入效應一開始很小，但是最后增加到大于成本效應。收入效應減成本效應呈現U形曲線，因此現金流和企業投資也呈現U形曲線。運用美國公司的數據，Cleary等（2007）驗證了他們的理論。Guariglia（2008）運用英國公司的數據同樣發現了U形曲線。
中國政府需要考慮減少失業率、增加外匯儲備和增加它在國際貿易中的比例。這些因素很可能影響國有企業的投資。Bai等（2006）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在經營時也會考慮社會因素。國企很可能在投資機會很小時，進行投資。因此特別在投資機會較小的時候，國有企業的U形曲線比私人企業更陡峭。
Jensen 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狀況下，即使現金流為負、投資機會很小時，管理層仍可能進行投資。這是因為如果投資成功，好處由股東獲得，如果失敗，結果由債權人承擔。Bhagat等（2005）也發現這一傾向，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現金流為負時，企業進行投資。本文作者提出一個假說：這種風險轉移行為在國有企業中更常見。因此，在現金流為負時和在投資機會很小時，國企投資規模更大，因此他們的U形曲線更陡峭。
Bai等（2006），Lin和Tan（1999）也研究了較為松的財務約束對國有企業投資的影響。Sheshinski和Lopez-Calva（1999）的研究表明松的財務約束使得國企比私企更易獲得外援融資。但是根據Hubbard（1998）和Cleary等（2007）的研究，較松的財務約束并沒有使得國企的U形曲線更平坦。本文作者將會研究中國上市公司現金流和投資之間的關系是否呈現U形曲線，并驗證國企投資規模是否相對于私人企業要更大，即國企的U形狀曲線是否更陡峭。
三、回歸分析
（一）回歸變量的定義及統計值
本文作者采用2002至2011年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制造業上市公司的A股面板數據作為樣本數據，并剔除ST股票。數據全部來源于WIND數據庫。表1顯示了變量的定義和計算過程。
（二）投資和現金流的回歸結果
Cleary等（2007）發現投資和現金流的關系并不是線性的，而是呈U型曲線。本文研究了這種情形，回歸方程如下：
表2的回歸結果顯示經濟變量顯著且無自相關問題。無論樣本范圍，負的現金流和正的現金流都對投資有顯著影響。其中現金流為負時，與投資成反比；現金流為正時，與投資成正比。國企和民企投資對現金流的關系都呈現U型曲線。這和Cleary等（2007）、Guariglia（2008）的研究結論是相一致的。出現U型曲線是因為公司投資具有成本效應和收入效應。當內部資金不足以滿足投資需求時，公司需要貸款，這意味著要付給貸款人利息并且具有違約風險，這就是投資的成本效應。但是，投資也可以產生高預期收益，即收入效應。當公司的內部資金不足，需要外源性融資時，投資的收入效應一開始可能很小，但隨著投資規模的增加最終可能超過成本效應。因此這兩種效應的變化決定了投資和現金流的關系呈現U型曲線。
當現金流為負時，CF/K減少10%，國企和民企的投資比率I/K分別增加0.54%、0.02%；當現金流為正時，CF/K增加10%，國企和民企的投資比率I/K分別增加2.29%、1.08%。可見，無論正負，現金流的變化對國企投資的影響比民企更大，也就是說國企的U型曲線越陡。至少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這種現象：首先國有企業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還需要考慮社會因素。當經濟蕭條，公司運轉困難，即使現金流為負，為了刺激經濟和增加就業，國企仍然會進行投資，而民企則不會。其次，股東、債權人和管理層之間的利益存在沖突，如果一項投資能為國企帶來豐厚的回報，管理層就會得到表揚甚至晉升。即使投資失敗，管理層也能借助他們需要同時考慮社會和經濟效應這一理由推脫責任。另外，這些管理層對損失不需要承擔太多責任因為他們既不是股東也不是債權人并且國企的管理制度通常很松散。相對而言，民企不太可能去投資收益很少的項目因為他們在做投資決策時更具有利潤導向性。這種情況在國企陷入財政困境（即現金流為負）時發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國企比私企的投資-現金流曲線更陡峭，特別當現金流為負時（0.54是0.02的27倍，2.29僅是1.08的2.12倍）。
四、結論
（一）U型曲線的證實及股權結構的影響
作者最后的實證分析證明了文章開頭的猜想：首先，投資-現金流呈現U型曲線關系在中國的上市公司中確實存在，無論公司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其次，國有控股確實會影響公司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總體來說國企投資對現金流的敏感性更高，尤其在現金流為負的時候。
筆者的研究與之前某些學者的研究存在差異可能是因為：第一，本文選取的是十年間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以往學者對中國公司的研究使用數據的時間跨度較短，并且選取的也不一定是制造業上市公司；第二，本文是在投資和現金流呈現U型曲線的基礎上進行國企與民企差異性的研究，之前學者的研究多假定投資和現金流線性正相關的。
（二）U型曲線的證實及股權結構的影響
盡管在國內文獻中，本文首次提出了U型曲線存在的理論解釋且用實證分析證明了關于股權結構導致的投資-現金流關系差異性的猜想。但仍然有許多問題留待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