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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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古往今來，社會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創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獻，都不可能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飛速發展。“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人類文化的整體，產生出這居間于男性和無性中的所謂‘女性’。”“軍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這一中國家庭的普遍觀點，不也正說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孰重孰輕之分嗎?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諧共存，如何推動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在生態女性主義者普魯姆德(ValPlumood)看來，“對二元論的劃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隨性的，而是由具有鮮明對比的兩組概念構成的————統治的概念和屈從的概念，即相互之間形成了相互對立和排斥的關系。”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正是立足于對文學研究的多角度結合，著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別和社會性別的統一，不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聯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對男權思想的“二元制”社會給予了批判，同時為女性爭取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要求而嘗試探尋新的文學批評理論構建。而在生態學中，環境主義者認為人類奴役自然、破壞環境，自然環境成為被男權社會統治的人類社會壓迫的對象;而在人類社會內部，女性主義者則持女性思想被男權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縱掌控，成為“失語者”，也成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奉獻者的觀點。由此可看出，“環境”和“女性”兩者之間的確有著很多共通之處，同為男權社會被統治和被奴役的對象，這樣就使得“同病相憐”的兩者惺惺相惜，仿佛兩個親密無間的“閨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許多文學作品中被比喻成母親，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稱“她”來指代，這更使得生態女性主義者情不自禁地把兩者納入到共性范圍內進行研究，把女性爭取自由的權利和自然獲取救贖的渴望作為研究的最終目標。生態女性主義是站在女性的立場來分析和解決現代人類社會刻不容緩的環境問題，因此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相對于生態主義學說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細膩的獨特研究角度和審視點。如果說生態主義理論者們是主張以人類中心主義對生態環境的種種危機進行展開研究，那么生態女性主義者則主張從兩性和諧的前提下，從女性細膩、敏感的眼光透視男權社會解構“二元式思維模式”的人類中心主義，指出生態社會的種種自然危機后的罪魁禍首就是男權思想的獨霸地位。“生態女權主義把道德觀建立在關心、愛護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關系視為平等，也把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視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統治的關系。”生態女性主義并不是主張用女權思想代替男權，而是用一種更理性的方式，反對男權思想的壓迫和束縛，爭取婦女話語權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觀來統治世界，讓男性和女性之間形成一種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因為這一點也正是體現了對和女性有著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眾生本應平等，讓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合作共贏。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立足于男權社會里男性與女性的相互關系，但卻從另一個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類統治主義理論中的人與環境之間也存在隱形的相似關系。以此為著眼點，生態女性主義可以說有了在生態環境學理論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潔理論思想下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的春天不應該是寂靜無聲的，死氣沉沉的;她的春天應該是萬物復蘇的，生機盎然的。美國海洋女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早在其《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書中，通過描寫一個綠色美麗的小鎮由于生態環境遭受人類社會嚴重污染而淪為一個黑色死亡之鎮的生態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態系統正在被人類的生產和生存活動而破壞的現象，因為殺蟲劑DDT等農藥的濫用使得地球環境受到了長期的危害，使得人類生存也受到了相應的威脅，人與大自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和諧，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處可逃的有毒廢棄物、酸雨和各種導致內分泌紊亂的有毒化學物質污染的世界了，這些物質影響了生態界性激素的正常機能，使雄性的魚和鳥逐漸變性。城市的空氣里混合著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許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農業經濟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徹底破壞，谷物的生長完全需要依賴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飼料喂養牲畜，造成了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崩潰的瘋牛病，而后又再次傳播給人類。”英國生態批評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喬納森貝特(JonathanBate)教授對生態社會的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個健康綠色和諧的生態社會不僅是一個無污染的清新干凈的世界，更是一個沒有等級壓迫和奴役的綠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概括為兩種:一種是女性與自然本身之間的聯系，另一種是人類社會對婦女統治和對自然統治的關系。生態主義者只能孤軍奮戰，為反抗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遭遇了各種艱難險阻，為爭取人與自然的平等之路變得十分艱辛。而“女性主義在運動初期，平等問題是女性思想關注的中心。當時的中產階級女性，受當時社會革命潮流的沖擊，她們從自身的感受出發，對束縛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種現象進行抨擊，鮮明地樹立起女性擺脫束縛的旗幟。”同樣，女性主義運動也由于“勢單力薄”，在反抗男權，爭取解放的道路上，會遇到紛繁復雜的斗爭形式，這樣，反抗之路就會變得更加漫長，勝利的希望就會愈發渺茫。雖然女性主義運動經歷了幾個世紀，確實發展和壯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軍”，建立統一戰線，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獲取最終的勝利。可以說“自然環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權社會運動中最好的“閨蜜”，生態女性主義者正是從綠色生態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權社會里不平等和被壓迫的現狀，用全新的雙重視角和戰略的眼光，審視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處，將這對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結合，開辟出了一條新型的可持續發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態女性主義批評文學是一種新型的“綠色清潔”文學批評，是生態主義蓬勃發展的生動體現，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對女性主義文學的新角度的闡釋。如果說生態主義運動是生態主義者保護自然的綠色運動，那么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之路就是女性主義者用綠色理論捍衛自己合法權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續發展模式下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后殖民女性主義;性別;民族;身份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們這個時代兩性差異即使不是最熱門的話題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按海德格爾的說法,每個時代的人都會熱衷于探討一個問題而且僅僅是一個,對性別差異的研究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從理智上獲得拯救的關鍵課題。[1]女性主義從而自上世紀開始就成為顯學,但從女性主義的發展史來看女性主義并非僅僅作為一個統一的頭銜出現,而是出現過無數有不同前綴的女性主義,好比激進女權主義、馬克思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生態女權主義等等,瑪麗?伊格爾頓認為女性主義更適宜稱為Feminist Theories。這種復數的女權主義的現象,表現了女性主義學術界對差異的強調。女性主義本身是產生于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論,隨著社會運動目標以及策略的改變,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做出調整,同時在和其他理論的對話中,女性主義研究也不斷吸收其他理論成果,因此可以預見“以女性主義作為后綴的名詞還面臨無限擴大的可能。”[1]近年來女性主義的一個較為新銳的發展方向則是和后殖民主義的合流、碰撞、互相對話形成的獨特的論述空間,即后殖民女性主義。在西方理論界已經形成了比較強的聲音,成為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一個焦點,已經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出現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一支――黑人女性主義的研究可以說已經非常成熟。這一理論的發展對于我們批評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創作(好比美國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婦女活動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分裂印度》獲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羅獎,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蘭?德塞(其《失落的遺產》2006年英國布克獎,2007年美國的國家圖書批評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隨著這一理論及文學批評的深入發展,它改變了整個女性主義理論的走向,它填補了女性主義的某些空白,當然也補充了后殖民理論性別視角的缺失。[3]
既然這一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我們有必要首先對該理論在海內外的發展進行詳盡的梳理。
一、大陸研究
大陸學界近年來對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果,無論譯介還是評論還是文本批評實踐方面成果頗豐。但是對于80年代后登上舞臺的后殖民女性主義這一派別的關注卻并不是很多。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出現在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研究性的著作中對該流派的關注。筆者把國內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論讀本和女性主義讀本綜合來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該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紹過簡。其中值得一提的則是2008年任一鳴教授的《后殖民:批評理論與文學》中單列一章對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國內研究難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說這是目前為止關于后殖民女作家創作的最新資料。
其次,理論譯介。當代西方文論在國內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譯介方面。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經做了譯介,而后殖民女性主義作為在西方曾引起廣泛關注的理論派別在國內的譯介方面并不盡如人意。在理論譯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應該是羅鋼和劉象愚合編的《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中收集到的幾篇最關鍵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該論文集出版于1999年,這些論文大多發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過是90年代初,從時間上來說很難全面反映該理論發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該理論的最多還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國期刊網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義為關鍵詞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義為關鍵詞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個別的華裔文學、亞裔文學。這些文章都從具體的文本分析入手對該理論的應用性進行了檢驗,可以說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時大同小異,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則是所用到的理論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羅鋼和劉象愚這部《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的幾篇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圣經”。
第四,國內近年來比較有代表性的專門對該理論的介紹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羅鋼《種族、性別與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批評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等等,在這些文章中都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產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論點進行了介紹和分析。相關碩博論文有吳新云《身份的疆界:當代美國黑人女權主義思想透視》(南京大學98歷史博士論文);王淑琴《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山東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周春《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研究》(四川大學2006博士論文)。相對而言這幾篇論文體現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分支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獻都是較新的一手資料,對黑人女性主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綜合性的研究,可以說這為我們進行后殖民女性主義總體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識積累和理論導向。
這些論文及研究表明了國內理論界對該理論的興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這些論文中對后殖民女性主義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義這一分支已經做出相對比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從共時關系橫向上如何把握整體的后殖民女性主義,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批評體系,如何和當下中國的女性主義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評結合則還存在較大的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義相對于其他女性主義論述發展較晚,雖然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引介尚屬起步階段,但可以預見,后殖民主義觀點的女性主義論述將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對大量涌現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著作,海外許多學者都撰文參與了這場涉及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帝國關系的討論,出現了大量高質量的研究性論文,對我們了解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以及發展概況和理論來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漢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麥克道威爾(Deborah E.McDowell)鄭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張曉虹、簡英英、邱貴芬等。整體來看海外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海外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首先體現在大量的文論匯編中。其中將后殖民女性主義作為單獨的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隸屬于后殖民批評或者女性主義批評的僅僅作為一個章節進行綜合研究性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編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較視野:種族,性別,階級的影響》,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編的《女性主義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婦女和女性主義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編寫的《解殖的女性主義:種族,性別與帝國的建構》Uma Narayan編寫的《錯位的文化:身份,傳統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編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導讀》,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義:去殖民化理論,實踐共同體》。在這些匯編中收錄了比較全面的有關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代表性論文,她們從各個方面對該理論進行了討論,例如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概念問題,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對話問題,以及該理論的文學批評術語問題,尤其是大多都結合本民族本地區的文化現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創作進行的討論,這就為我們研究后殖民女性主義提供了一個方向:緊密結合當地政治文化現象以及文學創作,這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她們認為性別歧視并非女性問題的唯一根源,必須將種族壓迫、殖民結構及帝國主義等政治問題納入抗爭范圍,才能使廣大婦女獲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義者存在明顯的種族及國別優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產階級的標準要求第三世界女性,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成果的第二個方面是對后殖民女性主義進行理論上的升華和總結。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義的理論化》,1995年麥克道威爾出版《變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學、批評和理論》一書標志了黑人女性主義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上的新發展,提出除了要關注政治意圖外還需要注意到文學再現中的復雜表現。[5]而在前面列舉的這些后殖民女性主義論文合集前面編者都寫了長篇的導論,這些導論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的極具代表性的研究論文,莫漢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義》序言中探討關于女性主義與其他社會問題的聯合,進一步尋求動態關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認為女性問題應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經濟利益及性別中來探討,性別歧視不是問題的核心,殖民壓迫、種族歧視等族群政治才是問題的關鍵。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義導讀》的導言可以說是對后殖民女性主義從整體上進行理論建構的經典文獻。她們詳細回顧了該理論產生的背景,密切結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實際斗爭以及文化現象,從六個方面建構整個理論體系。然后明確的提出當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種族問題,所以這個理論就有被討論的必要。并意識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義所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爭議,但是這并不能遮蓋她們具有共同的斗爭目標,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夠結合歷史語境進行討論的態度。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中的關鍵問題。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成果的第三個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義知識分子積極利用已經取得的理論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學研究結合,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這方面的代表有我們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個女性主義的文本》以及她在《國際框架中的法國女權主義》中對印度當代小說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還有如周蕾的《寫在家國之外》,張小虹稱周蕾是繼斯皮瓦克、鄭明河之后美國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僅分析了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傾向,還對大眾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對《末代皇帝》的解讀;還有邱貴芬的《仲介臺灣/女人》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義視角切入臺灣文學研究的代表作,探討如何建構新的臺灣文學史,以及對臺灣女性作家的創作作別開生面的解讀;鄭明河則是從一個電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觀點分析了越南的電影作品,可以說這些著作對我們研究文學/文化產品具有較好的啟發。
相對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績,無論是原創性文論的寫作還是整體評價以及應用等。我們從而可以進一步從整體上把握該理論,并將理論與文學批評與社會批判切實結合,并引發我們對該理論本身的進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論遺產影響了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思考,以及作為一個有統一稱呼的理論派別其核心思想與目標是什么,其理論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論的異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點又是什么等等。隨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社會運動與文學批評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義勢必會呈現更多的理論維度,開創更有價值的理論空間。
【參考文獻】
[1]伊瑞格瑞.性別差異[A]. 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372.
[2] 周樂詩.筆尖上的舞蹈:女性文學和女性批評策略[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34.
[3]Sexuality and Sexual Politics: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Russo, Lourdes Torres,199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39.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蘇珊? S? 蘭瑟 女性主義敘事學 性別意識
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開創人、美國學者蘇珊? S? 蘭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發表的《敘事行為：小說中的視角》一書中，率先將敘事形式的研究與女性主義批評相結合，大膽探討敘事形式的（社會)性別意義，[1]為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誕生作了開創性的探索。1986年，蘇珊? S? 蘭瑟在美國的《文體》雜志上發表了宣言性的論文《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義敘事學”（Feminist narratology)這一名稱，并對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1992年, 蘭瑟發表了《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書中她進一步闡釋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主要目標、基本立場和研究方法，并進行了更為系統的批評實踐。隨后，蘭瑟還發表了《性別敘事學：建構敘述聲音的性別詩學》(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虛構與“人權”》（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論文和著作。作為美國學派的代表，蘭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研究，使女性主義敘事學這一新興的理論學說在批評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為美國敘事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流派。
蘇珊? S? 蘭瑟的《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一文，從結構和內容上來看，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義批評與敘事學相結合的必然性，闡釋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聰明”為例進一步闡述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必然性
女性主義批評是借助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產生和發展的，它主要關注的是女性的獨立和平等，是一種具有強烈道德傾向的批評。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代表人物伊萊恩? 肖沃爾特將西方女性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初期階段，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即：歪曲和詆毀婦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埋沒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階段，女性主義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見，女性主義批評強調女性性別意識，關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讀者以及女性文學研究的理論，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
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又主要分為英美學派和法國學派兩大學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學思潮影響，法國學派以結構主義為理論基礎、著力于文本中的語言、心理和哲學等問題的批評；而英美學派則關注社會文化歷史研究，側重于細讀和闡釋文本；二者都重視對文本的細讀，注重從性別和社會文化歷史的角度闡釋文本的意義。而結構主義敘事學則注重文本的結構形式，注重對文本進行科學分析而忽視文本所處的社會文化歷史。因此，蘭瑟認為，女性主義批評是從模仿的角度來看文本，其特點是“印象式的，評價式的以及具有很強的政治意識”。而結構主義敘事學則是從符號的角度來看待文本，其顯著特點在于它的“科學的，描述性的，非意識形態的”。[3]因而女性主義批評常常指責敘事學無視性屬區分，并將其視為是一種父權制的理論。因為，敘事學研究選取的敘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當做男性文本對待的文本，也就是說，所有的敘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慮婦女書寫、性別差異或女性視角，也就無法意識到敘事學的局限性；而敘事學中的故事和情節等理論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引入如敘述聲音、敘述情景和敘述情節等問題。對此，蘭瑟提出應該“對敘事學進行重寫以便能夠把作為文本生產者和文本闡釋者的女性考慮進去。”[4]事實上，結構主義敘事學壓制了小說的表征層面，強調其符號層面，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本進行著模仿性地解讀，過多地關注人物而不是敘述層面。然而文學本身就是兩套系統的結合，女性主義敘事學恰好能調合二者的對立。就此，蘭瑟認為，“女性主義和敘事學共同面對的挑戰是認識到敘事作品的雙重性質，摸索出一套術語和類型區分。這些術語和區分既有對結構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號性，又有具體性和模仿性，對于將文學置于‘我們生活的現實環境’中的批評家來說也有應用價值”。[5]因此，蘭瑟所建構的女性主義敘事學打破了學科界限，將女性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引入敘事學研究；人們既可以從模仿的角度將文學視為生活的再現，也可以從符號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敘事學的符號解讀和女性主義的模仿性解讀可以起到一種互補的作用。因此，女性主義批評與敘事學相結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顯而易見地。
二、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可行性
蘭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聰明”為例，進行深入詳細地分析，從而進一步闡述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可行性。這是新婚的年輕女士寫給自己閨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當時她所寫的信必須向丈夫公開，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聰明才智寫了這封有著表層文本和隱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書信：
．．．．．．
我已結婚七個禮拜，但是我
絲毫沒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結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魯莽、老不中用、固執己見還愛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穩住老婆；
他的信條是，應該把妻子當成
知心朋友和貼心人，而不應之視為
玩偶或下賤的仆人，他選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侶。雙方都不該
只能一門心思地想著服從；
而只能分分場合，互敬互諒。[6]
．．．．．．
蘭瑟認為，這封信的表層文本和隱含文本的明顯差異主要體現在敘述聲音、敘述情景和敘述情節三方面：
1. 敘述聲音
在女性主義批評理論中，特別強調“聲音”這個術語，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強調在作品中體現“不同的聲音”，發出“另一種聲音”，或者尋找“失落的聲音”；女性主義批評所指的這個“聲音”通常指“那些現實或虛擬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表達了以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和見解”。而敘事學中的“聲音”指的是敘事中的講述著（teller），以此來區別敘事中的作者和非敘述性人物； 也就是說，敘事學中的“聲音”通常是指“形式結構，與具體敘述行為的原因、意識形態或社會寓意無關”。[7]這封信有表層文本和隱含文本兩個文本，因此就會出現兩個敘述聲音：表層文本是對新婚丈夫的贊揚，發出的是女性的聲音，采用的是柔弱無力的“女性語言”，卑微無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說明，隔行閱讀，就出現了一個隱含的文本，發出的則是男性的聲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權威的“男性語言”，強健理智、鏗鏘有力地控訴著丈夫的缺陷，抨擊其男權思想。表層文本的“女性聲音”軟弱無力，缺乏權威性，事實上是通過暴露自己的卑微無助，以及對男性霸權話語的依賴，以此來獲得“裂變的極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顛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層文本的“女性聲音”實際上 “就成了對付異化隔離和新聞檢查的巧妙辦法，成了躲避現實威脅的有效途徑”。[8]
2. 敘述情景
如果依據熱奈特的異故事敘述和內故事敘述層次理論來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聰明”，其敘事層次分為：外敘事層和內敘事層（也成為元敘事層）。熱奈特的敘述層次理論只涉及敘事內部形式而并未涉及敘事歷史語境。因此，蘭瑟以熱奈特的敘事層次理論為基礎，將敘事模式分為公開型敘述和私下性敘述。公開型敘述實際上就是對文本外即公眾讀者進行敘述；而私下敘述則是指文本內的受述者進行敘述。蘭瑟認為區分公開型敘述和私下性敘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為父權制文學傳統上對婦女文學的壓制在于禁止女性對公眾寫作；而隱含文本是隱藏在表層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層文本將其公眾化，將女性“被壓抑的聲音”釋放出來。同時，她進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義敘事學不僅僅要考慮敘事形式，更要考慮敘事情景。如果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寫給閨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這種隱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檢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縛有壓迫的真實處境；如果把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話，那么這封信就是對審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這封信看作對女性問題的戲擬文本的話，就不得不佩服這位女子的聰明，不僅躲避了丈夫的檢查，而且還充分體現了女性文學的藝術性，同時也是對傳統的父權制文學進行了有力抨擊。
3. 敘述情節
一般的敘述性作品的情節是指敘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間矛盾沖突所構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發展過程。那么，依據這樣的概念來判斷結構主義敘事學認為“女性文本通常被認為是無情節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層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險故事和人物的矛盾沖突。因此，傳統上的情節理論是建立在男權統治話語之上的，也就是說，傳統的情節理論標準是專門為男性設置的。對此，在女性主義敘事學中，蘭瑟對情節有了新的定義，她認為女性文本中的情節是以女性作為講述者來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講述行為都可以構成情節；女性文本寫作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期待與期待實現的過程，即寫作這一行為本身，無論妻子是否幸福，寫作本身成為愿望的滿足；她的經歷激發了讀者自己的故事，而閨中密友不僅是敘事的積極參與者，而且還是情節的積極參與者，此時情節也由敘事內轉移到敘事外。因此，這封信中的“無情節”敘事后面隱藏著一個情節，一種分享經歷的顛覆性情節，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為講述者的故事的延續，與此同時信息也傳達給了讀者，那么讀者也介入了敘事，在讀者和作者之間就有了交流的空間。“換言之，文本對（隱含）作者和集體的、異故事的主述者之間沒有作記號區分的地方，讀者即被引入，把敘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讀者自己或讀者的歷史對應者”。[9]正如蘭瑟在她的《虛構的權威》中寫的，“這封信列舉了在一個壓抑女性聲音的文化里出現的有關敘事策略的復雜細節，展示了為不同讀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敘事結構的一些具體形式......”從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聰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義敘事學是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科學研究的方法為依據，從女性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對文本進行闡釋，旨在使女性主義研究從單純的內容分析向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整體研究邁進，以避免女性主義研究中過于印象化和評價式的弱點。因此，女性主義敘事學不僅促進了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同時也發展了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
參考文獻:
[1]申丹．敘事形式與性別政治［J］．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1月
[2]程錫麟,王曉路．當代美國小說理論［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3][4][5] Susan ?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 from Theory of Fiction. Edited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鍵詞：視界融合；讀者中心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
論文摘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
一、引言
意義問題自20世紀以來，一直是人文科學所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關于意義的生成、確立、解讀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等問題的探討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劉云虹,2002）。而在對翻譯文本中意義的闡釋過程中，現代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為意義的多層次、多角度彰顯提供了理論立足點。
而本文重點探討現代闡釋學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接受美學中姚斯的“讀者中心論”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并對其理論指導下文本意義話語空間的有力拓展。
二、當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女性主義認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譯作，語言反映性別歧視的現實，并且強化了性別歧視，翻譯不是一種機械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協調的創造性活動（張景華，2004）。 女性主義者對一系列翻譯理論基本問題都有自己的闡釋。概括起來，大致是：（1）翻譯哲學：突破（傳統翻譯理論的）二元對立思維；（2）翻譯標準：符合女性主義要求；（3）翻譯目的：延展女性話語權；（4）翻譯策略：盡量讓女性在語言中顯現；（5）翻譯方法：以女性主義方式改寫原文；（6）譯者的地位：與作者平等；（7）譯文與原文的關系：平等互補，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視界融合”與“讀者中心論”
（一）現代闡釋學：“視界融合”
“視界”（Horizon）可以譯作視野、視閾、視界，意指“看”的區域，包括人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從哲學上賦予了這個概念以新的含義。首先，視界的基礎是歷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這種歷史性的視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歷史流傳物，即歷史文本的意義。其次更重要的是，視界不是封閉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時間中進行交流的“場所”。因此，視界是不斷地運動的，當這一視界與其他視界相遇、交融時，便形成了新的理解，這就是“視界融合”。所以他說：“人類此在的歷史運動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絕對立足點限制，因而它也從不會具有一種真正封閉的視界。視界其實就是我們活動于其中并且與我們一切活動的東西。視界對于活動的人來說總是變化的。所以，一切人類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傳統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過去視界，總是已經處于運動之中了。”（伽達默爾：1999）這就是說，不僅我們現在的視界而且過去歷史的視界都是開放的和變化的，它們處在一種視界融合的過程之中，于是過去和現在、主體和客體、自我與他者都融為了一體，構成了一個無限的、開放的統一的整體。
在此基礎上，我們做出進一步具體的闡述，理解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的，無論是理解的主體——理解者，還是理解的客體——文本，都是歷史地存在的。兩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視界。視界指的是理解的起點、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總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視界，而理解者具有現今的具體時代氛圍中形成的視者。兩種視界之間存在著各種差距，這種由時間間距和歷史情景變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無法消除的。伽達默爾主張，應在理解過程中，將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到“視界融合”，從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對象都超越原來的視界，達到一個全新的視界，視界融合的過程也是視界碰撞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是用一種視界代替另一種視界，而是必定同時包括兩者的差異和交互作用（張德讓，2001）。
女性主義使我們發現翻譯是歷史、文化、意義等各種差異碰撞和交鋒的場所，我們將此理論應用到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闡釋上，則可對女性主義翻譯者的翻譯觀進行深刻細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
接受美學確立了讀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評、巴黎結構主義的本文中心論相對，接受美學提出讀者中心論。在他們看來，創作作品既非文學活動的終點，也非文學活動的目的。相反，作品總是為讀者而創作，文學的唯一對象是讀者。未被閱讀的作品僅僅是一種“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轉化為“現實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學并不是一種“自在之物”，而是“為他之物”，因此，閱讀活動是將作品從靜態的物質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也就是說，在作者—作品—讀者的三角關系中，讀者絕不僅僅是被動的部分，或者僅僅作出一種反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必將走向死亡。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之中。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讀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豐富和充實、展示其價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一）現代闡釋學：“視界融合”拓展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在”視界融合”的理論下,接受者通過”期待視野”在閱讀和詮釋中,過濾掉自身不需要的東西,改造異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與自身價值觀相結合的部分。譯者原有“視閾”決定了他的“不見”與“洞見”，決定了他將另一種文化如何選擇、如何切割，然后又決定了他如何對其認知和解釋（樂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上，譯者極力提倡“重寫”（rewriting），要求對翻譯文本進行以女性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干預和改寫，極大地拓展了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女性主義者一般通過三種翻譯策略完成其“重寫”過程：
第一是“補償”（supplementing），指對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差異進行補充，在補償過程中，譯者基于自己性別立場或信仰對文本進行創造性的改寫。第二是通過“前言”和“腳注”對文本進行干預。女性主義譯者常用前言來解釋原作的主旨，說明自己選材和翻譯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譯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義譯者根據自己的喜好或主觀意圖，對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改寫。
讓伽達默爾的“視界”（“先見”）挑戰我們的“視界”（“先見”），讓我們與伽達默爾的文本在雙方“視界融合”的游戲之中“忘乎所以”。這或許是我們對伽達默爾最好的紀念。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奠定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讀者閱讀活動中所伴隨的理解是將作品從靜態的物質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譯者作為讀者在接受作品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從而在接受活動中居于中心地位（劉云虹，2002）；其對文學作品作出積極的反應及參與，并將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帶給其他讀者。使原文—譯文的關系轉化為作者—讀者（譯者）—讀者（譯文的讀者）之間的互動存在。
“我的翻譯實踐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使語言替女人說話”（Gauvin, 1989:9)。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是讓讀者傾聽到女性獨立、自強的聲音，讓語言及作品起到積極地干預意義創造的作用，操縱文本，運用語言對文化，對受眾進行干預。在這里，“讀者中心論”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體現，“讀者中心論”成為女性主義譯者的理論基石之一。
五、結語
認知型的“鏡”式的翻譯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實現的是對作為翻譯對象的原文意義的符合，而主體性的“燈”式翻譯則是精神內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觀照的是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義（劉華文，2002）。
女性主義翻譯觀打破了傳統翻譯觀對意義闡釋的封閉性與靜止性，揭示出翻譯活動并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上去操作的，譯者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復雜的“精神國度”，通過翻譯活動為爭取女性的政治權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
參考文獻：
[1] Gauvin, L. Letters from an Other[M]. Trans. S. Lotbiniere-Harwood.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9.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鮑曉蘭.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M].北京:三聯書店,1995.
[4] 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M].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5]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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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樂黛云.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C]//樂黛云,勒·比松.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多元系統 英美女性文學 翻譯 “她者”
一、引言
在翻譯界內有這樣一種說法：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翻譯則是聯通不同語言之間的橋梁。作為譯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實再現源語作品的內容。作為翻譯家，除了要達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則是做到準確傳達文字的美與雅。自古理論是指導實踐前行的明燈，這在翻譯界也不例外。自翻譯理論誕生至今，各種翻譯理論層出不窮，各有所長，但是遺憾的是，一直沒有理論能夠突破語言層面，將翻譯放入一個宏大的版圖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統論出現后，才為譯界帶來了清新之風、革新之風。與此同時，在文學領域中也悄然出現了一股新風尚――女性主義文學，這種文學形式逐漸引起越來越多的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共鳴和喜愛。在女性的社會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們關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關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進了女性主義文學更加繁榮，隨之興起了與之相關的女性文學翻譯的熱潮。兩種嶄新的事物，兩種帶來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將會誕生怎樣炫目的新成果？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二、多元系統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種理論。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來文學這一種模型時，基于俄國形式主義與捷克結構主義，提出的一種普通文化理論。1978年，埃文-佐哈爾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成論文集，以《歷史詩學論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polysystem）這一術語，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該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應視為系統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釋。這些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卻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構成一個有組織的“大多元系統”。因此，佐哈爾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這一理論的提出為研究翻譯文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得世界各國在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譯文學研究熱潮，對翻譯界和文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雖然這一理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國別（民族）文化的活動圖，但這一理論運用最早卻是在翻譯研究中[3]。多元系統理論中存在三組重要的對立觀念：1.經典化與非經典化階層：多元系統理論認為，構成一個多元系統的各等級成分為獲取主導地位相互競爭，是文學系統進化的原因。2.中心與邊緣：該理論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既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例如語言、文學、經濟、意識形態）視為系統。3.一級與二級類型：埃文?佐哈爾提出的主導（primary）和從屬（secondary）模式的對立“是支配著轉移（以及多元系統的整體分層）所牽涉的程序的原則”。他認為，主導和從屬的對立，就是形式庫里革新和保守的對立。根據左哈爾的理論，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翻譯活動是參與創造，目標語文學中的一級（主導）模式，這時，譯者翻譯時主要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國（民族）的傳統規范，譯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當翻譯文學處于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外國文本找來最佳的現成二級（從屬）模式，主要取歸化的翻譯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學
女性文學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質或由女性執筆寫作的文學，是女性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產物。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女性們呼吁在政治、社會、經濟及學術上擁有和男性一樣的權利，最終在所有領域中實現男女平等。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大批優秀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嶄露頭腳，在以后的時間里更讓世界為之折服。這其中，當屬英國和美國的女性主義作品在質與量上更勝一籌。英美女性文學的產生以1929年英國作家維尼吉亞?沃爾夫的《自己的房間》為標志。此外，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艾米?譚（Amy Tan）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和金斯頓（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都是英美女性文學中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壇也具有重要影響。英美女性文學體現出獨特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品格，這主要源自作者的基督教文化觀念和宗教道德的情感體驗。這些作品在宗教與哲學的層面上賦予女性文學一種宏大的、視域開闊的、關懷人類的人文精神，而它的宗教色彩及由此生成的“圣經式”的敘述方式，又在一定意義上豐富了人類文學的話語。隨著社會發展，女性地位的不斷提高，英美女性文學的翻譯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