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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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第1篇
1995年，《Science》與時俱進推出網絡版，即Science Online系列網站，繼續探索科學期刊在網絡時代的發展之道。
《Science》的發展歷程及主要欄目
1.發展歷程①
（1）1880～1894年：艱難的創辦期
1880年，紐約新聞記者米歇爾斯創立了《Science》雜志，并獲得了愛迪生的支持。起初運營并不理想，既不能保障質量，也無法獲得足夠的用戶來支撐雜志運行，到1882年3月，由于財政困難一度停刊。
一年后，昆蟲學家斯卡德使《Science》復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1894年，盡管已經擁有3000用戶，《Science》又一次陷入財政危機，以500美元轉讓給心理學家卡特爾并由其擔任主編，由此開啟了《Science》與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結緣之路。
（2）1894～1946年：卡特爾時代，聯手科促會
1900年，AAAS和卡特爾達成協議：《Science》成為AAAS官方雜志；《Science》同意出版AAAS的官方文件、新聞和摘要；卡特爾保留編輯控制和所有權；AAAS成員可免費獲取《Science》，AAAS為每名成員向卡特爾支付2美元（當時《Science》每年訂價為5美元）。雖然協議最初降低了雙方的收入，但AAAS希望借此增加成員，而卡特爾認為AAAS每增加一個成員，意味著《Science》發行量和廣告收入的提高。到1906年，AAAS的成員從不到2000增至5000以上。
（3）1946年后：終歸科促會，迎來蓬勃發展
從1946年轉為AAAS旗下，直到1956年達沙恩擔任主編，《Science》并沒有太出色的表現。在達沙恩任期里，把《Science》并入是一項重大舉措。雖然許多讀者感到遺憾，但效果很顯著，《Science》的發行量從1957年的38000份，劇增到1958年的超過61000份。
達沙恩的繼任者阿伯爾森通過縮短文章從收稿到編發的時間，改進了《Science》的審稿程序，加強了新聞版面，并采用現代化的印刷和管理辦法。在他任主編的第一個10年里，《Science》的發行量翻倍了。
自1970年以來，《Science》已經大大改變，而在最近的幾任主編領導下的不斷創新，為《Science》奠定了在科學期刊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2.主要欄目
百余年間，《Science》的欄目設置也在不斷變化發展，目前十余個欄目大致可分為三類：科學新聞類、科學綜合類和研究成果類。②
（1）科學新聞類有“本周新聞”和“新聞聚焦”，此類欄目主要是便于讀者了解世界各地的科學實況。“本周新聞”主要報道相關科學政策和科研新聞，“新聞聚焦”則進行更深入的專題報道。
（2）科學綜合類有“社論”、“讀者來信”、“政策論壇”、“書評”、“研究評述”、“綜述”等，分別討論科學政策、科學與社會如何交叉的不同觀點，評論讀者感興趣的書、只讀光盤、展覽或影片，評論分析當前研究的發展，討論具有跨學科意義的最新進展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介紹領先的試驗技術以及新出版的軟件。
（3）研究成果類是《Science》最重要的一部分欄目，主要取自世界各地科技工作者所撰寫的科技論文和科技報告，包括簡訊、研究文章和報告。簡訊報道能夠廣泛吸引科學家的、跨學科的實驗和分析結果；研究文章反映某一領域的重大突破，這類文章包括摘要、引言和加有簡短的小標題的內容部分；報告發表新的、有廣泛意義的重要研究成果。
《Science》網絡版：Science Online③
《Science》于1996年9月開始把文章全文在互聯網上，形成網絡版，并陸續加入了一系列的改進和新產品，如“ScienceNow”等，從此踏上網絡發展之路。Science Online主要包括六大部分：
1.新聞
這部分以“今日科學”為主體，每個工作日為網上用戶免費提供幾篇有關科研成果或科學政策的最新消息。這些消息短小精煉，使讀者花不多的時間就能及時了解世界各地各科研領域的最新進展。
2.《Science》雜志
這是Science Online網站最主要的部分，包括《Science》雜志、過刊、“科學特快”、“信號轉導”等科學知識內容。
其中，“科學特快”先于印刷版刊登而發表，以此來特別提供及時的研究報告，平均每周發三篇。使精選的、同行評議過的原始研究論文在被接受后，能在幾天（而不是幾個星期）內與讀者見面。“科學特快”所有的文章最終會在大約6～8周后，以在線和紙版形式同時出現。《Science》現在有15%的內容通過“科學特快”出版，這些通常是最重要的文章。
3.職業信息
職業信息可能是目前最全的、能免費訪問的在線科學職業信息，內容包括新聞報道、人物簡介以及給處于不同職業階段用戶提供的指導，也包括少數民族科學家網和研究經費來源網。
4.科學社區
科學社區是一個為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研究者、學生及相關人員提供的網絡社區，使他們能夠在自己從事或感興趣的領域彼此建立起聯系，更便利地交流各自的研究、看法等。
5.多媒體中心
多媒體中心由5部分構成，其中播客、圖片和幻燈片、影像，主要圍繞《Science》及Science Online上的科學故事；網上研討會，用以就AAAS出版及成員服務等工作，或就一些突破性研究、文章，召集網上研討，用戶可以進入瀏覽以往討論錄像，也可以注冊參與近期組織的研討會；交互區，為用戶提供一些可以在網上交互體驗的動畫、Flash，融知識性與趣味性為一體。
6.科學集錦
這部分主要是將Science網上內容做了重新整合，如將文章按學科或者主題分類，用戶搜索該主題，就能得到相關文章。
《Science》與其網絡版的互補對接
一般來講，網絡版能及時期刊的部分或者所有信息，為期刊吸引更多的讀者，擴大影響；但也可能因內容豐富易得而分流讀者，降低期刊的發行量。④《Science》在實現期刊與網絡版的互補對接上，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
1.優勢互補，實現多贏
《Science》目前有13萬付費訂戶，每周約有70萬讀者，而每月Science Online網站的訪問量約418萬人次，其中每月獨立訪客數達240萬人，有18萬讀者接收Science每期目錄的電子郵件通知。⑤
可以說，《Science》與其網絡版各自發揮著自身優勢，印刷版以傳統媒體擁有固定的消費群、認知度高的優勢來服務于讀者；網絡版以信息和市場為重點，用網絡特有的實時性、互動性、綜合性、開放性等優勢為廣大讀者服務。二者相輔相成，既實現了刊網優勢的互補，為《Science》在新形勢、新環境下能夠繼續領跑科技期刊創造條件，也為讀者提供多樣化選擇、差異化服務創造了可能。
2.刊網對接，重視服務
網絡版不是對《Science》的照搬，也并非另立門戶，二者圍繞《Science》展開了廣泛對接和融合。
2004～2009年間，有一個“技術評論摘要”欄目，主要在網絡版上設立，討論《Science》過去6個月內發表的論文，原文作者可以答復評論。《Science》會摘選部分評論及作者答復，經過評議和必要的編輯后在該欄目提要刊登，全文刊登在Science Online上。
對于作者，可以在投交稿件到《Science》的同時，附加作為稿件的支持或補充材料在Science Online發表。
Science Online還提供一些特別服務，如讀者可通過電子郵件預告的《Science》每周內容，超鏈接到參考文獻的全文或摘要、增補數據。
注釋：
①150 Years of Advancing Science: A History of AAAS , archives.省略/exhibit/origins4.php2010-11
②董爾丹徐巖英宋玉琴齊若梅申阿東：《自然科學領域著名期刊簡介――Science周刊》[J]，《中國基礎科學》,2004年第4期
③Science網絡版，省略/
④王印東：《論網絡期刊的特點優勢及與傳統期刊的融合對接》[J]，《淮北職業技術學院院報》,2007年第12期
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策略；貨幣政策透明度
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6）08-0058-03
一、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策略
1.確立首要目標，著眼中期，求穩求變。
《馬約》雖然規定歐洲中央銀行的首要目標是維持歐元區物價的穩定，但該條約并未對物價穩定給出明確的界定。為使目標更具可操作性，ECB管理理事會(又稱ECB貨幣政策委員會)于1998年給出了物價穩定的量化定義：整個歐元區的消費物價協調指數(HICP)年增長率不超過2％，而且物價穩定在中期內得以維持。經過近5年的貨幣政策實踐，ECB管理理事會于2003年修正了對物價穩定的界定：中期內消費物價協調指數的通貨膨脹年增長率低于但是接近2％。
從該定義可以看出：(1)ECB對價格是否穩定的判斷是基于整個歐元區中期的價格水平。貨幣政策的變化對物價的影響有一個時滯，而且最終影響的程度也不確定，因此貨幣政策難以在短期內抵銷意外沖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通貨膨脹率短期內存在一些波動是不可避免的，貨幣政策不會因幾周或幾個月的短期的物價或通貨膨脹的變化進行調整，貨幣政策著眼于中期。(2)HICP年增長率低于但是接近2％，不僅為HICP通貨膨脹率設定了上限，而且也指出通貨緊縮和物價穩定是不相容的。
對物價穩定給出明確的量化定義，既有助于增加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也為社會公眾提供了一個可以監督的標準；既有利于公眾更好地理解貨幣政策框架，也能更有效地引導公眾對物價走勢的預期。不僅增強了單一貨幣政策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單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2.圍繞目標，構筑框架，尋求支柱。
經濟分析和貨幣分析兩個支柱，構成了ECB的貨幣政策框架。在這個框架內，ECB為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收集各種信息，充分利用各種分析工具，確保所有相關的信息都不會遺漏，從而確保貨幣政策決策的穩健性。兩支柱策略既不同于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也不同于傳統的以貨幣供應量或匯率作為“名義錨”的做法。
(1)經濟分析。主要是指基于大量的經濟和金融數據、針對影響價格穩定的短期風險而進行的分析。該分析基于如下的認識：短期內價格水平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服務和要素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因此，ECB關注的主要變量有：總需求、總產出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廣義的物價和成本指數的變化，財政政策的變化，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狀況，歐元區國際收支的變化等。
(2)貨幣分析。著眼于中長期分析，該分析的基礎是中長期內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變化密切相關。貨幣的變化包含著未來物價變化的信息，因此有助于對物價穩定的風險進行總體評估。ECB把貨幣供應量指標從一系列備選指標中挑選出來，并公布廣義貨幣M3增長率的參考值，向公眾清楚地表明了它進行貨幣分析的意圖。大量實證分析表明，在M3與物價水平和其他宏觀變量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M3還預示了未來，特別是中期的通貨膨脹變化。
ECB將從雙柱策略中得出的信息進行評估、反復核對和匯總，形成對經濟的波動程度和本質、經濟運行結果和物價穩定的主要風險的總體評估，為貨幣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據。通過信息交流框架，公眾能了解ECB制定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復雜的環境，知道ECB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考慮了哪些因素，又是通過什么樣的程序來做出貨幣政策決策的。
3.注重貨幣政策策略的溝通職能。
透明的貨幣政策要求中央銀行向公眾和市場提供決策相關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數據及考慮的因素，并就當前經濟形勢與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所有這些都能在一種開放、清晰、及時的狀態下進行。
ECB的溝通面臨的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歐元區12個不同的國家，10種不同的語言，無疑給ECB的貨幣政策溝通提供了挑戰。ECB強調與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和互動，確保公眾能更好地理解貨幣政策的制定程序以及依據，從而提高中央銀行的可信度，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為了讓公眾更好地了解貨幣政策，ECB通過多種渠道向公眾傳遞貨幣政策信息：
(1)每個月第一次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結束后的新聞會，是ECB最重要的溝通方式。ECB是第一個召開新聞會的中央銀行。新聞會上，ECB行長將向公眾詳細地介紹管理理事會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以及與貨幣政策相關的物價穩定的風險評估，并通報管理理事會討論的其他議題和決策的相關信息。與會者也可以與新聞發言人進行互動交流。記者招待會的文字材料也將于同一天刊登在ECB的網站上，以便這些貨幣政策信息能夠及時地呈現給公眾。
(2)ECB每月“月度公報”，向公眾公布所有統計信息和貨幣政策決策所依據的數據，也提供專家對貨幣政策的分析文章。此外，ECB行長每個季度都向歐洲議會的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會匯報ECB貨幣政策的執行情況，并回答相關問題。ECB每年還向歐洲議會遞交年度報告。
(3)ECB的行長、副行長以及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充分利用各種機會與公眾進行交流，闡述ECB的貨幣政策策略、分析框架，不斷提高ECB貨幣政策的可信度。交流包括定期接受媒體的采訪，參加全球和區域經濟金融論壇，到世界各地大學講學。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發言稿、演講稿，研究人員的分析文章，公眾廣泛關注的政策研究結果，在ECB的網站和其出版的論文集和專刊上都可以找到。
4.注重中央銀行研究職能的發揮。
ECB經濟研究的目標，一方面是為貨幣政策的決策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和實證的支撐，另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服務ECB與公眾和市場的溝通。
ECB的經濟研究通過多種形式展開：working paper主要是鼓勵對ECB貨幣政策的相關問題展開研究，既包括ECB研究人員的階段性成果，也包括一些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對貨幣政策的研究。這些文章都可以免費在ECB的網站上獲得，對于公眾對ECB貨幣政策的了解很有幫助。同時，ECB也運用大量的宏觀經濟模型對歐元區經濟以及歐元區內不同國家進行分析預測，以便為貨幣政策決策提供比較可靠的預測信息。針對歐洲資本市場和金融一體化、歐元區經濟周期變化等問題，ECB建立了廣泛的研究網絡。此外，ECB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輪流召開國際貨幣政策論壇，鼓勵從全球的視角來討論貨幣政策的相關問題。
二、對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啟示
1.進一步提高我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是各國貨幣調控機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實踐證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對其貨幣政策操作具有很大的影響。獨立性強的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馬約》賦予ECB貨幣政策目標上的獨立，而且ECB還具有工具上、財務上和人員上的獨立，因此為ECB獨立進行貨幣政策操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經過10多年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從目標獨立性來看，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我國貨幣政策當前仍受到多目標約束：物價穩定、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化解金融風險等等。從操作獨立性來看，也存在一些約束，比如金融市場不發達，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的余地小，貨幣政策過度依賴國有商業銀行傳導等等。
多目標之間是存在沖突的，這就導致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相當困難。而在經濟轉軌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將長期存在，因此提高目標獨立性比提高操作獨立性難度要大。在當前的體制安排下，我們應進一步提高中央銀行的操作獨立性，通過大力發展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不斷提高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目標以及中介目標變量的市場化程度，使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更具靈活性和前瞻性，為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預防性操作創造條件。
2.盡快建立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框架。
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量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正因如此，絕大多數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基本沒有再簡單恢復利率目標，反而是越來越多地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這類非工具變量目標。也就是說，貨幣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標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
歐洲中央銀行在考察過一些其他中央銀行已經或正在采用的貨幣政策策略后，決定采用以穩定為目標的雙柱策略(即經濟分析和貨幣分析)。究其原因，是因為ECB成立的時間不長，歐元區內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ECB的貨幣政策操作面臨很大的挑戰，因此兩支柱策略賦予ECB在操作貨幣政策過程中更大的靈活性，有利于提高其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傳導效率。
鑒于我國目前的現狀，近期內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們也可借鑒ECB的做法，建立一個更具靈活性的貨幣政策框架，為公眾的經濟行為提供決策依據，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可信度，穩定公眾的預期。積極構建更具靈活性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提高對經濟的預測能力，即時采取預防性操作，將會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3.注重與公眾交流，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
ECB非常注重與公眾的溝通和交流，重視預期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通過采用“兩支柱”的貨幣政策策略，為央行與各個層面的公眾溝通提供了一個框架。ECB不僅建立了內容廣泛、容易理解的網站，而且還定期出版報告預測各種宏觀經濟變量，如通貨膨脹、貨幣市場狀況以及預測的風險等。ECB通過各種途徑，向公眾解釋貨幣政策的目標，討論近期通貨膨脹的情況，評價已經采取的貨幣政策的效果，并描述未來通貨膨脹的發展，因為貨幣政策非常透明，因此ECB有時只要顯示其政策意向，并不需要真正干預市場就能達到調控的目的。
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不斷提高，這一點可以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實踐中看出。但略顯不足的是，對于我國貨幣政策決策是依據哪些數據的分析，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程序，以及中央銀行對經濟形勢的預測分析等相關信息還不夠豐富，有待于今后進一步的改善。
4.進一步發揮我國中央銀行的研究職能。
中央銀行不僅具有服務職能、調節職能和管理職能，而且還具有研究職能。中央銀行要有效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就應該加強對經濟的研究，力爭對經濟的運行有更準確的把握。中國是一個處于轉型中的國家，國內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對貨幣政策操作有很大的影響。如何構建更為靈活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以有效防范匯率變化及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經濟的影響；如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如何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和交流，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如何加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的協調；如何在加快金融開放的過程中防范金融風險；如何加強貨幣政策國際協調……這些都需要中央銀行加強經濟研究，有針對性地為我國貨幣政策決策提供可靠的理論、模型和數據的支撐。
參考文獻：
［1］汪紅駒.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第3篇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中國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供電企業； 供電成本； 預算管理
一、引言
供電成本是供電企業的運營管理成本，很多供電企業在遵循全面預算管理一般范式的基礎上，已探索了較為有效的供電成本預算管理方法。本文認為，國內地市供電企業在加強供電成本預算標準化、規范化、精細化、精益化管理方面，在實現供電成本的有效控制進而實現核心指標“單位供電成本”、“可控供電單位成本”的優化提升及企業核心競爭力――“成本領先”提升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本文將圍繞供電成本（或簡稱“成本”）預算閉環管理的全過程及其保障支持要素，重點對供電企業供電成本預算具體管控策略展開討論。
二、供電企業成本管理存在的問題
根據有關文獻信息的披露以及筆者的工作體會，國內供電企業供電成本管理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成本管理缺乏目標控制，突出表現在企業的核心成本指標應該達到什么水平及如何優化提升沒有明確的規劃，通過成本目標的規劃實現對成本預算的控制環節明顯缺失；2.成本管控方法總體上比較落后，雖然引入了一些成本精細化管理理念及較先進的成本管控策略，但很多供電企業的成本管控現狀還較為落后，缺乏改進創新，缺乏對先進成本管控理念、方法的引入和吸收；3.成本管理對象和主體比較粗放，成本對象粗放主要表現在供電企業對供電成本對象的核算和管理還停留在傳統的成本會計核算科目一級，成本控制主體粗放表現在成本控制主要依賴于成本控制主體“金字塔”的上層和中層完成，而底層介入比較少或者根本沒有介入；4.成本控制介入滯后，成本控制偏重事后控制，體現為事后分析、反饋和監督，缺乏事前和事中有效控制；5.成本管理績效考核機制不健全，成本管理水平和成本核心指標難以有效提升；6.成本管控支持系統相對落后，各單位成本管控系統的應用水平參差不齊； 7.全員成本控制意識淡薄，基層單位往往重“爭奪”成本資源，而員工經常只關注成本花費，成本超標準、超預算現象經常發生，造成資源浪費，全員成本控制意識亟待提升。
三、現代成本管理理論綜述
成本預算管理離不開現代成本管理理論的支撐，根據研究人員岑玢、董曉宏（2009）的綜合提煉分析，現代成本管理主要有五大理論：作業成本管理、戰略成本管理、產品生命周期成本理論、成本規劃和全面成本管理，不過本文認為典型的成本管理理論還有目標成本管理理論，各理論在此不再贅述。根據高立法等（2008）的研究，現代成本管理理論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1.成本控制的空間范圍由制造成本延伸到社會產品生命周期成本；2.成本控制視野由日常經營管理提升到戰略成本管理；3.成本控制環節從下游管理延伸至中上游管理；4.成本控制導向由“生產導向型”向“市場導向型”轉變； 5.成本降低形態由成本節省轉向成本避免。由于成本管理理論一般都是以制造業為核心，加上供電企業產品和生產的特殊性，上述理論中對供電企業有實際借鑒意義的主要是作業成本管理、戰略成本管理、全面成本管理、目標成本管理理論等，現代成本管理理論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及時更新成本管理理念，拓寬成本管理視野；提高企業成本管理人員素質，先進成本管理理念、工具的運行環境要求較高；因存在國情、企情差異，需結合實際應用，忌生搬硬套。
四、供電成本預算管理體系構建及核心管控一般策略
（一）供電成本預算管理一般體系構建
2009年廣東電網公司依托國際咨詢公司引入國際先進的管理理念，形成了具有廣東電網公司特色的全面預算管理體系，其核心是構建“責任網絡、標準流程、預算制度、評價考核、信息平臺”五大預算保障體系，實現“財務規劃、目標設定、預算編制、監控調整”四大環節的預算全過程管理。本文認為，供電成本預算管理隸屬于全面預算管理體系，可參照上述體系進行供電成本預算管理體系的承接構建。同時，本文認為企業文化氛圍對成本控制的影響非常大，也應是成本控制的有效保障體系之一。由此，“五大”保障體系演化成“六大”保障體系。本文對供電成本預算管理體系具體框架設計如下：體系頂層為“成本預算管理戰略目標”，其下量化表述為“成本預算管理關鍵績效指標”，具體支持的是“四大”成本預算管理過程和“六大”成本預算保障體系。
（二）供電成本預算管理體系核心管控一般策略探討
1.供電成本預算管理戰略指標及關鍵績效指標設計
廣東電網公司非常重視公司戰略，地市供電企業則承接執行省公司戰略目標。為了有效衡量戰略目標的達成情況，一般設立關鍵戰略指標進行監控和衡量。廣東電網公司設立了12個戰略指標，其中核心財務指標有4個，與成本有關的指標有3個：即經濟增加值、總資產內部報酬率和可控供電單位成本。可見成本管理對電網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非常重要。為了全面反映地市供電企業的成本管理狀況，可以從戰略管理需要和績效管理需要設計關鍵成本指標。
（1）成本預算管理戰略指標設置。供電企業成本預算管理戰略指標可設置為以下3個：單位供電成本（供電成本/售電量）、可控單位供電成本（可控供電成本/售電量）、可控單位供電成本節約率［（1-本年可控單位供電成本/上年可控單位供電成本）×100%］，分別反映企業單位產出平均消耗的總成本、企業單位產出平均消耗的可控成本、企業單位產出平均消耗的可控成本同比是否降低。
（2）成本預算管理績效指標設置。戰略指標落地有賴于績效管理，供電企業的績效管理應當采用年度績效管理和日常績效管理綜合應用模式。年度績效指標可采用以上戰略指標；日常績效指標可設置為“可控供電成本預算完成率”（可控供電成本完成額/年度預算×100%，或可控供電成本完成額/年度內可控供電成本階段性周期預算目標×100%），衡量的是可控供電成本的過程控制情況，避免預算消極完成或過于集中完成或突擊完成。另外，實施了月（季度）分期預算管理的單位也可以基于相關預算周期考核“可控供電成本預算節約率”。
2.成本財務規劃
財務規劃是全面預算管理體現戰略導向的切入點，也是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的起點。供電企業應結合戰略目標對本單位的成本控制目標進行合理規劃，提出未來幾年的成本改進目標，并定期保持規劃滾動修編，以保證規劃的有效性。在目前形勢下，供電企業成本預算業務歸口管理部門非常有必要加強成本規劃管理，由于財務部門對成本管理具有全局性視野的獨特優勢，建議在財務部門的統籌下，開展各業務條線的成本控制規劃和成本戰略指標的提升目標設計。
3.成本年度目標設定
成本年度目標設定的主要內容是，圍繞企業中長期財務（成本）規劃，結合國家政策、外部經營形勢和上級單位的管理要求，合理設定年度預算管控目標，并將年度預算目標分解至各預算歸口管理部門及基層單位，形成各歸口管理部門乃至各基層單位的年度預算目標。通過成本年度預算目標設定，變成本預算“按需申報”管理為“目標控制”式管理。在成本年度目標設定管理方面，有必要建立以下工作機制：一是上下聯動機制；二是上級單位建立成本目標分解模型；三是供電企業建立自我目標管理機制。
4.成本預算編制
成本預算編制包括兩個階段：一是如何形成成本預算；二是上級下達的預算如何進行內部分配。管控要點包括以下幾點：
（1）成本預算編制報表及項目體系。成本預算報表體系按照成本業務精細化管控要求進行設立，并基于成本動因、按照便于管控原則對成本“顆粒度”分解，建立“成本元”一級的成本項目管理體系，并適度控制成本“顆粒度”分解的深度。
（2）成本預算準入管理。預算準入包括業務準入和業務優選兩個層面。業務準入方面，需要通過針對每個成本項目建立相關核算條件和核算范圍，最終形成“辭典式”的管理手冊。成本項目業務優選一般可以從“必要性、緊急性、經濟性”三個維度進行內部綜合評價，如有特殊情況則需優先考慮。
（3）標準成本管理體系。標準成本管理主要有傳統標準成本管理模式和標準作業成本管理模式。前者與企業傳統成本核算管理密切相關，由成本歸口管理部門主導，各生產、管理部門員工共同參與，梳理各成本項目的成本驅動因素和業務標準建立各成本項目的精細化管理標準；后者則要求基于作業成本管理進行實施，總的思路是通過逐步推行作業成本管理來實現基于作業成本的標準成本控制。
（4）成本預算精細化分解，形成預算執行方案。成本預算精細化分解可以從成本項目（基于成本預算編制報表及項目精細化管理體系）、成本責任主體（建立“單位部門基層班組”的三級成本責任主體體系）、成本分配方法（建立基于成本驅動因素的成本分配數量模型）和時間（基于季度或月度實施短周期預算管理）等維度予以考慮實施。
（5）部門預算管理。部門成本預算管理是一種常見的企業內部預算管理授權方式，如何對基層預算責任部門下達合適的成本預算額度，長期以來一直是企業內部預算管理的難題。傳統的部門成本預算下達方式大致如下：根據基層部門預算申報額度及歷史預算完成情況，考慮部門特殊情況變動，由預算主管部門核定成本預算額度。本文提出兩種改進方式：一是通過建立成本標準化管理體系，借助該體系下達標準化預算，不過也會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二是通過建立某種激勵規則約束基層部門主動申報一個最合適的成本預算目標，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采用著名的“聯合基數法”理論（又稱“HU理論”）提出的方法，下文另專題分析。
5.成本監控與調整
預算監控方面需要構建“三維”的監控網絡：成本責任主體、成本對象和時間。成本責任主體應該自上而下逐級承接，監控信息由下而上逐級有效反饋；成本對象的監控應該實現全面覆蓋，逐項進行預算完成偏差度的分析；監控頻率應該采用定期和實時結合的方式。應根據預算執行與預算目標偏離情況以及必要性，實施季度滾動預測、年中預算調整。成本預算調整屬于上級重點管控的項目，單位內部各成本責任主體的預算調整應該從嚴控制，堅持“預算剛性”原則，除非確有特殊情況。
6.成本管理責任網絡
一個完整的地市供電企業預算責任鏈包括以下預算責任主體：地市供電企業預委會預算管理工作組（職能部門）縣區局、二級生產機構縣區局的基層部門部門基層班組關鍵責任崗位。通過健全分級成本管理責任網絡，責任層層傳遞，職責明確分配，并最終落實到基層部門、班組及員工身上，充分體現了“全員”預算管理特點。
7.成本預算管理制度
成本預算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建立綜合管理制度和建立專項管理制度。前者包括建立基本管理制度、成本準入管理制度、成本標準化管理制度、成本報賬或資金支付管理制度等；后者則主要是針對每一項具體的成本項目出臺“一對一”的成本控制手冊（或規范），為各級成本責任主體開展成本管控提供“工具箱式”或“作業指導書式”的指南。
8.成本預算管理標準流程
流程是企業管理理念的重要載體，一般與制度進行聯系、“捆綁”。標準化的流程增強了上下級不同層面、業務及財務部門間的有效溝通，確保預算業務準確開展。標準化流程的設計重點要關注流程的可操作性，流程關鍵節點有無統一的表單支持，制度、流程和表單是否融合統一以及信息系統固化工作等問題。特別地，地市供電企業內部的成本預算管理流程（包括表單）還需在承接上級流程規范的基礎上，結合內部實際情況予以細化。
9.成本管理評價考核
通過建立預算考評指標體系和規則，保障預算有效執行，提升預算管理績效，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即成本考核指標和成本考核規則。成本考核指標包括絕對指標和相對考核指標。絕對指標考核是考核年度成本預算節約情況及年度各季度預算完成均衡性，主要是成本（費用）預算總額。絕對指標包括可控供電成本預算節約率、可控供電成本預算完成率等。相對指標主要考核指標的優化程度，包括對比年度預算目標優化或完成情況和對比上年指標改善情況，相對指標主要包括單位供電成本、可控單位供電成本，衍生指標是可控單位供電成本節約率等。
10.成本管理信息平臺
基于現有財務系統的成本信息化管理是一種常見的方式，但是核算系統的弊端是系統使用者限制在財務部門，無法向各成本責任主體延伸。借助網絡化運作的預算管理信息系統，能實現成本預算全過程管理，也能覆蓋全部成本責任主體。另外，通過建立預算系統與財務核算系統的數據接口，可以實現以業務管理驅動支持成本核算。基于ERP系統或集成系統的成本信息化管理當屬目前最為先進的管理方式。
11.建立全員參與成本控制的內部企業文化
成本控制應該實實在在地滲透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成為員工自覺的行為理念，自覺執行上級及單位內部相關要求，自覺在費用發生過程中厲行節約和控制標準，形成企業內部成本控制的良好氛圍，有效控制成本增長，促進成本挖潛增效。
（三）專項研究：“HU理論”對成本預算管理的應用研究
1.“HU理論”綜述
胡祖光教授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確定預算目標基數的方法：“聯合確定基數法”。該方法主要涉及三個要點：（1）人的考核預算基數是聯合確定的。在實際應用中為了簡化，可以直接以人的自報數打一個折扣后的值作為人的考核預算基數。（2）實行超額獎勵機制。對考核指標年終完成值超出考核預算基數的人實施超額獎勵，超額獎勵值 ＝（實際完成值-考核預算基數）×超額獎勵系數。（3）實行少報懲罰機制。對考核指標年終實際完成值大于當初自報預算數的人進行懲罰，“罰款”＝（實際完成值-人自報預算基數）×少報受罰系數。該方法行之有效的關鍵是人預算基數確定權數（W）、超額獎勵系數（P）和少報受罰系數（Q）三者之間必須滿足如下關系：“P>Q>WP”，此時人會自覺報出一個自己通過努力可以達到的最大預算基數，并且確保最準確地完成。
2.“HU理論”在成本預算管理領域的應用案例
“HU理論”在成本預算考核方面的應用案例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詮釋。
案例背景：總部是成本費用預算主管單位，下屬部門是成本預算申報單位，為了按照“HU理論”實施考核，總部規定了以下考核條件：下屬部門成本預算節約可以按照節約額的20%實施獎勵（即獎勵系數P=0.2）、下屬部門成本如果當初申報預算多報（即預算申報數大于成本完成數）將按照多報部分的16%實施經濟懲罰（即懲罰系數Q=0.16），部門成本預算的最終預算下達額度按總部確定數（比如按過去三年平均數）和下屬部門自報數各占50%的權重確定（即自報數權重W=0.5）。
角度一：將成本預算直接理解為“負利潤”，則可直接套用HU理論應用模型。按照HU理論，基本規則是“各報基數，加權平均；少報受罰，多報不獎；超額獎，不足補”。具體應用案例見表1。
角度二：直接以成本預算為詮釋對象，HU理論應用模型需做一定變通，陳斌（2004）進行了有關研究，其基本規則相應修訂為“各報基數，加權平均；高報受罰，低報不獎；節約獎，超過補”，案例情況同上，具體應用情況見表2。
無論是利潤角度還是成本角度，應用結論都是一樣的：即下屬部門只有最真實地申報成本預算目標，綜合獎勵才最大。
“HU理論”以一種經濟上的激勵約束機制確保下級預算責任單位按照成本最優管控原則進行自我管控，可謂是一種最理想化的管控方法。在供電企業內部實施“HU理論”，首要問題是解決觀念問題，預算管理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能否接受“HU理論”這種先進的考核管理模式；其次便是要解決好核心的獎懲機制問題（即“P”、“Q”值），具體以何種形式來體現“HU理論”的激勵約束原理，從而激發下級預算責任單位的成本控制原動力，實際推行“HU理論”考核模式時，具體還需結合供電企業自身的薪酬績效管理實際情況，合理地設計“HU理論”激勵“落地”的操作方案，將“HU理論”有效引入到供電企業績效管理體系。
五、結語
本論文通過分析供電企業當前存在的典型問題，結合全面預算管理核心管理體系，針對性地分析、提出了頗具特色和實際應用價值的供電企業供電成本預算管理策略體系，并首次從兩個角度系統分析“HU理論”（“聯合基數法”理論）對成本管理考核的應用策略。系統地分析、構建供電成本全面預算管理策略體系及其具體應用策略也是本文的主要創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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