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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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宏微觀經濟學；居住空間分異；西安；房地產市場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關概念
西方經濟學是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稀缺資源配置與利用的科學。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西方經濟學形成了按研究對象不同分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兩大分支。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經濟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來說明資源如何分配的；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1）居住空間分異現象是隨著城市的誕生出現的，居住空間結構的不斷演化，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等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2）城市居住空間變遷總體上呈現與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進程相對應的特征。城市的發展與居住空間分異相互作用，城市的發展導致了居住空間的分異，而反過來，居住分異也影響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二、宏微觀經濟學聯系與區別
（一）聯系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是互相補充的。經濟學的目的是要實現社會經濟福利的最大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既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又要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微觀經濟學在假定資源已實現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達到最優配置的問題；宏觀經濟學在假定資源已實現最優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達到充分利用的問題。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共同組成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都是實證分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都把社會經濟制度作為既定的，不分析社會經濟制度變動對經濟的影響。這也就是說，它們都把市場經濟制度作為一個既定的存在，分析這一制度下的資源配置與利用問題。
（二）區別
1.基本假設不同
經濟學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設條件為前提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假設條件有以下三點：（1）市場出清。這就是堅信在價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況下，市場上一定會實現充分就業的供求均衡狀態。（2）完全理性。這一假設是指，消費者和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只有在這一假設之下，價格調節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設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地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基于兩個假設：（1）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點。
2.基本內容不同
微觀經濟學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價格理論（2）消費者行為理論。（3）生產理論。（4）分配理論。（5）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研究社會資源配置最優化的實現，以及社會經濟福利的實現等問題。（6）市場失靈與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內容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決定理論。（2）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3）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4）開放經濟理論。（5）宏觀經濟政策。
三、從經濟學角度談居住空間分異
對居住空間分異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紀初的古典人文區位學的空間理論，但真正將其納入主流經濟學研究框架的還是20世紀6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空間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新古典主義學派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間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響，他運用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解析了區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間的關系，對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動中進行分配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居住空間是城市社會空間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城市化的大規模擴展，城市居住空間的結構分異已然成為不爭的客觀事實。
目前，中國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現象越來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個強有力的代表。以住宅開發項目的檔次和價格在空間的分化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間分異的格局在西安越來越明顯，而這種分異格局和市政府大力開發建設各經濟開發區有著很大的關系。
（一）開發區“特區”運作機制及其影響
開發區與一般性區域最主要的區別在于其“特區”性質一即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和特別管理體制的區域。其殊經濟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對優惠、激勵性的政策，而開發區明確劃定的地域界線則將這些相對優越的政策、體制、觀念、方法、服務、設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區段內，使良好的硬環境與優越的軟環境在特定局部空間相加在一起，可令開發區內部“小環境”相當鮮明地異于及優于周圍“大環境”，乃至形成制度、產業、功能、設施、甚至心理意義上的所謂“孤島效應”。開發區這類“特區”的設立與運行，等于在城市空間人為地制造出“開發區”與“非開發區”或謂“特區”與“普區”之分割對比，兩者之間不平等的境遇可導致不平衡的發展，從而可能制造或加劇城市內部經濟一社會空間極化分異。
1.開發區與“非開發區”之間的經濟異速增長
開發區“特區”機制及其“孤島效應”影響作用卜的城市極化分異首先體現在開發區顯著高于“非開發區”的經濟異速增長過程中，這在各地較高等級開發區中尤為突出普遍。西安市經2003—2004年最新一輪開發區清理整頓后現共存有各級各類“開發區”18個，其中等級最高、規模最大者依次分別為國家級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西安高新區”）、國家級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簡稱“西安經開區”）、省級西安曲江旅游度假開發區（又稱“西安曲江新區”）。這幾個主要開發區的各項主要發展指標增速連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達70%或更高，發展速度明顯高于一般“非開發區”，已成為西安市有目共儲的經濟發展最活躍區域。雖然由于開發區并非一級行政區，且隨著規模不斷擴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個區縣，其經濟社會統計數值也相應地被分解納入到不止一個區縣，因而不易進行開發區與各區縣發展指標之間的直接比較，但從開發區經濟社會數值占全市總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實，可以間接反映出開發區的“異軍突起”以及一般“非開發區”的相對弱勢化。表1顯示西安兩個國家級開發區的投資吸引（以實際利用外資額反映）、經濟增長（以GDP、工業增加值反映）、開發建設（以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反映）、收益回饋（對地方則政收入及就業增長貢獻）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總量的比重也不斷擴大，是拉動西安GDP增長的絕對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體經濟運行情況和最具有西安開發區代表的西安高新技術產業區的經濟狀況的對比，對西安“經濟區”在西安經濟的地位進行說明：
2.開發區配套商品住宅開發及其影響
中國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以來，上地市場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價和上地競標機制以及市民個人住房消費意愿與消費水平等市場力機制開始發揮對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調控功能，基于經濟收入差異的不同社會階層居住空間分異隔離開始在中國城市顯現，并成為新時期中國城市社會空間演化重構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國各地開發區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開發區作為各地改革開放的先行示范區，形成一種比較純粹的“全產權私有住房擁有者”聚集區，凸顯加劇基于經濟收入差異的居住分異隔離。
目前西安居住分異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開發區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舊區、而中等收入階層居住相對分散均勻”。在開發區較優質住宅和住區環境吸引及其較高房價的過濾篩選機制作用下，擁有最強住房購買力和“遷移力”的較富裕人口率先離開舊城而移居開發區新城，從此拉動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空間分化。再結合上述有關開發區從業者職業、學歷、收入特征分析，不難看出幾個主要開發區正趨于成為西安市較高學歷較高收入階層工作、居住、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自然會對相應區段文化、消費、形象、社會服務種類檔次、社會活動形式形態等產生影響，繼而造成城市經濟一社會空間的更深層次分化。
我們可以看到開發區的經濟對西安居住空間分異的影響：（1）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開發區”建設，導致城市經濟一社會空間的總體發展態勢是：開發區/新城/新經濟區正成為各種發展要素資源輻合匯集的區域極化中心，因而局部經濟社會發展速度顯著高于非開發區/老城/舊工業區。這表明開發區建設發展不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因設立時間及政策力度的差異而成為中國東西部地區差距擴大的具體機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開發運作機制及內在結構特性而成為強化凸顯當代中國城市內部空間極化分異的機制之一。（2）“開發區”作為一種區域發展策略的基木思維其實就是以“增長極理論”為基石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雖說依據該區域發展理論，增長極核與周邊區域差距擴大的空間極化效應屬于階段性的正常現象、會隨著“溢出效應”的增強而逐漸消失，但山于增長極理論在世界各地實踐應用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區域整體發展結果并非總能如愿實現，而極化效應的持續強化則可能蘊蓄區域經濟社會諸多矛盾和隱患，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增長極理論的批評與反思越來越多。開發區實踐對于區域之間及城市內部極化分異的強化凸顯效應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響作用，同樣值得決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從市場失靈角度看此現象
1.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個詞匯通常用于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
那么，對于“新經濟區”和“非經濟區”來說，似乎是宏觀經濟調控下的政府優先發展經濟特區，市場分配不均導致的，形成了“市場失靈”的表象；但是，政府優先發展經濟特區后，使經濟特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及房地產業快速發展，雖然形成了“孤島效應”，但是這個效應是暫時性的，是會向四周蔓延的，進而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果將城市居住空間分異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間分異格局的居住圈層則是在呈現出擴大的趨勢。所以，從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經濟特區所導致的似乎是資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經濟特區的現象是正常的，其實質并不是“市場失靈”。
從微觀經濟學來考慮這一現象，研究資源按什么原則分配給社會，是由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決定的。那么在政府優先發展的經濟特區的情況下，必然會出一些優惠性政策吸引開發商前去投資，這也形成了社會資源流向經濟特區的現象。
2.建議
那么通過以上的討論，可能緩和、消弭開發區/新城/新經濟區與非開發區/老城/舊工業區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一社會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規劃平衡投資項目的空間布局，引導和鼓勵適宜項目向老城/老工業區的分流；（2）建立開發區與非開發區之間利益平衡補償機制；（3）大力促進開發區第二產業的全面發展，此舉不僅有利于擴大開發區稅源、提升開發區整體經濟水平、完善開發區產業結構、改善開發區工作環境與生活質量，而且還可以擴大開發區就業而、使開發區發展能夠惠及更多領域史廣泛階層的勞動者；（4）增強開發區住宅價格與房型的多樣性和“廣譜性”，使多處于不同收入階層、處于職業生涯不同階段者有機會共享開發區較優越的軟硬生活環境，也有利于創建出獨具活力、結構更為豐滿健康的開發區新社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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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第2篇
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是按照列寧的“國際辛迪加”模式組織起來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主權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 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轉貼于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 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 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 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 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可見，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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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鍵詞】工程經濟 資金時間價值 市場經濟理論
1 工程經濟自身的基本理論與方法
1.1 工程經濟與技術經濟的主要區別
技術經濟一詞來自東方，以前蘇聯為代表。工程經濟一詞來自西方，以美國為代表。7 O年代前，原技術經濟中基本方法多為靜態分析方法（ 或采用單利計算），采用靜態經濟指標，而工程經濟自1915年就提出了復利計算， 一向用動態分析方法，采用動態經濟指標。如今事實證明技術經濟就是工程經濟，并全用動態分析方法與動態經濟指標了。
1.2工程經濟的含義
工程經濟是運用經濟學中的理論、名詞、術語及方法研究技術先進、工程技術方案的優選及可行的技術本身的經 濟效果問題，以使先進的可行技術與最佳的經濟融洽的結合。因此，工程經濟除了主要研究工程投資的經濟分析、經 濟評價、控制、決策等理論外，還擔負了研究工程經濟與社會需求、生態資源、環境條件等之間關系的協調任務，這也是人類永續的話題，更是人類行為的宗旨與理想的目標。
1.3工程經濟學科屬性
由工程經濟的含義可見，工程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的分支，是應用經濟學；工程經濟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融的邊緣學科，而且是人類追求高質量生活行為的基礎學科，在很多發達國家已相當完善與普及。
1.4工程經濟的基本理論
1.4.1資金時間價值理論
關于資金時間價值的含義、條件、考慮方法等問題都已被一致默認。在進行等值計算時可有十多個公式，但其基本公式可以歸結為一個復利終值公式（ F = P （ 1 + I ） n ） ，因為其他所有公式都是由此公式推導出來的，關鍵在于清楚推導前的假設條件。資金時間價值理論、等值計算方法、計算技能是工程經濟的最基本的理論、方法、技能與核心內容。
1.4.2市場經濟理論（意識）
這里更強調的是市場經濟理論（意識）與資金時間價值理論間的關系，通俗地說兩者如同綠葉與紅花。市場是人、物、財、生態、資源協調發展的中心，不按人的主觀意志轉移，而能自覺遵守客觀的經濟規律并融自然規律為一體；市場經濟理論（意識）是資金時間價值理論得以充分發揮、充分應用的充分與必要條件。資金時間價值理論是客觀的經濟規律，不是由人主觀承認與否而決定的，因此，應該深入地研究，自覺地應用。然而，在接受、學習、研究與運用資金時間價值理論時一定要有市場經濟理論意識。
1.5工程經濟的基本方法
不同的工程經濟和技術經濟類書籍與教材有不同的提法與分類。不同的經濟問題應當并可以采用不同的工程經濟分析方法；同一問題也應該并可以用許多工程經濟分析方法，因此可以見到許許多多工程技術經濟分析方法，同時也伴隨著許許多多的工程技術經濟問題。其實，工程技術經濟的基本方法僅有兩大類，靜態與動態之分。其中靜態方法并不始于工程經濟，因此，工程經濟中的基本方法可歸結到考慮資金時間價值的方法（即稱動態方法）。事實證明將原有的靜態指標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后即可得到動態的同名指標，相反，動態的方法不予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后便可得到同名的靜態方法。事實還可證明真正掌握了資金時間價值理論、計算方法與技能的人，是有可能進行某工程技術經濟問題分析的。對進行經濟分析的許多問題、項目、方案也可歸納為兩大類。需要強調的是在此提出了基本理論、基本方法雖然濃縮到了一個內容，但絕非指學習本學科時專門學習這一內容就能獲得這一內容“知識理論方法”的，因為工程經濟涉及的知識面很廣，尤其是可應用的面更寬、更廣，為此本文須闡述工程經濟外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
2 工程經濟外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
1）從工程經濟的功能及適用性看，工程經濟能應用于任何行業的技術與工程，應用于一切部門、單位、企業管理乃至家庭。然而不同行業（ 專業） 應 用工程經濟理論、方法的同時，應該具備各行業技術獨有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如化工、農業、藥業、工業與民用建筑、水利工程等專業等等，應首先具備本專業的基本理論、方法及其行業標準、規范與規定以及本專業的“工程經濟特色”理論。
2 ） 從工程經濟是經濟學分支的屬性看，掌握、應用工程經濟時，必須掌握一定的宏觀、微觀經濟的基本理論與方法，應該熟悉財稅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制度、政策及規定等。
3 ） 從工程經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融的邊緣學科看，在掌握、理 解工程經濟時，必須具備一定的概率與統計、高等數學、運籌學等方面的基本知識與方法，以及對社會的深刻認識與責任感等。
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第4篇
【關鍵詞】收入效應；替代效應；預算線
微觀經濟學將商品分為正常商品、低檔商品（又譯為劣等商品）和吉芬商品。在微觀經濟學教材中商品效用章節結合預算線、消費者均衡的知識進行展開。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商品價格的變動對商品消費量的影響可以劃分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這里的替代效應是指由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商品的替換強度的變動，從而影響到商品消費數量的變動，收入效應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該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導致的支付能力的變動，進而由支付能力的變動所引起的商品消費數量的變動。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下圖所示，因為吉芬商品是屬于特殊的低檔商品本文就不討論吉芬商品的內容，只關注于普通商品和低檔商品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問題。
1.對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理解與認識
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內容屬于微觀經濟學里面的重要理論基礎也是比較難以理解的部分，因為理解該知識點需要掌握幾個基本的知識點，如正常商品、低檔商品以及無差異曲線和消費者均衡方面的知識。首先，正常商品和低檔商品如何劃分的呢，一般來說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是根據商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區分正常商品和低檔商品，如果價格需求彈性為正值的是正常商品，價格需求彈性為負值的是低檔商品，當價格彈性大于1則是奢侈品而小于1的是生活必需品。需求量隨消費者的實際收入上升而減少的商品稱為低檔商品。人們對正常商品的消費會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對后者的消費則恰恰相反。其次，如何區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概念呢。在現實生活中，當一種商品的價格下降時，往往會給消費者的決策代來兩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提高了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表示消費者的效用水平發生變化。具體來說對于消費者來說名義貨幣收入是不變的，但是商品價格下降后，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增強了，會改變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量，從而達到更高的效用水平，這就是收入效應。一般來說，收入效應在圖形上表現為消費者均衡點向更高水平的無差異曲線的移動。第二，消費者會更多地消費現在相對便宜的商品，減少那些現在變得相對較貴的商品，表現為價格相對下降的商品銷量會上升，而從圖形上面看就表現為均衡點在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的移動，這就是替代效應。
2.用圖形化的方式說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
如右圖所示，用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衣服和食物，期中食物是正常商品時，食物的價格下降的時候，預算線RN會向外移動到RT。同時作為消費者均衡的（X，Y）組合也會發生變化，消費者均衡由A轉移到B點，在這個B點意味著消費了更多的食物，少消費了衣服，食物的增量為F2F1的部分，即食物價格下降以后食物消費量的改變，F2F1的部分又可以劃分為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部分，兩者相加則為總效應部分即F2F1的部分。當食物價格下降以后，相當于在居民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增加了，為了便于理清這一部分的性質，我們可以按照衣服價格/食物價格的比值根據算出預算線RT的斜率，并根據此斜率做一條平行線MN與原等產量線U1相切于D點。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在原等產量線U1上出現了產量相同的兩個點A點和D點，則由D點對應的（X，Y）可以和A點對應的（X，Y）進行比較得出結論，減少的衣服替代了增加的食物，這個替代效應的大小體現在圖上是F1E部分，即用F1E數量的食物替換了C1C2數量的衣服。
當食物是低檔商品的時候，如右圖所示，食物的價格Px變化前的消費者均衡點在A，Px下降以后消費者均衡點在B，則B點對應的E點和A點對應的F2增加的數量表明了在收入增加以后消費某種低檔食物的數量會減少，這就是總效應。用剛才的方法，通過作于預算線RT平行且與無差異曲線U1相切的補償預算線MN，就可以把總效應分解為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從圖上可以得知，Px下降以后食物和衣服的相對價格發生了變化，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點由A運動到均衡點D，對應的需求量增加量為F1E，這就是替代效應，是一個正值。而Px下降以后引起的消費者的實際收入的變化，使消費者均衡點由D點移動到B點，這就是收入效應。在食物的價格下降的時候，收入效應是負數，即隨著實際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費者消費低檔商品的消費數量下降。由于收入效應是負數，所以圖中的B點必定落在A、D兩點之間。而由于替代效應的作用大于收入效應，所以在圖中總效應F1F2是一個正值。但是在少數的情況下，我們會發現，某些低檔商品的收入效應的作用會大于替代效應的作用，于是就會出現微幅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的現象，這類物品就是吉芬商品。總體來說，一種商品價格下降是否導致消費者選擇該商品數量的增加，取決于價格下降產生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符號和大小。正常商品和低檔商品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對正常商品而言，商品價格下降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都使得該商品需求量增加；對于低檔商品而言，價格下降的替代效應使商品需求量增加，但收入效應卻使得商品需求量下降。正常物品的需求量與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成同方向的變動，低檔物品的需求量與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成反方向的變動。由此可推知，當商品的價格變化時，正常物品的收入效應與價格成反方向的變動，低檔物品的收入效應與價格成同方向的變動。由于正常物品和低檔物品的區別不對替代效應產生影響，所以，所有商品的替代效應都與價格成反方向的變動。
3.兩種效應的應用及經濟學意義
為了更好的理解這兩個概念，結合三個假設來進行分析。第一個假設對單個的消費者而言，如果收入增加對個人的消費有什么樣的影響？替代效應會使個人由于更高的工資而增加工作的時間。收入效應會使個人移動到更高的無差異曲線上面去，而由于消費和休閑都是屬于正常商品，所以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第二個假設是，如果銀行利率下降會對個體消費者的現在和將來的消費發生什么影響？人生的收入可以分消費和儲蓄兩個部分，儲蓄是當前收入和當前的消費之差。當消費者在將來需要消費時，就將動用儲蓄部分。如果儲蓄部分利率下降，那么結合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來分析：當利率降低時，相對于當前的消費而言，將來的消費成本增加了。因此，替代效應會使消費者將來的消費更少，而當前的消費更多。現在來考慮收入效應，當利率降低時，根據前面的結論可以知道，消費者會移動到更低的無差異曲線上去，因為利率這個變量使當前的收入狀況變壞了。由于現在和將來消費的都是正常商品，消費者會選擇在現在和將來都縮減開支。因此收入效應會使消費者在兩個時期都減少消費。當然，最后的結果既取決于收入效應也取決于替代效應。如果低利率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消費者會增加當前的消費，相應的將來的消費會減少，如果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當前的消費會減少，將來的消費也會減少。第三個假設是如果對居民收入所得稅調低征收會對居民的勞動供應量有什么影響？降低稅率等于增加其收入水平。當稅率降低時，相對于工作而言，休閑變得更加昂貴，在這種情況下是會鼓勵其花更多的時間用于工作的。換言之替代效應會使其比之前更加努力工作了，因此替代效應使其增加了勞動供應量。考慮收入效應的話，當稅率降低時，個人的收入水平增加了，現在居民獲得了更高的預算線。因為休閑是正常商品，個人就傾向于用這種福利增加來享受更多更高級的消費品和更多的休閑。所以在收入效應下，工資增加時，消費和休閑都會增加。
就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而言，對于我們研究微觀經濟的相關概念有著重要的作用，當然作為一種靜態分析方法，是考察在既定的條件下某一經濟事物在經濟變量的相互作用下所實現的均衡，是不涉及時間變量的變化的，當然更不涉及由于時間變量而造成的其他變量的變化，可以看成是某一時刻的狀態，這種分析方法是為了后面的宏觀經濟研究打下了基礎，為以后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分析做好準備。 [科]
【參考文獻】
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第5篇
【關鍵詞】融資租賃業；發展的現狀；完善的啟示
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波及到了實體經濟，我國大多數企業也都深陷于融資困境。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融資租賃業務已經成為解決資金與設備的融通問題最有效的方式，而融資租賃機構作為金融機構，在企業融資過程中無疑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融資租賃的需求迅速膨脹，國際跨國金融財團在我國紛紛設立了分支機構，以占先的公司戰略，以求更大的全球融資租賃市場份額。經驗豐富的外資機構早已將市場深入我國大型工程和交通運輸等領域，而我國融資租賃業務起步較晚。隨著我國入世的深入進行，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本土的專業融資租賃機構的成長是特別艱難和曲折的。為了我國融資租賃業蓬勃健康的發展，本文對比了國內和國外融資租賃業的發展現狀，分析融資租賃業發展較慢的原因并吸取國際財團豐富的業務經驗。
一、融資租賃
融資租賃業務最早出現在二戰后的美國，是一種集金融、貿易和租賃于一體的新型融資方式。這種融資方式極大地滿足了的企業擴大投資的需求，解決了戰后缺少資金而又急于恢復經濟的國家和地區的融資問題。我國于改革開放時首次將融資方式引入國內市場，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融資租賃業的發展正在進入關鍵戰略機遇期。對于融資租賃機構的建設，國家已經意識到其重要性，并且繼續加大對其投資的力度，從而為融資租賃產業的發展保駕護航。融資租賃是指實質上轉移與資產所有權有關的全部風險和報酬的租賃。融資租賃合同是出租人依據承租人對出賣方及標的物的指定，向出賣方購買標的物，承租人為使用該標的物而承諾分期支付租金的合同。一般標的物的資產價值較高，償還期也較長，因此承租方簽訂合同的目的主要是融資，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租賃。此外，融資租賃業務的會計處理能夠美化資產負債表，提高投資者投資的信心。融資租賃機構的資金來源和資產專業管理的優勢是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提高營運能力的重要力量。融資租賃專業機構肩負著企業擴大再生產和廠商設備適銷對路以及完成產業結構迅速升級的重要使命。
二、國外融資租賃業發展的現狀
1952年第一個融資租賃公司出現在美國，標志著融資租賃市場的興起。這種新的融資方式很快受到了大多數企業的歡迎，于是大量的融資租賃專業機構出現在西歐和日本等發達的經濟體，從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層面上來講，融資租賃業務對經濟的貢獻遠遠超出預期。據不完全統計，至今為止，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資采用了融資租賃方式，融資租賃已然成為僅次于銀行信貸方式的關鍵籌資手段，將以小搏大的財務杠桿效應發揮到了極致。雖然融資交易額近年來迅速膨脹，融資租賃額占投資總額的比例不斷攀升，但是融資租賃市場主要集中于美日德等發達經濟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融資租賃市場份額占總的融資租賃市場80%以上，這些國家的專業融資租賃機構憑借龐大的資金來源和豐富的融資經驗，在金融風暴中依然能夠向投資者提供較高的回報率。而過度依靠傳統的金融市場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其他國家則面臨者巨大的財務危機。但是這些國家有著廣闊的市場潛力，特別是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個國家都面臨著資金短缺與技術進步的壓力。
隨著融資租賃市場發展和競爭的日益激烈，世界融資租賃市場按照客戶所在行業的細分標志著融資租賃業的進一步成熟。傳統標的物飛機、汽車和工程機械融資依然處于市場的主導地位，近年來，船舶、醫療設備、包裝印刷設備、鐵路運輸設備、高校科研實驗設備以及芯片制造設備、IT設備、軟件和IT相關服務等呈現迅猛發展態勢。2012年融資租賃市場的潛力正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進紛紛展現出來，其中高新技術產業的融資租賃的交易額占全部融資交易額的三分之一以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美發達國家中小企業融資租賃占到整個融資租賃市場90%以上。并且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自1962年起長期奉行扶持本土融資租賃業的政策，這些優惠政策主要包括企業投資稅收減免優惠政策、金融機構的優惠貸款傾斜政策以及投資相關的保險和信托等業務組合，除此之外，這些政府還紛紛出臺與規范融資租賃市場相關經濟活動的法律法規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特別是對開發海外的融資租賃市場給予關稅抵免的優惠，為融資租賃市場的發展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例如：美國政府制定投資稅收抵免制，司法機關通過經濟復興稅法，中央銀行通過貸款大力支持融資租賃，保險公司為跨國租賃業務提供風險保險；日本采用投資促進稅額減免制度，政府制定政策性融資政策為融資租賃提供信用擔保和風險保障等具體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