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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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漢字；中式卷煙包裝；運用與實踐；設計理念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7.171

0 前言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消費者思想觀念的不斷革新，人們對于“美”的需求也逐步顯現出來。將漢字應用與中式卷煙包裝設計工作開展相結合，在實現卷煙品牌推廣的同時，也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提供了契機。

1 中式卷煙包裝的基本概念

中式烤煙型卷煙是指以中國烤煙煙葉為主體原料，其香氣風格和吸味特征明顯不同于英式烤煙型卷煙（包括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具有明顯適應中國消費者習慣的烤煙型卷煙。在2003年，國家煙草專賣局首次進行的“中式卷煙”概念的定義，使得國產香煙的制造更加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在這一大背景下，各中煙公司也順應潮流，在卷煙的外包裝設計上進行改革，使得卷煙的外包裝設計更加吻合國人的審美需求[1]。

2 漢字與美學之間存在的關聯研究

眾所周知，漢字最早起源于圖像，因此，漢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圖像所具備的美學。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漢字經歷了漫長的進化歷史。當下我們常用的宋體、黑體、以及傳統的小篆，都深深的印刻著時代的審美印記，因此，漢字與美學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關聯性。將漢字應用于中式卷煙的包裝設計中，需要將漢字在不同時代所具有的美學氣質融入到卷煙包裝的整體畫面當中[2]。

3 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運用的優勢

根據當前漢字在我國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應用現狀，開展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運用的優勢探究，可將探究內容總結歸納為實現現代藝術和傳統文化的有效碰撞和實現傳統文字與抽象藝術有機融合兩點。

（1）實現現代藝術和傳統文化的有效碰撞。漢字講究“寫形”與“寫意”有效結合，因此，漢字本身的結構就能夠引發人們對其進行想象與思考，漢字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濃縮，這一點從文明世界的“中華書法”便可以得知。

⒑鶴衷擻糜謚惺驕硌痰陌裝設計當中，可實現漢字傳統文化底蘊與現代審美理念進一步融合，例如：楷書與小篆的混合應用，會使得卷煙包裝上的文字帶給消費者強烈的視覺沖擊感，以不同的字體形式呈現在包裝上，帶給人們強烈的視覺效果，形成理想、強烈的品牌效應。

（2）實現傳統文字和抽象藝術的進一步融合。隨著人們的審美觀念的不斷革新以及國外審美觀念的逐步滲入，消費者對于抽象畫的喜愛程度也逐漸呈現出提升趨勢。抽象圖像的創作在其畫面上能夠展現出較為強烈的藝術靈活性，以獨特的風格、多樣性的表現手法有效提升煙包效果與檔次。

將漢字與現代抽象畫有機結合，可以將漢字的文化魅力與抽象畫的靈活性、生命力有效結合，展現出設計師獨特的思維，同時設計師也可以將漢字與抽象畫結合來展現卷煙品牌的文化內涵，帶給消費者強烈的視覺感應[3]。

（3）引導人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給予更多的關注。將文字的應用與中式卷煙包裝的設計相結合，也可以有效的提升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關注度，實現對公眾潛移默化的文化傳播，引起消費者對于香煙包裝的情感共鳴，提升卷煙品牌的整體銷量，同時引發消費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共鳴。例如：在某些品牌香煙的包裝畫面上，運用古詩詞凸顯設計主題，其文字的表現力絲毫不遜色于圖案，使包裝圖案具有了濃厚的中華傳統文化氣息[4]。

4 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實踐分析

將漢字應用與中式卷煙包裝設計相互結合，不僅僅是將漢字簡單的印刻在卷煙包裝畫面當中；漢字的位置、排版，不同字體的選擇，顏色的選擇，筆畫粗細的設計，都應當具有獨特的寓意和魅力，體現出文字所具有的獨特美學魅力，使消費者感受到傳統文化美感[5]。

5 結論

開展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運用與實踐探究，首先應當明確中式卷煙包裝的基本概念以及漢字與美學之間存在的關聯，進而開展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運用優勢探究以及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實踐分析。進行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應用和思考，使得中式卷煙包裝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韻味美，展現出中式卷煙包裝所具備的的獨特魅力，有效提升卷煙包裝的藝術價值，同時將漢字文化廣泛的傳播開來，可謂是起到了一舉多得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陳帥.淺談漢字在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中的運用與實踐[J].輕工標準與質量，2013（04）：60-61.

[2]盧俊.包裝的民族化色彩設計――以中式卷煙包裝為例[J].印刷世界，2014，07：15-16.

[3]燕文.中式卷煙包裝設計之管窺[N].中國包裝報，2013（06）：16003.

漢字文化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漢字圖形；圖形再造；標志設計

一、書法文字的再造

中國書法源遠流長，由于漢字具有以形見義的表意特征，從而造就了漢字特有的形體美，漢字從最初單純用以“寫字”交流演變為從審美出發的藝術活動，漢字以其豐富抽象的點、畫、線條產生了表現漢字形體美的書法藝術，匯成書法獨特的語言藝術;以千姿百態的形體結構為書法奠定了造型的基礎，篆、隸、楷、行、草等各種字體又為書法的表現開辟了廣闊的天地。中國書法是點線面的構成畫，截取中國書法飛白和水墨畫的潑墨藝術方式正是文字圖形再造的方法。宗白華先生說“中國書法是一種藝術，能表現人格，創造意境，不象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為符號的階段，而是走上藝術美的方向，成為表達民族美感的工具。”正是由于漢字本身蘊藏著這些豐富的藝術表現因素，漢字才成為我國一種獨特的藝術。

借鑒中國書法藝術的有效形式，將漢字作圖形化處理，是標志設計中圖形再造在的方法，漢字書法中的篆、隸、楷、草等字體都具有獨具個性的視覺美感和豐富的藝術內涵，這些字體都形成了完美的審美體系。不同的書法風格各異，或筆力勁健、爽朗高遠，或灑脫自如、風度閑雅，它們為標志圖形設計提供了多樣的手法和豐富的語言，但在字體標志設計創意時必須根據主題需要選擇適合的書體，靈活運用于標志設計中。

如“喜之郎”標志，以草書字體造型，其大小安排、結構組合、筆畫處理均顯示出草書藝術瀟灑飄逸、自由奔放的氣質，表達了喜悅、歡快、活潑的感受，再在后面以幾何形作襯托，深受兒童的喜愛和認同(圖1)。

二、漢字的表意性再造

有資料顯示漢字起源的契機是標示圖形符號意識的產生，這些古老的文字都曾經用來表達一定含義的符號圖形，許多設計師都認為中國的象形文字幾乎都是現成的現代標志。因為這種圖畫文字采取提示性的簡略圖形記號能夠喚起人們的聯想。早期的漢字通過摹事、摹物、標示、象征等多種手法傳情達意，東漢許慎將漢字的構造規律總結為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六種，謂之“六書”，由于漢字中的象形字，是直接描摹字體本身所要表現的自然界客觀實體，所以能夠從其外形來理解它所代表的意義，謂之以形表意。“六書者，象形為本”，漢字在象形字基礎上產生會意字、指事字和形聲字，構成“形、音、義”表意文字體系。

盡管今天使用的漢字己趨于抽象化，但仍具有“因形見義”的表意性質。我們從漢字的形體上可以了解它所隱含的深層意念，把握這個符號所標識的概念。如:“林”，兩木并列，表示樹木眾多，當初造的字具有極強的標志設計意識，設計者孜孜以求的正是漢字的這種表意性。在漢字中還有“福”、“祿”、“壽”、

“喜”等一些對特定的人和事表示祝福與贊美的表意字，這些字也成為我國民間寓意吉祥的喜慶標志性文字。如:上海乒乓球廠的“紅雙喜”牌商標，巧妙地利用漢字“雙喜”字的字音、字形、字義來創意。用了我國的傳統文化習俗。由此可見，中國漢字蘊涵著深厚的思想文化內涵，這一點是西方文字所難以企及的。其象形表意的造字原理、虛實布白的位置經營間架、結構的造型形態等均具有獨到的審美特征和文化價值。

利用漢字的筆畫形態進行抽象的表現，形成新的“表意字”，借助結構特征進行形式上的加工，可以取得很好的標志設計視覺效果。如:名為“中國印·舞動的北京”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會徽，采用漢字“京”以篆體筆意寫出，經過設計處理后，巧妙地幻化成為一個人形，在熱烈的舞動，在向前飛奔，這既體現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精神，又點名了“中國”、“北京”的地域特點，更表明了中國人民歡迎八方賓客的熱情和真誠和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美好憧憬，它將中國特色融入設計中，成為“中為洋用”的典范。體現了中國幾千年悠久深厚的文化神韻。

標志設計以表意性的象征手法，表現與之有關聯的抽象概念，從而引起人們的聯想，喚起社會的普遍認可。隨著“東方西漸”的世界藝術發展形式，東方語言文化在世界影響力的提高，即使立于世界藝術之林，漢字它那獨特的東方文化魅力也毫不遜色，用漢字再造演變成標志，既可把中華民族那些傳統習慣的象征與祝福包含其中，又有利于文化交流，它是我們探索標志設計民族化的有效途徑，加強藝術修養和對漢字的認識，充分挖掘漢字的文化底蘊和文化符號的藝術附加值，繼承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是平面設計工作者的職責和任務，唯有此才能充分運用漢文化----漢字的精粹，不斷設計出更多具有時代精神和審美要求的標志作品來。

參考文獻

[1]熊紹庚.標志設計中的漢字〔J〕.裝飾，2005，(5):18

漢字文化概念范文第3篇

1、“文化圈”一詞來自德文“Kulturkreis”，于1897或1898年由德國人利奧·維克托·費羅貝尼烏斯（Leo Viktor Frobenius，1873—1938）提出，后英譯為“culture sphere”。而“漢字文化圈”則是在這基礎上形成的新名，但遠在這之前已有“中華”、“華夏”來指代此文化圈。指曾用漢字書寫歷史并在文字上受漢字影響的國家（民族），主要包括越南、朝鮮、韓國、新加坡、日本、以及東南亞部分地區。越南語、朝鮮語和日本語三語的書寫字有六成源于漢字。

2、在“文化圈”概念的設定和命名時，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書面語言名等等的情況都是存在的。對漢字文化圈而言，“東亞文化/文明圈”、“儒教文化圈”等名稱都被并行使用。然而，“東亞”是一個現代地域名稱，無具體的意義和內涵，且圈內的越南地處現代意義上的東南亞地區；而在中日韓越四國“儒教”的發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異；“漢字”作為一個平等的覆蓋圈內全體地域的中立且具體的文化要素，常被認為是名稱的較適當用語。然而，由于現代的朝鮮半島的漢字使用頻率較低、現代的越南極少使用漢字，用“漢字”冠以該名稱有時會顯得中立性欠缺。

（來源：文章屋網 ）

漢字文化概念范文第4篇

一

在人類所創造的符號體系中，語言無疑是表達概念的最重要的符號之一。索緒爾在談到語言與其所表達概念之間的聯系時曾用“能指”與“所指”來區別“音響形象”與這種“音響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類大腦中的反映，而“音響形象”則是人類表達這種概念的一種語言符號方式，即一種“能指”。

當類人猿進化為人類時，為了達到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可以通過聽覺器官接收信號，然后再通過發音器官傳達信號。但我們必須承認，人類也可以通過視覺器官接受信號，然后再通過手或身體的某個部位的描畫動作來傳達信號。初民在生產實踐中不僅使用聽覺器官將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發出的聲音記憶下來，而且他的視覺器官同樣將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印刻在大腦皮層上，在與其他的人進行交流時，他可以用聲音來表達，也可以用身體的各種動作主要是手勢來表達。例如他要表達一個果實的概念，他可以發出果實被他拋擲時發出的“gu lu lu”（后來成為“果裸”一詞的來源）滾動聲，也可以用手比劃一下果實的圓形。因此，與“音響形象”一樣，用手比劃一個圓形也是一種“能指”。如果說前一種“能指”根源于人類的聽覺器官和發音器官，那么，后一種“能指”則根源于人類的視覺器官和手，我們將前者姑稱之為“聽說器官”，后者姑稱之為“視寫器官”，當然這里的“寫”是在廣義上說的，不僅指寫在紙上的，刻劃在石頭或陶器上的符號，也指訴諸視覺的空間動作。

一些人類學家多談到現代“原始”民族存在著手勢語，這正是由“視寫器官”產生出來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時與腦密切聯系著，以致手和口實際上都是腦的一部分，無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獨立表達概念。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引述了許多例證：“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時禁止寡婦說話達12個月之久，在這整個期間，她們與別人交談只能通過手勢語言。他們使用這種語言達到了如此純熟的程度，以致在沒有必要這樣做的時候她們也寧愿使用這種語言”。“林肯港區的人們也象庫貝斯克利克的土人們一樣不出聲地使用許多手勢，這對他們的狩獵是十分必要的。他們利用手勢，能夠讓自己的伙伴知道他們發現了什么動物，這些動物的準確位置在哪里。他們也用手勢符號來表示一切種類的野獸野禽”［③］。布留爾在對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他的結論：“在大多數原始社會中都并存著兩種語言：一種是有聲語言，另一種是手勢語言。應不應當這樣假定：這兩種語言并存，彼此不發生任何影響；或者相反，同一種思維由這兩種語言來表現，而這種思維又是這兩種語言的基礎？后一種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實也確證了這個看法，喀申著重指出了有聲語言和由手的動作表現的語言之間存在的那些相互關系。他指出，東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數詞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來源于一定的手的運動。”［④］布留爾將根源于視寫器官的手勢稱為“手勢語言”顯然不夠準確，因為既是“手勢”就不可能是“語言”，但他的思想內核中“兩種語言”（手勢語言和有聲語言）的基礎是同一種思維的看法則是極有見地的。為了證明“手勢語言”根源于思維，布留爾又從手與腦的聯系來說明用手說話可以無須依賴于聽說器官：“手與腦是這樣密切聯系著，以致手實際上構成了腦的一部分。文明的進步是由腦對于手以及反過來手對于腦的相互影響而引起的”。

用手說話，這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就是用手思維。因而，這些“手語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維的口語表現中再現出來。在符號上差別如此巨大的兩種語言（一種語言是由手勢構成的，另一種是由分音節的聲音構成的），在其結構和表現事物、動作、狀態的方法上則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說口頭語言描寫和敘述位置、運動、距離、形狀和輪廓無微不至，那么，這正是因為手勢語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現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爾還認為有一部分分音節語言的表達是由“手語概念”決定的。他說：“用手勢語言說話的人擁有大量現成的視覺運動聯想供自由支配，而當人或物的觀念在他的意識中出現時，這觀念立刻就讓這些聯想發生作用。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描寫它們的同時就想象著它們了。因而，他的分音節語言也只能夠這樣來描寫。在原始人的語言中，給輪廓、形狀、姿勢、位置、運動方法賦予的意義，總之，給人和物的看得見的特點賦予的意義，即來源于此；按物的姿勢（立、坐、躺）來對它們進行的分類等也來源于此。”［⑥］

“聽說器官”和“視寫器官”都是人類進行交際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這兩者的符號也都是人類最重要的符號系統。人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的過程中，身體各個部位是同時協調向前發展的。當猿人進行直立行走時，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來，然后口腔和喉嚨方能形成一個直角進而為語言的產生提供物質條件。手的靈活性既然足以使人類能夠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工具，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實，尖狀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體），那么他們同樣可以用這一雙偉大的手，當需要向同伴們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時，描摹出物體的形狀。而這種在空中比劃的手勢，只要他們刻劃或寫畫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頭或陶器上），就成為原始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如果說聽說器官產生的符號叫作語言符號，那么視寫器官產生的符號就是寫畫符號，這兩種符號系統都是初民用來表達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勢、原始刻劃和原始圖畫同樣是一種“能指”，這個“能指”所達到的對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過“形”來實現的。

另外，聾啞人和盲人的符號表達也可以說明人類的聽說系統的表達功能與視寫系統的表達功能是處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視寫表達系統的功能，他可以用聽說系統的功能來進行符號表達：聾啞人失去了聽說功能，但他在視寫方面得到了補充，他們在沒有專門經過啞語訓練的情況下，可以用類似我們上面列舉的布留爾所說的方法，即用身體的各個部位——主要是用手勢來進行符號的表達。

可見，聽說系統和視寫系統是人類進行交際的兩個同時產生并行發展的符號系統。聽說系統的有聲語言符號與視寫系統的手勢符號（寫畫符號）是人類表達概念的兩種最基本的“能指”。

二

國內學術界關于漢字起源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畫，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繪畫。

在新石器時代的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遺址中，山東章丘城子崖、青島趙村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浙江良渚、江蘇及上海馬橋、青蒲菘澤等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均發現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劃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最早的中國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⑦］于省吾說：“這些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這是可以推斷的。”后來，王志俊、陳煒湛、張光裕都贊同郭、于二老的觀點，并各有發揮［⑧］。還有另一種觀點，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博物館所編《西安半坡》認為這種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號”［⑨］，但書中未加申述。近年來，有學者列舉大量的例證，力證唐蘭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圖畫”的學術主張［⑩］。

我們認為，漢字起源于原始刻劃還是起源于原始圖畫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它們皆由人類的視寫器官發生。在中國，原始刻劃與原始繪畫的最早的考古資料雖然還有待于發現，但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中成熟的刻劃符號與圖畫肯定有一個極為漫長的發展時期。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現在可以見到的人類最早的寫畫符號在舊石器中期就出現了。這一時期，尼安德特人已經能夠用紅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繪道道橫條和叢叢斑點。在法國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發現了各種動物的斷骨上面鑄有絲絲橫線，宛如圖案雛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與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這個時期，初民已經能夠畫一些簡單的在采集和狩獵活動中所遇到的動植物圖形，以及刻劃一些極為簡單的橫豎道道來表達某種意思。而舊石器時代中期，按照摩爾根和恩格斯的說法，也正是“分音節的語言”產生的時期。據此，我們認為，語言和原始繪畫和原始刻劃產生于同一時期，而且，寫畫符號比語言的音響有著更為有力的考古實證。

漢字既然是從原始刻畫與原始繪畫直接發展而來，那么就可以說，作為漢字前身的寫畫符號和作為語言符號的漢語在時間上就是同時起源的。它們具有同等悠遠的歷史，它們是“同齡符號”，其區別只在于根源于人的兩種不同的感覺器官。漢語是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聽覺器官和口腔發音器官的交流，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視覺器官和手的交流。聽覺和視覺器官是輸入器官，口腔發音器官和手是輸出器官，它們只起到一個操作作用。人類聽說系統的符號與視寫系統的符號皆根源于人類最初的生產實踐，它們是同時產生的，有著同等的功能，而且對于表達概念具有互補性。漢字與原始寫畫符號雖然是兩個概念，但寫畫符號卻是漢字發生學的根據。因而就發生學的意義上可以說，漢字與漢語同時起源。

但是，關于漢語起源以后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我們實在是不甚了然。聲音不能保存下來，因而漢語的早期音響形象無法推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語言不知道發生了多少變化以后的音響形象。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不然，從石器時代就有一些刻劃符號保存下來。語言在發展中隱去了它的歷史，而作為文字起源階段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由于考古發掘材料的不斷增多而顯現了它的歷史。這使我們今天的觀念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情況：我們可以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人們所說的語言依然叫作語言，卻將原始寫畫符號與文字區分開來，用兩個不同概念來表達。假如我們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也叫作文字，我們就會覺得混淆了概念。于是，兩個“能指”符號系統的表達就出現了不平衡；我們在思想中對于視寫系統的符號作了過細的區分，而對另一個聽說系統的符號沒有作過細的區分。由于這種思維定勢存在，我們現在就不習慣于將已經過細區分過的概念還原到沒有過細區分的本來狀態上去。這對我們認識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很不利。因此，我們需要用一個“視寫系統”概念來和“聽說系統”相對應，于是我們對于問題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們只要將漢字看作視寫系統的符號，把漢語看作聽說系統，我們就能夠明白漢字所屬的符號系統與漢語所屬的符號系統是同時起源的。

三

人類的視寫符號系統和聽說符號系統都來源于人類對客觀世界事物的概念認識。既然如此，它們之間就具有密切的聯系，初民可以用這一種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種表達方式，就看彼時彼地哪一種表達方式比較方便罷了。在最初階段，這兩個系統還是并列的、獨立的，沒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開始階段，均走過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說明文字的開始階段，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的。漢字也是這樣。舉“果”為例。“果”的發音為“gu lu lu”，文字寫作“”（甲骨文），在這里，兩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個事物的概念，就是樹上掛著的從花苞里長出來的圓圓的果實。也就是說，這兩個符號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都是從人類的采集中所接觸到樹木的果實那里來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這一音響形象是根源于人類的聽說器官，而“”則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不是記錄“gu lu lu”這一音響形象的符號，它直接從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這個漢字并不充當語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達概念。

但是，文字和語言這雙重能指既然都是表達同一概念，那么就為這兩者統一起來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據。“”既是一棵果樹的形狀，又與“gu lu lu”果實滾動的聲音聯結起來，念“果”（模仿“gu lu lu”的聲音）。在這里，文字并沒有附屬于語言，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直接從客觀事物中取得它的符號形態的。文字被當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是由于文字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一次變革所造成的。當人們發現說和寫都表達思維中的同一概念時，他們為方便起見，就可以使兩者聯結起來。一般說來，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省勁得多，隨時隨地皆可說出，于是語言便成為人類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視寫系統的符號退居次要地位。當語言發展出一個完整的音位系統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塵莫及了，這同時也為文字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將原先描摹事物形狀的文字改換一下，使之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來，文字與語言就得到了統一，于是文字就成為語言的附庸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圖畫文字開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與意義聯系十分緊密，文字并不附屬于語言而存在。后來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記錄語言的符號，是“符號的符號”。這是文字發展史上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變革是把原先由視覺器官產生的形的符號進行一番改造，由它來表示聲音系統，便將兩種“能指”統一到一起。人類將根源于視覺的原始刻劃和原始繪畫與根源于聽覺的聲音表達由原來的“并列關系”分割開來，進行位移，并且重新組合成“主從關系”時，文字就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這次巨大的變革對西方文化影響極為巨大。美索不達米亞字母被稱為“一個只發生過一次的發明”，“這種字母很早就傳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萊、阿拉伯，又經由西亞的腓尼基人帶給克里特人。而為全希臘所接受，又通過希臘人的再創造，形成完備的拼音文字，再傳播給整個歐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梵文，盡管彼此多有歧異，但其字母都大體來自同一淵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備這種變革的條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革。古代歐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所決定。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農業經濟的發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突然的完全擺脫原始傳統的變化。漢字與漢語的關系的變革是不聲不響地進行的。隨著形聲字的產生并且數量逐漸增加而在漢字中占據優勢地位，這種變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變革以后，即漢字變成了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也還保留著較多的原始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字訓詁學有“聲訓”和“形訓”的“以聲求義”和“以形說義”的方法，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是從聲與形兩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國文字中由象形、指事、會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從視覺器官取義的原始傳統。縱然是形聲字，雖然也注意到了“聲”，但“形”始終是具有意義的。這是漢字與漢語之關系不同于西方文字與語言的關系的地方，也是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這一看法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說：“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正如所有的人的書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樣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說話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所直接標志的心靈的經驗，則對于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對于一切人也是一樣的。”［（13）］亞里士多德所處的“軸心時代”是一個“反神話斗爭”的時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進行理性文化的創造的時代，此時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現狀。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幾千年來特別注重這個時代，將他們的思想奉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傳下來，就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的看法也就廣為流傳了。然而，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文字與語言的全部關系史，而且，如果不考慮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學術觀點來看待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則有可能由片面性導致出部分的謬誤。

注釋：

①參見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頁；高名凱、石安石主編《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86—187頁。

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1—102頁。

③④⑤⑥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51頁，第153—154頁，第155頁，第156頁。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⑧參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于說見《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王說見《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陳說見《漢字起源試論》，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張說見《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載《香港中國大學學報》十卷，1981年。

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頁。

⑩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第35—37頁及第38頁以后。

（11）烏格里諾維奇《藝術與宗教》，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7頁。

（12）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

漢字文化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漢字教學；漢字文化；教學策略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6）62-0019-03

【作者簡介】桑迪歡，華東交通大學（南昌，330013）人文學院中文系主任，文學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敘事學，漢字文化。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指出：“漢字教育是中小學教育的基石，使全民了解和正確使用漢字，是提高民族文化素養的奠基性工程。”“識別和運用漢字的能力將決定他今后一切學習的速度和質量。”初中生要達到“累計認識常用漢字3500個，其中3000個左右會寫”的水平。因此，漢字教學依然是初中語文教學的重要任務。筆者認為，漢字不僅是學生閱讀和寫作乃至溝通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是歷史的載體，是學生認識以及了解祖國傳統文化的媒介。“蓋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許慎《說文解字?敘》）不僅道出漢字傳承文化的功績，更強調了其超越時空的影響。

基于上述認識，本文將探討初中語文課堂中漢字教學的重要性，探尋漢字教學的基本策略，為中學語文課程引入一個新的視角，以期為廣大中學語文教師有效實施課堂中的漢字教學提供參照。

一、激發學生對漢字的興趣

針對中學生的漢字教學，筆者認為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在語文課堂中激發學生對漢字的熱情比任何一種方法都要事半功倍。因此，在漢字教學中，為加深學生對某些字詞的理解與記憶，教師要善于引經據典，提高學生對漢字學習的積極性，領略漢字文化的深邃和美麗，這也正是語文課堂中教師的重要使命之所在。

如《開天地》一文中描寫倒下后，“他的四肢，變成了大地上的東、西、南、北四極”。很多教師將“四極”簡單解為“四個方向”一帶而過，有的甚至忽略不提。這無疑失去了一個讓學生體驗源遠流長的漢字文化的機會。“極”本意指房屋的最高處，也叫“脊檁”。“四極”是古代神話故事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語，意為“四根擎天的柱子”。這與中國古人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方式有重要關系。古時候，人們認為“天圓地方”，想象大地有四個角，四角各有一根大柱子支撐著天穹。《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f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蒼天補，四極正；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古人的想象力真是豐富──“斷鰲足以立四極”，斬斷鰲的四足來做擎天的柱子。看似枯燥的漢字“極”，當教師繪聲繪色地給學生講完這個故事，“極”不再是一個枯燥的詞語，而是一幅鮮活生動的畫面，也一定能讓學生印象深刻。

再如，從“人”字引申的字。傳說倉頡造字，第一個就是“人”字。倉頡冥思苦想該如何表達，偶遇蹄印而不辨，有一個獵人經過，說道：“我想這應該是貔貅的足跡，因為任何野獸的蹄印都有其特征，只要抓住特征就能分辨。”倉頡醍醐灌頂，創造了“人”字――所有四肢動物，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并用雙手勞作。由“人”字擴展開來，引出了“雙腳站立的人”，如：見、兄、元、祝；“跪坐的人”，如：令、邑、巴、卻；“張口吐氣的人”，如：吹、歌、欣、次等。一人跟在另一人后面，表示跟隨的“從”字；從人依木，表示停息的“休”字。這樣的例子在語文學習中比比皆是，大部分的漢字，都是在“抓住特征”的核心概念指導下創造出來的。

通過講述倉頡造“人”的故事，漢字教學不再是如此困難和晦澀難懂了。由此可見，只有激發學生學習漢字的熱情，讓他們從直接關注其“義”，簡單地識字，發展到讀其“音”，懂其“形”，才能真正的掌握漢字及其背后的文化。

二、科學地講解漢字

漢字數量龐大，結構比較復雜，只靠語文課堂中通過講解課文的方式來介紹漢字是遠遠不夠的。講解漢字，也是有法可循的，漢字構形學的規律對于漢字教學至關重要。千百年來，雖然漢字的具體構形方式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從總體看，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漢字的基本構形特點一直保持著。由于漢字的構形總是攜帶著可供分析的信息，這就決定了分析漢字構形的兩個不可缺少的方面――構形與構意。科學地講解漢字，就是要在不違背漢字構形規律和演變規律的前提下，對構意直接或者可以推源的漢字加以準確講解，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同時，在講解個體漢字時，要把它放到漢字構形系統中去，找到它應有的位置再來講解。只有對漢字構形規律有所了解，對漢字進行科學分析，漢字教學的難題才能一一破解。

例如“魯”是會意字，甲骨文中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分是“魚”，下部分是“口”，指魚味鮮美。金文在“口”中多加一點成“甘”，進一步強調味道醇厚可口。篆文將“甘”變形為“白”。楷書又將“白”變為“日”，如今簡化為“魯”。這個字的本義，為魚味醇厚嘉美。由這層意思，又引申出嘉美、遲鈍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