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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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1篇
關鍵詞：企業危機管理、危機預警、成因指標
企業危機預警成因指標是企業危機預警系統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有效的危機預警管理離不開全面、清晰的預警成因指標的監控和指導。隨著近年企業危機事件的不斷頻繁爆發，使得企業對于危機的預警成因分析越來越重視，只有從企業自身出發，科學尋找和分析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防患于未然，才能有效處理和降低危機帶來的風險和傷害。
1企業危機預警成因指標體系建設
企業危機預警成因指標體系建設主要是查找可能引發企業危機的因素并把其分類化、細化和指標化，用于日常企業的危機警情監控與反饋，一旦危情出現，各項成因指標就會有危情警報，企業就可根據此提示積極防范和啟動危機處理預案。誘發企業危機的成因主要來自于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因此企業危機預警指標體系建設可從企業內部管理可控成因與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成因兩方面進行：
1.1企業內部管理可控成因指標分析
企業內部管理可控成因大多是人為管理因素引起，對于企業危機而言，人為原因所引發的危機往往難以獲得公眾的諒解、危機事態容易惡化，使危機處理陷入被動，但人為因素引發的危機又是可以控制與預防的，企業只要日常加以積極和緊密監測就可及時預防危機的出現，就可有效避免危機的發生或使危機的傷害降至最低。內部可控管理成因的預警指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1.1經營管理危機
經營管理危機大多體現為企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方法不科學不規范、經營決策失誤等，這主要體現為企業不能根據內外部條件現狀與變化趨勢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如企業缺乏發展規劃、決策錯誤、投資失誤、營銷策略失誤、公關策略失誤、多元化經營不當等導致企業經營出現問題，陷入困境，并引發企業系列的管理危機反應。
1.1.2產品與服務質量危機
產品與服務質量是企業贏取顧客的兩大根本。產品與服務一旦出現問題，就容易導致顧客流失，企業的利潤、市場以及品牌形象受到影響。產品危機主要體現為企業產品滯銷積壓，產品生產和供求不適合市場；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并危害到消費者人身健康與安全。服務質量危機主要體現在企業的服務制度不規范，服務人員服務素質低下，因售前、售中、售后服務出現問題導致顧客投訴或抱怨。產品與服務是企業立足市場最為重要的生命線，企業應高度重視產品與服務質量的監管與問題處理，重視每位顧客的投訴與抱怨，從企業管理根本杜絕病源，防止危機事態擴大化。
1.1.3組織素質低下
組織素質低下主要體現在員工素質低下。在大多情況下，外界公眾都是通過接觸組織內部員工來認識和了解組織的，員工身處對外公關的第一線，其言談舉止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組織的形象，這主要體現為企業員工缺乏公關意識與責任意識，文化水平低、專業技能與服務態度差，公司沒有建立完善的人事考核評價制度。如果員工素質低下，就會傷害到公眾，從而導致外部公眾對企業的形象產生不好印象，從而給企業的信譽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1.1.4財務危機
企業財務行為方式包括籌資、投資、資金使用、資金回收、利潤分配等，籌資結構不合理，長、中、短期債務搭配不當，將導致企業籌資成本過高，償債困難。投資結構不合理，長、中、短期投資比例失當，將導致企業盈利能力減弱，變現困難。支出結構不合理，非生產性、消費性支出增長過快，將導致企業積累能力下降。上述三種財務結構的任何一種惡化，都將導致企業無力支付到期債務或費用，從而給企業帶來財務危機。
1.2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指標成因分析
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成因主要是非人為原因引起的企業危機，主要體現在一方面不可抗力因素，例如自然災害，人為的恐怖行為、、戰爭等，因是非人為原因引起的危機，此類危機往往容易獲得傷害公眾的諒解和支持。另一方面是體制與政策因素政府經濟政策的重大變化給企業的發展和經營帶來了較大的威脅，并對企業的生存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企業外部環境不可控成因對于企業危機預警來說，關鍵在于及時收集掌握外部環境信息，快速反應并積極采取應對措施使企業發展轉危為安。企業只有遵循國家和行業的發展政策，積極調整發展策略，才能保證市場地位，避免重大損失和危機的出現。
2加強危機預警成因指標建設的途徑
2.1企業日常經營管理預防
有效的、規范的企業日常經營管理是企業預防危機發生的根本與源頭。規范和完善企業的管理制度，外加嚴格執行和監督，才能有效約束企業員工的日常行為，從而形成管理的規范和正規化，這樣才能有效避免和減少危機的發生。同時，日常企業從上之下的危機意識培養和培訓，也是增強危機預警管理的重要工作。
2.2危機處理應變計劃制訂
良好的危機管理除了有完善的危機預警系統外，還需要有科學有效的危機處理程序。企業可根據自身行業的性質、特點以及同行企業發生的危機經驗教訓，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危機處理程序預案，一旦危機爆發，及時啟動處理預案，就可及時應對和迅速處理危機險情。危機處理應變計劃是提供應對、處理危機突發事件所需要的人力、組織、方法和措施的一整套預案，這是企業危機管理預防應急體系建設完善的標志體現與階段性成果。計劃主要包括危機管理團隊的建立以及制定企業危機處理的工作流程與工作規范。危機處理的工作流程是制定危機應變計劃的核心，流程制定得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到危機處理的成敗，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危機處理的步驟、方法、原則以及針對不同內外部公眾群體所采取的對策，如危機發生后對員工、受害者、新聞媒體、政府主管、業務往來單位等公眾的相關應對政策。危機可根據危機處理應變計劃用于日常的員工培訓與學習，讓危機預防工作做到有章可循，從而為危機管理預防應急體系建設打下更堅實可行的基礎。
2.3危機模擬訓練
危機模擬訓練目的是為了增強企業的危機處理和防范意識，通過不同的危機場景實驗和模擬來加強企業面對危機的處理能力和反應能力。在日常危機管理中，企業應經常開展危機模擬訓練與演習，這不僅可考察危機管理團隊及相關工作人員面對緊急事件的反應能力、危機處理知識、決策能力以及人員之間、不同部門間的團結協作能力，還可通過演習磨練組員們的心理素質、以免危機真正到來時，讓緊張的心理妨礙了組員的正常思維判斷與決策。同時，危機模擬訓練對于企業選拔優秀的危機管理人員以及人員崗位安排也非常有幫助，能讓管理團隊達到最優化組合。
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嚼食檳榔；相關因素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1（b）-0122-04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ZHANG Qiwen YANG Qingxiong
The Fourth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ainan An'ning Hospital，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2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investigated from Hainan An'ning Hospital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0 to October 2011.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betel quid chewer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48.2%（119/247）， 58.0% （69/119） with smoking， 26.1% （31/119） with drinking， 21.8% （26/119） with smoking and drinking. The patients with male， alcohol drinking， whose family had engaged occupation associated with betel quid were likely to chew betel quid （OR = 4.02， P = 0.000； OR = 4.32， P = 0.001； OR = 4.65， P = 0.000）. Conclusion Behavior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bundant betel nut loc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ognition about hazard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betel nut area， so that they can consciously reject chewing betel nut.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Betel quid chewing； Related factors
嚼食檳榔可引發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心血管疾病、上呼吸消化道癌等嚴重的疾患[1-4]，早在21世紀初，世界衛生組織就已將檳榔列為一級致癌物質[5]。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無疑將增加其患病的概率與疾病負擔。目前，全世界約有2400萬人患精神分裂癥，其中數百萬患者生活在嚼食檳榔地區[6-7]，但針對這一特定人群嚼食檳榔的國內外相關研究甚少。2010年12月～2011年10月本研究對于海南省安寧醫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行為進行了抽樣調查，旨在為進一步干預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獲取在海南省安寧醫院住院的25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為：符合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臨床描述與診斷要點中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8]，年齡15歲及以上，經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病情穩定，能進行正常的語言交流，自愿接受訪談調查的精神分裂患者。訪談調查中途退出3例，因此共完成調查247例，其中，男165例，女82例，年齡15～83歲，平均（35±13）歲。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所有受訪者均獲知情同意。
1.2 方法
自編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吸煙及飲酒行為、居住城市或農村、平常休閑活動等。采用嚼食檳榔行為問卷[9-10]，內容包括是否嚼食過檳榔、嚼食檳榔的頻率及年限、平均日嚼食檳榔數量、嚼食檳榔原因、同伴嚼食檳榔的情況等。“經常嚼食檳榔”定義為每周嚼食檳榔3次及以上；“偶爾嚼食檳榔”定義為間斷嚼食檳榔，嚼食總次數超過3次及以上；“不嚼食檳榔”定義為從過去到現在，從不嚼食檳榔。調查前訪談員接受統一的嚴格培訓，調查采用逐一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針對嚼食檳榔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調查者每次訪談調查結束時，將對其施以簡單的健康教育，以鼓勵其放棄嚼食檳榔。
1.3 統計學方法
將全部資料進行整理，輸入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檢驗；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相關因素（α進入=0.05，α排除=0.10）。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嚼食檳榔情況
2.1.1 嚼食檳榔率及首次嚼食檳榔的年齡及地點 247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經常嚼食檳榔28例，偶爾嚼食檳榔83例，只嚼食檳榔1～2次者8例，嚼食檳榔率為48.2%（119/247）。嚼食檳榔患者與不嚼食檳榔患者年齡分別為（31±11）、（38±14）歲，前者明顯年輕于后者（t = 4.167，P < 0.05）。首次嚼食檳榔者年齡7～48歲，平均（22±10）歲。首次在家中嚼食檳榔56例（47.1%）、同學或朋友家中17例（14.3%）、學校11例（9.2%）、放學途中4例（3.4%）、桌球店4例（3.4%）、親戚家2例（1.7%）、茶廳或餐館2例（1.7%）、在其他地方23例（19.3%）。
2.1.2 經常嚼食檳榔的頻率、數量、費用及年限分布 經常嚼食檳榔的患者一般每周嚼食檳榔3～7次，平均（3.96±1.67）次；每次嚼食檳榔1～10粒，平均（3.34±2.25）粒；每天為吃檳榔花費0～10元，平均（2.43±2.29）元；嚼食檳榔1個月～16年，中位數為12個月。
2.1.3 嚼食檳榔的主要原因 在嚼食檳榔的患者中，經常嚼食者與偶爾嚼食者嚼食檳榔的主要原因分別為提神[42.9%（12/28）比26.5%（22/83）]、保暖[21.4%（6/28）比10.8%（9/83）]、已成習慣[7.1%（2/28）比2.4%（2/83）]、無法拒絕朋友或親人的檳榔招待[7.1%（2/28）比13.3%（11/83）]、對身體有益[10.7%（3/28）比26.5%（22/83）]、其他[10.7%（3/28）比20.5%（17/83）]。嚼食檳榔的前5位原因依次為提神（28.6%，34例）、對身體有益（23.5%，28例）、其他（18.5%，22例）、保暖（15.1%，18例）、無法拒絕朋友或親人的檳榔招待（10.9%，13例）。
2.1.4 最常與他人一起嚼食檳榔的情況 經常嚼食檳榔的患者中，最常與同學、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20例（71.4%）、與家人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2例（7.1%）、獨自一人嚼食檳榔的患者6例（21.4%）；而偶爾嚼食檳榔的患者中，最常與同學、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52例（62.7%）、與家人一起嚼食檳榔的患者7例（8.4%）、獨自一人嚼食檳榔的患者24例（28.9%）。
2.1.5 嚼食檳榔、吸煙、飲酒習慣的情況 嚼食檳榔的患者中，只嚼食檳榔者占37.8%（45例），有吸煙習慣的患者占58.0%（69例），有飲酒習慣的患者占26.1%（31例），嚼食檳榔、吸煙、飲酒習慣皆有的患者占21.8%（26例），而以嚼食檳榔且有吸煙習慣的患者居多。
2.2 影響嚼食檳榔的相關因素
2.2.1 影響嚼食檳榔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發現，男性、吸煙、飲酒、居住農村和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率分別高于女性、不吸煙、不飲酒、居住城市和家人未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此外，不同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率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表1 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的單因素分析
2.2.2 影響嚼食檳榔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以嚼食檳榔為因變量（從不嚼食檳榔=0，嚼食檳榔=1），以調查對象的社會人口學變量及以前有無接觸過有關避免嚼食檳榔的知識或活動、家人有無從事過與檳榔有關的生意或職業等為自變量。結果發現，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的顯著相關因素是性別、飲酒、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P < 0.05），其中，男性、飲酒、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的可能性分別是女性、不飲酒、家人沒有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患者的4.02、4.32、4.65倍。見表2。
3 討論
檳榔是世界第四大最常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11]，一項來自亞洲6個樣本地區的研究顯示，檳榔依賴率為2.8%～39.2%[12]，檳榔有害使用正日益突顯為檳榔地區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印度和我國臺灣地區，口腔癌的患病率顯著增長，而這些地區嚼食檳榔十分盛行[13-14]。臺灣一項研究揭示1年嚼食檳榔1～495個或495個以上者患食管鱗狀細胞癌的風險分別是不嚼食檳榔者的3.6倍和9.2倍[15]。本研究發現，精神分裂患者嚼食檳榔率較高，占48.2%，且嚼食檳榔以男性青壯年患者居多，經常嚼食檳榔者1年至少消費檳榔600個以上，患者嚼食檳榔行為與海南盛產檳榔、檳榔容易獲得性、檳榔文化密切相關。同伴是患者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研究提示，同伴嚼食檳榔對患者的影響較大，嚼食檳榔的患者最常與同學、同事或朋友一起嚼食。本研究還發現，嚼食檳榔患者常伴有其他精神活性物質的使用，其中有3/5、1/4、1/5的嚼食檳榔患者分別有吸煙、飲酒、吸煙與飲酒習慣，增大了其患口腔癌的風險。有研究表明，有嚼食檳榔、煙、酒習慣的人患口腔癌的危險性比無這些習慣的人高123倍，僅有嚼食檳榔習慣的人患口腔癌的危險性比不嚼食檳榔的人高22倍[16]。
本文單因素分析發現，男性、吸煙、飲酒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率較高，這與檳榔使用地區普通人群嚼食檳榔流行特征一致[17]。另外，居住在農村、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患者嚼食檳榔率亦較高，可能與海南農村種植檳榔廣泛，檳榔可及性好及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的家人對嚼食檳榔的認同感有關。目前，檳榔在海南熱帶作物中僅次于橡膠，已躍居第2位[18]。多因素分析進一步顯示，性別、飲酒、家人從事過與檳榔有關職業是患者嚼食檳榔的顯著相關因素（P < 0.05）。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并未發現患者受教育程度與嚼食檳榔存在統計學關聯，有待進一步研究。
國內外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也包括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的物質濫用率最高[19]，嚼食檳榔可增大患者的治療難度、衛生服務使用及費用支出，而健康觀念往往是健康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20]。在海南，應通過在精神衛生機構及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人群中開展嚼食檳榔的危害宣傳，積極開展同伴教育，提高患者對檳榔危害的認知，自覺抵制檳榔，以降低嚼食檳榔引發的健康損害。
本研究不足之處在于精神分裂癥患者樣本來源局限于精神衛生機構，缺少社區樣本，尚不能較好地反映檳榔地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嚼食檳榔行為特征等情況，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進，并將研究對象進一步拓展到普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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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冠心病；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冠狀動脈內支架植入術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9.020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9-4805-01
目前，臨床上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對患者采用該技術治療，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癥狀，提高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質量。我院對收治的患者采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以下是詳細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此次研究的108例冠心病患者，都是我院在2011年4月——2013年1月期間收治。其中男性為82例，女性為26例；患者的年齡在45-79歲之間，平均為（65.0±2.5）歲；14例陳舊性心肌梗死、44例急性心肌梗死、22例穩定型心絞痛、28例不穩定型心絞痛；有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手術史的患者為6例、伴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為32例、伴有高血壓病的患者為64例、伴有高脂血癥的有70例、吸煙患者有48例。
1.2 方法 對已經確診或者疑診的冠心病患者進行選擇性的冠狀動脈造影。所有的研究對象都使用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機進行檢查，同時運用Judkins穿刺法經過股動脈途徑實行冠狀動脈造影[1]。最后對造影的結果采用定量計算機分析系統進行分析。對患者冠狀動脈的狹窄程度進行測量，狹窄程度≥75.0%，則需要對患者進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手術[2]。
1.3 圍手術期用藥 在對患者進行術前2-3d，給患者進行常規的治療。患者口服阿司匹林100mg+75mg氯吡格雷，1次/d。對于急性的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在術前6d，給患者服用氯吡格雷，首次劑量為300mg負荷；術前2h，首次劑量600mg負荷。
在手術開始的時候，經患者的動脈鞘管推注100μ/kg肝素，每超過1h則需追加1000U。對于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術前或者術中，給患者使用10mg/kg替羅非斑進行靜脈注射；術后給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4000U治療5-7d，之后繼續給患者口服75mg氯吡格雷，1次/d，連續使用6個月，口服阿司匹林100mg，1次/d，需要長期服用。
1.4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統計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χ±s）表示。采用X2檢驗，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
2 結果
此次的研究中，對冠心病患者采用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治療，成功106例，占98.1%；冠狀動脈內支架置入手術治療的成功率為96.5%；病變的治療成功104例，占96.3%；治療完全閉塞病變的血管一共34支，治療完全閉塞病的成功率為68.5%，然而出現嚴重性并發癥占2.3%。
2.1 圍手術期并發癥 有2例患者出現嚴重性并發癥而死亡，占1.9%，其中有1例患者死于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1例患者死于心源性休克。在術中產生心室顫動的患者有8例，對患者緊急電除顫以后，患者恢復；1例患者出現冠脈穿孔，心包填塞；1例患者出現假性動脈瘤。
2.2 手術后隨訪 患者在住院期間，其中有2例患者在術后5d內突然發生胸痛，在對患者進行急診冠狀動脈造影檢查時，發現患者屬于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對患者再次行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1例患者由于發生心源性休克而死亡。其他患者沒有出現心絞痛發作情況，對患者進行心電圖監測和血小板計數以及檢測心肌酶等，均沒有出現異常情況。在患者住院后30-180d，隨機對80例患者進行隨訪，70例患者沒有復發心絞痛，占87.5%，有2例患者由于擅自停用氯吡格雷25d而導致出現心絞痛，在對患者再次進行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之后，患者的心絞痛癥狀得到緩解。
3 討論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生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疾病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加[3]。目前，冠心病對人類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近年來，在醫學界，對患者的治療藥物進行了不斷地規范，目前，對冠心病治療的主要方法為實施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和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在此次研究的冠心病患者中，其發病的危險因素比較多，并且冠狀動脈患者的病變也十分的復雜，大多數患者都是出現多支病變或是出現鈣化的彌漫性病變，對患者采用經皮冠狀動脈成形手術治療的成功率逐漸增高。但是，在對完全閉塞性病變患者中的治療成功率一般，本次研究發現只有68.5%，因此，還需要將治療技術和冠脈介入器械進一步進行改進，同時這也是目前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一個難點性問題[4]。
在臨床上，對于復雜性冠狀動脈病變患者來說，患者往往還會存在不穩定型心絞痛和陳舊性心肌梗死以及心力衰竭等癥狀，在對患者進行介入治療的圍手術期間，需要對冠狀動脈復雜性病變患者進行綜合性的治療，其中要控制好患者發病的危險因素和其他一些并發癥，減少和控制介入治療的風險，有效地避免和防止并發癥的發生。根據患者的年齡和臨床情況以及患者的病變情況來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可以對患者進行一次或者分次的形式血運重建。
在此次的研究中，對患者分期進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有效地降低患者手術治療的風險。在患者圍手術期間，患者的死亡率有1.9%。其中1例患者由于亞急性的支架內血栓形成而死亡，亞急性的支架內血栓形成原因[5]可能與支架貼壁不良、冠脈夾層及是否存在抗血小板藥物抵抗等有關，同時支架的長度也是急性、亞急性支架內血栓的預測因子。1例患者最終死于心源性休克，盡管給予積極搶救，給予開通梗死相關血管，反復應用血管活性藥物，最終死于泵衰竭，可能與其就診時間較晚有關。1例患者出現冠脈穿孔，心包填塞，可能與其冠脈病變重，導絲偏硬及術中操作有關，立即給予心包穿刺，球囊壓迫止血等處理。
伴隨著支架策略、處理高危C型病變的技術/手術器械及抗血小板治療進展，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臨床近遠期療效不斷提高，有選擇性的實施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正成為很有吸引力、某種程度上能部分替代CABG的治療策略，尤其是那些不愿意接受CABG的患者，在本次的研究中，試驗組的治療有效率為98.1%，患者圍手術期間的死亡率為1.9%，也證明了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是比較安全和有效的。
參考文獻
[1] 張力儼，張翠麗，富路.急性心肌梗死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研究進展[J].心血管病學進展，2011，（01）：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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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神經管畸形;病例對照研究;危險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neural tube defects (NTDs) among new born infants and fetuses in Zezhou county， Shanxi province.MethodsThe 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Study subjects included 198 NTDs cases and 265 normal infants who were delivered during 2003 and 2005 in our county.ResultsTh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NTDs was found among women with primary school or lower education， having cold or fever， use of antipyretics， egg or milk intake
【Key words】 Neural tube defects; Case control study; Risk factors
神經管畸形(neural tube defects，NTDs)是山西省常見的體表出生缺陷，約占體表重大出生缺陷的35.58 %～60.00 %[1，2]。為了尋求NTDs可能的危險因素，為出生缺陷干預措施提供依據，本研究采用以人群為基礎的病例對照的方法，對澤州縣2003～2005年收集的部分NTDs及健康對照進行了分析。調查結果報道如下。
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2003年1月～2005年12月山西省澤州縣出生缺陷監測系統發現的孕滿20周至生后7 d的胎嬰兒中的神經管畸形病例198例(無腦兒87例，脊柱裂97例，腦膨出14例)及正常對照256例。
二、方法
1.出生缺陷監測方法：按照北京大學醫學部統一規定的以人群為基礎的出生缺陷監測方法進行監測[2]。
2.對照組抽樣方法：監測系統每發現1例重大出生缺陷病例，則選擇1例與病例民族相同、性別相同、母親末次月經相差在1個月內的無體表可見畸形的嬰兒做為對照。
3.調查內容：在征得被調查孕婦的知情同意后，由經過專門培訓的調查人員作面對面調查，填寫“孕產婦出生缺陷高危因素調查表”。調查內容包括，孕產婦一般情況、家族史、母親孕期患病情況、生活方式、懷孕前后飲食情況等。
4.統計學處理：采用Epidata軟件建立數據庫，SPSS 10.5統計軟件比較2組母親一般特征、對孕早期30余種環境暴露因素與NTDs的關系進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對將母親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和有過畸形生育史等有統計學意義的暴露因素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α=0.05水準下保留在模型里。納入模型的各變量賦值均為，是=1，否=2。
結果
一、母親一般特征比較
母親有過畸形生育史、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表1 母親一般特征比較[例(%)]
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孕早期10種環境暴露因素與NTDs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三、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7個因素保留在模型里，分別為懷孕前后服用解熱鎮痛類藥物、感冒發熱、飲用河水、食用腌菜/酸菜每周≥6次、食用蛋或奶
討 論
本研究發現，生育NTDs的婦女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婦女，揭示文化程度低與NTDs的發生密切關聯。文化程度低的婦女，可能與這些婦女自覺采取孕前或孕期保健措施和避免接觸有毒有害因素的意識差有關。孕早期感冒發熱及服用解熱鎮痛藥物與NTDs的發生有關，這與其它文獻報道一致[3]。北方地區冬季寒冷，感冒和高熱的發生率較高。因此，懷孕前后注意保暖，避免感冒發熱及濫用藥物有助于預防NTDs的發生。本研究發現，孕早期飲食中蛋或奶以及水果攝入較少(
綜上所述，通過本次研究發現，與澤州縣圍生兒NTDS的發生有關的危險因素有，婦女文化程度低、懷孕前后感冒發熱、服用解熱鎮痛類藥物、食用蛋、奶或水果較少、食用腌菜和酸菜頻率較高和飲用河水。為有效降低神經管畸形的發生，有必要做好本縣育齡婦女孕前的孕前健康教育。孕婦在孕前及孕早期，要加強營養、預防感冒發熱、謹慎用藥。要少吃酸菜或腌菜，不以容易受污染的河水或池塘等水源作為水源。
參考文獻
1山西省衛生廳婦幼處、工業衛生處、山西醫學院環境衛生毒理組、山西醫學院衛生統計教研室.山西省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的流行病學研究[J].中華流行病學雜志， 1984，5(2)：7580.
2李智文，任愛國，張樂，等.中國2003年出生缺陷高發區和低發區重大體表畸形患病率監測[J].中華流行病學雜志， 2005，26(4)：252257.
3高莉潔，趙仲堂，李棟.中樞神經系統先天畸形危險因素的病例對照研究[J].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4， 25(9): 794798.
微觀經濟因素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家庭；經濟因素；戀愛
一、家庭經濟因素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現代的研究已經證明了童年成長環境對于人心理發展的影響，在一個孩童的成長環境中，經濟狀況是所起的影響是巨大的，有研究表明經濟狀況較差的兒童可能比來自富裕家庭環境的兒童顯示出更多精神失調的癥狀和不適應社會的功能，從更廣的方面，家庭經濟狀況差幾乎和兒童每一個領域機能的不理想狀態都有關。國外的研究也表明，長期家庭貧困會影響兒童的社會性情感健康發展，容易導致兒童產生消極的社會情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兒童容易出現孤僻、自卑，影響兒童的社會交往技能。這些因家庭經濟產生的影響，也將隨著兒童的長大，帶入校園中，影響已成為大學生的兒童的婚戀心理和行為。
二、以往的相關研究
但就以往的研究來說，關注方向多集中在家庭經濟因素對兒童人際相處、心理健康、就業等方面影響。如張克榮，蔣建剛提出了解家庭貧困生各方面的真實情況，以激發家庭貧因學生解困的自我主體能量為主要方法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饒燕婷，張紅霞，李曉銘分析了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職業、情感表達等對大學生的抑郁和疏離感的不同程度的影響。李慧民，李越美證明了家庭經濟狀況對大學生心理狀況有一定影響，但家庭結構和父母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尤其對學生獲得主觀幸福感和支持的作用更重要。鄭潔發現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大學畢業生推遲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期望的月薪起點越高，求職信心也越強，付出的求職努力相對較少，而最終落實單位的概率較高。尉建文則發現家庭的社會資本對于大學生“從政”意愿影響顯著，家庭的社會地位對于大學生“入企”意愿影響顯著，收入越高，大學生“入企”意愿越高，大學生繼續深造的意愿也越高。
三、本文對兩類型學生的分類及各自特點
1.本文對兩類學生的分類依據
本文對于家庭經濟條件好與不好的分類，是根據學生每月的生活費水平、家庭是否居住在農村、家中父母是否有工作、家庭月收入水平四個要素來進行區分的，月消費水平或是從家中接受的生活費≥2000元，家庭月收入≥12000元，父母都有工作，城市戶口并居住在城區，滿足四個要素中的三個，即視為家庭條件較好的同學。反之，如果四個條件中有三個不滿足，即視為家庭條件不好的同學。
本文調樣本89人，附合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同學為15人，附合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同學為74人。
2.家庭條件較好學生校園戀愛行為特點
（1）因為家庭經濟條件而形成圈子和新的網絡交友形式的盛行
圈子觀念和新的網絡交友形式在這一群體中大行其道，這些學生經常以“一起出去玩”的形式來相互熟悉。一個人想要認識另一個人，就會去尋代他（她）周邊的人，約出去一起玩樂，從而建立關系。就調研的學生來看，并非是一入學就會形成圈子，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后，經歷共同的消費或是玩樂的過程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一個基于共同認知的圈子。這圈子是隱性的，是這一類學生在共同的家庭經濟背景下形成的認知和行為的默契，他們會對事物有共同的看法，面對某些情況都會產生相同的反應，同時，與圈子相隨伴而來的，是新的網絡交友的形式，這部分家庭經濟較好的學生，他們會熟練使用微信、陌陌，用這些網絡工具“釣”人，“釣”人之后，又會用這些交友工具保持聯系，互通消息狀態，進行下一步發展。其中的“老手”熟知各種微信、QQ群，這些群或帶有男女提供約會的作用。調研之中，有一位家庭經濟狀況良好的學生，利用“陌陌”不止一次和校外女性發生關系，他們通常是通過網絡先看照片，然后利于微信或是陌陌開始網絡聊天，經過初步熟悉之后，會謀求見面，常會在酒吧之類的娛樂場所，而后“自然而然”發生關系，之后視雙方的意愿，短期或是長期保持聯系。這種形式只有有一定經濟條件的學生群體才可能“玩得起”，這中間各種有形無形的消費包括價值不菲用于討對方歡心的禮物，或是在酒吧里點酒、各種娛樂，開車接送等，而且要求熟知其中的“門路門道”，對于家庭經濟狀況清貧甚至一般的學生，他們一則沒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二則不是長期適應這個過程，不知道其中的“門道”，即使有心踏入這個門檻，也無法進入。后來又和另處幾位家庭經濟背景好的學生探討，結論是由于家庭狀況一致帶來的學生聚集抱團，在抱團的基礎擁有的共同的“興趣”，共同活動，然后就有了一起泡酒吧，一起參加這樣活動，這佐證了郭艷蕊的觀點，即不同經濟狀況的大學生容易因為經濟因素而產生小團體現象。
（2）較高的消費水平和更多的社交活動
這些家庭背景條件優越的學生，其本身對于這些“玩”的內容非常熟悉，他們可以熟練的在吧臺上玩游戲，熟練的點酒，熟練的在KLV中飚歌，清楚請客時如何配菜，知道本地那些地方好，價錢如何？這似乎成了為他們的一種社會技能，相比于家庭條件較差的同學，他們的這種技能更加完備，而這種技能是和他們優優越的家庭經濟條件分不開的，也是和他們從小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在戀愛行為上呈顯獵奇、玩樂的學生，看上去大都相貌俊秀且善于打扮，一則本身這種游戲性質的獵艷很大程度上看“顏值”，長相是他們獵艷的重要資本之一，更好的長相有利于他（她）約到感興趣的人，二則因為較好的經濟條件支撐，他們有條件進行潮流且靚麗的打份，為自己在外貌上加分。調研之中，發現這些學生中的女生多關注衣服搭配、一些奢侈品、旅游等方面，男生則對于車、股市之類感興趣，這些愛好都是家境條件不好的學生較少關注的。
（3）發生性關系比例更高、年齡更早且有異化的趨勢
同時，對談戀愛有獵艷、玩樂態度的這部分家庭濟經較好的學生，發生性關系的比例也比家庭經濟較差或是一般的學生更高，參與調研的15位擁有較好的家庭經濟的同學中，有12位同學承認自己有性經歷，其中一半學生有多個。這12位同學中11位有兩次及以上的戀情，開始戀愛的年紀也大多在高中。
在這些家庭經濟優越的學生身上，戀愛觀上還有某些異化的趨勢，調研之中，有女孩子是同性戀，她向調研的輔導員說明，學生的同性戀群體是存在的，常用“飄飄”、“拉拉”、“玻璃”來對女生男生的同性戀群體或個人進行稱謂，她加了數個“拉拉”微信群，而這些群只有熟悉的人引導才能進入這些群體，在這樣的群體中，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找到合適的對象之后，你也可以選擇扮演強勢的，或是弱勢的那一個，這取決于你的喜好，且不用擔心會有泄密，微信等新的媒體在這些群體中使用的頻率越來越大，葛營營在2014年的調查發現，35.8%的同性戀用移動客戶端來獲取信息，而同性戀群體中，月生活費用超過2000元的達21.4%，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較好家庭經濟條件下的學生群體同性戀有增大的趨勢。
3.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校園戀愛行為特點
（1）發生戀愛的比例小、發生性關系比例低
相對的，那些家庭經濟狀況一般甚至不好的大學生，對于婚姻戀愛更為保守。這一群體中戀愛的比例比家庭經濟背景好的學生低
，在調研過程中，家庭經濟一般甚至是不好的學生，數量比家庭經濟好的學生更多，但在74位家庭經濟條件一般同學中，戀愛的數量只有34位，比例為46%，戀愛的次數也更少，其中18位同學是首次戀愛，而承認發生過性關系的只有17人，男生12人，女生5人，對象也是關系確定的男女朋友，甚至是到了談婚嫁的地步之后才有發生關系，可見家庭經濟條件越差，對于戀愛的態度和行為就越保守。
（2）校園生活中精神壓力較大，婚戀更多考慮經濟水平和將來發展
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學生在戀愛期間往往精神壓力較大，他們所關心的常常是前途和將來，特別是由大一進入大二、大三和研究生期間，在這個時間段內，沒有了大一剛剛上大學時的激情，開始思考將來的發展，這時上的課程似乎和將來的發展關系很小，而平常的空閑時間又較多，學生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填補日常的空虛，對于未來發展不確定的焦慮情緒開始普遍涌現，調研過程中，一個同學形容同寢室一位家境較差的同學面對焦慮時說：“到了晚上12點，我突然看到他溜下了床，伏在桌子上，突然就哭了，低著聲音，不讓我們聽見，后來一問，才知道是因為年齡大了，擔心將來怎么辦。”
這部分家庭條件相對較差的同學戀愛中，戀愛行為更多的也要考慮將來。調研之中一位男生說：“有人能看得上我就很好了，不敢要求別的，只要能過日子。”另一位參加調研的同學說：“我希望自己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因為這樣的話，心里才有底。”
在這部分家庭經濟狀況一般甚至是不好的同學的戀愛觀中，常會將將來怎么辦？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一部分同學甚至因為將來的不確定性而不想在學校發生戀情，本次的調研樣本中，女生較男生在經濟、未來的考慮更多，在調研的樣本同學中，一位異地的女生，屬于家庭經濟條件一般，但自身外貌條件好，面對許多男生的示好，她向輔導員表示：“等畢業了回家后再考慮吧，現在即使勉強接納，將來也是走不到一起的。”，這證明了李春秋，曹慧，張建新，史占彪的結論，女大學生在選擇愛情的另一半時，有更高的經濟取向性格取向。
四、結論及展望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家庭富裕、各方面條件好的大學生相較于家庭條件差，經濟社會各方面壓力大的學生，在戀愛次數上更多，性行為上更開放，在心理上對于“愛情”的更多的帶有獵奇的色彩，而家庭貧困的學生在戀愛、性上則更多帶有保守色彩
只有站在了解學生的基礎上，才能更好的為學生服務引導，首先要了解到學生的情感狀況，在這個基礎上，用正確的方法去幫助引導學生，或是走出誤區，或是改正自己的心態重新建立戀情，或是正視心中不好的記憶，走上正確的心理路程，這是高校教育中珍貴的“心理關懷”部分，也是在思政教育、技能教育之外的心理教育。
作為大學教育者，無法改變學生已有的家庭背景，那么應當教育學生有：“不做富人的子孫，做富人的前人”的志氣，引導學生，在心理層面上，認識到家庭條件給自己帶來的一系列的錯誤觀念和消極的行為，這些錯誤的觀念包括因為家庭貧因而帶來的消極的婚戀觀和不敢和異性接觸的自卑的心理，也有因為家庭條件較好而帶來的不負責任，玩弄感情的放浪心理，秉持“中正之道”，在校園中應當提倡文明、負責、平等、真誠的愛情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