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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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欺凌的條件范文第1篇

近年來，校園欺凌事件似乎層出不窮。其實二三十年前，校園欺凌也很常見，只是那時候沒有手機，自然無法拍下來傳到網上引發公憤。時代在變，校園欺凌事件卻未消失。同樣的暴力，同樣的殘忍。受害者輕則被打得鼻青臉腫，重則致殘，被打死的也不是孤例，比如今年4月28日下午，重慶市彭水縣桑拓中學初中二年級16歲男生趙英（化名），被堵在廁所里面，至少有三個學生圍毆他，最后被人持兇器捅傷致死。

同窗之情、校友之誼，哪有什么血海深仇，為何非要置對方于死地？一項調查顯示，因碰撞、口角、玩笑，甚至一個眼神等偶發、微小事件引起的糾紛占比接近六成。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68%的校園暴力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大多手持棍棒、磚頭甚至管制刀具等兇器，對受害學生不分部位、不計后果地進行攻擊，死傷后果嚴重。換言之，誘因極小，出手卻極重，這種強烈的反差真讓人感嘆當今的孩子怎么如此充滿戾氣？

如何才能遏制校園欺凌的頻發勢頭？不少人最先想到的招數就是嚴懲。通常情況下，校園欺凌事件如果沒有造成足夠傷害，也沒有引發足夠關注，就會不了了之，無論學校還是教育主管部門都會千方百計壓下來。打人者呢，常常逃過懲罰，由于年紀小也不用承擔刑事責任。違法成本過低，是校園欺凌事件此起彼伏的一個主要原因。

應對校園欺凌事件，德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在德國，恃強凌弱的校園“小霸王”若在兩次記過后仍不思悔改，校方有權將其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門”給予強制管教。

加大懲治力度固然重要，但往往流于治標不治本。更該追問的是，一些中小學生小小年紀為何天不怕地不怕，與其說他們缺乏規則意識和法治精神，不如說他們缺少管教。而缺乏管教的背后與家長、與學校都有關。

家長疏于管教，有的沒條件管，有的管不過來，比如有些打人孩子是留守兒童，或者家庭出現了不幸，他們自生自滅;而學校不愿意管或不敢管。種種原因疊加在一起，導致一些學生在成長路上肆意狂奔，任意妄為，更激烈的事都敢做，打打同學算啥？

“教育的基礎，在于認識個性;教育的宗旨，在于確立人格。”誠然，教育是叫人向善，如果學生沒學好，這是他們人生的失敗，也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失敗。正因為此，治理校園欺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該強化防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一些有益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日本專門出臺《校園欺凌預防對策推進法》，基本原則是“早發現、早預防”，監護人、學校等相關者必須承擔各自職責。日本學校設有專業人士組成的“咨詢委員會”和“兒童安全對策支援室”，一般由律師、心理醫生、前警官和大學教授組成。不僅在早期為學生、教師提供咨詢，也在欺凌事件已經發生后的調查階段提供第三方的獨立意見，防止學校或教育委員會因為私利犧牲學生的利益。此外，日本文科省還要求學校在發現施暴學生有涉嫌違法的情況下，第一時間聯系警方協助調查。

校園欺凌的條件范文第2篇

一、校園欺凌現象面面觀

記者：您作為長期從事兒童福利和兒童保護問題研究的社會工作專業人士，怎么看校園欺凌？

童小軍：校園欺凌的確是一個與教育密切相關的問題，但它更是發生在中小學基礎教育環境中的兒童保護問題。

從社工專業的角度來講，國家采取預防和治理校園欺凌的行動是一種對兒童的保護，也是兒童應該享受的福利。按照兒童社會工作的理念，所有孩子都應該獲得引導和教育，他們應該有這個福利。如果沒有，那么他們出現校園欺凌這樣的問題就不是他們的錯，是相關教育者的錯。我們國家目前校園欺凌現象之所以比以前嚴重了，原因就是我們對這種現象的認識和干預都不足，沒有采取適當的、正確的干預方法。校園欺凌是可以得到有效防治和改善的，但需要正確的認識和適當的干預方法。

校園欺凌強調的是以強凌弱，即較強的一方對較弱的一方實施的肢體和語言或者精神上的一種傷害和攻擊行為。這個“強”一般體現在體格以及人數的優勢，還有一種社會意義上的“強”，比如家境較好、在學校朋友較多的學生欺負家庭比較貧困、在學校里沒有什么朋友的學生。欺凌形式主要是肢體和情感兩類，其中情感的欺凌包括語言傷害和孤立兩種形式；也有將它分為直接欺凌和間接欺凌兩類。

記者：為什么說所有卷入欺凌事件的人都是受害者？

童小軍：在欺凌事件中，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觀者在這個過程中所接受的信息都是有害的，誰都沒有得到好處。其中，被欺凌者受傷害最重。可能是在身體上受傷，嚴重的可能致殘（最嚴重的是喪失生命），但更多的是心理的、人格方面的傷害。這種傷害一旦產生就很難康復，就算懲罰了欺凌者也不能挽回。

而欺凌者，即施害人受到的損失，在于被強化了錯誤的解決問題方式以及對暴力行為的錯誤認識，會導致暴力行為的養成，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引導和教育，將來可能發展成違法犯罪。尤其是當欺凌行為帶來了嚴重后果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了清晰的是非觀念，他們會為自己行為帶來的嚴重后果感到羞愧，會有沉重的負罪感。這些都是當初欺凌別人的時候為自己成年生活埋下的心理隱患。

旁觀者也是一樣，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對是非的概念以及對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有吸收，有些旁觀者的言語和行為還會讓欺凌者得到鼓勵，加重欺凌行為。可見，被卷入欺凌事件中的三方在這個過程中吸取的都不是積極的信息，養成的也是錯誤的行為，培養的不是正面的價值觀，因此都是受害者。這種傷害還可能延續到下一代，不是通過基因的傳遞，而是通過外在行為和情緒的影響。因為他們自己受到了傷害，在經營家庭氛圍和育兒的時候，會制造缺陷型的環境，影響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長。

記者：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欺凌的“隱秘性”？

童小軍：欺凌的“隱秘性”，主要是由于成人對這個問題的忽視和不正確的認識，以及缺乏應對機制所導致的。其實，我們的孩子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有問題，找老師或者找家長”，但是在校園欺凌事件中孩子們學會的是沉默。有調查顯示，孩子被欺負后會告訴家長或老師的人數比例超過了70%，但是多數家長或老師的回應都不對。第一，缺少對受欺負者的疏導，沒有教會他們如何面對這種情況。第二，批評教育欺凌者的方法無效。通常學校教育者會直接找欺負人的學生教育一下，告訴他不要那樣做。而很少會去了解事件的過程、為什么會這樣做，很少會告訴學生這種事情應該怎樣處理。這樣教育一下的后果是不但沒有制止，還可能激化了矛盾，往往讓欺凌者對被欺凌者的傷害行為更加劇烈。很多家長的處理方式也不恰當。例如，有的家長會對孩子說“他打你，你也打他！”還有一種是直接找到這個欺負人的學生家長去理論，指責他們為何不把自己孩子管好。對方可能有兩種反應，一種就是護孩子――我們家孩子就是混蛋、不講理了，你能怎樣？另一種，懂道理的家長可能會批評孩子，說不定也打一頓，以示懲罰。然而這些都只會激化欺凌行為，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孩子一般就不會跟老師或者家長講自己被欺凌的事了。欺凌的“隱秘性”還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被欺負的孩子會有屈辱感，覺得沒面子，所以也不會對別人說。

其實，這里我要強調的是老師和家長的意識不夠。孩子被欺負了，在家里、在學校里一定會有所表現，在行為、情緒、外表、衣著等各方面，都會有跡象。例如，孩子會說不愿意上學，或者一到該上學的時候，他就“生病”了，或者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不去學校，等等。家長有時候把事情想得太簡單，沒有這個意識，缺乏敏感度。很多老師也比較粗線條，只把欺凌當做一種偶爾出現的偏差行為，批評教育一下了事，不會深究，不會意識到這個事情對學生有多大的傷害，從欺凌事件的特點、類型，到對學生的傷害，都意識不足。

記者：同學之間因故起了沖突或不再跟對方一起玩了。這種情況屬于“欺凌”嗎？

童小軍：這種情況不是“欺凌”，這只是交往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矛盾或不和諧。因為我不跟你玩了，還有其他人跟你玩，不是我組織了一個班里十幾個人讓大家都不要理你，并持續很長時間。如果發展到這種程度，才屬于欺凌。同學之間偶爾的小矛盾，都是正常的。“偶爾有矛盾”就意味著時間持續很短，雙方都有伙伴，能夠互相對峙，不是被孤立的。可能過一段時間兩個人又和好了。這種情況需要家長、教師對孩子進行友好教育，進行關于怎樣看待和對待你不喜歡的人、怎樣與他們交流方面的教育。要讓孩子知道，就算對自己不喜歡的人，也有和平相處的方式。如果不教會孩子正確的相處方式，小矛盾也可能發展成欺凌。

二、校園欺凌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現象，

但是可以預防和解決

記者：中小學里的校園欺凌是否已經“很嚴重”？是否能夠避免？

童小軍：應該是“比較普遍”，“嚴重”是指有某些現象或者在某些地方可能比較嚴重。校園欺凌在中小學是一個普遍現象，是不能避免的現象，如果沒有很好的措施，是一個很難說“沒有了”的現象。我們能做的，一是減少發生的數量，二是降低傷害的程度。

校園欺凌一般不會出現在小學低年級，通常是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到初中最嚴重，高中會逐漸減少了。它的高發期正是學生進入青春期的這個階段，這就是它“不可避免”的原因。

一是因為青春期大腦發育還不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各項生理機能都在迅猛發展，但腦神經的髓鞘化還沒有完成，大腦皮層的抑制機能還不足以控制行為的盲目性和沖動性；二是因為青春期時，人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還沒有形成或者不穩定，但是在心理上要追求一種自我認同，這個階段，如果沒有很好的引導、教育和規范行為，孩子們就像進入了“動物世界”，他們更傾向于以原始的狀態或原始的行為來獲得自我認同、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是兒童青少年的成長規律，在這個階段，他們就有這個需求。我們必須認識到：第一，這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孩子在這個階段一定是要犯錯誤的，那么我們要做的就是盡量讓他少犯這樣的錯誤；第二，如果犯了這樣的錯誤，我們要知道怎樣去引導他，教育他，扶持他，幫助他，讓他不會再犯。如果缺乏正確的引導和教育，沒有足夠的干預或者干預方法不對，后果就會比較嚴重。

記者： 我們應當如何對校園欺凌事件進行正確的、有效的干預？

童小軍：對欺凌事件有了正確的認識后，就要對學生進行多方干預，也就是對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要進行干預，而且干預的視角一定是從保護兒童出發，一定是保護性的教育，保護性的引導，甚至是保護性的懲罰。總之就是要保護兒童的利益。欺凌事件里面的所有孩子都應該獲得引導，都應該獲得教育，否則他們再出現這個問題就不是他們的錯，是我們的錯。

我們國家現在對兒童保護的認識越來越全面，越來越綜合，但是大家還都是各自獨立工作，沒有形成聯動的概念，也沒有形成預防的概念。學校可能認為校園欺凌這樣的事，是極少發生的個別事件，所以沒有把它當做一個社會問題來對待，也就不會用對待社會問題的方式來處理，只是個別處理，個別教育。所以，要有效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轉變意識，對校園欺凌現象有系統的、深入的認識；要把校園欺凌放在一個更大的兒童傷害的概念下來看。兒童傷害有虐待、忽視、剝削和暴力，校園欺凌只是暴力的一種特殊形式，暴力還包括環境暴力和文化暴力，從預防校園欺凌的角度來講，環境、文化暴力都是需要治理的。

三、對全體學生加強生活技能教育和安全教育

記者：家長和學校擔心反校園欺凌教育會對本來只是少數的欺凌行為起到宣傳助長作用。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

童小軍：家長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這就要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要適當。反校園欺凌教育不是只跟孩子們講什么是校園欺凌，而是需要策略地進行正面教育。我們可以通過引進新的課程概念和豐富現有課程概念的做法，開展反校園欺凌的工作。

一是在校園里引進“生活技能教育”的概念。所謂生活技能教育是指培養一個人能有效地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成長需要的挑戰的能力；培養個體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并且在與他人、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系中表現出積極的適應能力。這種教育從幼兒園甚至從孩子出生就可以開始了，但一定要有科學的方式，要根據孩子的年齡、認知水平以及行為習慣，培養他們面對風險或者傷害時的自我防護意識以及處理問題的能力。教育孩子的時候，要求家長和教師首先要有這個能力（可以通過專業人員的培訓獲得這個能力）。只要我們的基礎教育系統有了這個意識，再組織力量來做，就能做得到。課本、輔導教材都沒有問題，首先是概念、意識要到位。

二是補充和豐富“校園安全教育”概念的內涵。校園安全是大家已經認可的概念，要把安全這個概念做得更科學、更綜合。除了大家公認的校園安全，比如硬件的、軟件的防火、防電、防災、防外出時意外傷害等，一定要把“防人為傷害”這一部分加進去，也就是要把校園暴力可能涉及的各種各樣的傷害，以及如何防止、如何應對等都加進去，這是一個更大的、綜合的校園安全概念，除了孩子們的人身安全之外，還需要孩子們在校園里擁有心理的安全和情感的安全。

以上兩個概念，任取其一都可以做起來，它們都包含了但不單一指向校園欺凌，可以避免負面強化。在這樣綜合的大概念里面，很多保護兒童免受傷害的內容，包括反校園欺凌的相關教育就可以進校園了，這就是應對措施。

記者：目前中小學校可能還是不夠重視非學科教育。這種情況要怎么轉變呢？

童小軍：可以采用盡量不影響學科教育的方式來解決。這個方式就是有組織地在基礎教育系統引進社會工作的專業力量，參與到學校的非學科教育工作中，包括現有的校園安全教育、德育、法制教育，等等。

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訓練讓他們在校園里關心的都是學科教育之外的事情，是學生的社會能力、主流價值觀的形成以及對一些特殊情形的應對，比如校園欺凌。這些事件其實在學校這個環境中發生的數量和比例不會很高，可一旦發生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就會影響學生整個人生。將社會工作者引入校園，他們就能夠通過特有的專業理念、方法和技巧，培養學生處理自己生活中面臨的矛盾和難題的能力，避免他們采用“欺凌”這樣的行為來對待同伴。

當然，引入社會工作者就涉及崗位設置，需要國家的投入。美國做過一個研究，對這些方面的投入與回報率最低的是1∶7，最高的是1∶17，投入的回報非常高。所以重要的是先改變觀念。要認識到這是為了讓學生成為身心健康的人，讓他們將來不管做公民，還是做朋友，還是做父親、母親，都能做得更好。對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恐怕這些角色才是更重要的。我們不否認知識的重要性，但是社會教育非常重要，不是要舍棄哪一個，而是兼顧，二者是相互促進的。

四、要從學校的制度建設入手

完善兒童保護的各項措施

記者：在學校里應該怎樣建立和完善兒童保護的制度和崗位？

童小軍：我的建議是，要建立保護學生安全健康成長的制度，不只是針對校園欺凌的，還要包括所有教師對學生的暴力，學生對教師的暴力，以及學生之間的暴力，不只為校園欺凌一件事設置崗位、建立制度，一定要把校園里面可能造成暴力環境的因素進行整體反映，如果不在這個背景下講制度建設，人們會以為這是小題大作，以為只是為極少數的人和事建立制度。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建立了制度以后，必須要有專門、專業的人來負責，這個人要做的不僅是在全校范圍內有差別地進行兒童（學生）保護的教育和宣傳，同時要建立一個應對兒童（學生）保護事件的機制。那么一旦出現惡性案件，就可以有人負責了，出了問題也有人可以問責，能倒查，否則這種事永遠制止不了。這個體系最托底的作用就是出了問題有人負責任，最重要的作用是能保護師生，有效預防暴力事件。

在校長和教師的學習或培訓中，要有兒童保護和兒童福利的概念和內容。對基礎教育工作者的培訓一定要加入這些內容。在大學相關的本科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的課程里，以及畢業后的繼續教育中，都要加進去。所有的校長和教師都要學習這些內容，但并非所有教師都來直接處理這樣的事情，他們只能預防，以及面對問題時能夠有正確的意識和反應。一旦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就要依靠制度和專業人員進行系統處理。

那么對相關責任崗位的人有什么要求呢？在這種情況下，建議學校引進社工（社會工作者）。很多國家如美國、日本都是這樣做的。美國的法律雖然各州不一樣，但“一校一社工”是基本統一的。另外，由于社工人才短缺，所以規定學校首選社工，其次是心理學或醫務工作者來從事社工的工作。但只要在這個崗位上，就一定要接受社會工作培訓，掌握社工的特定技能。

記者：學校應該如何具體實施校園欺凌的治理呢？

童小軍：從社會工作來看，預防校園欺凌的最好方法就是給孩子們正面的引導。 國外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的校園欺凌事件都發生在同班同學或者同校同學之間，因此有效的做法就是從小學高年級開始，貫穿初中和高中，基礎教育系統應該有目的、有規劃地開展班級同伴友愛主題活動，聚焦同輩關系、同伴友情和友好解決同伴沖突技能培養；同時加入法治教育。其次，需要建立報告制度，要有一個專門負責的人對上報的問題進行判斷。要對卷入欺凌事件的人進行調查，找出原因，并評估這些原因與學生、家庭或者學校的相關程度，提供相應的解決辦法，這是一般的程序。其中一定要做的是生命危險的評估，需要運用專業手段。例如，首先要向提供消息的教師進行調查，詢問教師何時開始關注，是什么引起了教師的關注（如情緒、行為、傷痕等）；是經常的，還是突發的，突變越嚴重，進行干預的緊迫性就越高。在處理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保護學生隱私，避免二次傷害等。

記者：在中小學校，怎樣去區分心理老師、社工的定位和職責呢？

童小軍：社工，既是指社會工作（social work），也是指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社會工作是依托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存在的專業和職業，主要為社會問題涉及的弱勢群體開展服務，聚焦的是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社工在面對學生的問題時，會采用社會生態系統視角，常規性地把學生當成一個獨立系統的同時，將其朋友圈、師生互動狀態和家庭親子關系等都納入問題分析和干預范圍，還會運用相關政策，整合各種資源來解決學生面臨的問題。心理老師往往只是聚焦學生個體，常常是通過改善學生的認知來改善學生的情緒和行為，一般不會考慮政策的問題。學校如果有條件，同時配備社工和心理老師是最好的。當一個學生出現了非學業性的問題，就一定是需要綜合治理或綜合服務的問題。如果是與兒童保護或校園暴力相關的，社工專業的培訓更適合，因為這些問題既涉及學生們的認知，還涉及家庭教育和工作機制的建設。如果沒有專業社工，可以由心理老師接受社工培訓之后來做。無論是誰在這個崗位上，都需要為他們提供社工培訓。

這里強調的是要用社工的思路來開展工作，用體驗式或參與式或其他寓教于樂的方式，讓學生在活動中學會正確的行為，例如體驗“如果你是那個人，在那種時候會怎樣做？”社工還要針對教師進行一系列的培訓、宣傳和倡導，強化教師的意識，內容包括：明確不能有什么樣的行為；怎樣對學生的異常情況保持警惕或敏感性；出現問題時要做哪些初步處理；覺察問題和報告問題的能力等。家長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可以請社工來提供幫助。學校通過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職業化服務，可以避免因工作方法不當給學生造成傷害。

校園欺凌的條件范文第3篇

恩格斯說：“人來源于動物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異。”暴力從來就不必然與“野蠻”和“貧窮”掛鉤，家庭教育觀念偏頗、學校缺乏正確引導與社會問題一道為校園暴力現象形成提供了土壤。讓孩子正確理解善惡之道，讓學校教育回歸育人本質，當然比以暴制暴更能從根本上解決校園霸凌。

“暴力街區”的社會土壤與階層變遷

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小明、小馬、老二、小貓王、飛機、滑頭、小虎等少年拉幫結派，成日打架斗毆，在“混社會”中虛度青春。如今，電影里的場景被一幕幕搬上了社會現實的舞臺。

電影中，小四們的鄰里社會，是鄰居胖叔冷嘲熱諷的奚落，父親的同學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然而，現實中，北京市海淀區可能是全國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區域，半數以上人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全市百分之六十的兩院院士生活在這個區域里，同時也是社會資源最集中的區域。據北京市社科院和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發展報告（2015―2016）》顯示，海淀區與朝陽兩區集中了全市36.44%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與44.04%的企業負責人。即便如此，“中關村二小欺凌事件”依舊登上了這些天的媒體熱搜榜。

暴力從來就不必然與“野蠻”和“貧窮”掛鉤，表面上十分文明的海淀也可以是“暴力街區”。

在“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口號下，家長會拼盡一切資源將孩子送進重點學校。中關村二小在海淀區排名第四，小學的官方網站上也強調著“全區乃至全市重點小學”的榮耀身份。在名校金字招牌的吸引下，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家庭受教育程度、家庭教育觀念截然不同的生源紛紛涌向這里。

社會差異落到學生人際關系的層面上，就會轉化成愿望無法達成、被疏遠的不適應感，出于自我心理滿足以及對新經驗、力量感與歸屬感的追求，校園暴力往往不是一對一的，而是以多對一的形式實現的。被欺凌者面對的通常是一個以某個或某幾個成員為核心的、松散的小團體，這個核心成員由于自身條件和家庭背景中的負面因素，通常具有攻擊性，并傾向于對妨礙自我實現的人產生對抗意識。當這種意識轉換成實際行動時，妨礙者就會變成被欺凌的對象。這意味著，潛在的受害者并不僅僅是那些典型的弱者，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校園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教育觀念偏頗、學校缺乏正確引導與社會問題一道為校園暴力現象形成提供了土壤。如果說留守兒童居多的小縣城中學中頻發的校園暴力事件代表了前兩種因素的合力，那么從某種程度上講，名校校園暴力就是一次社會病的爆發。社會經濟發展誘發的社會階層、社會意識變動是發病的誘因，而意識變化與經濟發展的同步率決定了病發的時機。

霸凌背后的“善惡觀”

鳳凰衛視播出的《鏘鏘三人行》中，在談及校園欺凌事件時，香港作家梁文道回憶起自己初中在男校的生活，一千多個十來歲的小孩，白天和晚上都住在一起，男孩子既有一種小野獸的本能，又有一種想要表現自己，支配別人的競爭心態，還有一種生怕被欺負的恐懼感。當整個校園彌漫這樣的氛圍時，“人人都想欺負人”。

梁文道開始欺負人始于他被同學欺負。每次被欺負，梁很不服氣，總會反抗。直到有一次，他拆了一個椅子，把椅角砸向一個高年級的同學，那個人當場昏倒后，“從此沒人敢欺負我，我也開始建立我的山頭和勢力”。

一些校園欺凌事件研究者發現，當以暴制暴成為解決欺凌的方法時，校園欺凌便難以休止。大多數校園霸凌事件的一般規律是這樣的：在受害者忍氣吞聲和縱容之下，施暴者反復得逞，變本加厲，并在這個過程中裹挾了更多的脅從者，施暴能力和危害程度不斷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梁文道提到，在東亞文化中，相信一種“叢林法則”。小孩之間發生打鬧了，家長往往有種“沒被欺負好啊”“你再打回去”的想法。有的家長送孩子去學跆拳道，有的教孩子如何反擊報復，但是如果孩子不理解善惡的“道”，空有一身“術”又有什么用呢？

實際上，善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修養。很多人誤解了善，認為與人為善就是充當爛好人，把善良等同于懦弱，感嘆“人善被人欺”。其實是它們誤解了“善”的內涵，善不是怯懦與縱容，善是一種力量，一種氣勢，是身有所長，而有限度地宣泄，是手中有劍而不用的意氣。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戈爾丁的作品《蠅王》描述了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在一場未來的核戰爭中，一架飛機帶著一群男孩從英國本土飛向南方疏散。飛機被擊落，孩子們乘坐的機艙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無人煙的珊瑚島上。起初這群孩子齊心協力，后來由于害怕所謂“野獸”分裂成兩派，以崇尚本能的專制派壓倒了講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終。

校園欺凌的條件范文第4篇

一、工作目標

建立健全學校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體制機制，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體系，健全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工作隊伍。全面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在全縣開展“一個都不能少”班集體創建活動，推動學校教育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努力形成以學校為核心、家庭密切配合、社會廣泛參與的工作局面。

二、重點工作

（一）認真開展兩個摸排，建立兩個數據庫，強化預防管理能力。3月24日前形成數據庫，做到底數清、情況清、狀態清。同時建立校長、政治處（德育）主任、班主任三位一體幫助機制，加強對重點學生群體關愛和幫助，實施有效管理。二是進行未升入七年級就讀、未參加初中畢業考試學生和初中畢業后未升學流向社會未成年人摸排，建立初中畢業后未升學流入社會未成年人監測數據庫。

（二）夯實學校安全工作基礎。各中小學、幼兒園按照一個規范（《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防范工作規范》）、一個標準（《中小學幼兒園安全技術防范系統要求》）要求，加強人防技防物防條件建設，重點做好三個百分百（保安員配備、警務室建設、一鍵報警裝置安裝），完善學校視頻監控，年底之前應全部落實到位。

（三）加強學校重點部位管理。嚴格落實崗位職責，加強學校門衛、食堂、宿舍等重點部位和重點時段的管控。嚴格執行出入登記制度，嚴禁社會人員隨意出入校園，加強學生出入校園管理。嚴禁校內食堂、小賣部、宿舍、操場角落、走道樓梯拐角、廁所等場所滯留學生。強化寄宿制學校學生宿舍管理，嚴格執行女生宿舍封閉式管理。加大課后服務的力度，規范學生課后行為。凈化校園文化環境，加強校園網絡管理，嚴禁非法、暴力圖書、音像制品等流入校園，為學生的成長營造良好、健康的校園文化環境。

（四）做細做實學校法治安全教育。壓實學校思想品德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安全和預防教育職責，各校要結合各自學校實際和學生特點，發揮德育課等課程課堂主渠道作用，把教書育人貫穿到各學科中，大力普及法律知識，每學期至少安排一次法治副校長到校給學生進行法治教育，每學年至少安排兩次以上以法治教育為主題的團隊活動，著力提高學生防、防侵害等自我保護能力。在小學五年級以上的學生中，開展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為主要內容的法律知識演講、作文比賽、知識競賽等活動。針對學生校園暴力、校園欺凌案件，每學期組織一場專題法治報告會，以案說法達到入腦入心的效果。規范學生行為，加強團結友愛教育，嚴防校園暴力、校園欺凌發生。向學生公布校園暴力、校園欺凌救助電話，提高校園暴力、校園欺凌及時發現、及時教育、及時處置能力，對校園暴力、校園欺凌教育懲戒并重，涉嫌違法犯罪的，學校要及時向公安部門報案并配合查處。

（五）加強教職工隊伍管理。加強師德建設，提高教職工職業素養，培養和打造一支具有善良之心、責任之心的班主任隊伍。強化教職工育人職責，關心關愛學生，充分發現和挖掘學生的優點，讓每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愉快成長。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的行為。

（六）推動家校共同育人。將每學期開學第一周定為“家校共同育人活動周”，通過《給家長的一封信》、面對面座談、家長會等方式，宣傳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強化未成年人監護人法定責任意識，推動監護人認真履行監護職責，切實做到不讓未滿16周歲的在校學生單獨居住，不讓在校學生沾染吸煙、酗酒、迷戀網絡等不良嗜好。暢通家校溝通渠道，結對幫扶，互通信息，對重點關愛學生進行一對一幫扶，及時發現制止在校學生夜不歸宿，及時發現制止在校學生與社會不良行為人接觸，加強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進在校學生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杜絕在校學生違法犯罪。

（七）重視校園意識形態工作。發揮各校網絡信息員作用，強化青少年網絡文明和安全教育，注重網絡輿情引導和風險防范處置，防止出現網上犯罪。積極開展防范和抵御滲透專項整治和警示教育，嚴厲打擊各類和非法傳教活動，切實加強學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對校情民意中具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分析研判，確保校園安全穩定。

三、相關要求

（一）凈化校園周邊環境。積極配合公安、文化執法等有關部門凈化校園周邊環境，及時制止學生進入不適宜未成年人出入的場所。

（二）落實強制報告制度。學校發生發現違法犯罪、學生受侵害等情形，要按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程序規定上報，不得超出2個小時，不得遲報、謊報、瞞報。密切配合學校周邊環境綜合治理相關部門，加強學校與綜治單位的主動聯絡溝通，建立學校與公檢法司之間相互聯系的暢通渠道，將學校周邊無正當職業、長期逗留、滋擾學生的社會人員和需要反映的事情及時報告公安機關等綜治部門。

（三）挖掘培育關愛未成年人典型。積極溝通有關部門，發現和培育“留守兒童之家”等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的典型，學習典型的做法，與有關部門配合培育發展更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組織機構。

（四）加強組織領導。縣教育局成立東山縣教育系統未

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工作領導小組（名單附后），各校要相應成立工作領導機構，加強組織領導，確保各項工作落實到位。

校園欺凌的條件范文第5篇

1. 組織師生按時返校情況。教職員工是否及時到崗；學生是否按時返校。

2. 落實學生資助政策情況。是否積極落實國家資助政策；是否出現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

3. 教師結對幫扶貧困學生活動機制和計劃方案建立情況。鄉鎮以下學校是否存在“有編不補”“有編難補”問題；特崗教師的津補貼（含取暖、降溫補助及鄉村生活補助）和“三金一險”落實情況；特崗教師聘期內職稱評定、繼續教育和周轉房落實情況。

4. 教室、實驗室及實習、實訓保障情況。學校教室建筑、環境噪聲、室內微小氣候、采光、通風、照明以及黑板、課桌椅等是否達到標準；高校實驗室、實習場所及其設施設備配置是否符合教學需要，運行維護是否符合國家規范；職業院校落實《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情況以及校內實訓基地和校外實習基地條件是否滿足教學計劃需要，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雙師型”教師是否滿足教育教學需要。

5. 后勤保障情況。學校網絡、多媒體設備、教學終端等各種教學設施設備及生活設施設備是否經過檢修維護；飲食、住宿、水電暖、廁所衛生等各項后勤保障工作是否到位。

6. 經費保障機制落實情況。是否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學校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并落實資金，是否對學生規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學和教學點按100人核定公用經費；是否落實高職生均撥款制度，是否采取措施保障今年生均財政撥款標準不低于12000元。

7. 開學主題教育活動情況。是否認真落實《中小學生守則（2017年修訂）》，做到上墻、入屏，并開展愛學習、愛勞動、愛祖國“三愛”和節糧、節水、節電“三節”教育活動以及安全防范主題教育活動；高校是否做好新生心理健康狀況普查和心理危機排查工作。

二、校舍安全管理

8. 校舍隱患排查情況。是否建立中小學校舍安全年檢制度，定期對校舍進行安全隱患排查，并將排查信息錄入全國中小學校校舍信息管理系統，消除所有D級危房；是否建立高校危舊房屋排查整治臺賬，對D級危房是否及時封存并落實拆除措施。

三、食品飲水安全與衛生防疫管理

9. 學校食堂食品安全。學校是否建立以校長為第一責任人的學校食品安全和傳染病防控工作責任制及其管理機構；學校食堂《餐飲服務許可證》及從業人員健康證持證情況；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及培訓情況；學校食堂內外環境及衛生設施配備情況；落實食品留樣與食品原、輔料索證索票情況；餐飲具清洗消毒情況；食品采購、貯存、加工、供餐等環節操作情況；食品添加劑管理和使用情況。

10. 生活飲用水衛生。自備水防護、消毒情況和水質檢測報告；二次供水消毒及直飲水、桶裝水設施清洗情況和水質檢測報告；桶裝水生產企業持有效衛生許可證和從業人員是否持有有效的健康體檢培訓合格證明等。

11. 學校傳染病防控。開學季流感、手足口病等流行性傳染病預防衛生知識的健康教育情況；入托入學兒童預防接種證查驗情況；傳染病報告、晨檢、缺課登記及預防控制措施落實情況；學校內設醫療機構（衛生室）執有效執業許可證、醫護人員持有效執業資質證書、藥品使用管理情況；學校保健室開展衛生保健情況；學生健康體檢情況；衛生（保健）人員、校醫配備、培訓情況等。

四、校車安全管理

12. 管理制度建設情況。是否制定校車安全管理方面的規章制度，校車管理機構及協調工作機制是否健全。

13. 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和校車安全管理情況。是否存在使用拼裝車、報廢車、未取得校車使用許可車輛接送學生，以及未取得校車駕駛資格人員駕駛校車、超速、超員、不按許可路線行駛等違法行為；是否按照要求設置校車站點，校車運營是否按照要求落實各項安全管理制度，學校門口道路是否設置警示牌、減震帶；是否針對不同季節交通安全特點，完善事故應急處置預案，開展事故逃生演練和應急處置演練。

五、校園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

14. 學校“三防”建設落實情況。學校是否配齊必要的安全防護、應急處置裝備，校園重點部位是否安裝視頻監控；寄宿制校園是否設專職宿舍管理員；校園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

15. 重點領域治理情況。是否按照要求切實加強學生預防溺水事故的宣傳教育；是否采取措施有效防止校園擁擠踩踏事故，維持好高峰時段學生上下樓秩序；是否強化校園消防安全防控，進行電器火災綜合治理，落實消防安全責任制，定期檢查消防設施和器材配置及完好有效情況，組織開展消防演練和應急疏散演練。

16. 高校校園安全穩定情況。是否落實反恐怖工作責任制要求，強化反恐防范知識宣傳教育，全面清繳恐怖音視頻，完善反恐防范工作預案，強化應急處突工作準備，加強網絡安全和輿情引導，確保高校安全穩定；是否加強高校實驗室安全管理，構建由學校、二級單位、實驗室組成的三級聯動安全管理責任體系，建立實驗室全生產周期安全運行機制，建立實驗室安全準入制度，開展實驗室重大危險源專項定期檢查，開展實驗室安全應急能力建設，建立實驗室安全年度報告制度等，及時消除安全隱患。

17. 防范非法入侵校園導致學生傷亡情況。各地各校是否制定健全輿情信息分析安全預警快速反應和排查化解聯動處置機制和工作責任制；是否加強安全保衛工作隊伍建設；是否經常性對師生開展法治教育、公共安全教育和反警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