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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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差異分析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首先綜述了長三角區域房價差異的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其次從縱向、橫向方面闡述了長三角各主要城市房價水平，通過數據分析確定出四個最重要的影響房價區域差異的因素，依次為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消費水平、土地價格、住房保障制度；再次分析了這些因素對于房價漲跌的作用機制；最后給出了因地制宜調控房價、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資源三方面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長三角 房價 區域差異

一、引言

21世紀，長三角城市房價持續高速上升，影響其經濟發展，進而影響長三角城市的外商投資和人才引進，危及長三角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國長三角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自然資源存量的不平衡性而產生了房價區域性。對于長三角房價區域差異的研究，國內有學者進行過相關探討。位志宇，楊忠直運用協整檢驗得出了這三地可以依據其他地區房價的變動及對自己的貢獻度來預估本地的房價走勢［1］。這篇文章采用了一個新的視角：研究長三角地區不同行政區劃的房地產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齊淑蘭主要采用2000～2004年房地產市場的數據，揭示了需求差異是決定長三角地區城市間房屋價格差異的主要因素，供給因素起到的作用較弱［2］。胡榮才，劉曉嵐通過實證分析分析了貨幣政策對區域房價差異的影響，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對房價具有一定宏觀調控作用。［3］李嵐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闡明我國貨幣供應量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并指明這種影響具有地區差異性。［4］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于長三角房價區域差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宏觀層面上，而對于區域性分析較少。其次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貨幣政策和貨幣供應量的分析上，而對于其他影響房價的重要因素并未過多的分析研究。針對國內研究中出現的一些不足，在學習和借鑒不同學者有關觀點和理論的基礎上，從一個新的視角來分析長三角房價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

二、房價區域差異因素分析

（一）人均消費水平。當前房價呈現供不應求的現狀與長三角地區人均消費水平在全國居高有很大關系。2012年，上海市人均消費支出已達2.5萬元；浙江7市平均數接近1.8萬元，達到17484.56元；而江蘇8市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20238.88元，比長三角16城市平均水平少1356.43元，比浙江7市平均水平高出2754.32元，比上海市低了6015元。一個地區的人均居民消費水平越高，越會拉動內需，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進而吸引外地人口大量流入，本地人口也因此增多，對住房的需求也加大，房地產商借此加大對于房地產的投資，從而帶動了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造成房地產市場的供需情況發生變化，當供大于求時，房價趨于下跌趨勢；當供不應求時，房價區域上升趨勢。故不同區域人均消費水平不同，會導致區域間的房價產生差異。

（二）土地價格。土地價格是房價的最重要成本之一，土地價格和房價之間究竟有什么聯系呢？一方面土地價格的上漲會帶動房價上漲，地價上升會引起房地產開發商的生產成本增加，成本增加會直接導致房地產開發商的投資規模下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減少，最終影響房價。從另一方面來看，房價上漲也會帶動地價的上漲，當房地產市場處于繁榮時，房價處于高價狀態下，房地產投資商預計未來地價還會繼續上漲，會積極報名參加當地政府組織的國有土地招拍掛活動，開發商參加越多競爭越激烈，政府出讓地價隨之升高，地價上漲本質是開發商對未來房價上漲預計。可見在動態狀態下，同一區域的房價上漲會推動地價上漲。從這兩方面可以看出，房價與地價在一定范圍內、一定條件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

（三）住房保障制度。保障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提供的一個“公共產品”。長三角各城市基本都有自己的一套保障房制度，但是具體實施的效果不盡相同。這也是導致各地房價差異性顯著的一個重要原因。住房保障對于房價影響要從兩個方面分析：首先是住房保障使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得到解決，從而穩定市場預期，促使那些持有空置住房的人將住房投入流通領域，進一步增加供給，平抑房價。與此同時，根據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狀況，政府確定保障房的投放量，直接調節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從而調整房價的漲跌。另一方面，住房保障的進一步完善，會使低收入群體有更多的錢投向住房以外的其他消費，從而拉動內需，帶動宏觀經濟增長，間接影響房價的波動狀況。

三、政策建議

（一）因地制宜地調控房價。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長三角房價區域差異存在多方面多層次的原因，所以在不同城市實施房價調控政策時要因地制宜，根據長三角三大城市群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土地價格、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狀況等，有的放矢，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二）合理配置土地資源。要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合理配置土地資源。首先根據經驗，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是土地財產稅和房地產稅，因此必須著手房地產稅制改革，從制度上改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方式，才能從根本上平抑土地價格；其次是要明確土地產權制度，當前中國地價不穩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土地產權不明晰；最后是建立完善的土地資源管理體制，實現土地資源的垂直管理，及土地市場的管理由獨立機構進行。

（三）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首先要明確幾個問題，一是住房保障對象問題，保障房除了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體外，也必須把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保障房體系，這樣能夠確保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二是資金籌集問題，按照多渠道籌措的原則，從地價招拍收入和住房公積金中適當安排一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設，確保保障房建設落到實處；三是分配機制問題，要確保保障房公平公正地分配到住房困難群體手中，必須根據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和當前住房情況來判斷其是否具有享受保障房的資格。只有做好這三點，才能確保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運行。

參考文獻：

[1]位志宇，楊忠直.長三角房價走勢的趨同性研究[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3:43-48.

[2]齊淑蘭.長三角16城市房地產價格波動差異研究[D].寧波大學，2009.

[3]胡榮才，劉曉嵐.貨幣政策影響房價的區域差異性——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0，04:7-13.

[4]李嵐.我國貨幣供應量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區域差異分析[D].天津財經大學，2012.

[5]各省市統計年鑒.

作者簡介：

區域差異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卷煙包裝；偏好型；區域性差異；對象性差異

中圖分類號：S5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19-5166-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9.0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rket research data of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on 14 new products in 10 cities such as Kunming， Nanjing et al，the regional and objective differences for the preference of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there were obvious regional and objective differences in the preference of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Some differences among 10 cities were found in color，composition， overall impression and market prospect，especially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western region and eastern coastal region in china；Also，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objects were found in color，composition，overall impression and market prospect，those characters can divide the objects into groups with high rating（cigarette retailer），intermediate rating（commercial company） and low rating（marketer）.

Key words： cigarette packaging； preference； regional differences； objective differences

卷煙消費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同時不同類型消費者的卷煙消費傾向也有所不同，而卷煙包裝形象和吸味是影響卷煙消費的兩個重要因素，因此，對卷煙包裝形象和吸味偏好進行區域性和對象性差異研究，對卷煙新產品的研發和銷售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關于卷煙吸味或煙葉品質差異性的研究較多[1-10]，國內外很多研究及銷售數據均表明卷煙消費傾向有明顯的區域性差異，而對卷煙包裝的區域性和對象性偏好差異研究卻很少。為此，本研究從卷煙包裝角度出發，對卷煙包裝的區域性和對象性差異進行研究，以期對卷煙新產品的研發和銷售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的采集及性狀指標確定

對云南中煙14個卷煙新品的包裝在南京、杭州、昆明、廣州、南寧、西安、成都、青島、濟南、石家莊10個城市進行調研，調研對象為商業公司從業人員、卷煙市場營銷人員和零售戶。

性狀指標包括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定量指標為色彩（X1）、構圖（X2）、總體印象（X3）；定性指標為市場前景態度（X4）。由于在問卷調查中定量部分和定性部分的某些樣本存在信息缺失，為了保證信息最大程度的保留，分定量和定性兩部分樣本進行分析，其中定量分析有效樣本數3 562條，定性分析有效樣本數3 362條。詳見表1和表2。

1.2 分析方法

在3個定量指標中，色彩、構圖、包裝總體印象3個指標均為百分制，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滿意度越高；定性指標市場前景態度，為訪問對象認為該產品市場前景看好、市場前景一般和市場前景不好這3個選項。針對定量指標統計分析主要采用兩因素方差分析結合多重比較方法對不同城市和不同訪問對象的評分進行分析；針對定性指標統計分析則采用列聯表分析和卡方檢驗進行。

采用統計軟件R和Excel進行數據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城市之間卷煙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差異分析

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城市之間卷煙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的差異均不能滿足方差齊性要求（P

從表4可以看出，不同城市之間卷煙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的方差分析均存在顯著差異（P

從圖1可以看出，在色彩方面，昆明市的卷煙包裝評分最高，并與其余城市之間差異顯著（P

2.2 不同訪問對象對卷煙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的差異分析

從表5可以看出，不同訪問對象對卷煙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差異的方差分析均存在顯著差異（P

從圖4至圖6可以看出，在卷煙包裝色彩、構圖、總體印象方面，均為零售戶評分最高，商業公司從業人員評分適中，市場營銷人員評分最低，且三者之間差異顯著（P

2.3 不同城市市場前景情況的列聯表分析

對表6進行χ2檢驗，結果顯示P

2.4 不同訪問對象市場前景情況的列聯表分析

對表7進行χ2檢驗，結果顯示P

3 小結

本次研究主要針對卷煙研發新品包裝的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以及市場前景進行不同城市和不同訪問對象間的差異分析和列聯表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城市在卷煙新品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的評分上均存在差異，且3個指標差異情況趨勢基本一致，大致表現為西南地區（如昆明、成都）評分較高，而東部沿海地區（如杭州、南京）評分較低；在市場前景方面也存在同樣的趨勢，即成都市場前景看好的占比較高，杭州市場前景看好的占比較低，大部分城市認為市場前景一般；不同訪問對象對卷煙新品包裝色彩、構圖和總體印象評分也存在差異，且3個指標差異情況趨勢一致，均表現為零售戶評分較高，商業公司從業人員評分適中，市場營銷人員評分較低；在市場前景方面也存在同樣的趨勢，即零售戶認為市場前景看好的占比最高，商業公司從業人員認為前景看好的占比居中，市場營銷人員市場認為前景看好的占比最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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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川川，趙瑞峰，劉 珊，等.區域環境對卷煙主流煙氣化學特性和感官質量的影響[J].煙草科技，2010（6）：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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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白振松.淺述中式卷煙包裝設計的發展方向[J].當代經濟，2009（4）：16-17.

[8] 馮和平.淺析卷煙包裝的創意與文化品位[J].中國科技博覽，2009（9）：112.

區域差異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差異 經濟增長 產業結構 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1-223-02

一、研究意義

重慶市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同時也是西部最為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因此它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整個西部地區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及東西部地區的協調發展。而重慶市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又直接影響到重慶市內部經濟的健康和長遠發展。長期以來，重慶市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使得重慶市的發展表現出明顯的不協調，重慶市城區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而周邊地區的發展卻極為緩慢，這不僅嚴重影響到了重慶市整體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且威脅到了和諧社會的構建。為此，應通過研究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從而制定出相應的對策，使重慶市各區域能夠健康協調發展。

二、重慶市各區域差異性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

1.歷史經濟條件的差異。重慶市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城市，政府對主城區的投資往往要大于對郊區的投資，這就從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區域經濟差異。由于投資以后形成的路徑依賴使得各經濟區出現貧富差距的“馬太效應”。另外，主城區在早期就有良好的工業基礎，而其他地區缺乏這種基礎，這就決定了主城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經濟差異存在的可能性是必然的。

2.區位差異。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大部分位于主城區及其附近，交通較為便利，使得其與周邊之間的聯系暢通，同時也使得一小時經濟圈內部之間形成了密切的經濟聯系網絡。這樣使得一小時經濟圈成為整個西南地區的經濟腹地，促使一小時經濟圈內各個經濟體能夠發揮要素聚集效應和擴散效應，促使內部經濟飛速發展。

重慶市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由于偏離主城區，丟失了主城區對其的各種溢出效應，加上這些地區山川阻隔，交通不暢，這無疑阻礙了其與周邊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因此這些地區對外開放程度較為低下，難以接受其他地區的經濟輻射，難以承接和傳導其他地區的產業轉移。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地區也難以大力發展其特色產業的優勢，提升其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水平。

3.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性。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以發展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重工業為基礎，選擇了走外向與內向并重的資本積累類型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重慶市直轄以后，一小時經濟圈的發展受到國家優惠政策的大力支持，各項產業發展更為迅速，“汽摩”的發展更具特色，并推動了出口規模的擴大，加速了一小時經濟圈的快速發展；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的經濟發展以傳統的農業方式為主，民營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城鎮化的步伐緩慢，加上交通不暢，信息閉塞，使得這些區域經濟發展處于落后狀態。

4.產業經濟發展基礎的差異性。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的工業門類較為齊全，重工業較為發達，作為我國西南地區較為重要的重工業基地，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石油化工及煉焦業和食品加工業在全國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其工業基礎要比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的實力雄厚很多。同時由于近年來，高新技術的發展，使得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內部的電子設備制造業、生物制藥等工業的發展迅速，并迅速帶動其經濟的飛速發展。

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以傳統的農業產業為基礎，服務業的發展較為落后，加上交通不便，這就使得自身具有特色的產業沒有得到良好的發揮。造成了這些地區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較為低下的現狀。

5.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與演進的差異性。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實現了較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地方政府放松了對經濟的管制，改革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與經營管理制度，實現了以市場經濟為主體資源配置功能體系；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內部之間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內部之間以及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商業貿易活動并不頻繁。這是造成這些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重慶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研究

一小時經濟圈、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之間的分工合作與市場一體化是重慶市市場經濟一體化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重慶市宏觀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也是協調重慶市“一圈兩翼”經濟區經濟發展關系的關鍵。總之，促進“一圈兩翼”經濟區的協調發展是實現區域經濟資源配置優化和市場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促使區域經濟迅猛發展的必然趨勢。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政府從產業、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方面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必要的，而且是有較為明顯的成效的。

1.產業結構調整策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現三大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必須以產業整合為重點，發揮各經濟區之間的比較優勢，形成以優勢產業為主導，各區域之間分工協作，共同發展的局面。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有著豐富的旅游產業資源，促使區域內產業結構合理組織，并使市場要素在各區域之間有效流動，以旅游產業為主導，各相關產業配套發展，既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又有利于帶動其他區域相關產業的發展，最終實現共同發展。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都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但是內部各區縣之間制造業的內部分層結構與內部結構的不同顯示出了不同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因此各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必須強調內部之間的分工協作，在產業組織結構方面要強調合理搭配，加強產業的對接與配套，延伸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

2.科技創新帶動策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科學技術能夠極大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經濟區內各行業發展的科技含量較低，生產效率低下，這樣導致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落后。比如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的農產品附加值較低，這些地區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初級產品的對外銷售，這些初級產品不僅科技含量低，而且常被購買方壓低價格，導致這些地區的收入水平較低。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這些地區的信息閉塞，某些地區的農產品往往難以找到市場，同時農產品的供給也沒有遵循市場的經濟規律，這不僅給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了障礙，而且也不利于這些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只有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促進該地區信息暢通，才能促使落后地區經濟的飛速發展，從而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3.政策支持和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經濟協整發展。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三大經濟區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市場競爭，這不僅不利于這三個區域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逐步拉大它們彼此之間的經濟差距。因此要協調好這三個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政府之間就必須打破行政壟斷，要樹立大市場、大區域、大經濟和大流通等市場觀念。各經濟區政府之間要相互協調，制定好本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同時在制定自身發展規劃時要考慮與本區域經濟發展直接關聯的其他經濟區域規劃的制定與執行。另外，政府部門要增強服務意識，搞好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政府要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積極引進外商企業發展本區域具有特色的產業。

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的市場基礎較為薄弱，基礎設施建設非常不完善。因此為了促進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建立并完善這些地區的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完善的市場基礎建設不僅能夠成為吸引投資者的一個重要原因，也為促進該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便利，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4.發揮地區優勢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解決重慶市“一圈兩翼”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是統籌制定區域空間布局，發揮地區優勢，形成合理的區域分工格局，促成產業布局的聯動發展，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正在向工業化高級階段轉換，而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還處在初級階段徘徊，短期縮小區域差異的難度較大。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必須承接好一小時經濟圈轉移下來的產業，挖掘好當地的特色產業，走農業產業化道路，達到與“一小時經濟圈”的對接與協調，推動“一圈兩翼”輻射，同時將鄰省納入重慶市經濟板塊。這樣形成一個完整的西南經濟板塊，促使區域內部之間資源優化配置，發揮地區優勢，并在區域分工體系中，達到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5.制度創新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制度能夠決定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以及未來發展的前途，一個良好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其中的原因除了該地區經濟基礎薄弱等以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該地區沒有良好的制度去推動該地區經濟的發展，制度的落后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一個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的現狀。渝東南翼與渝東北翼要探索出有利于該地區經濟長期發展的良好制度，并促使其發揮出巨大的效應，從而促使重慶市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四、結論

重慶市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直接影響到重慶市和諧社會的構建以及重慶市經濟的長期發展。本文基于重慶市區域經濟差異拉大這一現實，對重慶市區域經濟差異進行了分析，并提出解決重慶市區域經濟差異的對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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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奇.中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分析[J].管理世界，2000（4）

區域差異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 裝備制造業 子行業 省級數據

引言與文獻回顧

裝備制造業在中國是支柱產業之一，并且很多省份都將其列為本省發展的主導產業。但是裝備制造業只是一類行業的總稱，根據2002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可將裝備制造業分為7個技術特點不同的子行業。不同的省份應該根據自身的發展歷史、現狀選擇合適的子行業進行重點扶持。

通過大量的文獻整理發現前人的大多數研究都是將裝備制造業作為一個整體，其中以裝備制造業各個子行業不同特征為研究主題的文章為數不多。王章豹、孫陳（2007）采用多指標投入產出分析法和因子定權法等方法，對我國裝備制造業7個子行業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了定量測度和排序分析。向一波（2012）利用裝備制造業7個子行業2001-2009年出貨值和產業銷售值數據，對產業的對外市場需求彈性進行了動態實證研究。

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就是通過對我國裝備制造業7個子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利用省級數據，并采用Fried等（2002）提出的三階段DEA法，去除外部環境和隨機干擾對全要素生產率計算的影響，得出更加真實的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以及規模報酬的發展現狀。一方面可以對現有的文獻研究做出補充，另一方面可以為不同區域裝備制造業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由于筆者前期文獻中已經詳細介紹過三階段DEA方法（王欣、龐玉蘭，2011），所以本文對此不再累述。另外，由于內蒙古、、青海和寧夏四省區在部分子行業中數據缺失，無法進行統一分析，所以將四省剔除。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選取2010年中國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統稱省）為樣本，文中數據分別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國金融年鑒》（2011）。

子行業全要素生產率得分及排名

本文采用2010年裝備制造業7大子行業省級數據，分7次利用三階段DEA方法計算了全要素生產率。由于筆者前期文獻已經詳細介紹了三階段DEA分析法的計算過程，以及運用該方法去除外部環境和隨機干擾的必要性，所以本文直接報告第三階段得到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各種對比分析。

一方面，各個省區在不同子行業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有著較大的差異；另一方面，其全要素生產率的排名也有較大差異，具體數據見表1。因此，各地在確定裝備制造業發展方向的過程中不能夠采用撒胡椒面似的方法，對每個子行業同等對待，應該選準具有自身優勢的子行業，集中力量進行發展。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對每個省份的情況進行逐一分析，所以從表1中選擇幾個典型省份為例，說明不同子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差異較大。例如北京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的行業是通信設備和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高達1.000，說明北京在該行業處于生產技術最前沿，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而北京全要素生產率最低的行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僅為0.363，不到最優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半，說明其效率相對于生產最前沿有63.7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并且還低于全國平均值0.416。顯然，北京在制定裝備制造業發展方向時，可以重點考慮通信設備和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而可以將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放在次要位置。再例如山東在6個子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幾乎都為1.000，都處于行業生產效率領先地位，但是在儀器儀表及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僅為0.615，與生產前沿相比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還有地處西部地區的重慶市，其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高達0.847，而其他6個子行業中最高的也只是儀器儀表及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0.30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與其他子行業相比異常的高，主要得益于重慶市在摩托車行業的強勢。

同樣通過觀察表1，可以發現各省在不同子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排名也有很大變化。例如吉林省在其他6個子行業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排名都比較靠后，基本上在前二十名之后，但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卻能夠排名全國第一，憑借的就是其強大的汽車行業，所以吉林省在選擇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重點時，應該繼續突出其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強大優勢。又例如作為與上海、東北（黑龍江省、遼寧省）并稱為中國三大重大技術裝備制造基地的四川省在通用設備制造業和專用設備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排名較高，所以這兩大子行業應該成為四川重點發展的行業。

子行業全要素生產率聚類分析

通過各個子行業的聚類分析方法也進一步驗證了我國裝備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東中西梯度發展態勢。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將7大子行業都分為三大類別，其中效率較為先進地區為Ⅰ類地區，效率中等地區為Ⅱ類地區，效率低下地區為Ⅲ類地區。其中Ⅰ類地區類別中主要來自于東部地區，涵蓋了我國三大經濟增長極――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而中部地區只有河南的專用設備制造業和吉林、湖北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進入過Ⅰ類地區，西部地區只有重慶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進入。而Ⅱ類地區類別中主要東中部各省為主，同時西部的四川、陜西和廣西等地由于國家“一五”和“三線”時期在西部地區進行的大規模建設，所以擁有較強的裝備制造業基礎，有部分子行業得以進入中等類別中，其中四川表現最為穩定，有6個子行業進入Ⅱ類地區。剩余的Ⅲ類地區類別就主要來自于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基本都是我國欠發達地區，工業基礎薄弱，技術水平低下，現階段裝備制造業效率水平非常低下。具體結果見表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報告Ⅰ類地區和Ⅱ類地區，各省區市用簡稱表示。

結論及啟示

我國裝備制造業7個子行業平均全要素生產率比較低下，在排除外部環境和隨機干擾的影響后，各子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分布在0.3-0.6之間，并且不同子行業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還是有較大差異的。進一步分解，各個行業純技術效率的得分很高，都超過0.98，接近最高值1，說明在去除外部環境和隨機干擾的影響下，各子行業內部各省之間的經營管理效率都在同一層次上。全要素生產率得分低下的原因主要是規模效率普遍不高，說明各子行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關鍵的還是提高產業規模。

每個省份的不同子行業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差異較大。一方面，各個省區在不同子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數值差異較大；另一方面，其全要素生產率的排名也有較大差異。因此，各地在發展裝備制造業的過程中，應該選準具有自身優勢的子行業進行發展，這樣不僅可以集中力量發展各自不同的優勢產業，而且各省之間還可以形成產業互補，避免盲目建設，過度競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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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差異分析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生態壓力；空間溢出；空間均衡；時空差異；中國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4-0050-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08

為實現發展的持續性，人類需要不斷地從地球生態系統中獲取各種資源，從而對生態系統產生壓力［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付出高昂的生態代價。研究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之間的時空差異特征有助于理解和解決當前日趨嚴峻的人地矛盾問題。眾多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礎研究，認為區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加大了對生態系統的壓力［2］，區域發展水平與生態壓力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3］。相關的研究案例涉及到全國、省級、縣市級等各種尺度［4］；研究視角既有靜態的斷面分析［5］，也不乏動態的過程評價［6］，但從時間、空間結合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的成果不多見，對時間和空間的聯動效應關注不夠，對生態壓力的溢出效應與空間均衡問題關注也不夠。本文在測算各省區典型年份生態壓力的基礎上，探析1980年以來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之間的時空變化特征，考察不同發展水平區域生態壓力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的空間均衡格局及其變動態勢，并討論基于生態空間跨區占用的生態補償問題。

1 區域生態壓力測算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是衡量人類發展過程對生態系統所產生影響的一個熱門指標。生態足跡的計算是基于以下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人類可以確定自身消費的絕大多數資源及其所產生的廢棄物的數量；二是這些資源和廢棄物流能轉換成相應的生物生產面積（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7-8］。在生態足跡方法提出之后，研究者分別從全球、國家、地區、城市、家庭、行業、貿易、學校、個人等多個層面對人類的自然資源消費情況進行實證研究，直觀地呈現了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各種影響［4］。本文以生態足跡作為生態壓力的表征指標，具體的計算方法參閱文獻［5］，這里不再贅述。相關的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0、1985、1990、1995、2000、2005）。在數據處理中，把重慶市歸入四川省相應年份的相應變量，因此研究區域包括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不包括港澳臺。由于數據來源較為統一，可消除統計口徑不同帶來的誤差。

表1是我國1980-2005年典型年份生態壓力測算結果的特征值。從絕對量上看，各省區生態壓力最小值均出現在自治區，最大值出現在四川、山東、江蘇、廣東等省份。生態壓力均值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2 827.40萬hm2增加至2005年的10 089.06萬hm2，增長了3.57倍。標準差由1 829.43萬hm2升高至7 637.13萬hm2，增長了4.18倍。從相對量上看，人均生態壓力最小值多出現在中西部落后地區，最大值多出現在東部發達省市。2005年的人均生態壓力居全國之首，自然資源（主要是煤炭）的高強度持續開發是基本原因。與總量指標相對應，全國人均生態壓力均值也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0.996 0 hm2增加至2005年的2.468 4 hm2，標準差同步增長了2倍多。因此，與1980年以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類似，我國生態壓力的絕對量和相對量都普遍增加了，省際差異拉大趨勢也十分明顯。

2 不同發展水平區域生態壓力差異

2.1 區域發展類型劃分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和深化實施，我國的區域發展逐步駛入快車道。作為經濟發展狀況的總體體現，全國人均GDP由1980年的463元增長至2005年的14 040元，25年增長了30.32倍，年均增長14.62%。與此同時，由各種原因導致的區域差異問題也比較突出。參照世界銀行關于區域經濟的分類標準，將30個省區按全國人均GDP平均值劃分為以下4種類型：①低水平區域：人均GDP低于全國均值的50％；②中低水平區域：人均GDP界于全國均值的50-100％之間；③中高水平區域：人均GDP界于全國均值的100-150％之間：④高水平區域：人均GDP高于全國均值的150％［9］。顯然，上述4類區域的劃分界限隨全國人均GDP均值的變化而異，不同年份里同一類區域包含的省份不盡相同。

表2是1980、1985、1990、1995、2000、2005年5個年份4類區域的劃分界限和每一類區域包含的省份數量。可以看出，1980年以來4類區域的劃分界限均大幅度提高，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區域省份個數一直維持在20個左右，中高水平與高水平區域省份個數基本維持在10個左右。圖1、圖2分別反映了1980年與2005年4類區域的空間分布狀況，可以發現，在兩個代表年份里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區域主要包括貴州、甘肅、四川、云南、江西、山西、湖北等中西部省份，中高水平與高水平區域省份則主要為天津、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東部省市。

2.2 不同發展水平區域生態壓力差異

力梯度情況。從空間維度看，同一年份不同類型區域的人均生態壓力不盡相同，從低水平到高水平區域逐步增大。1980年，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與高水平區域的人均生態壓力分別為0.610 0 hm2、0.779 7 hm2、

0.916 4 hm2、1.752 9 hm2，2005年分別為2.096 0 hm2、2.175 3 hm2、2.305 1 hm2、2.943 7 hm2。其他典型年份也具有類似的升序變動特征。

從時間維度上看，4類區域的人均生態壓力總體上呈增加趨勢，但增加幅度相差很大。1980年低水平區域的人均生態壓力為0.610 0 hm2，2005年增長為2.096 0 hm2；同一時期，高水平區域的人均生態壓力由1980年的1.752 9 hm2增加到2005年的2.943 7 hm2。與1980年相比，2005年的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與高水平區域的人均生態壓力增長幅度分別為3.44倍、2.79倍、2.52倍、1.68倍，發展水平較低的區域增長幅度較大。各類區域人均生態壓力因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明顯的梯度，其原因在于較高水平區域具有相對較高的生態服務需求水平，消耗更多的資源和能源，同時也排放了更多的廢棄物，加大了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壓力［10］。

3 生態壓力空間溢出與空間均衡

3.1 生態壓力空間溢出效應

發展水平差異引起了部分區域對自然資源消耗的優勢［11-12］。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更新資源的稀缺性，較高水平區域對于資源的消耗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低水平區域利用自然資源的機會，可以看作是不同發展水平區域之間的生態空間“掠奪”，或稱之為生態壓力的“空間溢出”效應。這里借鑒文獻［13］的測算思路，通過比較各類區域內部省份人均生態壓力與全國人均生態壓力的差異，來說明省際之間生態壓力的空間溢出效應。將各區域內部諸省生態壓力溢出效應加總得到該區域溢出總效應，計算方法如式（1）所示。

TEFOi=∑(EFi j-EFaverage)（1）

式（1）中，EFi j為第i類區域內部省份j的人均生態壓力，EFaverage為全國人均生態壓力；TEFOi為第i類區域人均生態壓力空間溢出總效應。表4的計算結果表明，在所有考察年份里，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區域的生態壓力溢出效應均為負值，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區域的溢出效應均為正值。相對于1980年，2005年低水平區域的溢出負效應有所增加，中低水平區域的負效應大大強化，由0.490 5 hm2增加到2.084 6 hm2；中高水平區域和高水平區域的溢出正效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這種情況說明我國較高水

平區域對生態空間的跨區占用能力越來越強，較低水平區

域特別是中低水平區域的生態空間“被掠奪”的處境仍沒有改觀的跡象。

在我國當前的區域發展和資源稟賦格局下，盡管較高水平區域的生態產品和服務也會被較低水平區域所占用，

但生態壓力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反映為較高水平區域對

較低水平區域的生態空間占用，具體表現為低水平、中低水平區域的自然資源向中高水平、高水平區域的單向流動方面，如以、青海、內蒙古等為起點的畜產品外運，以山西、寧夏等煤炭基地為起點的“北煤南運”，以新疆為起點的“西氣東輸”，以云南、廣西、四川等為起點的“西電東送”等。

3.2 生態壓力空間均衡

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之間存在較強的空間聯系。這里借鑒經濟學中基尼系數的內涵，通過構造生態壓力空間基尼系數（簡稱生態基尼系數）來分析我國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之間的空間關聯表現及變動特征。生態基尼系數相應的洛倫茲曲線的橫坐標為GDP累積比重，縱坐標為生態壓力累積比重，計算方法如式（2）所示。

G=1-∑ni=1(Xi-Xi-1)(Yi+Yi-1) （2）

式（2）中，G表示生態基尼系數；下標i代表省份，Xi表示GDP累計比重，Yi表示生態壓力累計比重；當i=1時，Xi-1=0，Yi-1=0。參考經濟學對基尼系數的劃分方法，G0.5表示“高度不均衡”。生態基尼系數是一個負向指標，值越大，基于GDP的生態壓力空間均衡程度越低。

如圖3所示，1980、1985、1990、1995、2000、2005年我國生態基尼系數分別為0.150 0、0.136 8、0.134 2、0.173 0、0.179 9、0.247 0。可以發現，25年來生態基尼系數先降后升，總體上處于“高度均衡”和“相對均衡”狀態。

圖3 1980-2005年典型年份生態基尼系數變動

Fig.3 Change of ecological Gini coefficient in typical years,1980-2005

其中，前4個年份處于“高度均衡”區間內，2005年處于“相對均衡”區間內。相對于1980和1985年，1990年的生

態壓力空間均衡程度有所提高。此后，生態基尼系數持續升高，空間均衡程度相對降低。由于生態基尼系數反映了全國總體的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的相對空間關系，1990年以來的生態基尼系數升高勢頭值得關注，反映了我國由區域差異引致的生態空間占用不公平傾向令人擔憂。

4 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比分析1980年以來我國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時空差異特征，我們發現不同發展水平區域之間存在明顯的生態壓力梯度，發展水平越高的區域生態壓力越大，但低水平區域的生態壓力增長幅度較大；生態壓力空間溢出效應因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較大差別，高水平區域對生態空間的跨區占用能力較大，低水平區域特別是中低水平區域的生態空間“被掠奪”處境仍然沒有改觀的跡象；區域發展與生態壓力之間的空間關聯格局總體上處于“高度均衡”與“相對均衡”狀態，但1990年以來的生態基尼系數有明顯上升趨勢。

為降低各區域在生態空間占用方面存在的不均等程度，我們建議，高水平區域在不降低經濟效率和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應該繼續將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廣使用可更新能源作為重點，并從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對低水平區域（或資源輸出區）進行合理的補償。然而，要徹底解決區域之間生態空間占用的不均等性，最終還有待于全社會發展水平的顯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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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Spati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essure

YANG Zhe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