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考古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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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考古學的理解范文第1篇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考古學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考古學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學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員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弗雷德?T?普洛格，陳虹.考古學研究中的系統論[J].南方文物，2006（4）.

對考古學的理解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考古學；知識；秩序；認識型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4）02011605

一 、福柯式知識社會學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國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題思想豐富，充滿著與傳統不相銜接且存在于認識本身的“斷裂”，也就是說，他認為傳統的知識系譜學失去了連續性。愉悅、瘋癲、監獄、犯罪、性、醫學、文學、審美、人文科學誕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題，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把這些研究在《福柯》一書中總結為三個主題詞：知識（savoir）、權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脈絡如同他對歷史的看法一樣，總是存在著非連續性――如歷史并不是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具有決定論的特征，這些非連續性不僅體現于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如瘋癲、權力等），而且也體現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學），就是在這些非連續性和多元歷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構建了對知識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認識地形圖。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廣泛和富有見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諸多學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以下簡稱《詞與物》）是米歇爾?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學三部曲（其他為1963年出版的《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和1969年出版的《知識考古學》）之一。福柯的考古學既不是指一門學科，也不是要構建一種傳統的連續的線性歷史，而是一個研究領域，展示某種學科話語在一定時期產生的可能條件，呈現把不同話語事件（局部知識）和權力聯系起來的機制的橫向截面圖。福柯認為，話語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變化，他把這些條件稱作“認識型”（épistémè），理解“認識型”是理解考古學方法的關鍵。這里的話語有別于語言學的概念，是指從屬于不同領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規則的一攬子陳述。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書――被認為是自己《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兩本書的附記――卻使他名聲鵲起，享有了國際聲望。自《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之后，在20世紀70年代初，福柯認為自己的“橫向上”考古學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轉向了“縱向上”系譜學研究。由“考古學”轉向“系譜學”，其目的在于強調，在橫向閱讀話語性（即橫切面構型研究）之外，還存在著縱向閱讀我們話語體制的歷史決定的必要性。從考古學向系譜學的轉向表現為研究關鍵詞從“認識型”向“裝置”（dispositif）概念的轉換，即從“不同理論和辯論生成的可能條件”或“特定話語的裝置”向“權力的運作裝置”或“所有非話語社會活動”的轉換，從“研究話語對象”轉向了“非話語現實的實踐、策略、機構”等。由此福柯從橫向上對話語生成條件的考察轉向了縱向上的對知識與權力關系的考察。這種轉換是在“認識型”認識上的過渡和延伸，“裝置是一種比認識型更普遍的情況。或者說，認識型是一種特殊的話語裝置，它與裝置的區別在于，后者既是話語又是非話語的，它的構成元素更為混雜與復雜”[1]300。

如果考古學是對某一既定時期“知識”（savoir） 法語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譯為“知識”。在學界，福柯的savoir經常被翻譯為“知識”。福柯對兩者做了區分： connaissances與有關可認識對象的話語的構成相對應，也就是說，一種獨立于認識主體的、對客體進行合理化、辨認和分類的復雜過程；相反， savoir指認識主體在認識過程中的變化和修正過程，簡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關不同客體話語的構成，savoir是描述認識（connatre）主體在認識中的變化過程。 話語現條件（政治的、經濟的、哲學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譜學則偏重從多元性、發散、偶然的開始出發，試圖重構知識（savoir）與認識對象（客體化）及認識主體（主體化）發生關系的方法。換句話說，知識與權力構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們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學和系譜學不是去構建一個傳統的、連續的思想或觀念史。“在寫《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時候，我認為自己正在書寫科學的歷史。”然而，在《詞與物》中，他認為：“在科學的傳統史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方法：不是過多地去考慮科學的內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種探究社會事實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學實踐有一個歷史顯露過程，它包含著歷史性的存在和發展，遵循著一定數量與其內容無關的演變路徑。必須把科學的內容和組織形式問題放在一邊，來研究科學存在或一種既定科學開始存在并在社會中承擔一定數量功能的原因。這就是我在《知識考古學》中試圖界定的觀點。”[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史學特征，而且顯示了考古學主題的一致性。

考古學和系譜學分析構成了福柯研究知識、權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從系譜學出發，福柯認為存在著三種系譜學可能領域：我們自己與真理發生關系的歷史本體論，使我們構建成認識主體；與權力領域發生關系的歷史本體論，使我們構建成影響他者的主體；與道德領域發生聯系的歷史本體論，使我們構建成倫理行動者。如，《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這三者都存在，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更多涉及真理，《規訓與懲罰》涉及權力，《性史》涉及道德[3]。這種本體論與其說是在分析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性，倒不如說是在探討有關某種歷史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屬于分析歷史哲學的范疇。可以說，福柯的考古學和系譜學分析構建了一個橫向和縱向交叉的（客體化與主體化）知識、權力與自我研究的立體圖景。但就《詞與物》而言，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某種社會文化現實或知識的方法，盡管這些現實或知識在縱向層面上與權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了知識生成條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識理解格柵

“知識”（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詞。自《古典時代的瘋癲史》（1961年）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1963年）開始，他就在探求一種知識（savoir）與形成該知識的社會、經濟、歷史等條件間的關系。福柯的《詞與物》仍是在橫向維度上來思考不同科學間的關系。他的這部著作就是試圖去回答《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中已經提出的問題：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無直接溝通的科學實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根據相同形式、朝著相同方向同時發生的嬗變（transformations），這是認識論層面上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與欲望、需求和沖動可以表現在個體的話語及其行為之中不同，作為一種科學出現、發展和發揮作用的語境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科學中并不表現為科學話語的形式。換句話說，非話語組成（如經濟和社會條件）與話語組成（formations）內容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和純粹的“表達”（expressif）關系，這是考古學層面上的問題[2]160161。具體地說，在第一個問題中，福柯選擇了三個不同的、彼此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領域：語法、自然歷史和財富分析，藉此展示它們在兩個時期（17世紀中期和18世紀中期）所發生的一攬子相似的變遷，指出了知識圍繞并進行組織的三種“認識型”原則：相似性、表象和歷史性。在第二個問題中，他從考古學分析入手，試圖從這些科學構建自己對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認識主體相對該對象領域的定位方法的層面上來理解語法、自然歷史、財富分析的變遷。

福柯的 “人文科學考古學”的中心問題是“從何時開始人成為知識的對象”，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向讀者展現了在西方社會不同時期存在著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認識構型。具體地說，福柯的《詞與物》試圖借助三種科學實踐變遷（從“普通語法”到“語言學”，從“自然歷史”到“生物學”，從“財富分析”到“政治經濟學”）的比較來展示一種“認識型”的嬗變歷史，“認識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論和辯論的可能發生條件，是知識（savoir）的“歷史的先驗”或“認識場域”。在福柯看來，“在一個社會中，知識（connaissances）、哲學思想、日常觀點以及機構、商業與治安實踐、風俗習慣等，都指向一定的內在于這個社會的知識（savoir）。這種知識與在科學書籍、哲學理論、宗教辯護等中找到的知識（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這種知識（savoir）使一種理論、一種觀點或實踐成為可能”[4]498。換句話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場域”或“認識型”，它是不同知識（connaissances）產生的基礎，并影響著它們的出現。找出“認識型”就是要去發現一種“真理”――一套能夠在每時每刻讓每個人發表被看作是“真實的”（vrais）陳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體驗。

福柯認為，自古典時代以來，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現了兩次重要的認識型間斷性：“第一個間斷性開創了古典時代（大致在17世紀中葉），而第二個間斷性則在19世紀初，標志著我們的現代性的開始。” [5]13在這兩個間斷中，福柯明確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種認識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認識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異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時代的認識型，最后是現代認識型。在現代認識型中，生命、工作和語言成了研究的對象，歷史性則是現代認識型的組織參照。人們從自然歷史過渡到了生物學，從財富分析過渡到了經濟學，從語法過渡到了語言學。在這些過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認識對象：在經濟學方面，生產代替了交換；在生物學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體；在語文學方面，語言代替了話語。科學改變了性質和形式，前后之間存在著斷裂。

“在時至16世紀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識（savoir）中起著構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導文本的評注和闡釋；相似性組織著符號規則，使可見與不可見的物的認識成為可能，引導著表達藝術。”[5]32在文藝復興時期，相似性主要通過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類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戰勝了時間和空間，存在與其自身的根本關系是相似性的關系，相似性成了知識的組織原則。古典時代（17和18世紀），問題在于創造一個符號系統，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構合在一起來產生一種秩序。古典時期的認識型是通過普遍度量科學（mathesis）、分類學（taxinomia）和發生學（genèse）構合的系統來界定的，換句話說，這三個概念界定了古典時代知識（savoir）的普通構型。也就是說，在17和18世紀，普遍度量科學、分類學和發生學通過圖表（tableau）來表達知識，根據一致性和差異性來組織的物的表象 （表象使真實的存在變得可見）被秩序化于圖表，圖表成了知識（savoir）的中心，自然的歷史、語法以及貨幣科學就存在于這個圖表之中。

進入現代后，一致性的圖表開始解體，圖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場所、所有關系的發源地，知識寄存于一個新的空間、存在于歷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換句話說，在19世紀，知識的構成不再基于圖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鏈接（enchanement）和變遷（devenir），這種變遷的流變被吸取在人類學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對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圖表，而是一種有關人這種經驗個體的秩序現象，這種秩序現在從屬于物本身及其內部法則。用福柯的話說：“在這種（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顯示的對象，其顯示的是它們與人這種存在所建立的關系。這種擁有自我存在和表達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現于生命體、交換物體以及詞所騰出的空間中。生命體、交換物和詞放棄自己時至當時仍是其自然場所的表象，退縮回物的深處，根據生命、生產和語言法則回歸到自身。” [5]324也就是說，物回歸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約束中，語言及其歷史、生命及其組織和自治、勞動及其生產能力就這樣出現了。面對這種情況，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語言”留下的空間中形成了人，一個既生活、說話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說話和工作中被認識的人，即伴隨被定義話語的古典語言停止了對經驗世界的立法作用，人開始出現在19世紀。也就是在生活、語言和工作的自身回歸中，出現了人的實證性并成了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

自康德以來，人的經驗―超驗雙重特性使人文科學具有了獨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認識的主體又成了認識的客體，實現了自己的主體化和客體化。“現代思想中的所建構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著雙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實證性的基礎，而且以一種不能說是特權的方式存在于經驗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當人們決定把人當作科學對象時，人文科學還沒有出現，只有當人必須被思考和認識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時才出現了人文科學。“一般說來，人之所以成為人文科學研究對象，不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形式，而是這種生命體在自己從屬其中的生活內部構建因之而進行生活的表達，從該表達出發，人具有了表達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學實際在生活、講話和生產層面上來研究人。”[5]356人文科學不是對“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對“在實證性（鮮活的存在、勞動、說話）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該存在能夠知道“什么是生命”、“勞動及其法則意味著什么”，以及“用何種方法進行說話”等的分析[5]364。不過隨著后現代主義先驅的尼采（1844―1900）的“誰在講話”的提問和馬拉美（1842―1898）的 “詞在講話”的回答，在福柯看來，作為實證性的人因語言話語地位的回復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畫在“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被海水抹去了一樣。

這兩個重要的間斷反映了“認識型”或人文科學產生的可能條件的嬗變，換言之，不同時代的知識（connaissances）的生產有著不同的“認識型”，即不同的知識發生的可能條件，或者說，詞與物（或能指與所指）間的構合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話語實踐”格柵――在這里，話語實踐被界定為：“一系列無名的、歷史的、常常在既定時空中被確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在某個既定時期，為某給定社會、經濟、地理、語言等領域規定了陳述功能發揮作用的條件。”[5]153154

三、從象征走向現實：格柵的意義

《詞與物》的原名為《物之序》，在編輯的要求下才改成《詞與物》。《詞與物》中的秩序（ordre）是與認識型、歷史的先驗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為物的內部規律和彼此借以審視的秘密網絡而產生于物中的東西，又是只通過一種視角、關注和語言格柵才得以存在的東西；就只是在這種空白網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現出來，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靜靜地等待著自己被陳述出來的時刻。”[5]153154尋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體驗，就是“從去重新發現知識（connnaissances）和理論依據什么才成為可能；知識依據何種秩序空間才得以構成；基于何種歷史先驗、在何種實證性的元素中，觀念才得以出現、科學得以形成”[5]13的過程。從書中看到，所謂的“物之序”意味著按不同的“認識型”或 “歷史先驗 ”對物進行秩序化表述：文藝復興時期按相似性組織的物之序，在古典時代通過依據差異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圖表秩序，現代時期則因歷史性而依據變遷途徑等形成了19世紀的物之序。

總之，福柯的《詞與物》體現三種知識的組織中心：文藝復興時期的“上帝”，古典時代的“理性”（無限性）與現代時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語言將成為“知識”圍繞組織的中心而引發的人的消失。實際上，福柯的“認識型”演變也反映著西方哲學自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發展路徑：神學、理性主義、有限理性、語言學轉向。

就《詞與物》的分析來看，福柯的研究一開始就表現為對作為唯我論的、非歷史性的、自我構建的、絕對自由意識的大寫主體的批判――在福柯看來，從笛卡爾到薩特以來的法國哲學中的主體意識成了為萬物立法的尺度。他從“人之死”中來探討西方文化中知識的形成，即不參照主體地來探討知識、話語、對象領域等的形成，主體和客體都被看作構建于外部決定性基礎上的對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 “人之死”并不是來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體之死，作為大寫知識、大寫自由、大寫語言和大寫歷史來源與根本的大寫主體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學只需要進行筆錄， 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識、大寫的我和大寫的主體。在這種今天撼動我們的喧囂中，必須要認識到一個世界的誕生， 在那里，我們知道主體不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賴性，也不是絕對的本源，而是不斷地進行修正的函數”[4]788789。在這里，福柯解構了西方文化中有關人的無限性描述和大寫理性，于是歷史不再是線性的、連續的歷史，不再是不斷完善的進步，歷史變成了復數，一種出現于不同實證元素中的歷史叉。非連續、偶然、獨特性成了福柯描述歷史的特征，正是這些特征體現著西方文化“認識場域”的變遷。換句話說，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變遷，也正是這些特征成了我們理解福柯的知識、權力和自我的閱讀格柵。

雖然《詞與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們對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豐富、晦澀難懂和難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語言間的可譯阻止了人們進一步深入理解的熱情。雖然福柯在當時的法國因自己的思想發生了許多論戰，但我們無意去評判社會人文科學領域中的是非，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學之社會學”概念已經對我們有所啟發――社會學研究有著自己的不同語境。不過從經驗角度來講，研讀《詞與物》具有重要的現實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理論方面，一方面，《詞與物》提出的非連續歷史觀豐富了對歷史哲學的理解，為人們提供了理解歷史的新視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歷史觀既是一種歷史本體論，又是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另一方面，特別是， 《詞與物》中提出的“認識型”概念如同托馬斯?庫恩的“范式”一樣，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解知識變遷的框架，一種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識變遷的框架（不過這不是一種結構主義的描述），一種構合能指（詞）與所指（物）的認識格柵。

在實踐方面。一方面，在進行史學著述時，它能促使我們從不同視角和方法來思考歷史的發展和歷史的撰寫；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說：“支配一種文化的語言、知覺圖式、交流、技術、價值、實踐體系等的基本代碼，從一開始就為每個人確定了與其相關并置身其中的經驗秩序。”[5]11

福柯不斷地提醒讀者自己《詞與物》的研究語境是西方文化與西方社會，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認識場域”的變遷。這種知識社會學的啟發性意義在于，不同時代和社會存在著解讀當時知識生產的理解格柵。因此，理解福柯的“認識型”不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會的知識變遷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領會中國語境下的知識生產精神。它使我們認識到，知識的生產因歷史背景不同，會產生知識形成方式上的差異，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詞”因“話語實踐”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話語實踐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認識型”變遷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認識歷史的非連續性和不同時代知識（connaissances）有著不同的認識邏輯或文化編碼特征，話語實踐是理解能指與所指間意義指稱過程的關鍵。這種實踐的必要性在于當前的發展勢頭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趨勢以及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與轉型。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傳播的全球化。在傳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過程中，文化間的彼此認識和融合成為必要和必然的趨勢。在本土層面上，中國的社會轉型不僅體現為主體及其表達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傳播來構建一種適合“和諧社會”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這都需要理解相關知識的生產與組織原則，而福柯的“認識型”則為這種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啟發。總體來說，這種隱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識組織原則，對文化自身的生產以及不同文化間的彼此理解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參考文獻：

[1]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2]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3] JUDITH R.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M].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 A， 2002 ：38.

[4]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5] MICHEL 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 Gallimard， 1966.

Reading Grid of Knowledge： Review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analysis on the épistémè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es from his reflection on the birth of human sciences. After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ree independent sectors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wealth analysis ） in the mid17th and mid18th centuries， Foucault pointed out tha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western society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épistémès that were considered as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certain scientific discourses or different theories and debat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around some épistémè prinicples concretized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épistémè and the related discursive practices could work as “reading grid” for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This epistemology would facilitate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itself.

對考古學的理解范文第3篇

關鍵詞：考古學；地質學；李濟；丁文江；安特生

中圖分類號：K8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國人自己開始科學考古發掘的標志是1926年李濟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李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學考古的實踐人，開創了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范例，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2}李濟走向考古學之路既是個人興趣的偶然，也是時代潮流的選擇。李濟去哈佛攻讀人類學之前在《自撰簡歷》{3}的結束語中已經表明了想通過人類學和考古學來研究中國人及中國人歷史的志向。傳統教育使得他對中國的歷史有著較深的理解，哈佛人類學的培訓使得他對西方科學有著深切的體會，所以深刻領悟到在中國發展科學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學課程的學習使得他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接受過西方科學考古學的學人，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學之路的學識背景。隨著回國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動他逐漸從一位人類學家轉型到考古學家。

1923年李濟哈佛人類學博士畢業，回國應聘去了南開大學，擔任人類學、社會學教授。當時的人類學在中國是新鮮事，受到京津一帶大學和學術界很多人的關注。學生李純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響走向考古和人類學研究之路。{4}南開大學任教的經歷是他學術思想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其中的原由與地質學是分不開的，地質學及地質學家的影響是李濟今后學術路向轉型的重要因素。李濟在《中國地質學對現代中國社會人類學科的影響》一文中，就談及到地質學對中國學術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中國傳統學人只視書本為學問，“勞心”“勞力”有別的觀念，開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帶來了一套科學的工作及研究方法。這門科學代表了現代的真正的科學精神。{5}

那時人類學與地質學關系密切，田野調查及發掘的方法都來源于地質學的掘地層。在中國，地質學是最早傳入并興盛起來的現代學科之一，西方科學思想隨著地質學的傳入而逐漸為國人所知。由于政府對礦產的需求，大力發展礦業并積極聘用地質人才，因此當時京津一帶地區聚集了眾多國內外的地質學學者。那正是李濟投身學術界的初期，對于地質學來說，他算是個門外漢，但很幸運地認識了若干地質學界的朋友，與當時提倡中國地質學的幾位大師，丁文江、章鴻釗、李四光、翁文灝等都有認識，訂了學問上的交情。也認識了一批外國學者，如安特生、德日進、步達生、魏敦瑞等，他們對促進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不僅僅是在地質學上有建樹，對中國的史前考古學、人類學等也有影響，而且很多都是開創性的工作。這些人都可以稱得上是李濟的學術前輩，在學術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學理念上都給予了他影響。

在南開大學的兩年是李濟投身學術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學術轉型的醞釀期。除了中國近代學術界客觀環境的影響，另有三個人直接影響了他今后的學術路向。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創始人丁文江是對李濟影響最深的一位學者。無論在思想上，學術上，還是工作態度、精神方面，李濟都十分欽佩這位前輩大哥。初次見面兩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誼，那時剛好丁文江的興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類學，兩人很談得來。他恢宏的見解不僅使李濟看到了中國學術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給予了堅定的鼓勵和支持。相識不久就熱情得把李濟推薦給地質學界、古生物學界的一批國內外專家，且介紹入了科學社。對于一個剛剛入行的新人來說，在學術圈能廣結良師益友對其今后的發展大有裨益。回國第二年，李濟去湖北調查居民體質，就曾得到了科學社的經費資助。丁文江不但在人類學研究工作上給予了幫助，他也是李濟做科學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勸導李濟從事專門的科學研究，使其懂得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重要性。

民國十四年春天前后，發現了兩件決定李濟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約請加入他們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隊。另一是清華學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請李濟任教人類學。這兩件事的發生間隔比較近，對李濟來說都有著決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響。與弗利爾的合作得緣于一個在中國從事古物收購的美國人畢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鄭發現一雙墓道大墓，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中國考古發掘隊專門委員畢士博（C.W. Bishop）主動請求為當地政府發掘。同時北京的古物學家也云集現場，都希望有所收獲。丁文江聞知此事，湊了二百銀元經費鼓勵李濟趕赴新鄭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隨意的破壞殆盡，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經歷雖未在考古學上獲得多少意義，但在收集、研究新鄭人骨的過程中認識了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畢士博，他們是在協和醫科學校研究新鄭出土人骨時認識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濟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的頭銜以及在南開的教學工作引起了畢士博的興趣。身份和職業的特性使他對李濟有了特別的關注并代表美國弗利爾藝術館邀請李濟參加他們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隊。李濟在猶豫中經過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勵之后，從此走上了和外國考古機構的合作之路。這是李濟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了許多幫助尤其是在經濟上比別人占得了先天的優勢。相比之下，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由于合作不當，得不到足夠經費支持而難以有所做作為。雖然是中國成立的最早的考古專門機構，但不得不因此而錯失發展、壯大中國考古學的良機。{7}畢士博雖然不是個地道的考古學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濟轉向考古事業。在今后的一段很長時間里，李濟正是借著畢士博的幫助完成了在中國的一系列考古活動。這也是李濟能成功轉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基礎。

這兩件決定李濟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幫助和力薦下完成的。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合作，使李濟很是躊躇，請教了丁文江兩個問題：一、是否應該放棄教書的職業去作專門的研究工作。二、如何與外國人合作。{8}分析這兩疑問至少可以推斷出三個問題：第一，李濟盡管早有志向，但還沒有規劃好自己今后的學術路向。第二，對于專業從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與他鐘情的人類學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雖在美國生活多年，但與外國人開展國際間的學術合作還是第一次，不知道該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決了他心理上的問題，鼓勵他做研究更為重要。在與外國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著豐富的經驗，深知東西文化和人生觀的不同，勸告李濟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濟得到前輩大哥的指點，肯定了自己的選擇，與佛利爾藝術館訂立條約展開合作。至此，李濟在思想和學術方向都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華園，任教于國學院。當時二十九歲的李濟應聘清華，也是丁文江向梁啟超推薦的結果。梁啟超時任中國考古學會會長，熱心考古，他希望清華能開現代考古、人類學的課程。{9}他與清華的淵源甚深，且被邀請入國學院任導師，所以有他的推薦，李濟很順利就入了清華國學院。入清華國學院的第二年，李濟結伴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赴晉南進行考古調查并寫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調查》一文，發現了幾處古代遺存，其中在夏縣西陰村發現了彩陶，由此明確了發掘之地。夏縣西陰村的發掘也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劃下了一記重筆。這次發掘對于中國考古學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也使李濟成為首位主持中國考古發掘工作的中國人。同時也創建了現代考古學科學的田野發掘方法。他在西陰村的成功發掘使他真正從人類學轉戰到考古學。

在論及李濟的考古學之路時，還有一個人是必須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質學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請為農商部礦政顧問。和其他早期來中國的地質學家一樣，他也具有很廣的知識和興趣。在中國除了發現不少礦藏之外，還調查過華北一帶的古生物，同時還對考古學很感興趣。他是第一個在周口店發現龍骨而引起北京人的發現的學者。對中國北方一帶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發現，最為著名的是河南澠池仰韶文化的發現，證明中國有著古老的史前文化。這一系列的考古發現，讓國內學者尤其是歷史學者感到振奮人心，同時又為這些考古發現都是由外國學者發現而感到慚愧。李濟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為學人類學的他來說，后一種的感受更為強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過考古發掘來證明祖國的文明。李濟在《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中已經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國北部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國史前與文明時期的概況，正是在這樣的好奇之下促發了西陰村的發掘。{10}安特生在中國的一系列考古發掘活動,開啟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河。李濟說:“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學術上為李濟樹了一個榜樣同時也是一種激勵。安畢竟給中國人展示了一系列當時西方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養了一隊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員。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對有著國家主義意識的學人的一種激勵。清華的支持，弗利爾的資金，地質調查所的幫助――袁復禮，使得李濟順利完成西陰村發掘，這次的發掘是中國人首次自己主持發掘的科學考古活動，有著開創性的建設。也使得李濟奠定了中國科學考古學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這些才使得李濟順利入主了以科學研究為目標的史語所，在史語所的領導下安陽殷墟的科學發掘成了中國考古學學科誕生的標志。

中國傳統歷史研究的時代需求及西方科學考古學知識的傳播促使中國人開始越來越多的關注考古學，李濟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回國，初入學術圈。其早年的中國傳統教育與其后的哈佛大學人類學教育的知識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開始關注考古學。其后，李濟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啟迪下接過了考古學發展的大旗，促使中國的考古學真正走上了科學的正軌的道路。李濟也由此從人類學轉向了考古學之路，奠定了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基礎。

注釋：

{1}中國近代考古學，李濟在《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一文中，用的是“現代考古學”并介紹了其科學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點，但兩者其實一致.

{2}岱峻.李濟傳[M].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謨：《從一份自撰簡歷說起》，《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頁。“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27.年，第一章第27頁.

{5}李濟.李濟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濟傳[M].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31.

{7}陳洪波.史語所的實踐與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8}李濟.李濟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濟傳[M].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36.

對考古學的理解范文第4篇

一、手工繪圖依舊是取得考古現場第一手資料的基本方法

我國20至21世紀的考古工作與考古學研究的結果表明，迄今為止，我國考古繪圖主要依賴手工完成。不僅貫穿于考古發掘的全過程，也是當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據。

從我國考古學建立之初，傳統手工繪圖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內容，不僅在攝影技術不發達的時期，全部考古圖錄主要靠專業工作者手繪完成：“要親自動手，文物一旦露頭，……必須完成當天的考古記錄”，即使在考古學高度發展的今天，考古繪圖工作已經加入了新的技術因素，大量在現場依照實況和器物實體手工繪出的圖紙，作為現場采集的第一手資料，其價值是臨摹、修改、復制、打印等后續而成的二手資料所不能比擬的。

在攝像與電子技術高度應用于考古學領域的今天，人工對遺址現場的全景、地層、地形、遺跡及其分布的實測與繪圖，仍是保留現場信息的必要步驟，方格網等方法依舊被作為最基本的測量和繪圖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遺址和器物的原貌。現場示意圖、剖面圖是考古遺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驟。以河南焦作府城遺址發掘為例，所做的大量對遺跡的結構、分布、地層堆積、坑底細部情況繪制的平剖面圖不僅是對現場的第一手記錄，也是后續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礎，特別是對結構復雜的各墓葬、窯址等清晰的繪圖，是動態發掘過程中不可遺漏的重要證據。對其深淺層位進行精確的測繪，明確遺物的出土位置、疊壓關系，對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證，具有極重要的證明意義。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場合，現場繪圖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繪圖不斷運用于考古新領域。2010年“南澳I號”的沉船船體和文物發掘中，繪圖工作是在水下數十米深處與現場發掘同步進行，現場對考察“南澳I號”復雜的遺址堆積狀況的記錄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學界揭示南澳島水下的遺址群的概貌、探討南澳島作為海上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義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原因，傳統考古繪圖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現象時有發生。隨著大規模建設的展開，少數匆忙開發的遺址，由于缺乏專業繪圖理念，未能遵循正確的繪圖原則，往往造成第一手繪圖資料的缺失。如某些遺址的發掘，由于忽略了現場繪圖記錄，不僅缺乏寶貴的現場記錄資料，也為后續的疊壓關系研究、器物鑒定、排序與研究造成困難。

繪圖軟件的大量應用，一方面帶來繪圖工作的便捷和細致，另一方面也使人產生誤解，認為即便沒有繪畫能力，各種軟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繪圖工作。這導致傳統繪圖方法被忽略，手工繪圖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應由專門人員完成的原始資料圖由技術工人，將繪圖視為現場的簡單記錄。

問題的出現是考古工作中對繪圖工作的理解出現誤差。事實上，考古繪圖并不是單純圖錄備用，而是將現場復雜信息整理、篩選和保存的過程。特別是對地下遺物多、疊壓打破關系復雜的遺址，準確保留第一現場的必要信息，將疊壓的復雜關系正確傳遞給后續研究，沒有相應的專業知識是無法完成的。

我國長期考古工作的經驗表明，傳統手工繪圖無法取代。它不僅貫穿于20世紀近百年的中國考古，并且會在21世紀的考古發掘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二、考古繪圖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使考古繪圖有著廣闊的發展領域。在承擔野外調查、現場發掘任務之外，考古繪圖貫穿于器物整理、考古報告、現場復原全過程，并且正在不斷深入影響考古學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遺址報告中，作為三大要素之一，繪圖也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任務，是梳理和陳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幾乎所有的考古學報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圖錄，闡述考古過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發掘特征，提出新的觀點。武漢考古所等為盤龍城宋窯與商墓遺跡所做的大量清晰繪圖，清晰地表明了黃陂盤龍復雜的多層文化，為學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掘報告》的附圖包括遺址示意圖、探方圖、地層堆積剖面圖、各個時期的器物圖、紋飾圖等數百幅。而記錄600座楚墓，反映東周文化的考古報告《江陵九店東周墓》，正是其圖繪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學界的批評。

器物的修復整理，往往需要對原物預先繪圖，特別是對彩繪器物的修復，必須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詳細記錄描述器物各個部位的彩繪顏色、范圍和保存狀況”，“采用多種顏色進行繪制，詳細記錄描述每層彩繪相互之間的關系”等。在對秦俑一號坑新發現的斷裂數塊的彩繪陶俑進行搶救性處理前進行的保存原樣的繪圖，就是修復器物的規范做法。

圖文并茂是考古學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蘇秉琦以北首嶺出土雙唇口、壺罐形口與姜寨壺罐形口的比較圖提出關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論點，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述論》，以數十幅歷代城池遺址圖、地形圖論述中國都城考古的發展成就，都顯示了我國考古學家圖文并長的研究功力。

對考古學的理解范文第5篇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展的破壞。目前學術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一“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于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于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志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工作。這里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業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一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注意區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筑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據點;“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一或主要標志。如何區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范圍的內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筑。“城堡”之內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筑遺址,究明其內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的城之宮廟是什么樣子,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考古發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號宮殿建筑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于“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后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以血緣政治為主;后者商、工、農多種產業并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宮殿與史前時期的“公共建筑”有著本質不同。從布局形制上說,前者是封閉的,后者是開放的;從結構上看,前者是強調等級、突出個人的;后者是面向“大眾”的。如時代較早的偃師商城的宮殿遺址,其周圍筑有“宮城”,每座宮殿或幾座宮殿還要有單獨的圍墻;屬于夏代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一、第二號宮殿遺址各自圍筑有單獨的院墻。

”與宮廟殿堂建筑不能雜處。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是“衛君”之地,也是統治者行使權力的地方。這種“消費”性“城”需要有為其服務的民眾,但“民眾”應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謂“郭以居民”。這種“郭”可以理解為象偃師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為“城”旁之“居民區”。我們注意到,龍山時代晚期也發現了一些內外雙重城垣的城址。它們是否為“衛君”之"城”和“居民”之“郭”,還要通過進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總之,我們在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城”時,還要注意與之相關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區”遺址。它們二者是“分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