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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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第1篇
按認識規律和內在邏輯，把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觀、系統、全面地揭示出來，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學一級學科內各專業在校本科生
本科階段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學研究生
地方文博單位的業務人員
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
以1970年代中期為界，之前，中國考古學處在一個波浪式的發展階段。
之后，中國考古學則進入一個持續發展時期。
－田野考古規模不斷擴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內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來，各文化區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和譜系的建構，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軸和中心任務。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順應和指導了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這期間，各大區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學文化得以面世和確立。
以五大區系為例－中原、海岱、環太湖、江漢、燕遼地區。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學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國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問題。
此后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和研究逐漸增多。
稍前，張光直在北大、山大舉辦的系列講座，介紹了“聚落考古”等歐美考古新觀念。
在歐美“新考古學”的影響下，關于國內考古學所處階段、存在問題的討論。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辦法”正式頒布。
隨后，以區域調查和田野發掘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得以開展和實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為主的各大區系，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考古學研究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即從以年代學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為中心、以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環境、資源及其互動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考古研究轉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會，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門類的新資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進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種有用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續的工作中，獲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會的信息和資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內容，就是上述新發展和新情況的具體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進展迅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和新進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的理解、支持和實踐。
區域系統調查，在全國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實踐中結合中國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予以調整和完善。
考古發掘方面的變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會考古研究，體現在考古發掘的各個階段和層面?？梢垣@取有用信息和資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發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獲資料均為考古學研究之基礎。
在上述堅實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礎上，綜合性的考古學研究得以向更為寬廣的領域拓展。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第2篇
作為學科名稱，“音樂考古學”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現，雖然目前經常使用此詞，但會造成誤解。首先，不能總以為有一個特定的“音樂”概念存在，這對于無文字資料的社會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一種特定的音樂概念可能已經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樂美學通常是未知的。當今諸多社會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為“音樂”的組成部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希臘術語mousikē的本義，即“繆斯的藝術”，這其中也包括詩歌)。其他社會甚至沒有使用音樂和舞蹈的同義詞：阿茲特克人跳舞時“祈禱”或“伴隨著腳步歌唱”，然而器樂和聲樂則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藝術”③。“聲音的考古學”④(或“聲音考古學”⑤)是一個更客觀的、可替代的名稱，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資料未必是考古學的。從文獻資料來研究音樂傳統，基本上屬于文獻學(舊大陸)或民族歷史學(新大陸)，因為許多音樂傳統植根于歷史之中，所以民族音樂學和民族志的資料可以象考古發現那樣做相關研究。然而至今為止，還沒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學科名稱，作為“音樂考古學”⑥的變體，“考古音樂學”⑦的名稱曾受到過批評性的討論⑧。有時也見到其他的名稱，如“古樂器學”⑨、“民族音樂考古學”⑩、“音樂文獻學”(11)或“考古聲學”(12)，它們與音樂考古學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關，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研究領域。“考古舞蹈學”(13)或“舞蹈考古學”與音樂考古學研究密切相關，但一般不將它視為音樂考古學的分支。
然而，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即對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架構予以討論(見下文)但對該領域研究理論的探討卻相當缺乏。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論是研究方法的基礎，所以需要高度關注。這一問題，直到最近才受到學科發展史研究的較多重視。在本文中，我想討論音樂考古學方法論體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與人類學學科有關的理論思考。在我看來，民族音樂學、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與這些理論思考的關系更為密切，它們將有助于構成方法/理論的背景，并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論架構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樂考古學研究范式中，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贊同，音樂考古學由一系列多學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組成，其具體方法則由研究主題所依賴的資料所構成。如前所述，這些研究資料具有多樣性，它包括與音樂相關的發現和涉及音樂的歷史記載，有時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樂傳統。由人類過去的遺物可知，這些資料在類型和內容方面均存在個體差異。重要的是，為獲得實證性的結果，所有資料均應考慮以互補的方式加以比較。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均應予以同等對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已經得到許多研究的證明。分析方法的多樣性還表明，最佳的研究結果乃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獲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顯示，音樂考古學的具體研究方法會有所不同，這主要基于應用的資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總體目標上，可從音樂知識(包括“文化知識”、“樂器學知識”、“律學知識”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聲音(16)，也可從音樂表演(17)到音樂文化(18)。根據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見下文)，以及上述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我將研究的總體目標界定為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異，體現在音樂考古學家和民族音樂學家對過去的音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后者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闡述(19)，隨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過進一步探討。雖然大多數音樂考古學家傾向于研究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包括與依然存活的音樂文化做比較，但后者僅作為一種輔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樂學家雖然對考古和歷史問題感興趣，但更傾向于研究現狀并探尋其中尚存的過去的蹤跡，從而將歷史科學作為輔助的研究方法。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有價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對其交互關系的探究目前則所見不多(見下文)。
如果將現存的所有資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種普遍適用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范式。這可用一般的范式來表示(見圖)，并可作為世界范圍內個體研究的結構框架。這個范式由兩個同心圓圍繞總體目標構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為獨立研究的課題。外圈聯結著四組音樂考古材料(發聲器、音樂圖像、音樂文獻資料以及存活著的音樂傳統)，內圈是一些主要的學科，分析模式通常即從中產生(音響學、樂器學、考古學、音樂圖像學、民族音樂學、民族歷史學和文獻學)。
音樂文獻資料 文獻學 音響學 發聲器 樂器學 民族歷史學 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考古學 音樂圖像 存活的音樂傳統 民族音樂學 音樂圖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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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況各自不同，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結果也具有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每種方法要針對不同的個案研究。最為全面的研究結果只能在每項資料具有足夠的信息時才能獲得(23)，這意味著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賴的是特殊的原始資料及其互補性。材料經常是殘缺不全的，但也要作為研究的課題，因此以一種或幾種方法去處理它們通常是不夠用的。音樂傳統的年代越久遠，研究就會變得越困難；文獻資料越豐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礎就會越好(24)。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和闡釋的可能性確實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遙遠的、僅遺留有極少物質資料的音樂文化時尤其如此。
音樂考古學研究與民族音樂學
比較音樂學作為民族音樂學的前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已出現。十分顯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歷史科學(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來受到嚴厲批評的假設和臆斷之外，它與音樂考古學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標。在研究的課題領域中，比較音樂學家重視音樂的起源，他們認為這在當今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可以進行考察，并可從單線進化朝著“文明的”方向來分析音階構成和樂調體系(26)。20世紀60年代早期，作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歷史問題包含其中，民族音樂學被視為音樂人類學(Alan Merriam)，重點研究音樂在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在音樂與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過音樂和樂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這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對于歷史科學如考古學和民族歷史學的研究目標來說，這樣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價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學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樂和社會形態是特定文化認知過程的產物，在音樂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之間具有牢固的聯系。根據這種理解，音樂文化依賴于人類組織和聲音模式，聲音的生成是有組織的相互作用的結果(28)。Blacking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標是研究文化結構及其音樂之間的關系，并認為文化與人為組織起來的聲音是相互依存的。近來推斷，對音樂結構的社會文化關聯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認研究文化樣式與音樂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因為音樂從未與它的創造者的個人經驗相脫離，音樂的創造者深入地參與到廣闊的文化和歷史進程之中(30)。
當探索民族音樂學對音樂考古學的適用性時(31)，兩個學科間的一項重要結構差異便顯現出來。音樂考古學最明顯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聲機的發明為轉折點)，過去的所有音樂都消失了。然而，音響考古學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這個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決。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樂譜形式，它們很難被解讀，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譯(多數例子與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和古羅馬有關)。文獻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儀式歌曲和圣詠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歷史文獻中，表演實踐、演奏技術乃至音響風格都是相互關聯的(從不同程度的主位與客位角度觀察)?，F存的描述顯示了樂器的種類和特有的演奏姿態(遵循著不同的藝術習俗和規則)，樂器的發現至少能幫助我們重建創作音樂的構成元素(例如基音頻率、和聲、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擁有大量的音樂考古材料，結果仍是有限的，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過去的音樂在節奏和旋律結構方面均超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圍(見下節)。
另一方面，音樂表演和與其產生相互作用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民族音樂學和音樂考古學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課題。事實上，有時會有豐富的研究材料。從有關音樂發現的考古學背景，到大量的圖像和文獻記載，使我們更多地了解過去的音樂文化。在這種情形下，作為研究課題，由于資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異，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盡一致，但從研究目標來看，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是一致的。就音樂考古學而言，在將過去音樂行為的社會文化面貌呈現在面前的同時，過去的聲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夠得到復原。
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20世紀60年代早期，傳統考古學受到所謂新考古學的挑戰，新考古學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傳統考古學將出土文物的描述作為主要的研究目標。Binford和其他人轉向人類的行為和文化模式，將物質文化的解釋作為一種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質的形態范圍(32)。從考古人類學(Lewis Binford)引發的問題，關注考古學人工制品的生產技術以及它們的特定社會文化功能。即便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但這種方法對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適用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公認(33)。依我來看，新考古學有兩種方法對于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研究至關重要，即：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民族考古學
如果將考古資料與民族志資料的比較作為有價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學則是通過對當今民族事象的研究，來了解過去的文化樣式。Hodder定義了兩種不同的研究類型：考古學與民族志器物如各種工具的形制比較(關系類比)；過去與當今技術處理相似性的比較(形式類比)(34)。在民族考古學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歷史研究法，當具備歷史和文化的連續性條件時，直接比較便成為可能，而一般比較法則無需這樣的鏈接即可構建其相似性(35)。當對不同文化資料的解釋做多樣性考察時(36)，應用民族志類比方法來理解考古資料的主觀風險便可降低。
民族志類比方法對音樂考古發現的解釋相當重要，這說明它與民族音樂學研究關系密切。確實，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可以作為音樂考古學與民族音樂學之間的橋梁，但在探索它們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獲經驗并不多。直接歷史研究法在眾多個案研究中得以應用，如西班牙統治前的美洲音樂文化與當今美洲土著音樂傳統的比較(37)。但間接的比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獵采集社會與史前音樂文化的比較(38)。
盡管音樂考古學的解釋有其優長，但與后世時間跨度較大的文化做比較研究仍然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對音樂傳統做時間跨度和歷史深度的考察，在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中是最具挑戰性的分析研究。更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常常是靜態的，音樂考古學的解釋反映出這種問題，在原始材料不足時尤其如此(39)。少量樂器或圖像的發現，并不一定代表一種特定的音樂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內部和跨文化之間長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不過，即使像樂器那樣的器具，在很長的時間 內可能會保留它們的形態，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環境之中，因此會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功能和意義。一種特定的樂器形制可以傳留數千年時間，如東亞的琴箏類樂器和東南亞的弓形豎琴。但用這些樂器演奏的特定音樂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義，均可能發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在追索音樂傳統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中，對文獻和圖像資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關注過去音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義方面尤其如此。
實驗考古學
實驗考古學研究旨在運用復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樣式的手段，并通過與過去的比較，來從事考古學研究(40)。與民族考古學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詮釋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學家轉而成為行為人，通過他或她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比較實驗的價值。在被稱為模擬實驗的方法中，研究者發現了一系列與過去的經驗類似的技術變革。常見的研究課題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術對考古發掘物進行實驗性的復制。對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顯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燧石工具，能夠發出與勞動相關的特殊而有節奏的聲音。一些燧石擁有動聽的石制板體樂器的音響，即使它們不具備音樂功能，但在過去至少應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在音樂考古學研究中是適用的。有關音樂考古發現的樂器學和聲學研究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在音樂考古學中更是必不可缺。有兩種分析方法最為常見：第一，復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實驗性制造；第二，復制品的實驗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話，演奏發聲器原器。這兩種方法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發聲器的實驗性復原，往往是實驗性演奏的前提。實驗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通常是與樂器制造商和音樂家共同合作來實現的。
實驗制作過程提供了精確的樂器學信息，其所需前提條件往往是對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對材料的產地、處理以及工藝的考慮，常使用直接目測觀察和考古測量的方法(光譜學、X光照像技術、材料研究，等等)。這些分析還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識，以及制造完成后樂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跡。此外，也能夠了解樂器獨特的聲學原理。實驗方法還可通過仿真模型得以實現，即根據特定的研究對象，不必使用原材料來復制樂器(如氣鳴樂器)。
對古樂器或其復制品的試奏，能夠考察樂器的演奏技巧，并能顯示特定樂器的音響性能(若幾種樂器發現于同一考古環境當中，或圖像中描繪的是一組樂器，就要考慮它是獨奏或合奏所用)。發聲器在保存狀況較好且可演奏的條件下(如陶響器、陶笛、螺號、陶號、石制板體樂器，等等)可以用作實驗研究，而樂器殘品以及不宜演奏的樂器(如古代弦樂器)則需以復制品來進行實驗研究。與此相關的是音響空間和音響性能的研究，其中聲學?；浖?D應用程序也被應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勢和技巧以及出土樂器的聲音特性，都能通過實驗來加以重建和檢測。當涉及氣鳴樂器(例如帶指孔的骨笛、排簫或螺號)以及成套的體鳴樂器(如編磬和編鐘)時，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實驗性的演奏在音樂考古學中屬于最困難的研究方式，因為我們往往并不掌握過去音樂的特殊結構及其重要信息。再者，雖然文獻與圖像資料的有關信息有一定價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勢方面，從特定發聲器的人體生理學角度看，也會限制其演奏技巧和聲學性能，因此其真實性存在較大的差距。以笛子為例，實驗性演奏的結果不能視為特定音階或調式的證據，因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還可通過呼吸控制技術以及指孔的部分閉合等來改變音響(41)。例如，如果只是給出樂器尺八(同上)，人們可能完全不曉得日本尺八音樂，這同樣也適用于舊石器時代由禽鳥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這只不過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學案例而已。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復制品上奏出與公元前33000年樂器同樣優美的旋律。事實上，正如Nettl用一些顯著的例子所論證的那樣(42)，重建古代音階體系以及其它音樂構成要素，仍然帶有很大的推測成份。只要有相當數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過定量分析，來幫助獲得驗證的結果。然而，在大多情況下，發聲器的聲學研究并不能揭示出過去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方面的足夠信息。在聲音的再現技術產生之前，過去音樂的音響全都消失殆盡。
以往何時、如何以及為什么制造樂器并用來發音的問題，較之過去音樂的構成問題，在音樂考古學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學研究中的局限，屬于科學與藝術結合的臆測或即興發揮。顯然，這樣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樂家的想象，它相當于對音樂史的藝術化闡釋，只是簡單反映了目前我們對過去音樂的看法。
本文譯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釋：
①我基本采用兩個早期的釋義：“通過古物遺存研究作為文化的音樂”(Olsen 1990: 175)，“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考古學”(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為：archaeology of sound，譯者注。
⑤原文為：sound archaeology，譯者注。
⑥原文為：music archaeology，譯者注。
⑦原文為：archaeomusicology，譯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第3篇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臻g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空間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甘肅;文物考古;文化遺址
[中圖分類號]K8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來源基本都是科學考古發掘所得,各類文化遺址復原了歷史的風貌,然而考古學是這一切的基礎。前人在很早的時候就有關于古物、古代遺存的研究和記載,有人認為這些研究和記載其實也就是考古學的萌芽。這種看法在今天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現代意義的考古學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有自己的理論、方法和一整套的學科體系。中國古代傳統的對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稱之為金石學,它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在歐洲也有一種類似的研究,稱為古物學,古物學是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
現代考古學自產生以來,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學史上,一般認為在19世紀初期,北歐一些博物館專家提出三時代法,即把歷史分成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三時代法概念的提出,標志著現代考古學的開始?？脊艑W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建立的時間是1926年,中國人開始運用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文物和遺址的發掘、整理和研究。當時李濟先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進行考古發掘,這應當算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建立的正式標志?，F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確立不過80多年,在中國考古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這80多年的考古發現相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廣闊的領土來說,只是冰山一角。我國的考古學起步晚,但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作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現代考古學自建國以來,發展異常迅速?？脊艑W是20世紀中國所有各種學科中發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國際認可的學科之一?，F代中國考古學從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使中國考古學與其他國家的考古學存在差別,即始終和歷史學密切結合。外國考古學,特別是歐美的考古學,經常是與美術史、人類學相結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的考古學可以說是廣義的歷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考古學與歷史學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清晰地闡明了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考古學與歷史學相互配合。
甘肅有著悠久的歷史,縣的建制早于省的設置,從春秋時期開始萌芽算起,迄今已達2000余年。甘肅省是中國歷史上經濟開發,特別是農業墾殖和古代文化的發展較早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遠在2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萬年的鎮遠縣姜家灣和寺溝口的原始遺址以及距今3.8萬年的武山人遺址的發現,表明隴右地區是遠古文化的重要源頭。這些深厚的文化底蘊為甘肅的考古事業奠定了基礎。
甘肅是我國最早開展考古工作的省區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發生的地區,這里古文化遺址眾多,類型多樣。因此,國內外文博考古界始終極為關注甘肅的考古發現和成果。
以來,甘肅考古事業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大量珍貴文物進入了博物館。大地灣遺址、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被評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臨潭陳旗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的發掘先后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60年來,甘肅幾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跡遍布隴原大地,為全面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已經建立起比較清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諸多重大課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史前文化的發掘為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鮮資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謎團逐漸被破解,各個歷史時期考古成果則展示了甘肅獨特的絲路文化風貌。
建國以來,甘肅省的文物考古發掘成果按文化遺址的時間序列共分為7個部分:
一、文明曙光,絢麗彩陶――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甘肅考古成果豐碩。建國以來,先后正式發掘了秦安大地灣、王家陰洼、蘭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或墓地,不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類珍貴文物和動物骨骼,還發現了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青銅刀。基本理清了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脈絡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肅是我國古代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二、邊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時期
甘肅是我國早期青銅器發現最多的地區。考古工作者曾先后發掘了廣河齊家坪、靈臺白草坡、玉門火燒溝、臨潭磨溝等一批遺址或墓地。夏商時期的甘肅青銅文化,雖然不像中原那樣跨入了國家的門檻,但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隴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搖籃,西戎故土――春秋戰國時期
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墓地是因20世紀90年代初在禮縣發生了大規模古墓盜掘事件,而后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早期秦文化遺物。
張家川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發生盜墓事件而被發現的。該墓地出土了大量裝飾精美的隨葬車馬器和金銀飾品,對研究戰國時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關系和當時隴東南地區與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冊頁留香,木雕樸拙――秦、漢、魏晉十六國時期
秦至魏晉十六國時期的甘肅考古,有著引人注目的發現以及學術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馬灘、居延金關、敦煌懸泉等遺址出土了大批秦漢簡帛文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保存狀況之完好,均居全國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漢代木雕,雕刻技法樸拙,具有奔放粗獷、雄渾剛健的藝術感染力。高臺地埂坡仿木構之墓葬形制則為甘肅地區首次發現,也是目前所見惟一的西晉時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風,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時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長安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國力強盛、政治清明、賦役較輕,經濟文化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相繼出現了歷史上稱道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成為當時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國家。甘肅在這一時期的考古主要有慶城穆泰墓和秦安葉家堡唐墓的發掘。葬于唐開元年間的慶城穆泰墓,雖經兩次被盜,但出土隨葬品異常豐富、精美。而1965年發掘的秦安縣葉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傭、鎮墓獸等,形體碩大,釉色艷麗,是國內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薈萃,熠熠生輝――宋、西夏、金、元時期
元朝建立后,結束了從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權并立的局面,統一了全中國。這一時期,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得到了空前發展,各項手工業規模擴大,尤其是制瓷業,無論質地、釉色、式樣,還是生產規模及出口數量,都遠勝前代。宋、西夏時期的甘肅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兒灣西夏窯址和天水王家新窯宋墓等的發掘。
七、佛光佑護,眾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區考古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分為南、北二區,其中南區石窟最早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現存洞窟492個,窟內有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畫三位一體的藝術遺存。北區石窟群崖面長700余米,保存了歷代洞窟243個及原編號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對北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區洞窟的數量、形制及其性質。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計算機技術；考古學；文物保護
現代計算機技術發展極快，不僅在管理、教學、醫學、生產等活動中有了廣泛的應用，還涉足到考古學，成為了文物考古與文物保護領域中的一種常用探測、管理手段。計算機技術應用于考古學的時間很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文物考古學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文物鑒別、文物保存、文物修復以及考古資料管理整理。下面對計算機技術在考古學、文物保護領域中的應用作詳細論述。
一、計算機技術在考古資料管理中的應用
這里的考古資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須借助信息資料，如果信息資料缺少，考古依據也會隨之丟失，最終導致考古無據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業人員除了要重視考古技術之外，還要重視考古資料。為了確保考古資料的管理質量，常常會將計算機技術引入其中。國內利用計算機技術建立數據庫，后通過管理數據庫來管理考古資料。數據庫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文獻情報檢索系統
20世紀80年代，國內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發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獻情報檢索系統”，這是國內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獻數據庫。早期，該系統能夠在考古資料管理模式下正常運行，為考古文獻資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來該系統受到了“中國學術期刊網”的沖擊，到今天已經不再使用。
2、考古資料信息管理系統
考慮到人工管理不僅會耗費大量的時間，還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無法真正滿足社會對考古資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國內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門結合社會發展趨勢，在計算機應用技術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專門用來管理考古資料的信息管理系統，并在后期發展中不斷對該系統進行優化、完善，使其不僅能實現信息管理，還能進行報告編輯，為考古資料管理事業的進步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條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統
該系統的出現時間為上世紀60年代，是一種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術、計算機技術下的空間數據管理系統，能為考古學遺跡查找、探測提供幫助。國內歷史博物館對遺址進行考古時會應用到該系統，利用該系統具備的地理空間數據分析、處理技術來獲取文物的空間信息，定位文物。
二、計算機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
除了文獻資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與文物探測中也會應用到計算機技術?？脊叛芯款I域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類型學研究
類型學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領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將搜集得到的相關資料進行科學、合理的歸納，后結合歸納結果，對搜集到的各部分資料相互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類型學研究中，最終得到的分析結果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受研究人員經驗豐富性影響，研究人員經驗越豐富、研究水平越高，則得到的分析結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這種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員對資料進行分析，主觀性強，所以分析得到的結果也具有片面性特點，可能會出現分析失誤問題。如果將計算機技術引入其中，利用計算機技術對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處理，可有效避免文獻資料主觀性分析，克服分析結果片面性難題。
2、不同單位間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計算機技術
目前考古學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組典型器物組合或幾件典型器物在不同發展階段中質變環節上的特征為標準，判斷其他組合或器物與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與其共存關系的有無，建立一個遺址、一個墓地或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學意義上的分期其時間跨度多則幾百年，少則幾十年，所以屬于這種分期意義上的同屬一期的遺存之間，亦存在著絕對年代的差別。當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內部的結構發展時，就會發現屬于同一分期之內的各遺存之間的相對關系，其排列的序列等問題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計算機技術在文物保護中的應用
1、計算機斷層攝影
計算機斷層攝影主要有：X射線計算機斷層攝影（X一CT）、超聲波計算機斷層攝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計算機斷層攝影（NMR一CT）。由于CT技術的“透視”能力，使我們能對三維物體的內部結構進行精確描述，從而可以定量測定密度分布。
2、計算機輔助文物修復設計
傳統的文物修復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復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物修復者的素質。面對巨大數量的需要修復和養護的文物，傳統的手工作坊式技術、短缺的修復人才與我國文物事業的發展十分不相適應。引人現代科學技術，利用先進的技術方法，是文物修復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3、有限元分析法
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計算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數值計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離散化，即化無限為有限，以達到化難為易的目的。從物理上看，一個由無限個物質微元和結點構成的連續體，可以近似地用有限個在結構點處相互連結的單元所構成的組合體來代表。從而，可以把對連續體的分析變為對單個單元和它們的組合問題的分析。
四、結束語
計算機技術在現代考古學與文物保護領域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其不僅可單獨在考古文獻資料管理中應用，還能與其他同類技術相結合，形成一種新技術在考古研究中加以應用，為考古學的發展以及文物保護事業的進度提供源動力。在本篇文章中，筆者重點探討了計算機技術在考古文獻管理、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護三項工作中的應用，強調了計算機技術對考古學的作用于影響，得出了相關結論，希望對同行工作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騰銘予.計算機與考古學─―計算機技術在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應用[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