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和科技史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第1篇
投稿須知
1.1刊載中國考古學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論文、發掘與調查報告、書評、科技考古報告。《考古》還刊發考古簡訊及學術動態等。
1.2 刊登海內外學者的來稿。
1.3 不接受已刊發之稿件，請勿一稿兩投。
1.4 嚴守資料首發原則，不接受據未發資料撰寫的論文。
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實證主義 功能主義 過程主義 象征考古學 結構考古學
可以說，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帶著重建中國上古信史的使命傳入中國的，而且在其學科定位方面也從來沒有人將其視為獨立于歷史學之外的學科。王國維提出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傅斯年將史料分為兩類，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即實物遺存和史書文獻。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并在美國接受西方考古學教育的李濟，他的畢生心愿也是希望通過對夏商城址的發掘重建中國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國，考古學從來就被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似乎對于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界的研究者來講這樣的劃分是妥善恰當和毋庸置疑的。
將過程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所倡導的一些理論和基本方法分別運用于我國考古學對于歷史時期考古、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這是根據不同流派的理論和不同時期考古研究的特點得出的觀點。而最重要隱性根據則是以時間為軸，人類和環境相互之間此消彼長的影響。因為環境條件并非簡單地單方面對人群起作用，事實上，環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動力組合部分，它們持續的被人類的干預所改造。
一、新考古學的相關理論引入
新考古學又被稱為過程考古學，這里的過程和動力機制同義，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歷史演變的動力或原因，將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學最高目標。[1]過程考古學秉持的兩大主義是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此外，實證主義也是新考古學的一大特點。
（一）、實證主義與舊石器時代考古
眾所周知，因為距今年代相對較遠，所以舊石器時代保留至今的遺存很少。此外，由于在舊石器時代，尚處于人類的"蒙昧"時期，即使現在運用科技可以較為準確的得知當時人類的腦容量等數據，但是，那時人類的智力水平和認知能力到底發育到什么層次，現在的研究還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在目前看來，對于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國際上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對于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的考古研究；直接從考古材料入手，通過今天能夠看到的遺存，來盡可能的還原和模擬古代人類的生活；第二，就是對世界上一些社會結構較為簡單、發展速度較慢，沒有經過工業化和依然保存傳統的人群和民族進行實地考察，通過今天這些人群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來和舊石器時代相關人類遺存進行比對和分析，希望以此來破解古人類的生存密碼。這也是新考古學中運用實證主義的研究目的。我國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種方法，對于第二種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將其歸類為民族學材料。事實上，這其實自己關上了一扇可以眺望遠古的窗戶，實際上，也將實證主義拒之門外。一個存在的現象是在西方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這三門學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并相互促進的，而在我國卻人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義"與"過程主義"對新石器時代考古
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慢慢意識到，文化-歷史考古學難以勝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運轉和演變的工作，于是他們采取新的方法，對人類行為系統進行人類學和社會學調查來研究史前史。這些途徑從性質上一般被稱為功能論和過程論。傳統上，文化-歷史考古學從外部解釋變遷，將其歸因于傳播和遷移。功能和過程研究試圖從內部來了解社會和文化系統，以決定這些系統的不同部分是如何關聯，以及這些部分彼此之間是如何互動的。[2]
用簡單的詞語解釋"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話，那么可以將功能主義簡單的理解為"文化系統"，將過程主義理解為"動力機制"。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功能主義其實搭建了一座社會運轉系統的模型，而過程主義則提供了供這個系統良性運轉的動力。如果將文化系統比作一個有機體的話，功能主義構建其所需的各個子系統，然后將所有的子系統聯系在一起，合并為為一個整體；而過程主義則為這個有機體添加動力元素，讓這個有機體具有活力并健康運轉。毫無疑問，越是運用于復雜的社會，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價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講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會生態系統圖示，他提供的思路對于研究過去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二、后過程考古學相關流派觀點的借用
以劍橋大學為代表的一批考古學家開始從人類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角度來研究考古材料，關注人的能動性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他們認為，人類文化并非一種只對環境起作用的適應系統，人類思想和他們的生存環境同樣重要。人類的物質文化是由人類的思想所積極操縱，物質現象不止是對生存環境和社會結構的被動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過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關注社會和個人的意識形態對社會演變所起的作用，關注文化現象所蘊含的"思維"和"價值"。
（一）、象征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象征考古學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無關的紋飾和設計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們當時的宇宙觀，貴族如何應用奢飾品的象征性來操縱社會信仰和運用他們的權力。
象征考古學的價值在于提醒人們通過對器物本身的研究來探討其背后的意義。象征考古學對我國新時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現階段社會研究的將會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國新時代時代晚期，各個地區相繼初現了一些社會發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等。這些文化表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玉器作為"國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討的應該是這些玉器背后體現的社會意志和精神，而不僅是質地或是工藝。[4]
（二）、結構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結構考古學試圖分析考古材料之間在結構上的關系，解讀背后蘊涵的規則。結構考古學認為，許多信息并不反映在個別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組器物和遺跡現象共生的結構關系上。[5]
對于器物組合的記錄和研究，是考古學研究中的盲點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組合所蘊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單個物體所無法承載和體現的，這更加凸顯出器物組合的珍貴性和進行結構考古學的迫切性。尤其對于文字尚未出現而社會物質和精神方面發展層次卻較高的前文明社會來講，結構考古學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對巖畫、刻畫符號、動植物擺塑的分析，大到對聚落形態、墓葬制度的研究，都離不開在整體結構上的把握。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豐富，中國歷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較為細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學理論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借鑒重點應該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兩個時期。因為在當時，文明尚未起源，國家尚未出現，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國家地域和版圖。人類在整個世界中自由遷徙，文化也隨之擴散和傳播，后來隨著人類智商的發育和技能的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技術足以支撐社會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軌，并未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所以，舊石器時代和新時期時代的考古想要研究過去的人類如何生活是一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那么便需要借鑒和整合國際上相關研究，才能擴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這也是引進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 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頁。
[3]（加拿大）布魯斯?G?特里格著，陳淳譯，《考古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9頁。
[2]（美）蒂莫西?厄爾著，陳洪波、陳虹譯，《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第3篇
但由于這些遺跡、遺物年代久遠，單憑考古工作者的直觀觀察和傳統技術還不足以充分了解，應用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可以解決考古領域的重要問題，隨著各項現代分析測試技術的發展，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古物的成分、原料及其來源、制作工藝、年代等進行考察、測定和分析等問題在考古中應用已十分廣泛。
[關鍵詞]質譜分析法 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 拉曼光譜 科技考古
中圖分類號：TN5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23-0398-01
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十分普遍，其中金屬與非金屬材料研究使用的主要分析鑒定技術就包括濕化學分析方法、金相研究方法、礦相分析、掃描電子顯微鏡、發射光譜分析、原子吸收光譜分析、X射線熒光分析、X射線衍射分析；拉曼光譜、中子活化分析、電子探針顯微分析、紅外吸收光譜分析、穆斯堡爾譜分析、熱分析、同位素質譜分析等。植物、動物遺存與古環境研究使用的主要分析鑒定技術則包括光學顯微鏡-孢子和花粉分析；掃描電子顯微鏡-植硅石分析；DNA分析-動物、古人類；質譜儀-測定古人遺骨的元素和同位素組成[1]。本文將簡單介紹考古學研究中應用比較廣泛的三項現代分析技術原理及應用。
1 質譜分析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
1.1 質譜分析儀的原理
質譜分析法是通過對被測樣品離子的質荷比的測定來進行分析的一種分析方法[2]。質譜儀就是使待測化合物分子吸收能量后在離子源的電離室中產生電離，激發生成分子離子，高能量的分子離子，會按自身特有的碎裂規律分裂，變成一系列碎片離子，質譜儀會按質荷比記錄這些不同質量的離子和各種離子的數量，成為一張質譜圖。將所得質譜圖與已知質譜圖對照，就可確定待測化合物。
1.2 考古應用
質譜分析儀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最普遍的就是研究青銅器的合金成分。如在史學上所稱的“青銅時代”研究中，青銅所含有的諸多成分中，鉛具有非常重要的指示意義。自然界中鉛以204Pb、206Pb、207Pb、208Pb四種同位素的形式而存在，相對豐度分別為1.48%、23.6%、22.6%、52.3%，除204Pb為非放射成因外，其他分別由238U、235U、232Th衰變產生，在研究鉛同位素豐度變化時以204Pb作為比較基礎，測定其他各同位素與204Pb的比值[3]。通過對鉛同位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各時期、各地區的青銅器在原料、制作工藝上是有著一定差別的，通過對此類分析測試我們就可以對其進行斷代和工藝上的研究。
2 X熒光光譜儀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
2.1 X熒光光譜儀原理
初中化學我們就曾經學過所有物質都是由原子組成的，每一種化學元素，都有其特定的原子能級結構，其核外電子都以各自特有的能量在各自的固定軌道上運行。X熒光光譜儀就是通過X射線照射使內層電子激發，脫離原子能量束縛，變成自由電子，屆時，其他的外層電子便會進行所謂躍遷補位，同時以發出X射線的形式放出能量。原子能級結構都是特定的，所以釋放的X射線其能量也有一定的規律，我們將它稱為X射線[4]。X熒光光譜儀通過測量特征X射線的能量，就可以確定相應元素的種類，通過X射線光子的多少則可以測定各類元素的含量。
2.2 考古應用
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可以測定古代遺物中的成分，從而達到各種分析目的，了解當時的人類社會文化。具體來說，包括文物鑒定、文物的斷代、文物產地及其礦料來源的分析、創建古代遺存的空間坐標、文物保護的研究應用等方面[5]。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在文物保護研究中的應用，如可通過對文物材料的成分和結構的分析，參照其質地材料的有利保存環境及條件，對文物遺跡進行保護，對已破壞文物進行一定的保養。再如保存較好的文物的地下埋藏環境研究，可以通過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其埋藏環境中的土壤、地質、水文環境，從而對文物進行保護。
3 拉曼光譜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
3.1 拉曼光譜分析的原理
我們知道當一束頻率為V0的單色光射到待測物時，待測物的分子必將使入射光發生散射。部分的光只改變方向而頻率不變，而另一部分光（指散射強度為10-6～10-10的光）光的傳播方向和頻率都會發生變化，區別于激發光的頻率，這種散射我們稱為拉曼散射。拉曼散射是由于分子極化率的改變而產生的。只與分子本身有關，因而散射光與入射光之間頻率的差V即拉曼位移有一定的特殊性，這是拉曼光譜可以作為分子結構定性分析的依據[6]。
3.2 考古應用
拉曼光譜技術以其信息豐富，制樣簡單，水的干擾小等獨特的優點，并且對物體沒有破壞，需要的樣品極其微?。蛇_1μm），具有指紋性、快速性、靈敏性、簡單性等特點，所以拉曼光譜技術已廣泛應用于文物的鑒定的研究[7]。例如，對古顏料的分析，無論是存在顏料較厚、保存不完整、較潮濕等不利條件，都可以通過拉曼光譜對其進行分析，只需把所研究的顏料的拉曼光譜與各種單色顏料（需要考慮各種單色顏料的反射率）的拉曼光譜相對照分析，就可以了解當時繪畫時的情況，進而了解當時的歷史，藝術水平及技術水平。在古陶器的斷代分析方面，拉曼光譜技術能對古陶瓷進行定性分析，可用來分析文物中陶瓷的成分，進而對其進行斷代。在古玉石、古青銅器的保存環境分析應用上，通過拉曼光譜對古物表層腐蝕程度和腐蝕產物的研究，可以了解古物的年代、經歷的環境等信息。
4 結語
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在考古學方面的應用，給考古學的研究與發展帶來了重大的突破。使得文物考古更科學、更準確、更可靠。隨著更多的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在考古學方面的應用，考古學研究將進入一個更加科學、更加規范的“科技考古的時代”。
參考文獻
[1] 陳鐵梅.科技考古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 全國分析檢測人員能力培訓委員會.中國標準出版社編.液相色譜-質譜分析技術標準匯編.北京市：中國標準出版社，2013.
[3] 路蒼云.科技考古中所用到的現代儀器及分析方法.文物科技，2010，3： 26～29.
[4] 羅立強，詹秀春，李國會編著.X射線熒光光譜儀.北京市：化學工業出版社，2008.
[5] 崔強，張文元，李燕飛，范宇權，蘇伯民.文物保護與考古中能量色散型X熒光光譜儀的應用.敦煌研究.2008，6（112）：104～108.
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五次年會；環渤?？脊艑W研究；論文綜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國考古學會主辦，河北省文物局協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辦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五次年會在石家莊市召開。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考古文博機構、高等院校等團體會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成員，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機構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會議。會議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王巍研究員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詢孫士彬，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等出會開幕式，并分別致辭。大會共收到論文及摘要139篇，根據提交論文所涉及的歷史時段及研究方向，與會代表分六個小組進行了學術研討和交流。與會的專家學者本著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精神，圍繞大會主題“環渤?？脊艑W研究和其他考古學問題”展開認真研討，會議討論氣氛熱烈，收獲頗豐?，F就本次年會的主要研究內容作簡要綜述。
一、環渤?？脊艑W研究
中國考古學會年會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開，而以環渤海考古為主題的考古學會議，自1986年由蘇秉琦提出以來，已先后在長島、臨淄、大連、石家莊、天津舉行了五次，這是第六次召開。
（一）整個環渤海地區
甘才超在《環渤海地區舊石器考古及相關問題探討》中，系統介紹了環渤海地區舊石器考古發現及研究狀況，歸納出了這一區域內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一些階段性特點，并探討了該地區舊石器文化發展與自然環境演變的關系。周向永研究了環渤海背景下的遼北史前考古學文化變遷的歷程。在《環渤海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研究》一文中，霍東峰將環渤海沿岸地區劃分為六個地理單元，把該地區新石器時代劃分為三大階段五期，構建了環渤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從考古學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統三個不同的層次和角度，對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歸納和總結。段天在《夏時期環渤海地區文化互動的考古學觀察》中，對環渤海地區夏時期諸考古學文化遺存進行了梳理，將其分成環渤海地區東部的泰沂山地、膠東與遼東半島、環渤海地區東北部的下遼河平原與遼東丘陵北部、環渤海地區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區、環渤海西部和南部的華北平原等文化區域，揭示了各區域的文化結構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區域間的文化互動與交流。姚樂音的《試析渤海文化中的漢文化因素》一文，從史籍記載的思想意識形態、、社會習俗和考古資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類型等方面，展現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點探討了渤海文化中的漢文化因素。王永波認真研究了黃、渤海兩岸考古學文化與古族關系。
（二）燕趙地區
關于燕趙地區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遺存初探》中，對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進行了梳理，認為燕山南北地區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異，在較早階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來自北方地區持續影響的結果，而在相當于趙寶溝文化時期的第三期則表現出了燕山南北地區相互影響的態勢，最終燕山南麓地區逐漸脫離了筒形罐文化區。在《冀南豫北地區龍山時代早期文化初探》中，喬登云對冀南豫北地區龍山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的考古發現及研究現狀進行了梳理，探討了該遺存的文化內涵與特點、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問題。張曉崢在《試論邯鄲地區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遺存》中，將邯鄲地區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遺存分為六段，合并為早、中、晚三期：早期遺存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遺存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遺存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據夏至早商時期遺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為界，將冀中地區分為南、北二區，冀中北區夏時期存在下岳各莊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及大坨頭文化，冀中南區以南馬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地處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地帶。石磊從燕的興起與滅亡、構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闡釋了燕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和諸文化之間相互影響，不斷發展，并逐漸融合為一個整體，形成更大的統一。張星德在《西寨遺址陶器再認識――兼談趙寶溝文化起源》中，對西寨遺址出土的陶器進行了詳細分期，探討了其文化特征與趙寶溝文化早、晚期的對應關系，認為西寨遺址遺存屬于趙寶溝文化，而趙寶溝文化是興隆洼文化三期與磁山文化碰撞的結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營子文化、凌河類型新考――關于遼西地區四種考古學文化遺存性質的再認識》中，趙賓福對遼西地區四種考古學文化遺存的性質提出了新認識：富河文化是趙寶溝文化分布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一個地方類型；小河沿文化與紅山文化中晚期同時，并且是紅山文化的平民遺存；魏營子文化是高臺山文化晚期拓展到遼西地區的一個地方類型；凌河類型是雙房文化拓展到遼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個地方類型。趙曉剛在《新樂上層文化聚落形態初識》中，從對新樂上層文化遺址在分布和選址，聚落內部環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遺跡形態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總結出了新樂上層文化聚落形態的一般特點，并對其中所反映出的人類行為或社會結構等進行了探討。張翠敏在《論雙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與雙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東龍山文化強烈影響的同一文化譜系下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主體均屬于遼南土著文化系統，雙砣子一期尚未進入青銅時代。賈笑冰以近年在遼東廣鹿島小珠山、吳家村和洪子東遺址的考古發現為基礎，對遼東半島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譜系問題提出了新的認識。朱乃誠根據之前的考古發現與反映紅山文化文明化進程有關的一些考古學現象，探討了遼西地區早期文明的特點及相關問題。楊建華在《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歐亞草原的遠程交往》中，將圖瓦阿爾然大墓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進行了比較，發現兩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說明了它們可能通過技術轉讓或者文化認同的方式進行了遠程交往，但它們的起源是各自獨立的。洪猛的《淺析冀北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與玉皇廟文化的發展及其相關問題》，探析了以冀北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與玉皇廟文化發展為中心的區域文化演進、生業變化和族屬等問題。在《昌平張營遺址與周鄰早期青銅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寧對北京市昌平區張營遺址進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較其與夏家店下層、朱開溝、岳石、下岳各莊、晉中、下七垣諸考古學文化與地區的聯系，總結了張營遺址與外界交流的特點及原因。王嗣洲以遼東半島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學文化現象為基礎，分析了其文化發展的強弱態勢和內在關系。肖景全、鄭辰以撫順地區的考古資料為中心，探討了遼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相關問題。
關于燕趙地區的遺址、城址研究。王法崗、謝飛在《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層中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指出，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層內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石器工業可以歸為石片石器的工業類型，屬于中國北方以小石器為主的主工業類型，表現出很強的繼承性，體現出區域漸進的特點。盛立雙、王春雪在《天津地區舊石器材料及石器工業類型的初步研究――兼論與環渤海地區石器工業之間的關系》中，對天津地區舊石器材料及石器工業類型進行了研究，認為天津地區和泥河灣盆地、東北地區南部等環渤海地區在文化面貌上有著密切聯系，同屬于一個大的文化區，這種文化上的相似，應理解為類同，而非趨同，是某種文化特征在時空上連續分布所造成的傳播遷徙。趙春青在《動態解讀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動態變化過程，認為北福地聚落開創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臺市文物管理處介紹了邢臺任縣南宋村商周遺址的考古發掘情況。廊坊市文物管理處對廊坊地區史前遺存的發現與研究進行了梳理。張童心、王斌對河北元氏龍正遺址與漢常山郡（國）發掘所出器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龍正遺址可能為常山郡（國）周邊一處制陶作坊遺址。張守義結合考古調查資料及相關史料，對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進行了考證。白瑞杰對豐寧境內遼金時期的古城址、遺址、墓葬、塔址等進行了研究。田淑華、白瑞杰對承德遼金元時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證。陳山、劉明對遼陽、沈陽、撫順境內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規模、結構、功能和歷史沿革進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嶺寺建筑址為“廟”說》中，對金嶺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質進行了研究，認為它的年代上限當晚于龍城始建的341年，是禮制性建筑，為“慕容廟”。胡強對州的歷史沿革及其官署遺址出土的建筑遺物進行了研究。劉子龍根據平泉會州城城址的現存遺跡、城內出土的文物和標本及附近的古遺跡情況，對其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進行了研究。徐文英對燕下都和靈壽故城的異同進行了細致比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陳偉、雷建紅的《論戰國中山靈壽城的“市”》指出，《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中九號、十號夯土建筑遺跡的性質為“市”，并依據城址出土的相關遺物和遺跡，進一步探討了靈壽城內“市”產生的原因。黃信在《論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顧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并對進一步開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過對柿子灘遺址與南莊頭遺址進行細致比較，得出柿子灘遺址群可分三期的結論。
關于燕趙地區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繼紅在《玉皇廟文化青銅帶鉤研究》中，對玉皇廟文化的青銅帶鉤進行了分類及分型分式，并對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斷代進行了研究，從而總結出不同類別的幾種主要型式的帶鉤在發展演變過程中的規律性特點，并就青銅帶鉤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在《略論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中，胡傳聳考察了遼西大凌河流域的馬廠溝、北洞村、山灣子、小波汰溝等地先后發現的六處商周時代的銅器窖藏，對這六處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它們可能分別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個時期。秦進才對滿城漢墓銅器銘文紀年進行了研究。相軍在《京津冀地區兩漢諸侯王墓隨葬陶器和車馬研究》中指出，西漢中期偏早階段的仿銅陶禮器在陶器構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漢中期早段全國尚未形成明確統一的車馬隨葬制度，至西漢晚期，車馬隨葬制度逐漸統一。劉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陘盤龍冶爐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隨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體出土地點、窯口、產地、特征、窯口性質、意義等，這對進一步認識井陘窯具有重要意義，且為唐與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變和年代劃分提供了重要依據。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窯白瓷及其相關問題》認為，北宋早期定窯就已發明了覆燒工藝。在《我國北方瓷器出現及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以窯址為中心》中，王建保通過對臨漳曹村窯和鞏義白河窯等北方早期窯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認識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發展路徑，而白釉瓷器則是沿著“化妝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兩個軌跡發展。韓維龍、馮永驅在《河南境內發現宋金元時期磁州窯系瓷器的考古學觀察――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平頂山段考古發現為例》中，從種類、器形和裝飾等方面，將河南境內已發現的屬于磁州窯系的瓷器與河北觀臺磁州窯的瓷器進行了對比分析，探討了宋金元時期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問題。
關于燕趙地區墓葬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韓立森在《趙王陵陵園規制初探》中，從陵區選擇、陵園布局和形制、陵區的防御設施、陵園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趙王陵的陵園規制。成瑭重新審視了燕下都辛莊頭30號墓的年代與性質問題，認為該墓葬的年代應該在戰國晚期，墓主應該是與東北地區及朝鮮半島有密切聯系的燕國將領。滕銘予、張亮在《葫蘆溝墓地的年代及相關問題》中指出，葫蘆溝墓地的年代跨度大體上從春秋中期晚段到戰國早期，墓主很可能是與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廟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間既有很緊密的聯系，又有所區別。張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區隋唐紀年墓葬類型分析》中，從墓葬形制和神煞俑兩個方面，對唐河北道南部地區隋唐紀年墓葬的類型進行了詳細分析。郭濟橋在《河北隆堯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稱考略》中，介紹了河北隆堯唐陵的勘探成果，確定了其范圍、布局。梅鵬云在《宣化遼代壁畫墓樂舞“大曲”說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遼代壁畫墓樂舞的情況，對“大曲”說表示質疑，并提出了新見解。在《試論大興北程莊遼墓墓門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興北程莊墓地中發現的遼代墓門仿木建筑進行了探討，將墓門的建筑情況分為四型，提出墓門的結構、裝飾與墓葬的年代有關，可能是建墓時所參考的現實中的建筑有所差異造成的。張林虎對2003―2004年石臺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進行了研究。
關于燕趙地區長城研究。李文龍在《河北北部戰國燕北長城的調查與研究――兼論東周燕文化的北漸》中，對河北北部戰國燕北長城的調查與研究進行了梳理，認為燕國北長城不是以“復線”的方式修筑了南北兩條，而只有南面一條，北側的“赤北長城”是秦代所修。鄭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長城碑刻，重點從功能和形制上對其進行了分類。鄭紹宗在《河北省古代長城綜合研究》中，詳細介紹了河北近年長城調查的情況，對明代之前的長城分布、走向以及長度、形制作了具體的介紹，特別是對長度的測量已十分精確。朱永剛探討了燕秦漢長城與東北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若干問題。
關于燕趙地區動植物研究。羅運兵在《華北地區先秦時期鱷骨遺存解析》中，對鱷骨骸遺存進行了分類梳理，著重討論了鼉類在華北的生態分布及其開發利用情況，特別是有關墓葬中出土的鱷皮制品，并對相關的古史傳說（如豢龍、御龍）作了解析。高建強等在《中國家豬的起源馴化研究――來自磁山遺址古代豬遺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距今約7400年的7個古代豬遺存的考古學信息和線粒體DNA，推測黃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遺址和以南的河南賈湖遺址范圍內，可能正是中國北方地區家豬的起源馴化中心。
（三）齊魯地區
關于齊魯地區考古文化的研究。劉延常、徐倩倩在《山東地區燕文化遺存分析》中，探討了燕文化與齊魯文化的關系。在《膠東地區周代地方文化遺存》中，王富強梳理了膠東地區周代地方文化遺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門文化晚期的一些遺址雖然發現了少量齊文化的繩紋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齊文化的影響所致，齊文化真正對東方的經營應該是從西周中期開始。
關于齊魯地區遺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試論高青陳莊遺址的性質》討論了該遺址的性質，認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滅薄姑之后，將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堅守的邊防要地。高明奎、鄭同修則討論了高青陳莊西周祭壇的性質，認為它是祭祀地的社壇，城址為齊國卿大夫級的城邑，故社壇可能為“置社”。方輝從山東滕州前掌大遺址的地望、墓地延續時間入手，結合歷史文獻及海岱地區商末周初聚落形態的變遷，推斷其屬于商周時期的薛國遺存。在《營丘考疑――昌樂營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認為營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營丘，也不會是春秋時期杞國之都緣陵，營陵城營建于西漢早期，或為始建于西漢早期的營陵侯國之都城，或為北?？に鶢I建之郡城。
關于齊魯地區的器物研究。陳雪香、方輝介紹了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錦炎對齊侯子仲姜鬲進行了考證。
關于齊魯地區的鹽業考古。黨浩在《齊國制鹽業探析――從昌邑鹽業調查看起》中，依據山東省昌邑市大規模的周代鹽業遺址群的調查材料，對周代齊國的鹽業發展狀況作了細致分析。
關于齊魯地區的動植物研究。宋艷波在《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出土魚骨研究》中，運用動物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分析了山東新石器時代先民對魚的使用情況。王芬在《即墨北阡遺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結構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漁業和農耕為主、狩獵或養殖為輔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稻作農業的植物考古證據》中，對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農業才從長江流域傳播到黃河流域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作為海岱地區核心地帶的山東高地周圍8000年前的遺址中已經有稻遺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學問題
本次年會除重點討論環渤海地區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國其他地區考古學研究的諸多領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馮小波以湖北省鄖縣人遺址和廣西百色盆地那賴遺址為例，總結了南方舊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國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對世界范圍的人類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遺存進行了細致分析，認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時代”應該摒棄，重新解讀了“新石器時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時期的中國南部和東南半島的北部區域，為掌握和平工業技術的北部邊緣人群，也即我們炎黃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結論。何金龍探討了哀牢國的發展歷程，認為哀牢國在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國境內存在過的唯一由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民族建立的古國。劉曉東認為，松花江上游的遺存主要有榆樹老河深上層遺存、永吉楊屯三期遺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貫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國時期，存在鮮卑、高句麗、三種文化因素，進而對遺存中文化因素進行了分期研究，并討論了這幾處遺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與各發展階段的對應關系。劉志巖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區新石器至漢代遺存，初步建立起了該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時空框架。陳淑卿以大南溝、姜家梁、哈喇海溝墓地為例，對小河沿文化性別進行了研究，認為前人所謂的小河沿文化“社會生產男主女從、社會地位男高女低”的結論并不成立。陳祖軍通過對曲貢遺址早期遺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態、類別等方面進行了比較，重新劃分了器物類別與型式，結合器物出土層位關系、組合與型式演變趨勢，認為曲貢文化可劃分為二期三段。趙東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進取模式和統治策略，以及隱藏在背后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深層原因。
有關遺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陸永福、李文鑫通過對貴州省貞豐縣魯容鄉灑若橋史前文化遺址所獲材料進行器物分類、特征描述、對比分析，探討了該遺址的文化特性。徐長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發現為基礎，推斷老虎墩上層文化遺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類型，距今約5000―4500年左右。林強對廣西近年出土的一種極富特點的大石鏟及相關遺址進行了介紹，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選擇、加工技術、文化性質等問題。何艷杰在《商代祭祀中“毀廟”遺跡假說――從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青銅構件談起》中，對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建筑構件的實物形制、埋藏地點、廢棄原因等進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構件應該是檐飾，是人為廢棄的，廢棄原因一是因為商代可能存在“毀廟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亂”中的人為毀廟。潘玲對內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內八個與鮮卑相關的遺存年代進行了探討。魏堅、張曉瑋從古城形制和建筑規模入手，對比居延地區調查測繪的漢代邊城考古成果，認為該城始建于漢代，并是漢代這一地區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晉以后沿用。何繼英對上海志丹苑發掘的元代水閘進行了細致研究，梳理了文獻資料，對建筑工藝以及成就形成了結論。王元林對東亞早期建筑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進行了考古學考察。樓建龍對福州城市考古進行了綜述。王志剛重新審視了國內城的年代問題，認為城的始建年代應不早于4世紀。孟華平探討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以及原因。王育龍對西漢時期的儋耳郡城與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況進行了綜述，討論了兩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亞岐從考古學視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顯現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層次結構，提出它們分別是秦都城、秦城與秦邑三類。戴向明介紹了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近年發掘的主要收獲。惠夕平介紹了滎陽官莊遺址2011―2012年的重要發現。何國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遺存考古調查的初步收獲做了簡述。高大倫介紹了米倉道考古探險調查的主要收獲。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對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進行了探討。李新全通過對神樹紋瓦當造型與紋樣的研究，揭示了天圓地方、兩極、統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頭在古蜀國，而不是燕國。宮希成介紹了安徽出土的5件銅鐃，對它們的年代即“最早為商代，最晚為春秋”提出了質疑，認為應是商代晚期，并探討了銅鐃的功能，認為小鐃是用來演奏旋律的，大鐃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風雨、雷電、星辰之神器。聶菲對湖南地區楚墓所出漆器進行了全面梳理，在對楚漆器進行分區與分期的基礎上，對各區漆器的特點、區域內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進行了探討?；粑≡凇对囌摽脊虐l現的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中，對近年來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屬器進行了考古學的年代學、類型學分析，認為從進入金屬器產生和流行的時代、金屬工藝的表現形式、金屬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個方面，都與周邊地區大體上同步或僅僅稍晚，其間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軍探討了我國北方系青銅器科學價值的意義，并提出了新看法。閆介紹了長寧遺址出土的細石器，比較了它與青海史前細石器之間的異同，認為長寧遺址出土的細石器歸屬于華北細石器傳統的延續，青海齊家文化的細石器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和甘肅武威皇娘娘臺等齊家文化的細石器工業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可能代表了青海齊家文化的地域特點。韓金秋在《從靴形器看騎馬術在北方地帶的出現和擴展》中，對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紅墓葬出土的銅靴形器進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興起與北方地帶傳統的低腰皮靴沒有必然的聯系，而與騎馬術在北方地帶的興起有密切關系；高紅靴形器的出現與商周之際北方民族游動性增強的趨勢相符，以高紅墓葬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導致了此后騎馬術在北方地帶的擴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現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影響的直接反映。黃錦前在《說“盞盂”――兼論楚系盞盂的形態與功能》中，從文字和器形兩方面加以考察，認為作為器物自名的、等字，應釋作“盂”，進而主要據楚系有自名的盞的有關材料，從器物形制、自名及古書的相關記載等方面作了綜合分析，認為盞與鼎、盆及盂等器類之間有著很密切的親緣關系，盞雖系楚系銅器中所特有的器類，但其部分類型明顯受同時期中原文化的影響，在禮器中的功用與地位大致與敦、相當。院文清對仿銅漆禮器的類別、造型、組合、性質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胡金華在對已發現的西漢黃金貨幣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西漢麟形象的考證，重新對《漢書?武帝紀》中記載的西漢麟趾金進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漢代出土陶圓爐的發現與研究》中，對漢代黃河中下游地區出土的陶圓爐進行了梳理，認為陶圓爐的時空分布特點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的，同時其時空分布的變化是與漢代氣候的變化相適應的，是人們適應氣候變化的產物。梁志龍根據帶扣外部扣環的形狀，結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裝工藝等的不同特征，將高句麗帶扣劃分為四種類型。丘剛依據海南島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絲綢之路。陳杰、夏浙新從考古實證與文獻資料兩方面，對歷史時期琮的意義進行了細致研究，認為琮在傳播的過程中雖然逐漸喪失了良渚文化時期原有的宗教觀念，但是作為玉禮器之一，卻被歷史時期的文獻典籍不斷強化，成為中國玉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強、何安益根據歷年調查、發掘、研究的相關成果，從廣西永福窯田嶺窯址青瓷器所體現的工藝特征角度考察，嘗試梳理該窯址的青瓷器技術發展脈絡，認為窯田嶺窯址不應完全歸入耀州窯系。
墓葬及相關問題研究。蔣志龍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結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會結構。史黨社探究了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的意義。丁巖以咸陽原戰國秦陵園布局模式為例，認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園布局模式的新發展，漢承秦制，西漢也實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園布局形式。孫偉剛從建筑結構、特點及管理等方面論述了秦漢帝陵寢園，認為秦漢帝陵的寢園開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側西部的陵寢建筑遺址為秦漢帝陵寢園的雛形，為秦漢帝陵中結構最復雜、形制最完善的寢園建筑，并奠定了漢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寢園的形制結構。申茂盛通過對秦陵地區考古資料的梳理、整合，認為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中必須建立起陵區、陵兆域、陵園、帝陵園的概念，明晰它們各自的范圍，理清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秦始皇陵應該是四墓道的“亞”字形大墓。田正標對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變遷與越國墓葬制度的形成進行了分析。梁云對涇河上游西周時期的殷遺民墓葬進行了系統研究，指出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應是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屬部隊的軍事將領，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邊部隊的駐地范圍。郎旭峰、楊金東從土墩墓的形制與結構、隨葬品組合及其演變規律、墓葬疊壓打破關系等方面，探討了杭州蕭山柴嶺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認為這批墓葬可分為七期，年代從商代中晚期延續到春秋末至戰國初期。李東通過對自己發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對以往所謂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將其認作元代器的觀點，認為岱吉屯、歡迎磚廠墓地和扶余油田磚廠墓地均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吳松巖通過對內蒙古中部早期鮮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隨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結合相關文獻的記載，認為這些墓葬是拓跋鮮卑聯盟時期的遺存，即以拓跋鮮卑為主體，同時包含匈奴、烏丸等其他民族在內的聯盟組織，年代應該在3世紀中葉至4世紀末。吳葒對河西魏晉墓葬的照墻進行了比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趙永軍在《金墓中所見墓主人圖像釋析》中，對金墓中以壁畫、石刻等方式體現的墓主形象題材進行了排比、分析，認為對墓主人進行供養，是這類墓主人圖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內涵。王會民、馬冬青提出在中國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異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觀念的影響，埋葬時的相對位置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展現出不盡相同的特點，主要經歷了一個從葬位尊卑不明顯到右尊主流再發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長、曲折的歷史過程。
考古學和科技史范文第5篇
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境內首次發現大規模史前古墓葬群，距今四千多年，地處草原腹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受人為等因素影響，個別墓葬慘遭破壞，甚至面臨消失殆盡的境況。六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進行搶救性清理發掘。目前發掘面積已達一萬多平方米，累計清理古墓群近四百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等各類文物一千三百多件。
去年扎魯特旗南寶力皋吐新石器時代墓地在中國社科院考古學論壇上被評為「07年中國六大重要考古發現之一。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吉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南寶力皋吐墓地是研究我國史前文化的一座寶庫，其眾多重要發現填補了多項我國史前考古文化的空白。
一、被評為重要考古發現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盜墓者猖獗，粗略統計有上百座墓葬被盜掘。吉平回憶六年首次發掘古墓群現場的情形時說：「經初步調查確認，當時已知墓地面積近萬平方米，分為南北兩區。發掘歷時六十天，清理古墓葬一百四十二座，其中四十五座被盜。工作人員在發掘時均發現有被墓地打破的壕溝。經推測，壕溝內很可能是早于墓地的遺址區。吉平說，第一次挖掘出土文物近三百件，其中陶器近一百五十件，石器、骨蚌器約一百五十多件。
二、部族之間沖突較頻繁
記者在現場看到，數十人正在有序挖掘古墓葬群上的表土，幾十個一字排開的方形探方映入眼簾，恰巧幾名工作人員蹲在探方內細心地用手中的刷子來清理挖掘出陶器表面上覆蓋的泥土，而有一位考古專家則現場修復剛出土的筒形陶罐。吉平講述，墓葬數量大而且分布密集，隨葬品的風格特征基本一致，屬于同一時期、文化類型的遺存。墓葬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隨葬品多以陶筒形罐、陶壺、石斧、石飾件及骨柄石刃刀等，個別墓葬有人頭隨葬現象。吉平對此解釋稱，墓葬中不少尸骨呈現出肢解創殘的痕跡，反映出當時部落、部族之間的摩擦與沖突較為頻繁。南寶力皋吐已發現三處墓地和一處居駐址，出土物品包括一些兵器，如骨梗石刃刀、劍，石斧、石鉞和石鏃「石箭頭等，其中以石鏃數量最多。
三、人形動物陶器極罕見
南寶力皋吐墓地出土的人形陶壺和動物造型的陶器，在東北系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中實屬罕見文物。人形陶壺整體呈女性形象，面目在壺口領部，五官清晰可見，其雙手抱著肚子，形象生動逼真。吉平說，「人形陶壺在東北同一時期的其它文化遺址中屬罕有發現。此外，在眾多隨葬品中墨玉骨朵、骨梗雙石刃短劍、龜形彩陶壺、紅陶動物造型器皿等在同一時期的其它文化遺址中也極少發現。尤其墨玉制成的「骨朵，頭為五角蒺藜形，它的出土使這種兵器的出現年代向前推了至少一千年；而骨作劍身，玉為刃的兵器「骨梗雙玉刃短劍，專家認為極有可能是青銅短劍的前身，現已被內蒙古博物院收藏。
四、石器時代最完好遺址
今年已是第三次清理發掘，考古人員清理出九座完好古人類房址。此處古人類居住遺址是東北地區保存最完好的石器時代遺址，房址屬半地穴式，帶有狹長門道方形和長方形房址建筑結構，有灶、拄洞及臺階等，同時在房址內還出土了許多筒形罐和白色蚌殼飾品，在房址的旁邊，還有一個古人類用來處理廢物的圓形垃圾坑。吉平說，南寶力皋吐古墓葬「遺址群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對研究南寶力皋吐新石器時代晚期當時的社會人文風情，以及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五、擬明年建遺址博物館
南寶力皋吐古墓群的發掘，對研究新石器時期的喪葬制度、生活習俗、制陶工藝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內蒙古考古所所長塔拉說，南寶力皋吐古墓群的發現與發掘對于區分和建立東北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及同類型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目前，記者從當地政府部門了解到，為了使遺址避免遭到風、雨等自然條件的風化侵蝕，內蒙古文物考古所協同通遼市扎魯特旗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員使用了相應的科技手段將遺址進行妥善處理，并派專人進行看護。與此同時，當地政府還下撥專項資金欲在明年就地修建遺址博物館。
南寶力皋吐古墓遺址學術研討會日前在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召開。發掘該遺址的負責人，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吉平研究員等，向會議作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南寶力皋吐古墓群有多種文化并存，而在同一古墓地甚至同一墓葬中，反映了多種文化的直接聯系，這些還是聞所未聞的。
六、科研探索進展情況
2006年至2008年，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通遼市科爾沁博物館、扎魯特旗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工作隊，由吉平負責，對地處科爾沁草原深處的南寶力皋吐墓地和遺址進行發掘，2008年末，發掘工作基本結束。發掘面積總計1萬平方米，清理墓葬395座，出土各類精美隨葬品1500余件。這處墓地的發掘是迄今為止東北地區發現的位置最北，發掘面積最大，獲取材料也是最豐富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墓地。吉平在報告中指出，墓地出土隨葬品十分豐富，其中陶器的成分比較復雜，例如網紋筒形罐、高領雙耳壺、尊形器、缽等陶器具有小河沿文化特征；豎條形堆紋筒形罐、疊唇弧腹罐、復線幾何紋陶壺等陶器與遼寧偏堡子類型同類器極其相似；橫條形堆紋筒形罐、復線幾何紋鼓腹罐與東北北部嫩江流域昂昂溪諸文化的小拉哈一期遺存陶器十分相仿；抹光深腹筒形罐和形態各異的動物造型的陶器群則構成了當地自身特征的文化因素。
研究材料表明，早在5000年前，科爾沁草原就是我國古代北方先民生息繁衍的搖籃，也是重要的歷史舞臺之一。南寶力皋吐墓地的發掘證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內蒙古東部的科爾沁草原與東北地區就已發生密切接觸。在這片土地上，有史料記載的最早民族是東胡族和山戎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