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與歷史學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考古地理學；三峽考古；人文；自然
一、考古地理學的回顧與發展
“考古地理學”這一詞首先是源于日本，“Archaeological geography”（考古地理學）它介于考古學和地理學之間，是歷史地理學科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重要組織過程。它主要研究的對象就是人類發展歷史時期所處的地理環境的變化。而近幾十年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最讓人關注的就是它的研究范疇從歷史時期擴展到了無文字的史前時代，而且更深層次的延伸到了地址時期。在此考古地理學作為一門分支學科，在中國對其研究也是很有成果和活躍性的。它不同程度的對考古遺存中的發現的地理環境信息進行解析與提取，還原考古遺存中所反映的當時的人文景觀、自然環境，以此來更準確的揭示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這種影響下的變化規律。
這種利用考古資料來對地理學進行研究的歷史考古學在我國還是一個新領域，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學術的需要，近年已有學者主張在中國開張考古地理學更深意義上的研究。這充分的說明為了這是進一步完善歷史地理學、以及整個地理學科體系的積極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二、三峽考古遺址地理信息研究
長江三峽在我國大陸的中央。平均位置在310N和109。-.1IOoE附近.自西向東橫貫巫山山脈。長江三峽全長193 km，峽口是夔門，即瞿塘峽：中段為巫峽，峽巫山縣境和湖北巴東縣西部：西陵峽在巴東縣東部宜昌市南津關以西地帶。自然地理上的三峽重慶奉節至湖北宜昌間208公里的長江的沿岸地區以及此區間內長江支流所涉及的流域區。但是因為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竣工，大約有600多公里的長江干流及支流受到影響。沿岸水位抬升到黃海坐標基點的175米高度，這一區域出土的考古遺跡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以往的所有資料總和。三峽遺存種類繁多，這就有助于考古地理研究工作的開展。而在這之中，自然遺存大多可以直接客觀的反映出地理環境的準確信息，而人工遺存卻受到很多的干擾因素，只能間接的反映地理的環境信心，不夠真實與全面。
在遺址的研究與發掘中，動物遺骸是最重要的生態指示物之一。要是說植物是靜觀的自然遺存的話那么動物則是動態的自然遺存，而其中野生動物遺存的研究不僅僅可恢復古人類當時生活的環境條件，更能生動的闡述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特別是古人類生產經濟的方式與內容。比如：水生動物生活于各個時代的始終，在龍山早期的動物群幾乎都是水生脊椎動物，它們是人們的主要食物。而商代晚期則陸生哺乳類動物開始增多。到了戰國，家犬和家豬已成為了主要的飼養動物。龍山早期沒有哺乳動物，這就可以說明龍山早期的人們以捕撈水生動物為主，狩獵不發達。與之相對應的是，在麻柳沱遺址這一時期，出土了一些大型體積的陶器，這就說明當時古人類注重農業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一時期遺存出土的比較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人口還較少，聚落規模不大，對資源額利用度是有局限性的。同比可知道，漁撈相比于比較危險的狩獵來說是更容易或者穩定的收入。
麋鹿和水鹿是一種暖濕性動物，它們主要生活在河湖沼澤濕地，從商代晚期開始，山林地帶邊緣出現了灌木叢生的的溫暖濕潤地帶。與之相應的人文景觀石，隨著人口的增長，聚落面積擴大，這一時期出土的考古遺物中陶器種類多變，體型變小，火候比較高。而且從挖掘到的一切農具來看，其主是開始用于森林伐木、與耕地的石斧。
在麻柳沱遺址中還發現了制作銅器的石頭模型，這就可以知道當時已經出現銅器冶煉場所。明清開始，麻柳沱森林開始消失，已經很少可以看到獸骨，潛水魚類在減少，人們只能去打撈深水魚類。在麻柳沱遺址的先人都是以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為主，就當是那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自然資源足以維持相對穩定的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這也就反映出地理條件所導致的人們文化發展交流內向性強，交流性差的文化局面。根據相關記載，隋唐時期三峽水位波動頻繁，史料記載異常洪水近百次。這個文化面貌所體現出的在三峽中有很多反映不同時期洪水的題刻和洪痕，比如，如忠縣石刻記錄了南宋紹興23年（1153年）長江干流的特大洪水，當時水位高達158.47米，是長江歷第三位的特大洪水。南宋寶慶三年（1227年）長江干流出現了僅次于1870年的居第二位的特大洪水，忠縣碑刻記錄的當時洪水位為159.55米④。由此知道在人們文化發展的低潮觀現象有時也會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古環境的變化。
三、歷史發展下人文與自然的相互作用
遺址的形成從開始到最后的發掘，都會受到自然力和人類活動的相互作用的改變或者破壞，這樣在遺址的發掘所獲的地理景觀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這就缺少了它的準確性。就三峽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來說，它的考古遺址遭到破壞的程度要比平原地區的遺址破壞程度高的多，因為長江水域的侵蝕和雨水在近千萬年中對兩岸階地的沖蝕，并且隨著環境的惡化和人類活動日趨的加劇，這種破壞越來越嚴重。比如：三峽遺址中淤沙的遺跡原生結構已被破壞。這一現象除了明顯的有人類活動、生物、自然作用的直接作用，還體現出這三者的綜合總用，也就是人文與自然動力的相互作用結果。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活動隊遺址的保存與破壞起這個一個很大的因素。人工制作的器物有石器農具、陶瓷、骨、銅器等，自然作用也包括風雨、流水、重力、生物作用以及冰川作用。而人類活動的掘地、填埋、建筑、貨到 應用就可能造成洼地、地勢下陷等。
對于呈階梯分布狀的河流階地遺址來說，構造作用和氣候變化對其有很大的影響，比如：麻柳沱遺址地處長江干流西安高約10米的一級階地上，先存在的面積為5000平方米南北狹長的臺地，實際上麻柳沱遺址曾經的階梯面積應該很大，但是經過幾千年江水的侵蝕目前只保存這一部分。
而就遺跡原生結構的破壞來說，多來自于人為的活動，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進行的生產活動往往會對遺址的原生結構造成破壞。但是這是文化改造動力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就重慶市萬州區太龍鎮新立村的石地磅墓地遺址來說，它所有的遺跡的原生結構均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人為和自然的破壞，石地磅墓地地處于長江岸邊坡地上，為了擴充耕地面積，當地很多人為了謀生需要把坡地改為田。使得遺址中遺跡的發現第一次和第二次產生了與歷史文獻的偏差。
四、結束語
根據以上敘述，通過考古地理學與三峽考古的實踐，體現出考古地理學對今后歷史的研究起著關鍵的作用，考古地理著重研究人類、動物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強調自然和人為動力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把聚落作為中心考察他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遺存的形態是考察的首要條件，但是遺存所存在的意義是研究的主要目的。考古地理學把逝去的歷史還原，讓死板的地理變得鮮活，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進程做一良好的鋪墊。
參考文獻
[1]許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國——歷程·現狀·問題[J].華夏考古，2009（4）
[2]李凡.GIS在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展望[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8（6）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考古學 學術規范 公眾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87 文獻標識碼：A
一般認為，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北宋時出現的“金石學”，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銅禮器）和石刻為研究對象。中國考古學經過長足的發展，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并且與多個學科融會貫通，采用了一些先進的技術和高科技，如C14測年、熱釋光、衛星遙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學、材料、計算機等方面的成果，充分應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水下考古等多個專門考古分類。在教育體系中，中國的考古學一直從屬于歷史學，屬于歷史學的二級學科。2011年，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我國的學科體系進行調整，考古學正式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級學科。與此同時，隨著媒體和網絡的宣傳，一些比較有影響的電視欄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遺址現場發掘的直播，都向公眾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識，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熱潮。由此可見，中國考古學與當代社會有密切的聯系，研究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尤為必要。本文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1 正確處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
考古學雖然與狹義的歷史學都是為了研究古代人類歷史，但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
首先，兩者研究的對象即處理的材料不同。歷史學主要是處理來自過去的文獻，而考古學主要處理過去的實物遺存。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
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偽。將它們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考古學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展變化的軌跡。
科學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讀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現難以契合。②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
考古學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從生態環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 考古熱潮與田野發掘規范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
首先，在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規范考古發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掘。
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掘，做好發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
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掘中。《科技日報》提及的“文物保護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3 公眾考古學與當代社會
公眾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也稱為“公共考古學”，主要研究考古學與公眾之間的關系與溝通、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以及考古發現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響等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宣布在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村發掘的東漢大墓（即2號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學術界、媒體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激烈爭論。一項考古發現能夠引發社會各界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十分罕見的。⑨這不僅是因為曹操是中國大眾心目中比較著名的歷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熱潮關系密切，還出現了很多“質疑”曹操墓造假的聲音，迎合了民眾的獵奇心理。
中國傳統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范，而這些學術規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Z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
注釋
① 張忠培.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若干問題[J].文物，1983（5）.
② 張京華.20世紀疑古思潮回顧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陳淳.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讓材料牽著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與文物》編輯部.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訪談[J].考古與文物，2012（1）.
⑥ 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規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劉莉.“文物保護航母”開進考古現場[N].科技日報，2012-5-5（3）.
⑧ 李韻.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報，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陽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之爭的考古學思考[N].光明日報，2010-1-26（3）.
⑩ 柳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任何人都有質疑考古結論的權力[N].光明日報，2010-1-5（3）.
Z 楊雪梅.考古不再“純學術”？[N].人民日報，2010-1-24（12）.
參考文獻
[1]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4.7.
[2] 張忠培.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6.
[3] 欒豐實等.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倫福儒.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第3篇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積極參加五四，創辦《新潮》雜志，宣揚“民主”、“科學”等西方新思想、新學理，名震一時。1920年初啟程赴英國、德國留學，初攻實驗心理學，后治哲學，兼讀歷史、數學、物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比較考古學等科。1921年底回國，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后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所長一職長達三十余年，直到去世為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國考古史上多次重大發掘，如安陽殷墟、城子崖等。期間，該所繼續在西南、西北等地從事考古活動，并在整理、研究考古發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為建立科學的考古學蓽路藍縷。傅斯年倡導的“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即是建立在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他廣延人才、培植新秀，為考古學的薪火相傳嘔心瀝血，體現了一代學者對考古學的關心與重視。本文主要探討傅斯年在考古實踐，即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間對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推進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特殊貢獻，借以說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歷盡曲折，經過眾多學者長期不懈、共同奮斗的結果。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的發皇地
“傅斯年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恐怕應在于他創辦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注：楊志玖語。轉引自《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該所是從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單位，舉其犖犖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與山東、河南兩省地方政府分別組成古跡研究會，發掘了山東城子崖和兩城鎮遺址，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基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東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臺等遺址。抗戰爆發后，時局動蕩，中國東南半壁河山淪入日本之手。該所仍在大后方堅持考古發掘不輟，先后組成幾支考察團，發掘了云南大理、蒼洱地區的古代遺址，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下面僅以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心，說明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所擬定的工作計劃包括范圍相當廣泛，共列有九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以上屬歷史范圍；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以上為語言范圍。后在正式成立時合并為三組：（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設人類學，（第四組），1946年又設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分別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為各組主任。從先前把考古學納入歷史范圍，到將其與歷史學、語言學并列，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體現了傅斯年對考古學的重視，代表了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趨勢。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畢業生、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主持人李濟領導考古組，并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為考古組的口號。當時的傅斯年，剛過三十，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意氣風發，渾身充滿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展的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都有精深的認識，“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濟：《安陽一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開始了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安陽殷墟發掘。
有學者認為，仰韶村、周口店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以重建古史為目標的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注：參見張忠培：《關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事實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國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應是安陽殷墟，并以此為契機，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單位即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在這次發掘中表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
早在李濟就任考古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賓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并做了第一次試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初戰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選擇安陽殷墟，是基于“安陽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現所謂龜甲之字者。此種材料至海寧王國維先生手中，成極重大之發明。但古學知識，又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為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若僅為取得文字而從事發掘，所得者一，所損者千。……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從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理解很徹底全面。因此，李濟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發掘。比起第一次來說，這次發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學的標準，除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準確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物情況和層次之外，還要求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下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因而第二次發掘的成果更為顯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盤統籌之下，考古組排除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經濟上的資金不足，又有政治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克服，保證了殷墟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考古發掘規模的不斷擴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吸引了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來加入的吳金鼎、夏鼐、馮漢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實踐也培養了一群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包括董作賓、郭寶鈞、劉耀（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等。他們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安陽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之一。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可與十九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的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Crete 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安陽發掘活動被迫中斷。
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李濟的說法，“有三點特別值得申述：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這一點的重要常為一般對甲骨文字有興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實富有邏輯的意義。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就是沒有章太炎的質疑，（注：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近有掊得龜甲骨，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貿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科學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著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語所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讀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門人傳出來的；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于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與行列。”（注：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種重要工作的回顧》，收入《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發掘的結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強有力的聯系，為世界所矚目，引起各國考古學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漢(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極大關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親臨安陽發掘現場參觀。張光直也強調了安陽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后本世紀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于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系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啟后的作用”。（注：張光直：《安陽·序》，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及甲骨文的發現，開辟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紀元。
1937年“七七”后，安陽殷墟的發掘活動匆忙結束，從此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21萬冊圖書，大半屬于文史方面，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發掘物和金石拓片，轉移起來非常不易，而其幾次播遷，先南京、歷長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裝箱，派員押運到香港，交與商務印書館，存在九龍倉庫中。可惜，這部分珍貴的資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時，全部被炸毀了，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參加殷墟發掘的考古人員遂轉入對安陽發掘物的研究。李濟負責對安陽陶器的裝飾和器形進行詳細的研究，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靜心從事研究工作，與傅斯年的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戰時的重慶，物價飛騰，經濟十分拮據，生活尚成問題，更不用說進行調查發掘和出版學術專著了。傅斯年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參加各種學術調查和發掘活動。如大理南詔文化遺址的發現、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挖掘，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同時，他還千方百計將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經費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學術精品，其中包括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趙元任等編輯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勞干的《居延漢簡考釋》、董作賓的《殷歷譜》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所撰著的《殷歷譜》。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辭按占卜日期排列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排譜方法，從卜辭中整理出商王按嚴格規定的日程逐個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謂“五種祀典”制度。這種根據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禮制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辭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釋的重要現象，對于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傅斯年慧眼識英才，多次勸勉督促董作賓寫印《殷歷譜》，并親自籌劃印刷出版事宜。董作賓回憶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其若干字，印若干頁，需若干紙，曷早為之計，物價且飛漲也。”（注：董作賓：《殷歷譜·自序》，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關注下，董作賓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終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歷譜》，并手寫石印出版。傅斯年為這部不朽的巨著撰寫了序言。高度評價了董氏的學術成就，指出董作賓在歷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并用現代天文學關于日月食的記錄加以檢驗，澄清了商朝統治時期的順序。最后他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董作賓字彥堂）；其人必默識歷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注：傅斯年：《殷歷譜·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年。）就《殷歷譜》的學術價值而言，這種評價是絲毫不過份的。
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對此，鄧廣銘有極中肯的評述：“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斯年，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注：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傅斯年不僅在考古實踐上有突出貢獻，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樹。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蘭克(Ranke'L'von)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蘭克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提倡“科學的史學”，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客觀化，其中不能摻入一絲一毫個人的主觀見解。在蘭克看來，史學最后可以發展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高度的科學性，落到實踐的層面，則是借重語言學的知識從事考證，以史料學為史學在史料范圍的擴大和考訂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期間，在主修哲學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尤精于科學方法論。他受到兩種科學空氣的影響：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二是德國歷來引以為榮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蘭克學派在中國的積極倡導者。他在中山大學和顧頡剛一起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提出：“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恰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個分工”。（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關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這無異是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宣言書，蘭克學派的影響已初見端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結尾處，更可以明顯地地看出來：“一，把些傳統成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注：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確是蘭克學派歷史主義的基本見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再次重“申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思想：”此中皆史學論文，而名之曰‘史料與史學’者，亦自有說。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點。”。（注：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二種，《史料與史學》，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學的史學，是乾嘉考據和蘭克實證主義二者的總匯。誠如臺灣學者趙天儀所作的評價：“（傅斯年）把史學當作跟自然科學、經驗科學一樣，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以確切的方法、材料和證據來從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說是把中國的學問，尤其是史學等部門，從國故的故紙堆中引到更廣大的田野工作上，而獲得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結果”。（注：見《傅斯年思想綱要》，收入《中國前途的探索者：中國思想家》第八輯，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中的史料一詞包涵的范圍極廣，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古籍之外，還包括田野考古報告（如《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報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匯編》二種），以及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等考古人類學方面的原始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創立到1948年遷往臺灣，共出版了大量歷史、考古人類學、語言研究考著和論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項的成就最為突出。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載的考古學論文外，還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1-4冊）、《中國考古學報告（1-4冊）、《城子崖》等發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圍就含有方法論的意義。無獨有偶，李濟曾發起編寫一套《中國上古史》，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系統地說明了編撰這部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列舉了編寫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種材料：第一種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材料；第二種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發掘出來的“人類的文化遺址”；第四是體質人類學；第五是“狹義”的考古發掘出來的屬于有文字記錄時期的資料；第六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第七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注：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的共通之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這種建立在考古發掘資料之上的史料學思想，為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學的方法論，曾著有《史學方法導論》。他主張用盡可用的材料，聯系所有可以聯系的工具，把各個材料的內涵，各種材料間的關系講透徹。這里所說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應邀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在報告中，傅斯年批評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考古學離不開人類學和民族學，要注意人體測量，根據比較的方法來推測當時人類的身高及其變化。研究年代學有比較和絕對的兩種方法，用來推定發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注：參見《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講的考古學新方法，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所推崇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音韻等項，而是西方考古學中使用的地層學、年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新方法，這在總體上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歷史語言考據學是蘭克學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嚴肅謹嚴的方法與乾嘉考據大師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蘭克史學中應用歷史語言學批判考訂史料的實證主義同乾嘉考據學兩派融匯起來，構成“科學的史學”的基礎。應當說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僅是蘭克學派的部分觀點，其他如蘭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則鮮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學術交流融合最活躍的時期，西方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宣揚的實驗主義，何炳松翻譯魯濱遜(J·H·Robinson)的《新史學》等。傅斯年受到嚴謹治學精神的訓練，提倡先從專題入手，搜集、考訂史料，經過排比之后，再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敘述出來。這種風格與考古學所要求的科學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學得以建立的關鍵所在。傅斯年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學問廣博，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理論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視野開闊的集中體現。他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鑒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目廣也”。（注：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處在世界學術潮流影響下的中國考古學，更不能抱殘過守闕，固步自封，而要采納新方法，引入新理論，方能開拓考古學的美好明天。
三、余論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考古學；馬衡；李濟
近年來，關于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的爭論雖已平息，但我們對中國考古學建立的時代背景和強大的史學傳統依舊缺乏清晰的認識，特別是在對傳統金石學的繼承和西方考古學技術的應用方面。現以馬衡、李濟為中心，從考古發掘的技術層面，對他們的考古學之路進行逐一爬梳，以期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特點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馬衡生于1880年，幼時從業瀚受學。岳父葉澄衷曾資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書法、騎術等研究會的導師。同年秋，為史學系三年級講授金石課程，這也是該系自成立以來第一次開設這門課。①1922年2月，開始主持新成立的國學門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議升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鄭農民發現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馬衡獲悉后，迅速至新鄭調查出土古物地點。負責此事的工作人員向馬衡介紹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來發掘經過，“先后開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劃定范圍，南北長三丈五尺，東西寬四丈五尺，層層發掘，至三丈深，見有墓穴作橢圓形，上易明砂，中有殘骸殘玉，穴外環列各器。”②馬衡到達新鄭時，發掘己經結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舊坑北面新開一坑。馬衡根據他人所言繪一《新鄭縣發掘古器物圖》，大致標明發掘坑、墓穴、骸骨及遺物的位置。寫了《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詳細報告了新鄭銅器發現的時間、地點、經過、種類及其數量、制作材料，并繪制了圖紙，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馬衡偕同傅振倫、常惠等人，以《水經注》及順治、乾隆年間的《易水傳》為線索對燕下都作了實地調查，并于1930年組成“燕下都考古團”，對老姥臺遺址進行發掘。發掘前，馬衡與團員約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遺失或損壞；二，農民出售古物由團收買，個人不得私購；三，團員不得飲酒，每周輪流休息等。③經過一個月的發掘之后，由于“東陵盜墓案”的發生以及時局的不穩，發掘工作遂告結束。
馬衡從1919年任職北大以來，積極籌劃各種考古事宜，不過，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組織田野考古發掘。綜觀馬衡的考古學方法，我們會發現馬衡非常重視實地發掘，雖然他僅參加過一次發掘工作。馬衡注意的是地點與器物出土情形，知現在的出土地點便可推知古代何時曾稱作何地。馬衡認為實行有計劃的發掘還可以觀察出土物的種類、數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間的關系及當時的風俗制度。在數次考古調查中，馬衡都很注意這一工作。當他參觀朝鮮樂浪古墓發掘時，特意繪制了一幅棺槨布局圖。1930年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發掘包含了新的內容，即重視地層。李濟參加了此次發掘的組團會議，而在工作中具體負責地層問題的王慶昌曾于1929年春參加李濟主持的殷墟發掘，可以說燕下都發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顯受到了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殷墟發掘的啟發。
作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和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活動的負責人，“雖然，馬衡缺少現代考古學訓練，使其在考古學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畢竟受到新觀念的影響，導致他在領導北大考古學會時，總是不遺余力地提倡考古發掘，加快金石學向考古學過渡的腳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國傳統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過渡的步伐。不過民國以來的多數考古發掘，都與金石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董作賓的殷墟發掘也是如此。到李濟主持安陽發掘時，“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張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發掘是在河南安陽殷墟，因為這次發掘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正如陳淳所說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獻資料以及它在歷史學中的地位，使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成為史學傳統的延續，從而影響到史前學的視野與研究。”④殷墟發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過作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起點，恐怕還要追溯到1926年李濟在山西西陰村的考古發掘。
1925年李濟受聘于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考古學課程，并于1926年與美國佛利爾藝術館合作，對山西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階段。李濟把山西作為考古發掘的首選，是因為《史記》上講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濟到達山西之后，經過實地考察，最終決定把發掘地點定在西陰村，除了這一遺址面積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這些都表明李濟在籌劃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時候，研究目標和思路就鮮明地定格在史學范疇上，在學術定位上將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從根本上講，李濟是一個古史學家，考古學只是提供了一個進行歷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尋覓文明起源的情節和證經補史的學術定位在現代考古學邁出第一步時即已昭然”。⑤
關于李濟這次發掘方法的得失，陳星燦在《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中已經進行了詳細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贅述。總之，這是國人的首次田野考古發掘，創新之處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個坑分八“方”，分成兩排，后面一排四個面積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學采用嚴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發掘還是采用探溝法，同時李濟在發掘中還在各個探方中保留了關鍵柱，這也是一大創舉。其次，采取了“披蔥式”方法，即水平層位法來開展發掘工作，第三，李濟用“三點記載法”，詳細記載了出土物的情況，并用“層疊法”來記錄常見的遺物，在當時都應該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圖、地層圖的繪制則是由參加過仰韶村發掘的袁復禮來完成。李濟當時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經達到了比較先進的水平，雖然在操作上還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細節。當時的考古分析是沒有統一標準的，他的分類只是中國傳統分類法而不是類型學。李濟在“西陰村所實踐的考古學方法也不是當時國際上流行的考古學范例，也不是即將取代近代考古學的文化歷史考古學的范例。”但總的看來，“李濟的發掘是相當科學，它代表了20世紀20年掘的較高水平。”
李濟在安陽殷墟的發掘中，對于考古學方法的運用，是以他在西陰村的發掘方法為基礎，并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新。首先，李濟對殷墟的陶器進行研究，寫成了《殷墟陶器初論》一文。此文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是開創性的，主要表現在：1、開始對遺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過去金石學的巢窠，而進入現代考古學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學中固有名稱，結合功能原則，對考古發現中的陶器定名，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礎工作，體現出金石學對考古學的影響；3、從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與史前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年代學的探索。⑥不過李濟的陶器研究也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影響，比如說，他主張從甲骨文以及后來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來確定陶器的名稱，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與銅器比較，由銅器的名稱，推定陶器的名稱。其次，李濟對中國考古學另一重要貢獻就在于類型學方法的研究，特別是安陽殷墟第七次考古發掘開始，李濟就脫離一線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運用物理觀察和化學分析的方法對銅器進行化學分析，以確定其確切年代，然后對銅器進行成分分析，同時對這些銅器進行了分類研究，運用當時國外先進理論來進行考古學的探索。
李濟的考古學方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對西學的真義還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學者指出“李濟先生對殷墟青銅器進行研究時力圖打破宋人的命名分類體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幾個部位標以字母符號，欲建立現代考古學類型學上的分類。但是這種努力畢竟沒有從結構上根本替代舊有的分類。”⑦“由于自信，中國考古學雖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類缺乏普遍認可的類型學。”⑧作為“人類學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對西方考古學理論的運用是有別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學訓練的專家，同時他在美國也接受過人類學的訓練，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具有比較大的優勢。自從梁思永加入到考古發掘中來之后，殷墟發掘才逐漸走上了科學的軌道。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在西學東漸中產生，無論在方法技術上還是思想上都與傳統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考古學在中國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本文以馬衡和李濟兩位先生為例，對他們的考古學之路進行逐一梳理，探討他們在考古學研究中對于近代考古學技術的應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希翼對當今的考古學發展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①傅振倫：《馬衡先生傳》，《傅振倫文錄類選》，學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曉英：《從地質學到史學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3：49
③傅振倫，《燕下都考古記》，《地學雜志》，1930（4）
④陳淳：《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陳淳：《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陳洪波，《史語所的實踐與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
⑦閆志，《金石學在現代中國考古學中的表達》，《華夏考古》，2005（4）：27
⑧福爾肯霍森 著、陳淳 譯：《論中國考古學的編史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第5篇
文物與博物館學考研屬于文物與博物館學科，屬于歷史學門類；
博物館學專業是研究涉及博物館物品的陳列等諸多問題的專業。現代的博物館學一般都和考古學專業或歷史學專業設置在一起。博物館是保藏并展出有關歷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物資料或標本的一種文化機構，可以對人們進行教育和宣傳，本專業培養具備文物學、博物館學的系統知識，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機構、各類博物館和陳列展覽單位、考古部門、文物與藝術品專營單位、海關、新聞出版、教育等單位從事文物與博物館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館學高級專門人才。
（來源：文章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