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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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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范文第1篇

           

          按照區黨工委的安排部署,對照“六查六看”突出問題清單和加強作風建設重要批示精神,我認真自查,重點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方面,對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政治功能方面。一是政治敏銳性和警覺性不夠。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影響大局的小道消息,政治新聞,沒有做到積極抵制。二是黨員自豪感不夠。關鍵時刻不敢亮出黨員身份,混同于一般群眾。三是對通報的典型案例、他人的違規違紀問題沒有警醒意識。片面的認為不犯錯就和自己無關了,沒有做到警鐘長鳴。

          (二)“四個意識”方面。一是大局意識不強。有“守攤子”的思想,只看自己負責的工作,沒有從大局出發看部里的全面工作。對工作安排沒有大局意識,工作中存在隨意性,有時“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想到哪干到哪,顧此失彼,沒有計劃性考慮工作。二是責任擔當意識不強。對待工作畏難發愁,遇到難點問題不積極想法解決,而是過分依賴領導,匯報請示太多,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延誤工作時機。

          (三)“四個自信”方面。一是在學習態度上不夠認真、缺乏自覺性和積極性。不能主動學習作風建設的有關規定要求,學習僅限于推著走。二是淡化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結親連心”工作存在形式主義,滿足于完成任務,拍照留資料,沒有真正解決群眾實際困難,導致上級惠民政策沒有及時傳達給群眾。

          (四)發揮作用方面。奉行好人主義。對其他同志存在的問題不及時提醒,怕得罪人,認為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沒有做到關心、指正同事。

          (五)工作作風方面。一是調研工作浮于表面。寫調研材料時大部分依賴于基層上報的數據,很少進行實地考察,導致調研工作浮在表面,不深入、不扎實。二依賴于經驗主義。在擬定文件時,有時忽略實際情況,借鑒往年和其他縣區的數據材料,導致材料明顯漏洞或盲區。

          (六)自我要求方面。開會有遲到的情況出現,會議期間做與會議無關的事情。

          (七)形式主義方面。不能主動對照查擺,存在僥幸心理。思想上不重視導致對照檢查“走過場”,認為每年都是“老三樣”拿往年的材料應付,拿工作忙為借口,沒有真正自我剖析存在的問題。

          (八)官僚主義方面。工作中沒有考慮基層實際。特別是推進宣講工作中,沒有考慮基層工作緊任務重,有時為盡快完成任務,盲目的進行催促,態度不夠溫和的現象,也沒有及時將基層困難及時反饋給上級。

          二、原因分析

          存在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刻剖析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由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對政治學習“走過場”。停于形式,敷衍了事,在政治學習時存在應付心理,沒有把參加政治學習和主動接受思想教育作為一名黨員干部的必修課來認真對待。

          二是群眾意識的淡薄。沒有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念。沒有深刻體會“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實質,導致結親連心工作浮于表面。

          三是業務水平不高,缺乏鉆研精神。工作上沒有認真鉆研,缺乏敬業精神,常常得過且過,自認為上級領導會有指示,在業務方面存有依賴性。

          四是工作有急躁情緒。工作速度可以,但容易馬虎出小錯,責任心還需加強,工作不夠細致,不夠周到,特別是有些文件修改了以后,就急著上報,沒有仔細檢查。

          三、整改措施

          (一)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政治素質。一是增強學習主動性,特別是理論學習,提高用理論指導具體工作的能力,做到理想信念堅定,才能做好意識形態和理論武裝相關工作。二是加強對專業知識、傳媒新領域方面的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力爭成為一名優秀的宣傳干事。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范文第2篇

          關鍵詞:基于問題的二語習得;批判性思維;批判性語言習得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3)11-0086-03

          “基于問題的二語習得”(Problem-bas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簡稱PSLA)主張二語習得始于真實、源自生活、結構不良但多解的問題情境,采用小組合作協商和個體自主探究相結合的語言習得模式,不僅促使學習者自主判斷、民主確定和主動掌握目的語知識技能,還發展其自主學習策略、交際合作策略,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維和創造力,發展其應對生活和職業挑戰的素養。[1]

          一、PSLA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邏輯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指邏輯清晰嚴密的思考,包括思維過程中洞察、分析、綜合、評估及重建等過程。[2]PSLA對二語習得者批判性思維的培養以杜威經驗主義哲學的中心概念“經驗”為邏輯起點。“經驗”是主體主動參與、實施活動之后獲得的內部的主觀體會,并非被動遭受、隨機發生或膚淺觀玩,而是批判性思維參與其中的探索過程,是“有意義的經驗”。[3]因此,二語習得不能是脫離學習者生活情境的孤立講授和機械背誦的過程,PSLA必須是學習者在目的語情境中主動參與、依靠批判性思維獲得經驗和改造經驗的過程,即學習者的“教育性生長”。[3]

          PSLA以認知語言學的建構主義原則為邏輯主線。建構主義認知原則啟示我們:學習者接觸到新的目的語知識時,首先調用自己的目的語已有知識和常識進行闡釋,賦予其意義;[4]學習者通過批判性認知和探究行動進行目的語知識的創造;學習者在特定目的語情境的經驗過程中,對目的語語義和語用的理解和運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隨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發展和完善;盡管學習者個體的目的語已有知識水平、目的語技能和生活經驗各不相同,學習者群體仍有能力創造出類似的共同知識和經驗過程;學習者在與自身、生活和世界的相互關系中推理和建構認知性和概念性目的語知識;學習者不斷建構和重構持續發展的目的語知識和技能需要批判性思維的引導和監督。PSLA正是遵循這一邏輯,引導學習者在目的語情境中發現更具主體意義的“問題”,從目的語語言、語用、文化等視角為“問題”賦予意義,解構和重構個體和群體的目的語語言和文化體系。PSLA不是平面、線性的傳授和記憶過程,而是立體、螺旋上升的經驗和批判過程,批判性思維是這一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PSLA還以功能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理論為邏輯輔線。功能語言學認為所有文化都在語言中反映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元功能或純理功能(metafunction),即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際(interpersonal)功能和語篇(textual)功能。[5]社會語言學則強調,要使學習者進入有效喚醒狀態,需創設信任、民主的同伴關系和語言習得氛圍;學習者知識體系的建構與重構是在個體與自身、同伴以及情境的和諧互動中實現的;異質性學習者群體有利于發展個體的批判性思維。有鑒于此,PSLA的“問題情境”是審慎設計的,以保持對學習者適中的喚醒程度,使其自愿尋求和賦予“問題”的意義,運用批判性思維進行自我監控和自我評價,從而產生“深層次”(deep approach)、“意義取向”(meaning orientation)的二語習得。PSLA利用目的語文化的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鼓勵學習者進行批判性探究、解構和重構,鼓勵群體合作協商,要求個體與他人進行批判性協商和溝通、借鑒他人知識和觀點、學會啟發和質疑、自主選擇和反思,從而產生批判性、互動式二語習得。

          二、PSLA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過程

          批判性思維判斷三類對象的性質與價值:前提對象(“為什么”),即質疑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的有效性;內容對象(“什么”),即判斷事件描述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過程對象(“怎樣”),即監控行為、檢驗實施策略。[6]PSLA學習者不僅對這三類對象進行證據支撐性判斷,而且還進行二語習得之前的預測性批判、習得之中的行動批判和習得之后的行動及結果批判:

          第一步:定義和解釋“問題”。PSLA呈現的問題情境有關目的語國家與自己國家的社會文化差異,能激發學習者的好奇天性,自然喚醒與該情境相關的目的語已有知識。借助群體的批判性思維,PSLA小組交流、確定成員最感興趣、最具爭議或疑惑最多的群體性“問題”,判斷其語義、語用及文化范疇。小組繼而對已有目的語知識和“問題”之間的“空缺”進行分析和概括,據此提出假設性解決方案,判斷和確定初步方案所需證據(新的目的語知識),即本次二語習得的研究內容。可見,PSLA學習者對“什么”(即情境中生成的問題)進行洞察、提煉和評估,并對“為什么”(小組問題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疇)進行分析、預測和判斷,發展了對內容對象的預測性批判。

          第二步:自主探究。PSLA小組民主協商,確定各成員負責收集的新目的語信息。學習者獨立自主地判斷獲取所需目的語知識的材料和收集方式,判斷新知識與“問題”的相關性,據此進行篩選和整理,最后歸納、整合新知識,將其內化到個體性目的語知識體系中。可見,PSLA學習者個體對“什么”(包括問題和證據)和“為什么”(證據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疇)進行的批判性預測和檢驗,進一步發展了對前提對象和內容對象的行動中的批判性思維。

          第三步:重構目的語知識體系。PSLA的自主探究和群體協商是交替進行、循環往復的,[7]學習者須驗證和完善自己所收集的證據(新的目的語知識),以便說服他人;還要質疑和評判他人所收集證據,才能使群體協商判斷和允準有效的新證據,解構、擴充、修正、重構個體和群體的目的語知識體系。此間,學習者不僅對“什么”(問題和證據)和“為什么”(前提、適用性和有效性)進行重構和批判,還對“怎樣”(二語習得過程)進行分析、評價和調整。PSLA進一步滋養了學習者個體和群體針對前提、內容和過程對象的行動中的批判性思維。

          第四步:評價和反思。PSLA小組評價群體合作和個體自主探究是否有效,回顧如何逐漸認識到更全面、立體的“問題”,如何形成“問題”的最終方案,即反思語言習得的生成過程。[8]學習者還要評判本次PSLA自主探究策略、群體合作策略和批判策略,以使下次PSLA更加順暢、富有成效。他們質疑“什么”,在認知意義視界里對內容對象進行批判;他們自問“怎樣”,在社會語言意義視界里對過程對象進行批判;他們設問“為什么”或“如果……會怎樣”,在心理意義視界里對前提進行前提性、預測性的批判。可見,PSLA鼓勵學習者對行動及結果進行批判,培養其更高層次、元認知意義上的批判性思維。

          概言之,PSLA循序漸進地促使學習者經驗和剖析二語習得過程,自我監控、判斷和獲取目的語知識,在發展批判性思維方面承享更多的自和責任感。

          三、結語

          PSLA不僅使二語習得者“對假定的知識形態(包括其支持性理論根據)進行積極的、持續的、謹慎的思考,并得出進一步推論”,[3]而且使二語習得成為學習者“受到經驗的觸發時,在變化了的概念視界中創造和闡明自身和結果的意義,并在頭腦中對關注的事物進行檢驗和探索的過程”。[9]可以說,PSLA是一個培養和應用批判性思維的語言習得過程,是二語習得者對龐雜的目的語知識和文化信息所做的批判性探究。換言之,二語習得主體對結構不良的語言情境和主體自洽的習得行為進行自主探究和協商反思,[10]這一認知過程是以批判性思維為基礎的,因此,“基于問題的二語習得”是一種批判性語言習得模式。

          參考文獻:

          [1]丁曉蔚.“基于問題的學習”教育價值之我見[J].現代教育科學,2010,(6).

          [2]中文維基百科[EB/OL].http:///wiki/%E6%89%B9%E5%88%A4%E6%80%A7%E6%80%9D%E7%BB%B4,2011-12-15.

          [3]Dewey,J.How We Think[M].New York:Heath,1933.

          [4]Hendry,G.D.Frommer,M.& Walker,R.A.Constructivism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J].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1999,(23).

          [5]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 ed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6]Mezirow,J.On Critical Reflection[J].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1998,(48).

          [7]丁曉蔚,顧紅.“基于問題的學習(PBL)”實施模型述評[J].高等教育研究學報,2011,(1).

          [8]Schmidt,H.G.& Moust,J.H.C.Process that shape small-group tutorial learning:A review of research[Z].San Diego,CA: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98.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企業管理類課程 案例教學 六大關系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8)08(b)-0179-02

          案例教學法已經廣泛應用于我國企業管理類課程的教學之中。案例教學法不僅使得看似遠離現實的理論教條鮮活起來,而且有助于拓展學生的視野,增強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還可以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意識和探索精神。案例教學也使得師生之間有了更多的交流與溝通,創造出生動、活潑和有趣的教學氛圍,從而達到教學相長、共同提高的目的。以上是案例教學法所達到的理想狀態。但是,在我國企業管理類課程的實際案例教學中還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缺乏合適的案例材料,案例材料與教學內容的匹配程度較差;團隊成員參與度地低,協作意識差,存在著較為普遍的“搭便車”現象,即個別人完成案例分析報告,多數人掛名;師生互動性差,教師對案例點評不十分到位,缺乏思想碰撞產生的智慧火花;案例討論、匯報過程拖沓、松散,時間利用效率差等。上述現象直接表現為案例教學的效果差,也動搖了教師采用案例教學法的信心。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要提高企業管理類課程案例教學的效果,就必須認真研究和處理好以下六大關系;

          1 理論教學與案例運用的關系

          理論來源于實踐,企業管理理論來源于千千萬萬企業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總結和概括,其反映了企業管理的一般規律,案例則是形成企業管理理論的基本元素和素材,它使得企業管理理論生動和鮮活。理論是在總結大量企業管理案例基礎上進行抽象思維的結果,經過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加工制作過程,體現出系統性、條理性和規范性的特征,給人們提供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思維框架。案例是典型事例,形成理論的基礎性材料,同時又是粗糙的、表層的、非關聯的、極端的、特殊的東西。教學的主要的或根本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掌握理論武器。在教學中使用案例的目的應該是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論,而不是陷于案例本身的做法之中。案例是溝通理論和實踐的橋梁,通過案例分析可以使學生感受到理論的來源。例如,對于缺乏實踐背景的學生,應該偏重于理論教學,以幫助學生奠定理論基礎,形成知識體系,案例分析則起到佐證和輔助作用。對于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學生,可以偏重于案例分析,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他們的思想活力,提升其理論水平。

          2 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的關系

          在企業管理類課程案例教學中,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地位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教師位于“天地君親師”五尊之列,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教師與學生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教師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者、教育服務的提供者,而且被賦予了從某種意義上高人一等的社會特權,甚至是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教師的認知日趨向職業角色轉變,亦即將他們視為與醫生、律師、公務員、公司經理等相似的服務提供者,不再擁有超越職業之上的社會角色。這種角色變遷,在企業管理類課程案例教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但是,在當前中國式教育方式影響還比較大的背景下,學生對教師權威的渴望和自身弱主體地位的心理定勢并未完全改變,甚至從禮貌角度也不愿去挑戰教師的權威。這就給中國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教師要具備哲學家的睿智,在分析案例時比學生站的更高,看的更遠,分析的更全面,理解的更深刻,視角更獨特,這樣才能服眾。另一方面,又必須走下“高臺”,以平等的身份扮演好主持人的角色,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鼓勵他們發揮主體作用,敢于挑戰權威,尋找新的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3 案例教學中結論和過程的關系

          通過案例教學是得到某些結論還是讓學生感受過程?換句話說,是讓學生做出某種選擇還是列出更多的選項?這直接關系到案例教學的思路和重點的選擇問題。案例教學與企業實際的經營管理決策有著本質的差異。企業家們必須在既定的決策方案組中做出選擇。他們在決策的準備階段可以對各種備選方案的優缺點、風險與收益進行多方面的論證。但是,在決策階段則必須在權衡利弊得失的基礎上做出選擇,因為任何猶豫不決都會帶來機會或實際的損失。案例教學則可以從容地從多角度分析案例企業所面臨的環境和決策問題,引導學生運用專門的分析工具體驗決策過程,激發新思想的火花,形成系統化決策的思維。換句話說,案例教學不必過多地關注得出某種知識性的結論,而應該關注如何讓學生在案例教學過程中體味出超越理論教條的東西。

          4 案例教學中收斂性思維和發散性思維的關系

          在企業管理類課程的案例教學中,存在著兩種思維方式:收斂性思維和發散性思維。收斂性思維是一種“是時”分析方法,即要求學生根據當時的背景思考和評價相關的決策問題,也就是假設在案例企業當時的條件下分析其為什么會做出那樣的決策、其效果如何、是否還可以做出其他的決策、潛在的效果會是怎樣?發散性思維是一種“事后”評價方法,即根據現時所掌握的信息評價當時決策的正確性。雖然時間是單向的,具有不可逆轉的特征,但是人們可以通過剖析案例企業的成敗得失而面向未來。在案例教學中,兩種思維方式各有其優勢和微妙之處。收斂性思維可以使學生置身于當時的場景之中,深刻地體味在既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它有利于培養學生“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制宜”的觀念,在決策時能考慮到“天時地利人和”,戒除評價案例時的主觀主義態度,克服“事后諸葛亮”式的自大情緒。發散性思維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創造活力,找出解決問題的多種路徑,從而跳出盲從和經驗主義的巢臼,總結出能夠長期指導企業管理實踐的一般性原則。在案例教學實踐中,這兩種思維方式雖然沒有優劣之分,但是需要有所選擇。這樣可以使教師和學生沿著同樣的路徑思考問題,使討論的問題更加集中,也更容易通過討論達成某種共識。

          5 案例教學中實際場景與模擬場景(實驗場景)的關系

          在企業管理類課程的案例教學中,教師可以給學生提供兩種場景:實際場景和模擬場景。所謂實際場景是指給學生提供完全真實的背景材料,面對案例企業真實的決策問題,通過案例小組的分析研討提供出有價值的決策方案。在案例教學中采用實際場景的極端形式是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給每個小組提供一定的資金,在給定的經營目標、經營項目和市場范圍內開展真正意義的決策訓練。教師在給定的經營期限內,依照評價指標體系對各個小組的成果做出評判。每個小組在每個考核期末,甚至每天都對自己的決策的成敗得失做出分析。也可以采用淘汰制, 每次考核后都使一個業績最差的小組淘汰出局,使各小組學生真實地感受到競爭的壓力,充分體驗企業管理決策與實施的過程。采用實際場景的優勢在于可以使學生真正面對管理決策,得到真正的管理訓練。但是,該方法的困難在于出于市場競爭及商業秘密的考慮,很少有企業樂意提供真實的、時新的材料。如果給學生提供資金進行實際的經營決策訓練,其高額的成本和有限的教學時間也使得采用該方法有了一定的難度。

          所謂模擬場景是指給學生提供模擬材料,讓學生在人為假設的條件下思考如何做出最優的決策。現在已經有很多計算機軟件公司開發出了各種模擬決策軟件供學生訓練之用。常見的有:企業管理電子(手工)沙盤;會計模擬實驗室;物流實驗室;市場營銷、市場調查、國際貿易、電子商務等模擬軟件。采用模擬場景的優勢在于成本低,便于組織,可以使學生體驗決策過程,掌握決策方法,驗證決策的效果。當然,在模擬場景下,學生可能過于放松,將整個訓練僅僅看成是一種游戲,從而使案例教學失去應有的價值。

          6 案例教學中各環節之間的關系

          在企業管理類課程案例教學中要實現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互動,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從整體上設計出師生互動的教學流程,把握好案例教學各環節的關系尤為重要。

          師生互動、全程管理的案例教學流程可以用圖1簡示:

          以上案例教學流程圖簡明扼要地列示了教師開展案例教學活動的主要工作和學生學習的主要任務。從教師角度看,必須根據案例教學目的,準確把握學生的性質和水平,選擇合適的案例材料,設計出引人入勝的討論問題,及時檢查案例分析完成情況,精妙地點評案例分析報告,準確地總結出案例分析的得失,最終形成某種共識。從學生角度看,要在教師的指導下,及時地按要求完成案例分析的各項工作,把每次的案例分析活動都變成思想交流與升華的總結會。在案例教學時,我們不一定要機械地按上述流程工作,但是認真地做好各環節的工作,并使各環節相互銜接則是取得優良的教學效果的必要條件。

          參考文獻

          [1] ,實踐論,選集,人民出版社,1975.9.

          [2] 韋寶平,案例教學法簡論[J].江蘇高教,2000.1.

          [3] 朱文,案例教學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10.

          [4] 王臨軍,案例教學推廣不暢的原因[J].現代企業教育,2000.2.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范文第4篇

          【關鍵詞】;哲學思維;創新素質;特征研究;形成過程

          創新素質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構成創新智慧的基礎。我國在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中,對于傳統單一創新素質的解決思路與方案顯得局限,而為了尋求更為智慧的解決路徑就需要從創新素質的培養中,強化創新思維能力訓練,充分發揮創新思維對于激發人的創新能力的整合作用。哲學思維作為以創新精神為主導的哲學觀,在尊重實踐、科學、辯證地反思與批評中,更能夠引領個體從綜合能力的展現中來解決問題。哲學思維作為當前創新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不僅是我們全面闡釋哲學思維的具體體現,更從其豐富的內涵、深刻的創新價值中客服片面思維的局限性,增強個體創新素質綜合能力的有效提升。

          1.創新素質的基本內涵及思維表現

          1.1創新素質的內涵

          創新素質包括“創新”和“素質”兩個詞,其內涵的把握應該從兩者的組合上進行解讀。對“創新”的定義,有學者提出創新是對新事物的開發過程,或者是運用知識來創造或改進新事物的形成過程;還有學者從環境學上將對一個組織或一定環境的重新接受,并被應用到新的實踐或制造物中的過程。對于“素質”的內涵,心理學認為,主要是有機體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性,如神經系統、大腦及其他感官的特性,是構成個體能力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可見,對于創新素質的內涵可以概括為:在個體基本素質基礎上形成的能夠運用多種方式方法來創造新的事物、解決新的問題的高級的、復雜的、綜合的能力素質,既包括認知領域的創新素質,也包括實踐領域的創新素質。創造力理論創始人J•P•熊彼特提出,個體創造性特征包括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心理學家R•J•斯坦伯格提出:創新素質不僅表現在良好的處理問題的能力上,還能夠以新的方式來看待問題、勇于承擔、敢于挑戰,以“全面的”的視角來組織事件。心商理論創始人王極盛從四個方面來提出創新素質的構成,即實現系統,包括個體的觀察力、記憶力、思維力、想象力及智力策略;動力系統,包括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個性等;調控系統,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心理適應能力、心理協調能力、心理平衡能力等;供給系統,包括潛心能因素,如記憶的潛能、想象的潛能、尚未頓悟及尚未出現的靈感等。

          1.2創新素質的思維表現

          創新素質作為個體在繼承先天既得特征的基礎上,利用后天的努力而形成的解決新問題、創造新事物的綜合素質。主要包括創新立場、創新方法、創新理念、創新精神及思維等。對于創新素質的思維表現,往往是個體在認識和解決問題時對各類信息進行重組、選擇、嫁接、綜合的過程。由于創新思維在整個創新實踐活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探討創新素質中可以從剖析創新思維的表現來關注創新素質。

          1.2.1科學化思維

          對于學術界中科學化思維的探討,也稱為求真思維,主要是個體在實踐活動中綜合運用多種思維方法來揭示事物發展的規律及本質。對于自然科學中的思維方法與人文科學的思維方法是有區別的。自然科學思維方式傾向于實驗數據來進行邏輯推理,從而獲得可重復性、可證實性的邏輯思維,其方法多以精確性、實證性數據對事物進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對于人文科學中的思維方式,主要傾向于從偶然中尋找必然的思維邏輯,其研究對象與特定事物相隔離,或者以純粹的意識形態來進行研究,其方法表現在發散性、模糊性、思維的橫向性及歸納推理上,側重于定性分析。

          1.2.2藝術化思維

          藝術化思維不同于邏輯性思維的按部就班的線性跟進,而是依據個體的情感體驗、從想象、聯想中來感悟事物的規律及本質。藝術化思維是建立在形象性的信息材料基礎上,由一個形象跳躍到另一個形象以形成新的形象。對于藝術化思維的表現,盡管屬于非邏輯性思維方式,對思維的結果存在偶然性或有待邏輯證明和檢驗,但藝術化思維往往能夠從直覺能力上獲得意外的創新成果,是個體進行創新的必要思維之一。如愛因斯坦在相對論的思維過程中,將人的自由下落旅行想象成騎在一束光上,從而獲得了對科學創新的經典構思。

          1.2.3哲學化思維

          哲學化思維是通過思辨、批判、反思等方式來揭示事物的一般本質或規律,傾向于運用超越性思維來重新審視世界。在創新實踐活動中,哲學化思維的價值能夠從多方科學思維的整合中,吸收藝術化思維、科學化思維的優勢來進行創新。哲學化思維作為認識論之一,能夠從創新主體、創新客體及主客體之間的協同中把握新的看法、觀點和態度;哲學化思維能夠從宏觀認識上,而不局限于某種科學或藝術性創作方法來揭示“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應如何”等問題進行追根溯源并給與回答;哲學化思維作為高于局部的思維方式,能夠從“求真”中獲得更深、更高、更廣的認識或價值。

          2.哲學思維的特征分析

          哲學思維是基于實踐形成的,對一般問題獲得的唯物辯證地概括與歸納,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一是實踐性。對于哲學思維并非囿于自我精神的封閉,而是從個體思維的最本質、最切近實踐的層面來進行概括與推演,基于實踐來理解個體、理解個體與世界的關系。也就是說,不僅強調個體的理論源自實踐,還要將個體的思維方法付諸實踐,進而從實踐中來對理論進行檢驗、豐富和發展。二是抽象性。哲學思維將個體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發揮到極限,力求從對象的總和及意義上來把握“無限”。抽象是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往往以主觀世界的普遍性或一般性來看待世界。可見,對于唯心主義哲學思維,從“物質”特性上進行抽象,超越具體的物質的象,以構建成有限領域內具體物質的象,并不能代表整體的、本質層面上的普遍性。哲學思維擺脫了經驗主義的束縛,從超越具體實物論上,將“客觀實在性”作為世界可能的、有限的、無限的最普遍的特性進行整體抽象。三是唯實性。哲學思維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首先從哲學的基本問題上,肯定物質決定意識;其次從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上來承認物質世界的可知性。哲學思維將“一切從實際出發”作為強調思維與客觀實際的關系,并從個體思維與客觀實際的相符合上來崇尚實事求是。四是辯證性。哲學思維將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作為變化發展的動力,在揭示認識事物思維上表現出鮮明的辯證特征。首先表現在以普遍聯系的觀點來看待世界,從事物的整體性、多向性和開放性上來把握事物的普遍聯系;其次從矛盾分析法上來堅持對立統一的“兩面性思維”。五是批判性。哲學思維強調實踐性,從尊重實踐上來對現有理論進行批判地創新。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將唯物主義歷史觀作為基礎、《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將對實踐的尊重進行經典闡釋;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從德國哲學與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來進行探討;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更是從多種哲學思潮的批判中來進行新哲學觀的論述。

          3.哲學思維的創新素質形成過程

          在對創新思維與哲學思維的關系研究后發現,哲學思維憑借其立得穩、站得高、想得深、看得遠,從創新思維的高度自覺性、動態靈活性和積極求異性上來實現創新目標。可見,哲學思維在提升個體創新素質上具有鮮明的推動性和涵育價值。一是哲學思維為創新素質提供了創新立場。作為創新哲學思維,從思維的實踐性、批判性、反思性上來促進創新者立足實踐,并從自覺反思中來追求卓越;同時,以批判反思的態度堅持實事求是,將創新主體的能動性作為實現創造真善美的基本立場。事實證明,創新立場的明確,對于創新之科技價值和人文價值同時兼顧,能夠從批判和超越中為創新者奠定基礎。二是哲學思維為創新方法提供必要的導向作用。創新者在創新實踐中,對于所用的方法或程序,如比較法、歸納法、分類法、演繹法等等,這些方法往往表現為單一化傾向,而哲學思維,能夠從辯證思維方法上,從聯系的、發展的、整體的觀點上來看待創新,能夠引導個體發現新的創新方法,即客服單一方法的狹隘性和片面性。三是哲學思維為創新過程提供具體的修正功能。創新的過程是從創新計劃的實施中獲得創新成果,哲學思維首先從唯實思維和辯證思維中堅持實事求是,并從辯證法上來尊重客觀事物的規律,并從聯系的、變化的發展中來優化創新方法。四是哲學思維為創新素質提供科學的理念。矛盾是事物的變化發展的核心內容。哲學思維將矛盾作為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馬克思提出“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可見,對于創新的開展與實現,需要從問題的發現、深刻的揭示與完美的解決中,遵循科學的創新理念,依據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原則來解決問題。

          4.結語

          創新素質與哲學思維的養成,關鍵在于從創新精神具備創新意識與態度,把握和樹立哲學思維,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同時,承認矛盾和問題,從分析矛盾、解決矛盾中來展開思維,有條理的對困難進行懷疑與開拓,促進創新主體能夠從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中對創新主體進行創新假說,以獨立思考來自主建構和追求卓越,最終為實現創新目標提供精神支撐。

          【參考文獻】

          [1]楊耕.當前研究中的五個重大問題[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4(04):5-22+157.

          經驗主義剖析材料范文第5篇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歡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