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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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策論文范文第1篇
新形勢下,我們要將政商關系理順，成功轉變政府職能，推動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針對投資備案、審核、審批等制度要組織開展規(guī)范改革工作，積極將政府的核準范圍縮減，促使審批程序得到簡化，從而降低經營性收費及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推動民營企業(yè)收費實現公平化，將非國民待遇現象消除掉。其二，財政相關部門建立起專業(yè)化的投資服務機構，加強對民營企業(yè)的投資信息指導及產業(yè)政策支持。同時要開展民間投資的營銷策劃、審核報批、投資咨詢、管理決策等各方面的綜合服務，建立起包括技術信息、政策信息、市場信息在內的投資信息網，綜合篩選投資項目，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致力于為全社會提供充分的、準確的投資信息。其三，加強建設民營企業(yè)的權益保護機構，盡力維護民營企業(yè)的合法權益，為民間投資營造出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
二、財政傾斜于民生，保障并改善民生
(一)加大財政資金投入，扶持中小企業(yè)發(fā)展和靈活就業(yè)
雖然每一年我國財政在就業(yè)方面的資金投入都有較大的增長，但這并不能滿足我國愈加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因此，政府應當以公共理財理念為出發(fā)點，積極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將行政管理費用支出進行大力的整頓和壓縮，將公共財政傾斜到民生領域，增加就業(yè)的財政資金投入，建立長效的就業(yè)財政機制，促使就業(yè)工作取得保障性強的、長期的財政支持。新形勢下，小群體創(chuàng)業(yè)及中小企業(yè)等在解決自身就業(yè)問題時為社會大眾提供了良好的勞動力需求空間。政府部門應當積極扶持它們，在信貸、資金及稅收等各個方面為他們提供支持，逐步形成中小企業(yè)群體，致力于將社會的不同素質、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廣泛吸收到這一群體里來，確定靈活就業(yè)的行業(yè)標準及范圍，完善稅費減免措施，從而健全財稅扶持政策。對于靈活就業(yè)范圍內的自謀職業(yè)人員，政府可以給予重點的財稅支持，鼓勵人們積極創(chuàng)業(yè)，從而有效帶動就業(yè)。
(二)加快社會保障改革，完善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支持
在受到金融危機沖擊的所有群體里面，農民工遭受的損失最大，一旦他們失業(yè)返鄉(xiāng)，就無法享受到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等，即便他們能夠享受家庭保障機制及農村土地保障機制等，但依舊無法將他們的生活影響降低，從而造成農村的消費能力低下，不利于實現刺激消費等宏觀的經濟調控政策，嚴重時甚至會沖擊社會和諧。因此，政府應當加快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積極培訓農民工，鼓勵并支持他們自主創(chuàng)業(yè)，通過財政撥款加大對農村公用設施的投入力度，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其一，將農民工吸收到工傷保險體制里面，將農民工遭受的職業(yè)風險有效分散甚至化解；其二，針對農民工構建醫(yī)療保障體系，幫助因病陷入生活窘境的農民工化解風險；其三，構建養(yǎng)老保險政策，為農民工的晚年生活提供財政保障，確保他們能夠獲得真正的養(yǎng)老待遇。
三、健全消費稅政策，加快發(fā)展對外貿易
在新形勢下，我們要進一步改革并健全消費稅政策：適當擴大消費稅范圍，將裘毛皮制品、高檔美術制品、高檔實木家具、保健品等納入到消費稅征收范圍之內；一些洗滌、洗浴等企業(yè)消耗水資源較大，應當對它們征收消費稅；公共汽車輪胎、酒精等一部分人民生活、衛(wèi)生的必需用品應當停止消費稅的征收。與此同時，要針對持續(xù)完善的消費稅制度構建立法程序，將國內稅收負擔進一步科學化、合理化，促進國內制造企業(yè)積極生產并進行出口貿易活動，加快發(fā)展對外貿易。
四、全力打好節(jié)能減排的攻堅戰(zhàn)、持久戰(zhàn)
首先，我們要以建筑、交通、工業(yè)等為主要對象，大力推進節(jié)能政策，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推進開展節(jié)能產品惠民工程、千家企業(yè)節(jié)能行動、十大重點節(jié)能工程等，致力于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出良好的節(jié)能風尚。其次，加強對環(huán)境的保護力度，積極推動城鎮(zhèn)污水垃圾處理、重點區(qū)域環(huán)境治理、綜合整治重金屬污染等工作的開展。第三，大力發(fā)展節(jié)能環(huán)保產業(yè)及循環(huán)經濟。抓好節(jié)水、節(jié)材、節(jié)地、節(jié)能等工作，支持循環(huán)經濟技術研發(fā)及能力建設并積極推廣示范，綜合利用礦產資源，加大回收利用工業(yè)廢物，進一步將生活垃圾資源化，等等。最后，針對氣候的變化及時制定應對措施，加大低碳技術的開發(fā)力度，并將高效節(jié)能技術進行推廣，大力發(fā)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同時加強建設智能電網。加快綠化進程，努力構建低碳的消費模式及產業(yè)體系，全力打好節(jié)能減排的攻堅戰(zhàn)、持久戰(zhàn)。
形式政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艾滋病 故意犯罪
一、 我國對艾滋病問題的研究現狀
(一)故意傳播艾滋病犯罪概述
近年來, 我國已經出現了艾滋病人以傳播艾滋病相威脅實施違法犯罪,且出現明顯的上升勢頭。《刑法》的任務和目的是保護我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正是由于艾滋病人攜帶艾滋病病毒的特殊性, 使其非法行為可以在任何地方實施, 嚴重危害他人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
(二)我國對于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的違法行為在規(guī)制方面存在的不足
故意傳播艾滋病犯罪的客體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的。具體而言, 傳播艾滋病病毒的行為只是將自身攜帶病毒傳染給他人, 而不是立刻結束他人的生命, 故無法將其定為故意殺人罪。但如果像有的學者界定為故意傷害罪, 明顯又和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有矛盾, 無疑會減輕對該類行為的處罰。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將《刑法》第360 條補充修改為: 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淋病、梅毒等嚴重性病, 而與他人發(fā)生性關系, 情節(jié)嚴重的,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處罰金。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淋病、梅毒等嚴重性病, 而進行、的, 從重處罰。以損害他人的身體健康為目的,故意將艾滋病、淋病、梅毒等嚴重性病傳播給他人,致使他人身體遭受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234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宿不滿十四周歲的的,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處罰金。”但艾滋病與性病有明顯不同, 而且法定刑配置過低 以此來規(guī)制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故意傳播艾滋病行為, 無疑將罪刑失衡。由此可見, 對于故意傳播艾滋病行為現行刑法已經很難對其進行規(guī)制,對現行刑法的完善也是勢在必行。
二、對于故意艾滋病行的應對措施
(一)傳染給特定人按殺人罪定罪處罰
艾滋病患者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病毒,在未告知他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通過或其他方式,將艾滋病病毒傳染給特定的人,危害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應按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因為這種行為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
首先,由于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一旦被傳染則無疑被剝奪了繼續(xù)生存的權利,因此將艾滋病傳染給他人,就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這與故意殺人罪的客體特征完全相符。
其次,行為人在未告知他人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且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通過或其他方式將艾滋病病毒傳染給特定他人的行為,無疑是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權利的行為。實踐中,剝奪他人生命的方式多種多樣的,只要足以造成致人死亡的結果都是殺人行為。故意將艾滋病病毒傳染給特定他人的行為,只是剝奪他人生命的一種特殊方式而已,這與故意殺人罪在客觀方面上是相同的。
再次,故意殺人罪要求在主觀上存在殺人的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致人死亡的危害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fā)生。應該說,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人在主觀上是具備殺人的故意的。這里也包括兩種情形:一是艾滋病患者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為圖謀殺害他人,希望他人被感染上艾滋病毒,在未告知他人的情況下,通過或其他方式將艾滋病毒傳染給特定他人,對他人被感染上艾滋病毒并致死的結果抱有希望,即直接故意的心態(tài)。二是艾滋病患者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病毒,在未告知他人自己系艾滋病患者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而與他人發(fā)生或其他行為,對他人被感染上艾滋病的結果抱著放任的心態(tài),即間接故意。
由此可見,艾滋病患者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給特定人的行為,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特征,應按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二)傳播給不特定多數人按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如果艾滋病患者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毒,還通過各種行為,把艾滋病毒傳播給不特定的多數人,危害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安全的,即應按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因為此時該行為與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特征是完全相符的。
就犯罪客體而言,由于艾滋病患者通過各種行為,把艾滋病毒傳播給了不特定的多數人,危害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安全,這與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侵犯的客體――社會公共安全是相同的。這也是其與以故意傳播艾滋病的方法殺人罪的主要區(qū)別所在。
從犯罪客觀方面來看,艾滋病患者在告知他人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的情況下,未采取任何措施,而與不特定的多人發(fā)生或讓不特定的多數人使用已被污染的針頭,或其他行為傳播給不特定的多數人,其實際上已實施了危害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造成了艾滋病毒被擴散的事實或有緊迫的危險。這與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觀要件也是一致的。
在犯罪主觀方面,艾滋病患者行為人主觀上對艾滋病毒被擴散的事實或造成的嚴重傳播危險具有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系艾滋病患者或攜帶有艾滋病毒,在沒告知他人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仍為以上行為,這完全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觀要件。
由此可見,當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故意把艾滋病毒傳播給不特定的多數人時,其行為已完全符合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應按該罪予以定罪處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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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策論文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為提高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效果，我國應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浮動空間，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連貫性、削弱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以及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完善貨幣市場。有關數據表明，1998年至2008年間我國的貨幣政策并未有效發(fā)揮其經濟調控作用。中央銀行不能有效控制貨幣供給、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以及貨幣政策工具的不完備是這一期間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貨幣政策效果貨幣供給內生性政策時間不一致性
一、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自1998年中央銀行決定取消對國有商業(yè)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逐步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金融調控體系到現在，我國貨幣政策實踐又經歷了十多年時間。這一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2.3%，但同時也暴露出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不利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我國總體經濟經歷了較大的波動，GDP波動的標準差達到4.25%；此外，針對2003年以來出現的潛在通貨膨脹壓力和流動性過剩，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緊縮銀根的措施，僅2006年就兩次提高基準利率，三次上調準備金率。從2007年1月到7月更是三次上調存貸款利率，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三次發(fā)行懲罰性定向票據。但這些貨幣政策措施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2007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數據顯示，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速高達18.48%，狹義貨幣供應量（M1）的增速創(chuàng)自2001年以來的新高，達到20.94%，而2007年前7個月的人民幣貸款新增量也高達2.77萬億元，創(chuàng)歷史同期新高。
那么，我國貨幣政策難以有效發(fā)揮其經濟調控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針對這一問題，國內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王國松（2008），蔣志芬（2008）等從貨幣政策獨立性角度出發(fā)，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不強使貨幣政策效果發(fā)揮不理想。楊桂根（2008）等從貨幣政策的工具入手，通過分析指出我國貨幣政策工具所存在的缺陷是貨幣政策無效的重要原因。盛朝輝（2006），潘耀明、胡瑩（2008）等則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順暢導致我國貨幣政策失效。筆者認為，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僅僅強調其中一點是不全面的，我國貨幣政策難以有效發(fā)揮其經濟調控作用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中央銀行不能有效控制貨幣供給、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的時間不一致性以及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存在的一些缺陷。
二、中央銀行難以有效控制貨幣供給
隨著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建立，我國的國有企業(yè)已經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實體，此時，微觀主體對國有金融機構的“倒逼機制”已不存在，因而“倒逼機制”不再是我國貨幣供給內生性的主要原因。盡管如此，我國貨幣供給依然具有很強的內生性，這主要歸因于我國匯率制度和結匯制度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
1994年我國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確定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統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人民銀行又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長期實踐過程中，我國執(zhí)行的卻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此外，我國一直強調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調控和貨幣政策的調整。因此，在“三元悖論”中，我國選擇的是匯率穩(wěn)定和貨幣政策獨立。近年來由于我國經濟的持續(xù)高速增長，再加之美國、日本等國政治干預與經濟施壓，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升值預期逐漸強化，大量國際游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由此形成我國國際收支持續(xù)的雙順差。為維系人民幣匯率穩(wěn)定，我國貨幣當局加強了外匯市場直接干預力度，致使貨幣當局的資產結構發(fā)生顯著的變化，國外資產尤其是外匯資產所占的比重逐年攀升。1999年12月，外匯資產占貨幣當局總資產的39.8%，2005年6月末上升至59.1%，2006年6月末達到62.3%，2008年6月更是攀升至70%。逐年攀升的外匯資產、固定匯率制度、獨特的結匯制度嚴重制約著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動性，而且貨幣政策對內外經濟均衡的調控難度將會伴隨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強化而增大。
為進一步驗證外匯資產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1999年12月至2008年12月的M2和貨幣當局外匯資產月度數據計算了兩者的相關系數。結果顯示，我國的M2和貨幣當局外匯資產變量之間具有高達98.13%的正向關系。在驗證了兩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非平穩(wěn)變量以后，本文又檢驗了M2和外匯資產之間的協整性，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貨幣供給量M2和貨幣當局外匯資產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長期關系。本文又對M2和外匯資產進行了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貨幣當局的外匯資產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貨幣供給量M2的格蘭杰原因。這樣，通過計算相關系數、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我們認為貨幣供給量和外匯資產之間存在著穩(wěn)定的正相關關系，而且正是由于外匯資產導致了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從而表明我國貨幣供給具有很強的內生性。因此，我國貨幣當局受制度和政策的制約難以有效控制貨幣的供給，繼而導致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效應低下。
為消除貨幣供給內生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我國貨幣當局采取了相應的沖銷措施。但是由于我國貨幣政策工具不完備，特別是由于金融機構債權、政府部門債權在中央銀行資產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較低，從而致使貨幣當局通過減少其他資產業(yè)務進行沖銷干預的空間相對縮小。另外，我國貨幣當局也曾從負債業(yè)務著手，通過發(fā)行央行票據、主動負債回籠基礎貨幣，降低金融機構的可用準備金，以抑制金融機構的信用擴張。但由于銀行票據的短期性、還本付息以及票據發(fā)行中的成本等問題，基礎貨幣的回籠呈現出短期緊縮性效應以及到期償還時的擴張性特征，而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使得央行票據始終面臨巨大的“循環(huán)擴張發(fā)行”之壓力，從而制約了通過發(fā)行央行票據沖銷貨幣供給內生對貨幣政策消極影響的能力。
三、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
（一）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的含義
所謂時間不一致性是指，一旦私人部門的決策整合了通貨膨脹預期，預期即被鎖定，政策制定者便具有制造高于預期水平的通貨膨脹的激勵，也就是企圖利用“意外通貨膨脹”來暫時增加產出，但是，市場會預期到這種行為，并相應調整工資、物價等名義合約，結果不僅產出或就業(yè)狀況沒有改善，反而引發(fā)了通貨膨脹（程均麗、劉梟，2005）。政策時間不一致性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政策制定者面對的不是與大自然的簡單博弈，而是與理性個體的動態(tài)博弈，理性個體能夠觀察并預期到政府政策會隨著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從而使許多經濟政策的可信度下降，這樣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就會產生。時間不一致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性個體偏好隨著時間的不規(guī)則變化；二是政策制定者與理性個體之間的預期目標差異；三是理性個體之間偏好不同，且都只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政府則希望能夠代表所有經濟個體福利的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
在政策時間不一致性下，政府為了實現一時的經濟增長，往往會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不斷地調整政策調控方向，所以，宏觀經濟中常常出現政策目標頻繁變換、通貨膨脹頻發(fā)、調控程度劇烈以及政策相機抉擇性強等現象。
（二）1984-1997年間我國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的表現
自中國人民銀行正式成為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主體以來，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一直是制約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原因。在1984-1997年期間，我國的貨幣政策表現出如下特征：
1.貨幣政策目標不明確，經常在多目標間徘徊。這具體表現為1985年的“緊縮銀根”、1986年的“穩(wěn)中有松”、1987年的“緊中有活”、1988年的“從松到緊”、1989年的“緊縮銀根”、1990年的“適時調控”、1991年的“優(yōu)化信貸結構，盤活資金存量”、1992年的“從嚴控制貨幣、信貸存量，加強調控力度”、1993-1996年的適度從緊等一系列不連貫、目標不明確的貨幣政策。
2.貨幣當局存在通貨膨脹傾向。1984-1997年期間，我國分別在1985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經歷過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其通貨膨脹率分別達到了9.3%、18.8%、18%、14.7%、24.1%、17%（如圖1）。如此頻繁、劇烈的通貨膨脹直接表明我國的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時間不一致性。
3.政策出臺的突然性和調控的劇烈性。1988年初的物價改革導致價格上漲，由此導致了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1988年8月份開始出現較大范圍的搶購現象說明了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在上升，而此時貨幣當局采取的仍然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當通貨膨脹呈現愈演愈烈局勢的時候，1988年9月貨幣當局不得不緊急改變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由擴張性政策驟然轉向緊縮性政策。由于政策力度過大，經濟很快就由過熱變?yōu)槭袌銎＼洠鎸@種情況，貨幣當局又迅即自1989年第四季度開始將貨幣政策由緊變松。但沒過多久，隨著經濟形式的變化，貨幣當局于1992年再一次將貨幣政策由松變?yōu)榫o。除了政策變化的突然性以外，貨幣當局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喜歡采用“冷凍雞”的辦法，希望能快速達到經濟調控目的。例如針對1988年的經濟過熱，自1988年9月份開始，中央銀行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其主要措施有：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把法定存款準備率由原來的12%調高到13%；采取強制管理措施調整貸款結構，明確提出“十不貸”規(guī)定；提高中央銀行貸款利率，以抑制專業(yè)銀行對中央銀行過度的資金需求；采取計劃的手段，對貸款規(guī)模實行限額管理，嚴格現金管理；首次提出對三年期及三年期以上儲蓄存款開辦保值儲蓄等。
以上特征是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的重要表現。這說明，從1984至1997年，我國的貨幣政策具有很強的時間不一致性。
（三）1998-2008年我國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的表現
1998-2008年，有關當局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有了一定的認識，在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中刻意加強了政策的連貫性和前瞻性，但由于我國宏觀調控體制尚不健全、政策工具尚不完備，所以此期間的貨幣政策依然表現出一定的政策時間不一致性。具體表現在：1998-2002年的穩(wěn)健中擴張、2003-2006年穩(wěn)健中適度從緊、2007-2008上半年從緊和2008年下半年寬松等一系列調整方向變換頻繁缺乏前瞻性的貨幣政策調控措施。2004年、2007年、2008年，我國經濟也經歷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脹率分別達到了3.9%、4.8%、5.9%。這說明這一時期貨幣當局依然具有一定的通貨膨脹傾向，只不過由于1998年后我國貨幣政策基本上采用的是間接調控手段，所以經濟受到的沖擊沒有1998年前那么劇烈了。盡管1997-2008年我國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較以前有所降低，但時間不一致性依然是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四、貨幣政策工具的不完備
當1998年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式由直接轉為間接以后，貨幣當局調節(jié)經濟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yè)務、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再貼現、利率政策等。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健全，金融市場尚不完善，所以很多貨幣政策工具還存在著種種制度缺陷，制約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一）公開市場業(yè)務
公開市場業(yè)務是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調節(jié)市場流動性的主要工具，通過中央銀行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和外匯交易，實現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可供操作的工具主要是國債、央行票據和企業(yè)債券。但問題是，一方面我國國債期限結構不合理，多為中長期國債，而適合于公開市場業(yè)務操作的短期國債很少；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對政府和企業(yè)的債權無論是絕對規(guī)模還是在其總資產中所占比例都很低。2007年6月中央銀行對政府的債權為2825.75億元，占中央銀行總資產的比例僅為2%。企業(yè)債券由于國家的嚴格控制，規(guī)模更小。所以，我國公開市場業(yè)務調節(jié)市場流動性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約。
（二）利率政策工具
目前，我國中央銀行采用的利率工具主要包括兩類：基準利率，包括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存款準備金利率、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市場利率，包括金融機構法定存貸款利率、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各類利率結構等。而這兩類利率工具都存在較大的缺陷。
就基準利率來說，我國一直存在較高的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致使商業(yè)銀行存在增加超額準備金的動機，從而超額準備金率偏高。較高的準備金存款利率降低了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傳導效率，縮小了公開市場業(yè)務的操作空間，尤其是在市場利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套利行為使準備金存款利率構成了貨幣市場利率的下限，進而制約了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發(fā)揮；另外，準備金存款利率降低了商業(yè)銀行保持超額準備金的成本，促使商業(yè)銀行愿意去保留較高的超額準備金率。
而對市場利率來說，我國利率的市場化程度還很低，這樣，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機制就被非市場化利率所阻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貨幣政策工具基礎貨幣貨幣供應量市場利率投資、消費最終目標。當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貨幣供應量時，如果非市場化的利率不隨貨幣市場供求的變化而變化，那么投資、消費也不會因貨幣政策工具的改變而變化，繼而導致貨幣政策失效。另外，由于各金融機構長期處于利率管制的狀態(tài)，不能通過風險定價來提高資產質量，經營風險與收益不成正比，貸款的意愿不強，因而導致這些金融機構對利率的敏感性反應遲緩，利率的供給彈性較低，從而限制了貨幣政策作用的發(fā)揮。
為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效果，我國貨幣當局應做到：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浮動空間，提高貨幣政策的經濟調控功能；取消準備金存款利率，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完善貨幣市場；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連貫性，削弱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
參考文獻：
1.程均麗，劉梟.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可信度與透明度[J].財經科學，2005(6)
形式政策論文范文第4篇
首先,市場中投資者并非完全理性的。他們在面臨不確定的境況時,受先天條件、知識儲備、生活環(huán)境、獲取信息渠道及處理信息能力等方面的影響,并不總是能夠嚴格依照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有時投資者雖能獲取準確充分的信息卻無法做出正確決策,有時具備信息分析能力卻苦于沒有獲得信息的渠道,種種因素都影響著投資者的決策過程和決策結果,使得投資者只具備有限理性。其次,市場有效假說認為投資者無法獲得超額利潤,但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研究發(fā)現“中期慣性”現象,DeBondt和R.Thaler(1985,1987)的研究發(fā)現“長期反轉”現象,投資者基于上述現象采用合理的投資策略可以獲得超額利潤。最后,證券市場上價格波動異常。依據EMH理論,市場出現利空或利好消息時,證券價格隨之上漲或下跌。但在市場交易中,會出現證券價格不明原因的上漲或下跌,例如現資(股票代碼000900)于2011年12月28日到2011年12月30日期間,連續(xù)三個交易日內日收盤價格跌幅累計達到20%,而該公司不存在任何應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項。為了更好的解釋、預測和研究金融市場的發(fā)展趨勢和微觀個體的決策行為,經濟學家將心理學引入到金融學中,力求找到一種可以準確反映現實市場狀況的方法。我國證券市場中散戶投資者人數眾多,這部分投資者受信息收集、處理能力和策略制定、選擇能力的限制,在進行投資理財活動中容易忽視風險選擇回報均等風險較高的策略或厭惡損失選擇風險均等回報較低的策略。以下基于行為金融學理論簡要分析我國投資者在理財投資決策實施過程中極易發(fā)生的幾種行為偏差。
(一)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是指投資者在投資理財行為中賦予主觀判斷較大權重而低估客觀實事的行為。在證券市場中,投資者特別是具備一定金融知識和投資經驗的年輕散戶投資者及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過于依賴自己對某只證券收益率的預測,而低估產業(yè)周期、行業(yè)競爭、替代品、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政策導向等等客觀環(huán)境和因素的影響,有選擇性的接受能夠證實自己對未來收益預測的信息,忽視與預測相悖的信息,從而高估或低估證券價格,導致交易次數頻繁、交易量增大,擾亂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劉善軍(2009)上海和深圳兩個市場進行實證檢驗發(fā)現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市場存在過度自信。
(二)損失厭惡
損失厭惡是指投資者將收益和損失放在兩個心理賬戶里,當取得的收益與避免的損失相等時,投資者的心理滿足程度不同,往往前者小于后者。在現實生活中,中小投資者在調整自己的證券組合時,為了實現盈利落袋為安避免證券價格回調造成的收益縮水而賣出賺錢的證券,同時否認證券價格下跌帶來的潛在損失保留虧損的證券。損失厭惡使得投資者在熊市時深度套牢,牛市時只能獲取少量收益。
(三)羊群行為
羊群行為是指在無法獲取市場中所有信息的情況下,當投資者做出的判斷或決策與市場中的大部分投資者不同時,會傾向于選擇多數人采用的決策的行為。導致這種行為的動因是信息的不確定性和信息成本過高。隨著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發(fā)展,投資者每天面對著大量的信息,很難篩選出真實有效的信息,即使可以也會耗用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為了降低做出錯誤決策的概率,投資者會收集市場中多數人的行為決策,并一次作為個人投資的基礎。裴寶剛(2011)利用上海和香港兩個股票市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fā)現在交易活躍程度相等的情況下大陸股票市場的羊群效應要強于香港股票市場。
(四)過度反應
過度反應是指某一利好或利空消息時,投資者對于證券預期收益率的估計高于或低于證券價格應有的漲跌幅度,隨后逐漸修正價格縮小背離程度。我國證券市場中散戶投資者相較于機構投資者更容易產生過度反應行為。在證券價格上行階段,投資者預期市場在一段時間內將保持上漲的趨勢不變,此時利好消息的增強投資者的信心,證券價格超額上漲。反之,在證券價格下行階段,投資者對市場缺乏信心,認為此時投入資金發(fā)生虧損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獲得收益的概率,當市場出現利空消息時,盡管該重大事件與影響證券價格下跌的關系不大,投資者也會敏感的捕捉這一事件的影響,作為個人投資決策的基礎,從而導致證券價格超額下跌。例如2007年5月,財政部出臺規(guī)定將印花稅率有0.1%上調至0.3%,A股市場連續(xù)5個交易日下跌,累積跌幅達到21.45％,后經多次修正達到正常水平。
二、投資策略
上述討論的偏差在我國投資者決策行為中極易發(fā)生,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中國證券市場處于弱有效狀態(tài),意味著證券價格只反映歷史信息。面對這一境況,投資者需要謹慎選擇投資策略,合理利用行為金融學揭示的認知偏差,理性投資,以實現個人資產的保值增值。
(一)反向投資策略
針對過度反應投資者可以應用反向投資策略。在理財投資過程中,投資者對于市場、行業(yè)或某家公司的近期數據會賦予較大權重,而對于遠期歷史數據給予較小權重,這會使得近期業(yè)績較好的證券被過分高估,而業(yè)績較差的證券過分低估。基于過度反應理論,這些證券在未來一定時間內會被投資者反向修正,使得高估的證券下跌低估的證券上漲,逐漸回歸到內在價值附近。利用這一原理,采用反向投資策略,即買入近期下跌的證券賣出上漲的證券。實際操作中,投資者應結合證券基本面分析和公司外部環(huán)境影響,找到價格與價值偏離的證券,密切關注市場變化趨勢,在合理的價位買入或賣出證券,尋求獲利機會。
(二)成本平均策略
當投資者無法精確把握合理的買入價格和買入時機時,為了降低風險,可以結合證券收益率波浪理論,在波浪的較低點,選擇一個合理的價格區(qū)間,分批次購入不同價格等級的證券,使證券投資成本平均化,這種投資策略被稱為成本平均策略。這個策略比較適用于散戶投資者,盡管會降低收益水平,但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損失厭惡變差,減少投資者非理性投資行為。適用成本平均策略時,要著重注意兩方面內容:第一,有計劃的分配資金,合理配置投資資金和留存資金。第二,事先明確投資價格區(qū)間的極值,避免證券價格持續(xù)下行過程中錯誤估計波段谷底導致的深度套牢現象。
(三)集中投資策略
與成本平均策略相反,集中投資策略適用于機構投資者或具備豐富知識儲備和投資經驗的中小投資者。該策略也可稱之為價值投資,即將大部分資金投資于少數證券并長期持有。該策略的投資對象一般為行業(yè)領頭羊或具有潛在的長期發(fā)展趨勢但現階段被低估的證券。一旦投入,堅決持有,不會因短期證券價格的波動而頻繁換手,投資風險相較于成本平均策略大,交易成本較小。投資者在實施這一策略前,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分析研究市場,選出具有投資價值的證券,抓準時機,迅速出手。應用該種策略需關注兩方面問題:第一,止損點的設定,因為投資者只投資于有限的幾種證券,投資組合分散風險的程度降低,一旦投資失敗,損失是巨大的,為降低損失金額,應設定止損點并嚴格遵守。第二,使用集中投資策略構建的投資組合中證券種類較少,因此選取證券種類時,應選擇不同領域、收益相關程度較低的證券,力求能最大化分散風險。
(四)時間分散化策略
時間分散化策略是指根據投資者的不同年齡階段制定不同的資產結構,年輕時資金多用于風險大收益高的資產,年老時降低資產組合中高風險資產的比重,更傾向于投資債券等收益穩(wěn)定的資產。這一策略基于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制定,投資人在年輕時為了獲取更多收益對風險的容忍程度較高,而依據歷史數據,股票的投資回報率高于債券的投資回報率,投資者會增加個人資產結構中股票的投資權重,力求賺取更多收益。投資人在年老時投資理財的目標主要是保值,他們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較弱,會選擇債券等收益率低風險小的資產作為主要投資對象。
三、總結
形式政策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對教育進行投資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不同的投資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從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來，發(fā)達國家的教育投資體制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國教育的低效率。在實施過程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
關鍵詞:教育券;思想淵源;背景:問題
為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相當多的發(fā)達國家實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成學券或教育憑證,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體制的原理是：改變目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應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過折算發(fā)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到政府認可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就讀。學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憑教育券從政府那里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1]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么，我國要解決教育領域中的問題，能不能也實行教育券政策呢？筆者認為，我國能否實行教育券體制關鍵要弄明白以下幾個問題：（一）發(fā)達國家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社會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國當前教育的問題所在；（三）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問題。根據這一思路，文章將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中提到：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么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guī)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像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yōu)厚的報酬，也會像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于職守，荒誤學生。
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他認為政府應該為家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以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私利學校接受教育。②“他贊同將窮人的稅收減至最低，并認為所有的貧困家庭都應該每年得到4英鎊的資助，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孩子的學費，并要求地方政府監(jiān)督這一職責的履行。”[2]
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弗里德曼對教育券進行了較為詳細地闡述。
在《資本主義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繳納不起最低要求的學校教育學費的家長分離開來，顯然和我們把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位的辦法以及和個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會的公民教育……為了對政府所規(guī)定的最低學校教育提供經費，政府可以發(fā)給家長們票證。如果孩子進入“被批準的”教育機關，這些票證就代表每個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費的最大數量的金錢。這樣，家長們就能自由地使用這種票證，再加上他們所愿意添增的金額向他們所選擇的“被批準的”教育機關購買教育勞務。教育勞務可以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教育機關或非營利的教育機關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證被批準的學校的計劃必須維持某些最低標準，很像目前對飯館的檢查，要求保證最低的衛(wèi)生標準那樣。
在《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會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同樣受到美國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義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選擇理論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論基礎
（三）集權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現實因素
美國歷次教育改革的失敗和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斷下降,是教育券等擇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失敗是不爭的事實。中小學生閱讀能力普遍較差,數學成績屬于工業(yè)國家之尾,學校中幫派林立,、槍支在校園里見慣不怪。盡管政府多年來為公立學校投入大量經費,增加教師,縮小班級規(guī)模,但家長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仍然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擇私校而讀的學生人數仍逐年增加,因為“各私立學校能提供高水準、安全校區(qū)與校風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國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歷次教改不盡如人意之后，選擇了消除公立學校壟斷,強化學校教育競爭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認為，社會集權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公共教育運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極權的政治結構：美國憲法嚴格地限制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使它無法發(fā)揮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學校的權力大部分都留給了地方團體、小市鎮(zhèn)、小城市和大城市內的各個區(qū)。家長密切監(jiān)視管理學校的政治機構，部分地代替了競爭，同時也確保了家長們的普遍要求得以實現。而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公眾加入到知識分子的行列，開始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無限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單間教室的學校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衰敗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控制學校的權力，也就很快從較小的地方機構轉給了較大的地方機構，如縣、市、州一級的機構，最近則轉給了聯邦政府。”1990年，約翰庫伯和特里莫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集權和是導致美國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臺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實行NCLB計劃（NoChildLeftBehind），并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這受到廣泛的批評：NCLB計劃是以集權的方式運行的，這個計劃帶給我們的最終結果也許是最差的，即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教育質量的下降。改變美國教育幾十年來績效平平的局面，就應該摒棄集權主義模式。相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該給予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力，從而使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教育。這種革命性的變革的關鍵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避免教育集權化并允許各州嘗試自由選擇學校的計劃。[5]
三、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三個就是學校結構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教育收益率的問題。
（一）高校職能機構臃腫，造成成本浪費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經費沒有全部花費在教學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如支付師生員工的住宅、醫(yī)療、生活后勤的成本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成本。同原來的國有企業(yè)一樣，高校“辦社會”不僅嚴重浪費稀缺的教育資源，還造成機構臃腫和人員冗雜。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經常會出現專任教師只占教職員工的一半的情況。其次，在高等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資源浪費。例如高校內部，一線教學人員的工資、津貼之和與行政后勤人員的區(qū)別不大，甚至出現倒掛。由此引起教師資源和時間資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經過高層次學習的博士生等人才紛紛離開教學崗位，進入高級或中級管理階層，使一個學者整天忙于“文山會海”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二）教育不均衡現象嚴重
我國教育不均衡發(fā)展的狀況不僅表現于反映教育數量特征的結構、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現于反映教育質量特征的績效、結果的不平衡，還表現于反映教育運動狀態(tài)特征的速度和規(guī)模的不平衡。從數量特征來看，我國農村普通學校和職業(yè)學校比例失調，布局不合理，學校數量極度短缺。從質量特征來看，農村教師教學觀念滯后，學生輟學現象嚴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從運動狀態(tài)特征來看，農村學校經濟資源不足，發(fā)展速度緩慢，辦學規(guī)模較小。很明顯，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市的教育狀況形成了普遍的、強烈的反差。
（三）我國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0年11月，長興縣教育考察團在美考察期間發(fā)現有些州的教育財政撥款與目前國內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將政府教育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fā)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持券擇校，學校則將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換取教育經費。受此啟發(fā)，2001年9月，長興教育局為扶持當地職業(yè)教育和民辦教育發(fā)展，借鑒美國同行的做法，結合當地教育發(fā)展的實際情況，面向職業(yè)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教育券”試點。這一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上文所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體的可行性，長興縣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還很難說。筆者認為，在更大范圍內實行教育券政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理論層面要嚴密，操作層面要規(guī)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支持。理論層面要嚴密，就是說在實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須對實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條件和可能產生的政策結果由一個充分的預知，操作層面要規(guī)范，就是說這一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必須強調各利益主體的法制化意識，相關的監(jiān)督機制必須完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yè)委員會理事長勞凱聲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的確能夠優(yōu)化資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選擇權，對中國的教育改革發(fā)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它一旦實施后政府將不能保證學校之間的公平，會導致資源流向好的學校，造成“富校越富，窮校越窮”。湖南師范大學的曾坤生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規(guī)范的市場制度邁進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過渡體現了制度變遷的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作為一種選擇可以在若干地區(qū)發(fā)揮積極作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最優(yōu)的選擇范式。因此，在選擇教育券這種制度安排時，一定要注意運作的規(guī)范和其本身的演進性。長興縣副縣長熊全龍先生認為教育券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公辦薄弱學校難以維持生存；學生培養(yǎng)費標準提高；教師工資財政專戶將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臨新挑戰(zhàn)等。這些都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
（二）擺正認識，各種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眾要有選擇性
我國的教育規(guī)模十分龐大，所以實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漸進。這里的循序漸進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在地區(qū)的選擇上要有戰(zhàn)略性或帶動性。我國實行教育券的第一個地區(qū)是浙江，這可能和浙江地區(qū)的制度完善程度有關。其次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要有針對性和可比性。選擇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作為實行教育券政策的對象，是城市教育還是農村教育優(yōu)先，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判斷。
參考文獻：
[1]沈有祿.教育券制度評析[J].教育與經濟,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爾,大衛(wèi).懷恩斯.福利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