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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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經濟活動中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行為和現象。市場秩序混亂，信用缺失，坑蒙拐騙，假冒偽劣。這些現象擾亂了商品交易秩序和貨幣交換關系，加大了市場交易成本，嚴重制約了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
一、經濟轉型過程中信用危機的表現
（一）大量企業任意逃廢銀行債務，銀企之間陷入信用危機。
一些企業通過不規范的破產、分立、承包、租賃、多頭開戶、收入不入賬等方法，千方百計逃廢債，嚴重損害了銀行等債權人利益。據統計，截至2000年末，我國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中開戶的改制企業62656家，貸款本息5792億元，經過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認定的逃廢債改制企業32140戶，占改制企業的51.29%，逃廢銀行貸款本息1851億元，占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81.96%.企業惡意逃廢債務，致使銀行慎貸，企業難貸，銀企關系陷入信用危機。
（二）企業之間相互拖欠，商業信用呈萎縮狀態。
企業間的“三角債”居高不下，已成為經濟運行中的一大頑癥。我國企業80%以上受“三角債”困擾。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企業間的逾期應收賬款占貿易總額的0.25%-0.5%，而我國達5%以上，且呈逐年增長勢頭。涉及信用的經濟糾紛、債權債務案件以及各種詐騙案件大量增加。1998年各級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為289萬件，約占各級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由于信譽缺乏，企業間的商業信用極度萎縮，1997年商業票據發生額為4600億元，僅相當于當年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6.1%.
（三）上市公司信息失真，證券市場各種違規現象層出不窮。
不少上市公司視股市為圈錢的場所。一部分上市公司通過作假財務報表獲得上市資格，目的就是圈錢；上市后，或大搞關聯交易，或加快應收賬款的增長，或調增營業外收入，通過虛假盈利，獲取配股資格，導致股市信息失真，部分上市公司失信。市場中介組織信用匱乏，資產評估事務所、資信評估公司、會計審計事務所等中介組織，在執業過程中普遍存在嚴重的作假現象和欺詐行為。
（四）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消費領域信用令人堪憂。
市場上假冒商品橫行，屢禁不止。據估算，我國制假經濟的規模高達1270多億元，國家為此平均年損失稅收250億元。全國283家名優企業中31.76%的企業被假冒產品侵權，650種產品被偽造，商業欺詐已滲透到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
二、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
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不講信用，從歷史上看，是所有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種丑惡現象。分析我國失信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經濟利益驅動，這是市場秩序混亂的直接原因。
在造假失信的背后，都有著遠遠高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巨額利潤。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主體的根本動力，在以不正當手段可以獲得巨大利益，懲罰又弱的情況下，某些人就敢冒風險去欺詐交易對方。
（二）道德衰敗。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美德，重義輕利也是儒家傳統經營理念的基礎之一。但是，隨著經濟的商品化、市場化，道德教育落后、軟弱，這些美德被侵蝕，一些人受經濟利益驅動，就喪失了天良，損人利己，甚至不擇手段，掠奪消費者、國家、社會的利益或成果，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蛆蟲。
（三）法律約束力軟弱、懲罰機制缺乏。
與市場經濟浪潮的迅猛發展相比，我國立法、執法明顯滯后，涵蓋面較窄，特別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約束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缺乏實施細則，一遇到具體經濟糾紛，便無法可依，或者司法人員的素質低，有法不依，執法不公。這也助長了某些人的違規失信行為。
三、用法與德的整合力量構建市場信用體系
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相互促進。道德是自律，法律是它律，法律以權威性和強制力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告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在構建信用體系中，法律和道德缺一不可，只有用道德和法律的整合力量才能實現標本兼治。
盡管法律與道德存在著內在的相關性，但自法律從道德中分化出來，法律與道德就各自遵循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演化，正是緣于法律與道德的這一差異，才產生了二者整合以發揮最大效用的問題。
道德與法律的相互促進作用表現為：道德確立的基本價值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為執法守法奠定了社會心理基礎。但同時，道德由于自身的自覺自律性易導致其缺乏普遍有效性，因而道德約束需要道德之外的權威的支撐。任何形式的規范，都必然以一定的強制力的存在為前提，以保證其真正起到規范人的行為的作用。
從個體道德活動機制看，個體道德品質的形成要受到包括法律制度和一定的社會環境的制約與影響。個體的道德觀念，能否成為道德實踐，取決于客觀的社會環境對道德主體的道德意志的制約。所以沒有法律的外在強制，在存在多元復雜利益關系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個體道德的自律就只能成為偶然現象，而奠基于偶然現象的道德建設是不會取得多少實效的。
法律規范不僅包含著相應的倫理精神，而且許多法律規范和道德的普及，通過嚴格執法可以弘揚一定的道德精神；法律的強制力可以用來推行和維護一定的道德規范，構成一定的道德規范的保障和補充。
因此，必須依靠德與法的整合力量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信用秩序的形成固和發展。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信用問題離開法律制度的強制性制約，就會變得沒有保障。法律約束是構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沒有法律的威懾力，信用體系也就無從談起，但是法律制裁并不就是失信懲罰機制的全部內容，而只是比較極端的懲戒手段。建立市場經濟秩序，它律是重要的，但又是有限的，根基還在于培育守信的靈魂：明禮誠信。
信用的約束機制主要是通過道德來約束，失信者的損失主要是名譽損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是以無限重復博弈為假設，所以不敢破壞相互承認和遵守的互利互惠交易準則。
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約束可以分為直接道德約束和間接道德約束。直接道德約束主要表現為對個人名譽、形象等的影響，以及交易雙方當事人的價值觀念，是非標準的取向。間接道德約束是交易者失信行為引起對其評價改變后對社會各方面的反應，主要表現為經濟性質的處罰，使失信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因別人對其不信任而加大經營成本，造成企業生存和發展危機。
道德約束中，間接約束為標，直接約束為本，只有通過法律的震懾和直接道德約束的制約，才能調整信用的價值心理層次，使人們認識到失信這一短期行為帶來的總效應為負而不為正，反復的交易實踐使交易者自己認識到只有誠實守信才能獲得最大的長遠利益。這樣，既可以減少通過法律規則來約束交易者行為而支出的成本，也可能強化契約精神、誠實守信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道德秩序，達到治本的最終目的。
四、道德約束的核心是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怎樣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應該說是區別不同經濟道德觀的一個根本界限。作為一種價值觀，義和利幾乎滲透到每個人的一切活動之中，特別是對經濟活動有著直接的支配作用，十四屆六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明確提出要“形成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個人合法利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應該說，這是新時期我們處理義利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們所必須遵守的基本道德觀。
在中國古代，義和利主要是指思想道德與物質利益的關系、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以及物質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關系等多方面的含義。我們今天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義利觀中所講的“義”，主要指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要求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利”主要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和某些單位或地區的利益。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處理道德原則、精神追求與現實生活中的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的關系，是保證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就是在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中，能充分利用機制來激活個人、企業從事生產活動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從而帶來經濟的增長和效率的提高。
由于個人利益日益顯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變得日漸緊張，從而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思想道德追求。正如《決議》指出的：“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生活中來”。如果人們利用市場機制，不是去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增強綜合國力，而是去謀個人之利，甚至是不擇手段去逐利，置社會主義和整體利益于不顧，那么，就完全違背了我們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當然，如果一味地強調“義”，對個人正當權益和利益諱莫如深，甚至把社會主義與個人利益對立起來，也是不科學不客觀的，從本意上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義”。由于義利關系貫穿在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到一些具體的經濟倫理問題的解決，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基本經濟倫理問題，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道德觀，其基本內容包括三個層次：義利統一，見利思義，以義為上。這就是既要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個人正當權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必須樹立社會主義的義利觀，必須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的同時，切實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把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五、構建市場信用體系的應對措施
（一）加強法制建設，為綜合治理社會信用環境、建立市場信用體系提供法制保障。要想使信用體系發揮作用，必須有健全的法律法規，信用法律的確立要能夠使信用數據的收集快速、真實、完·整，連續合法公開取得，合法傳播和經營征信數據，同時保護經營者的隱私權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使授信者取得依據。
（二）建立企業和個人信用聯合征信、信用評級、信用信息披露三大制度，為綜合治理社會信用環境，建立市場信用體系構筑技術平臺。開展聯合征信活動，建立企業和個人公共信用信息數據庫。可以選擇特許經營模式，調動政府利用民間的力量，充分利用工商、質檢、財政、稅務、審計、司法部門現有資料和銀行系統的信貸信息登記咨詢系統，建立相對完善的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完善信用評級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信用評估準則、評估方法和管理辦法，通過科學的評估程序和分析方法，對企業或個人履行各種經濟承諾的能力進行客觀公正的分析與判斷，并以簡單明了的符號表示出來。
公布黑紅名單做法屬于間接道德約束，這是通過對企業信用記錄的反映對企業現在的信用予以證明，從而對任何經濟類型的失信行為進行懲罰，主要是潛在的經濟交易受損。同時，失信懲罰機制具備獎罰功能，獎勵守信者，而且是實惠的獎勵，拉大市場失信和守信的態度反差。
（三）培育多元的信用中介機構，為綜合治理信用環境、建立市場信用體系提供組織保證。培育獨立的征信機構，以市場化、商業化方式管理企業或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征信數據采集及評估是信用制度建立的核心，具體操作在國外主要有政府主導和民營市場化運作兩種形式，由于經濟效益和服務質量的要求，目前國際上普遍的趨勢是征信由政府主導逐漸向市場化運作轉化。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在推進社會征信服務體系建設的初期，可以考慮在各商業銀行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的理事會監管下，由政府和人民銀行授權第三方中介機構以企業特許經營模式來運營公共信用信息登記咨詢系統。培育發展信用評級機構，大力倡導“第三方評估”。
（四）明確各主體在市場信用體系中的角色與職責，為綜合治理信用環境、建立市場信用體系制定“游戲規則”。政府要成為市場信用體系的構建者和維護者。在信用體系建立之初，必須由政府在較短的時間內，以較低的成本構建公共信用數據庫，建立市場準入機制、失信約束和懲罰等信用制度，市場信用管理和服務體系建立后，政府的主要作用應回歸到監督服務上來，即監督市場經濟主體依法披露信息和使用信息。
構建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生發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作者對該對象的態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電影之重新發現空間是同有意識地運用景深和放棄最后造成空間時間化和觀念化的蒙太奇美學有關的”。[3]（P.183）蒙太奇締造空間的辦法是許多片斷的并列和聯接，而這些片斷彼此之間可以毫無聯系。比如庫里肖夫名為“創造的地理”的實驗，他將五個在不同地點拍攝的鏡頭組接成一場戲，人們卻無法看出其中的破綻，認為空間在這里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感實際上是基于空間感的失去才獲得的。因為在蒙太奇的統攝下，“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將素材加以安排……使觀眾不去探求時間與空間的聯系。”[5]（P.74）如此一來，空間自始至終只是觀念上的。馬爾丹在分析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時說：“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對敖德薩全城、它的港口和海灣的地理位置具有明確概念的，影片從未表現過任何全景，以使我們能看到戰艦距碼頭臺階有多遠”。[3]（P.171）如果采用強調寫實的長鏡頭方法來拍攝，無疑能避免這種缺憾。長鏡頭關注的焦點是每個鏡頭內部的表現力，在現場場面調度下，攝影機忠實地記錄下各事物的位置、大小以及彼此之間的關系，并且保持一種連續性。因而，長鏡頭所表現的空間是完整而統一的。這種統一不同于上述純想象性的統一，它作用于觀眾的現實經驗而被感知。正是通過長鏡頭，電影影像得以將現實的空間關系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在一次訪談中，楊德昌說：“電影一開始就是在記錄人類生活片段，并且可以重復呈現，讓更多人認識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們喜歡看電影，其實是在看別人的生活經驗，并從中得到一些訊息，這是生物的本能特性。”在談到蒙太奇時，他說：“我們到電影學校學的蒙太奇，其實是因為技術的限制才產生的一種剪接方法。早期機器要上發條，只能拍20秒，影片要用很多20秒連接起來，其實這就是剪接，是被逼出來的。”[6]楊德昌強調電影的紀錄功能，并且把電影與生活以及人關注現實的本性聯系在一起，這與巴贊對電影本質的看法相當契合。蒙太奇在楊德昌的心中也恢復了最初的面目，是一種將鏡頭連接起來的技術。由此可見，楊德昌是個不折不扣的長鏡頭理論的擁護者，而他的影片可以說都是以長鏡頭為中心拍攝而成的。
空間在楊德昌電影中具有一種直觀性。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例，觀眾可以像主人公小四一樣對他家的結構和方位了然于胸，一樣熟悉從建國中學回家的路。不需要對比蒙太奇，小四家的簡陋、小馬家的富麗、眷村的破敗，同樣產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擊效果。楊德昌電影最常見的是用長鏡頭來表現全景、中遠景以及景深。通過冷靜客觀的長鏡頭，這些鏡頭的內涵得到充分展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得知小明的背叛，雙手抓著門框有如受難基督的全景鏡頭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小四殺死小明后，人物被置于毫無阻擋的大全景中，小明兀自躺在地上，小四低頭叫她，然后蹲下身一邊哭喊一邊想將她拉起來，在他身后，書攤前的人自顧自看書，幾個女學生有所察覺，遠遠地、驚愕地看著這一切，一個過路人也駐足觀望，人物的絕望無助和恐懼不安靜靜地彌漫整個畫面空間。再如景深，巴贊認為景深鏡頭是實現空間統一的最好方法，因為它大大拓展了銀幕的縱深感和寬度，彌補了立體感不足的短處。景深鏡頭還可以使同時出現在一個畫面中的前后景產生一種關系，將人物的內在情緒和外在環境的氣氛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第二個鏡頭，小四身后看不到盡頭的走廊就構成了一定的景深，暗示了主人公不可預知的未來。
楊德昌的影片中也有蒙太奇段落。巴贊說：“若一個事件的主要內容要求兩個或多個動作元素同時存在，蒙太奇應被禁用。”[4]（P.60）有時，楊德昌放棄了單個長鏡頭，而采用了長鏡頭的蒙太奇段落。比如《麻將》中紅魚和父親會面這場戲，楊德昌用了四個長鏡頭的蒙太奇段落來表現。鏡頭在父子兩人之間切換，在每個長鏡頭內部都有變化，攝影機有時固定，有時運動，畫面上有時父子同時出現，有時只有一個人。這使得鏡頭語言在保持客觀的同時，顯得更加豐富而不單調。
二
“一場戲劇或一場舞蹈的空間，是通過在舞臺上展示出的活動力顯示出來的；當演員們穿過舞臺時，力的擴展就變成了真實的物理力的擴展。它們之間的空間深度距離也就由演員們的相互離去而展現出來。”[7](P.522)電影與戲劇一樣，其空間關系也依賴于人的活動來展現。電影中的空間不是靜態的背景，而是與人物相結合的動態的元素。這也是許多電影導演青睞于表現封閉環境的原因。楊德昌就是其中之一。詹明信指出楊德昌的《》“像是提供了一個封閉公寓和個別的房間的故事選集”。[8](P.182)這種封閉式的空間在《獨立時代》中可謂登峰造極。這部影片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外景，主要場景是寫字樓、咖啡廳、電梯間、演播室等室內空間。僅有的幾個室外場景，人也被置于汽車內或者兩堵墻之間。有這樣一場戲，后景中沒有任何街景和建筑，小明和立人處在人潮包圍之中，前景中川流不息的車輛和行人遮住兩人的身影，給人極不開闊的感覺。置身這種環境，人的活動就顯得尤為重要。人的活動是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的紐帶，人的活動也使整個封閉空間具有了一種活的流動性。
在以長鏡頭為主導的影片中，段落鏡頭，即一場戲一個鏡頭拍到底，是最核心的表達方式。段落鏡頭可能是一個固定鏡頭，也可能是一次長時間的運動鏡頭。在這里，攝影取代了剪輯成為影片成敗的關鍵環節。攝影機也真正代替了人的眼睛，它的固定與運動，就像是人的眼睛時而凝視，時而顧盼環視。而人在看電影時，視線也會不自覺地跟隨攝影機的運動方向。電影中的運動大致有兩種，一是單向的，只有人的運動，攝影機不動；一是雙向的，即人物與攝影機同時運動。要表現空間的大小、遠近不同就要變化攝影機的位置、拍攝角度以及焦距等等。這些都與攝影機的運動息息相關。移動鏡頭可以說是區分楊德昌與侯孝賢在運鏡方式上的一個顯見標志。侯孝賢執著于固定機位，楊德昌同樣倚重攝影機的運動。影片《麻將》中，紅魚槍殺邱董的一場戲中的三個長鏡頭，通過攝影機的運動，在客廳到大門這個活動范圍內從近景到中遠景，最后定位在全景將紅魚與邱董的所有動作一氣呵成地表現出來。用攝影機拍攝影片同照相一樣，都有一個焦點，或者說一個中心，在攝影機的運動下，這個中心自然左右上下變動，而攝影機的主要表現對象也會因之不停變化，造成中心的分散。《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有一個備受贊譽的長鏡頭：起初，攝影機對準在街口拐角處一個在書攤前看書的一個學生，當“小四”的畫外音響起時，他從書攤溜走，由畫面左下方出畫。小四與小明先后在后景出現，攝影機搖向右邊迎上他們，當兩人走到畫面正中時，騎著自行車的小馬出現，攝影機隨即緊跟小馬搖拍，將小四和小明拋在鏡頭外。攝影機搖了近180度后固定下來，對面的街景顯現出來，景深處小馬的身影已隱去，小四和小明又從畫的底端走進畫面，先前的那個學生也從右上角重新入畫，面對面向他們走來，再出畫，攝影機又以小四和小明為中心，看著他們漸漸走遠。隨著攝影機拍攝對象的三度變化，同時完成了空間上的變換，在觀眾腦海里，對于三叉路口向兩邊延伸的牯嶺街也有了一個大致上的輪廓。
攝影機的運動在楊德昌電影中是比較緩慢的。他的影片中完全看不到特呂弗、戈達爾等人影片中那種依靠攝影機在人物之間的快速橫移，或者是攝影機突然迅速轉動來完成的空間轉換。比如說《獨立時代》里Birdy在Molly的辦公室洽談授權書事宜這場戲，攝影機起先固定不動拍攝坐在桌子上的Molly，Birdy站在她的身旁喋喋不休，接著后退出畫，攝影機也并不著急，到Molly說話時，攝影機反而動起來，慢慢轉向拍攝Birdy。而在場面調度上，楊德昌顯然借鑒了安東尼奧尼的做法：當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所在的空間時，另一個人迅速出畫，或者一個人進入了另一個人的空間后迅疾再度出畫。上面提到《獨立時代》的那場戲也就是這種調度方法。在此調度下，導演為用畫外音表現畫外空間埋下了伏筆。
三
由于攝影機的“畫框”與銀幕邊框的存在，觀眾看到的影像必定是受一定框架限制的。電影構圖應當考慮到在畫面中如何在“框”的范圍內盡可能完整地表現被攝對象。楊德昌對此倒是不以為意甚至反其道行之，他的鏡頭下總是會出現不完整的人和物。除此之外，他經常借助墻、門、窗、帷幕等實物人為制造出空間的割裂，讓觀眾只能看到被遮擋的人和物，使有限的空間越發顯得不完整。研究者多稱此法為“框架構圖”。楊德昌的影片大多描寫現代都市中人與人交流的困難，人際關系的冷漠與疏離。通過這種構圖法，導演試圖將物理空間同人物的心理空間對應起來，表現人的分裂、隔膜與空間對人的擠壓，以此烘托影片的主題。在《一一》中，楊德昌對“框架構圖”的運用可謂得心應手。置身于狹長的走廊和過道上的人，從狹窄的門縫看房間里人的活動等等畫面屢見不鮮。巨大的墻面玻璃，時髦的觀景窗戶時時擋在人物的前面，玻璃窗映射出的若隱若現的其它景觀也阻擋著人的視線。觀眾必須透過層層屏障去看，由于看得不真切，無形之中就拉大了與影片中人物之間的距離，現代文明社會中個體的孤獨與他者的拒斥得以凸現出來。
楊德昌曾說過，在現代社會中，人是需要有自己私人的空間的。所以，在他的影片中有許多“框架”將人與人分隔開來。但這些分割后的空間仍然承載交流和溝通的功能。《一一》中有這樣一個鏡頭：婷婷與麗麗在樓道中無言的對峙，門框和墻上斑駁的陰影將兩人隔開，好似在不同的空間中，雖近在咫尺，卻無法接近。另一場戲中，男主人公NJ隔著玻璃門看到日本人大田與鴿子嬉戲。此時的兩人還相當陌生，正是這扇門外的景象使NJ開始拉近與大田的距離。影片《獨立時代》的最后一場戲通過電梯門的一開一關與其連接的門內、門外兩個空間，將琪琪和小明兩人的關系由結束到新開始的轉換完滿地襯托出來。從這一點來看，楊德昌影片的畫面構圖雖然不完整，但畫面空間卻是具有開放性的。
就現代電影的發展而論，“電影的藝術與思想已經深入到要檢討框外事物的階段，換句話說，電影本身是框內與框外之間的微妙的牽涉與依存關系上的創作。”[9]（P.93）巴贊認為銀幕應該是窗而不是框。窗只是一種臨時性的遮擋，而窗外的空間是無盡的。這種看法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理論。當時，“為了使繪畫空間從墻壁上獨立出來并創造景深，人們就要求在房間的物理空間和繪畫空間之間確定一條明顯的邊界線。由于這種繪畫空間被想象成是無限的（不僅在深度上，而且在橫的方向上），所以這種繪畫的邊界線就僅僅象征著構圖的邊界線，而不象征著所要表現空間的邊界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幅畫的框架才被稱之為一個窗口。透過這個窗口，觀賞者就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雖然觀看受到了這個瞭望孔的限制，但實際看到的并不局限于從這個瞭望孔中看到的那一片世界。”[7]（P.319）電影影像為觀眾制造的是一種真實環境中真實的生活的幻覺。空間也是幻覺的一部分。追根究底，它是一種心理空間，因為觀眾對空間的想象是無法被隔斷的。電影銀幕的邊框與畫的框架非常相似，雖然阻擋著觀眾的視線，但同時也給觀眾預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通過電影銀幕展現的景象可以無限延伸到外部世界。
楊德昌電影的畫面構圖正是利用框架的這種特性，在表現空間時超越了其限制。在他的電影中，空間可以說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這個無限的空間是在有限的空間內呈現出來的。這就要求影片營造出畫面內空間與畫外空間的聯系。《一一》中有這樣一個鏡頭，酒店房間墻上的鏡框將畫面一分為二，原本看不到的NJ接電話的場景通過鏡子反射出來。現實的和鏡中的影像就這樣奇妙地并存在一個畫面之中，讓人不禁驚嘆導演的匠心獨運。絕大多數情況下，楊德昌電影對空間的拓展是依靠聲音與畫面的關系來達成的。其一，聲畫結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貓王給獄中的小四送錄音帶一場戲，小貓王那熟悉的歌聲和他給小四的留言同時響起，配合畫面上小貓王漸漸離去的背影，讓人忘記了眼前的此情此景，回想起種種往事和美好的青春歲月。隨著看守人員的一句“那什么玩意兒”，歌聲和話語聲突然停止，畫面馬上切換到錄音帶被扔進垃圾筐的鏡頭，觀眾也立即被拉回到無情的現實中。其二，聲畫錯位。《一一》中NJ與初戀情人約會以及婷婷第一次與胖子約會的兩場戲，楊德昌運用蒙太奇的手法交叉剪輯在一起，父親NJ所在的日本場景中的聲音總是后延到女兒婷婷所在的臺北場景里，強化了兩個場景的前后承繼性。其三，畫外音。這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手法。特別是在表現幾個人談話的場景時，畫外音的使用非常頻繁，憑借著聲音的不間斷，畫面空間與畫外空間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楊德昌是崇尚真實美學的，真實是其電影中的一個命題。他的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的生存環境。很多情況下，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具有和人同等的地位。他的影片中，環境往往先于人而出現。當人離開鏡頭后，鏡頭也不會立即切換。譬如《麻將》中紅魚和牙膏到安琪兒家看風水這場戲的第一個鏡頭。開始是客廳遠景，門鈴聲響起后，安琪兒從畫面左上方入畫穿過客廳出畫去開門并同紅魚打招呼，攝影機始終保持不動，停了一會兒后才切換。緊接著的鏡頭里安琪兒在大門口請紅魚和小牙膏進屋，攝影機跟拍牙膏的活動，先搖到小偏廳，再至客廳，旋轉了大概半周，最后停留在這場戲第一個鏡頭的位置。這場戲著重描畫大門口到客廳這一范圍，在符合劇情需要的同時，也強調了這個空間的重要性。影片后段香港被玩弄以至精神崩潰，紅魚槍殺邱董兩場重頭戲都發生在這里。另外，楊德昌電影中有許多“人物不在場”的空鏡頭。空間在這里已經不單是背景，它也是影片中的一個“角色”，成為讀解的對象。正如讓•米特里所說，這些鏡頭為創造各種聯系和確定某種含義做出了貢獻，讓觀眾去深入思考人物與存在的環境乃至整個世界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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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視覺藝術心理學[M].滕守堯,朱疆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構建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1．1設立專門的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
專門、常態化的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有助于在軟件項目的整個生命周期(立項、調研、標書制作、評標、合同簽訂、項目開發期、驗收以及售后服務和升級維護)中指導、規范項目執行，減少不確定性，并減少時間緊迫性對項目建設帶來的不利影響。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由兩類人員組成:A類為軟件開發等相關專業具副高以上職稱的純技術型專家;B類為各職能部門專門負責信息化建設的相關人員，主要負責軟件開發項目的具體業務方面。在軟件項目建設前期，從A類專家庫中抽取若干名專家，并挑選出同此軟件項目建設內容相關性較大的若干B類專家，共同組成該項目的專家委員會，負責軟件項目的立項、調研和招標文件的制作，確保招標采購質量］。在專家委員會的參與下，項目建設前期的各資料文檔可以作為后期評標委員會評標的重要參考資料。
1．2有選擇性地采用競爭性談判和單一來源采購的方式
依據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的調研結果，如果沒有具競爭力的三家或三家以上的軟件開發公司可以參與投標，可以不拘泥于邀請招標的形式，而是采用更具針對性的競爭性談判或是單一來源采購的方式。這樣在較有限的時間內，評標專家的評審焦點更為集中，可以投入更多的時間評價有競爭力的投標方案的優劣，展開價格談判。
1．3適當延長評標時間
在調研不夠完善充分、標書制作不夠嚴謹的情況下，評標專家在評標現場有時面臨評無可評的尷尬狀況，即沒有評價依據和標準，只能根據公司以往的業績和成果粗略判斷，并沒有針對具體投標方案的恰當評價。但在成立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的情況下，委員會前期的工作成果和文檔即可以成為專家重要的參考，投標公司的投標方案和投標書也應當是嚴肅和可以評判的。因此，評標專家需要更充足的時間閱讀參考資料，評審各投標方案。此種情況下，延長評標時間是必要和必須的。
1．4合同由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把關
軟件項目專家委員會參與了項目的調研和招標文件制作，對項目建設目標和需求有了深入了解，因此由專家委員會來審核軟件項目的合同可以保證軟件開發在技術上和業務功能實現上完成預期目標。
1．5質保金和年度服務費保證項目后期的維護和升級
對于軟件項目整個周期長、但驗收進度要求緊的問題，可以采用扣留5%－10%的合同款作為質量保證金的方式，敦促公司及時解決驗收結束后又出現的一些問題，并保障出現問題時，公司及時響應，快速解決問題。對于質保期過后，軟件項目升級變更費用高的問題，可以要求公司在投標報價中給出質保期以后的年度服務費。質保期過后的系統升級，由項目單位向公司支付年度服務費，由公司負責軟件項目功能模塊上的增減，業務流程上的改變。此項費用也作為評價公司整體投標報價的內容之一，計入投標報價的總費用。這不僅節約了軟件項目升級開發的采購成本，提高了采購效率，更擺脫了在軟件升級時，項目單位在價格談判中的不利地位。
2結語
構建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建構主義原本并不是國際關系學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學領域,曾經出現在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論述心理發生發展及認識形成的著作《發生認識論原理》當中。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被用來說明兒童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同化”與“順應”兩個基本過程,逐步建立起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發展自身的認識結構。這一心理學基礎應用于教育學中,即演化為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學生、教材(知識)、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構主義教學模式。[1](P58-60)
對建構主義使用最廣泛、最深刻的是社會學領域,建構主義被人們公認為社會學領域內的概念或方法。這也是國際關系領域內的建構主義被稱為“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原因。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主要是指一種系統的社會學方法論,即從社會化、規范化的宏觀整體出發,研究社會體系、構成這一體系的個體及其觀念、身份和行為實踐。
國際關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可以從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等找到其深厚的社會學淵源。[2](P1)然而,作為一種足以挑戰國際關系主流理性主義學派的全新理論,建構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實它整個理論大廈的根基,建立與之相聯系的深厚哲學基礎。
哲學是什么?形而上地說,“哲學是指導人們生活的藝術或智慧”。形而下地說,哲學是人們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和方法,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源于人類好奇的本能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題是人。[3](P4)
亞歷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是全面提出和闡述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會理論和哲學理論。[4](P3)溫特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各個方面討論了社會建構問題,同時建構了他“溫和建構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一是基礎性層面,即第二層面問題,涉及有什么內容以及我們怎樣解釋和理解建構主義”。[4](P5)建構主義在其理論部分的中心詞語是:社會結構,施動者,共有觀念,建構。即認為:國際社會的結構是由國際體系的施動者通過其共有觀念來建構的社會性結構,而非純粹的物質性結構;即使是行為體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觀念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性結構來建構的。這是國際關系幾大要素的基本關系問題。
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建構主義承認社會結構和行為者身份是一種存在,觀念屬于思維范疇,但是這一存在并不是先驗的、絕對的存在,而是物質因素和思維共同建構的存在。它們的聯系就在于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時建構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質存在,同時也是受思維影響的存在。因為世界畢竟只是人們所認知的世界。(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太陽,其實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幾分鐘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陽的狀態。)這也就是說,建構主義并不否認理性主義所討論的世界具有客觀性,并且可以認識,但是這種客觀性只有在認識的主體間才能得到體現。因為認識客觀世界必須在認知實踐中才能實現。[5](P30)
建構主義試圖以整體主義和觀念主義的方法,詮釋國際政治的體系和個體及其相互作用,對觀念的建構作用、社會結構和行為體的相互作用的闡發帶有明顯的黑格爾辯證唯心主義哲學的痕跡。它所宣稱的“探求國際政治環境從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過渡”,追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友誼的目標取向,則更鮮明地展現了建構主義類似哲學的價值追求。
二、建構主義與人、社會、觀念
在國際關系的動力和構成問題上,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主要施動者“國家”實際上是無法看到的,國家行動依賴于個人活動,個人的共有知識再造了國家作為團體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國家也是人”[4](P272-278)。實際上,相對于理性主義把國家設定為“理性經濟人”的那種人格化來說,建構主義更加深刻地分析了個體主義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動者(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構了國家的共同觀念,從而影響國際政治。它甚至把國家比擬為人,但它是一個有觀念和主觀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客觀的符號。從這一點來說,建構主義可以稱得上是人本主義。
而人恰恰是哲學的主題。哲學探討人的肉體與靈魂、生存與毀滅、精神與價值以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建構主義從具有主觀觀念和主體認識功能的“人”的角度來觀察世界,考察國際關系,實質上是在闡述關于人、人的觀念、人與社會(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的)相互關系的建構主義主張。
建構主義認為,人是社會的人,社會關系規定了人的存在,而社會的人及其觀念共同建構國家,從而建構整個世界。建構主義從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義以及國際關系的實質:即國際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人與人的關系,從特征上看是擴大了的人際關系,是人以及人們的共有觀念建構起來的一種社會關系。由此,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不是憑空的,不是先驗的,而是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動的結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觀念與價值的“冰冷的機器”,而是能夠體現人的主體性、社會實踐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政治現象。它跟國內政治一樣,是公民的意愿與選擇的多元化作用的結果。建構主義發掘人,人的觀念和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聯系,把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它拉近了個人與國際關系的距離,使國際關系變得人性化,使國際關系不再是實質上只作為概念存在的“國家”之間的事,使人性回歸國際政治。[4](P31)這不能不說是建構主義對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貢獻。
三、建構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所謂世界觀,通常是指人們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而價值觀則反映人們的需要、取舍、傾向和意愿。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注重價值觀,世界觀與價值觀反映哲學的特性。
建構主義的世界觀是明確的。它認為,“世界無政府狀態”是一種特定事實,但是它不是先驗的、自在的。它是世界體系的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因而也是可變的。這在哲學上就是說,世界是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也是我們的世界,人對世界來說不是無為的。這樣,建構主義既肯定了現實主義關于世界無政府狀態的實在性,肯定了新現實主義關于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又修正了這兩者的觀點,把這兩種理論避而不談的“世界無政府狀態到底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并且深入研究,進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義觀點:“人類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4](P1)。與此同時,建構主義用辯證主義哲學的方法,把新現實主義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單位層次因素對體系的建構作用,作為建構主義所要解決的另一個中心問題。而它的答案就是:“結構引導角色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重新界定它們的利益和認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簡言之,這個國際關系的世界,實質上是體系和施動者(包括共有觀念)之間的相互建構。這是國際關系的基本狀態問題。
與此相應的,在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問題上,建構主義堅決摒棄了科學行為主義的所謂價值中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價值觀問題,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義”。它認為,既然國際體系的施動者國家是個體人共有觀念的集合,世界體系是由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體系也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與友誼是正常的個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國際社會可以堅決地拋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無政府文化,從競爭對手式的當代洛克文化狀態走向相互友愛的康德文化,從而確保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福祉。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可以變化,變化的方向是向前的、進步的、樂觀的,從而國際關系也將向著和解與和平的方向發展。它斷然拒絕了現實主義關于國家的自私本能導致國際關系悲劇循環的理論,在肯定由于國家的選擇和實踐的消極和失誤有導致國際社會“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時,展望了國際社會的光明前途,并對有實力的大國以及它們的選擇和努力寄予厚望。這一點與哲學中關于社會發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論殊途同歸。四、建構主義的方法論
建構主義成型于舊的國際格局解體、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國際關系大變革時代,實踐的需要呼喚理論的創新,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由此應運而生。但是,理性主義方法統治國際關系理論界已有多年,建構主義如何引導人們擺脫絕對理性主義的束縛,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分析和研究國際關系呢?
建構主義的方法論特征是整體主義,它從國際體系結構的總體出發,強調體系對國家的建構作用,特別是國際體系文化對國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構。首先,它引導人們懷疑理性主義關于行為體身份不變的假定前提,通過兩個相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關系和觀念,[4](P40)輕而易舉地對理性主義理論的這一固有缺陷進行證偽。國家間關系是變化的,國家之間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義理論派別對此根本無從反駁。然后,進一步歸納得出:建立在實證主義和因果性解釋基礎上的理論假定———國際關系是一個外在的客觀現實,可以通過自然科學方法加以證實的觀念———是錯誤的。因為社會歷史事件是不可逆轉、不可還原的,它只能由我們,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帶著各自特有的知識、經驗、價值和道德觀念去認知。進一步說,完全客觀的現象即使存在,對于人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理論研究者詮釋的所有事件都是人們主觀認知的現象,它不能脫離物質因素的作用,但觀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而國際關系的實質,就是結構、施動者和共有觀念的互相建構。建構主義用普通的哲學邏輯方法,向人展示了一個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建構主義最初是何以發現和斷言國際關系的這種建構主義特征的?因為觀念建構體系,體系與施動者互構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學加以證實的,恐怕這只能歸功于建構主義的最初創立者們所謂“智的直覺”了。
五、結語
從哲學視角考察和分析建構主義,無疑會讓對這種理論更加充滿期待。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是辯證的,它重視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質;它是實踐的,它把國際關系中問題的最終解決出路放在國家的實踐上;在分析體系結構和國家時,它實際上是真正承認現實的理性主張,卻又對國際社會達到互相友愛的康德文化狀態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它把國家比擬為人,從人本、人性來考察國際關系的真實屬性。溫特“溫和建構主義”的本意是要在傳統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4](P2),卻開辟了一方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全新領域。
摘要：建構主義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哲學的主題是人,而人正是建構主義理論的邏輯起點和歸宿;哲學強調世界觀、價值觀,而建構主義有著鮮明的和平、友誼等價值取向;建構主義理論以之得名的“建構”,更是一種重要的哲學方法。
關鍵詞：哲學;建構主義;國際關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開始突破了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學科、交叉性的方向發展。冷戰結束后,這種多元競爭的局面更加活躍。這一時期興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為突出代表的國際政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日益受到人們重視,成長為勢頭強勁的理論學派。它與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一起,成為了當代最有影響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且漸有后來居上之勢。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探討的主題,考察問題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與哲學有著緊密的關聯,或者說有著鮮明的哲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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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安全生產；管理；電力；管理制度
多年來，電力工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電力安全生產管理制度，保證了電網安全運行。但是，現在形勢變化了，電力供需矛盾突出、全國聯網和西電東送的實施、體制改革后安全責任主體的變化，都對電力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雖然我們一再強調電力的安全生產，可電力事故從未被我們杜絕過。可見安全生產管理工作不足尚存，要不斷加以改進。
一、目前電力安全生產管理中的常見問題
1.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部分電力企業安全投入下降，由于電力需求的快速增長，電網的輸電和配電設備以及發電企業的發電機組長期滿負荷運行，設備缺陷得不到及時檢修，保證電網安全穩定運行的難度不斷增加，影響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市場化的電力交易也對系統運行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
2.安全生產管理是粗放的，是要求不嚴、標準不高，是自上而下不深入、不細致、不扎實的問題還存在，常規性的安全管理工作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比如，電力設計院二次圖紙不經過會審，不經過審查就送到施工單位進行施工，結果當然出現問題。電力生產事故發生在現場，深究起來，總能找到某個管理環節上的漏洞。現場操作人員操作過程中的隨意性，往往是安全生產管理人員隨意性的延伸，從而造成了安全管理與操作兩個層面的脫節。
3.一些部門“管理衙門化、干部機關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脫離職工搞監管、遠離一線抓生產，導致事故連連不斷。幾乎所有的安全生產事故都表明，事故原因與監督管理不到位有密切關系。電力市場化改革后，原有的電力安全生產管理體制已經打破、新的體制尚未建立，安全生產管理可能存在缺位現象。干部是生產的組織者、制度的執行者和安全措施的監督者。跟班是企業干部的職責，不跟班就無法履行職責，這不僅是一種缺位，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更是一種失職和犯罪。
4.缺乏風險識別能力，看不到生產過程和生產環境中存在的潛在風險，看不見“冰山下面潛伏的巨大隱患”，只是在事故發生之后，才認識到深層次的安全隱患和危害。缺乏風險分析的能力，受業務素質和知識能力的限制，對生產環節中可能存在的危險和隱患，不能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全方位的分析和判斷，不熟悉生產環境的變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了解新型設備的結構和原理，存在盲目性和主觀性。
5.忽視安全生產軟管理。軟管理是相對電力設備管理而言的，包括電力安全生產的資料、規章制度和安全措施等。軟管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淡化，比如，大修一臺開關或主變壓器與貫徹“檢修現場安全措施標準化”相比，就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后者遠遠遜于前者，甚至流于形式。應該看到，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發展，電網裝備科技含量的增加，復雜的工作變得簡單化了，現場工作量大大減少，工作人員也趨少，管理工作則相對復雜化，軟管理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因此，要強化安全生產的軟管理工作。
6.在電力安全生產管理中不具備系統思維。常表現在以下方面：缺乏總體數據規劃、數據(應用)整合，存在或多或少的“信息孤島”，部分數據有冗余和二意性，不能融合到整個管理信息平臺上。特別是電力企業的生產實時信息，不能充分數據共享，不能為決策和數據挖掘服務。數據基本上是一種相對的靜態，數據分析的功能很少，缺少有效的決策支持，電力企業領導在生產經營管理決策時，需要查閱大量基本數據，對于這些散布在電力企業各個部門的數據無所適從，決策多依靠經驗判斷，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對設備的管理通常局限在設備臺賬、檢修記錄、消缺記錄等單一靜態的記錄上，設備從發現缺陷到檢修消缺的管理過程缺乏科學的管理流程，以及對流程的監督考核管理等。
筆者認為，要從根本上改善以上現象，就要通過建立正確目標、實施員工培訓、多方面監督控制等綜合手段，建立健全電力安全生產管理制度。在當前，電力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中必須要加入系統思維方式和安全生產軟管理方式，這是電力企業安全生產管理的重要保證。
二、建立和完善電力安全生產管理制度
在安全生產中，一方面我們要積極轉變觀念，應用系統思維，采用防止人為失誤的技術措施，在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設置防錯機制和糾錯機制；另一方面還要特別重視采取防止人為失誤的組織措施，規范人為的行為，從工作流程、作業流程和操作流程上防止出現人為犯錯誤的機會，保證作業人員是安全的。要積極推行現場作業程序標準化工作，結合生產現場安全工作實際，建立一整套符合安全規程規定要求的規范化作業程序，規范人的行為，避免人為失誤，尤其要避免發生誤操作事故，有效減少電力生產事故發生。
1.電力安全生產管理工作必須要有新思路，即必須具備系統思維。如今，在電網現代化裝備的日新月異中，在大量新設備、新技術的采用和對電力安全生產管理提出新標準、高要求的形勢下，在電力安全生產的實際工作中，把握這種先進的思維方法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要共同維護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維護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是各電力企業的共同責任。一個企業，一個生產環節，既是局部，也是全局。電力系統的安全，必須依靠所有電力企業來共同維護。要建立有效的電力安全應急機制。電力企業要加快建立健全和不斷完善安全生產應急救援體系。電網企業要建立有效的電力系統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并定期組織演練。
2.在系統思維指導下確立安全生產目標。電力企業系統安全生產的總體目標是在生產經營工作中，防止發生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對資產造成重大損失的事故，確保人身、電網、設備安全。杜絕重大人身死亡事故，杜絕特大電網事故和有人員責任的重大電網事故，杜絕特大設備事故和重大施工機械設備損壞事故，杜絕重大火災事故，杜絕電廠垮壩事故，杜絕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和重大垮(坍)塌事故。電力企業系統實行安全生產目標管理。電力企業系統發電、輸變電、供電、檢修、火電施工和輸(送)變電施工企業實行安全生產目標三級(指企業、車間或工區、班組)控制。實行安全生產責任制。各單位必須對本單位的各級領導、各部門、各崗位制定明確的安全生產職責，做到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密切配合，相互協調。
3.項目建設考慮融入全新的管理理念。以EAM(企業資產管理)的核心思想為中心，資產生命周期管理為基礎，工單的提交、審批和執行為主線，按照故障維修、預防性維修、預測性維修等的可能模式，跟蹤、管理設備資產的全生命周期過程。并以提高設備運行率、降低總體維護成本為核心目標，將設備管理、工單管理、安全管理、采購管理、庫存管理、數據采集管理集成的一個數據充分共享的管理信息系統。
4.安全生產組織、制度與措施。電力企業系統各單位應設立安全生產委員會作為安全生產的領導機構，負責組織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研究和決定安全生產工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協調解決安全生產重大問題。各部門必須在其業務范圍內按照其安全生產職責做好有關安全生產工作。電力企業系統各單位的各級電力生產和技術管理部門以及各級調度部門應做好電力生產安全保證體系的工作，負責建立健全本單位保證電力生產和電網運行安全的各項規程制度，并在電力生產中嚴格執行。電力企業系統各單位的各級電力建設和工程管理部門應做好電力建設安全保證體系工作，負責建立健全本單位保證電力建設安全健康與環境管理的各項規程制度，并在電力建設工作中嚴格執行。
5.電力企業系統內部實行安全生產監督制度。各單位依據產權或管理關系，實行上級對下級的安全生產監督，即電力企業對其分電力企業、子電力企業實行安全生產監督；電力企業各分電力企業、子電力企業對其所屬生產經營單位實行安全生產監督；代管企業對被代管企業依據協議實行安全生產監督。電力企業系統各單位的安全生產除接受電力企業內部的監督外，還應接受所在地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監督管理。
6.電力企業系統各生產經營單位必須根據國家、電力行業和電力企業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要求，重視和開展安全教育培訓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產教育培訓制度。充分運用現代科技開展企業安全教育。積極開發和傳播多媒體安全教材，以生動逼真的形式加強安全教育效果。大力開發具有各種崗位、工種特點的計算機事故預想與處理仿真系統，開展事故演練培訓，提高職工防范事故的能力。建立健全安全教育架構。合理實行企業內部資源配置，通過設立安全教育專職，開展安全教育題材策劃與組織傳播，明確企業內部各層次安全教育成員職責，建立相關安全教育激勵與約束機制，促使安全教育走向規范化。
7.建立完善的考核與獎懲制度。電力企業對安全生產工作實行獎懲制度，設立安全生產獎。對安全工作做出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對安全工作嚴重失職、違章作業、違章指揮、違章調度造成后果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處罰。觸犯刑法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安全工作的獎懲實行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批評教育與經濟處罰相結合的原則，以獎懲為手段，以教育為目的。wWw.gWyoO
總之，針對不同的形勢，電力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工作要有不同的措施。安全生產是企業的頭等大事，而企業的管理者圍繞“安全生產”的主題應做的工作很多，既要抓主要矛盾，又不能留下絲毫安全隱患；這些工作如何進行才是最合理、最可靠的、值得管理者們不斷深入地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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