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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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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經典著作范文第1篇

          “道之道非常道”的意思是:“人世間的道理需要不斷修正完善”。出自老子的《道德經》第一章。《道德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名著之一,對傳統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刻影響。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老子有兩個可能的身份,一是老聃,一是老萊子。中國春秋時代思想家、哲學家,老聃曾擔任守藏史(藏書室室長)。著有《道德經》一書,是道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他的學說后被莊周發展。

          (來源:文章屋網 )

          道家經典著作范文第2篇

          每天中午12點45分,我都會準時收看中央十臺的“百家講壇”。“百家講壇”是由一些大師來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分析一些經典著作,告訴我們為人處理的道理。

          我是在媽媽的強迫下看的,那時,我喜愛的動畫片------《名偵探柯南》正在熱播中,我自然是一萬個不情愿,可是,媽媽可不管這么多,直接調到了十臺,津津有味地看了起來,沒辦法,我也只好忍氣吞聲地呆呆地看這“百家講壇”。但是,漸漸地,我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了,從王立群讀《史記》,我知道了一個朝代興衰的歷史原因有很多,明白時代是一步步前進的。從易中天講諸子百家爭鳴,我知道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等思想的具體的內容,雖然有些我還不太明白,但我一定會讀讀這些經典,吸取里面的精華。從鮑鵬山《新說水滸》,我明白了故事中各個英雄人物性格的形成過程,在以前,我還只是簡單地認為《水滸傳》只是一本打打殺殺快意恩仇的書,通過鮑鵬山老師對里面細節的講解,我知道了看名著是要細嚼慢咽地,里面108條好漢,個個性格不一,來歷不同,作者能處理得這么好,每一個英雄好漢的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各自的歸宿安排得合情合理,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有時間,我一定再細細地咀嚼這部經典。從曾仕強教授講胡雪巖的啟示,胡雪巖能從一個放牛娃成長為一個富可敵國的紅頂商人,我明白了誠信是人的第二性命。從錢文忠老師解讀《三字經》,我知道了四書五經的一些大致情況,以后,我也會慢慢地去讀這些經典。

          “百家講壇”已經成了我的精神食糧,就像每天要吃飯一樣,一天如果沒“吃”,我會覺得心里空空的。里面講解的一些道理,必定會使我受益無窮。我會一直看下去的。

          道家經典著作范文第3篇

          官方不重視數學教育,是數學發展停滯、數學知識難以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周朝,數學曾被列為“六藝”之一,規定為貴族子弟在學校學習的必修課程。唐朝武則天時很重視數學,將九章和其他九部算經規定為國子學的必修課,并將數學列入科舉考試的科目。宋初曾效仿唐制,后因戰亂,時興時廢。但是在唐朝中,數學雖被視為“通儒”的一項,但是“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8]有知識的人不能以數學為專業,這就大大妨礙了這門科學的發展和傳播。

          三、醫學的傳播

          中國醫學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傳統科學。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論體系,至今還在醫學的實踐中發揮作用,歷代醫學尊為經典的《黃帝內經》,仍然是今天中醫的必讀教材。

          然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19世紀西學東漸以后,在中國古代科學領域中,雖然中國醫學作為碩果僅存,能夠繼續生存和發展,但當時“中醫不科學”的貶辭也隨處可聞,一些近現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聲言不信中醫,或者不請中醫看病。

          一方面在中國古代醫學中,特別是在它的基礎理論中,確有不科學或不夠科學之處;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發達的今天,繼續發揮很好的作用。能否從傳播學的角度,對這種矛盾現象進行新的觀察和思考呢?這里只能提綱挈領地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陰陽、五行——在實踐中可視為一種傳播符號

          陰陽本是古人解釋自然現象的一對概念,進入中醫學以后的陰陽學說,成為用來解釋人體腑臟生理以及診斷、治理和處方用藥的一種說理工具。春秋時期的醫和認為,人致病原因有“六氣”,即陰、陽、風、雨、晦、明。他還說,“陰寒疾,陽熱疾”。意思是陰氣太盛使人患寒病,陽氣太盛使人患熱病。這種理論很難用今天的科學原理來說明它,但它本質上是唯物的“氣”一元論,帶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陰陽是一組對立的屬性,既是對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時還是互相消長的,即所謂的“陰消陽長”、“陽極反陰”、“陰極反陽”,可見,陰陽學說反映了古人對事物矛盾的認識,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至于陰陽學說后來為儒、道家所利用,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主張和宗教迷信服務,則自當別論。

          陰陽學說用到醫學理論中,雖然也有一些牽強附會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體的生理和病理變化,以及在診斷和用藥歸類上,起了至今仍然無法否定的作用。人體在生理活動過程中,物質與機能之間,必須經常保持著相對的動態平衡,如果陽氣(如熱能)與陰質(如體液)在消長過程中不能保持這種平衡,就會產生陰陽的偏盛偏衰,從心理狀態向病理狀態轉化。所謂“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就是這個意思,[9]治療時則“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寒熱理論是陰陽學說具體運用到醫療實踐中時用得最多的理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陰陽,還是寒熱,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現為對病理現象的分類,起到類似標記和符號的作用。雖然這種陰、陽、寒、熱,很難用現代醫學的語言來做細致的描述,更難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種相同特征的病理歸為一類,如寒癥或熱癥,然后對癥治療,就不能抹殺其科學性。與此相匹配的是,中藥雖然多達數千種,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陰陽加以概括。中醫藥性分為寒、熱、溫、涼四類,溫熱藥屬陽,寒涼藥屬陰。所以,雖然陰、陽二詞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熱有時也難以區分,更難以定量,但它們作為一種符號,用以標識同一類病理,或同一類藥物,這在醫療實踐中是有意義、起作用的、這是2000多年的醫學歷史充分證明了的。

          中國醫學還把古人的五行學說搬到醫學理論中,五行即古人所認為的人們生活離不開的五種物質——金、木、水、火、土。五行說搬到醫學中來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別以肝、肺、腎、心、脾代表之。五行說在醫學中的應用,不乏牽強附會和主觀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機械循環論的成分,但其積極意義是,它強調人的臟器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的關系,這對于醫療實踐是有指導意義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醫學中,不過是社會意識形態滲透一切的證明,沒有帶來多少新的實質性內容。剝去其神秘主義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臟,只不過是一套新的術語、新的符號而已。甚至于中醫學中的肝、肺、腎、心、脾,也分別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號,它們與現代解剖學中的肝、肺、腎、心、脾并不完全相同,雖然后來的解剖學證明,某一功能并不是這一種臟器所發出的。因為這個符號標識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確指某具體的臟器。比如,中醫學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謂“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說法。而解剖學證明,心臟根本無此功能。

          (二)藥物學的積累式傳播

          《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被奉為中藥學經典。全書分三卷,載藥365種(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理論精髓。

          中國所使用的藥物,絕大多數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為多,故中國古代藥物學著作,幾乎都稱“本草”。自漢至清,“本草”傳之不絕。中國最早的藥物學專書——《神農本草經》,出現于漢代。該書共載藥物365種,是由若干醫家陸續寫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發現的藥物又整理出365種加進去,編撰成《本草經集注》。唐、宋時期,朝廷曾組織專人整理修訂中藥學書籍。唐代蘇敬等人編寫的《新修本草》是我國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藥典,比西方著名的紐倫堡藥典早883年。明代李時珍“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綱目》。該書52卷,共載藥1892種,繪圖1160幅,這一巨著對我國醫藥學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清代的趙學敏又在《本草綱目》的基礎上,補充藥物716種,編成《本草綱目拾遺》,共載藥2608種。[10]以上情況說明,中國的藥物學,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斷豐富補充前人的著作的結果。它靠知識積累,滾雪球式地傳播到今天,堪稱源遠流長。

          (三)借注經立言,嚴重妨礙醫學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黃帝內經》,奠定了中國醫學的理論體系,也確立了它在中國醫學中的經典地位。堪稱經典的,還有醫圣張仲景的《傷寒論》等權威著作。歷代著名醫家,借經典立言,著書立說的比比皆是。這種注釋經典的風氣對醫學界影響很大,以至于人們認為,不注經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國醫學雖然歷史很長,學術爭鳴空氣卻不濃,大多跟著經典走。醫學史上的金元各家學術爭鳴,對豐富和發展醫療方法頗有成就,但是這樣的爭鳴并不多見,特別是與經典著作爭鳴更無勇氣。明清時期,溫病(屬于急性外感熱性病范疇)的研究比較熱。一些醫家,在總結既往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對溫熱病的發病原因和診治等提出了新的見解,對后來研究記性熱性病的治療有相當深遠的影響。“不過有的溫病學家,由于受時代的局限,他們沒有勇氣申明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已經突破前人的論述,反而強調他們的見解,都是符合‘經旨’時,因此在某些論點上,難免出現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個醫家著書立說,都唯恐別人指責沒有經典上的根據,就使得中國醫學只能套著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國醫學起步早,發展慢,基本理論體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國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幾門科學天文學、數學、醫學為例證,研究了中國古代科學傳播的狀況及特點、從中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一個社會中,逆向傳播難以存在,其科學就難以發展。

          所謂逆向思維,就是傳播跟當代社會的主流觀點相左的看法與信息;對于科學的某一領域來說,就是傳播與這個領域的經典著作或者權威性觀點不同的意見與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專制社會,沒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陰陽五行這類官方意識形態,是不可以挑戰的,學者總是試圖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去印證它們。中國天文學盡管歷史悠久,積累的觀測資料舉世罕見,但始終籠照在神秘主義氣氛中,出于對天的敬畏,不能客觀地解釋天文現象,所以除了為制定歷法服務以外,就是把觀測到的天文現象作“預測”吉兇的根據,天文學差不多成了占星術的附庸,自然也就產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論。

          即使在不涉及意識形態的學科,逆向傳播也常常困難重重。某一權威著作被奉為經典以后(特別是在得到朝廷的賞識和肯定以后),與之向左的科學觀點就很難露頭。中國傳統文化有的注經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學者不敢偏離主流,另辟新徑的表現。當然注經也有其必要的、積極的一面。有的學者有了真知灼見,卻因與傳統觀點不同,也以注經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達出來,怕被指責為離經叛道。因為離經叛道者歷來很難得到承認,還可能受到打擊和迫害。

          清朝有個醫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臟腑情況對醫生的重要。他說:“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子夜行。”(《醫林改錯·臟腑記敘》)他對經典中有關生理和病理的論述大膽提出懷疑,為此曾親至義家、刑場,觀察尸體臟器,還與動物內臟比較,發現古書所繪臟腑圖形與實際有不符,遂將42年的觀察所得繪成《親見改正臟腑圖》,連同他的醫學論述,一同收載于《醫林改錯》中。王清任在該書中明確提出,“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的觀點。但是他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卻遭到冷嘲熱諷,他被譏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對他的《醫林改錯》很長時間不予承認,幸得當時的西學東漸之風,未聞王清任受到迫害。

          圖為王清任在觀察人體臟腑

          毫無疑問,當一個社會中,學者隨時心懷被指責為“離經叛道”之憂,就很難有劃時代的科學理論提出,更談不上爆發科學革命。

          長期的封建專制秩序何封建正統觀點,養成知識分子的保守傳統,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學傳播的困難。比如要學習西方數學,除了接受阿拉伯數字和其它一系列數學符號以外,書寫形式上采取橫寫也是不可少的,這種書寫方式在利瑪竇來中國時已經帶來,例如利瑪竇、李之藻編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橫寫的漢文數字來介紹西方筆算的。但差不多半個世紀后,像梅文鼎這樣優秀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還堅持使用老符號,并且又改橫寫為豎寫。[12]只是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被摧毀以后,中國才掃除了接受近代科學傳播的障礙。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科學無、科學無國界等有利于科學傳播的觀點,逐漸深入人心。(連載完)

          注釋:

          [1] 顧炎武《日知錄》。

          [2]《史記·歷書》。

          [3]《史記·歷書》。

          [4]《史記·歷書》。

          [5]《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38年。

          [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

          [7]《顏氏家訓》。

          [8]《古今數學思想》,第1冊290頁、301頁,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實用中醫學》,第27-30頁,北京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校編,1981年。

          [10] 同上,第19頁。

          道家經典著作范文第4篇

          養生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枝奇葩。中國的養生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文字記載的就已達4000年之久。

          老子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前公元前471年之間。晉代人葛洪按史書醫典之記載描述:老子皮膚細嫩,黃里透白,眉毛很美,額頭寬闊,眼睛很大,鼻子很端正,四方大口、嘴唇很厚,只是牙齒稀疏,耳朵很長。老子所處的時代是春秋晚期,比孔子(前551~前479年)年長約20歲。他精于天文,熟于兵法,通于武功,悉于史典,悟于養生之道,讀書之多在春秋之世,當首屈一指。孔子便曾數次問道于老子。

          老子養生論

          “養生”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內篇》。“養”,即保養、調養、補養、護養;“生”,即生命、生存、生長。養生意義有二,一是如何延長生命時限,二是如何提高生命質量。

          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遺世著作,僅有《老子》一書,也叫《道德經》。該書僅5千字,但字字珠璣,句句玄妙,博大精深,涵蓋天地,是道家的主要經典著作。時至今日,它風行歐美,流行世界,已被譯成三十多種外國文字,擁有近500個外文版本,是世界外文發行量僅次子《圣經》的文化經典。老子也被美國《紐約時報》列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

          這并不是一部養生書,但綜觀全書,其中閃耀著諸多老子鮮明而獨特的養生智慧。老子的養生論不僅奠定了傳統養生文化的思想基礎,而且對于中國后世養生學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道法自然的養生原則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說我們是自身決定了自己的存在和運動、發展。從人的角度看,一是人應當取法天地之自然,這里體現的是“天人合一”的觀念;二是人應當取法人性之自然,這里體現的是人的本性自然的觀念。老子認為,“道法自然”是宇宙萬物遵循的根本法則,自然也是人必須遵循的根本法則。人要想“長生久視”即健康長壽,就應當修道進德,取法自然。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成為后世養生家的根本指導思想。也就是說:宇宙間的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規律,這些規律都是客觀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規律的根本特性就是自然而然。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但對人來說歸根結蒂要順應的就是自然而然,即要道法自然。

          沖氣以為和的養生目標

          在老子看來,嬰兒身體柔弱,無知無欲,他之所以能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他擁有充盈的精氣、淳和的元氣。所以,老子主張,修養生之道的人,只有像嬰兒一般始終保持“精之至”、“和之至”的境界,才能夠精神飽滿,健康長壽。

          當然,老子的養生之道不僅注重養氣,也強調養形、養神;而這三個層面的養生均以“沖和”為目標。

          精氣神三者合一延年益壽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生命現象均被視為“氣”活動的結果。老子據此提出了一系列修身養性以達到健康長壽的具體的養生方法。其精髓說:人常使精、氣、神三者合一,便能延年益壽。

          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重視精神修養。諸葛亮在《誡子書》的開篇便諄諄告誡他的子弟,要“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也就是要保持清心寡欲,以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亮強調:“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就是說,立志于學、靜心求學是手段和過程;養成學問、增長才干才是目的。

          而“氣”的生成主要與腎、脾胃、肺等臟腑器官密切相關,“氣”的存在是通過一定的生理功能表現出來的,這些生理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推動作用:“氣”具有推動臟腑組織活動和促進血脈運行的作用。

          溫煦作用:“氣”具有維持人體正常溫度,保持身體與外界環境協調平衡的功能。

          防御作用:“氣”具有護衛肌表、防御外邪入侵的能力。

          固攝作用:“氣”具有控制人體血、汗、尿、精不外泄的功能。

          氣化作用:“氣”具有維持臟腑功能正常活動和精、血、津液新陳代謝過程順利進行的作用。

          氣功鍛煉

          生活在社會劇烈震蕩的春秋時代,老子非常重視人的個體生命價值,他自己就是一位重視生命并且相當長壽的智慧老人。老子的長壽固然得益于自然無為的人生哲學,但從一定意義上講,他的健康長壽也是持之以恒實踐氣功養生的結果。

          人體生命活動受自然規律支配。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個部分,他的生、老、病、死的整個生命過程,包括人體各種生理、病理變化,都與這個外在環境天然存在著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人體與自然界關系密切的最顯著標志是“呼吸”。因此,氣功養生家修煉氣功,就是以呼吸習靜為主要手段來達到保健強身的目的。另外,練功不能背離自然法則。 “自然功”以“自然”命名,這就是要求在練功的全過程中必須貫徹“自然”的原則,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順手自然。最后,回復自然,探索生命本質。氣功修煉就是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健康與長壽,為此,必須要回到人的自身,探索人體生命的本質,把握人的生命活動的規律。

          氣功鍛煉的方法包括調身、調息、調心這樣三個既逐步展開又同時進行的過程。調身就是要擺好姿勢,全身要自然、放松;調息就是調練呼吸,練功時有意識地注意自己呼吸的調整,其方法有自然呼吸法、腹式呼吸法和停頓呼吸法等;調心就是調定心意,使心神寧靜,意念專一,主要方法是意守丹田。具體方法有:

          1 呼吸:吸長而緩,呼短而促,宜行于不經意之間。

          2 身體部位:端坐,頭部直對前面,眼微閉,唇微閉,牙關不相接,不相咬。后背微圓,前胸不可挺出,心窩部凹下。兩手叉置大腿上。上腹凹下,臀部向后,突出到可能的地步。兩膝不可并,可離開八九寸左右。

          道家經典著作范文第5篇

          關鍵詞:《道德經》翻譯;Peter Merel;陳榮捷;訓詁學

          一、中國訓詁學與西方詮釋學(Hermenuetics)的比較

          在開始分析兩個譯本之前,本文作者需要對中國訓詁學和西方詮釋學(Hermenuetics)進行差異比較,以免讀者對這兩個相似的概念產生混淆。

          訓詁一詞最早出現在中國春秋時期《詩故訓傳》一書中,意思是譯解古代詞義,分析古代書籍中的語法、修辭現象。它從語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獻,根據文字的形體與聲音,以解釋文字意義。在20世紀初期及之前,漢語白話文尚未普及使用,而由于古漢語每個文字的含義復雜多變,因時因地而異,所以當時的學者必須借助注釋閱讀古代典籍。

          與中國語言類似,西方拉丁希臘語系語言也隨著時代而變遷,以至于現代西方人也必須借助輔助手段才能理解古代西方語言。詮釋學應運而生。詮釋學包含對一切交流現象的解釋過程,無論是語言類還是非語言的交流溝通現象,以及對交流產生影響的因素,包括假定(presupposition),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語言含義和語言哲學,符號學等等。另外,海德格爾以及之后的伽達默爾和德里達對存在的批判研究也為詮釋學賦予了哲學思辨的內涵。

          二者的區別顯而易見。雖然二者都有輔助讀者理解古文的功能,但是中國訓詁學是從微觀角度闡釋文字,著重于一字一詞的考究,而西方詮釋學是從宏觀角度詮釋文字整體意涵,對單獨文字的缺乏關照。由于古代漢語微言大義的獨特性,在分析中國傳統古籍翻譯時,訓詁學明顯更有參考價值。

          二、《道德經》簡介

          自從1868年第一部譯本面世后,《道德經》便在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尤其在英美國家更是掀起了對《道德經》的研究熱潮。目前,對于老子思想的研究儼然成為國際文化研究領域的顯學。截至當前,國內外已經出版發行的《道德經》英譯本大約有100個,而且還在以大約一年一個的速度遞增。

          三、兩個譯本的比較研究

          以下就采用例證法對陳榮捷譯本和Peter Merel譯本進行比較研究。

          例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第五章)

          陳譯本:

          Much talk will of course come to a dead end.

          It is better to keep to the centre.

          Merel譯本:

          So the sage draws upon experience

          And cannot be exhausted.

          在此例中, 關鍵點在于對“中”的理解和翻譯。一些版本的《道德經》在此處有不同的用詞。龍興碑版此處用的是“忠”而非“中”。古漢語中有通假字之說,“忠”和“中”因發音相同,因此常常被視為一對通假字。陳把“中”翻譯為center是根據“中”字原意即為中間,中部。Merel將其翻譯為experience是基于其自身對《道德經》的理解。而根據訓詁學專家的研究,“中”字還有一個通假字“沖”,意為虛無。由于道家的核心思想即為自然無為,無所不容,因此對“中”的翻譯應為void 而最為貼切。

          例二:

          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第十二章)

          陳譯本:

          For this reason the sage is concerned with the belly and not the eyes.

          Merel譯本:

          He provides for the belly, not for the senses.

          兩個版本的最大區別在于對“目”的翻譯。陳榮捷將之翻譯為眼睛,屬直譯。而Merel將之翻譯為senses,屬意譯。蔣錫昌在《老子校詁》一書中將該句注釋為“老子以腹代表一種簡單清靜的生活,以目代表一種巧偽多欲其結果竟至‘目盲、耳聾、口爽、發狂、行妨’之生活。明乎此,則‘為腹’即為無欲之生活,‘不為目’即不為多欲之生活”。陳榮捷的直譯法,沒有翻譯出原文中的隱含意義,而Merel雖然將“目”翻譯為senses也不甚精準,但也可通過聯想遷移得出原文信息。所以二者相比,在此句的翻譯中,Merel版更為妥帖。

          四、總結

          翻譯活動不僅僅是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它更多的是將不同文化的符號和特征進行傳遞。文化和文化溝通是翻譯的應有之義,而翻譯本身又是文化溝通的產物。譯者就是文化溝通和文化產品交流的橋梁和媒介。文化帶有強烈的地域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翻譯過程必然遇到各種問題和困難,必須要借助輔助手段加強對原文語言和譯入語言的理解。

          訓詁學認為,每字每詞都有自己的意涵,所謂微言大義。《道德經》的譯者們在翻譯過程中更應該積極參考訓詁學的研究成果,因為五千字的《道德經》字字詞詞都包含著深刻的含義和哲理,稍有不慎,就偏離了原文的精神內涵。其實對于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者來說,學習和了解訓詁學都是必要的。本文作者建議開設有中國古籍翻譯課程的學校和學系都應該加強對于學生訓詁學的教育。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