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哲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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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哲學論文范文第1篇
回顧我國哲學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前存在著“過多強調唯物原則，比較忽視實踐原則;過多強調客體原則，比較忽視主體原則;過多強調真理原則，比較忽視價值原則”這“三個過多，三個忽視”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學界在深入反思并取得豐碩學術成果的同時，卻又走向了“實踐本體論”、“唯主體論”和“唯價值論”的另一個極端。
在此背景下，陶先生提出了要自覺堅持唯物原則與實踐原則、主體原則與客體原則、真理原則與價值原則的“辯證統一”。這三個“辯證統一”現在看來人所共知，但在30多年前提出來，是需要底氣、勇氣和智慧的。在理論推進的浪潮中，陶先生沒有停留在一般原則上，而是深入思考如何把這些原則貫徹到哲學原理中并指導實踐。
實踐本體論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并延續多年的，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關系討論中，一些論者提出的一個理論觀點。正是鑒于以往哲學教科書對哲學本質精神理解的偏頗，和對這種偏頗所做的過度反撥的“實踐本體論”，為了正本清源，陶先生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作為理論源頭，在《文集》第二卷、以及多篇論文系統地闡述了實踐主導論的觀點。他認為，哲學的變革從根本方而來說，是指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哲學主導原則的轉換，辯證唯物主義的頂層設計是世界觀，其子層是自然觀、歷史觀、人觀、認識觀、價值觀和方法觀，這些層次相互交結，并為之旋轉的樞紐叫科學的實踐觀，實踐觀點所發揮的這種作用，可以稱之為實踐主導論。陶先生認為，要把實踐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等哲學的不同稱謂做統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理解。
早在1983年，陶先生在《哲學研究》上撰文提出，必須從作為主體的社會的人與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關系出發，來探討認識的源泉。前者是認識起源的自然基礎，后者則是認識起源的社會實踐基礎，其中實踐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基本的關系。
陶先生還認為，社會關系的形成要從客體向度、主體向度及其統一去加以說明。社會關系是客體，人是主體;社會關系的內容是客觀的，但其形式要依靠主體的人實踐來賦予，來實現。從主體向度來說，強制、契約、情感是社會關系形成的三種方式。
在生產力與主體的關系方而，陶先生早在1990年主編的《現代生產力發展概論》一書有所論及，后又圍繞生產力主題發表了十多篇文章，闡述了許多新觀點。比如他提出生產力要素可以劃分為勞動主體、工具系統、能源系統、基礎設施、原材料、科學技術、生產信息、生產管理、現代教育等九個要素，在30年前陶先生就指出了管理、信息、教育這些要素的作用，在當時具有超前性和創新性。他還提出，需要和利益是勞動者主體積極性的源泉，堅持利益與勞動的直聯、正比關系，這與當前解決貧富差距，確立勞動報酬在整個分配體系中比重的方向。
關于外因作用的兩種形式，他早在1993年就撰文提出，外因作為條件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是一種形式，而外因經過內化而起作用，這也是一種普遍性存在，特別是表現在人際關系方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價值論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價值本質、價值評價、價值選擇和價值創新等一些基本理論，以及如何看待普世價值等問題上，還需要澄清是非，深化認識。而唯主體價值論把價值生成歸結為主體，認為客體是否有意義，有多大意義，完全取決于主體對客體之意義的給予過程。這種觀點在肯定主體在價值生成中作用的同時，走向了極端。陶先生在文集第1卷中明確提出，真理原則與價值原則是在人類實踐、人類利益、人類理想這三個客觀“基礎”上的有機統一。
經典哲學論文范文第2篇
研究生讀書的特點和要求
（一）研究生讀書要有讀書計劃
研究生讀書計劃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專業讀書計劃。研究生專業培養方案管著研究生三年的讀書計劃。第二個層次：研究方向讀書計劃。研究生入學就有專業方向，專業方向對研究生從事科研工作來講畢竟太大，還要細化為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在第二個學期至遲在第三個學期要盡快在導師指導下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要在專業培養方案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需要擬訂研究方向的讀書計劃。第三個層次：學位論文的科研讀書計劃。在初步完成研究方向讀書計劃，有了創新觀點的基礎上，將研究方向細化為學位論文的選題，進而確定自己學位論文的科研讀書計劃。導師怎樣指導研究生？首先就是指導研究生制定這三個層次的讀書計劃。所以，研究生讀書首先要有讀書計劃，而且必須完成這個讀書計劃。
（二）研究生讀書要史、著、論相結合
研究生讀書，書目的選擇，計劃的擬定，必須史、著、論相結合。
"史"就是每個專業、每個研究方向甚至每個選題的學說史。研究生研究、做學問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向歷史學習。每個專業必須搞懂本專業學術史。有史的基礎，選題、論文才能變得厚實起來。
"著"指的是古今中外關于這個專業、這個研究方向、這個選題的經典著作、文獻。經典著作就是可以稱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獻。讀經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資料是研究生讀書的基本功。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獻，就知道教材內容的出處、來龍去脈，即源頭所在，這樣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去駕御教材，理解和講授教材。經典著作與史是什么關系？如果把"史"比作一個常青的"藤"，那么經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結的一個又一個的"瓜"。掌握了史來讀名著，就好比"順藤摸瓜"，順著史的線索去讀不同時代不同名家的著作。
"論"就是學術論文。研究生怎樣掌握學術動態、學術前沿？就是通過不斷發展著的學術論文掌握學術動態。研究生要學會看學術論文，堅持看新雜志、新論文，一周10篇左右，養成習慣，這樣知識就永遠不會過時，就能把握這個專業、研究方向、選題的學科動態和理論前沿。有經驗的導師制定研究生培養方案、課程培養方案，所開課程和書目，就包括史、著、論這三個方面。我們學會了這個方法，按照史、著、論相結合去讀書、做學問，由舊專業向新專業擴展，由已知領域向未知領域推進，功底就扎實。就可以避免時下有的青年教師拿一本教材就去開新課誤人子弟的做法。
（三）研究生讀書要瀏覽、泛讀、精讀相結合
研究生讀書，無論哪一個層次的讀書計劃，都必須完成。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讀500頁書。這么多的書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怎樣讀好、怎樣讀完？可以采取瀏覽、泛讀、精讀相結合的方法。
瀏覽就像是看報紙一樣大標題翻一下，了解著作的書名、目錄、提要、前言、后記、大體綱要，或者論文的標題、內容摘要，知道著作、論文講的是什么。瀏覽主要就是博覽群書，涉獵要寬，沙里淘金，精選出進一步泛讀、精讀的著作或論文。特別是學文科的更要重視瀏覽。泛讀比瀏覽要求要高。
泛讀就是除了了解著作的書名、目錄、提要、前言、后記、大體綱要或者論文的標題、內容摘要外，要求一頁一頁翻，一目十行。遇到不懂的、精彩的地方不要停，記下頁碼，繼續讀。這樣可以加快讀書速度。瀏覽、泛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古今中外書籍雖多，但真正有價值有用的信息卻不多。這就需要通過瀏覽、泛讀，篩選有用信息。通過瀏覽、泛讀留下需要精讀的書。
精讀就是在瀏覽、泛讀的基礎上，對需要精讀的著作、論文，一字一句的字斟句酌，甚至連標點、注釋都不要錯過。精讀可分四個層面：（1）認知。做到字面讀懂，甚至可以復述，背下來；（2）理解。不僅讀懂當下所讀章節，而且可以和前后章節，甚至可以和已學的知識融會貫通，接通知識間的聯系；（3）質疑。在字面理解、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進一步讀出了問題，提出質疑。讀書讀出問題，是科學研究的飛躍，科學哲學家波普爾就認為"科學開始于問題"，"科學家提出問題比解答問題更有意義"。導師要有問題意識，研究生要有問題意識。論文寫作必須樹立問題意識、問題中心。問題從哪里來？首先從讀書中來，書讀多了才有問題。當然更重要的是從實踐中、從社會調查研究中提出問題；（4）創新。有了問題，進一步讀書和調查研究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做出理論創新。讀書提出了問題，而且有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解決問題的答案，這樣研究就有自己的創新成果。在這個基礎上選題，做學位論文就是自己的創新。
（四）研究生讀書要與記筆記相結合
讀書筆記對于研究治學有重要意義。盡管現在有復印、電腦、網絡等現代化手段，仍然不可能完全代替筆記，而是筆記的補充。筆記大體有四種形式。
（1）索引筆記---在瀏覽、泛讀過程中隨手記下著作或論文的作者、書名、標題、雜志、出版社、年月、期數、頁碼以及用簡單幾個字概括的問題，即在哪本書或哪篇論文上講了什么問題。記索引筆記的過程就是在讀書過程中積累有用信息的過程。平時的積累可以避免使用時的手忙腳亂。
（2）摘要筆記---除了按索引筆記的要求，記下著作或論文的作者、書名、標題、雜志、出版社、年月、期數、頁碼外，還要把最重要最有用的觀點、材料一字不漏地摘抄（復?。┫聛怼＿@些觀點、材料在寫論文引用時可以打上引號，規范引注。寫論文的引注材料就是從摘要筆記中來的。
（3）札記筆記---用自己的話概括所讀書或論文的基本觀點、中心思想，也可以將自己讀書的心得體會隨手記下來，少則幾個字，多則幾十個字、幾百個字。古人很重視札記，如讀書的旁批、批注等。札記筆記對文獻綜述很有用，對理論創新和寫論文也很有用，我們平時在讀書或討論中閃現的一些思想火花，稍縱即逝，如果不隨手記下來，過后再想也想不起來。
經典哲學論文范文第3篇
近十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態勢，總的說來有：方法論的檢討、中國經典的詮釋、出土簡帛的哲學思想研究、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思想、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及致力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建構等。在這些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此外，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與道教、宋明理學、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三《禮》之學、名家與漢語語言邏輯哲學、中國政治法律哲學、生態環境哲學、和諧思想、身體觀、身心平衡論與心理調節學說等，正進入重新探討的階段并不斷深入。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敖浀湮谋尽枷雽W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梢哉f，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摹保虎邸爸袊軐W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之思的這些本原特征，都說明應該“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范疇、框架與體系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學界提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自主性”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學或非中國哲學，猶如提出飲食的個體健康、個體選擇問題不等于排斥飲食或反對飲食，不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是常識，我們當然不能陷入因噎廢食和中西對立與隔絕的陷阱。
經典哲學論文范文第4篇
一、詞源譜系和文化權力中的
生成空間
經典的形成既有文本自身的資源狀況，又有文本形成和被接受的文化語境，是歷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經典”是一個標明歷史的詞語?！敖洝迸c“典”是兩個詞，據考證，“經”始見于周代銅器，金文里作經、涇、徑等。《說文解字》認為“經，織也?！薄敖洝钡淖畛鹾x是指織物，表示織物的縱線，并引申出“規范”、“標準”等義，歷久不變的常道，不刊之論和經書，如“四書五經”、“十三經”等；《辭?！穼Υ俗隽诉M一步的闡釋：“經，織物的縱線，與‘緯’相對?！庇纱丝梢耘袛喑觥敖洝钡谋玖x與“縱”相關?！敖洝痹趹饑院笥辛宋覀儸F代意義上“經典”的意義?！夺屆め尩淞x》認為：“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薄段男牡颀垺ぷ诮洝菲f：“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說明天、地、人的常理的這種書叫做“經”；所謂“經”，就是永恒不變又至高無上的道理，不可磨滅的訓導?！暗洹钡脑x則為常道、法則，《爾雅·釋詁》解釋道：“典，常也”，具有可以被人反復引用和反復闡發的文化價值，引申為可充當典范、法則的重要書籍。古典文獻的“典”是指重要文獻書籍，等等。
“經”與“典”二者結合，大約從漢魏時期開始使用，“經典”的涵義一是指經書，如《后漢書·孫寶傳》中有“周公大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二是指宗教典籍。唐人劉知幾在《史通》中把“圣賢述作”統稱為“經典”（《內篇·敘事第二十二》）。后來“經典”的范圍從儒家典籍擴大到宗教經籍的范圍內，涵括了佛道諸教的重要典籍。所謂“經典”，就是承載道理和訓導的各種典籍。文學經典就是指承載文學之“至道”和“鴻論”的各類文學典籍，凡創作這類作品的作家自然稱為經典作家。①吳林伯在《〈文心雕龍〉字義疏證》中考訂，在《文心雕龍》中，除了直接使用“經典”一詞外，可與之同義互訓的還有“經”、“典”、“經誥”、“典誥”等?！敖洝迸c“典”的詞意在古中國基本可以通用。②古代中國是一個崇經的國度，“宗經征圣”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典籍與政權的權威性相關，賦予文學一種絕對的神圣性和權威性，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經過漫長的演化，經典這一詞語具有現代“經典”的意義。在現代漢語中，《現代漢語詞典》對“經典”的界定是：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揚教義的根本性著作。③
在英文里，與漢語中的“經典”語義相當的單詞有classic，指具有典范性、權威性的著作，故一般譯為經典，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古希臘、羅馬作家們便成了“經典作家”（classicalauthors），“經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標準（standard）的同義語。④sutra專指宗教文本；canon與基督教有關，canon從古希臘語的kanon（意為“棍子”或“蘆葦”）逐漸變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規則”、“律條”等義，然后指圣經或與圣經相關的各種正統的、記錄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見，canon這一概念原初具有濃烈的宗教意味。經典代表選取經書文本和作者的原則；經典還指教會的文件、律法和教令。公元4世紀，經典開始代表合法的經書、律法和典籍，特別與《圣經》新、舊約以及教會規章制度有關。⑤大約從18世紀之后，其使用范圍才逐漸擴大到文化的各個領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學的經典（literarycanon）?？梢?，經典是一個語義范圍廣泛的概念，它不僅體現于文學領域之中，而且是宗教性與政治意識形態性的活動，如西方的《圣經》與中國的“四書五經”等。“文學經典”概念的起源要晚于宗教性與政治性的經典，其最早獲得命名應在文學獲得自身的自覺與獨立意識之后，我們今天稱之為文學經典的古代“經典”，如《詩經》，最初所獲得的“經典”地位并非來自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而是來自其政治意識形態性。⑥
二、充滿詮釋潛能張力的內涵空間
文學經典體現作者雋永深刻的思想與藝術天賦，是一個民族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精神文化產品，是心靈的滋養和精神的升華。在西方，歷史上不斷有學者對經典這個概念的內涵進行探討，荷蘭著名比較文學學者佛克馬和蟻布思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書中總結了三種看法：第一種認為經典是精選出來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價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提供參照系的作用；第二種認為經典主要是指在文學實踐活動中經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種指一種文化所擁有的人們可以從中進行選擇的全部精神寶藏。⑦這涉及到有關經典的范圍、經典的標準、經典的確立、經典的接受、經典的作用等問題。
對經典的標準也有不少學者進行了探討，英國著名人文學者阿德勒在1992年提出了選定名著的六條標準：內容能長久地吸引讀者，不是流行一時的暢銷書，而是經久不衰的常銷書；面向大眾，通俗易懂，而不是面向少數專家學者，局限于文藝沙龍；永遠不落后于時代，決不會因為政治風云的變化而失去觀照時代的價值和意義；雋永深刻，有時一頁上的內容多于許多成本宏論的思想內容；有獨到的見解，能言前人所未言；探討人生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某個領域有突破性進展。
在當代中國，黃曼君先生在《回到經典，重釋經典》一文中，從思、詩、史三個方面對經典作了界定：在精神意蘊上，文學經典閃耀著思想的光芒；從藝術審美來看，文學經典應該有著“詩性”的內涵；從民族特色來看，文學經典還往往在民族文學史上翻開了新篇章，具有“史”的價值。有人把經典看作在價值與美學維度上呈現出普適性的文學文本，體現作為個體的文學文本對歷史的穿越，表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與文化語境中的那些處于中心地位，具有權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學文本。⑧
從美學的標準看，文學經典是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學作品，它們是一個時代文學藝術成就的標志和審美趣味理想的尺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經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審美方面的代表。從范圍看，文學經典首先指作為典范的儒家典籍，最著名的就是五經，就文學意義而言，則是指以為旨歸的已經載入史冊的典范的文學作品；其次，是指在中國革命戰爭和建設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中以《講話》為指向確定的革命文藝經典作品，即“紅色經典”。⑨從生存方式來看，文學經典相對于“流行”來說，具有永恒的價值；經典經常被人提及和閱讀，換言之，“經典就是不退的流行”?？梢姡膶W經典是一種具有開創性、能夠提供特定的意義范式、敘事范式乃至創作——生產模式，在歷史上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藝術思想、審美與當下影響的文本。
三、凝聚審美編碼的思想空間
文學經典豐厚的思想內涵，首先體現在文學經典有深厚的哲學文化背景和深邃的思想意義，文學經典因獨特的話語形態及表現力而建立起恒久、深遠的話語與思想空間。其次，文學經典以作者自身真切的體驗寫出了心靈的感動，豐富和拓展了人文精神的內涵，反映了人類共通的人性心理結構，表現出人類特定階段對人的本質和生存狀況的認識，促進了人文精神的歷史變遷。如中國自古就有以人為本的思想，表現為在人生感悟的過程中對崇德修身的執著和穎悟。文學經典的人文情懷是一種恒久性的蘊蓄深厚的精神價值，是由人間溫情、世俗關懷和價值追問熔鑄而成的生命意向和價值熱望。第三，人與自然和諧如一，對自然的崇拜之情達到了宗教化程度，寄寓著固守精神家園的道德思考。在人性回歸、超然塵世的意義上，人與自然達到高度統一。
經典具有藝術獨創性。文學的創造性指一部文學作品在藝術審美形式探索中所體現的首創性特征。文學經典以獨特藝術形象表現著深刻而普遍的思想意蘊，建立的是一個具有內在深度和超越意義的意象世界，生命內涵的恬淡與瀟灑，生命感覺的自在與圓融，生命能量的擴張與放蕩，生命本真回歸的詩性精神在藝術創造中從容呈現。人類文學的發展歷程表明，有生命力、有創造性的文學經典，總是通過對人的生存，通過對民族命運的揭示來反映人類和世界共同的處境?？梢哉f，具有原創性的文學經典是在對外來的或民族傳統的藝術借鑒中的一種創造性的轉化產物，是作家的藝術化心靈對中外傳統藝術的一種改造、激活與發展，是一個民族過去的審美傳統和對未來的審美理想在一位偉大作家某部作品中的體現，這既反映了一個民族過去的審美傳統，又預示了一個民族的未來的審美理想，因而文學經典當然具有強烈的審美效果。
經典可以穿越時空的限度，文學經典是具有文化傳承意義和歷久彌新的文化價值之文本，它具有穿越時代背景而涵括后世的歷史超越性。在一代代接受者的闡釋過程中，一些浮于表層的思想在歷史的長期汰變中被不斷播撒和流失，時過境遷而喪失其價值，那些蘊藏著經典作家獨特的思想感情，同時又包含了人類的共同思想價值和審美意識的價值標準和審美規范能歷久彌新，它“是文明傳承、文化運作的最基本的模式，是整個社會權力話語的最有力的支配者，成了他們難以釋懷駐足向往的烏托邦，在穿越歷史隧道中經得起時間淘洗的穩定性?！雹庹绫尽き偵澝郎勘葋啎r所說的那樣，不僅屬于一個時代，而且屬于所有的時代。經典經歷了較長的歷史時段仍能夠激起人們的好奇和興趣，這是由于其所蘊藏的意義是隱含的和潛在的，它需要人們持續的解讀和發現，而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人們對它的解讀是不同的，歷史情境是無窮的，對它解讀的可能性也是無窮的，這就構成了一個有無窮的可生發性和可闡釋性的充滿張力的開放空間，用羅蘭·巴特的話說，就是那些具有可寫性的文本。文學經典在文學史上具有典范意義，其超越時空的力量是歷史的和集體無意識的產物，它們在歷史性和現實性之間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張力關系，既是過去文明的見證，又對后來的時揮著持續的影響。
（本文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2006—2007年度立項課題［0606015A］）
①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②⑧劉晗《文學經典的建構及其在當下的命運》，《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③參考胡懷亮、劉麗波《關于“經典”一詞》，《內蒙古電大學刊》2005年第9期。
④劉象愚《經典、經典性與關于“經典”的論爭》，《中國比較文學》2006年第2期。
⑤劉意青《經典》，《外國文學》2004年第2期。
⑥楊春忠《本事遷移理論視界視界中的經典再生產》，《中國比較文學》2006年第1期。
⑦參見［荷］佛龍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經典哲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二程；朱熹；陸九淵；語言哲學
與先秦經典化過程及漢唐解經傳統相比，兩宋儒學的語言哲學突破了訓詁師承的傳統，以“自得”、“體認”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義大本”為范閾，提倡“大自奮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學風，其語言哲學表現出以求“學”問“道”為特點，在“文字”——“文義”——“圣人之意”之間的緊張與沖突中尋繹恰切的解釋。正如朱熹所言：“圣賢形之于言，所以發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后以注通之?！边@表明兩宋儒者以語言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與經典“本義”為主，其注疏等訓詁方法則僅作為輔工具。本文集中分析兩宋儒者語言哲學中的終極關懷、解經方向及其文本觀。
一、“求圣人用心處”：兩宋諸儒語言哲學的范式轉換意義
兩宋諸儒的確信之一是，透過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處”。程頤在早年所作的《顏子所好何學論》一文中，認定“圣賢可學而至”。他著《周易程氏傳》，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義大本”，是兩宋儒學語言哲學的理性支點。普遍懷疑而又遵從“理義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兩宋儒學在經典解釋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漢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轉向了對經典大義的創發。
歐陽修在《易或問》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學也，理達而已矣!”他主張恢復儒家經典的原始本義，摒棄離經的“雜亂之說”，并又指出“所以尊經”的理由是為了獲致“六經”的本義，可以質疑漢唐經學的流弊，將現存的各種注疏“相攻”，而“勇斷”地“去取”。對“理義大本”的闡述，最為典型的當是朱熹。他說：“理義大本復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于世故也。”朱熹的這一觀點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舊習，開了新的“運數”，無疑給南宋儒學界吹進了一陣新風。
兩宋儒學極其重視探求和重建經典的“原意”，并透過經典的原意而觀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說：“讀書以觀圣賢之意；因圣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這一觀點既包含了他們與經典之間的“視域融合”，也體現了解經者實現天人貫通的終極關懷。
在兩宋儒者看來，自孟子之后，道學暗而不明，因此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正是為了發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闡明圣賢之學。朱熹說二程發明道理，突破了“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圣賢意思”的局限，開示學者“求圣人用心處”，重建接續了道統。二程自己也說：“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與圣人所以至圣人?！敝挥凶龅健熬渚涠笾?，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現出來。
朱熹則主張除去自己私見，解釋文字要著意玩味，虛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處。他說看書“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讀書著意玩味”。玩味其實就是熟讀精思，使義理從字里行間涌現出來。他主張“多聞前古圣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復說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謂“解經之解”，就是將“圣賢之語解開了”。他批評那些只能守經者，只是“理會講解而已”，主張“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與朱熹在思想體系上截然不同的陸九淵，在解經的思路上其實與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賢之精義。他認為在昔人之說、存在的事實、今人的解釋之間，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賢教人，句句實頭”，因此，在經典閱讀過程中“當勉致其實，毋倚于文辭”。他要求學者通過“文”、“言”求得言說者的“德行”之“實”，不能“倚于文辭”，“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還說，不從“本”上、“實”上下工夫，只能是“學無端緒”，其旨歸只能是“悖戾，龐雜膚淺”，無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賢心無不同”，只要將圣賢之意解釋清楚了，切己去做，就會與圣賢為一，實現天道人事相貫通，上下與天地同流，這是宋明儒學基本的終極關懷。張載《西銘》“民胞物與”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觀念，在張載這里已經演變為‘天地萬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終極境域實是整個天地宇宙”。為了抵達這種境界，深解圣賢之意，宋明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經進路。在這樣的解經過程中，我們深窺宋明儒學，尤其是兩宋儒學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觀。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兩宋儒者語言哲學的文本觀及其解經進路
在現代西方的解釋學看來，任何解釋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見，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視見(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給定的，如海德格爾說：“解釋奠基于一種先行掌握之中。”然而，兩宋諸儒在解經過程中則要求不先立說，不人為地設置理解的障蔽，努力從文本中尋批古圣賢的意思。如朱熹所說：“圣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边@種尋求經典原意的思想與現代西方的解釋學思想顯然有較大的距離。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兩宋諸儒主張解經時要除“私”去“蔽”，如張載就說：“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彼麄冊诮饨涍^程中，力圖盡量避免“先行視見”所造成的弊病，主張去“舊見”才有利于獲得新解。這同現代西方解釋學主張有暗合之處。朱、陸在學術品格上有很多相異之處，但在去“私”除“蔽”這一點上，二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這是值得重視的地方。
朱熹還說：“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說。”而且，某種程度上，這種“先入之說”就是個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評時人以己意代替圣賢之意，并給了一個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賢之意、經文本義，正如燭籠骨子障蔽籠中外放的光明。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虛心”，不要“立見解”、“先立說”，“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绊毷谴虔B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這樣才能達到“熟讀涵味”的效果。他反復告誡學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讀經要“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說看他說”。
朱、陸在學術品格上有很多相異之處，但在盡量避免“先行視見”所造成的弊病這一點上，二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陸九淵也主張除去“前見”、“前識”，不能讓先入之見障蔽了對真知的認識，既要“平心”去讀，又要空其已知，“打疊田地凈潔”，立志去讀書。陸氏之所以強調這樣，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慮，強調“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二是認為“前見”往往會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虛妄”不實，“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陸氏看來，“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而“私意是舉世所溺”，由于這種“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學不見道而成為私智穿鑿的“小人”，“學不至道，而囿于私見”。不過。陸氏也深深地意識到，即使是賢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見”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時候，所以，他提倡一種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說：“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加剖剝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從習俗與聞見中超，“聞善而慕，知過而懼”，從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會本原”與得理忘言
兩宋諸儒將“自得”精神落實到講學上，主要表現為對著之于文本的圣賢之意的體察，即如何由載道之文契通圣賢之意，這就必然涉及到他們文本觀中的“言意之辨”問題。
朱熹主張要去“理會本原”，“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從冊子上講論文字。在他看來，“理會本原”其實是為了“涵養于未發”。他批評時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在他看來，讀書當“切己體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且當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一切從原頭理會過”，“須要就那個大處看”，因為“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著眼于“壁角”，就會“地步窄，一步便觸，無處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來，“義理”與“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鋪”，一切自然地呈現著。他們認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則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與人道相貫通，故格物窮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認為萬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貫通”。他還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但只要不“拘滯于文義”，“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曉”出此番道理。
在對理——經——傳三者的關系上，大概也可以說是在文義——文本——歷史上的解經者之意三者之間的關系上，朱熹也認為通“經”可棄“傳”，得“理”可忘“經”。朱熹認為，所謂“通經”，其實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與“大概路脈”，不用理會“邊旁四畔”，不能強求對于經書細部的理解。在朱熹看來，“理會文辭”是通達“理義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沒有得“理義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達“理義大本”為目標，對經典文辭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會”，不能“把這道理作一個懸空底物”。得“理義”于心以后，便可“視言語誠如糟粕”了。二程主張學者應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簡策之外脫然有所獨見”，反對“固執”文本而要求“通達”，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過，程頤又說：“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這樣，在言意之間還沒有走到完全輕視語言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