濕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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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文化范文第1篇
一、強化組織建設，形成教育合力
野鴨湖濕地自然保護區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官廳水庫上游及環湖海拔479米的灘涂組成的人工、自然復合型內陸濕地。保護區總面積6873公頃，是北京最大的濕地，被稱為北方候鳥的驛站，其濕地資源及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同時兼具保護官廳水源、改善官廳水質、防風降塵固沙等作用，是首都西北的生態屏障。先后有國家林業局、北京市委市政府等多家單位在野鴨湖濕地創建基地，開展教育活動。北京市中小學生“社會大課堂”工作實施以來，我們總結過去各基地教育的成功經驗，整合有益的教育資源，成立了由管理處主任任領導小組組長的“社會大課堂”工作領導小組，同時邀請與濕地保護相關的各單位主管領導參與其中，依據學校的課程需求，科學地制訂工作計劃，積極配合“社會大課堂”辦公室的工作安排，最大化地滿足學校要求，形成堅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實施人才工程，打造專兼結合的師資隊伍
“社會大課堂”工作啟動以后，我們認真盤點內部的師資力量，明顯感覺不能滿足學校的需求。為促進人才建設，我們多方呼吁，聘請濕地研究領域的資深教授為兼職教師，創建北京市最大的濕地學校，依托濕地學校的師資力量，在首都師范大學的協助下，對單位內部職工開展專業培訓。我們將職工分成四個板塊進行，一是專業的環境教育解說員，專門負責課程講解；二是野外教學站點解說員，負責區域內教育內容解說；三是全程引導員，負責帶領師生參觀學習講解等；四是安保員，主要負責師生的活動安全。在落實中小學生“社會大課堂”方案的同時，我們的兼職教師隊伍由原來的十人發展到近百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工作崗位，既有環保局、水務局、園林綠化局的工作人員，也有來自延慶教科研中心的教研員和學校的教師，我們的師資隊伍建設成效顯著。
三、潛心教材研發，豐富教育內容
經過60多年的變遷，野鴨湖濕地已形成生物多樣性、穩定性較高的濕地生態系統。為更好地開展濕地環保教育，3年來，我們針對不同學段開發了不同的教材和課例，拓展了教育內容。在首都師范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的協助下，我們變單一的圖文教材為生動的影像資料、有趣的動手實踐、參與互動的教學體驗，并定期向學校提供“菜單式服務”供選擇，視頻有小小影院播放的《人與自然的和旋》、環幕影院播放的360度環幕影片《四季野鴨湖》；圖文有《魅力野鴨湖電子相冊》《野鴨湖觀鳥手冊》《野鴨湖濕地植物手冊》；課例有《生態書簽制作方法》《昆蟲樂園巡禮》《暢游鳥類天堂》等，得到了廣大師生的一致認可。
四、拓寬教育資源，創新教育形式
“社會大課堂”還是個豐富多彩的能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的大課堂。我們沒有專業的教師、沒有規范的教室，但是我們努力創設多樣的教學站點：觀鳥塔、濕地學校、種子庫、遠程監測系統、博物館、標本廳、瀕危鳥類長廊、珍禽展示園，等等。2008年，投資120萬建設濕地生態科普園，模擬展示華北地區典型的濕地生態環境及濕地特色植物和珍稀植物；2009年6月，投資393萬建設“科普島”，集中將野鴨湖地區的鳥類資源做成科普畫廊進行展示，并在科普島上建設高7米、建筑面積達200平米的觀鳥臺，觀鳥臺共三層能同時容納300人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進行隱蔽性觀鳥；2010年，投資1500萬完成全覆蓋遠程監測系統工程及360環幕影院建設。
濕地文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哈爾濱濕地文化；濕地旅游；生態博物館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151-02
一、濕地文化生態旅游與生態博物館
濕地與人類社會息息相關，它是其他生態系統不可替代的，它具有涵養水源、凈化水質，為動植物提供棲息之地和滋養空間，為人類提供重要的生產生活資源，被譽為“地球之腎”。濕地旅游也稱濕地生態旅游，是指旅游者以濕地作為觀光、游覽研究對象，觀察濕地的景觀、物種、生境和生態系統等，維持濕地自然環境原貌的旅游活動。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認識到保護濕地生態資源的重要性，也開始合理利用濕地資源。
生態博物館起源于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運動。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人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與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一種將民族傳統文化預期所在的自然生態資源進行統一保護的理念在歐洲逐漸興起，并且這一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很快傳入我國。我國的生態博物館是由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貴州省文物保護顧問海先生所倡導發起建立的，在他與挪威生態博物館學家約翰?杰斯特龍的主持以及貴州省政府的支持下，1998年在貴州省建立了中國乃至在亞洲的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向參觀者展示自身的文化，是對自然和文化進行整體性保護的一種新型博物館形式。生態博物館被定義為“為了將來而保護和理解某種文化整體的手段”，并且堅持的基本觀點就是文化遺產應原狀地、動態地保護和保存在其所屬社區，某種意義上，社區區域等同于博物館的建筑面積。總之，生態博物館是作為一種為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生態，使人與自然處于和諧發展關系的一種新的方式和理念。生態旅游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它與人類對環境意識的覺醒及旅游業的發展是不可分的。人類文明需要進步，旅游業需要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生態旅游的重要內涵和外延。對此生態旅游學者們也都提出了學術觀念，即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是生態旅游中的一種新型、可持續發展的旅游活動，有利于保護生態及維護人們的文化與生態觀念。
哈爾濱濕地具有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現有濕地面積12.5萬公頃。本文欲通過對哈爾濱濕地旅游進行研究，使建設濕地生態博物館的構想成為現實，為哈爾濱濕地文化的構建提供參考依據。
二、哈爾濱濕地旅游發展現狀
濕地是哈爾濱獨特的自然生態資源，各個濕地有不同特色，比如哈爾濱太陽島濕地公園位于哈爾濱市松北區，太陽島濕地建于2008年，面積約為88平方公里，西起松北肇東，東至濱州鐵路橋。太陽島濕地是松花江哈爾濱區域內最大的濕地，在全國也可以說是面積最大。其現形成了“一湖三島”的秀美風光。雨陽公園位于哈爾濱市道里區西部，其總面積達4.9公頃，其中濕地為1.6公頃。金河灣濕地面積約為1.8平方公里，建于2008年初，是哈爾濱原生態濕地水生生態系統。濱江濕地也是哈爾濱一處濕地旅游景觀。呼蘭河口濕地總面積約為19 262公頃，其位于松花江北部，園內有蕭紅故居、呼蘭天主教堂等景觀。白魚泡位于道外區聚源鎮白魚屯北部，面積約10萬平方米，濕地盛產白魚。伏爾加莊園位于哈爾濱市香坊區成高子鎮阿什河畔，園內面積約達60多萬平方米。園內有大片濕地，有一些園林及復建的圣尼古拉大教堂等一些俄式建筑。
由于近年哈爾濱大力開發濕地旅游項目，努力建設濕地生態，使哈爾濱濕地文化旅游的開發與利用初見成效。首先政府高度重視。政府為大力發展濕地文化旅游資源，特組建專門的旅游研發小組對哈爾濱濕地旅游產業進行管理。其次開發效果頗為顯著。圍繞豐富的濕地資源，哈爾濱濕地地帶正在逐步完善，生態環境的原貌加上旅游的需要，經過改造，已經逐步成為哈爾濱市水生態保護的重要區域。
三、哈爾濱濕地旅游文化中存在的問題
哈爾濱濕地旅游文化正在逐步完善，吸引著國內外大批游客前來游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濕地旅游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規劃與相關政策有待完善
我們看到，應哈爾濱市關于“生態”開發建設要求，各相關部門已經做了相關的規范政策的編定，水務局編制了《松花江哈爾濱城區段百里長廊總體規劃》，旅游局編制《松花江黃金旅游帶開發策劃》，城鄉規劃局編制了《萬頃松江濕地保護與利用規劃》。不同的機關單位對哈爾濱濕地旅游進行的規劃不同，對濕地重點區域的確定及景區名稱的確定，對濕地旅游的定位都缺乏一致性，這樣就造成對濕地開發的配套政策會很難有評估系統進行準確評估。
2.濕地旅游中人為破壞嚴重、基礎設施建設薄弱
生態環境在濕地旅游中比較脆弱。近年，哈爾濱生態環境人為破壞得很嚴重，有些人開荒種地、放牧、私建房屋、挖塘養魚等，致使生態環境急劇破壞。由于人為因素使然，已經導致蒙古圖雅、三家子灘等灘地常年被水淹沒，其平均高度與大頂子山航電樞紐設計水位相同；萬家灘因為人為活動頻繁，已失去濕地的明顯特征。從哈爾濱濕地旅游目前情況看，整體基礎設施較為薄弱，濕地旅游景區道路不暢，路況較差。景區內，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吃住玩一條龍式的服務設施差。
3.內部管理機制需協調、缺乏專業人才指導
從調查情況看，雖然哈爾濱市組織了有關小組管理濕地建設，但是各成員單位對濕地文化旅游的認識不一，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難免會造成部門利益較重，彼此難以溝通甚至有互相推諉的現象發生。對哈爾濱濕地文化旅游的專家組也應該加入一些研究文化的專家，這樣能夠保證對文化有一定的保護措施的提出及實施。
四、生態博物館理念在濕地文化旅游中的實際運用對策
從貴州省開始建立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開始，隨后在廣西、湖南等地紛紛建立生態博物館，其落戶中國的時間還很短，由于它在模式上的獨特性和實踐上的有效性，實際操作中會有一些難以把握的問題，這里就依據在其他省市建立的生態博物館的基礎上應用到哈爾濱濕地文化旅游中，就幾個關鍵問題進行討論，以期對哈爾濱濕地文化旅游的未來管理有所借鑒。
1.注重濕地文化旅游內涵。濕地旅游并非單一產業，我們可以充分挖掘哈爾濱濕地旅游文化內涵，注重挖掘相關的金源文化、京旗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借助濕地景觀建設一些基礎設施，凸顯哈爾濱濕地生態保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特質，也向濕地生態博物館靠攏。另外，要利用一些節日民俗活動，要深度挖掘在哈爾濱土地上的民族民俗文化內涵，讓游客前來能夠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體驗，也能進一步提升旅游產品的特色和趣味性。
2.建立專門組織機構管理。建立權威機構，增強執行力度。要想對濕地文化有效開發、保護和研究三個方面都做到盡善盡美，就要組織各方面的專家，生態、濕地、動植物、旅游、文化研究等領域的專家組成專家評估小組，負責項目建設的顧問。
3.濕地文化旅游資源實行法律化、制度化。濕地生態破壞很嚴重，所以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首先要嚴格按照濕地景區內的規劃進行旅游開發，重點建設濕地景觀。其次，對景區內各種聲音、水質、廢棄物品的治理，要采用人工船運輸，減少使用燃氣類物質對濕地生態環境的污染。最后，成立執法小組。要按照規章制度辦事，對濕地文化旅游中出現的各種違法、違規現象要進行監管和處罰。
4.濕地文化旅游中建立生態博物館要注重展示文化要素。生態博物館本身就具有保護文化與保護生態雙重任務，如果當地文化具有明顯的獨特性，有很多值得保護的地方，有較多的遺產價值，我們就可以采取生態博物館的形式進行保護并展示。在實際運作中，展示什么和保護什么，卻是組委會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事情。比如，我們在保護文化時，是否保護文化及生態的本真性而不改變原貌。如果改變了就失去了原生態的意味，但如果不改變似乎難以作為旅游景區展示給游客。在建設生態博物館過程中，類似的文化爭論會有很多。文物是反映某一時間斷面的靜態的文化狀況，而生態博物館是反映活態的文化。我們在建設生態博物館之時還要為本地區的社區居民考慮，不要因為要保留原生的文化和生態就創造利益的犧牲者。
5.文化生態與發展旅游平衡，建立文化生態保護措施。到底是以文化生態保護為主還是以旅游發展為主，這是我們面臨的普遍問題。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是從眼前既得利益出發，急于發展地方經濟，因而都大力倡導旅游開發，開發各種旅游資源，旅游項目也舉不勝舉，商業氣息濃重，這樣的結果是使得文化生態保護失衡，原本的文化魅力蕩然無存，作為文化生態的濕地就失去原本意義。生態博物館本來的理念就是不破壞文化生態，不過多干擾社區居民的生活模式和居住模式，尊重當地居民，促進當地居民的收入及文化的提升。所以，要適度地、可持續地發展濕地旅游，這樣才會永續發展。
6.量化環境承載力。關于具體承載力，雖然目前沒有具體數據，但是對于生態博物館我們就應該重視其環境容量，這是關系到濕地文化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前提重要條件。在保證游客觀光的同時，不損害生態利益的前提下，嚴格控制各游區的旅游容量。
7.加強專業人才培養與建立濕地文化旅游帶。濕地文化旅游涉及范圍較為廣泛，涉及的專業人才也較多，政府必須提高專業隊伍的建設，對從業者給予定期培訓，提高從業者的專業素質。哈爾濱濕地文化旅游要全面展開吸引游客，可以建立濕地文化旅游帶，從太陽島的文化風情到金河灣的金色沙灘再到伏爾加莊園等，可以形成一條濕地文化旅游帶，擴大影響力。
五、結語
生態博物館是對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整體保護，是一種特別有效的博物館形式，為文化旅游開發與保護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旅游模式。無論它是作為一種創新的理念，還是單純的就是一種博物館形式，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中都曾取得過很好的成效。我們把這種理念和實踐應用于哈爾濱濕地文化旅游中將是一種全新形式，與傳統博物館不同的是，生態博物館所包含的是整個社區的鮮活的整體文化，包括靜態文化和動態文化。自然環境、社區居民、有價值的文化遺產等都是在保護之列，也就是說生態博物館就是對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性的保護。無論是文化保護還是對生態保護都是處于歷史的動態發展過程中，注重生態原貌保護的同時，也要注重其所承載的文化的延續與發展，即保護它的完整性。如何將生態博物館的保護理念、保護方式更好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這值得我們政府、專家、學者依然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也好進一步對實踐進行調整。
參考文獻：
[1]盧云亭、王建軍.生態旅游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2]陶思明.濕地生態與保護[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
濕地文化范文第3篇
新石器時代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開始了農業活動，使人類脫離了浪費時間精力去采集追逐食物的漁獵經濟階段，開始生產糧食，免于饑餓匱乏，有余裕來創造較高的文明。中國早期的農業生產，充分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在仰韶文化區的西安半坡村窖穴中，發現成堆的小米，這是目前所知人類最早的小米栽培紀錄，其他遺址如陜西寶雞縣斗雞臺、華縣柳子鎮泉護村，山西萬榮縣荊村，也陸續發現小米痕跡，由其囤積之數量可以判斷這是當時的主食。在北方一般糧作中，小米蒸散的水分少，水分利用的效率高，也就是說，小米是最耐干旱的農作物。仰韶文化分布區主要是黃土高原。黃土高原乃數十萬年來，由戈壁吹采的黃沙覆蓋而成。這些黃土叫風成黃土或初生黃土，組織很特別，內多孔隙，地質學上稱為“柱狀節理發育”，意思是它有許多脫胎于草根及樹根的圓形細管，圓徑自0.2厘米以上不等。根有多枝，和主根每成尖角形，成一律朝下的細管，管的四周富具石灰質(CaCO3)。由于其松軟，有高度滲水性，吸起水來如海綿一般，因此一遇到水，全部變成泥漿。黃土另一特性為風化程度微弱，顆粒中所含礦物質，大都尚未溶解流失，呈堿性，故肥分相當高。仰韶文化所在之黃土高原，年雨量為250～500厘米，相當稀少，且雨季集中于七、八月，在這種干旱環境下，當時的人就以小米為主要作物，因為它耐旱、產量多、成熟期短，且能久藏不壞，故當夏季短暫的雨期來臨時，立即用簡單農具松土下種。黃土吸收的水分滲人深處，蒸發十分緩慢，能長期保存，在雨過的干季中，再由地下經毛細管作用漸漸上升，不但補給了作物根部的水分，而且溶解的礦物質等肥分也隨水分的上升帶到地上來，為根部提供養料，故到秋后，小米即可收成。可見，當時的人們對大自然是如何的巧妙利用。仰韶的小米文化并非中國新石器時代農業的唯一代表。華東沿海之河姆渡文化，也發現人工栽培之秈稻，距今約有七千年，是全世界已發現的最早水稻栽培紀錄。較河姆渡晚的江漢流域新石器文化遺址，如安徽肥東大陳墩、江蘇南京廟山、無錫仙蠡墩、浙江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湖北京山屈家嶺、朱家嘴、天門石家河、武昌放鷹臺均有史前稻谷出現，可見較黃土地區濕熱的江漢流域，早已孕育出不同于仰韶小米文化的稻米文化。當時尚無灌溉技術，稻米即粗放式的點種在沼澤區邊的低濕地，不耕、不鋤、不耨，更沒有育秧移植。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時代稻作并不僅限于南方江漢流域。仰韶村出土的陶罐殘片，其上有明顯的稻殼印痕，已斷定為人工栽培的稻谷。但黃土區域的氣候，若在灌溉未發明之時，應不大適合水稻之發育，故仰韶村所發現的大概不是原生稻，或是由江漢地區傳來，再在黃土區域掃排水較差的低濕地種植。除稻米的傳播外，屈家嶺出土的陶器也帶有彩陶的風格。這些都說明黃土地區與江漢流域有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新石器時代人們對居住環境的選擇，也十足表現了對環境之適應性。從小地理環境講，他們的居址，多位于地勢較高的地方。如仰韶文化遺址，多在河流兩岸的土丘上，或河流切割黃土所留下高出河面數十公尺的河階上，或離河較遠的源泉邊。龍山文化眾遺址不在小河邊臺地，即是小岡丘，或二小河交匯間之三角臺地。即淮水及長江流域之新石器時代遺址也都如此。這種選擇是趨吉避兇，只要近水而無水患，又有沃土可種植，使生活便利即可。就大地理環境而言，華北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之分布，除甘肅、山西沿著黃河中上游有數處外，其余大多數遺址都位在黃河的支流，或支流的更小支流邊。故中國古代早期文化，在華北是小河流域的旱地農業，南方稻米農業也僅利用低濕地區。
欲了解中國早期農業之性質，尚不能不注意其與氣候之關系。遠古之氣候是否一如今日?何炳棣氏以《詩經》及其他古籍中所述及之植物，與近代所作古代地層中遣存孢粉分析比較，認為由史前至今天，黃土區域的樹木種型沒有顯著不同，森林分布也只限于山嶺、孤、麓、及平原上較低濕的地方，一般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而成的黃淮平原，植被主要是草甸，一種耐早耐堿的蒿屬草萊分布，這反映了當時也是干涼的氣候。何氏并列舉了歷代對砍伐森林之禁令。黃土地區氣候雖大體干旱，但“禹貢”、“職方”均載當時黃河下游南北岸有很多湖泊，一如今日江漢流域，而且關中(渭河盆地)今日仍有不少濕地。至于古代江漢地區之暖濕多林，即在今日仍然如此。
中國農業文明之起源，是適應著黃土區域與江漢流域二種各異的氣候地理狀況。但中國農業文化之起源也有與其他古文明相通之處，即同樣的從事于糧食谷物的生產，不似熱帶地區之農業，最初皆建立在芋、薯等根塊植物及香蕉、面包果之類富淀粉的果實上。人類史上沒有例外，惟有建立在谷物糧作基礎上的農業才會產生高等文化，因為谷物提供之營養遠較根塊植物及熱帶果實完整，并且前者之播種、耕耘、收獲，不像后者在熱帶、亞熱帶之隨時可種植收獲，而須遵守一定的氣節。故原始時代耕作者不得不留心生活規律，觀察四季、氣候、日、月、星晨之自然現象，使得天文、歷法、算術、符號、文字能夠發明進步，而產生高等的文化。
自從甲骨文大量出土后，學界多認為商代是信史的開端。一九五九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挖掘后，其底層文化可能屬于夏代，相信傳說中的夏王朝，不久也能確切證明。上古史中的夏、商、周三代，以往認為是三個前仆后繼的朝代，像被野蠻包圍的文明孤島一樣發展起來。但近代的考古證明愈來愈使人相信，三代文明是平行而并進的，即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華北與華中有許多國家形成，其發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沖擊、互相刺激而彼此助長的。夏、商、周在歷史上固然是相繼的時代，同時也是三個政治集團，即在三代時夏、商、周可能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是其間勢力之消長各代不同：夏的王室在夏代為華北諸國之長；商的王室在商代為華北諸國之長；而周的王室在周代也為華北諸國之長。
夏、商、周三代的疆域倒底如何?今日仍難斷言。但依其都邑位置知各代統治中心之范圍，大致是周人處于廣西，夏人在中，商人在東。夏人大概起于山西西南隅汾河下游之地，再渡河南下，由豫西遷豫東、魯西、北及冀南，西至陜東，在黃河兩岸活動。商人叮能起于東方，由始相祖至成湯間的先公先王時代，曾八次遷都，其地域不外今豫中迤東，以及魯西河濟二水南北之地，湯之后至盤庚凡六遷，也不外在晉南、魯西、豫境及蘇北、皖北，即黃河下游兩岸之地。周人則起于陜西之涇水、渭水流域，以后東向擴展，滅殷、奄之后，才發展及整個黃淮平原。當然，上述三代活動范圍只是依其都邑位置的推論，實際上其文化圈可能要大得多。
新石器時代雖以農業生產為主，但漁獵采集也扮演重要經濟角色，來補充食糧之不足。商周時代當然是農業社會，過去一些學者鑒于商代多次遷都，及甲骨文中關于畋獵的記載
特多，以為商代還停留在漁獵或游牧社會。但是商代的遷都所在，都在黃淮平原洪水徙移不定的老黃河道上，可能與避洪有關，并不是逐水草而居；愛好田獵可能是王者的娛樂；也是以野獸為對象來訓練武力，因為卜辭記載農事之多，在此可以肯定殷代確是農業社會。周的始祖后稷雖善植五谷，但后世久處陜甘高原與戎、狄為伍，可能農業仍相當幼稚，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涯。翦商及東征以后，出了黃淮平原，在廣袤的土地上建立許許多多的殖民城邦，這種地理環境的改變才使農業易于發展。
從三代文化的發展看來，黃土高原與黃淮平原是當時的歷史舞臺。此二地區一西一東，地形上有很大的區別。黃淮平原乃由黃河、淮河、海河三大水系沖積而成，相當平坦，由偏西的鄭州至海岸，落差也不過150厘米。經黃土高原、豫西山地，挾大量黃沙奔騰東下的黃河，到了平原之后，即流無定狀，成為歷史上由海河口至淮河口間，南北不斷擺動的水道。
濕地文化范文第4篇
石磨在盛世之際，不單單為人類的生存做出了磨碎糧食的豐功偉績。同時，在初出世之時，就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為人類社會的創建賦予成人之美的善舉。
據傳，早在開天辟地之際，世界一片混沌。人類只有兄妹兩人，苦于不能結為夫妻，生息繁衍后代。兩人暗暗合計，試探石磨老人對此有何心意。他倆各身負一扇石磨，同時爬上不同的一座山頭，將兩扇石磨滾到山溝下，試看兩扇石磨能否合攏在一塊兒。若可，這是天意，也是石磨老人的心意;不可，則不能成為夫妻。試驗結果，兩扇石磨不偏不倚正好合攏在一塊兒。兄妹倆遂結為夫妻。石磨老人甘當月下老，一線牽起兩顆心，為人類的生生息息、繁衍后代做出成人之美的善事，營造了一個和諧美好的大千世界。
以石磨老人為兄妹成人之美的人文理念，陰陽學界又為石磨的研制，勾勒出一幅陰陽交錯、天人合一、男女結合的美妙圖景。能工巧匠的石雕大師，在刻制石磨時，把石磨的上扇美譽為“陽、天、男”，其下扇稱“陰、地、女”。以陰陽交替，天地合二為一，男女結成一體，是為萬事萬物的根本，大千世界的一統。石雕師又精心地把每扇石磨分成“九方九齒”來雕制。所謂“九方”即每扇石磨用方尺等量分為九個區域，每一區域拿魔線斗彈出不等的墨跡，雕刻成“九道石梁”。“九”在數學中是奇數，含有“多數”“不盡”“無窮”之意。同時，“九”與“久”又是諧音，演繹出“久久不斷”“永久富有”“九九歸一”等吉祥如意的意向。對那些官僚衙役、出家之人、陰陽八卦人等，所制作的石磨采用的是“十方十齒”法。意在此等人吃十方飯，飲百家水，取“十方十齒”法來雕制石磨是順理成章，也是順民心合民意的。
雕制石磨的石雕家，在石磨的上扇鑿開兩個小孔，其中一個稱其“磨眼”。上扇即為天，此眼也稱“天眼”，意即老天睜開了“天眼”，就會關照民間疾苦，讓子民們遠離苦海，過上美好的日子。常年在“磨眼”中有流淌不盡的糧食，予以搗碎，磨成面粉，讓人們“久久不斷”地享用著吃不完的食物。石磨的下扇為陰為地為女，中間鑲一個不高不低、合轍的小鐵柱，定名為“磨肚臍”。此“肚臍”意在女性意向。人們有吃不完流淌的糧食，女性就有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美好天職。一臺石磨完工后，不能也不可隨意安放就可使用，以傳統的習俗講究，石磨被人們榮尊為“白虎”。即以天象中的四象之神的神位來安置，此為“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理論，石磨以“白虎”之神，獨尊“西方”。由是，鄉間每個家園、院落里若有碾磨安置，石碾的方向居東，石磨的方向在西。又如是，人們對石磨常懷敬畏之情，尊敬的心態常存，告誡人們不能在石磨盤上坐，不論在安放時，還是逢年過節都要貼以“白虎大吉”紅對聯，并焚香叩頭以神來敬之。每到臘月初八日，吃臘八粥時，還要給石磨的“白虎”神敬獻上“燜飯”。這天晚上，虔誠地盛好一碗清水，放置在石磨上，第二天的清晨來觀察水碗的結冰跡象，以預示來年的莊稼是豐收還是歉收的預兆。碗中的水，若結冰呈平平狀，預示來年的莊稼收獲為一般的、平常的;如呈低陷的、凹狀的，是為天年歉收的，甚至有病、蟲、害、澇等災情發生;水碗里結冰呈突現的、超高的，甚至冰體高部位呈有四分五裂的、花狀形態的，將是莊稼與草木遍地開花，一派生機蓬勃的景觀，是一個大豐收、大好的天年。
有人類以來，人們都為“民以食為天”去奮斗的、進取的，孟子的“食色，性也”，把吃飯及延續生命是人類的最基本需求說得再明白不過的。國人對一臺石磨懷有人文情懷、、敬畏之情，體現出的對石文化的尊崇、對糧食的需求與企望，盡含其間。
濕地文化范文第5篇
有一次，同另一位校長閑聊，他問起了學校評選優秀的事情，我就如實做了敘述。沒想到，卻引發了他的感慨，道出了自己一肚子的苦水。他說，一提起評優，他就心煩意亂，本來是調動教師積極性的事情，可總是不能如愿，結果一公布，各種矛盾產生接踵而來，一些教師的積極性反倒受到了影響。原來，他們學校的優秀一直由學校班子會議確定，雖然從師德到業務，還有教學效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硬性條件，可是因為角度不同，班子成員對于提名教師的認識存在差異，也不排除有些人出于私心雜念隨意提名，其他成員又不好意思說什么，還要考慮年齡、職稱等情況，又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響，一個評優會，總是要開上半天。
我問，為什么不讓教師參與評優呢？這位校長說，學校不是沒有考慮過這個辦法，也曾經嘗試過，結果教師和學校班子都不認可。原來，學校里一直存在著一些小團體，以個別工作時間較長的教師為核心，這些小團體明爭暗斗，一到評優的時候矛盾就激化了，雖然表面上都不說什么，私下里卻不停地做工作，想把自己認可的教師評選進去，到了最后，評優結果也就變味了，一些真正能力強、業績好的教師被排除在外，很多教師對此意見很大。最后，就一直由學校領導來確定優秀教師了。
從評優這件事情看來，學校情況不同，工作方法就有了區別，就連結果也是大相徑庭。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并非是學校不夠重視，不是學校不愿意放權給教師，也不是學校的制度不夠完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差異？排除了制度、管理這些因素之后，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教師群體文化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結果。第一所學校中，教師崇尚的是專業能力，誰的師德高尚，教育教學能力強，誰就是大家學習的榜樣，這是一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文化傳統。而在第二所學校，失去引導的非正式團體通過不正當的途徑已經介入學校管理，造成了學校工作的被動，這種情況下，教師不再依靠專業能力立身，而是想方設法尋找小團體的保護，到處拉幫結派，這種庸俗文化成了教師文化主流，這種文化已經無法支撐學校的發展，只能幫倒忙。
評優只是一個側影，學校很多工作從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就有了豐富的意蘊。一節內容相同的課程，經過不同教師的演繹，可以形成不同的風格，對于學生來說，也會有不同的感受，這是因為教學過程并不是簡單的知識傳授，教師的性格、言行、修養、方法，以及根據自己理解對知識的闡述和延伸，這些因子隱藏于課堂教學知識的背后，看似平淡無奇，卻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甚至比那些純粹的知識對學生的影響更深刻。很多學生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的某一位老師，絕不是因為老師教給了他某個知識，而總是知識以外的東西，比如，課堂上的一件趣事，教學中的一個精彩瞬間，對學生一次細微的關懷。這些，已經遠遠超越了技術的層面，形成了教師教學中不同的“風格”，已經成了一種教學的文化。“名師可仿不可學”“教育是心靈對心靈的影響”，這些常識印證了教學過程中文化現象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對于教師的課堂，如果只是從技術和制度層面進行管理，缺乏文化的引導，總是欲速則不達，無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其實，學校大都如此，如果從制度上去考量，都有很豐富的內容，經過上級部門無數次的檢查、督導，經過學校的反復實踐，其完備性不言而喻，學校之間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如果從管理過程去分析，很多學校的管理不可謂不細致，不可謂不嚴厲，不可謂不科學。但是，完善的制度與嚴格的管理并不一定能帶來學校的繁榮，表面看起來井然有序，其實死氣沉沉，毫無生機，教師毫無幸福感，學生沒有快樂感，學校成了師生都想盡快逃離的“煉獄”，這樣的學校辦不出理想的教育，是因為學校缺少了靈魂，沒有了文化之魂。至于樓房是否高大，設施是否精良，這些更是屬于教育的東西，不能構成衡量教育內核的標準。學校與學校的差別就在于文化的差別。從浙江的春暉中學，到江蘇的行知學校，再到天津的南開中學，這些學校曾被譽為中國名校，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都是因為其濃厚的人文氛圍和深厚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的獲得既有某種特殊的際遇，也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