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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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小提琴；初學；揉弦問題；解決

在小提琴演奏技術的發展中，初學小提琴的一些技巧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許多學琴者在初學小提琴時都會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如不及時解決，會成為提高演奏水平的“攔路虎”，以致力不從心，喪失學琴的興趣。本文中，筆者將實踐教學中初學琴者時常遇到的揉弦問題加以說明并提出解決之道。

一、揉弦的種類

我們常見的揉弦可分為三種，簡稱為臂法、腕法和臂腕指法。

1、臂法：以小臂的前后擺動為主，腕子不動，手指第一關節略動。

2、腕法：小臂不動，以腕為軸，手前后擺動為主，手指第一關節略動。

3、臂腕指法：以小臂的前后擺動帶動腕子的前后擺動，手指第一關節打開。

具體的要求是這樣的：左手食指指根處稍離琴頸，拇指輕靠琴頸的另一側，以小臂帶動腕子，手松弛地前后擺動。手指第一關節隨著手的前后擺動而打開，成凹凸狀，指尖肉墊在弦上滾動。手向前后的幅度和密度均勻一致擺動的速度，以模仿人聲顫音的速度為準。

二、揉弦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下面，我將具體談一下初學小提琴揉弦時易出現的問題、危害及調整的方法。

1、由動作錯誤造成的

（1）繃腕撐指揉弦時，肘、腕、指成勺星式，腕子凸出，手指撐在指板上，肌肉緊張，動作僵硬。直觀就很別扭，聲音效果不好。顯然，這是錯誤手型造成的，那首先就得從整理手型開始，因為有的學生在不揉弦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必須先把腕子調平、手指擺順，使左臂從肘關節、腕子到食指呈一條直線，亦可通過鏡子觀察。再按要求慢慢擺動，逐漸加快。動作掌握以后，最重要的是能保持正確的姿勢而不走樣。

（2）急抖不擺。小臂急劇抖動，腕與指均無擺動動作，發出顫抖的聲音。看似臂法，因第一關節未動而不是臂法，是一種抽筋式的錯誤動作。由于抽動的速度過快而且失控，使人聽后渾身打冷顫。對這種情況的學生，讓他們單獨練習腕法，減少小臂動作或根本不動，手以腕為軸，做大而慢的充分擺動動作，同時打開手指的第一關節。待學生練習一段習慣后，聲音自然就會有所改進。

（3）大提琴式。小臂過分向內轉，食指指根處遠離琴頸，這種在大提琴上完全正確又非常合乎生理要求的揉弦動作，用于小提琴上則是完全錯誤并違反生理要求的。它不但增大了轉臂的角度，使手指在指板上橫了起來，而且臂、腕、指均處于過分緊張狀態，音準也受到影響，壞處極多。這種與第三種錯誤是兩個極端的一對，緊貼不行，橫行也不易。糾正的方法也正相反，把食指指根處向琴頸靠近些，擺正手型，手指就不會再有橫在指板上的感覺了。

（4）鎖住一節。有這種錯誤的學生為數不少。他們的揉弦動作乍看上去是正確的，也很積極，但揉弦的效果并不理想。如再仔細觀察就能發現，他們揉弦時手指的第一關節像被鎖住了一樣，由于第一關節的固定，使指尖肉墊無法滾動，不管小臂和腕子再怎么積極主動，也都無濟于事。這種不易查覺的隱伏的問題，在一些程度很深的學生中也大有人在。必須松弛地打開揉弦手指的第一關節，隨著手的前后擺動時凸時凹，手指尖在弦上滾動起來。由于這小小的改進，聲音有意想不到的突變，學生將不會忘記打開第一關節的重要性。

（5）拇指過力。揉弦時拇指過分用力抵住琴頸的左側面，使本來紅潤的拇指尖變為白色，其結果是“拇指用力，四指皆緊”，揉弦動作艱難，聲音干澀。拇指與其余四指為對應式，一方用力，對方的反應必然也是用力，這滿把皆用力的揉弦動作不會發出正常的聲音來。每遇此情況，使學生拇指輕靠琴頸晃動幾下，以檢查是否松弛。亦可觀察拇指尖的顏色是否變白，就能知道拇指在揉弦中是否過于用力。

2、由意識錯誤造成的

（1）姍姍來遲。俗稱遲到顫音，是較常見的問題之一。每音拉響后才開始揉弦，揉弦比弓子遲到，又早退。聲音效果似大肚子、棗核一樣，使聽者感到疲勞和厭倦。對付這種惰性心理的好辦法是積極主動，做爆發式的揉弦練習，強調每音都要揉音頭，落指與揉弦的動作同時發生，爆發揉頭，既不遲到，也不早退。

（2）揉揉停停。一種懶漢式的、應付差事的壞習慣。高興就揉兩下，不高興就不揉了，這種似睡非睡、無精打采的聲音，好像無病，把本來很美的旋律線條切成一截一截的。這是思想上的倦怠和懶惰，應加強持久性揉弦的訓練，例如，讓學生用慢速一弓一音地練習音階，加上揉弦并保持住，就能改變那種揉揉停停、聲音忽潤忽干、很不統一的音色。

（3）換把不揉。初學換把的學生，開始換把時怕音拉不準而停掉揉弦，尚可理解。但久而久之，逢換把時皆不揉，變成一種下意識的習慣動作了，就不能原諒了。這反映出一些學生換把沒把握，怕音拉不準，一碰到換把就膽卻了，手沒顫心里先顫了。要改變這種狀況，一定要單獨挑些換把片斷來練，專練揉著弦換把。例如，用一條弦上一個八度的音階、琶音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極好的材料。還要使學生認識到，要想完美地再現音樂作品，這一環也是不容忽視的。

（4）不長不揉。教幼兒學琴時，老師常說：“長音要加點揉弦，不然那么長的音就太白、太干了。”等孩子長大了，仍沒忘掉這兒時的教誨。于是，長音揉，短的就免了。長短音的不同待遇，使演奏出的音色很不協調，結果就像馬虎的孩子洗臉一樣，臉白白的，脖子像個黑車軸，令人發笑。重視并強調短音的揉弦，用矯枉過正的方法，使色彩變得比較協調。

（5）多指在弦。在演奏單音旋律時，無意中保留了一個、兩個不用的或已用過手指在弦上，使揉弦感到費力和不便，也使旋律的流暢性受阻。多指在弦奏旋律，猶如在揉弦的手指上綁上沙袋，增添了不必要的額外負擔。保留手指的原則，一是省力，二是為了效果好。所以我常告訴學生，為了使旋律演奏得更流暢，揉弦更充分，“此時單指勝多指”。:

三、結語

以上從兩個方面談到的小提琴揉弦易出現的問題及調整的方法，是我在小提琴教學過程中點滴體會的歸納和總結。在調整學生的錯誤揉弦的同時，最好能不斷引導他們慢慢地學會并掌握自行調整的本領，幫他們搞明白，障礙在哪里，如何克服。俗話說：“心悟手從”，養成善于開動腦筋，能自己發現問題并想出辦法解決了的良好的可貴的練琴習慣。使學生盡快成為有自己見解的，能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富于獨創精神的演奏家。

【參考文獻】

先秦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人文素養的積淀是教育效果的立體體現。人文素養包括歷史的、社會的等諸方面的知識和修養，高中學生通過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影響到知、情、意、行諸方面。《先秦諸子散文選讀》和相關資料的綜合性學習，就是德育通過智育的手段進行的教化。通過《先秦諸子散文選讀》的學習，學生的收獲是多方面的。

一、學生知識系統化

課改之前的教材編排是諸子散文分散于教材各冊中，諸子思想集中介紹。此種教學產生的效果是學生對諸子散文缺乏整體性的理解，對諸子思想的感受不深。比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愛人。他主張積極入仕做官，提倡因材施教；要求忠君，仁義禮智孝；三人行必有我師，謙虛求學不恥下問，溫故而知新，對諸子的性格更無從比較差異。選修課集中內容進行編排，加大了容量，學生有更多的空間了解諸子生活經歷和思想甚至觸摸諸子情感。引領學生學習此教材，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掌握，會形成體系。

先秦諸子生活的時代分裂戰亂，現在亂世涌現了許多英雄，折射出不同靈魂的輝煌，卻也成就了偉大的思想家。因為立場觀點的迥異和環境時代的變遷，確立了他們各自的思想體系。

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人，體察社會眾生，思考生存的道理，尋找和外界他人共存的方法。或在寂寞里悲憫眾生，或在遙遠處獨善其身，或想通過王道解救民眾，或向百姓宣講真理，著書立說是最直接的途徑。所以按照思想體系編排的諸子散文的教授和綜合性學習，消除了時間的隔閡感，強化了感性的認識。通過學習，學生們評價孔子時候這樣說：“他就像一個稱職的班主任，提出種種苛刻的要求，限制著‘非’的言行”；“而莊子呢，就像心理輔導老師，告訴我們必須珍愛生命”；“孟子是一個精明的政客，很會講話，他試圖在成就‘王’的時候實行仁政”。引導學生走進那個時代，走進思想家的生活年代，了解百家爭鳴的局面，在各種形式的學習中，讓學生的知識儲備形成體系，為思想的形成和深化奠定基礎。

二、豐厚閱歷，升華思想

先秦諸子的生活故事和思想發展歷程，極具啟發性，教育故事更能舉一反三，經典的言論濃縮了生存哲理。比如“孟母三遷”、“莊子葬妻”、“韓非子說難”、“公西華侍坐”等等，提煉了多少人生的閱歷和啟發人深思的故事，那些講述哲理的話語，千錘百煉，蘊含真知，意味深遠。孔子的諄諄教導、墨子的句句號召、韓非子的犀利析理，即使放在今天，也吻合許多處事原則。當學習活動變成經典的還原，閱讀著述品味哲人的思想，一言一行印證先哲的遠見，古代的文化和現代的思想意識互為注解，傳統與當下呼應，這些內容與思想教育結合，并設法激發學生情感，自然而然地提升學生的思想意識。那些左右言行的修養成分，比如，誠信從孔子困厄于陳蔡可以感悟其原則；人生的際遇從哀駘它的人際關系可以體會自我的言行；對社會的有用無用，從莊子對山中來的經歷可以回味。學生的反應是，有些作文材料以前總是讀不懂，或者在審題時候不深刻，現在寫作文起來，材料多了，切入點也多了。而且想問題不再是一條道走到黑，辯證地看待問題總會看見意想不到的結果。先秦諸子的思想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吃過它的果實后，再品周遭的社會百態，果然豐富異常而且滋味深厚了。

三、提高認知，增強表達

先秦諸子身為哲人都是社會學家，他們以自己的慧眼看待周遭的社會，衡量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關系。或勇于承擔社會使命，或于黑暗里尋找自己靈魂的安放之地，或者聯系弱小者來呼吁倡導自己感知到的真知灼見。他們要么把自己上演成一個傳奇，自身就是一個寓言，如莊子；要么讓自己成為一個隱者，飄然離去時口授玄機，如老子；要么讓自己充當使者，周游列國傳經誦道，如孔子；要么發奮從平凡中憑搖曳的筆觸崛起，拿凡人的愚蠢幽凡人一默，如韓非子。這些文字自然合了理帶了情，融匯了智慧。讓終其一生的思想承載于薄薄書冊，那些語言如河岸，思想如噴涌急下的流水，河岸自有其千姿百態，流水自有其波濤洶涌，閱讀和學習必然能使學生深受啟發。在品讀后學習，在理解后說出，在捧腹大笑后總結，與個人行為后反思，那些寫作技巧，點到卻不點破的幽默，不合常理卻合事理的分析，就在學生的積累里落地生根了。寫作能力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學生作文里說“那些漸行漸遠的身影，告訴我，生命終將而去，我不必追，也追不上，我只能看那些哲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線，思想如羽毛般片片灑落。”

四、修正學生言行

中學生處于青春叛逆期，經濟快速發展及多元文化的沖擊和誘惑，都會讓一些人行為出現偏激。其實探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因為對生活的認識有偏差，看得太遠，杞人憂天，容易得過且過；看得太近，離經叛道，容易魯莽從事。一旦事情猝不及防的發生，道德的考驗又沖擊底線，人生觀和價值觀尚且不全面，出錯在所難免。先秦諸子的思想是學生的精神家園，與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引導學生掌握國情鄉俗，校規人情，理解當代人人生的出發點，明確自己追求什么，恰切掌握“度”，說話恰切，處事平和，珍愛生命，關心他人，并將社會責任扛在自己肩上。觀察學生在學習諸子散文后的表現，言行中多了些文化的味道，語言措辭交流方式有變，講話能夠引經據典，能夠避免犯低級錯誤，也有同學崇尚諸子中某一人，能以其思想調整自己心態，修正了言行，弘揚了傳統文明。

五、激發積極性、提高研究力

中學語文教學和文學研究歷來是互不搭界，中學階段的文言文學習，基本是以教學大綱要求的實詞虛詞入手，選一些經典的散文來學習。而選修課《先秦諸子散文》從思想體系入手編排材料，使文學直接走進“人學”，段與段，篇與篇都有內在聯系。從經歷中了解作者思想，從作品中印證作者思想，學生邊學習敘事邊議論，邊挖掘材料邊印證，化深奧為淺顯，還不忘聯系現實，尋找幽默，這樣的研究性學習模式，值得提倡推廣。同時，大量占有文言文材料，對文言文的閱讀和理解自然提高不少，有同學已經嘗試用文言文來寫作文。

先秦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禮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學？以及其本質何在？

本文認為，只有完整而準確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才有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判，才有可能做到講好一部儒學；同時，也才有可能談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否則，其結果不是五花八門，不著邊際，便是語焉不詳，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無法說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他所說的，恐怕就是這樣一種情形；而戰國時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講的，大概也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今天看來，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總體上，已似乎可以被歸結為一個“道”字。而且在本文看來，這個“道”大概可以說就是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謂“道德”的“道”，亦可以說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謂“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國哲學思想世界異常活躍、名噪一時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澤厚先生，則更獨出心裁、別具匠心地習慣于將其具體定義為“度”，并且認為，這個“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就是“中庸”、就是“過猶不及”、就是“中國的辯證法”，“是難以言說卻可掌握的實用真理”；而所謂“中庸之道”，在他看來，就是所謂“度的藝術”[2]——這一說法，從表面上看來，蓋本無可厚非；但究其實，本文則認為，卻無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講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視角，以省察現象”[3]——這是因為，在本文看來，就先秦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或本質而言，一個“道”字便已是足夠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別求所謂新說也”；與此同時，這里之所謂“道”與李氏之所謂“度”，又是貌合而神離，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個東西。例如，在李澤厚先生看來，這個“度”，“就是技術或藝術（ART），即技進乎道”。一方面，它“關乎人類存在的本體性質，非常明顯而確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隨著人類的生存、存在而不斷調整、變化、擴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遠動態的存在”[4]。由此可見，這一認識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說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顯”而又不明顯，既不變而又可變，既“確定”而又不確定。然而，若從一般邏輯學的角度上看，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謂“道”與李氏之所謂“度”在本質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它與李氏之所謂“技術或藝術（ART）”之間既相互聯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謂“技術或藝術（ART）”本身。于是乎，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說這個“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變的話，那么其中所謂“技術或藝術”大概便可以說是“形而下”的，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著的一個變量——對此，端不可整齊劃一，一概而論；當然，亦不可望文生義，指鹿為馬。

孔子嘗有言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5]由此可見，其中，所謂“道”、“德”、“仁”、“藝”，似乎便應當說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四個相對獨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謂“藝”，本文認為，大概便可以說是李氏之所謂“技術或藝術”；而其中所謂“道”，在本文看來，卻又并非李氏之所謂的那個“度”或者其它別的什么神秘主義的東西——這個“道”，在金岳霖先生看來，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盡的道，國人對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萬事萬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歸的道，才是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6]——這一認識，今天看來，應當說是極為深刻的。

但問題卻依然是：“道”是什么——這一問題，常令古圣先賢們浩嘆不已。為此，我們恐怕也還得從先秦儒學那里具體說起。

然而，關于先秦儒學及其核心或者本質問題，目前思想學術界的看法和認識似乎卻并不統一——其中，有的認為有一個，而有的則認為是兩個（但常識卻告訴我們，所謂核心或者本質，一般地說，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著兩個；當然，更不可能是兩個以上）；具體地說，有的認為是“仁”、有的認為是“禮”、有的認為是“仁禮”、有的認為是“時與仁義”，還有的則認為是“中和”等等等等，諸如此類，形形、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無所適從。然則《禮記》中不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8]乎？《漢書》中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9]乎？

對此，本文則明確認為，所謂先秦儒學，從總的理念上說，就是“禮學”；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質而言，一言以蔽之，不過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說是“禮”的本質，而“禮”則可以說便是“中”的標準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謂也？曰：“中即道也”[10]，“道無不中”[11]。如果我們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話說，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12]也就是說，所謂“仁義禮樂”者，究其實，不過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體能指及對象之所在；而所謂“道”、“中”或者說“中道”者，則卻乃是“仁義禮樂”的所指、本質與核心，或于其上，或處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說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體的話，那么后者則便是所指、是靈魂與精神。若離開了前者，則后者便恍兮惚兮、無所附麗，難以被全面認知、正確解讀和準確把握；與此同時，若離開了后者，則前者無疑亦將成為陳舊腐朽、了無生氣的東西——這是因為，“中”雖可謂之曰“道”，但“仁義禮樂”，則亦同樣不是其他別的什么特殊的東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們可以更具體而形象地說，它們乃是所謂“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辭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果說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話，那么在這里，我們大概就可以說，“形而上者謂之中”，“形而下者謂之具”；換句話說，“中”是“形而上者”，而“仁義禮樂”則是“形而下者”。“道”不離“器”正如“中”不離“具”，因而“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便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聯系、融于一體。“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為“中道”；同時，“器”則就是“具”，合而言之，即為“器具”。“形而上者”謂之“中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具”。如果說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則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說前者是思想、理論和世界觀，那么后者則便是方法、實踐和方法論。

然而，所謂“道”，在先秦儒家看來，又無疑乃是其中至為重要的東西。難怪乎，孔子本人對此要極而言之曰：“朝聞道，夕死可也。”[13]其實，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世界觀與方法論是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換句話說，“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構成為先秦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與核心。

注 釋：

[1]《孟子盡心下》。

[2]參見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8、151、187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

[3]同上書，156頁。另據筆者考察，這一想法本系“舶來之物”，并非為李氏所首出。

[4]同上書，8-10頁。

[5]《論語述而》。

[6]金岳霖《論道》16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7]《禮記樂記》。

[8]《禮記曲禮上》。

[9]《漢書董仲舒傳》。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參見陳榮捷《西方對朱熹的研究》《中國哲學》5輯，208頁，三聯書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創新》《朱子學新論》21-22頁，三聯書店，1991年版。

先秦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一. 上古期:先秦秦漢時期

    在先秦秦漢時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文學形態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很明顯的,文史哲不分,在這時候,文學文獻很大一部分應該來源于史。像約寫成于戰國時的《左傳》,它雖是一部以記事為主的史書,但它卻是作為先秦文學研究的重要文獻。這就在于它不僅僅是在記事,寫史,它還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對之進行評價,這就超越了史學意義。更為可“貴”的是其文中還用了大量的篇幅記錄了《詩經》流傳過程中“賦詩言志”,而且還記錄了當時人們對于《詩經》的藝術形式以及其他文化藝術形式的看法。這對于后人對《詩經》的研究,包括了思想和藝術形式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和《左傳》相類似的還有兩漢時期的《公羊傳》、《谷梁傳》等,它們同時作為對《春秋》的注釋,對于文學研究也有一定的價值。

    到了兩漢時期,在史書方面最重要的文獻是《史記》和《漢書》及《后漢書》。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它對于文學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開創了傳記文學。它的七十列傳。還有重要的是在這七十列傳中,有些直接就有文學史料研究價值。像《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直接為后來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更真實的資料。

    《漢書》中對于文學文獻的價值在于它繼承與發展了《史記》中的傳記文學。像著名的《司馬相如傳》、《司馬遷傳》、《賈誼傳》等。另外,它還有自己不同于《史記》的獨特貢獻。其中的《藝文志》應該是第一部真正討論中國古代早期文學發展的著作,所以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后漢書》更是繼承了《漢書》關于文學發展論的傳統。對后來的史書都更多的關注文學有很重要的意義。

    另外,除了史書作為文獻研究的對象外,經類的更早的像《周易》、《詩經》、《論語》等。《周易》更多的是在論及卦象方面,所以它應該更屬于美學范疇。但美學一直被視為是作為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出發點或原則。因此,《周易》被視為最早的對于文學創作思想和原則的重要文獻之一。《詩經》中涉及到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論語》應該說是先秦時期文獻研究最重要的文獻資料。在《論語》中,涉及了很多關于詩歌創作與鑒賞的原則與理論。并強調了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對于道德、倫理觀念的宣傳,以及對于思想的傳播。而且,也對《詩經》分別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進行分析和評論。另外,在先秦時期還有諸子百家的著作像《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也很很重要的意義。

    到了兩漢時期,對先秦典籍的研究更為專注更為集中。例如對《詩》、《書》、《禮》、《春秋》、《易》五經的研究,成為了兩漢時期重要的文獻。其中有《毛詩》、《周禮》、《禮記》。等。

    《毛詩》重要的是對《詩經》訓詁方面的研究。把視角從思想和內容上轉向了文本研究上。“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以說《毛詩詁訓傳》是第一次系統地,有意識地對詩歌文本的研究”(《中國文學批評文獻學》)因此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中古期(一):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創作的自覺化和個性開始凸顯。但是并沒有很凸顯的成就。然而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卻異常的繁盛。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的景象。像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尤其是劉勰的《文心雕龍》這些專門研究的集子出現將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推向了歷史的最頂峰。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一部很有體系,很專業化的研究論籍。它針對以往的文學研究提出了批評。其中一點是“貴遠賤今,向聲背實”,針對這一點,他提出了“審己以度人”的批評原則。這在文學理論上,尤其在文學鑒賞(詩歌鑒賞)方面有重要意義。

    陸機的《文賦》是文學研究史上第一次把視角轉向了文學創作的內部規律。他強調在于“用心”。要心有所觸,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心有所意。因此孫立說它是“迄今為止古代文學批評文獻中對文學創作研究最為深入的一部文獻。”(《中國文學批評文獻學》)

    無論是從魏晉南北朝還是從整個文學批評史來看,《文心雕龍》都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龍》共分為五部分。這五部分的體例組成一個非常嚴整的體系,其中涉及了文學本體論,文學創作論、文學文體論、文學史論、文學鑒賞論等。《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的體系,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因此后來的學者幾乎奉《文心雕龍》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界的圣經。以致后人對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比如清代散文家孫梅在《四六叢話》中說:

    賦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筆,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淵微莫識。爾其徵家法,正體裁,等才情,標風會,內篇以敘其體,外篇以究其用,統二千年之汗牛充棟,歸五十首之掐腎擢肝,捶字選和,屢參解悟;宗經正緯,備著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議論也。

    三.中古期(二):隋唐至明中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興盛景象并沒能夠延續到唐朝以后,這種到了唐朝隨著社會的安定也逐漸安定下來。雖說這種繁盛的景象已經被文學創作奪取,但這種穩定也保證了文學批評的全面性。經歷了一千多年的研究之后,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界也都趨于成熟狀態。形式和角度也不再單一化。而且文學批評范圍也隨著文體的擴大而拓寬。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文獻所涉及的文體,除了以前一直都很繁盛的詩歌散文之外,還包括新增的“詞”,另外還有以前很少涉及到的小說和戲曲。這些此前批評家較少或從未涉足的領域的拓展豐富了中國文學批評文獻的形式,擴大了文學批評的領域。同時這種穩定成熟的狀態與領域的拓展也為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而且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有多樣。詩話是宋代文學批評的奇葩,撰述甚多,影響巨大。例如《六一詩話》(歐陽修撰)。歐陽修主要在詩話里談到了詩作為藝術。把文學納入了藝術,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是他開創了用詩話體作為文學批評的方式。

    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專著如宋代的《古文關鍵》(南宋呂祖謙編撰)。主要是“論作文法”、“看文字法”,此書對后世文章學尤其是宋元時期的文章學影響深遠。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南宋樓昉撰。它主要更注重于文學成分的藝術分析,這和《六一詩話》頗有相似之處。此書可以和《古文關鍵》并肩而站。

    四.近古時期:明中葉至時期

    明代文學批評一項不是太景象。狀況不容樂觀。但也有其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在對戲曲、小說的批評方面,還有對傳統的詩文評論方面,明代都超越了前者。

    明代研究的形式還是師從宋代的傳統。尤其師承宋代的詩話形式。

    《菊坡叢話》二十六卷,單宇撰。絕大部分乃收輯歷代論詩之語而成。

    《歸田詩話》三卷,瞿佑撰。主要以記事為主,像《菊坡叢話》一樣,很少涉有自己的評論。

    到了清代時,比起明代,文學批評有利進一步的發展。發展也有自己的獨有的特色。他們開始傾心于學術研究,因而,當時的文學批評更具學術研究的色彩。他們都很注重學術素養,這對現在的研究者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正因為更傾向于學術研究,因此清人的詩文評著作更具理論特點,而且更注重其系統性。各種詩說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學說范疇,象“神韻說”、“性靈說”、“格調說”、“肌理說”等。較明代的研究,清代還有一個顯著特征是詩話的明顯增多。針對此現象,郭紹虞先生就曾說:“詩話之作,至清而登峰造極,清人詩話約有三四百種,不特數量遠較前代繁富,而評述之精亦超越前人。”

先秦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相比而言，古代文學史是一門傳統性很強的學科。首先，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時間跨度極長，作品數量極大。作為當代文學專業學生和教師，雖然實際接觸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但如從專業內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體量有時不得不隨時被挖掘出來，成為研究的對象或重要的證據。這一點與理工類學科有所不同，如數學等學科有一個由淺入深，由基礎到應用的過程，只有在學習了基礎性知識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階的知識。而文學史雖分為不同時間段，但其中并沒有明確的難易之分和邏輯上的次序，具體作家、具體時代雖有互相影響的情況，但從認識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關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對先秦文學了解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學生關注較為次要的甚至極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學習者都可以隨時對某些問題發生興趣，開始探究。因此，就文學史研究對象而言，該學科關注的潛在對象是所有歷史上的文學作品。其次，就文學史學科發展來說，對文學的研究和論述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并一直延續到當代，從未間斷。這些文學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為后人無法繞開的環節，如同《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國文學史，后世的文學史建構基本上以此為依據一樣，現代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也是從歷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提煉延伸而來的，這就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者永遠無法擺脫對前代學者的繼承，在教學過程中或撰寫論文時總要引用參考前人的論述。因此，從先秦至近現代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或學者的重要論述也成為教師或學生必須要面對的研究學習對象。再次，文學史研究對象如文學現象、作家現象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并同紛繁的社會歷史因素發生關系，所謂知人論世說明研究文學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經歷，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習、研究的基礎，而中國存在的歷史資料又極為豐富，即使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事先也很難把任何一部史料從閱讀書目中撇開。那么，學生如果對某個文學史問題產生興趣，從較低的要求說，基本的閱讀必須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則大量的閱讀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學教學過于依賴教材產生較大弊端

古代文學史的傳統性意味著教學工作者和學生必須面對盡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劉勰所說“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當代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常見的問題是視野非常狹窄，從學的角度說，集中表現在古代文學作品閱讀量太少和對作家作品的藝術理解過于簡單。根據筆者做過的對所教班級課外閱讀的調查，約有58%的同學除了上過的課文外，并不閱讀作為教材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的其他篇目；約有71%的同學除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外，從未閱讀任何其他古代文學作品的原著；完整讀完任一古代作家別集或古代總集的只有4%。在討論對作品的理解時，也表現出沒有獨立見解，回答內容程序化的情況。這種情況雖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數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普遍問題。產生這一狀況的原因部分是圖書借閱制度和古籍閱讀的不便為學生閱讀課外書造成了障礙，從教的角度說，導致這些情況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閱讀過于依賴作品選，學術觀點過于依賴文學史教材。現在通行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編）和其他文學史教材都有各自的問題。[1]257如《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初版于1962年，受當時的意識形態影響極大，選擇作品的標準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即反映勞動人民的困苦，揭示統治者的黑暗，表現愛國主義情感，即使選入愛情題材的作品，也強調思想健康的標準，而藝術特色鮮明，藝術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棄。這種做法使得選出來的作品離學生的思想情感較遠，無法觸動他們的心靈，因此也不易被認同喜愛，學生自然也就不愿閱讀。如北宋柳永詞，在當時風靡全國，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在于這些詞通俗易懂而大膽生動的語言，在于對男女情愛的真誠表達。這一類作品在柳永的詞里實際上占絕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詞論》里批評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對這些無一采擇，只選了看起來比較“干凈”的愛情詞《雨霖鈴•寒蟬凄切》和作品《望海潮•東南形勝》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寫歡愛的作品如《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慢卷紬•閑窗燭暗》、《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等大量詞作，既符合古代文論家對柳永詞的評述，也能說明柳永詞流行的文學史意義，從現代批評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四庫提要•樂章集》說“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如果這些詞在教材中被忽視，柳永詞的真實面貌即所謂“詞語塵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學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釋。還有一些文學風格從現在的評價標準來說確有問題，如齊梁艷體詩，藝術上難稱偉大，內容上也無甚可取，但在當時的文壇卻曾風行一時，從文學史角度也不無意義，并且這些作品的某些藝術手法對后世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因此，作品選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學生對文學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選入也可作為問題留給學生做課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則，初唐陳子昂等人的文體革新的意義便無法得到更透徹的說明。

三、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對電子書的應用提出了要求

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原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國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單位紛紛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較有影響的如郭預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編的文學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個文學史教材推陳出新的熱潮，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文學現象本身的復雜性質使得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各有不同，難以明確定其是非，這種狀況在可想見的將來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對古代文學現象產生不同的理解，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不是因為文學史教材編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財力資源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反映了社會科學的某些內在特征，其實是積極的現象。同時，對文學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個人親身閱讀、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將研究者個人的體會和認識直接傳達給學生，要求他們作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學接受、傳播的規律。因此，從長期的教學改革目標看，在古代文學領域（也應包括其他文學領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發展的趨勢。怎樣通過大量閱讀作品，提高閱讀能力；通過作品比較，尋找作品的藝術規律；通過師生的心靈交流，加深對作品意蘊的理解；通過創作練習，吸收古代文學的營養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應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內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則是大量的主動的閱讀。顯然，目前高校教學中依賴一套文學史教材和作品選的做法很難達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總要布置一些課后的閱讀書目，或組織閱讀交流，但受限于圖書館的條件和教學進程，在一個教學內容下，讓教師和所有同學同時擁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學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這種課后閱讀課堂討論的教學效果也難以保證。幸運的是，當代電子科技發展的代表———電子書及其設備提供了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電子書的特點是大容量、可檢索和可復制。理論上，電子書每字占2個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個字，以2G的存儲量估算，則可儲存超過10億字。以《史記》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話文《史記》共62萬余字，大小為1.22M，據此，2G的空間可儲存約1700部左右《史記》規模的著作，因此將古代文學課程的基本閱讀量容納進2G甚至1G的空間內完全是可能的。#p#分頁標題#e#

電子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檢索，一旦檢索的底本范圍較大，所得的信息則非常可觀。它雖然不能代替逐行閱讀，但在教學中卻有獨特優勢，因為教學過程不同于學術研究，首先它目的性較強，文檔檢索完全可以用來配合教學內容，比如關于作家的生平資料，通過檢索正史和野史、筆記，加上一部分文集完全可以基本掌握。那么，學生閱讀的就不是文學史教材的內容，而是第一手資料，它的內容一定比教材粗枝大葉的介紹更豐富，對學生來說，由于接觸資料的全面性，歷史人物的形象也會更生動有趣。其次，教學過程并不需要太強的創新性，因此，也不需要學生像學術研究那樣全面掌握材料包括最新的材料和很少見的材料，基本的閱讀對學生來說更為重要，這也符合了電子書的特點：通過檢索可以掌握基本的信息，而避免過多信息的干擾。第三，教學過程總是由多人參與，比如課后作業和課堂討論，如需要閱讀某一部紙質文本，正常情況下，任何圖書館藏量都保證不了每位同學能同時閱讀，并帶到課堂上用作教學資料。而電子書的可復制性使每位同學都有充分時間去閱讀，并且如果工作量較大，可以分解任務，通過檢索詞的設定，使每個人都可以有目的閱讀，完成自己的電子稿后再整合成最終的作業。電子書的功能不僅在大容量和可檢索，從內容的角度來說，它和紙質文本完全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用來做仔細的閱讀。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重視電子書的應用可以避免上文所述的弊端，而具有獨特的優勢。最重要的益處是由于學生擴大了閱讀量，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擺脫了用他人指定的范圍限制個人的興趣愛好，用他人的思想成果代替自己的思索過程的狀況。電子書的使用在現階段是完全可行的。得力于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設備價格不斷下降，而性能卻在不斷提高。高校教室已實現了多媒體化，電子書的應用平全具備。高校學生的手機普及率已達到100%，其中智能手機已經占了大半，可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智能手機將全面代替原有的非智能手機，而即使是較低端的手機，一般也支持電子文本的閱讀，更不用說已有不少學生擁有了筆記本電腦。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就已發現這種傾向：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課堂上針對教學內容用手機查找資料。從學生的角度說，推廣電子書閱讀不僅條件完全具備，而且也會深受歡迎，因為這種閱讀形式符合時代的潮流。因此，需要在教學改革過程中改變觀念，至少在特定的學科如古代文學專業準許學生攜帶手機電腦等工具，作為教學設備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