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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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會理論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0-0069-02
青年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是從批判和借鑒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開始的。馬克思從市民社會角度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找到了消解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和引導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理論。因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具有特定的時代意蘊，我們可以在今天的社會背景下對其進行拓展和運用，從而構建我國社會建設的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適用語境
黑格爾從倫理發展維度論證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從經濟角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需要的體系”。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思想進行了繼承和發展，從經濟角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交往形式”，從政治角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資產階級社會”，并以此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是以商品經濟為背景來研究市民社會的。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定階段，市民社會是商品經濟得以順利發展的社會組織形式。馬克思正是在把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結合起來的研究中，形成了關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
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資產階級憑借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廣泛參與各種經濟活動，成為商品經濟的主導者。無產階級通過出賣勞動力獲得了相應的工資，為了購買生活資料也會參與到商品經濟活動中。所以，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活動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市場主體，因而都是市民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資產階級因為其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而成為商品經濟活動的強勢主體，并成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構成部分。無產階級有限的經濟活動使他們成為商品經濟的弱勢主體，成為市民社會的微不足道的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就是“資產階級社會”。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與市民社會雖然分化為公共政治生活領域與公共經濟生活領域，但是，兩大領域的主導者都是資產階級。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是政治主體，掌握著國家權力；資產階級又是市場主體，掌握著市民社會的話語權。所以，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中，他總是把市民社會界定為“資產階級社會”、“交往關系”（主要指經濟交往關系），甚至直接把市民社會界定為“資產階級”，深刻地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市民社會的異化現象。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政治解放只不過是市民社會成員（即資產階級）權利的解放，政治解放并未消除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對勞動者的壓迫，因而，要以人類解放超越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1]。只有這樣，異化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市民社會才能真正成為全部社會成員自己的組織，才能承擔起收回國家權力并從事社會管理的責任。
由此可知，馬克思市民社會的適用語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商品經濟下產生的獨立的市場主體，以及市場主體的利益組織――市民社會。二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資產階級成為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強勢主體，從而導致市民社會的異化，使市民社會不再是純粹的“需要的體系”，而是掌握弱勢群體經濟利益和政治命運的、凌駕于整個社會個體之上的異化組織。三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就是通過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從而消除市民社會的異化現象，使市民社會回歸其社會價值本位，成為真正的社會個體的利益組織。總之，因為馬克思從商品經濟角度尋找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階級對立的根源，所以，他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我們今天還需要從社會文化權利角度來拓展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
二、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拓展
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范疇。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界定為由相互“需要的體系”將人們聯系起來的“市場交往關系”及其“保障機制”。市場交往關系是“需要的體系”的核心內容，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屬性，而市場交往關系的保障機制則屬于社會關系范疇。這說明黑格爾的市民社會并非只指向經濟關系，而是指向國家之外的多元集合體。我們也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二分”理論架構，因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也應該是多元的。但馬克思從其歷史哲學研究的需要出發，逐漸將市民社會的內涵集中在經濟關系領域。
馬克思將市民社會范疇集中在經濟關系領域，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思維邏輯的。馬克思以十九世紀上半葉西歐自由資本主義為背景，本著對現實物質利益的深刻關切，把市民社會作為理論工具去解剖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現實。為著這樣的研究目的，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遵循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徑”[2]。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他的市民社會范疇就應該包括政治國家之外的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既包括物質利益關系的經濟領域，也包括文化交往關系的社會領域。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特殊歷史背景使物質利益關系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因而，具有高度哲學抽象能力、善于抓住事物本質的馬克思就直接用市民社會范疇來指稱物質利益關系，從而把黑格爾界定為政治國家之外的具有多元內容的“市民社會”化約為“經濟關系”。這一方面表明馬克思抓住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經濟關系，并通過對此的分析，為市民社會向“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范疇的轉化及其唯物史觀的誕生打下了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化約為經濟關系，使后來的研究者單一地從經濟關系去界定和理解馬克思的市民社會，從而忽視了市民社會范疇中所應該包含的文化與社會交往內容。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內涵和外延的化約，是因為“他要研究的是歷史哲學中的市民社會，而不是社會科學中的市民社會”，“物質交往形式畢竟只是市民社會中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領域，而并非唯一的領域，所以這一界定只是對市民社會實質的說明，而不應被看做是馬克思為‘市民社會’所下的完整定義。”[2]因此，我們今天對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的研究，除了從經濟學和歷史哲學維度將其理解為經濟交往關系、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之外，還應該遵循現代社會學的研究路徑，探尋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在社會文化交往領域內的意義。
從今天來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之后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這意味著，無論是我們對資本主義現存社會問題的批判，還是對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的展望，都不能簡單地從經濟關系領域來運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我們必須從社會文化交往領域對其進行拓展。如果我們肯定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包含了“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兩個方面的意義，那就意味著，我們今天學習和運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需要超越過去僅僅從“二分法”來理解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應該批判地吸收和借鑒西方的“三分法”，從社會文化交往關系中去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因而在當下中國語境中研究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之外的社會領域。這既是對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從單一的經濟關系領域的超越，又從社會交往關系領域拓展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找到了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與當下中國國情的契合點，從而賦予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富有時代特色和生命力的當代意蘊，使之在當下中國的社會建設中仍然能夠發揮指導作用。
三、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當下啟示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當代意蘊，對我國當下的社會建設有三點啟示：一是恢復公民的社會主體意識，就是把個人從整個國家機器中分離出來，重新強調公民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國家與社會組織是為了保護和增進公民權利的外在力量。二是肯定社會多樣性。在馬克思的“社會至上”理念下，我們應該從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三分”視角，強調社會的自主發展和自治功能，充分肯定社會的多樣性，對公民在興趣、利益、愛好等方面的差異和為此而進行的結社活動創造有利條件；充分肯定社會的自治能力，鼓勵公民個人、社會組織參與當下中央倡導的社會管理，發揮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作用。三是倡導法治理念。政府職能轉變為社會組織讓渡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公民和社會組織必須要有法治意識，恪守依法治理理念，使社會能夠實現有序自治，從而真正詮釋“社會至上”的本意。
為了踐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使之能夠指導并推進中國的社會建設，我國的政策取向有三：第一，根據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原理，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使國家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社會職能相互分離。在當下社會建設過程中，更應該強調政府的社會職能，創新社會管理，以更有利于實現社會現代化。第二，根據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私有財產異化”、“交往關系”和“生產關系”理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創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發展市場經濟，為社會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第三，根據當代市民社會的研究視角，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加強社會文化領域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在社會文化領域傳播和推廣意識形態，為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提供和諧的文化氛圍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
市民社會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馬克思理論 市民社會觀 整體性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9-0097-01
馬克思理論是嚴謹徹底的科學理論體系，但是從19世紀末開始，很多理論家開始對馬克思理論進行肢解，從邏輯上將馬克思理論分開理解，將馬克思理論看做是英法古典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及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的拼湊。從歷史層面對馬克思理論的肢解，實際上就是反馬克思理論，認為存在多個相對的馬克思理論。所以，為了證明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性，就是要證明不同學科領域中理論探索的統一性，以及理論發展的延續性。市民社會是馬克思在其一生中一直研究的事物，同時也為馬克思理論整體性的研究提供了依據。
一、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發展歷程
馬克思市民社會的用詞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有不同的表述，用詞的變化也表明了馬克思市民社會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對市民社會的界定，認為是私人利益活躍的領域，無產階級是市民社會的非存在，是有產者的社會，表現在《穆勒評注》寫作以前。
第二階段：開始于《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認為對市民社會的剖析要與政治經濟相結合。恩格斯和赫斯的理論探索也推動了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1844年，馬克思開始對古典經濟學有了初步的研究，將古典經濟學引入到市民社會視野中，重新對市民社會有了認識。擺脫了黑格爾國家與市民設計的對立模式，深入到市民社會的內部，初步對國民經濟學家的市民社會進行了辯證分析，對市民社會的二重性進行了研究。
第三階段：對市民社會的本質深入到生產方式內部進行把握。在現實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猶如一道普通的閃光，將其他色彩掩蓋，并使其他生產方式的特點也發生了改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現代市民社會取得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但與資產階級社會又有所不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造成資本逐漸成為一個總體，既是主體又是實體。無產階級與資本家完全受資本邏輯的支配，兩個階級都發生著經濟關系。
二、馬克思理論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對象之一就是市民社會。通過對市民社會進行深入的分析，對人類解放思想的邏輯可行性和現實合理性進行論證。通過市民社會視角對馬克思理論探索的全過程完整地進行考察，體現了馬克思理論的完整性。
（一）馬克思哲學、經濟學、人類學、政治學通過市民社會實現有機統一
市民社會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的產物，其最初的含義是生活在城鎮上或城堡周圍的手工業者、商人及自由民眾等，成為真正的經紀人。市民社會是獨立個體追求經濟利益的交往群體。隨著歐洲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得到發展，是一個經濟利益體系共同發展的過程。古典政治經濟學深刻反映了市民社會的理論，馬克思在對市民社會現實分析的同時，也對自身哲學理論的成熟與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對經濟學的分析也促使了馬克思對哲學的完善。在人類筆記中，馬克思對非西歐國家產生市民社會的根源進行了討論，這是其對市民社會理論的完善，馬克思本人一生涉足眾多學科，都是為了實現市民社會的認識及人類解放思想服務的。
（二）馬克思理論實現了事實與價值的統一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認識目的在與對市民社會的批判，其原因在于馬克思秉承了對人類解放價值的追求。但是，他在對市民社會進行批判的時候，并沒有根據價值要求進行現實生活的裁判，而且他反對的正是這種做法。馬克思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對資本的內部結構進行了剖析，對資本的剝削與支配進行了揭示，解除了資產階級對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環向，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揭示，預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實現事實與價值的統一。
三、結束語
市民社會為我們理解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性提供了一個適合的視角，能夠讓我們對馬克思不同時期的探索的關聯性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并對不同學科的內在理論的統一性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但是，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性并不是沒有內部差別的，而是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學科中進行逐步完善的。
【參考文獻】
[1]劉洪輝.黑格爾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及其對馬克思的影響[J].世紀橋，2009（17）.
[2]邢榮.從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到當代社會觀——市民社會理論視域下的中國“社會建設”[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8（6）.
市民社會理論范文第3篇
Abstract: Is following our country social structure reforming, emerges enters a city to work the farmer massively, however these peasant laborers lack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security, has struggled i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crevice strives for the survival to strive for th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peasant laborer social security flaw reason - - constitutive social exclusion, the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plane social exclusion, the functionality social exclusion, the self-dwarfing from social exclusion's theory angle of view and so on. And proposed the Local authority in constructs in the peasant laborer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to undertake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關鍵詞:社會排斥城市圈農民工社會保障
Key word: Social exclusionUrban circlePeasant laborerSocial security
作者簡介:劉悅,女,生于1985.4,籍貫廣西,學士學位,中南民族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人力資源。郵編430074。
一、社會排斥理論的基本思想
(一)社會排斥理論的概念
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的是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中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并且這種排擠如何通過社會的“再造”而累積傳遞。社會文化、社會結構、國家政策、現存的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了社會排斥,而社會流動率則反映社會排斥的程度。
過去關于貧困的研究一直以一種垂直的分析視角來分析社會上層對社會下層的剝削排斥,如今托瑞納提出了水平分析視角,認為社會排斥不再是富人對窮人的剝削,而是人們被社會排斥成為相對主流、中心社會的邊緣。一個社會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多個中心,因此亦存在多個不同的邊緣。生活在這些不同邊緣的社會成員即是被社會排斥。[1]
(二)社會排斥的類型
1、從社會排斥成因方面來分析,可以分為以下兩類:(1)結構性的社會排斥,指因為社會結構的不合理而造成的社會排斥。(2)功能性的社會排斥,指被排斥的個體、群體或組織因自身功能上的欠缺而處于一種被排斥狀態。
2、從人類生活的不同領域出發,可以分為:(1)經濟層面的社會排斥,指人們在獲取勞動生活資料的過程中遭遇到不公正對待,直接導致貧困。(2)政治層面的社會排斥,指人們參與政治時權利的不足或被剝奪,它通過明確法律規定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利。(3)文化層面的社會排斥,以自己或本民族的文化為標準來衡量其它人群或民族,同一民族中不同文化觀念的群體也會排斥異于自己的群體。
3、被動的社會排斥與主動的社會排斥。被動接受社會排斥者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觀意愿,而是因為外在的原因或自身的先天性因素而處于一種邊緣化的狀態;而一些主動脫離社會者,往往是在一種亞文化的引導下,因其不認同主流社會而主動逃離。[2]
二、城市圈建設過程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缺失
近年來,政府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極其關注,然而農民工的社保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大體表現為基本社會保險的參保率低,只有30%左右,企業補充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更是只在5%左右。針對武漢等大城市的調查研究表明,在農民工中,單位為其提供養老保險的比例為14%,城市本地職工在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卻高達88%。農民工普遍具有流動性強的特點,而我國相對封閉的二元城鄉社保體系卻成為了農民工社會保障關系接續、轉移的障礙。從社會排斥理論出發,可以看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結構性社會排斥與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
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造就了農民工這一邊緣群體。傳統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明顯傾向于城鎮居民,國家對農民是沒有保障的,農民的保障源自土地。這就是由于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不合理而造成的社會排斥。
我國的戶籍制度充當了社會福利分配工具,對持非農戶口的城鎮人口建立了較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農業戶口持有人只能自我保障。戶籍身份的差異使得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體制待遇上的差別巨大,并迫使農民工付出高成本在城鄉之間流動。因此,戶籍制就成為了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被排斥的根源。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的深入,城市化進程的開展,農民工的數量激增,已經進城的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之外,形成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殘缺。
(二)政治層面的社會排斥與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
當社會政策層拒絕向某類社會群體提供資源,使其不能完全參與社會活動時,社會排斥便產生了,也就是所謂的“集體排他”,屬于政治層面的排斥。集體排他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共同群體。政府短視從制度層面上加劇了農民工的就業準入排斥。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區利益集團的利益考慮(如保護城市居民就業和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或其他政治目的(社會治安與政治安全),出臺一系列制度、法律、政策、規定限制農民工的工作種類和壓低他們的工資待遇,表現出對農民工重管理、輕服務的傾向,折射出政府職能的錯位和缺位。比如北京市曾實行的“五證齊全”制度,要求外來人口必須同時持有暫住證、就業證、婚育證、出租房屋安全合格證、經商許可證方能正常就業,這是一種顯性的社會排斥。就業制度的排斥除了迫使農民工從事底層的、邊緣的職業之外,還加大了他們在工作生活中的風險,而這些風險有一部分來自于地方政府制定的針對農民工的各種監管和追查,農民工隨時都有可能成為游戲規則的違規者而被驅除,這屬于隱性的社會排斥。[4]
(三)功能性社會排斥與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
我國現行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是以就業為中心的、封閉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狀況與社會保障狀況息息直接相關。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遭遇的排斥很大程度上與農民工個人的勞動技能相關,這就是所謂的功能性社會排斥。
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劃分為兩級,一級市場比二級市場工資高、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社會福利好。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多為進城務工農民,因為一級勞動力市場要求的是高技術的人才,而農民工這一群體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社交面狹窄,客觀上阻礙了農民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受教育少的人被認為培訓潛力低,只能占據勞動力階梯的末端或留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上。二級市場的雇主由眾多中小企業組成,產品需求變動頻繁,企業對發展內部勞動力市場不感興趣,工資由市場上的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趨向一個固定水平。我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中的低素質勞動力一直供過于求,因此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普遍不高,難以維持基本生活,直接導致了農民工參加城市職工社會保障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加重了農村社會保障的負擔,直接影響農民工人力資本的積累。
三、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構建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
構建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單純依靠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需要靠政府來改革一系列相關的阻礙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的銜接制度和政策,同時政府必須提供其他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
(一)改革戶籍制度打破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戶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各級地方政府相繼開展戶籍制度改革,然而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政策只解決了戶口的歸屬問題而忽略了與戶口相聯系的福利保障,此外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保障和制度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各級政府應該在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實行多元化的改革模式。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城鄉差距不大的地區,試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區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二元制戶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戶籍制度過渡,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統一的戶籍制度。
剝離現行戶籍制度的社會福利和其他社會特權。對現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其目的并不是要取消戶籍登記管理,而是剔除附在戶籍上的不合理福利功能,使其只作為政府制定各項政策,進行社會治安管理的基礎性參考數據。
促進戶籍管理的法制化。應當盡快出臺一種新的戶籍法,保護公民的遷徙、居住和平等的權利,限制某些地方保護主義或行政干預行為對公民的侵害,制止帶有戶籍歧視的行政條例和規則的出臺,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連的制度也要進行配套改革。[4]
(二)轉變政府重管理、輕服務的思想傾向高度重視農民工就業社會保障問題
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的核心價值是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是面向所有社會成員提供無歧視的平等服務。地方政府和基層執法人員應轉變對進城農民工的強制管理意識,樹立為農民工服務的宗旨,而不是把他們當做城市治安管理中的危險因素和城市文明建設中的污點,這必將有利于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和發展。
同時政府作為平等就業環境的營造者,必須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性歧視,為農民工創造寬松平等的就業環境和生活環境。政府的規劃決策要把農民工放在城市主人公的地位上來考慮,農民工和城市居民要統籌兼顧;清理和修改對農民工帶有歧視性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文件,建立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規則,使進城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平等競爭的權利。[5]
(三)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完善農民工的就業保障體系
政府作為邊緣群體就業的服務者,必須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為失業農民工提供就業信息、培訓等公共服務。農民工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和自身素質在城市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各級政府人事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應該設立專門的農民工就業和培訓的服務機構,以便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農民工就業指導,提高農民工的自身素質,提升他們的自信心,轉變僵化的思維模式,努力促使他們積極的融入到城市生活當中。在服務主體和形式上,政府可以自己組織實施,也可以委托其他組織進行。總之,應當形成政府指導和扶持下的,包括企業、社區、社會團體、學校等多渠道、多形式的就業服務網絡。[6]
(四)建立利益訴求渠道引導其他社會力量來滿足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需求
可以考慮建立進城務工人員協會,使之成為代表進城務工人員利益、表達進城務工人員心聲的組織,保證進城務工農民的正當權益不受侵害。
政府作為社會支持系統引導者,必須調動各種非政府部門力量來協助政府滿足農民工對就業社會保障的需求。農民工的就業社會保障需要建立政府引導下的社區、群眾性組織、農民工自治組織等在內的社會支持系統,使農民工的就業權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輿論上引導廣大市民和企業樹立尊重農民工、平等對待農民工的思想和風尚。
注釋:
[1]彭華民.社會排斥概念解析.[J]中國社會工作研究.2003年第二輯上
[2] 代利鳳.社會排斥理論綜述[J]當代經理人.2006.(4)
[3] 劉暢.制度排斥與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J]社會福利.2003.(7)
市民社會理論范文第4篇
Abstract: Network supervision of pubic opinions with netizen to actively express their views as a way of attracting public opinions. Discussion on pubic issues associated with fundamental human values such as rights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It has a major impact on china’s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with expression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nd the form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na’s civil society, as a by-product of reform and open,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on network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s from the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 or the network supervision analysis of the civil society. Reasoningl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maturity.
關鍵詞:網絡輿論監督;公民社會;公共領域
Key words: network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s; civil society; public space
作者簡介:張潔瑤(1985-),女,重慶人,東華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聞學原理。
引言
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它不僅為中國的民眾提供了一個了解世界的平臺,更賦予人民一種在網上平等交流、平等溝通、平等獲取信息的權力。
從中國網絡輿論監督的發端――1998年5月的“印尼排華事件”,到孫志剛案引發“天堂不需要暫住證”的大型討論,以及被官方定為“反腐年”的2009年“躲貓貓”事件,網絡在輿論監督中居于上風,在一系列案件中都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互聯網上,網民針對關系到自身利益或是自己關心的各種公共事務,積極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輿論浪潮。在針對這些公共問題的討論中自然滲透著權利、自由、民主、平等基本價值準則,表達社會公眾共同的利益訴求,形成一種廣泛的政治參與,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本文將以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理論來考察網絡輿論監督或是從網絡輿論監督的角度考察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即將公民社會、公共領域和網絡輿論監督結合起來研究。
一、公民社會的概念
“公民社會”是來自西方的一項概念,其內涵曾幾經變遷。“Civil Society”一詞既可譯為市民社會,又可譯為公民社會,還可譯為文明社會,它本身也包含有這樣三重意思。 [1]
“公民社會”是改革開放后引入的新譯名,它強調的是政治學意義即對公民政治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公民社會是公民們在官方領域和市場經濟領域之外自愿結社、自由討論公共問題和自主從事社會政治活動而自發形成的民間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的主體是公民和他們所結成的各種公民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
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主要有以下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組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2]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公民社會在悄然興起,放眼當今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滯后,制度性、規范性的建設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不能急促冒進,但是公民意識,作為公民社會存在的基礎和土壤迫切需要改良。公民社會的發展有賴于公民個體主體性的確立,培養公民意識、發展公民文化成為必然要求。
二、互聯網語境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有名言“媒介是人體的延伸”。 [3]根據麥克盧漢的理論:報刊是對人的眼睛的延伸、收音機是對耳朵的延伸、電視是對眼睛和耳朵的同時延伸、電話則是對耳朵和嘴的延伸。但這些延伸都是對各人體感官機械的獨立延伸。互聯網和已往的傳統媒體有著本質的不同。互聯網具備傳統媒體的所有傳播特征。
1、權力資源重新配置
認為,社會在本質上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而目前互聯網構筑的網絡空間是社會大眾互動、并在其中形成社群的空間,在人類社會生產上扮演著及其重要的角色。雖然沒有實體化的自然環境、人口,但是通過各種技術、法律和道德上的規范已經將構成社會的基本要素完全再現在網絡之上,這就使得網絡成為一個具體而非抽象的社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而是全球性的,一種由下而上、無固定疆界的全新社會。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并且反對階層式威權,此種全球性的社會,是充滿彈性且具有高度的流動性的,它涵蓋了人類生活的一切面向。互聯網公共空間自然形成了西方學者眼中的高度自足的“公民社會”。
18世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托馬斯.潘恩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相對立的。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源的配置、一是政府的管理權與民間的抗權。市民社會是人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相互合作而結成的社會聯合體,政治國家則是人們為了避免邪惡,“以法律保護人們的自由和安全而結合成的組織形式”,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市民社會愈完善,對國家的需求就愈小。[3]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政府與個人之間的資源分配出現新的不平衡:互聯網增強了個人對于政府行為的監督,增加了參與的可能性。政治國家處在一種必不可免的可見狀態,使權力者從暗處走向明處,受到規訓的不再只是私人社會,政府本身也因而受到外部的監視。
2、良性互動
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并決定政治國家,政治國家的公民首先是市民社會中的個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個人是政治國家的自然基礎;家庭和市民社會也是國家的構成部分,它們是國家的前提條件和必要條件;市民社會對于政治國家來說是內容,而政治國家則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是該時代整個市民之要求的手段。[4]
在互聯網上,公民社會組織所從事的社會公益活動和政策倡議活動,以及為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對于政府所從事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公民們在網絡論壇等非官方的公共領域對各種公共問題所進行的自由的、理性的討論,為政府決策反映民意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從國家的角度看,國家承認公民社會的獨立性,對公民社會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節:對市民社會自身無力解決的矛盾或沖突進行協調。
在互聯網語境下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是二者間的一種雙向的適度的制衡關系,透過這種互動,雙方能夠較好地抑制各自的內在弊病,使國家所維護的普遍利益與公民社會所捍衛的利益得到符合社會總體發展趨勢的平衡。[5]
三、網絡輿論監督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提升
網絡輿論監督完善媒體公共領域。大眾傳媒的發展,“使公共領域的基本機構發生了變化”,“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6]由于傳統媒體只是政治國家的附屬機構,缺乏反饋機制,在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媒體起到輿論導向和信息把關的作用,受眾被動接受信息,接受政治宣傳教育,使自主的公眾蛻變為盲從的大眾,其公共領域的獨立性也不再存在,與此同時,基于公共性與獨立性而存在的理性的批判精神也隨之消失(如圖1)。
網絡公共領域是“一種全民參加、網狀辯論、空前多元的公共領域”。[7]具有空前的開放性、獨立性與自主性。網絡公共領域跨越時空,打破了傳統國家的地域界限,實現了公共領域賴以生存的前提,即國家與社會的分離。
網絡輿論監督造就公民意識。公民意識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即公民關注公共事務、監督權力運作,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然而,在我國傳統的群眾意識當中,盛行著“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政治淡漠感。[8]
網絡輿論監督興起后,越來越多的網民參與到政治討論中,大量的民主和法制觀念、權利和義務意識滲透到日常網絡傳播過程中,在潛移默化中公民社會的基本思想和觀念也會被廣大網民所接受,從而達到培育公民意識的作用。2009年2月28日,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并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與網民親切互動,討論有關經濟危機問題和相關政策。《國際先驅導報》稱:通過網絡,中國公眾的參政意識和公民意識正在逐步提高,2009年將是中國的“網民問政年”。[9]
網絡輿論監督在維護公眾權益或價值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使社會中的不良現象暴露于公眾的視野之下,從而促進社會文明和進步。
四、中國網絡輿論監督與公民社會互動發展趨勢
中國網絡輿論監督憑借其信息海量、覆蓋面廣、速度迅捷、互動性強、多媒體性等特點成為截至目前最具公共領域特征的輿論監督方式,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但真正決定社會發展進程的不是網絡輿論監督本身,而是控制網絡媒體的人們。網絡媒體是中性的事物,只是充當傳遞信息的渠道,不會產生自己的意見,使用網絡媒體的網民和掌握網絡媒體的人才真正決定社會的發展方向。
網絡輿論監督的過程中,仍然充斥著大量網民的非理性宣泄、“人肉搜索”對隱私權的侵犯和“網絡暴民”的過激行為,這都嚴重影響了公民社會的構建。
提高公眾的文化素質,培養民主監督意識,加強公共知識分子在輿論監督過程中的話語權,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客觀上促進了網絡輿論監督的健康發展。
總而言之,對于網絡輿論監督,既要積極支持、熱情幫助、又正確引導、合理規范、營造一個有利于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的環境,使網絡輿論監督與公民社會相互促進,齊心協力建設一個民主、公平、善治、寬容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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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清槐譯.潘恩選集[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4] 袁祖社.權力與自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39頁
[5]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6]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 .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第15頁
市民社會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資本變遷；農民；身份認同；職業化；職業農民
文章編號：978—7—80712—971—4（2012）01—096—02
“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新世界格局的形成，長久以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資源的憂慮，尤其是關于農業人口發展的憂慮，首次變得如此現實。
一、農民身份轉化問題的提出
何為“農民”？在中文的辭典中的解釋是：“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1]象征的是一種身份。20世紀60年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H·孟德拉斯在針對法國農民的研究這樣定義：“我要是有一項職業，將比當農民好多了，我們在調查中常聽到農民這樣說。”[2]這種遺憾概括出農民的‘地位’和其他職業的地位之間的根本差別。同時，孟德拉斯指出：“農民是一種存在，是對自我的一種整體的靜態的規定，而其他的職業是人們獲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3]”也就是說，農民是一種身份的象征。隨著現代化社會進程的發展，農民將逐步離開土地，農民階級的身份發生轉化，孟德拉斯將其稱為“傳統農民的終結”。[4]
中國農民的傳統身份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1.中國傳統農民身份世代相傳。2.中國的傳統農民小農經濟所束縛。孫立平在描述中國斷裂的社會時說到：“由于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要遠小于對非農產品需求的增加，農民從出售農產品中獲得的收入，越來越微不足道。”[5]3.中國的農民并非完全就業。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開始向農村擴張，農業耕種土地數量銳減。農業投入和產出出現反比，這種現象被稱為“隱性失業”。[6]
二、分析框架：農村社會資本變遷加速了對農民身份轉化的沖擊
（一）社會資本理論的內涵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是20 世紀80年代開始， 特別是90 年代興起的一個國際性學術熱點問題。它是由社會學家率先提出， 而后被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以及法學家廣泛采納并用來解釋和說明各自研究領域問題的綜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社會資本的廣義定義：指個人在一種組織結構中，基于信任、合作以及規范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總和，并利用自己特殊位置而獲取利益的能力，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涵：一是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是一種社會關系網，其中的人際關系的復雜程度決定了社會網絡的強弱；二是社會資本存在一定的產生于社會關系的基礎上的文化規范；三是社會資本的功能應該是體現個人或者組織的目的，并能夠為其帶來價值增值。
（二）農村社會資本的外延
根據以上對社會資本的研究緯度，我們可以通過研究社會資本的類型來研究研究農村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的變遷。以農村社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為例，以時間作為分析農村社會資本變遷的中軸線，可把農村社會資本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傳統社會資本、現代社會資本、將來社會資本。我們把不同時期的農村社會資本比較如下（見表1）：
的結果。傳統農村社會，社會資本基本上屬于平均分配。隨著經濟的發展，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家庭模式由大家庭轉變為核心家庭，傳統的以身份等級為分化邊界，逐步轉變為傳統禮制與職業階層相結合的模式。依靠家庭（家族）制度所形成的強大的特殊信任收到挑戰，法人組織將逐步完善。
（三）農村社會結構對社會資本行為主體的影響更為直接、復雜
社會學家認為，傳統村落文化中，家是社會的“核心”，它是一個“緊緊結合的團體”，中國的家是一最重要的“原級的”、“面對面”團體：它靠一種非形式的、個人間方法從事其活動（金耀基，1999）。[8]因此，傳統農村社會中社會網絡相對簡單，社會資本運作過程主要針對于家庭，投資風險較低。而現代農村社會資本，因其行為主體的分化，個人主義和職業因素的影響增加，其行為主體的運作過程更加復雜且運作風險較高。
三、農民職業化的意義和轉化方向
（一）農民職業化方向探析
就我國農民目前的現狀而言，社會資本的變遷使得傳統農民身份不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農民要想獲得同市民一樣的基本社會保障，必須促進身份農民向職業化轉變。在以往的研究中，針對農民職業化的轉化方向主要有以下表述：李培文、陸學藝、王春光主張創新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發展小城鎮建設，從政策的層面允許農民自由選擇職業，進行職業分化；盧榮善等則從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論述了農民身份轉化的必要性，并給出了農民身份轉化的幾個方向。
筆者認為，就農民本身而言，要實現從身份化向職業化的轉變，除了向其他行業實行分化，未來也應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而存在。
（二）農村專業合作社：農民自身職業化的路徑選擇
所謂農民職業化，是指將農業作為產業進行經營，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引入理性經濟人理論，以期獲得利潤最大化的過程。農民職業化是一個特定的過程，包涵三種方式：一是從傳統農民向市民化轉化；二是大力促進和發展小城鎮建設，并擴大鄉鎮企業建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三是以獲取經濟利潤為目的，但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和經營，設立特定的行業規范，形成一種專門的職業，即職業農民。
農村以土地經營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民收入增長很慢甚至下降，使土地經營對農民生產、生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非農產業高收入的“拉動”，農業龍頭企業收入的穩定，迫切要求加快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我們應在十六大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勵和支持農民之間進行轉包、轉讓、互換等土地流轉，鼓勵和支持農戶與農業龍頭企業（含中外合資）之間，在不傷害農民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土地轉讓、并換，包括土地流轉后的農戶就業和身份置換。促進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既有利于農民專業化、職業化的快速形成，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和提高土地使用和產出率，以規模促進土地經營的高收益，同時也可以大量釋放禁錮在土地上的富余勞動力，提高農業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農民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根據區位狀況，市場發育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實現要素流動和優勢互補。已在農業龍頭企業工作的農民可先行一步，盡快實現身份的轉變，以產生較大的社會輻射和影響，使農民的專業化分工、職業化發展得以順利實施。
致謝：在本文的創作過程中，陸林教授給予了熱情指導和寶貴意見，在此深表謝忱！
參考文獻：
[1]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935.
[2][3]H·孟德拉斯.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77；247.
[4]李培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民身份轉化面臨的困境和出路[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1，（9）：257—258.
[5]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3—4.
[6]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