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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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1篇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2篇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同時，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帶有了間接投資靈活性、流動性的投機性的特點，這又讓資本市場在金融監管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的開放成為一柄雙刃劍。因為一些“熱錢”可能會趁機進入，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從而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1.何小鳳，黃崇。投資銀行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7）
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4篇
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歷史大概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1991年，這一階段是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和金額都較少。盡管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重較小，只有29.32％，因此，在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還不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第二階段從1992年到1998年，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外商投資在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重超過對外借款，為74.02％，最高年份達78.14％（1994年），此時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取代對外借款，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主渠道。第三階段從1999年至今，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有較大幅度減緩，但外商投資金額保持在400億美元以上的規模。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間，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貢獻。隨著我國2001年成為WTO正式成員，可以預見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將會有較快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及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將繼續提高，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將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分布特點及其成因
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必須先了解外商投資在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特征，為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資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目前，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在三次產業之間的構成（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外資統計年鑒》
2.產業內部結構。總體來看，外商在我國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一直不大，在整個外商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金額累計僅120億美元，而外商投資額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億美元；同時，第一產業的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也較小。從第一產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來看，主要是集中在農業，尤其是種植業，而對林業、牧業和漁業等部門的投資極少。在2001年1-6月第一產業的3.3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中，農業項目為2.22億美元，占66.26％。
在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而建筑業所占的比重較小。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部協議投資中，工業比重最高的年份達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業的比重最高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產業的163.12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工業部門的投資為160.59億美元，比重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協議投資額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比重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盡管最近幾年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的絕大部分。綜上所述，外商對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農業、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
3.工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外商對我國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其中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輕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業。
從最近幾年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內部的分布來看，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很高，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投資比重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協議投資額中，制造業的平均比重為88.53％，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實際投資中，制造業的比重為89.78％，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為1.87％和8.35％。在制造業內部，外商投資比重較高的是機電工業、化學原料及制品業。
4.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從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地理分布來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從表3可以看出，在過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相當少，無論是從協議金額來看，還是從實際投資來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比重不足整個投資的15％，而85％以上的投資集中在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一系列優惠措施的，西部地區對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強；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余家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
表2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外商投資情況（截至2000年底）（單位：億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外資統計年鑒》第3頁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一是與廠商經營的目標相關。廠商經營的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這既與我國人口眾多的市場優勢相一致，也與外商經營目標相一致。
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至2000年底僅為1.78％。其原因在于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但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對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們在如何改善農業投資環境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資方向的選擇同時也與我國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相關。由于我國對消費品的進口限制較嚴，外商想要進入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只有通過直接投資方式，而我國對重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限制較松，因此，對于我國的重化學工業品市場，外商主要通過貿易來占領。
二是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與重工業相比，輕工業所需投資較少，能耗低，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美觀、更便宜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而重化學工業能耗大，對交通運輸和相關產業發展的要求較高，而且投資額大，回收期長，因此，外商對該行業投資興趣不大。
三是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條件較差，基礎產業薄弱，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3][4]因此，盡管外商投資有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但這種趨勢進展相對緩慢，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商投資仍將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
二、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改革和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增強，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認識我國的產業結構現狀，找出調整結構偏差的對策是當務之急。當前我國產業結構有以下特點：第一，GDP中第二產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為49.2％，高于標準結構的比例，服務業在GDP的份額為32.8％；與“標準結構”相比，明顯偏低。第二，在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高達49.9％，顯著高于標準就業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尋常；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就業比率為26.4％，而標準就業比率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鎮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30.4％，遠遠低于標準化水平53.0％，表明中國標準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過程。第四，輕重工業比重偏差嚴重。最近幾年，關于今后我國重工業應該得到較快發展，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有較大幅度上升的觀點比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國工業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發展過于“輕型化”，中國目前的重工業比重較低，輕工業比重較高。
我國三次產業出現以上結構偏差，與外商對我國三次產業投資的結構性偏差有一定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實際投資中，第二產業的比重高達70.38％，其中工業的投資比重高達66.57％，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1.42％，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就外方注冊資本而言，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4.08％，其中工業的占61.32％，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為1.54％，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顯然，外商投資結構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傾斜的特征很突出。
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為突出，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其主要表現為：
1.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助長了我國消費品工業的過度擴張。近幾年我國工業消費品相對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除了城鄉消費需求趨緩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業比重過高的條件下工業結構向輕工業傾斜。80年代中期以來消費品工業一直擴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過度集中于消費品工業。據統計，截止到2000年底我國三資工業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輕工業的比重占58％，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占42％。
2.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業。由于結構傾斜的存在，外資工業占我國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加工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業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已達1/3，而占原料工業的兩個比重只有10％左右。這個特點使外資工業的迅速發展更多地推動我國加工工業的擴張，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高加工化的進程。
3.外商投資在第三產業的結構性偏差對第三產業的結構變動產生了明顯影響。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而對其他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很低，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十分突出。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高度傾斜，與我國第三產業內部對外開放度的差別有很大關系，除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通信業之外，其他的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目前的對外開放度仍較低。
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目前投資比重很低的第三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部門的外商投資比重在“十五”期間將明顯上升；相應地，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時間內，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直接投資的結構過度傾斜的狀況會明顯改變。
三、產業結構調整目標與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產業結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全球化，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既有來自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有來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產業產值（或勞動就業）比重主要地位的轉化，而是要面向國際產業的發展，在提升一、二次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真正提高產業素質。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證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分布結構呈現規律性的演變趨勢。具體表現是：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在全部就業的勞動力總數中的相對比重處于不斷下降趨勢；第二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和勞動力就業比重逐漸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于下降；第三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就業的相對比重上升，其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產業變動呈現的這種總的趨勢，是由各次產業的內在特征決定的。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第一產業農業相對比重下降幅度最大，這是因為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低，人們對農產品的消費屬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并不隨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這樣就使農業實現的國民收入份額趨于減少。第二產業工業相對比重上升，不僅因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工業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處于有利地位，而且經濟發展中用于投資的增長也在不斷擴大工業品市場，從而整個國民收入中工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上升。但隨著技術進步，工業有機構成提高會排斥自身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內各行業擴張的增殖又吸收勞動力，兩相抵消勞動力相對比重逐漸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向下降。第三產業服務部門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務”這種商品比農產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彈性，也由于第三產業門類繁多，許多行業具有勞動力和資金容易進入的特點，農業勞動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務業，因而第三產業各行業呈現廣泛而顯著的增長，使其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偏差的主要表現是工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比重太低，產業結構內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結構的升級緩慢，因此今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我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下降，使得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加突出。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國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高于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同時我國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也遠遠低于這些國家的水平。目前，國際直接投資中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較之20世紀80年代迅速上升，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則相對下降。因此，我國應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這不僅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同時也符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2.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加工業的投資，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目前外商對我國工業的實際投資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費品工業，對重工業的投資只有40％左右。外資工業占我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以及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產的比重約為30％，而重工業的同樣比重只有15％。外資工業占以工業品為原料的消費品工業的增加值比重和產品銷售收入比重2000年為38.25％和41.28％，固定資產凈值比重和流動資產比重為34.52％和35.67％，而外資工業占重工業的前兩個比重為27.67％和28.96％，后兩個比重為24.35％和22.84％。但是，我國消費工業的產品相對過剩和生產能力閑置比重工業更加突出，“十五”期間工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適度重型化，加強重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相應控制消費品的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因此，需要引導外商對工業的投資更多地轉向重加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部門，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比重。
3.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利用外資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引進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缺口，促進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進步，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國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資過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業，而一般加工工業中，有些是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產業，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重復建設、引進的產業。外資的大量涌入，加劇了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造成對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強烈沖擊，致使部分國有一般加工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目前，外資工業雖然在機電工業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資企業同時在不少加工工業中也占有較高比重，這部分企業主要是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小企業。而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具有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的趨勢，因此應利用這一趨勢，進一步重視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薪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
4.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導致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波動比較大，并對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良影響。在我國經濟擴張時期，外商對房地產和社會服務的直接投資高度擴張，往往導致整個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經濟相對緊縮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直接投資迅速收縮，導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產業中投資結構傾斜現象的存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的外商投資大幅度波動會直接造成整個第三產業的大幅度波動。顯然，只有當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結構過度傾斜趨勢得到逐步改變后，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才會明顯減少，由此對整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才會相應下降。
在第三產業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如金融、保險、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以及教育和文化藝術等，多數屬于層次較高的服務部門，我國要提高其發展水平，必須通過相應的外資產業結構導向政策，引導外資合理地向這些行業投資。[5]
5.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中西部地區還未建立起一個完善的以優勢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系，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都相對薄弱，與東部沿海地區存在很大差異，這勢必會嚴重阻礙我國整體產業升級的進程。因此，我國政府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從而加強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產業關聯機制，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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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顧建清.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產業結構的影響[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協整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作者以重慶市作為東道主，從FDI對重慶市經濟增長貢獻的關系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對于重慶市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制定和實施正確的外商投資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重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狀況
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大概經歷了緩慢發展的起步階段、高速波動的增長階段和穩步發展階段。重慶市FDI存在著總量少、來源集中、發達國家份額低以及投向集中、分布不平衡等問題。
注：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整理
1985年，重慶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中外合資企業—慶鈴汽車有限公司成立。從圖一可以看出，1986年～1991年間，由于長期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原因，引進FDI進展緩慢，FDI占GDP的比重也在0.01%以下。1992年,重慶被國務院列為沿江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1993年，國務院批準重慶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重慶迎來了引進外資的高速發展時期。1992年重慶市實際利用外資10247萬美元，是第一階段累計金額的1.40倍。1993年為歷年來重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之最。從圖可以看出,1992年～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數量大、波動劇烈的特點。1997年重慶直轄市出臺了61條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38466萬美元。重慶引資工作進入穩定發展的新階段。
二、重慶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外來投資者將資金或資產直接投放到東道國的產業部門，在當地創辦企業或與當地資本合營，通過生產要素的直接投入，投資者對生產要素的使用和管理擁有直接控制權。
經濟增長泛指一國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加。本文將衡量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指標GDP作為代表，主要探討FDI與重慶市GDP增長之間的關系。
1.FDI與GDP相關性檢驗。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收集1985年～2006年重慶市GDP和FDI的數據,剔除匯率變化的影響,運用Eviews3.1統計軟件對重慶市GDP和FDI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為0.843292,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
2.序列協整分析和因果關系分析。為了說明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對FDI和GDP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和因果關系分析。（1）單位根檢驗及實證結果。為了減少數據波動趨勢性,分別對這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對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的線性圖形進行分析后,發現LFDI和LGDP兩個變量沒有明顯的趨勢特征,因此對LFDI和LGDP兩個變量進行ADF檢驗。從分析結果得出,LFDI和LGDP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在不含截距項和趨勢項的ADF值都在5%的顯著水平上，駁斥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兩個變量同階單整。二階差分的平穩性特征以及序列的同階單整關系說明兩個序列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2)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取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具有平穩性特征,作二組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長期的發展態勢上,FDI的增長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增長不是FDI增速不斷擴大的Granger原因。
3.回歸分析及回歸方程的建立。上述相關性、協整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表明,重慶市FDI與GDP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協整關系,并且FDI是推動重慶GDP增長的原因之一,因此通過分析可以建立兩者之間的經濟計量模型。
LGDP=5.896+0.4296LFDI
t=(46.47440)(9.429685)
R2=0.816377=0.807196F=88.91896DW=0.472310
采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分析，其擬合優度較好。但是DW值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對殘差項進行檢驗,發現ADF為-2.862063,小于5%的臨界值-1.9592,說明從長期發展來看,GDP的增長與FDI的增長是協調的,說明模型基本正確。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得出結論:重慶市引入FDI對GDP的平均貢獻率為0.43,即重慶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將平均增加約0.43個百分點。可見，FID對重慶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
FDI對重慶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應十分明顯。采取外向型經濟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引入FDI作為外向型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重慶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值得關注。在金融風暴的浪潮下，全球經濟將面臨著衰退的景象，我國GDP增速預計由2008年的10.5%左右降至2009年的9.5%左右。重慶市如何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繼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看出，FDI促進了重慶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卻不是FDI大量涌入重慶的原因。所以從其他方面考慮來吸引FDI。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當地的制度，投資環境和各項政策法規。然而地處西部地區的重慶市相對于東部地區來講，在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人們的思想觀念、政府效率、法規政策透明度、高素質人才等投資軟環境方面明顯處于劣勢，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力度。因此，加快體制創新、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是重慶市吸引外資的關鍵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