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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上去很疲憊?”“天天早上6點半起來,用急行軍的速度趕到車站,然后像擠罐頭一樣站了2個多小時到單位,能不疲憊?”
……
北京有多大?
北京大得你不知從何處讀起。
離天安門150里的地方成了京城近郊區,離京城250里說是北京的七環。差不多每個到過北京的人都有這種體會:初到北京,蒙頭轉向,一天跑下來,腰酸背疼,腿發脹眼發直,因為北京實在太大太大。一個立交橋繞下來,出租車上的計價表蹭蹭往上跳。老北京人比喻到:除非你在家貓著,只要出門,就會有一種“永遠在路上”的感覺。
北京有多少人?
北京人太多,車上擠,路上擠,飯店擠,商場里擠,電梯里擠,廁所里居然還是擠,多得讓你滿眼都是人。
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所謂的外地人,準確數字恐怕無法計算。
北京有多少外地人,有的說有400多萬,有的說有500多萬。當老板的,開小店的,做買賣的,搞建筑的,送牛奶的,送報紙的,掃馬路的……從官員到平民,從白領到乞丐,隨便在一個人群里,都可以看到“外地人”的身影,在京城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南蠻北侉的并不標準的普通話。
《北京人在紐約》讓國人看到了海外游子創業的艱辛;《外來妹》最早向人們講述了打工者的故事。現在,許多人把京城當作了“中國的紐約”、“北方的深圳”,因為這座城市古老而又年輕。
每天,一列列火車把數萬人拉到北京,然后奔赴各個區域去求職、學習或貿易……
每天,一輛輛汽車把數百萬生活在北京的人,從南拉到北、從西拖到東……
航空包、手提包、背包、蛇皮袋……被流動的人肩抗、懷抱、身背……
一批批“外地人”,因為圓夢、尋夢、解夢而來到了北京。
總覺此處是他鄉:“在北京有住房,戶口在陜西,我算北京人嗎?”
15年前來到北京,從做瓦工開始,到現在的建筑公司的經理,張厚照算是“老板”了。但是,張厚照卻說,“在北京有住房,戶口在陜西,我算北京人嗎?總是感覺此處是他鄉。”“家里四口人,老家還有6畝地呢。”
“其實有沒有北京戶口對我沒有關系,雖說我不算富有,但即使是上高價,供養孩子上學和生活也沒有問題,關鍵是講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兒女經常會被人問起,‘你是北京戶口嗎?’”
15年前,張厚照只是陜西省渭南市的一個普通農民。15年后的今天,張厚照成為北京市華通置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來到北京,成為住總集團外地施工隊的‘包工頭’,接手的第一個工程就是為住宅小區安裝燃氣管線,沒想到北京人對燃氣工程翹起了大拇指。”15年過去,張厚照成對接手的第一個工程記憶猶新。
在關系到北京人吃飯的陜甘寧天然氣進京工程中,他所在的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高難度管道焊接作業的工程,驗收合格率達到了百分之百。“這在首都燃氣大線焊接工程是頭一次!非常難得。”北京市天然氣集團以及有關部門對工程質量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
在張厚照的辦公室里掛著的ISO9001標準認證――項目經理機制運行圖旁邊,還有一套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他雖然沒有講述辦公室內掛滿四壁的錦旗和一摞獲獎證書的故事,但是他自豪地說:“這是俺們從農村走進大都市的榮譽。”
相關統計數字顯示,在北京,像張厚照一樣來自外地正在從事北京企業管理工作的已有數萬人。目前從事建筑業的外地在京施工人員達到130萬人,北京市每年有1億多平方米的建筑施工工程在他們手中完成,他們已經成為北京市建筑施工企業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軍。他們在為北京市建筑業作出貢獻的同時,也刺激拉動了北京的經濟增長。
但近年來,張厚照卻時常有點“郁悶“,以前來北京的時候,沒有“農民工”一詞,都稱他們為“建筑工人”,后來新用了一個稱呼叫“包工頭”,好不容易漸漸不叫了,可現在又新創了一個詞叫“農民工”。現在自己成為了認識的城里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你看人家張老板,以前是做瓦工的,后來做了個包工頭,現在做老板了,手下有很多農民工。”
過去說工人老大哥,農民排在之后居老二嗎?為什么加了個“工”字之后反而“墊底”了?見人低三分,經常遭白眼!
為什么工人有工會,商人有商會,知識分子有學會和研究會,個體戶有協會,消費者有消協,婦女有婦女聯合會,青年有青聯,學生有學生會,農民或者說農民工為啥就什么會都沒有?難道因為他們有村委會?
身份已經不重要:“說我們是“白領 ”,其實說白了還不是雇工,只不過要好看的時候,在前面加上“高級 ”二字。”
東三環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區,這里的一幢幢高檔寫字樓里,忙碌著許多人們常說的“白領”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北京戶口,周華就是其中的一個。
5年前,周華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后,就選擇要在北京“漂蕩”。用他自己的話說,北京大,機會多,有發展前途。畢業時他的檔案被退回原籍甘肅。“我不甘心。好不容易考上大學,遠離了家鄉,現在又要回去。我不干。” 周華談起當時的想法來,“其實也想過去上海,但是考慮到南方有方言,在語言溝通上有些障礙,所以最終選擇了北京。”
他說,剛來北京時,在一家市場調查公司打工,講好月收入是1000元。工作第五天,錢包就在擠公汽時被掏走,里面的幾千元是他的全部家當。“當時真是傻眼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下班后走了一個半小時才回到租的地下室里。躺在地上,兩眼看著房頂就想,眼前只有兩條出路:要么打電話跟家里要錢,這對自己的自尊心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因為家里培養自己已經不容易。要么就是等著餓死。”后來,無意中在一本書里發現50元。靠著這50元,他支撐了整整20天。“現在我每天的零用錢都是好幾個50元。可當時真不知道是怎么挺過來的。”26歲的周華自己也沒想到,5年后,自己就坐在國貿中心里一家著名外企的辦公室,并獨立負責一個部門。
從事保險業的王華兵有著與周華類似的經歷。家在湖南的王華兵6年前大學畢業后被分回家鄉的一個機械廠。但很快就在同學的勸說下,北上京城,從事保險。他說,目前北京市場的保險人有幾萬人,其中近2/3是從外地“漂”來的,戶口和我們沒有關系,我們只是要個舞臺做事。說我們是“白領 ”,其實說白了還不是雇工,只不過要好看的時候,在前面加上“高級 ”二字。
漂在京城有點累:“長期拼搏處于‘亞健康狀態’,真的想‘退休’好好歇歇。”
33歲的海雄也感覺自己這兩年的生活過得有點不太順心,作為一家媒體單位的部門主管,工作的壓力讓他時時刻刻繃緊神經,生活未免喪失了很多樂趣。他與妻子結婚快4年了,一直不敢要孩子。匆匆忙忙上班,匆匆忙忙下班,工作,匯報,匯報,工作,畢業多年了,沒有再學習的時間,海雄感覺好像就要被掏空了。為了給自己減壓,尋找丟失的生活樂趣,解決長期職場生涯耽誤的許多問題,決定“休息休息”。
在亞運村一家公司做經理的李敏今年才29歲,在商場摸爬滾打了近6年,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她的身體健康受到了一定的損害,“長期拼搏處于‘亞健康狀態’,真的想‘退休’好好歇歇。”特別是近來,她覺得精神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工作的效率也沒以前高了。李敏決定好好調整一下自己,暫時退出工作崗位,一邊休養,一邊充電,以等待更好的發展機會。
這些希望“退休”的白領,在長期的快速工作狀態中,感受到“競爭”造成的空前壓力,加之有的單位,尤其是一些規模不大的民營企業,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或短期的影響,對員工的使用,只是“榨油”而不是“加油”, 體力、腦力都在“透支”。他們需要休整、充電,以加強競爭的能力。同時,長期緊張工作的人,也需要一種調節自我狀態的方法,長期緊張的職業生活多多少少會給健康、生活帶來負面影響,能有段時間去調整、充實,對白領生理、心理有很大幫助,“退”是為了更好地“進”。
身欲停下心不止:“也許是回家,也許是漂到離家近的地方工作生活。”
10年前的1997年,家在合肥的孫明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孫明來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開始時,他住在紅廟附近的一個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紹,在一家圖書公司做編輯。
因為在地下室,手機收不到信號,下班后別人基本聯系不到他。同事以為他晚上在看稿子,所以把手機關掉了,還勸他要注意休息
收入增加之后,孫明第一件事就是從地下轉移到地上。但為省錢他住到了離市區很遠的通州。經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個小時在路上。
一次單位開會,要求9點到。結果直到9點半他才到。
會后主任問:你住哪啊?幾點起床的?
孫明說:住在通州,6點半就出發了。
主編說:你還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車不要兩小時就到了。
孫明最大的夢想就是能買個房子。孫明在北京工作的頭7年里,工作換了9次。每換一個工作就要換一個住處,找房子,搬家,折騰得要死。俗話說“窮搬家”,每搬一次家孫明就扔一些東西,幾年后當他回合肥時全部家當竟只有一只皮箱。
孫明在大學畢業時,家里人已經為他在省文化局聯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來北京的他放棄了那份別人眼里的美差。
7年的“北漂”后,好像對北京沒有一點感情,只有昂貴的房價和擁堵的交通,來北京前的那種神往的心情早已蕩然無存,不知道何時消散到了何處。孫明也開始適應北京的快節奏生活。閑暇時,他也會跟朋友逛逛書店、看看畫展,到潘家園古玩市場轉轉。但隨著時間飛快地過去,孫明想在北京有番作為的雄心壯志也不斷被磨滅。
“幾年之后發現自己還是一無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混出頭。”
孫明說,去年回家過年,感慨頗多,尤其是那些親戚朋友的走動和關懷,這種感覺在北京是無法擁有的……在北京時我有很多同事,認識很多朋友,但那種熱鬧不過是煙花般的一瞬,更多的還是寂寞。也許是回家,也許是漂到離家近的地方工作生活。
其實無論選擇哪里,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有豐厚的收入,更希望眾多的親戚朋友的溫馨的關懷,那樣才感覺生活得更舒適和充實。
融入流動的時代:“北京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有濃郁的文化氛圍,是一個比較豁達而開明的地方。”
9年前李海濤第一次來到北京,只待了10個多月就回了老家。3年前11月份的一個傍晚,李海濤再一次來到北京,“北京,我來了!”當他再一次站到莊嚴而神圣的天安門廣場,內心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激動與興奮。
對于北京,他不是為了物質和經濟而來,更多的是喜歡這里的人文氛圍。
“在北京,你可以相信未來不是夢”。很多以前只能在電視、電影里看到的名流,在北京卻變得是那么普通和平常。
北京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有濃郁的文化氛圍,是一個比較豁達而開明的地方。作為首都,北京的文化氛圍格外濃郁。在大學,有許多名師的講座,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收獲,而那些真正名家大師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佩服敬仰……
這就是北京,各種思想和文化兼容并蓄地存在和發展,她教會了人們許多。李海濤相信,這里是自己夢開始的地方,同時,也希望夢想成真的地方……
但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在這臥虎藏龍而又浮躁的城市,李海濤常感覺到太多的無奈和壓抑。現實的壓力使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生計奔波而淡漠感情。也許生活的樂趣在于從現實的世界中尋找快樂。漂在北京,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個人都希望在這個城市尋找屬于他的快樂。
走近這座鋼筋混凝土堆砌起來的叢林。李海濤開始學習適應環境,行為決定習慣,他漸漸的適應這樣的生活習慣和節奏。每天的節奏很快,早上要早起,因為住處離公司太遠。要坐公車近兩小時,遇見堵車三小時都到不了。可是后來這種被逼的行為漸漸的變成了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漸漸的成了一種模式。
每天早上習慣了6∶30起床,用十分鐘搞定一切之后小跑去公交車站,如果幸運的話6∶40趕到第一個公交車站就能早趕上一班車,就能提前一個小時到單位。
每一次,當別人問他“在北京最大的收獲是什么?”的時候,他都會脫口而出:“豁達的自信和開闊的視野。”而對于他這樣一個“北京客”來說,北京是夢開始的地方,也許是最合適的定位。
心里總有回家的路:“總要有人種地吧,你也進城他也進城,地誰種啊,糧食從哪里來啊。”
大張叫張來蒙,來自山東臨沂,今年36歲,妻子和一兒一女在老家。大張初中畢業后在家種田,學了蓋房的手藝,后來隨鎮里的熟人到城里做泥瓦工,到過南京、合肥、大慶,最后來到北京,到北京已經有4年了,現在是個班長。
說起在京城的農民工,大張有說不完的話,順口溜一套一套的,“都說我們土,我們會打領帶會跳舞;都嫌我們黑,我們會玩電腦會開車”;“一把瓦刀砌出百年基業,兩頂帳篷度過春夏秋冬。”
做農民真苦,苦得很,進城打工,干的是最臟最累的活兒,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兒;鉆下水道、掏廁所、搞建筑、扛水泥、搬磚壘石頭,可我們得到的報酬是最低的,住的是最差的,吃的是次的,穿的是最破的。累死累活干一年,到年終了有的還拿不到工資,有家回不了,親人見不了,心里確實不好受。不過,北京現在好多了,工資大部分都能拿到,說還要跟我們辦保險呢。
城里有人說,你們農民傻啊,有人逼你們到城里來受罪嗎?還不是你們自己想來的。其實,大道理咱也不用說,如果不是當初國家扶持城市,什么都先緊著城里來,我們怎么就差了?
大學都在城里,同在紅旗下,為什么待遇就不一樣了,城里孩子和我們農村的孩子考一張卷子,上大學時錄取分數就比農村孩子低,花錢比農村孩子少。我們不拼命掙錢能怎么辦?
反過來說,我們到城里來,那不也是國家需要嘛,我們農民到城市來掙錢,不要以為是城里人對我們的恩典,那也是城里的需要。不信試試看,如果我們這些人突然都走了,城里不臟不亂才怪。
我們村里也有在這里賣菜的,做小買賣的,每年春節,他們都要收攤回老家,往返車票、禮物和壓歲錢等開支加起來都要好幾千塊錢,相當于3、4個月的積蓄。可他們看到父母露出笑臉,侄子、外甥們快樂地歡呼,就覺得在北京的苦吃得值。他們都說過幾年就回去,在這里總是不方便,還是回家踏實。
說起老婆孩子,大張一臉喜悅,也透出無奈。孩子一個上高一,一個上初中,成績很好,就是要錢啊。老婆在家也不容易,都出來也不行啊。總要有人種地吧,你也進城他也進城,地誰種啊,糧食從哪里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