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英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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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英文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美國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新國家，沒有長期的發展歷史，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國式文化體系、特征鮮明，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幽默性、實用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文章從動畫電影的獨特視角分析了隱藏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運用了比較分析的方式．結合我國動畫電影的發展現狀。進一步闡明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借以指導我們反思我國文化傳統的優劣，更好地為我國的文化建設服務。
美國是個由移民和他們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設并發展起來的新國家，沒有長期的發展歷史，同時又沒有所謂單一的民族傳統，但是具有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當中最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經濟強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它的經濟實力又使它具有相當巨大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國文化與歐洲其他國家發展所不同的特點，有著自己特有的美國式文化體系。美國文化具有多種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實用性、個人英雄主義等等。這些特征可以從火熱的美國動畫電影中窺見～斑。美國動畫電影是世界電影當中的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但是又非常獨特的組成部分，正越來越強地影響著全球文化的發展。研究美國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導我們更好地發展我國的文化建設。
一、美國文化的包容性
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開放性。從歐洲、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來的大批移民，帶著各自夢想來到美國這個夢幻般的國度，他們把本土的傳統思想。宗教習俗、習慣等文化帶到美國，成為美國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任何國家的文化在美國這里都能夠找到影子，正是因為美國沒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才能融合各國的文化，從而創造出了讓世人矚目的“新文化”。
同時美國文化隨著時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斷地被顯示出來。一方面美國具有比較開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夠包容不同國家的文化與習俗。如在影視娛樂業方面，美國動畫電影已壟斷了世界動畫影視業的大半天下，他們的題材來自世界各國。如動畫電影《埃及王子》是來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魚》取材于丹麥童話，《花木蘭》《功夫熊貓》取材于中國等。這些影片無不大獲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處就在于他們對這些國家以及文化內涵的處理上。美國是一個生機勃勃、富有創新精神的國家。以《功夫熊貓》為例，影片中處處展現著中國元素，“中國樂曲”“中國功夫”“國寶熊貓”，中國特色的食物如餃子、包子、饅頭和阿寶家傳的“秘制湯面”等無一不體現著華夏風味，能將中國元素及中國文化這樣潛移默化地具體地應用于影片中，把這樣傳統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武術直觀、幽默地展示給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國的藝術家們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這種包容、開放的精神實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顯現出美國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國正是通過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資源進行“美國化”，貼上美國的標簽之后，再重新推廣到世界各地，并為其刨造出巨額利潤。不過，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中國電影文化業的現狀，過于狹窄，缺乏敏銳的洞察力、創造力、想象力，在本質上缺乏對本國文化的深層次理解。從迪斯尼拍攝《花木蘭》到派拉蒙拍攝《功夫熊貓》，10年過去了，我們不能只是“憤怒”地抵制，捶胸頓足，我們更期待中國電影藝術的崛起。
二、美國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國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這是由美國人的活潑、天真、好動、非權威化的性格所決定的。比如動畫片《貓和老鼠》就酣暢淋漓地表現了美國文化的幽默感。在人們心目中過街喊打的老鼠，是一個惡心反胃的動物，在影片中卻幾乎成為人們同情憐憫的對象，沒有一點令人討厭的感覺，只有無盡的幽默。影片中可愛的小老鼠在老貓的殘暴下游刃有余地被變成各種形狀；Jerry把T0m提著腳摔來摔去的場景描寫；Tom把Jerry舞臺的一塊鋸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圍的舞臺時等，深深被這種美國式的夸張幽默所折服；美國式的幽默在《汽車總動員》這部片子里也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賽道上僅僅用一瞬間就幫馬奎恩換好了四個輪胎，讓先前還嘲笑他們的小雞團隊的人吃驚地把自己的擋泥板都掉下來了。該片在細節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現，非常獨到，耐人尋味。
除了動畫電影，美國廣告設計的幽默也是世界聞名的，他們天性樂觀，這種性格自然從各種設計上表現出來，成為他們設計的一個特征。美國人常常說：如果都可以達到功能目的，為什么要那么嚴肅?這種民族心態，是他們設計風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基礎。而我國動畫電影則相對嚴肅的多，無論早期《驕傲的將軍》《小蝌蚪找媽媽》《三個和尚》，還是后來的《寶蓮燈》，無不體現強烈的“寓教于樂”的精神，處處透著中國文化的嚴肅感，說教色彩太濃，可看性不強，很少有令人過目難忘的人物，最終人們腦海里記住的也只有原來的神話及故事，而非各種鮮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國動畫電影中的貓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雞快跑》中的小雞等等眾多的幽默形象，經久不衰地贏得了世界各國觀眾，受到不同年齡層次讀者的喜愛，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并成為美國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創造動畫史上少有的奇跡。
三、美國文化的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一詞最早是從希臘文可而來的，含有行動的意思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產生深受歐洲大陸文化影響，黑格爾、笛卡兒等思想對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有深刻影響，實用主義存美國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它的表現和作用是不同的作為民族精神，在第一時期主要體現為敢于冒險和開拓，重行動、重實效。第二時期主要體現講求效益．注重實用。第三時期主要體現為對各種矛盾和利益沖突尋求妥協協調及解決、法，實用主義在美國仍然存在并發展。今天，在美國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實用主義極大地影響了美國人的思想和行動，它造就了美氣質，時影響了整個世界。
此他們的動畫業也反映了本民族的這一性格特點：只要能多賺錢，無論何種題材的動畫片他們都做一各種動畫角色的顛覆他們部勇于嘗試并樂在其中。而中國人則講究責任和良心，此不會隨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糧?所以中圍傳統動畫片總也不能跳開條條框框的束縛。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中閏動畫人不可能去顛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題材。而美國則不然，如動畫片《梁山伯與祝英臺》人物的服裝造型兒乎包攬了各個朝代的特點．色彩樣式典雅和絢麗，但依照故事發生的區域背景和人文色彩來分析．角色的服飾沒汁缺乏我國吳越文化的鮮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設計缺乏原刨性，止觀眾感覺梁山伯與祝英臺等角色不是中闞的，而是美國人在好萊塢和迪斯尼里炮制出來的、他們腦袋里的形象。從文化的角度看．作品顯得有些粗糙、膚淺，用美國的實用主義和商業主義的影視觀來詮釋東方傳統愛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娛樂”外別無其他，但這正是美國實用主義文化的體現，講求效益，注重實用一美國實用主義的另一表現就是文化的產業化．文化產業已成為美國最富于活力的產業之～一文化產業興盛的背后，是美國動畫產業的生機勃勃。
典型特征是從文化產品到文化產業的市場營銷．將文化直接轉化為現實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題商品：玩具、音樂唱片、主題樂園等一系列文化產業鏈。如沃爾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參與下，成立了一家專業的動畫制作公司，從“創意內容”出發，逐步擴大到“產業基地”．用現代工業化流水線生產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動畫片并把它們銷往世界各地；時．又為米老鼠、唐老鴨等卡通形象中清了專利。在法律的保護下進行特許經營開發。到一g2o世紀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與丹麥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雜志，后又建立迪斯尼樂同等，從純粹的文化產品到利潤驚人的文化產業，實現了美國入的實用主義的夢想、而我國的動畫人由于受中圍傳統文化影響至深，停留在對動畫藝術用情專一的階段。對動畫事業片面的執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紀建立文化的中國、文化產業的中國和文化發達的中國的文化產業的目標。這值得我們從業人員反思。
四、美國文化的個人英雄主義
在美國動畫輕松愉快的內容背后都隱藏著美國民族的英雄主義及個人主義，并且在他們看來，這種英雄不僅僅是美國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類的英雄，他擔負著保衛全人類拯救全人類的思想觀念。這與美國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國際警察”形象是不謀而合的。
其實，個人主義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紀意大利文化復興運動。后來經過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論證與傳播，在美國結出果實。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認為“個人主義是美國文化的真正核心。”個人主義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一方面美國在思想上繼承了歐洲移民帶來的思想，特別是希臘的重商主義文化及希臘的政治管理體制。希臘當時建立的文明對美國社會有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個人主義產生有著較早的歷史背景。并付諸于實踐且在實踐中完善與發展。美國人早期的移民其團體是由私人或公司組織臨時湊合而成。這里沒有血緣紐帶．也沒有政府干預．除了上帝“天國”的抽象觀念和到新邊疆發財外，沒有共同別的理想毋庸置疑，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為了集體利益放棄或犧牲個人利益。對于那些開拓新大陸的移民來i兌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現了崇尚個人主義現場，同時也衍生出了個人英雄主義。《花木蘭》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國“花木蘭”的忠孝理念被西方“個人英雄主義”的完美表演徹底替代。在全球循環放映，不僅為人家賺到了3億美元，而且讓“個人英雄主義”流行全球、漸成時尚。再如動畫片《汽車總動員》中的個人英雄主義，即每個人要表現自己且盡自己所能展現自己另外，《沙漠騎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獻的典型的美國個人英雄主義大片，其中不難發現美國文化的個人英雄主義觀。
五、結語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她雖沒有悠久的歷史，但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系．并且隨著時展美國文化越來越顯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國文化特性對于我國建沒與繁榮我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鑒性。比爾·蓋茨有句名言：“在因特網時代，準買下了文化，準就控制了時代。”諸如“花木蘭”式的中國傳奇故事被跨國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也是美國文化為實現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蠶食其他文化、主導世界文化，并據為己有、創造巨額利潤的過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美國式電影文化的發展已為我們指明了一條發展的道路：我們期待貼有中國標簽的中國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壇，走入民眾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個角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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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英文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美國電影；第六日；西方文化；隱喻
【中圖分類號】G64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33-0-01
一、劇情述評
美國電影《第六日》（The 6th Day）是第一部探索人類克隆的動作影片，它把我們帶到科技已高度的不遠的未來，在那時，人類科技已可以任意克隆任何生物，甚至包括人類本身。然而，即便克隆人類的技術已相當成熟，但因社會倫理的限制，仍不被法律所允許。
人類的弱點之一就是往往抵擋不了利益的誘惑，在利益面前，不少人會很容易地就忘記了道德倫理和法律的約束而為所欲為。電影中韋恩實驗室（研究克隆技術的實驗室）的老板杜拉克便是典型的一例——他在醫學博士韋恩的幫助下不僅克隆了自己，也克隆了許許多多的被他認為對自己有利的人，電影的主角亞當·吉布森（Adam Gibson，阿諾德·施瓦辛格飾演）即為其中之一。
亞當回到家里發現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取代了自己享受著本屬于自己的天倫之樂，其震驚、困惑、痛苦之情溢于言表。而作為觀眾，我們都不難想象假如這一切發生在自己身上，會是什么一個感受。于是，為奪回原屬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家庭和愛，亞當開始了他的“正名”之旅。
如許多美國電影一樣，《第六日》也有一個好萊塢式的結局——亞當在其克隆體的幫助之下，成功揭開了這一驚天陰謀，并最終拿回了原本屬于自己的一切。
在這部電影中，克隆與愛兩大主題相互交織：為了愛，亞當違背了自己的本意為女兒克隆了他們的寵物狗；出于愛，亞當選擇與他的克隆體攜手合作，共同揭開了隱藏在克隆人背后的巨大陰謀；因為愛，克隆亞當黯然退出……。若是從圣經和基督文化的角度去審視影片的這兩大主題，實則是矛盾與沖突的相互交織——是上帝創造了世界和人類，而人類無權去克隆自己，但人類偏偏又克隆了自己；上帝與他所揀選的民立約，要愛上帝，愛家人，愛鄰居，愛一切基督徒如兄弟姐妹，而片中的主人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出發點正是“愛”，包括克隆。電影就是在這樣的矛盾沖突中給觀眾留下了無盡的回味和思索：人類在享受飛速發展的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不免擔憂——科技高度發達之時，人類是否還能掌控自己的命運？高科技給人們帶來的是福音還是災難？在高科技面前，人類應該堅守的倫理底線是什么？
二、對克隆的矛盾心態
1997年2月22日英國生物遺傳學家維爾穆特成功克隆出“多莉”羊的新聞被報道之后，克隆技術便震驚了世界；2000年6月26日，人類基因圖譜被成功破譯，這更為克隆人類在理論上提供了可能。但很快，顧及到社會倫理道德以及多數人的反對，多數國家通過立法明令禁止克隆人類。
《第六日》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視覺的沖擊和震撼，更多的則是引發了人們對克隆人的深刻思索。影片最后雖沒有援引“第六日法案”對瘋狂的杜拉克進行法律審判，但對他的道德倫理審判卻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如此，人們對克隆卻不免存在有矛盾心態。正如影片中的亞當，其本意是，無論何種生物，“生命的基本法則是，出生，成長，生活，然后死去”。但對女兒的愛卻又使他不由自主地走進寵物克隆商場，克隆了他們家的寵物犬“奧利佛”。這在片中的人們看來，為自己和家人克隆一個健康的寵物作為替代品已被普遍認可，即便他們仍強烈反對克隆人。
克隆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顛覆了人們傳統的對生命的理解和思考：一則人們渴望借助克隆技術延續生命；另一方面，傳統的社會倫理法則又告訴他們不可越過雷池。正如影片中亞當的思索和疑慮：克隆出來的，沒有靈魂，危險嗎？既然安全，為何不允許克隆人類？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運用高科技，尤其是克隆技術來造福人類，矛盾和糾結仍在繼續。
三、西方倫理文化隱喻與《圣經》
文藝作品大都有其神話的、歷史的或現實的素材和思想淵源并受其價值觀念的影響，特別是神話傳說，“一直在塑造和影響那些民族的思維觀念，對各民族的思想觀念和文化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1]。而在西方世界，“《圣經》的故事和傳說是西方文化藝術的重要源泉……它的思想和哲理已經成為人們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2]。究其原因，在于《圣經》典故在西方社會中影響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圣經》典故在西方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領域普遍存在，且已深深融入哲學、宗教、和意識形態領域，成為西方人的道德和行為規范，其影響力之廣、之深是任何其他典故所無法匹敵的。
正如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念基本來自于儒家學說一樣，《圣經》及其典故所蘊含價值觀念成為以基督教為普遍的西方人所認可和信奉的社會倫理價值觀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西方電影取材于《圣經》典故并將其倫理思想作為影片的主題來表現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可以不夸張地說，整整一部西方電影史從未脫離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響[3]。
電影《第六日》也毫不例外地帶有濃厚的《圣經》文化色彩，我們從該片片名以及男主角的姓名這些細節就可見一斑，因為“一部電影及其片名總是浸潤在該民族的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傳統、習俗、傳說等形成的文化體系中” [4]。
《圣經》這樣描述：“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是第六日”（《舊約·創世紀》，1：27-31）[5]，而片中被多次重復的一句臺詞正是“在第六天，上帝創造了人，上帝造人時在第六天”，凸顯了片名《第六日》的宗教文化含義；《圣經》中還講道：“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靈氣的活人，名叫亞當”（《舊約·創世紀》，2：7）[6]，片中主人公也恰恰以上帝所創造的第一個人的名字“亞當”命名；還有，主角亞當·吉布森（Adam Gibson）的姓“吉布森（Gibson）”在古德語中的含義又是“光明磊落的誓約”，此名表達父母希望子女繼承其祖先財物及傳統的愿望。
這些細節除了在藝術手法上起到呼應主題的作用之外，更深層的含義則是表現該片主創者文藝創作的價值取向，即《圣經》和基督文化所秉承的傳統的基督教倫理，即著眼于在肉體層面或物質范疇解讀人（尤其是基督徒）與他人、社會及萬物的關系嬗變，目標指向以神人和諧為基礎，重建被罪扭曲的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乃至整個自然界的關系[7]，重新回歸到“神”所安排的正常的社會和人類生活秩序。
可見，影片中所反映的克隆人爭議以及人們的矛盾心理，究其根源，正是來源于《圣經》深刻影響下的民族文化傳統，也反映了影片主創者對克隆人問題鮮明的“上帝取向”的生命價值觀和態度，即任何生命的誕生，尤其是人，只有通過正常途徑出生、成長的人，才是《圣經》中所講的“神所應許的”，才是“神”所喜悅的，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否則就是對上帝的不敬——因為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樣創造人類和世界；當然就是也是反傳統的和倫理的，自然不會成為多數人的共識而被普遍接受。
四、結語
任何文藝作品都會反映作者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及其附帶的價值觀念。歐美大片對所有學英語、用英語的人來說不啻于一個學習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生動而鮮活的教材，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加深中西文化間相互了解、增加彼此間信任的絕好窗口。另外，一部好的電影帶給人們的應該不僅僅是精神上的享受以及文化學習和交流的素材，電影故事背后的故事及其帶來的對生命和人性的理性思考也非常值得我們去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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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英文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認為，紐約學派只是將視為一種批評方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家的結論。韓振江《齊澤克:新文化批判理論》［2］認為，齊澤克在繼承西方從哲學、意識形態層面對現代性以及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深入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中美學、文學、電影、藝術、大眾文化等諸多審美領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的文化批評。周海玲在《歷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對大眾文化文本的研究》［3］一文提出了閱讀構形與文本間性理論，在對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社會歷史的動態生成過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歷史化文本實踐的方法，從而實現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轉軌。劉壇蕓、孫鵬程《西方文論的本質主義困境及解構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文論為視角》［4］同樣關注托尼•本尼特對馬克思社會化和歷史化邏輯的借鑒。論文指出，托尼•本尼特從通俗文學與批評的關系入手，認為西方的文學定義是僵化的、非歷史化的，屬于文學本質主義，因而將通俗文學排除在外。如何實現文藝理論的中國化?高建平《發展中的藝術觀與美學的當代意義》［5］通過對藝術觀的回溯，特別是對康德美學和杜威美學的分析，揭示出美學的科學性就在于肯定藝術對物質財富生產所帶來的社會變化起到調整、制約和平衡的作用，進而肯定其當代意義就在于美學應回到一種批判的立場，在論爭中使自身得到發展。賴大仁《文論與當今時代》［6］指出文論作為一種開放性文論形態，其把文藝問題與時代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聯系起來的方式是具有長久生命力的，不斷激發人們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時代問題。不論是立足于中國實際還是探討西方學派，這些研究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文學研究對于社會———歷史闡釋緯度的重視。正如我們所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學時，并不是將文學視為一個自足體，簡單地就文學論文學，而是將文藝問題置于宏闊的歷史視野中，置于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問題的深刻考量之中。這一開放性闡釋方式，使文藝學和美學在時代性和思想性上超過其他文論形態，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借鑒吸收的。文學的全球化與地方化不論是全球還是我們本國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同心圓式的“中心—邊緣”結構。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各國之間聯系越來越密切，之前以西方為中心的格局不斷被打破，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于是，文學創作的全球化與地方化問題凸顯出來。文學應“全球化”還是“地方化”?總體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張在有世界視野的同時著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橋《審美習俗的歷史性和地方性———以孫悟空視覺形象的建構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樣化的孫悟空視覺形象來探討審美習俗的強大影響力。不同時代不同文化根據既有的審美習俗賦予孫悟空形象以不同內涵:中國在繪畫、戲劇、影視、動漫的不斷變遷中最終確立了瀟灑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獸性完美融合;日本動漫則在時展中將本民族特征注入孫悟空形象;韓國基于國內文化產品市場考慮，賦予孫悟空形象更多現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國則將孫悟空作為神靈崇拜。通過對孫悟空形象本土演變和海外流傳的考察，我們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號都是在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產生的，而這些文化信息和符號作為民族歸屬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認同。有的研究則通過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來考察世界性與本土化之間的關系。
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評價紛爭問題》［8］認為，世界視野與本土經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對立，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紛爭的根源。本土經驗這一命題應包含幾個維度:傳統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學神韻;在實現本土經驗表達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實際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含量，對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9］重點研究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本土經驗，認為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浪漫主義文學暗流涌動，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在重建，多樣化的講述方式構建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文學不可能再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果，但對于人類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會消失。賀紹俊《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10］選取嚴歌苓、李彥兩位華人女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分析異質性文化碰撞對于她們寫作的影響，認為盡管同樣是處理“紅色資源”，嚴歌苓側重于思想層面，以一種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模式來彰顯苦難生活中人性的光輝，而不是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判斷;而李彥更著力于語言層面，擺脫現代漢語的思維局限，用英語思維來處理紅色資源，雖在思想層面并未觸動國內主流的歷史評判，但仍能夠突破歷史而超越到精神層面。近代以來，在東西方關系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現代與民族、世界與本土這一悖論中艱難地尋找著平衡。而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本土經驗的生動呈現，反映了中國文化、文學自信力的增強。但是這份自信萬不可走到極端，變成了民族主義。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具有一種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著超民族或是民族應該取消。因為文學作為人學，總有些意蘊是超越了階級、地域、民族、國家等界限，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好的文學總是能夠撥動所有人的心弦。文學創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遠大的追求，不局限于為本民族本時代的人而寫作，而是為全世界、未來的讀者而寫作，此即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養料，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自覺探索人的內心，捍衛作為人的尊嚴，保持關注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此即為“手低”。從空間維度上處理好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關系，即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淡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邊疆文學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強化。如，張檸、行超《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11］認為，新時期的“邊疆小說”具有自身特殊的敘事模式:朝圣模式、歷史敘事和探險敘事，作家筆下的“邊疆”已經被神化成了一個類似烏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號，作為福地樂土被人所向往。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暴露，不斷被異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遙遠的邊疆;另一方面是邊疆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現出來的是邊疆純真樸實的精神、頑強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與本土化關系問題。宋建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12］首先肯定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布、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啟動、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等等。而面臨的問題我們更是不能忽視的，如遺產資源所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環境和社會生活基礎不斷惡化、老一代傳承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后繼不足、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與沖擊不斷改變著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弱者心態上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發達與落后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民族問題始終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志之一。
文學創作向邊疆遷移，整體上是有利于少數民族經驗的展現。同時我們也應借助“申遺”熱，應加大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視覺文化與文學之關系首先被關注的是視覺文化下文學的命運，對此有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13］對小說的命運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論文通過對中國當代作家及其作品與影視交往歷史的回顧，認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導演與先鋒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氣質、敘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礎上，是精英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文化開始轉型，作家與導演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變化，由精英文化轉為大眾消費文化。標志性事件是六作家為張藝謀電影撰寫《武則天》小說劇本。至此作家便頻頻“觸電”，引發視覺思維與影視邏輯對于小說構成的滲透:小說生產方式逆向化，先有劇本后改寫成小說;敘事手法劇本化，對話增多，語言運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膚淺化。因此，現在小說創作的繁榮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小說的“閑”與“慢”的閱讀傳統已經被視覺文化所謀殺，而影視化小說用視覺思維和影視邏輯所創作出來的快節奏小說不可能成為文學的救世主，因為其所追求的畫面感、節奏感不斷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使小說成為一種消遣，進一步摧毀著小說閱讀。所有這些使得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命運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而戴文紅和黃發有均認為視覺文化對于文學的確存在著沖擊，但是文學并非不堪一擊，仍然能夠找出突圍之路。戴文紅認為，突圍之路是構筑“可能生活”;其《構筑“可能生活”———視覺文化中經典的接受及其意義》［14］一文認為，電子書只是作為傳統書籍的延續，不可能取代傳統書籍。而可視化閱讀這種動態接受方式才是經典的最大威脅。但可視化閱讀通過將經典轉為影像或是電視文化講座的方式，卻使經典淪為一種空洞媚俗的淺層閱讀，成為戲擬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業炒作的“景觀制造”。而這也正需要經典的力量予以拯救，為我們構筑“可能生活”，給我們以向上的指引，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黃發有《淺閱讀語境中的淺寫作》［15］則從接受者角度來分析視覺文化下文學寫作的命運。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的盛行導致普遍的淺閱讀，特別是作家、批評家對于深度閱讀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這種淺閱讀又刺激著淺出版的盛行。淺閱讀與淺出版之間的惡性循環抑制了文學的創造性。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文學，也制約著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因此我們必須在深度閱讀中重新發現和激活偉大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對于視覺文化的態度也所差異。肖偉勝《視覺文化的衍生與藝術史轉向》［16］對視覺文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認為其作為反對文化精英主義的一種理論工具，是由圍繞著文化界定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所興起的，以一種多中心、對話性與關系化的闡釋模式，成為進入互文性對話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與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大眾傳播時代，視覺形象已成為文化實踐的中心”。而視覺文化通過對形象所傳達的社會思想、信仰和習俗的揭示，成為文化建構的新領域。鄒廣勝《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三個基本理論問題》［17］則主張語言與圖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應該充分尊重兩者的差異和價值。從插圖本對繪畫敘事與語言敘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認為對圖像的感受力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語言難以取代的優點，而且受眾面更為廣泛。潛在于語圖之爭背后的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吳瓊《視覺機器:一個批判的機器理論》［18］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機器為對象，指出其產生背景是19世紀開始的視覺轉向。這次視覺轉向不同于以往之處就在于充當觀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機器，因而將改變原有的觀看手段、觀看機制、觀看主體、權力配置等。視覺機器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只有對機器作解構式的批評才可能為觀眾擺脫機器的配置提供一條路徑。作為當代主導性的文化形式，視覺文化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可能螳臂擋車般予以阻止。視覺文化確實對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沖擊，就作家而言與影視的結合在帶來名利雙收的同時，造成作家創作水平的下降;在商業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場操縱下文字已經失去了力量。就讀者而言，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使得人們不斷追求感覺刺激，放棄生命的沉潛與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東西，不再閱讀傳統的文學與文化經典。
就文學本身而言，一方面經典被戲擬、大話、重構，在傳承經典的同時摧毀著經典，另一方面各種迎合讀者趣味的暢銷書取代了經典，量多而質不高的作品充斥著網絡與圖書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沒有發展的空間，相反，任何危機的背后都是發展的機遇。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媒介事件和現象，也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商品，而是同我們的生命存在休戚相關的東西。西方文論研究之反思近年來，人們對于西方理論研究從盲目引進介紹到開始進行審慎的反思。任何理論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淵源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背景，有發展也有衰落期，有優勢也有弱點。幾乎每一波西方理論大潮涌入都會成為中國學術的研究熱點。比如說女性主義引進之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出現了很多以此為解讀視角的研究。誠然，理論工具的創新對促進術研究新的增長點的出現是有其價值。但是對于每一外來理論沒有審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熱點有時就像被風吹過的的海平面不時掀起波浪，但是風平浪靜之后我們又能在沙灘上找到什么卻是一個大問題。所幸，近來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剛開始時的激動與焦慮，開始以一種平靜審慎的態度來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如，章輝《后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19］從歷史、現實、文學、個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論在全球興起的原因，指出這是數百年來東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運動和實踐的產物。怎樣看待文化研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金惠敏認為，文化研究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極不簡單認同現代性，也不是后現代性的產物，而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劉方喜《當代文論的“跨學科性”》［21］從理論的跨學科性來揭示在學科分化弊端凸顯的當下文藝學應該怎么做。我們既不曾擁有真正的“跨學科”眼光，只強調文藝美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化，把其他學科視為是恒定不變的，又不曾認識到現代學科在分中有合的狀態中總有一種學科的理論范式處于主導地位，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會學范式。文化研究對于跨學科是有借鑒意義的，超越學科分化、遵循社會學范式而具有“去經濟化”的特點、“去哲學化”。在當揮文論跨學科優勢，必須拓寬文論的研究范圍和哲學基礎，特別是馬克思的“關系哲學”意義重大。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則認為，文化研究十多年來雖然轟轟烈烈卻鮮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問世，造成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應是批評實踐的文化研究誤當作是理論與那就來深入研究，只有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去挖掘探究和當下文化現狀密切相關的問題，避免以政治利害作為評判思想是非的標準，而是在義理層面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也是新世紀的熱點問題之一。喬煥江《日常生活轉向與理論的“接合”———從“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說起》［23］認為，當代文藝學由于對自身結構性的盲視，如過分強調審美造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放棄了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從而喪失了介入現實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認識到當代社會文化結構的未定性與復雜性。而正是這雙重結構性盲視，使得當代文藝學未能認識到生活世界轉向這一理論生產的趨勢。段吉方《理論的終結?———“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形態及其歷史走向》［24］對“理論之后”、“反理論”、“理論的抵抗”等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論之后”并非意味著理論真正的危機，而是理論在一種新的文化生態中的價值訴求，呼喚著更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的出現。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新進展2011年古代文論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論的基本理論和主要問題的探索與推進。限于篇幅，僅選取其中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慶炳《〈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25］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認為劉勰突出提出“情”的問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他批判“為文而造情”所針對的就是當時作品的空洞之情、虛假之情和艷俗之情，他說“體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豐富的現實感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至于劉勰對與山水詩、詠物詩和田園詩所體現出來的“情”，即那種社會性較小個體性較強的“情”，也加以肯定。劉勰既肯定那種以《詩經》為傳統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會的、群體的、理性之“情”，也肯定個體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劉勰在“情”的問題上是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義思想傾向。第二部分，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主體觸物起情后，所產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構思或動筆之時，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與外物融合為一?即主體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對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興”是情感從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內心的過程，“物以情觀”則是情感從作家內心移入到對象的過程。從“物以情興”(“物感”)到“物以情觀”(“情觀”)，是情感的興起到情感評價的過程，是審美的完整過程，它們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第三部分，討論中華古文論中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人們只是注意到“物感”說，而忽略了“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此文對于“物以情觀”的再發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劉勰的情感表現理論。王文生認為研究《文心雕龍》者都稱贊其體系嚴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對《文心雕龍》思想體系的內涵及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龍＞思想體系考辨》［26］一文從《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認為儒家思想在劉勰文學思想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劉勰所建立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用儒家思想來文藝自身特性和規律，用倫理政治價值來取代文學自身價值，劉勰對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在于其實事求是、細致精微地對文學傳統和現實經驗進行總結而形成的文學創作論。在對《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一片贊揚聲中，本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值得《文心雕龍》研究者關注。吳子林《超越“實用”之思———孔子詩學思想之再釋與重估》［27］一文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孔子詩學思想中最系統、最集中、影響也最大的詩學命題作了全新的系統闡釋，認為該命題所論為“學詩之法”，并非人們一般理解的詩歌功能論。具言之，詩的興發感動使個人的主體生命開始覺醒，進而反省社會、他人與自我，從《詩》中“徹悟”或“發現”某些人生的“意義”;在學《詩》過程中，“興”與“群”構成了互動互補的關系，詩情的興發感動，使學詩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聯結起來，產生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歸屬感、親和感;“興”與“觀”的學詩階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對象世界，到了“群”則認識到了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參與、融入到對象世界之中，達到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體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層。“怨”是由于達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現為主體與對象世界的疏離、沖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為目標。在“學詩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見是《詩》“可以興”，審美的優先性毋庸置疑。這篇論文顛覆了20世紀以來郭紹虞、劉若愚、李澤厚等學者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論說，提出與其說孔子的詩學思想是“實用理論”，毋寧說是重視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這是一種“內在目的”論，而不是“外在目的”論。在培育生命意識，涵養人的情性，協調理性與感性、理想與現實，造就一個充實、整全、和諧的社會等方面，孔子的詩學之思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這對于深化我們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具有一定意義。
李春青《中國文論中“文統”觀念的文化淵源》［28］借鑒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趣味”的觀點，從“貴族趣味”的角度對中國古代“文統”生成的歷史軌跡進行探討。論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貴族趣味在社會生活層面上表現為身份意識與榮譽感，而精神層面表現為對“文”與“和”的追求，而這一切都與審美產生了直接的關聯，為文統形成奠定基礎，對于中國文藝思想史發展演變起著重要作用。洪越《結構分析:解讀唐詩本事故事的一種方法》［29］采用研究口頭文學時常用的結構分析，選取中晚唐詩本事故事中為數眾多的“三角情”(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感情糾葛)作為分析個案。認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頭方式傳播，真實性存在很大問題，不完全能夠作為了解一個詩人性格和寫作具體情景的史料。但這些故事卻具有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種能夠與政治權力對峙的資源。而這個‘文化資本’，既包括寫詩和運用詩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從一個極小的研究點出發，進行細致而具體的比較分析，得出的結論令人信服。八股文之價值的研究近年來得到了重視，研究也相對較多。如，陳才訓《清代小說與八股文關系三論》［30］從三個方面探討了八股文教育對于清代小說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論文先是枚舉了文康、李綠園、蒲松齡等清代小說家堅持“以古文為時文”的理念，以及小說所呈現出的“間雜以經史掌故話頭”的語言特色，接著詳細分析了小說家如何以八股思維與寫作技法來創作小說。此外以徐述夔為例指出小說家除借詩詞、小說以炫耀才學外，還存在著以八股自炫的心態。對清代小說與八股文的關系進行了具體而細致的論析，揭示了八股文對小說文體的多維滲透。黃霖《＜西廂＞名句為題之八股文的文論價值》［31］深入挖掘了中國文論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論”(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對作品中某一單句作專門的分析和批評)，這些對《西廂記》中一些名句進行解讀的八股文章，對《西廂記》的寫情主旨、情景創造等進行細致而精彩的論述，不僅文辭優美動人，而且分析細膩而有創見，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從整體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論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視閾更加寬闊，越來越多的研究呈現出古今中外的融合會通;另一方面，創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論著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與發展，不論是具體篇章的解讀還是思想的闡發，都有了可喜的推進。文學研究的觀念與方法如何解決學科過度分化、學科壁壘森嚴所造成的種種弊端，已經成為當下哲學社會科學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而文藝學也在文化研究沖擊下，不斷打破學科分化，呈現出跨學科的趨勢。馮黎明《文學研究如何走向體制化》［32］著重探討了文學研究是如何在現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從古典知識的整一性結構走向現代學科化知識，進而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獲得了一個合法化地位。就英語世界來看，在古典自由主義人文教育型大學時代，文學研究側重于審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學時代，文學研究倡導“文學性”;而在現代multiversity時代，文學研究力主文化理論。
美國文化英文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近年來，雖然我國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得到了重視，但我國大學生特別是高職生的中國文化“失語”現象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改變這一現象已迫在肩睫。通過對中澳合作高職專業學生的測試和問卷調查發現，盡管總體上二年級學生明顯好于一年級學生和三年級學生，大多數受試者能較好地用英語表達我國傳統文化，但中國文化失語現象明顯，從而導致了跨文化交際的障礙。針對這種狀況，根據收集的數據從跨文化視角分析了“中國文化失語“主要現象，并提出必須從改革應試教育、提高大學英語教帥跨文化紊養、調整課程設里與教材內容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以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對跨文化人才的需求。
一、“失語癥”與跨文化交際
2000年10月《光明日報》載文《中國文化失語:我國英語教學的缺陷》，其中報道:“由于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語用學與跨文化交流等學科的興起與發展，外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教學，而且應該包括文化教學’這一理念，已逐步成為我國外語界的共識。加大外語教學的文化含量，已成為我國外語教學特別是英語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非常值得歡迎與肯定的。然而，縱觀我國多層次英語教學，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卻有著一種共通的片面性，即僅僅加強了對英語世界的物質文化、制度習俗文化和各層面精神文化內容的介紹，而對于作為交際主體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國文化之英語表達，基本上仍處于忽視狀態。”迄今為止，我國學術界已有百余篇論文對這個問題從英語寫作、英漢互譯、文化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討論，論述了“中國文化失語”的危險，但從跨文化視角對高職專業學生進行實證研究尚屬空白。本文采用問卷調查形式，結合(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4)(以下簡稱《要求>)，從跨文化視角對高職專業學生使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失語”現象及必須采取的對策進行分析、探討。
“失語癥”( aphasia )一詞源自希臘語a(not)和phanai ( to speak )，意即“不能說話”，原意指由于大腦損傷使患者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思想的現象。為了幫助病人恢復健康，人們展開深人研究，試圖了解人類的語言生理機能。現在“失語癥”已經突破了醫學界限，產生了更多的引申含義，可用來描述生活中形形的語言及理論“遺失”現象，如:“中國文論失語現象”、“漢語失語現象”等。本文所指的中國文化“失語”是中澳合作高職專業英語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無法用英語對中國文化相關內容進行表達的現象。
跨文化交際是指與來自不同國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交際的過程。社會語言學家D.Hymes在20世紀?0年代就提出交際能力學說，他認為“語言能力是交際能力的一部分，交際能力由四個部分組成”，即:形式是否可能;實際履行是否可行;根據上下文是否恰當;實際上是否完成。即“什么時候，什么場合講什么話，以及對誰講與怎樣講(Who speak what to whom
and when)的能力”。其基本特征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互動的過程中進行交際、互通信息、交流情感。如果交流的一方完全放棄他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內涵，這必然會影響到交際的必要性和交際過程的互動性。后人不斷完善發展交際能力學說，概括起來包括下列五方面的內容:語言—指掌握語法知識;功能—指運用聽、說、讀、寫四方面的能力;語境—選擇與所處語境相適宜的話語;交際者之間的關系—根據對方的身份、地位、社會場合，說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話語;社會文化知識。這其中后三個方面綜合起來就是一點—語言得體性。交際能力培養的目的是使學習者在與對方交流中，根據話題、語境、文化背景講出得體、恰當的話。
二、調查的實施
(一)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于2008年10月在上海市某高校中澳合作高職四個專業的2008級(一年級)，2007級(二年級)和2006級(三年級)部分學生中隨機進行。他們大多學習了十年以上的英語，人學后一、二年級的英語聽說課由澳大利亞外教，授課，專業基礎課由中方教師采用雙語授課，。自第四學期開始的專業課全部由外教授課。大多數學生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學習方法，學習積極性較高、動力較大、投人較多，英語表達能力處于上升期，對其進行調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集中的上課時間保證了問卷的正常發放與回收。
(二)研究目的
在英語學習過程中，如果過于重視母語文化的負遷移作用而淡化其重要性有可能導致交際失敗。因此，本課題試圖調查受試者對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能力、在英語學習中的文化意識和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三)研究的問題
本次調研主要研究:(1)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是否欠缺;(2)中國文化知識及英語文化知識是否平衡;(3)中國文化失語癥的表現如何。
(四)研究工具
調查分別采用問卷調查和測試形式進行。問卷主要是采用了選擇題的形式，了解學生在英語學習中的文化意識和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由與他們學習和生活密切聯系的詞如=校生、補考、減負、戶口簿以及中國傳統節日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和重陽節共10個組成，要求學生寫出英文表述，每個1分。這些詞和節日名稱具有濃郁的中國文化特征，其名稱翻譯的準確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他們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程度及英文表達能力。調查利用課外時間隨機發放問卷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現場獨立作答。共發放問卷318份，其中一年級70份(2個班)，二年級123份(4個班)，三年級125份(4個班)。為確保問卷的有效性，測試部分要求用英語閉卷獨立完成。最后全部回收且有效。
三、結果分析與討論
由表1可知，首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代表的一些重要節日名稱的英語表達對于高職學生難度較大。在六大傳統節日的名稱英譯中僅“春節’，和“端午節”兩個節日的正確率超過一了半數。“重陽節”的英譯正確率最低，反映了很多學生熱衷于過“洋節”，甚至不知道該節日的存在。從整體看，學生對于中國傳統節日的英文表達能力非常薄弱。其次，出乎意料的是，總體上二年級明顯優于一年級和三年級，究其原因主要是經過了兩年的大學英語學習，以及外教的英語聽說課訓練，使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有明顯提高。而一年級學生由于是第一學期，在英語詞匯和表達方面有待提高;三年級學生由于進人了緊張的專業課學習階段，雖然也經過了和二年級相同的英語學習階段，但遺忘的較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能力的欠缺，說明“中國文化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受到了明顯的忽視”，反映了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雖然二年級與一年級相比，正確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在逐步提高，但總的來看，所有受試者該項能力都相對較弱。交流是學習語言的主要目的，交流本身是雙向而不是單向的，交流的進行意味著吸納和傳播兩者不可或缺。跨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交流，從宏觀上說，決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一邊倒”式的學習。因此，在英語語言知識掌握牢固的同時，應該提高用英語表達本土文化的能力。
問卷由對英語學習的目的、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看法、教材的選擇、課外閱讀的內容、對跨文化交際的理解及與外教交往時的困難等六個方面的20個選項組成.注重了解學生的文化意識和對中西文化的態度。調查表明，三個年級中雖然有32.2%的受試者認為自己學習英語的目的是滿足跨文化交際的需要，但存在著對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39.1%的人認為缺乏對對方文化的了解是造成與外國朋友交流困難的原因，只有11%的人認為對雙方文化了解有助于跨文化交流。問卷還反映受試者雖有一定的中國文化意識，但不能將兩種文化平等對待。43%的受試者認為英語學習過程中應注意吸收目的語和本族語的文化知識，34%的人承認缺乏用目的語(英語)表達我國傳統文化的能力，但58%的學生認為英語應按照目的語的語用規則;39.2%的人認為要接受外來語語言與文化就必須盡力減少本族文化的影響;30%的人認為英語教材應體現目的語文化，而只有9.1%的人認為應體現本土文化;37%的人認為英語閱讀應以介紹目的語文化為主，7.9%的人認為應以母語文化為主。由此可以看出，認為目的語文化優于本族語文化觀點的大有人在。這不利于培養學生的愛國熱情，不利于把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不利于中國走向世界。
結合測試和問卷的結果可以看出，英語學習者確實存在著中國文化失語現象及對中國文化用英語表達的欠缺。由于外語教育中的文化教學長期以來被片面理解為目的語文化的導入，目的語文化幾乎被看作是文化教學的全部內容。課文所選內容多從國外報刊，雜志摘錄，語言中處處透著英美國家的文化氣息。學習者平時幾乎沒有接觸有關英文版的中國文化介紹，很少有人閱讀本國出版的英文書刊，欣賞英譯中國文學作品。教師在課堂上也主要講解西方文化，母語文化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甚至完全被忽略。長此以往，學生會逐漸喪失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不斷自我發展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一旦進人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環境，自然出現文化失語現象。
四、對策
(一)改革英語應試教育，轉變思想觀念
測試是教學的重要環節，不但是對教學和學習的重要反饋，也是對教與學的暗示和“反撥”。重視技能測試的同時加強知識型課程的測試，就會強化知識型課程的教與學。如果把《要求腳和原《大學英語教學大綱》(1999)(以下簡稱《大綱》)比較就會發現，兩者的顯著不同除去在教學性質和目標中由“讀”是第一位，轉變為“聽說”第一位，以及《要求》對大學英語教學做出明確定義，強調應用技能、學習策略和跨文化交際3項內容，教學理論的指導和多種教學模式和手段之外，《要求》還對統一的教學測試做作出了顯著修改，規定:“學校可以根據《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中一般要求，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單獨命題組織考試，也可以實行地區或校際聯考，也可以參加全國統一考試。”，這就打破了四、六級考試這一原來的統一考評標準。此舉對高校英語教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對四六級統考進行改革并不意味著這場討論的終結，因為其意義并不限于這些統考。統考是一根高校英語教學測試的指揮棒，必然上行下效。所以，這場爭論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英語教學測試已經走人迷途。我們必須轉變思想觀念，重新整理思路，重視對祖國文化的英語表達教學，采取措施真正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二)提高英語教師的跨文化素養，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隨著社會對外語運用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外語教師承擔著語言教學與文化傳播的雙重任務，肩負的責任也越來越大，社會和時代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課堂教學一直是我國學生學習外語的主渠道，在英語教學中注人中國文化，教師不但應有深厚的語言功底，還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很強的跨文化意識。要求外語教師具備用英語傳播中國文化的能力，才能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引導他們樹立文化交流的平等意識，培養他們對外來文化的寬容態度，以使他們在日后的外事交流中不辱使命。為此，英語教師只有不斷加強自身的業務學習，提高自己的人文素養和跨文化交流意識，才能擔負起這一重任。
(三)增設“中國文化”課程，調整教材內容
誠然，以英語文化為背景的學習材料對學生掌握純正外語大有裨益。但是，多年來我們在外語教學內容的安排上使中國文化空白的做法是短見的。我們學習外語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一味地吸收外來文化，也是為了傳播我們自己的文化。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會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文化，又何以讓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呢?有些學生英語知識相當豐富，可以毫不費力地與外國人交談，然而，當外國人要他們講述一些中國文化時，他們卻往往不知所措。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用英語去表達自己的文化。
教材方面，事實上，我國各類英語教材雖多，但有關中國文化的教材卻幾乎沒有;沒有系統地可供教師參考的教材和資料，也很少有這方面的資料可供查閱。這就使得學生在課堂上接受不到這方面的“浸染”。用英語把中國文化準確地表達出來，竟成為大學生力所不及的事。結果是中國文化的傳遞隨意性大，也不準確。這不能不說是我們課程設置和教材建設方面的一大缺憾。當前我們迫切需要在教學內容安排上把中國文化、中西文化比較等內容包括在內，以填補跨文化交際中中國文化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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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跨越性與比較文學學科定義的界定
117 變異學——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突破
118 從“比較文學”定義之爭看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
119 比較文學學科的“死亡”與“再生”
120 “漣漪式”發展的比較文學研究之路——曹順慶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
121 跨類還是在分類系統中言說——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另一種陳述
122 比較文學:理論、界限和研究方法
123 2013年中美比較文學學術期刊評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