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行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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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行業論文范文第1篇
中國經濟依托改革開放的國策長期快速發展，這也促成了中國風險投資基金行業的發展壯大。目前，中國的風險投資基金行業分為兩個陣營:一方是具有海外成熟風投經驗的合資基金，另一方是國內本土的風險投資基金。雖然兩個陣營都在良好的市場環境下快速發展，但是行業的主要問題也存在于兩個陣營的成員之間。首先，本土基金的資金容量較小。據《2014年中國風險投資年檢》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共有本土風險投資基金501家，外資背景風險投資基金223家。在本土基金中，除了中投、陜西高新、吉林亞東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以外，大部分本土基金的管理資金數量在5億元人民幣以下，甚至有的基金管理的資金數量僅為幾百萬元。與之相對應，具有外資背景的風險投資基金(比如:IDG、軟銀亞洲)大部分管理的資金數量在20億美元以上。管理資金規模的不同，導致了本土風險投資基金和外資風險投資基金所處的風險等級不同。外資風投基金偏向于投資處于快速成長期并且資金量需求較大的創業企業，這類企業通常風險低，投資回收期短。本土基金主要投資于初創期的企業，這類企業風險大，投資回收期長。這樣一來，導致了本土風險投資基金在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其次，本土風險投資基金在服務上無法與外資競爭。外資背景的風險投資基金大多依托具有多年歷史的大型風險投資機構，它們在資本市場運作經驗豐富，在項目投資過程中，能夠提供資金支持、財務顧問、危機管理、戰略股東引進、資本市場運營等全方位的增值服務。在這種競爭態勢下，本土風險投資基金現存客戶面臨著大量流失的風險。再者，本土風險投資基金再融資能力較弱。風險投資公司需要不斷地融資以補充資金。在國際上，對于一些較大型的投資項目，往往會組建專項基金進行投資。國際風險投資機構具有大量成熟的客戶資源，再融資能力極強。本土風險投資基金發展的歷史較短，積累的客戶資源較少，因而在大型項目的投資中資金捉襟見肘，往往會失去投資機會。最后，本土風險投資基金背靠的資本市場環境不利。外資背景的風險投資基金主要背靠發達國家成熟的資本市場，這些資本市場政策穩定，法律法規健全，具有極強的可預見性和可操作性。本土的風險投資基金背靠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政策不穩定，甚至出現了暫停IPO上市的政策決定，這嚴重地阻礙了本土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基金行業內部所存在的問題，不僅僅關系到本土基金和外資基金的競爭格局，還關系到資本市場話語權的問題。可以說，中國證券市場優質上市公司資源的流失與本土風險投資基金的弱勢具有直接關系。中國資本市場正呼喚著本土風險投資基金的變大、變強。
二、中國風險投資基金組織模式的選擇
(一)現行的市場環境
中國風險投資基金行業已經具備了成熟的法律環境。與中國風險投資基金運作相關的主要法律已經頒布，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最近一次重新修訂中，取消了企業對外投資規模的限制，這為以投資為主營業務的企業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合伙企業法》則詳細規定了有限合伙企業參與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為有限合伙式風險投資基金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本土風險投資基金主要采用公司式和有限合伙式的組織模式，采用信托式組織模式的風險投資基金較少。中國投資者參與風險投資的熱情較高。自2013年開始，風險投資行業出現了一種新的“眾籌模式”，該模式的運作方式是普通投資者通過互聯網平臺直接參與企業投資。據統計，“2014年上半年，中國采用‘眾籌模式’完成風險投資1.56億元，完成投資430起。‘眾籌模式’的規模正在快速成長，2014年6月份的投資額超過了前5個月的總和。”上述情況表明，中國投資者參與風險投資的熱情極高，但是投資渠道明顯不足。
(二)中國本土風險投資基金的組織模式及優缺點
根據中國法律規定的要求，中國本土風險投資基金主要有三種可行的組織模式。第一種是公司制的風險投資基金。這種模式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來組建的風險投資基金。公司的股東就是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者，他們按照各自的出資比例對公司的重大事項具有決策權。第二種模式是近年來剛剛興起的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基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責任合伙人組成，普通合伙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責任合伙人依照其投資額承擔有限責任。第三種模式是信托式風險投資基金。這類風險投資基金依靠《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設立。通常情況下是以信托公司為依托，以信托合同為主要標的，集合投資者的資金，委托專業的風險投資管理人進行管理。上述三種風險投資基金的組織模式是國際上的通行模式。在中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采用的是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而信托式的基金由于有合同期限的限制，這種組織模式主要用來設立“陽光私募基金”，用來投資于股票二級市場，很少被采用作為風險投資基金的組織模式。從各個組織模式的特點來看，公司制風險投資基金所有權及關系清晰，屬于現在世界通行的企業制度，可以有效地參與市場競爭。它的最大的缺點是資本擴張的手續較為繁瑣復雜，還面臨著著重復征稅。有限合伙制的優點在于便于資本擴張，合伙人簽訂了合伙協議就意味著合伙關系確立了，因而有限合伙企業有著靈活、快速的優點。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基金的缺點在于它不是法人，在進行風險投資中，風險投資基金對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需要另行申明，這不利于投資那些具有復雜股權關系的風險企業。另外，有限合伙人只有利益分配權，沒有企業的管理權，無法約束管理人的行為，存在著重大的治理缺陷。契約式的風險投資基金產權關系明晰，可以隨時擴張規模，也避免了重復征稅。它的缺點是具有確定的期限，這個缺點可以通過事先設定長期契約或新設契約的方式來解決。
(三)發展契約式風險投資基金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從發展契約式風險投資基金的必要性來看，本土的風險投資基金急需改善環境和擴大規模，以便最終能夠在中國的風險投資市場拿到更大的話語權。契約式風險投資基金的發展可以幫助中國的風險投資行業達成上述目標。由于契約式風險投資基金能夠在大型項目投資中快速地實現規模擴張，能夠便于投資者監督人的行為，還具有清晰的產權結構，因而它是中國風險投資事業快速發展的不二選擇。也只有選擇契約型的組織模式，才能在短期內快速形成大量的具有較大規模和持續融資能力的本土風險投資金群，才能掌握資本市場的話語權，才能改變優質上市公司資源流失的不利局面，促進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從發展契約式風險投資基金的可行性來看:首先，契約式基金的法律基礎完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的制定，為契約式基金的設立提供了法律依據。目前，中國這種契約式的資金管理方式較為普遍，所以在法律環境上發展契約式風險投資基金是可行的。其次，契約式基金的發展具有良好的市場基礎。中國的證券投資基金都是以契約方式設立的，投資者普遍認同這種管理模式，這為契約式風險投資資基金的籌資帶來了便利條件。再者，契約式基金的組織模式有助于風險投資基金在滬深交易所掛牌交易。風險投資基金的盈利期往往在三年以后，這與滬深交易所的掛牌制度相矛盾，但是契約式基金不受“連續三年虧損摘牌”這個規則的制約，這使得本土的風險投資基金可以充分地利用交易所的良好環境實現快速發展。
三、發展契約型風險投資基金的政策建議
冶金行業論文范文第2篇
回首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世界金融發展歷史，其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創新風起云涌，新的機構、新的工具、新的市場、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斷推陳出新，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內生推動力量。但與此同時，伴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全球性、地區性的金融危機和銀行危機此伏彼起，金融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在此情況下，如何兼顧安全與效率，處理好創新與監管的關系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重要研究課題。
金融創新與監管的關系，始終是矛盾的對立統一。一方面兩者具有統一性：金融監管能支持和引導創新，能消除創新的負面效應，金融創新則包含和促進了金融監管的創新；另一方面兩者又是對立的：金融創新增加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金融監管則可能抑制金融創新的效率。這種矛盾的發展過程，在現實中表現為兩者之間的一種博弈。
金融創新與監管的博弈能否達到均衡，與監管當局對待金融創新的態度和監管方式密切相關。哪一個階段金融監管支持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和銀行業就會取得快速的發展；哪一階段金融監管抑制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和銀行業的發展就明顯偏緩。而且，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也是這樣。
一、中國銀行業金融創新乏力：來自監管的滯后約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銀行機構發生了重大變革，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陸續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開始引入了外資銀行；在業務交易方面，除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外，創辦了個人消費信貸、中間業務、同業拆借、銀行債券和外匯交易活動等等。這些實際上都是金融創新。通過這些創新，我國銀行業的金融資產品種逐步走向了多樣化，不斷滿足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追求利益和規避風險的需要。
但這只是自我從縱向上比較的結果，若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橫向比較，就不難發現我國的金融創新水平還是十分低下的。
(1)目前國際金融衍生品工具已發展到1200種，外國銀行大部分已從傳統銀行業務轉向現代銀行業務，但我國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創新產品都非常之少，傳統的存、貸款和結算業務仍然是中國金融服務業的業務主體。
(2)西方國家中間業務收入在銀行營業收入中的占比不斷上升，已普遍超過25％，而我國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在其全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分別僅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已基本形成表外業務同表內資產負債業務各占一半的發展格局，不少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收入已超過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國銀行業的表外業務主要集中在傳統的結算和業務上，其總量不足銀行業務總量的5％。
(4)我國的消費信貸品種和規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銀行各項貸款余額中的占比僅為2％，而西方發達國家銀行的占比達到20％以上。
(5)我國外匯市場僅開設美元、港幣和日元兌人民幣的即期交易，而且只開上午場。西方國家的外匯市場則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場，絕大多數貨幣都可進行交易，開有即期、遠期、期貨、期權等多種交易方式。
關于中國金融創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學者已進行分析，如受到體制制約、環境制約、管理制約、技術制約和觀念制約；由于市場機制問題、管理體制問題，金融主體創新的意識不強等等，這些方面對我國銀行業金融創新的確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從深的層次分析，則是金融監管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滯后，導致了中國銀行業金融創新乏力，制約了銀行體系向更高級階段發展。
其一，現行的合規性監管壓制了金融機構創新的主觀能動性。所謂合規性監管，就是把監管的重點放在金融機構的審批和業務經營的合規性上，明確規定金融機構的業務經營范圍，要求金融機構只能在規定的業務范圍內開展經營活動，違規則要受到嚴厲處罰，處罰對象包括違規機構和相關責任人。這種合規性監管對于維護金融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種安全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特別是由于處罰時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異，同時各金融機構在理解法規和執行時的差異，導致這種監管方式極大地壓制了金融機構創新的主觀能動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較為嚴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創新至少需要的兩個金融環境之一。從我國來看，在諸多方面仍存在嚴格的金融管制，這種管制壓縮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首先，在業務范圍上，實施嚴格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抑制性金融監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還沒有市場化，銀行存貸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銀行確定的。第三，外匯管制十分明顯。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準，將強化監管等同于加強管制的現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創新的消極監管約束了金融創新的發展。所謂消極型監管，就是注重對金融機構的違規行為進行批評、訓斥、處分、處罰，而不是對金融機構的合法有益的經營行為進行表揚、獎勵；對金融機構各種超出現行規定的創新行為不是結合實際地進行具體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導，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締。
其四，金融監管對創新的保護和激勵機制尚未形成。監管激勵是金融監管當局通過保護產權和推動相關制度措施來推動創新。如制訂金融創新專利保護法律，維護金融創新成果的獨立性；制訂創新的相關條例，明確金融創新的有關程序和有關優惠政策；制訂金融安全條例，引導金融機構正確處理好金融創新過程中安全與效率的關系。我國目前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動的事后監管突出了金融創新的負面效應。監管部門總是在出了金融風險以后再去充當“消防隊”，而不是在風險發生前，積極主動加強監管去控制風險。這種情況之下，金融創新的風險效應無疑被放大了，引致監管部門“急剎車”，采取嚴厲措施進行大規模的整治和規范，從而限制了金融機構的自主創新活動。
其六，忽視效率的單一目標監管創造不出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公平競爭的市場是金融創新需要的第二個方面的金融環境，金融市場的競爭有助于培育創新的主體——熊·彼特意義上的金融企業家。但是在我國，四家國有銀行仍然處于壟斷地位。而且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幾乎成了金融監管的惟一目標，在防止金融機構之間惡性競爭的同時，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進金融體系效率的競爭也遭到人為的遏制。
其七，監管當局自身能力不足，難以充當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按照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觀點，創新的首要步驟是形成“第一行動集團”。由監管當局擔當“第一行動集團”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監管當局的創新能力卻相對不足，由其主導的金融創新供給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創新需求，而且帶有明顯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創新的市場針對性。
二、加速我國銀行業金融創新：幾個現實問題的思考
(一)金融創新：中國銀行業競爭力提升的主要途徑從國外銀行業的發展看，80年代以來，傳統的銀行業務已逐步進入衰退期，通過創新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務，已成為國際銀行業增強競爭實力、穩定和開拓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國銀行業雖然尚未進入衰退期，但目前傳統存貸款業務給商業銀行帶來的利潤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須開拓新的利潤增長點。隨著我國加入WTO，銀行業市場將逐步對外開放。因此，中資銀行只有加速金融創新，才能增強中資機構的核心競爭力而立于不敗之地。
(二)金融創新：新世紀中國金融發展的動力之源
從世界各國金融業的發展來考察，金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動；其二就是創新推動。我國銀行業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主要歸功于體制轉換和改革政策的推動。但是，在新的世紀里，金融發展中改革政策因素、體制轉換因素的推動力將逐漸減弱，中國金融發展必須依靠新的動力——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內生推動力量，通過金融體系內部各種要素重組或創造性變革所出現的金融創新，可以不斷地創立更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為先進的組織管理形式、更為全面和優良的金融業務、更為豐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類型的金融機構，由此推動整體金融業不斷向前發展。
(三)我國銀行業金融創新的基本原則與發展方向
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提高金融業效率的同時對安全卻產生了諸多的負面影響。要充分發揮金融創新對銀行業發展的積極推動作用，而將其負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觀方面要求我們從增強金融創新的規范性入手，在創新來臨之前，確立正確的創新原則和方向。
1．銀行業金融創新的基本原則。
(1)收益與風險對稱原則。金融創新必須在有效控制風險和實現風險與收益均衡的條件下，既規范穩健，又靈活大膽地進行。
(2)滿足金融需求原則。金融創新是為滿足現實的金融需求，沒有需求的創新是毫無價值的。
(3)國際通用性原則。隨著中國加入WTO，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必須考慮到與國際接軌的問題。
2．銀行業金融創新的發展方向。
其一：為實質經濟發展服務的創新方向。金融與經濟存在不可分離的依存關系，金融產業的基本功能就是滿足實質經濟運行中的投融資需求和金融服務性需求，脫離了實質經濟運行，金融創新也就失去了實質性意義。因此，必須以開發和強化金融產業基本功能為立足點，以滿足實質經濟運行中的金融需求為出發點，堅持為實質經濟發展服務的方向才能使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具有堅實的基礎和真實的動力，才能使創新具有實質性意義。
其二：追趕國際領先水平的創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愛德華·肖等人認為，各種類型國家的金融發展大致沿著一條道路前進，只不過在不同的時間序列上處于不同的階段。按照這種觀點，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會逐步向發達國家靠攏，但是很緩慢。而金融創新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狀況，它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有了一條相對的捷徑。只要發展加強追趕發達國家水平的原創性創新，加快對發達先進金融領域的吸納性創新，就能使發展中國家金融產生跳躍性的發展，從而縮短趕超發達國家水平的時間。
開放趨勢下銀行業的金融創新與監管制度創新（下）
2002-01-14
根據上述兩個基本方向，從現階段我國的具體實際來看，我國銀行業應在以下領域盡快取得突破和發展。
網絡銀行。網絡銀行是運用信息技術及現代通信技術打破傳統的銀行組織界限，以網絡為基礎進行銀行業務活動。它通過構建電子的“虛擬銀行”，讓人們從網絡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資源，從而提高銀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對客戶服務的效用。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網上銀行業務，不僅可以突破傳統銀行服務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這次難得的發展機遇，降低業務成本，鞏固和擴大客戶群體與市場份額。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擁有若干家從事不同金融業務的獨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權的金融集團。其優點是：控股母公司能運用組合理論、協同理論和能力理論對子公司進行戰略協調和管理，子公司作為經營實體獨立從事經營活動。因而金融控股集團在整體上可視作全能型銀行，在分業經營體制下，提高自身整體競爭力，應對外資銀行混業經營的挑戰。
中間業務。隨著商業銀行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的轉變，投資理財、信息咨詢、資產重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間業務將成為現代商業銀行發展的主流，也是商業銀行競爭的“聚焦點”和經營利潤的增長點，特別是外資銀行進入后，將在這一領域形成嚴峻的挑戰，中資銀行如不加速金融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在與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中將會迅速敗下陣來，喪失這一新的利潤增長點。
消費信貸。消費信貸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措施。發達國家信貸消費在消費中的占比一般達40％以上，消費信貸在銀行貸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樣；而我國目前僅有2％左右，形式非常單一，必須通過創新來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
國際金融業務。隨著金融經濟時代的來臨，金融已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手段，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與外資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在辦理信用證、款項劃撥及各類國際融資業務時都處于劣勢，無論是清算服務還是結算業務，其速度和質量均不如外資銀行。如不加速創新，迎頭趕上，在與外資銀行的競爭中將喪失這一規模不斷壯大的業務領域。
投資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是近年來世界各大商業銀行積極創新和發展的業務領域，它的興起是銀行業開始向規模化、全面化發展的重要標志。我國銀行大力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對加快經濟改革步伐，促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義。
三、監管制度創新構想：提供促進金融創新的監管制度安排
(一)監管制度創新的原則
1．效率與安全相結合的原則。金融監管制度的創新要將安全與效率同時兼顧，不能重此輕彼。
2．規范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設計規范的監管標準是維護金融業公平競爭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對不同的機構按單一的標準進行規范，則很可能會給一些經營情況良好的金融機構的發展形成桎梏。
3．短期性與長期性相結合的原則。既應注重在短期內維護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長期內盯住發達國家的金融水平，鼓勵追趕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
4．放松管制與加強監管相結合的原則。既要放松管制，鼓勵創新，又要針對放松管制和金融創新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加強監管，保持金融穩定。
5．適度監管的原則。監管過嚴即金融管制會抑制金融創新，阻礙金融業的發展。但是如果對金融創新活動不加監管，則會增加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過來也阻礙金融創新和金融業發展。因此，從促進創新的角度來看，把握適度的監管是極其重要的。所謂適度監管，如下圖所示，就是使監管的收益——成本之差盡可能最大化的監管區域。
(二)適應我國銀行業金融創新需要的監管制度創新構想
1．加快監管理念創新步伐，建立適合和支持金融創新的監管模式。
(1)在監管目標模式上，由合規性監管向目標導向型監管轉變。金融監管應該是目標導向的，即監管者規定明確的目標，但不規定具體的做法，只要能夠達到相應監管標準，商業銀行便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自由行為。目標導向型監管是實現由中央銀行外部監管為主向商業銀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為主轉變的必然選擇。這種背景下商業銀行易于獲得相對寬松的金融創新環境。
(2)在監管內容上，由全面監管向重點監管轉變，突出加強對資產風險和創新業務的監管。即由支付風險監管向資產風險監管轉變，由傳統業務監管向中間業務等創新業務監管轉變。
(3)在監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監管檢查向間接的考評監督轉變，由普處向監測考評轉變。變簡單的檢查和處罰為間接的監測監督和評價，變單純的行政制裁為自發的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變一味的經濟和行政處罰為將機構升降格、業務種類增減、高管人員準入退出等方面結合起來實施綜合治理。通過這種誘導式、監測式監管，變較為直接和嚴厲的金融管制為間接和相對寬松的市場化監管，給商業銀行一定的自主創新空間。
(4)在監管程序上，由風險事后控制監管向風險過程控制監管轉變，建立實時監管制度。實時監管與事后監管的區別在于實時監管是對金融業務處理全過程的監管，不僅重視結果，更重視過程。實施實時監管有利于對各商業銀行的金融活動及時進行規范和引導，支持和促進金融創新的發展。
(5)在監管組織架構上，由單向被動式監管向雙向互動式和聯動式監管轉變。加強監管者和被監管者進行溝通和交流，促使監管人員對商業銀行作出更切合實際的評價，有利于被監管者充分了解相關的監管政策和標準，從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創新的負面效應。
2．逐步改革現有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框架，為金融機構開展金融業務創新創造空間。打破“漸進式改革”的常規，實行“跨越式改革”，目標定位在世界金融業發展和監管的最新走勢上，實施統一的監管，建立統一的監管框架。這不僅符合未來混業體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業經營的情況下，實施統一監管也有利于促進金融創新和加強對各種類型金融創新活動的監管。
3．建立并啟動經營績效考評和差別監管體系，逐步構造支持商業銀行優化發展、加速創新的激勵機制。一是建立金融機構市場優化制度，形成有進有退、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二是建立商業銀行業績綜合考評體系，形成良性競爭、汰劣扶優的市場化監管機制。三是扶優限劣，建立差別監管制度，鼓勵發展快、管理規范的機構加快創新。
4．建立并啟動金融創新支持體系，逐步構造銀行業良性有效發展的生長機制。一是規范金融創新業務市場準入制度。對有意逃避金融監管、轉移風險和投機性強、潛在風險大的創新業務要嚴格限制，實行審批制度；對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潤、有利于增強競爭實力、有利于改進服務的創新活動要積極鼓勵，實行報備制度。二是加強引導，建立金融創新目標導向制度。由中央銀行《金融創新指導意見》和《金融創新風險管理指南》等，對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給予窗口指導，督促商業銀行加強對創新業務的風險管理。三是建立創新業務績效評價體系。通過分析各類創新業務的成本利潤率、相關業務支持率、資產風險度、內控管理等指標，形成考評機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潛力的創新業務。
冶金行業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外資銀行信貸可得性中小企業融資社會福利
一、導言
由于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是有益的[1][2]。因此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摒棄金融管制或者金融抑制政策的做法，加快對本國金融部門的改革和開放，以促進金融發展。這些努力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外資銀行進入管制的逐步撤銷，從而使得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進入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同時也引起了廣泛的理論與政策爭論。
在關于外資銀行進入利弊得失的眾多爭論中，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一國總體信貸水平尤其是對東道國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水平的影響的爭議格外引人注目。當然，這一方面是由于外資銀行在這些發展中的東道國信貸市場上不斷提高的市場份額所引發的人們的推斷，正如表1所示，在2000-2004年外資銀行的信貸增長率在除泰國等受東亞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國家以外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保持在高位水平；另一方面是由于東道國的中小企業的確在這些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現實中在發展中國家融資困難恰恰是制約這些國家中小企業發展的關鍵障礙，如表2所示，通過對國際金融公司針對80個發展中國家的問卷調查的分析，發現融資困難在制約各類規模企業成長的11個關鍵障礙排序中排名都非常靠前，針對中小企業的情況更是如此，其排名僅次于稅收和管制因素處于第二位。
支持外資銀行進入的人認為，外資銀行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監管手段，有助于增進國內銀行市場的競爭進而增加信貸的可得性，并能夠比國內銀行能夠更好地實現規模經濟和風險的分散化[3][4]。而反對者則認為，由于距離等方面的緣故，從經營策略上看，剛剛進入某國的外資銀行往往將其經營對象瞄準東道國的三類目標：跨國公司、本土大公司和本土高價值人群，即所謂的“摘櫻桃”效應就是對這種經營特點的最好概括[5]。進而，東道國國內的中小企業是難以獲得外資銀行的信貸服務的。與此同時，東道國國內銀行也不能夠彌補這一不足[6]。因為國內銀行此時正面臨著外資銀行的巨大競爭壓力，自身正經歷著經營成本提高，盈利空間縮小的困境，從而使得這些銀行很難抽出精力去給那些經營規模不大、貸款需求零星分散、信用不健全，且抵押品不足的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服務。由此，外資銀行的進入并沒有解決長期以來就存在的中小企業貸款問題，相反，卻有可能加劇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而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對外資銀行僅僅將其經營對象瞄準高端消費者是否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還尚無定論[8]。實際上，只要國內銀行能夠繼續貸款給信息更加不透明但獲利頗豐的企業，就不會存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損失，并且外資銀行的進入將導致一個福利增進型的市場分割格局。而另一方面，如果外資銀行進入的結果是將一部分國內銀行驅逐出國內信貸市場，導致很多信息不透明企業的融資受到約束，總的信貸總額就有可能下降，能夠獲利的投資機會將會喪失，社會福利就有可能惡化。
對上述情況做出理論解釋正是本文的工作。本文在拓展的Stein[9]和Detragiache等[10]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解釋外資銀行進入和國內信貸供給水平的模型，從市場均衡結果、社會福利、成本效率等幾個角度對外資銀行進入發展中國家的綜合影響進行分析，以期對中國今后的銀行部門進一步的開放改革有所啟示。
二、相關文獻綜述
在一個信息完全的完全競爭市場上，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進入無疑具有福利增進的效果。這些銀行擁有先進的技術、更多的分散風險的機會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因而能夠以更加優惠的利率向企業提供信貸并增加整個市場的信貸容量。然而如果銀行對借款者質量的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的，銀行就必須對各個借款者進行甄別和監督。如果外資銀行僅僅在監督信息披露較好的借款者方面擁有優勢時，外資銀行進入對信貸可得性、效率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可能就是混同的。
1、理論研究方面。
Stein[9]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用高層管理者和基層信貸員之間的距離約束（包括文化和地理兩個方面）對外資銀行在信貸決策上的謹慎行為進行了解釋，認為正是這種距離約束導致了對信息更加不透明的中小企業的貸款的減少。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的理論模型認為在監督高端借款者上擁有優勢的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使該部分借款者獲益，但其進入可能惡化其它借款者的境況并且導致整個社會福利的降低，另外該模型還表明如果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越大，則該國對私人部門的信貸就越少。Petersen和Rajan[11]從關系型信貸的角度研究了外資銀行進入對總信貸水平的影響，認為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市場競爭會加劇，以往建立起來的關系型融資關系會受到破壞，中小企業的信貸可得性會降低，社會的總信貸水平也會下降。但Dell’Ariccia和Marquez[12]通過建立一個理論模型卻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結論，認為當國內銀行面臨著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時，國內銀行會通過向建立了關系型借款關系的客戶提供更多的信貸支持，使得市場的總體信貸水平上升，所有借款者都將從外資銀行的進入中獲益。國內王博[13]根據轉型時期我國銀行和企業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個包括家庭-企業-銀行的三部門兩期模型，討論了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以及貿易和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不同效果，認為允許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增加總體信貸水平和中小企業的信貸可得性。
2、實證研究方面。
一方面由于外資銀行的進入會直接增加一國的信貸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國內銀行信貸影響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國內總信貸水平的影響呈現混同性的特征。一項關于企業家的調查研究表明，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企業的信貸約束水平將會降低[14]。Giannetti和Ongena[15]對東歐國家的研究同樣表明，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得所有的企業都會獲益，雖然信息透明度較高的大企業的獲益更為明顯。Papi和Revoltella[16]的研究發現，外資銀行的信貸主要是提供給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因為對當地私有部門信息的評估非常困難，很多企業缺乏透明性甚至無法得到相關信息，外資銀行通過“摘櫻桃”行為，挑選最優質的借款人，尤其是來自母國的公司.Clarke等[17]對拉丁美洲國家信貸行為的研究表明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相比在平均水平上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更少，雖然這在擁有較大外資銀行份額的國家并不是事實。Weller和Scher[18]利用BIS的銀行業統計資料，對107個發展中國家1985-1997年間的外資銀行的情況進行了全面整理，結果發現，雖然有些國家在外資銀行進入后，其國內信貸有所增加，但另一些國家則相反，與外資銀行的進入并行的現象是東道國國內信貸的減少。在最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表示在一些貧窮的國家，外資銀行參與程度越高，對私人部門的借貸愈少。外資銀行滲入愈多的國家，信貸增長愈慢、信貸的可獲得性降低。但是，他們沒有發現外資銀行在新興市場經濟中存在這種負面效應。其它關于外資銀行和國內銀行借貸行為的國別研究包括Bhattacharaya[19]研究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韓國的國內銀行市場，結果表明允許外資銀行進入能夠增加國外資金對國內項目的資金資助。Goldberg，Dages和Kinney[6]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新興市場國家中，外資銀行的信貸資金供給行為(包括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Haber和Musacchio[20]對20世紀90年代墨西哥經驗的分析表明，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信貸尤其是私人信貸水平將會下降。Mian[21]通過對巴基斯坦8000多份商業貸款的調查研究表明，國內銀行同外資銀行相比對信息不透明企業的貸款更多，并且在收回違約債務方面的成功可能性更大。Gormley[22]通過對存在外資銀行的地區和不存在外資銀行的地區的借貸行為的比較研究發現，處于頂端的10％的企業將會從外資銀行的進入中獲益，而其它企業將經歷大約7.6%的信貸可得性的下降。
本文將發展一個理論模型以解釋在監督高端客戶方面具有優勢的外資銀行的進入、對借貸市場均衡、信息不透明的企業的信貸可得性以及社會福利、成本效率的影響。
三、基本模型分析
1、基本模型構建
假設市場上存在兩類行為人，一類是銀行，另一類是企業，時期僅有兩期。并且假設銀行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銀行擁有充足的資金供給并且資金的供給成本被標準化為1。企業風險中性，并且可以被劃分為兩大類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擁有好項目的企業，其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hE，另一種類型是僅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sE，第二類是僅有壞項目的企業bE，并且我們假定這三類企業的在全部企業中的占比分別為,,hsbλλλ，則1hsbλλλ++=。同時我們假設企業類型是私有信息，也就是說每個企業都知道自己的類型，但市場上的其它參與者都不知道，且企業除了能在銀行獲得融資以外，沒有其它的私人融資來源，銀行可以提供無限的資金供給。擁有壞項目的企業在第一期擁有一個初始投資為1的項目，該項目在第二期會以概率bE1g>1>π獲得收益bRE，假設，同時假設該項目具有負的凈價值，即1bR>gRbgR==1bRπ<。由于企業的有限責任性質，則企業為其投資項目積極獲得融資就極富吸引力。擁有好項目的企業、bhEsE都能獲得收益相同、風險相同且從社會角度來看是有效的投資項目，項目在第一期的初始投資也為1，并且在第二期以概率1獲得收益，R。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假設好項目和壞項目在獲得成功時的收益相等，即假設①RR，但二者在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別。
假設銀行存在兩種在事前監督企業類型的技術：一種是銀行通過檢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抵押品等會計信息來識別的硬信息監督技術，此時要花費成本，通過該技術銀行可以將企業同企業hEhCbhEsE和企業區分開來，但該技術無法區分企業bEsE和E。為了識別sE和，銀行還必須監督諸bE①假設好項目和壞項目的收益相等僅僅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放松該假設不會改變模型的基本結論。如企業家才能等軟信息，此時要花費成本sCbλ==ppr，且shCC>11(1)(π+.sEbE。
2、僅有國內銀行的均衡分析
在項目開始融資的第一階段，銀行將為其潛在客戶提供一系列利率和監督戰略的組合契約，例如銀行可以提供一個利率和無監督成本的組合契約、一個利率和僅監督硬信息的組合、一個利率和監督軟信息的組合契約等等。而各個潛在的借款者可以選擇一種銀行提高的契約組合或者拒絕借款。此時將形成四種可能的均衡結果。
第一種結果為混同均衡結果。此時沒有任何監督并且所有企業都接受這個結果。此時銀行為了實現盈虧平衡所要索取的利率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為了讓所有的企業都接受這個混同均衡結果，項目的收益必須足夠大，即滿足條件pRr>。并且沒有其它更具吸引力的利率，由于監督企業硬信息比監督企業軟信息的成本更低，因此滿足該情況的一個充分條件就是：
1hhrc=+>（2）
當監督硬信息的成本相對于由于借款給擁有壞項目的企業所造成的潛在損失足夠大時，該條件自動滿足。
如果該條件不被滿足，混同均衡將不是最終的均衡結果。銀行將監督大企業的硬信息來吸引企業，并索取利率。而在企業能夠將自己成功的分離出去的情況下，銀行既可以通過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hEhEhrsEEhE并僅借款給sE企業，形成第二類均衡結果——分離均衡，也可以通過不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s，形成第三類均衡結果——和混同的準混同均衡。而在項目的收益不彌補銀行監督軟信息的成本或逆向選擇的成本時，形成第四類均衡結果——借貸約束均衡，此時僅有企業獲得融資。
當且僅當條件條件.1ssrC=+<sE滿足時，銀行監督軟信息的均衡嚴格占優于sE和的混同均衡，其中表示銀行同時貸款給bE.pr和企業的情況下為維持銀行自身盈虧平衡所索取的利率。bE11.(1)(1)psbsbsbrλλλπππλλλλλ==++.++.（3）
對比式（1）和式（3），并且注意到0,10hhsλλλ>..>hE的事實，易證1shshλλλλ+>.，因此混同均衡的利率水平總是小于，因為在非混同均衡下類的企業被甄別出來并且被排除在混同均衡之外，此時銀行必然要面對一個更加惡化的借款者的集合。pr.pr四種均衡的結果總結如下：A．混同均衡，如果pr>R且hrr此時為混同均衡，所有的項目都獲得了融資，并且沒有任何監督成本被支付。>B．分離均衡，如果并且.,hpsrrrr<<sEsrR<，此時均衡便是分離的，銀行既監督擁有硬信息的企業又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hE，并且僅為這兩類企業提供融資，企業在該情況下無法獲得銀行貸款。C．準混同均衡，如果，并且.,hpsrrrr<>sEsrR<，此時均衡是準混同的。銀行僅僅監督企業并以利率借款給類企業，企業hEhrhE和則以混同利率從銀行借款。D．借貸約束均衡，如果，并且,hprrRr<>.min[,]spRrr<，此時均衡為銀行僅監督擁有硬信息的并向其提供借款，企業hE和都不能從銀行獲得任何融資。
3、允許外資銀行進入的信貸市場均衡分析
考慮外資銀行進入的情況，假定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相比由于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在監督擁有硬信息的企業上具有成本優勢，用hEhCδ.表示，但由于關系型貸款、地理、文化、習俗等原因而在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sE上存在劣勢，其成本用''''hCδ+表示，其中0,''''0δδ>>。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定當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在提供服務方面不存在差異時，企業會選擇到本國銀行借款。很明顯，前面提到的四種均衡結果的結論依然成立，除了在的定義中將銀行監督擁有硬信息時所花費的成本替換為hrhChCδ.，相應的其它情況亦是如此。由于外資銀行的進入，擁有硬信息的企業以更大的概率被分離出去，混同均衡變得更加不可能。在僅有國內銀行的非混同均衡中，由于結果不依賴，因此當這三個可能結果出現時參數取值并不發生任何變化。
下面讓我們考慮信貸在本國銀行和外資銀行之間的配置。如果均衡結果依然是混同均衡，此時沒有任何監督成本發生，則外資銀行擁有的良好的監督硬信息的技術則是無關緊要的，所有企業將僅從國內銀行那里借款，形成國內銀行供給所有市場份額，而外資銀行不提供任何信貸的結果，此時總的信貸總額為1。而在其它情況下，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由于在外資銀行處能夠獲得更好的貸款條件，將在外資銀行處借款，而其它企業則在國內銀行處借款。在準混同均衡條件下，總的信貸總額為1，外資銀行所占份額為hEhλ；在分離均衡的條件下，總的信貸總額為hλλ+，外資銀行所占份額為；而在信貸約束均衡D下，信貸總額為hλ，外資銀行所占份額為1。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國內借貸市場的總體信貸水平呈下降趨勢。實際上由于和hEE在各國比例上的異質性，這會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至于一個國家究竟處于上述討論的四種均衡結果的哪一個，則主要取決于監督成本的大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外資銀行的份額越大的國家，國內的私人信貸就越少。
四、外資銀行進入的成本效率和社會福利分析
1、成本效率與外資銀行的進入
如果我們用管理費用（overheadcosts）來表示成本效率的指標，在外資銀行的進入導致經濟的均衡從混同均衡向其它均衡演化時，管理費用必然上升，然而這種上升卻不一定是福利惡化的。考慮成本效率和外資銀行進入的關系，該模型的結果仍然是模棱兩可的。不同均衡類型下的成本效率與外資銀行進入狀況的關系可詳見表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如果經濟的均衡是從準混同均衡向分離均衡演變，則監督成本就會上升。而隨著外資銀行的份額的不斷提高，均衡將由分離均衡向信貸約束均衡演化，相應的監督成本則會出現下降。實際上，由于各個國家所處的均衡位置的不同，我們無法就成本效率和外資銀行進入份額的得出任何一成不變的確定關系。
2、均衡的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逆向選擇，初始均衡必然并非社會最優，那么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否減輕市場扭曲，增進社會福利呢？結果是未定的，主要原因是在外資銀行進入的情況下，擁有軟信息的企業sE的境況不但不會變好，而且有時會變壞。
如果我們將社會福利定義為：社會福利＝總產出－投資成本－監督成本。那么考慮非混同均衡的情況，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監督硬信息的成本由下降到hChEhCδ.，使得混同均衡對于不再具有吸引力，此時均衡結果是非混同的。那么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均衡結果能否發生變化呢，比如從分離均衡變為準混同均衡呢？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當混同均衡被排除掉以后，均衡結果將不再依賴于參數，所有最初的均衡結果是分離均衡的將依然是分離均衡，其它情況亦如此。對于企業hEhCsE和來講，均衡支付并未發生任何改變，而對于企業而言，由于其支付了更低的利率，因此其境況會變好。所以如果初始均衡不是混同的，則外資銀行的進入具有福利增進的效果，但福利收益的分配不是均勻的，它將被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所獨吞。
如果最初的均衡結果是混同均衡，且監督企業的成本非常低，則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混同均衡將不再是最終的均衡結果。在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hEsE的成本也較低的情況下，均衡將由混同均衡變為分離均衡，此時類企業將不再獲得融資，總的信貸水平下降，但其對總的社會福利的影響是模糊的。其大小取決于不借款給類企業的收益同監督其它企業所花費的監督成本的大小的比較。其中社會福利會下降的一個可能原因是監督成本可能會小于通過較高的成本對類企業的bEbEhEbE補貼。由于成本還包括了監督sEsEE類企業的的成本和考慮到類企業的項目獲得成功后的租金所形成的機會成本，在條件下所發生的由混同均衡向分離均衡的變遷如果是社會最優的，那么就必須要求在監督硬信息方面的成本有一個較大幅度的下降。
在監督擁有軟信息的企業的監督成本非常大且逆向選擇的成本卻非常小的條件下，均衡將由混同均衡演變為準混同均衡。此時將sE和類企業相分離將是無利可圖的，總的信貸水平不變，而由于增加了額外的監督類企業的成本，致使社會總體福利水平下降。
在監督軟信息的成本和逆向選擇的成本相對于項目的總收益R都較大時，均衡結果將由混同均衡演變為信貸約束均衡，此時由于s和類企業都將不再獲得融資，總的信貸水平必然下降，然而此時對社會總體福利的影響卻是模糊的。其大小取決于不再為融資所獲得的收益同監督的成本以及失去為bEhEsE類企業融資所獲得收益的比較。實際上在監督擁有硬信息企業的成本很高時，將會導致社會總體福利的下降。
五、結論和相關政策建議
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外資銀行傾向于借款給擁有硬信息的大企業而不是擁有軟信息的中小企業[14]。在本文，我們構建了一個解釋外資銀行進入效應的模型，結果表明：由于外資銀行在監督硬信息方面具有成本優勢，但在監督軟信息方面處于劣勢，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總的信貸水平、成本效率和社會福利有可能得到改進，但這種結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一定成立的。對于模型的某些參數而言，外資銀行進入的“摘櫻桃”效應可能會非常明顯，而該效應會減少給中小企業的貸款，增加銀行的管理費用并最終有可能造成社會福利的降低。
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東道國的國內信貸水平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它既可能帶來信貸緊縮，也可能帶來信貸擴張。在信貸緊縮情況下，外資銀行進入在促進東道國國內銀行改進經營管理技術，提高效率的同時，又很好的抑制了這些銀行的盲目投資和信貸，因此，是有利于東道國銀行體系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相反，若外資銀行的進入僅僅導致更多信貸擴張作用和市場的過度競爭，則外資銀行和東道國的國內銀行必將一起陷入“擴大貸款—違約風險增加—不良貸款增加”的惡性循環中，使東道國的經濟、金融領域出現過熱現象，相應的金融體系則走向脆弱。
據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要解決在金融開放尤其是外資銀行進入過程中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不僅要從增強中小企業實力、建立完善的擔保和社會征信體系等增強中小企業自身資信水平的方面出發，還要考慮我國銀行業的全面開放背景，解決銀行尤其是外資銀行不愿給中小企業貸款的問題。不能僅僅采取國家信貸政策指導、政府政策鼓勵等短期的強制性、半強制性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治本的策略，從解決商業銀行（包括外資銀行）對中小企業“惜貸”的成因入手，通過經濟的或半經濟的綜合手段，改善商業銀行經營的外部市場環境，促進商業銀行（包括外資銀行）主動向中小企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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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行業論文范文第4篇
隨著我國航空運輸業的飛速發展，以及首都機場航空運輸能力的日漸飽和，北京新機場的建設迫在眉睫。2011年11月北京市政府、民航總局和軍方簽訂三方協議，解決了制約新機場建設的重大問題，新機場的選址及建設方案研究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國家相關部委、民航部門及北京市政府等紛紛組織開展了新航城建設前期各項準備工作，北京市政府還專門成立了新機場建設前期工作領導小組，對新機場建設前期的主要工作進行部署，統籌協調各部門，確保新機場建設工作的順利推進。按照規劃，未來北京新機場將承擔1億人次以上的客流量，機場占地面積超過40km2。如何圍繞新機場更好地發展臨空經濟，進而建設北京新航城將是規劃工作者面臨的重大挑戰。綜觀荷蘭史基輔、韓國仁川、迪拜國際中心等全球知名航空城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個具有國家戰略高度的、統一完整的綜合性發展規劃是推動航空城發展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北京新航城發展規劃依據我國臨空經濟區(航空城)的規劃體系要求，結合新機場及區域的特點，以綜合性發展戰略規劃為指引，對戰略定位、產業發展、空間布局、生態建設和交通體系等專項規劃展開研究。
戰略定位是北京新航城本質特點的體現，也是其未來發展方向的指引，在發展規劃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在北京新航城的定位研究中，詳細分析了世界航空城的典型案例，剖析了新航城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背景下擔當的角色，總結出新航城在未來發展中應承擔的角色：不僅是世界交通樞紐，更是以擁有科學有序的產業體系、宜居宜業的城市環境、優美舒適的生態環境及中西結合的時尚氛圍為特色的，世界科技、信息、資本、人才、物流的樞紐，以及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和區域發展的增長極。為此，從國家戰略層面考慮，新航城的定位為“世界樞紐、中國門戶、區域引擎、生態新城”。這種宏大的戰略定位承載著國家的戰略意圖。新航城的建設發展將對“首都經濟圈”乃至整個京津冀地區產生重大影響，在促進區域經濟、城鎮化、社會事業及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
新航城產業發展的重點是解決臨空經濟區產業“發展什么、怎么發展”的問題。“發展什么”重點解決產業體系、產業定位、產業發展類型和發展方向等方面的問題，其中，產業體系的構建是重中之重。新航城產業發展規劃須充分依托樞紐機場，重點發展臨空產業，并結合國家戰略及區域自身特點，發展國家和區域戰略導入的特色產業，從而構建既能體現國際化、高端化特點，又有鮮明的臨空指向性和區域特色的科學合理的產業體系。新航城產業發展主要在四個產業領域展開，分別是樞紐機場自生產業、典型臨空經濟產業、世界城市戰略產業和都市生態配套服務產業(表1)。“怎么發展”重點解決新航城產業提升和產業發展時序的問題。通過實施高端化的國際產業發展、產業與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產業綜合服務平臺構建、產業與文化驅動發展等措施來提升新航城產業的競爭力。新航城產業發展時序結合新機場的建設進程及北京世界城市整體戰略部署，從初期的臨空典型產業、衍生臨空產業到形成成熟的產業鏈集群，進而發展壯大新航城，從而使得新航城臨空產業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新航城產業發展規劃中，特別注重從全局出發，整體把握新航城在京津冀經濟圈中的功能定位，協調與區域特別是北京與河北環首都經濟圈的產業分工，形成良好互動。積極發揮新航城的輻射帶動作用，引導新航城產業、人才及經濟向區域實現“正外溢”，在更廣泛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與其他區域實現產業聯系與協作，營造新航城與區域雙贏的發展環境。
根據臨空經濟不同單元與機場之間聯系緊密程度的不同，不同產業在機場周邊空間中表現為不同的區位選擇，使得產業空間布局呈現出一定的空間圈層結構特點，通常包括四個圈層區域，即空港區、緊鄰空港區、空港相鄰地區與空港交通走廊沿線區、輻射區。但該結構圖2北京新航城空間布局結構圖3北京新航城功能分區會隨著機場周邊交通干道及自然條件等因素的限制和變化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形，從而形成圓形模式、偏側模式、線形模式和星形模式等不同的空間分布形式(圖1)。新航城的空間布局規劃遵循航空港發展的基本規律，以發展臨空經濟為基本要務，結合產城融合、建設生態宜居新航城的理念，合理地將臨空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出了“一核、一軸、環狀組團”的“中”字形新航城空間發展戰略空間結構，形成了“點軸布局、星狀模式、圈層結構、組團發展”的空間布局模式(圖2)。“一核”，指新航城中心城區，包括新機場以及新機場北側的臨空產業區、保稅加工區、航空物流區、國門商務區、國際居住城、榆垡鎮和禮賢鎮。“一軸”，指北京南中軸，通過新航城的建設，加強北京南中軸的世界城市職能—國際交往職能、文化與傳媒職能、國際性金融職能、國際性商貿職能和洲際交通樞紐職能。“環狀組團”，指圍繞新機場，按照職能分工合作建設的多個組團，包括龐各莊鎮、安定鎮、魏善莊鎮、廣陽區、固安縣、永清縣、霸州市和涿州市等。在具體空間布局上，北京新航城臨空經濟區既要立足產業理想布局，又要堅持區域統籌，強化北京與河北區域的聯動與協調發展。根據各產業對機場的需求程度以及區域的資源稟賦和產業分工，在整個區域內進行合理的功能布局(圖3)。
當前，全球低碳生態發展漸成趨勢，機場作為一個高碳排放的區域，應在保證“發展是第一要義”的前提下，提高區域的生態容量和碳匯能力，建立區域生態安全格局。從機場運營安全及新航城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新航城發展的制約性因素不僅包括機場噪聲、電磁環境保護和鳥害防治等諸多方面，還包括基本農田、河流水系、綠地走廊、林地和濕地所構成的生態環境。這就要求新航城的建設要堅持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并重，遵循“低影響開發”的理念，維護區域生態基礎設施的連續性和完整性，維護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為此，本研究在新航城區域生態環境本底調查的基礎上，系統分析了新航城發展的資源環境稟賦，并依據生態適宜性分析的結果，提出了區域生態建設的重要任務(圖4)。首先，在保障區域生態安全底線的基礎上，提煉生態敏感要素，進行生態敏感區劃分，對生態網絡進行連接修復，盡量拉長生態網絡長度，以保障區域生態安全格局。在保證現狀廊道和斑塊連通的基礎上，將新航城劃分為禁建區和功能區。其次，在區域生態安全格局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劃分新航城功能區的生態格局，建設生態新航城。通過類比目前國內較具示范意義的生態新航城，以及根據國家對于生態城市的政策、評價指標體系，分析新航城建設用地與生態城市用地比例的關系，在滿足生態資源承載力的要求的情況下，進行新航城建設用地的選擇。最后，在新航城建設用地內，采用生態、低碳的規劃設計策略和技術方法，創建以人為本的生態宜居城市，如基于TOD創建緊湊的城市形態，建設步行優先、多功能混合的鄰里社區，優先發展自行車網絡等慢行交通等。
冶金行業論文范文第5篇
英文名稱：Ferro-Alloys
主管單位：國家冶金工業局
主辦單位：吉林鐵合金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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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刊號：22-1145/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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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時間：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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