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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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文化雜糅理論 美國古巴裔移民 雙重身份
20 世紀80 年代，霍米?巴巴提出文化雜糅理論。這一文化身份理論包涵“模擬”、“協商”、“雜糅”、“文化差異” 和“第三空間”等重要概念。巴巴認為，“既然民族的‘混雜性’不可避免，文化上的身份和認同也不例外”。因此，他“拒絕一種始源性的、穩固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認同，而寧肯選擇一種矛盾的、協商的和演現式的雙重身份”。巴巴認為，文化身份之間并非相互排斥、分離，而是在交流碰撞過程中相互雜糅。文化身份的界定既然具有可改寫性，在身份重新書寫的過程中則定會染上其他文化的印跡，任何文化身份不再是同一本質的靜態產物，而成為多元文化相互滲透的階段結果。總之，在文化雜糅理論中，同化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移民在與東道主文化的交流過程中，雙方都在相互運動，彼此調整以找到最合適的相處模式，由此生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雜糅文化。
首先，古巴國內的情況為古巴人移民美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人文條件。古巴共和國在1959年，成了西半球唯一一個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后，卡斯特羅在經濟、社會，政治諸方面的變革日益激進，富有階層以及一部分中產階級開始動搖并離開卡斯特羅革命陣營，但是他們都認為自己對祖國是忠心的。他們的不滿并不是針對他們的祖國人民，而是針對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卡斯特羅政權。所以，許多古巴移民保留了對其古巴身份的認同感。由此可以看出，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有大量人口由于政治原因從古巴移民到了美國，他們雖然離開了祖國，但是他們都認為是政見不合，而非對于古巴這個國家和古巴人這個身份的不滿，這也就成為他們移民美國后仍然會保有自己古巴身份的原因。從1959年到1962年的古巴移民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古巴社會的精英分子。從總體上講，精英階層是這次移民的主流群體。受教育程度高也是1959-1962移民人群中的一個顯著特點。移民美國的古巴人大多都是這個國家的有錢人或者是精英，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也為他們后來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將古巴文化與美國文化進行雜糅奠定了一個良好的人文基礎。
其次，當時美國寬松的移民政策也為古巴移民融入美國文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美國國會在1965年通過-個新移民法，即《移民和國籍法》，并在1968年1月開始生效。該法禁止按民族、種族、出生地和居住地的屬性來簽發移民簽證。另外，為了滿足美國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該法對美國所需要的各類專家、學者等科技人才以及政治“難民”也給予優先考慮。60年代初來到美國的古巴移民都是學歷較高的既有良好素質，又來自富裕之家的古巴社會精英，這一點博得了一向偏愛人才的美國社會的好感，也滿足了當時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這就使美國社會對于古巴移民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總之，無論是處于政治目的的考慮，還是出于發展美國經濟的考慮。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美國對于古巴的移民政策是非常寬松的，整個美國社會對于古巴移民的容忍度也是很高的。這就為當時的古巴移民融入美國社會，將古巴文化與美國文化進行雜糅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
古巴移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迅速完成了美國認同并積極融入當地主流社會。但并不是全盤的美國化，與此同時，其古巴人意識也在不斷得到強化。古巴移民的美國認同主要是認同美國主流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資本主義的制度。不過，認同并不意味著他們會全盤接受美國主流文化，拋棄自己原來的文化和歷史投入到美國的大熔爐當中，在此過程中他們仍然保留著自己民族的特色，并將其融入到美國文化中，豐富美國的文化內涵。例如，為美國文化增添了熱情爽朗的拉美風情，在美國形成了小哈瓦那城，不斷推動美國文化的演進和發展。所以，古巴移民在認同美國的同時，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古巴認同。古巴移民由最初的迫于生計而認同美國逐漸發展變為主動認同美國的社會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從而為自身在美國的發展并最終融入主流社會平了道路。因此，古巴移民在努力適應美國社會，學習生存之道時不忘在異國他鄉繼承和發展古巴的傳統文化，為美國的多元文化社會注入了新的內容。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離開了祖國的古巴文化也發生了變化，融入了一些美國的文化內容，不再是原來的古巴文化了。在古巴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古巴文化與美國文化不斷進行雜糅，二者體現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狀態。因此，古巴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可以說是文化雜糅理論能夠適用美國的典型例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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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美麗中國；文化傳播
文化被公認為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表現， 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多地表現為軟實力的競爭。各個國家都從多方面致力于向外傳播本民族的文化， 彰顯個性，提高國際競爭力。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歷來以“禮儀之邦”自居，以“天人合一”與“和”為中國文化的精髓。然而遺憾的是，在更多的外國人眼里，更加鮮明的中國印象是：中國海外游客的種種不文明行為方式；中國城市的“臟亂差”；中國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中國人的固執保守，中國的強大對世界是一種威脅如此等等。而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少的一代所崇尚的也不是茶而是咖啡，不是二胡古箏而是鋼琴小提琴；不是刺繡，是十字繡；不是春節，是圣誕；不是針灸，是“解剖”，不是忠孝，是“平等自由”。
當代中國人所承載的中國文化與外國人頭腦里的中國文化大相徑庭，給我們提出了以下思考：第一，我們不斷向世界所宣傳的中國文化只傳承在圖書館，博物館，“藝術節” 而沒有傳承給當代中國人；我們在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同時，自己卻沒有成為文化的繼承人。第二，我們的文化傳播有明顯的“啃老”傾向，缺乏創造、發現、傳播當代中國文化個性和正面形象。 從而給別人留下了機會——斷章取義，以偏概全，肆意丑化中國形象。
1 向外傳播中國文化首先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自我傳承
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文化沒有中斷的國度，之所以還能驕傲地向世界宣傳歷史文化還得感謝先輩們對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尤其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和科舉考試的制度保證。也就是說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用了“士”整個階層和“科舉”這樣的制度保證了文化的傳承。正式由于這個傳統，《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才千百年不斷被后世注釋解讀并且實踐。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些研究自己文化根基并善于反思的人，這個民族將是沒有希望的。
所謂實踐固然不是“君臣之分”，不是“老死不相往來”，起碼應當包括我們引以為傲的，并不斷向世界傳播的這些先哲們的智慧：“節食以養胃，多讀書以養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君子不器”，“禮之用，和為貴”，“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而現實是，我們為口福遍嘗山珍海味，為職稱學術腐敗屢見不鮮，為利益犧牲親情，出賣人格，為人的奢華而肆虐自然，少了“逍遙游”的樂觀自由精神，沒有了“父母在，不遠游”的牽掛，不再需要“反者道之動”的哲學反思，我們譏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志士仁人。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能踐行這些文化傳統的“精髓”我們如何讓外國人信服我們所傳播的中國文化？
傳承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并不是拿這些古人名人裝潢門面的。古人的智慧需要我們踐行，古人的不足需要我們發展創新，而不是簡單的改弦易張，完全套用西方“文明”。事實上，西方的哲學家們早已經在開始自覺地反思科技異化和工具理性。弗洛姆的 《逃避自由》，弗洛伊德的“現代文明應當對精神病負責”就是典型的代表。這就充分說明了兩點：第一，西方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第二，西方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的。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恰恰忽略了這兩點尤其是后一點。從理論上講，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責任繼承并反思我們的文化。
2 探索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向外傳播日新月異的中國文化
文化需要傳承，文化更需要創新。如果我們的驕傲只在美好的回憶中，如果沒有讓我們同樣驕傲的當代中國文化，中國燦爛的五千年文明就要斷代了，中國人在當代的文化碰撞交流中就會失去自我，失去自信，然后人云亦云，最后走向崇洋，直到某一天，我們也以外國人同樣詫異的眼光在欣賞中國的“千年古董”文化中去尋找一點驕傲聊以。
長期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針灸也是迷而不信，站在解剖學的立場上認為“穴位”是巫術。既然針灸確實可以治病救人，既然解剖學無法解釋“穴位”，為什么我們自己不換個角度去解釋呢？中國人自己原創的東西為什么要拿西方的標準來否定呢？我們老是談和國際“接軌”，為什么我們不把我們自己的軌道鋪出去，讓別人來接呢？
西方人是很佩服中國人的想象能力的。但是我們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實踐能力。很早很早以前，中國就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而西方人首先在月球上留下了腳印；中國有句諺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西方人首先提出了“基因”的概念；中國的孫悟空每抽出一根金毛就能再變出一個孫悟空，而西方人首先進行了“克隆”。
智慧的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發現了自然界的很多秘密，這些秘密都被當代的科學所驗證了。智慧的中國人還對社會人生進行了很多有意義的反思，而有些思想似乎還是為當今社會量身定做的。遺憾的是，當代中國人很滿足這種點到為止的朦朧美，沒有去進一步探究，去實踐。這與擅長邏輯分析的西方思維格格不入，所以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得不到西方人的承認。
3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新文化
也許有人會說當代的，無論器物，制度還是思想觀念，行為規范都還沒有經過歷史的考驗，還不成為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化。而恰恰就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才更應該把自己展示給世界，讓世界去評說，去冶煉，去沉淀真正的經得住考驗的具有代表意義的中國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無處不在，無所不包。我們應當自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化，應當自信我們的當代文化并向世界傳播我們的當代文化，而不僅僅是向老祖宗借光，我們才會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才會成為一個真正有魅力的民族。但什么是當代中國文化？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總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就成功塑造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嗎？如果我們用行動去實現我們的理念，“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也一定會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閃光點， 中國也就會不攻自破。
中國經濟的發展， 科技的進步， 體育的強大， 藝術的繁榮無處不走在發展中國家的前列。但是我們既缺乏善于反思的哲人去研究歸納表述并傳播這些輝煌成績所展現的當代中華民族文化， 也沒有這種民族自覺意識。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新文化，我們需要專家， 大家， 思想家， 我們更需要民族意識的覺醒。
注釋：
蔡景華、吳治國 《香港高校通識教育： 經驗與借鑒》《現代教育科學》[J]：49-51 2006.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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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寫意畫 人物 人物畫
我們從遠古時代的巖畫和彩陶紋樣上，已經可以見到我國人物畫以線造型的手法的運用。原始人用粗放的線去記錄自己的生活、狩獵、祭祀和原始的意識，這些情感沖動的痕跡帶有中華民族早期的朦朧的審美情趣。
原始社會的圖形，以及秦、漢、魏以前的繪畫，從表現方式來看，似乎更多的帶有粗放的、自由的寫意因素。自晉代以后的人物畫，已經開始以一種理性式的嚴謹而工整的作風去替代原始的感性式的粗放而自由的作風，將這種工整式的繪畫即工筆畫推向藝術表現上的高峰，形成了我國繪畫史上一個工筆性繪畫的極其燦爛的時期。宋以后的人物畫，其表現題材逐漸由宗教和宮廷生活走向民間的世俗生活，盡管在感覺上不如唐代的嚴肅宏大，但由于繪畫的視野擴大了，宋代人物畫從總體上看顯得更豐富、生動、親切。一種更自由、奔放、概括、洗練、粗細結合的畫風逐漸形成。這種活潑的繪畫中，很具代表性的是以石恪、梁楷為代表的“簡筆畫”，他們的藝術可能受到唐代張璪、王墨、王維等人的“筆飛墨噴”、“不貴五彩”的水墨山水畫的影響和啟示。傳世的梁楷《潑墨仙人圖》是現代能見到的這種作風的代表作，表現上的成熟度顯示了一個新畫種正在蓬勃發展的生命力，使中國人物畫開始了意筆與工筆并行發展的新階段。wWw.133229.COM
石恪等人探索了人物畫新的審美角度，梁楷則以自己精美而成熟的作品顯示了新風格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以其作品在藝術創造上的分量取得了意筆人物畫在繪畫史上應有的地位。梁楷等人強化了中國繪畫“以形寫神”的特色，進一步進行了“以意寫形”的探求，作品達到了高度的“形神兼備”的境界，使人物畫更多地擺脫了客觀物象的束縛，進而調整了作者主觀與客觀在創作過程中的作用，大膽的以主觀的情感和意愿去提煉、取舍、夸張、想象、改造、強化所描繪的對象。
元、明、清的意筆人物畫一直與工筆畫并行發展，現在所能見到的元代的作品并不多，一般以人工景意、工意相間的作品居多。元代意筆任務畫壇中沒有出類拔萃的像梁楷那樣有創造性的畫家，意筆人物畫至明代，才有了較大的發展，明陳洪綬在人物畫上的創造性更多，他的作品多數是工筆，只畫過少量的工意相間的作品。他師藍瑛，人物畫自成一格：造型古拙，用筆渾厚而含蓄，畫面具有裝飾味。其畫風對清代的意筆人物畫發展影響較大。從現在的眼光看，陳洪綬仍然不失為一位有影響力的畫家。
意筆人物畫至清代，畫家人數頗多，其中因其創造性而影響較大的有“揚州畫派”的一些畫家以及清末的大畫家任頤（伯年）。“揚州畫派”以人物為主的畫家有羅聘、華碞、黃慎、高其佩，以及受他們影響的閩貞等。羅聘、華碞、金農重古樸，高逸、黃慎重倉勁，他們的作品意境和章法一般都奇絕，能突破程式，頗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黃胄在《黃州畫語錄》中評價華碞：“華碞在筆墨有所創新，落筆便有神韻，有清一代大師也”。用筆渾厚，轉折自如，墨色華滋，造型概括而有整體感。
任頤以及任熏、任熊是清末的三位多產的畫家。任頤師任熏、任熊，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是我國封建時代最末的一位在人物畫成就很高的畫家。他還吸取明代陳洪綬古樸的造型方式，用爽利洗練的筆墨，生動多變的章法，給后代留下了近萬張作品。任頤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我國意筆人物畫的主要精神和技法，將意筆人物畫推向又一個高峰。任伯年的人物畫應是三百年來的大家，卻又為不少同道視為民俗畫匠，其實任伯年無論功力、才情皆非常人所及（《黃胄書畫論》）。縱觀我國古代意筆人物畫的歷史，從宋到清，歷時千年，一頭一尾是高峰，中間元代不如明代。我認為就對意筆人物畫發展的貢獻而言，應首推梁楷和任頤。
到了近現代，西方繪畫的引進，西方繪畫的理論對中國的傳統繪畫造型觀表現以人為主要對象的社會關系之間的影響，特別是素描的表現力，當然就為中國畫表現豐富的內容，關系和塑造形象的能力起到很大作用。因而也就為水墨人物發展提供了一條廣泛的途徑，水墨人物今天的面貌，更具體的證明了其為這種文化背景下的結果。
當今的水墨人物從寫實的意義上來說，它的造型已發生很大的改變。水墨更向著人的神采表現，人的精神深層挖掘。并把畫面表現人的精神面貌的力度作為與現實內容完美統一標準去實踐。畢建勛老師在他的《水墨人物畫寫生與創作》（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12）提到從橫向上看，水墨人物畫除了繼承宋以前的“形神兼備”的美學傳統和文人寫意人物畫的筆墨資源外，主要是中西結合的產物，他是文人寫意的筆墨語言和西方的人物畫造型方法及相應的色彩學方法結合的產物。它的畫中積淀不甚豐厚，不像山水畫、花鳥畫那樣大師林立，梁楷、陳洪綬、黃慎、任伯年等寫意人物畫家之后，水墨人物畫從徐悲鴻、蔣兆和、黃胄、方增先、劉文西、盧沉、姚有多、周思聰到1978年中央美院第一節研究生等一批畫家至今，僅僅四五代人而已。經過這幾代人的學理探索和創作積累，水墨人物畫這一畫種已經初具現代形態。它是一個具有悠久的人文傳統而又非常年輕的畫種，一個有待于更加成熟的畫種。
毫無疑問，人物畫是以人物形象為審美主體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來傳遞藝術家對生活、對世界的評價并以之寄托作者的情思和愛憎。但是，對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式傳統繪畫的失落，無疑這是人物畫的內傷。今天，我們把更多的關心給與造型的研究，這就非常必要了。康書增老師認為“把西方嚴謹的造型和中國傳統的精湛，水墨淋漓的筆墨書寫相結合是他對目前創作寫意人物的一種觀點”（筆記于2007-11-22日康老師課堂）。鄧維東老師也認為“寫實是一種技術，寫意是一種升華了的探索，寫意的關鍵是造型”（筆記于鄧老師2007-12-21日課堂）。由此可見，當前更多水墨畫家非常重視“寫實”重視“造型”。當然這種“寫實”已經不是唐宋時寫作實的重復。他除了給予外部的“形”的應有的關切，還要注入更多的畫家個人的性情抒發。
中國寫意人物畫自建國以來，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技術積累，經受西方文明的沖刷，經受了金錢磨盤的碾壓，相信人物畫的輝煌已為期不遠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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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裝飾繪畫屬于繪畫門類的一種，擁有著任何繪畫都有的共同畫面語言元素——點、線、面。點、線、面是畫面中造型的基本元素，具有符號和圖形的特性，體現著各種視覺上的感觀。同時點、線、面又展示著創作者的人文思想與思維方法，并在裝飾畫面中永恒存在著。
裝飾繪畫屬于繪畫門類的一種，與其它的繪畫門類所要表現的意義有著一樣的共同點。同時裝飾繪畫又有其自身的獨特性，通過畫面本身表達作者內心的裝飾情感及思想內涵，并通過多種材料的制作，運用裝飾規律作用于裝飾空間。因為同屬于繪畫藝術的范疇，所以其內容也是用來反映生活中的事物、人文思想、記錄歷史、裝點空間的。本篇著重分析裝飾繪畫畫面中的點、線、面的價值和意義，它們在畫面中相對于色彩而言是永恒存在的，并能夠表達畫面主題的基本語言元素，分析它們的特性可以進一步明確它們在表達畫面主題時的各自差異，同時對于分析創作者的情緒語言也是很有幫助的。
1裝飾繪畫簡介
裝飾繪畫以其特有的裝飾韻味和獨特的藝術語言陶冶著人們的心靈，美化著人們的生活環境，很早就成為了繪畫門類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門類。裝飾繪畫的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的彩陶藝術，以及夏、商、周時期的青銅紋飾，秦漢時期的瓦當和畫像紋樣，漢唐時期絲綢制品上的圖案紋樣，宋明時的瓷器紋樣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以及富有極其濃郁地方特色的民間手工藝。wWW.133229.Com以上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傳統裝飾藝術的強勁生命力和其特有的神韻。已故著名工藝美術家陳之佛先生在他關于裝飾學的手稿中寫到“裝飾可以說是一種思想”，也可以說裝飾繪畫是畫家對自己內心精神世界的表現，與其他門類的繪畫同樣具有其時代的烙印，而點、線、面這三種造型基本元素在畫面里所反映的視覺特征也明顯的帶有歷史時代的氣息，是研究某個歷史時期繪畫作品風格、特征的依據。通過對裝飾畫面中的語言表達因素的研究，對于研究裝飾藝術的發展和造型規律、發掘和整理其規律，是很必要的一個課題。
2點、線、面的特性和功能
點、線、面這三種元素是人類在繪畫發展歷程中運用的永恒語言。抽象派畫家康定斯基在論述點、線、面的特性和功能時說點、線、面是造型藝術表現的最為基礎的語言和單位，它們具有符號和圖形的特性，能表達不同的性格和豐富的內涵，它們抽象的形態賦予了造型藝術的本質及超凡的精神。點、線、面在裝飾繪畫里，不論要表現的主題是具象的還是抽象的或是意象的都是那么的重要，因為它們是視覺元素的一部分，永遠的體現著各種視覺上的感觀。創作者在視覺邏輯美的前提下，可以真實的在畫面上向人們再現具象的畫面，通過發揮聯想和幻想將現實與夢幻，主觀與客觀，真實與虛幻融匯，從而表現抽象的主題。
3點、線、面的情緒特征
正是前面所述的這些，來分析思考這三種元素作為一種媒介傳達的藝術家們的情緒世界及存在的必然。它們的形成是人類主觀要對所處環境，加以主觀記錄或客觀的再現而產生的，是人類生理視覺的需要，也是人類具有抽象思維的一種驗證。
3.1點點，作為繪畫藝術中的最小視覺元素和語言元素，它的產生是必然的。“點”在現代幾何圖形中沒有長、寬、厚，而只有位置。是畫家在創作畫面時，從具象到抽象，從復雜的
視覺世界中提取出來的最為簡單的視覺語言元素。“點”在畫面上的突出抹掉了空間在畫面上的價值，使得空間變的更加意象了。我們欣賞北宋畫家米芾的《蕭湘奇觀圖》，這幅作品完全使用水墨并強化“米點”，不去沉溺于傳統的山水畫的那種用筆墨的勾皴來表現那些樹林、山石，而畫面效果也就有了那些“點”的組合出來的視覺信息，也成就了差異于在此之前的山水畫的特殊的神韻。當我們欣賞米羅的那幅《米羅美術館聽覺室的共鳴板》的同時，發現了“點”的意義被米羅推到了一個及至，米羅要在畫面里所要表現給人們的空間變的更加意象。畫家米芾和米羅，將點、線、面抽象出來直接裝飾他們的情緒世界，哪怕那是具象的感覺，但更多的蘊藏了畫家個人的抽象情緒，而且在努力突出著“點”的韻律組合。他們力求從復雜的具象景物中提取更為簡單抽象的圖形語言因素，是為了更好的表達他們對那些景物的感知，從而讓他們內心的那種情緒感染每一個人的視線，對于畫面來說那不單是一種單純的表達景物，而更多的是一種情緒的升華與滿足，是一種心靈上的裝飾。“點”在裝飾畫面里運用是廣泛的，可以理解為是對畫面的一種說明，“點”沒有本身的長、寬、厚的限制，只有位置的幾何圖形的這種特征，使它對畫面產生的視覺沖擊，對活躍畫面氣氛，平衡畫面組成顯的那么不可或缺。它同時也豐富了畫面的層次，“點”的各種形式的排列可以產生不同肌理效果的“面”，這時點作為裝飾繪畫里略顯單一的表達語言開始活躍起來，這是“點”作為畫面語言出現的一種表現手段，同時也是藝術家的一種思維組合形式的體現，作為裝飾畫面里最小的語言單位它本身就是一種情緒的流露，同時“點”作為一種符號，也就傳達給我們一種獨特的視覺信息，就像一段悅耳樂曲的音符，傳達著一種視覺的慰藉。
3.2線“點”在空間里連續移動所產生的軌跡，使人類在視覺上抽象出“線”的存在。當我們欣賞一幅繪畫作品時，“線”把畫面中停留的那種瞬間的情感連接成一片，使我們的情緒潛移默化的隨之流動著，這種情緒的流動是發自我們內心深處的，相對于這種視覺語言來說，它讓我們感受著畫面里充滿的種種矛盾、聚合與分割。一個“點”任意移動所構成的圖形，可以劃出直線和曲線的痕跡。“線”作為幾何學中的定性，比“點”的表達意象程度豐富的多。在二維的空間里，“線”只有長和寬，沒有厚度的描述著繪畫的主題。畫家把對事物的觀察，通過線條的組織表達畫家的感覺，同時也為觀賞者轉述可視的形象。東方繪畫藝術，尤其是中國畫在線條的運用上，可謂匠心獨具，傳統的中國畫線條很講究線條的本身韻味，畫家把本身的思想與情緒寄托于線條的長短，虛實，抒發著畫家的感性認識。在中國書法和篆刻的藝術世界里，彰顯著線條的恒久魅力，書法和篆刻可以說是把線的表現發揮到了極致，同時線條也把書法和篆刻藝術表現的淋漓盡致。
作為構成書法和篆刻的主要語言元素，藝術家賦予了線條靈性，意象的表達著藝術家的感情歷程，篆刻中所傳達的那種陰陽相生相克的視覺沖擊，被線條分割、連接、融匯的那么自然與完美。對于裝飾繪畫里的線條而言，它是依附于形體之上的，同時線條也會獨立于形體之外，而充分的表達著其自身的形式美。其一，現代裝飾繪畫的線條依靠形體的變形，變形而不破形，筐形而不媚形，變形使得線條顯得不過于呆板而富于變化，同時也產生了線條的自身韻味和裝飾性。例如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婀娜多姿，線條圓潤、流暢，四肢舒展，彩帶似云飄拂。這時的線條在其造型上顯示出了這一時期所獨有的風格樣式。其二，靠線條本身的組織、結構，線條的穿插關系以及虛實濃淡的變化，關鍵在于線條對于形體而言結合的和諧，且富于形式的美感。最重要的是變形后的形體能夠很大程度地表現對象，更能抒發畫家內心的那種裝飾情緒，和追求那種獨到的裝飾性及風格。從古代的地中海地區、埃及、希臘、羅馬等地區的裝飾圖案中可以領略線條在其裝飾圖案中的價值，其中的線條肩負記載歷史、事件等畫面的主題，同時也成為一種視覺符號。
3.3面從客觀的角度來講唯一存在于我們所處環境中的，真實存在的只有我們稱之為“面”的視覺元素。與點、線等造型元素性質相比較，面的能量表現更占優勢，任何點、線的擴展延伸都以面的形態出現，所以面在構成畫面時以較大的形態出現，充分發揮其不同的量感，影響著整個空間的意味。去仔細揣摩克里姆特的作品《吻》，其中在人物服飾的創作上集合構成了大小不等微量元素但規律排列的面，使畫面即充滿節奏又不失圖案的生動變化。面可以分很多種，其中包括虛面和實面，不同的面質給人不同的感受，同時在畫面中創造著不同的空間感觀，反映著創作者不同的情感思緒。在克里姆特的《人生的三個時期中》中，背景應用直線分割，把平板的空間分成上部分黑色平涂，形成實面，而下部分應用了不同肌理處理手法，形成虛面，這種虛實對比打破了背景空間的單調。在背景之間，主題人物之間，以及主題和背景之間應用了不同的實面和虛面構成了不同的亮度層次，形成了豐富的節奏感，同時不同的實面虛面表現的量感各有不同，充分傳達了作者要表達的主題人物和思想。這些作品里所用的面已成為克里姆特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一種媒介，一種比文字更能透析自己心靈的語言，對于畫家那是心靈的表述，對于畫面那是一種裝飾的表達。
4結論
裝飾繪畫作為繪畫的一種，憑借著自身的獨特性，美化環境裝點空間。點、線、面作為裝飾繪畫的基本語言單位，充分發揮著自身的特性、構成的美感，傳達著創作者的審美及情感，而其自身韻味和裝飾性在裝飾繪畫中也充分的體現出來。作為裝飾畫面中基本單位元素——點、線、面將永恒存在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裝飾作品中發揮著他們的價值和意義。
5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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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殿澤.構成藝術[m]遼寧美術出版社，1987:6
3德比奇(法),徐慶平譯.西方藝術史[m].海南出版社，2001:9
4中國美術史及作品鑒賞編寫組.中國美術史及作品鑒賞[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7
美國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page_break]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