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合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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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合作論文范文第1篇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國際經濟合作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兩岸經貿合作 ECFA 貿易關系
一、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分析
（一）ECFA主要內容
ECFA是在2010年6月29日簽署文本及5項附件協議，是目前兩岸簽署規模最大的經貿合作協議，主要涉及早期收獲項目（以下簡稱早收項目）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開放等問題；主要內容包括：一是針對政策方面，逐步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和放寬對涉及行業比較廣的服務貿易的限制；二是針對爭端處理方面，建立適當的爭端解決程序和投資保護機制，完善各種協議，包括貨物、服務等，這些內容爭取在不遲于協議生效后六個月內完成協定，并且在ECFA實施后組建“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為解決實際發生的爭端相關事宜；三是針對協議生效后的事物處理，主要為三步對早收項目建立零關稅政策。
（二）ECFA可能性爭端
ECFA可能性爭端主要表現在企業層面上三個方面：
一準入性：投資門檻降低，主要針對保護當地企業的投資政策的寬松使得外地企業大量進入本地，加大了本地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引發了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投資糾紛，甚至有可能給一些投機取巧的投資者機會進入危險性行業。
二運營性：勞動力供不應求，近年來國家一直出現民工荒現象，薪資待遇和勞動力的付出無法形成一個正常的比例，薪資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不能激起勞工的工作熱情，隨著投資加大，單位用工需求量增加，可是地區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行；
三發展性：投資戰略選擇的差異，不同的行業和領域有著其特定的戰略，企業目標不同的時候戰略的選擇也是不一樣的，企業為避免地區差異歧視，實現本土化的戰略，一般選擇合資的方式，但是合資存在決策高層領導的思想理念差異性，戰略決策自然會不一致，造成企業人員缺乏長期運營的信心，這為后續工作的潛在不確定性糾紛提供了土壤。
二、兩岸貿易關系分析
(一)技術研究投入相對強度比較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一把雙刃劍，提高生產力是經濟社會全力的追求。正確的技術引進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然而技術進步的引進和突破都是隨機產生的，但大部分是針對市場存在的缺陷所做出的決策產物，其目的就是利用技術的改善提高勞動力生產率，而技術的增長與我們人力資本和投入的資源是成一定比例的，受市場的刺激而產生。我們從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兩個方面分析技術研究：
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臺灣在技術研究支出方面遠遠多于內陸，不論是資本投入還是人力資本投入，但是明顯可以看出，內陸在技術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一年高于一年，逐步增長的一個過程，表明我國提高了對第一生產力的重視度。加大技術研究的投入是增強經濟發展的必然步驟，只有發展生產力改善生產關系，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產業結構一是指產業的構成比例二是指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產業結構的替演、轉換是經濟、政治等方面整體作用的結果。兩岸經貿合作是互補的，在追求最大利潤基礎下使生產要素得到最優化的配置，然而生產要素的配置影響著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臺灣產業轉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趨勢截然相反，此消彼長：
圖2-1：大陸和臺灣各產業占GDP比重
數據來源：1996-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
C1：大陸第一產業C2：大陸第二產業C3：大陸第三產業
T1：臺灣第一產業T2：臺灣第二產業T3：臺灣第三產業
從圖中可以看出臺灣的第三產業對于大陸的第三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然而大陸的第一、第二產業相對應于臺灣的一、二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產生這種比較優勢主要是因為兩岸產業結構的比例分布不一致造成的，然而決定產業結構的因素為需求供給、產業效益、經濟發展、產業政策等，臺灣人稠地少，第三產業相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來說不需要過多的土地，根據投入產出的效益的原則，注重第三產業的發展對臺灣而言是最佳的選擇，ECFA的簽訂有效地改變了產業政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兩岸產業間的貿易。
三、ECFA框架下爭端解決的建議
(一)海峽兩岸制定優惠的政策
根據ECFA協議內容，大陸各省應根據自身的產業結構和自然資源優勢，結合自身經濟目標，制定與臺灣貿易的優惠政策引導，與臺灣建立新的經貿合作機遇。針對無害或低害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能源、服務業等產業加大政策扶植，減少稅收壁壘，并且按照兩岸協議中約定，在三年內實現早收清單的商品實施零關稅，在ECFA爭端解決機制應具備的協商優先、制度多元、提高效率、有效執行的四大原則下提出兩岸經貿合作的優惠政策，只有全面有效地執行才能將合作效益提高。
(二)海峽兩岸應針對投資的具體事項和計劃加速展開磋商
ECFA的簽訂降低了投資的不確定風險，在以資本合理流動為導向的投資機制可以使資源整合達到最大生產率的目的，所以兩岸應盡快建立完善的投資保障機制，提高相關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和執行度，逐步減少雙方因政策緊張關系的投資限制，最終實現相互投資的自主便利化。實踐證明，兩岸跨地區的投資是通過建立收購或者并購對方的公司來進行的，跨國公司能夠使得兩地地區的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從而降低了兩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同時使得公司得到規模經濟的發展，但其相對于市場而言，其使得產品多樣化，加大了市場的競爭力度。為加大兩岸投資度，我們應該針對兩岸投資存在的風險給予政策保護，以及投資的硬件環境和其他具體事項展開詳細的計劃和磋商。
(三)兩岸盡快成立經濟合作委員會，加快推動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
ECFA應賦予經濟合作委員會處理貿易爭端的權力，充當一個仲裁機構，若當事方通過協商無法達到最終滿意結果，這時候可以交給經濟委員會去仲裁。同時，經濟委員會應以強化對兩岸企業的知識產權、金融、海關和電子商務等合作相關法律知識的宣傳，從而加強兩岸合作的緊密度。經濟委員會必須做好幾項工作，首先是針對爭端雙方成立工作組，根據ECFA及相關協議的原則進行充分的磋商，并根據磋商結果制定出相應的懲罰措施，但是要注意到時間的限制，不能無限期的拖延，而對于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有嚴格的規定，這是一個兩岸聯合仲裁模式，他們的裁定結果必須得到保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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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合作論文范文第3篇
現今的國際貿易學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辦公室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調整學科專業確定的，屬于應用經濟學，在其《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簡介》中，它同其它9個二級學科同屬應用經濟學，在國際貿易學(020206)中指出：“國際貿易學是研究國家(地區)間商品與勞務交換的理論與方法的學科，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具有很強實踐性特點的學科”。但是，當今世界已經成為現實的生產要素、人員、知識產權交換及國際間的經貿合作，這些比純粹的商品和勞務交換更為重要的內容沒有包括在內。在業務范圍中，指定為：“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貿易實務與管理，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國際貿易組織”。從當今學科發展的實踐來看，它注重了理論與政策，貿易的實務，沒有指出國際經濟合作這個內容極為豐富的領域，業務范圍是比較狹窄的。在指定的博士學位專業課中，指定為“國際貿易理論研究，國際貿易政策研究，跨國公司管理及結合培養方向的其他專業課”；碩士學位專業課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經營管理及結合培養方向的其他專業課”。這些指定，一是籠統，二是國際經濟合作、國際經貿組織、國際金融、國際經貿法規等類重要課程沒有提及。在指出的主要相關學科中，僅列出了“金融學和世界經濟學”。而與之關系極密切的國際經濟法、企業管理、國際關系等沒有提及，比起其他應用經濟學的二級學科來相關學科很單純。
在以上學科研究范圍的指導思想下，很多學校的博士、碩士學位設置的研究范圍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總體上以文字中規定的為主，領域較小，對我國整個對外經濟貿易戰略有重大作用的對外投資(走出去)、利用國際優質資源(引進來)研究較少，偏重于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當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重點院校與研究機構未受影響，影響主要是對一般性大學，它們多局限于以上給出的范圍。實際的對外經貿情況早已突破了上述設置的范圍，研究外資、外經的文章充滿了主要國際貿易學類雜志，但在權威的“指導簡介”中沒有。
更為不可理解的是，在2006年國家社會學科基金申報填表的學科目錄中，在應用經濟學24個二級學科里，竟然沒有了“國際貿易學”這個二級學科的名稱，我們申報表只好填寫成“應用經濟其他學科”，作為全國最權威的管理和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機構，究竟是如何看待這個學科領域及其地位的，我們不得而知。
學科是指學術的分類，即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專業分支。我國國家標準Gff13735-92將學科定義為：“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學科的劃分是遵循知識體系自身的邏輯，它有相對穩定的知識體系，但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一些新的知識也歸于原來的體系，這是任何學科都存在的發展規律。劃分學科的目的，是為了專于學科的邏輯體系進行研究，以求學科有新的發展，水平逐步提高。(1)從國際貿易最初的知識體系來說，就是直接的出口和進口，后來有了國際投資，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二者可以互相替代(Mundel，1957)：貿易障礙會產生資本流動，資本流動障礙會產生貿易，二者具有相互替代性；Bhagwati(1973)：過多的引致投資可能帶來貿易的“悲慘性(貧困化)增長”。Markuson(1983)，Svensson(1984)：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具有互補性，如果貿易和投資之間不合作，則出現相互替代關系，如果相互合作，則是互補關系，商品的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將互相促進。還出現外貿對外資的促進發展(陳澤星等，2005)；相當多的學者都承認了現代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相互滲透發展的現實和趨勢。(2)我國實踐也證明，外資利用大大促進了對外出口和進口。在經濟全球化下，生產要素和人員的跨國流動，跨國投資，它的地位和利益的所得，已經超過了單純的出口和進口，僅以外貿來衡量利益的大小已經不能反映一國得到的外貿實際利益，對外投資和利用外資是對外貿易自然的延伸或替代。
無論任何學科，其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應用，我們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為我國的對外開放總戰略服務，為政府和企業服務。從目前我國主管對外經濟貿易的國家職能部門，也可看出國際貿易學應該研究哪些領域：最高有國務院的經貿委，國家商務部，以下有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商務廳或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在以下是市縣的相應部門。商務部的主要下屬職能機構有近20個，但無論多少，職能業務總體可分為外經貿法規政策部門、進出口管理部門、外商投資管理部門、對外投資或對外經濟合作部門四大類，當然新設立的商務部增加了管理國內市場和商貿一項大內容，傾向于內外貿一體化，這也是個新的研究點。省級商務廳或外經貿廳的主要職能機構有：沒有設商務廳的省暫時不管內貿，其他管理職能部門如同商務部：外經貿法規政策(原政策法規處，現為綜合處)、對外貿易(有貿易發展處、貿易管理處、貿易促進、機電進出口處)、外商投資(外資處、投資促進處、開發區處)、對外經濟合作(外經處、境外處)。對于無形貿易，如旅游、運輸、金融、保險的進出口，則屬于其他政府部門。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貿易學，它應該的研究范圍是很寬泛的。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跨國界的生產要素大規模流動成為必然，載體是跨國企業和人員，因此，對跨國企業和人員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越來越重要了。還有，國際競爭的加劇，多邊貿易體制運轉不好時，次多邊即區域一體化組織，或幾個國家的一體化組織，或雙邊一體化的發展都在涌現，因此，對這方面的研究也應放在一個日益關注的地位。
國際貿易學科研究面較小的另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學校對純理論研究較多，應用性對策研究較少，成果鑒定重期刊發表及檔次，輕政策對策性研究報告，使我們的理論成果與實際需要脫節，失去了研究成果應有的價值，也抑制了研究面的擴大。
此外，學生，甚至我們個別的同行，也把國際貿易學科的研究范圍及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內容理解為僅是國際貿易，或對外貿易。這種對學科和專業的片面或錯誤理解，導致的負面效應是嚴重的。首先，它使我們研究領域局限于狹小的范圍，不利于開拓應有領域或新領域，使研究水平很難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為政府和企業服務。其次，由于這個專業的熱度非凡，我們的學生和其他有關從業人員是社會上人數增長最快和總量居前茅的，但學生如果僅做外貿單證或坐辦公室，跑海關和工商稅務局，這種單一的就業面，現已人滿為患，中專生、高職生、大專生、本科生，同搶一個飯碗，我們的本科生與他們競爭沒有多少優勢。這樣片面的認識會影響我們全方位、多層次外經貿人才的培養，現在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不能簡單地就理解為國際貿易專業，而是一個“大外經貿”專業。
二、國際貿易學科應拓寬的研究領域與方向
(一)拓寬研究領域與方向的指導思想
教育部在《關于做好普通高等學校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工作的若干原則意見》中，對學科專業的改革結構調整提出了原則，如提出：學科專業調整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全局性、戰略性調整”，“要以主動適應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人才市場需求和提高國際競爭能力的需要為出發點，以發展高新技術類學科和應用型學科專業為重點”；“……優先發展適應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貿易等類本科專業”；“大力開展與地方經濟建設緊密結合的應用型專業”；“鼓勵高等學校積極探索建立交叉學科專業，探索人才培養模式的多樣化的新機制”我們應根據以此指導思想并結合外經貿發展的實際和未來的趨勢，拓寬研究領域與方向。
(二)學科研究總體要增加的內容
在對學科研究規律內容的界定中，應增加“生產要素跨境流動與交換”，以補充原來僅有的“商品和勞務交換”，體現當今經濟國際化深入發展的現實和趨勢。強調應用性、對策性，體現學科特點。在主要相關學科中，除原來列出的“金融學、世界經濟”外，應增加“國際法學、國際關系、企業管理”等幾個重要相關學科，體現與它的知識體系相關的重要學科。
(三)從整個再生產納入全球的現實來考慮國際貿易或對外貿易
我們要從經濟全球化，生產貿易國際化來看學科的研究領域。對外貿易或國際貿易，它與生產前、生產中、生產后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過程，利益的分配也不局限于哪一個階段。我們可以從國際化生產的整個再生產過程的三大階段來看：
G--W...P...W’---G’
傳統的出口貿易是僅在W’--G’間，純粹用的是本國的原材料加工生產出口，也叫一般貿易。
傳統的進口貿易是G--W，從國外進口來直接消費。
加工貿易，外商用進口的原材料加工出口，則是G--W...P…W’---G’。
如果是在境外國外利用當地原材料生產并就地銷售，則是W…P...W’--G’。
這幾種方式，都是與貿易有關的，包括了直接出口(傳統出口，或自己進料加工出口)；直接進口(傳統進口)；間接出口(來料、來樣加工出口，外商要扣除進料外匯)；間接出口和進口(跨國企業利用母國的設備、東道國的原材料、人力加工生產后在東道國當地銷售，或轉銷其他國家，或產品返銷母國)。
以上表面上是進口與出口，實際上是利用外資來加工生產再出口；對外投資進行生產在東道國銷售或轉銷他國或返銷母國。這就是現資、加工、生產、貿易的復雜關系。
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說，直接進出口，也就是傳統的外貿，這是第一層次的外貿，也是狹義的外貿；第二層次的外貿，是利用外資加工生產后的外貿和國內貿易；第三層次的外貿是到境外國外投資利用當地資源進行生產后的出口(產品到東道國或其他國家)或返銷母國的進口。從利益上講，第三層次的外貿綜合利益最大。所以，僅以簡單的出口和進口來看國際貿易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看到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都是與貿易直接有關的且利益更大。
以上是國際貿易學最核心的內容，可概括為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對外投資，簡言之，即外貿、外資、外經三大領域，我國管理外經貿的政府機構，主要是圍繞這三大領域設置的。
(四)從與對外貿易或國際貿易的知識與理論體系及其相關性來分類細化研究領域與方向
以下研究領域大都出現于外經貿實踐中，但從全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來看，研究領域總體較小，有的研究雖然有，但不深入，有的沒有開拓和創立，應拓展領域和方向。這里并非要每個學校都要面面俱到，而是指全國應有如下研究：
(1)國際貿易理論研究：從古典到當代，各種理論與學說，這是最基本的重點的研究領域，要開拓新方向；(2)國際貿易實務研究：國際經貿慣例、貿易合同、爭議與仲裁、物流、運輸與保險、信用證等單證運用、商務談判等，要深入研究，開創新的方向；(3)國際經濟貿易組織研究：WTO規則，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協議，原料生產與輸出國組織規則，聯合國經濟貿易組織規則，雙邊經濟貿易合作組與協議；(4)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研究：多邊經濟貿易關系、區域和次多邊經濟貿易關系、雙邊貿易關系，要深入或開創研究新方向；(5)國際貿易法規政策研究：國際經濟貿易法，國內對外經濟貿易法規，各國政策，要開創新研究點；(6)貨物貿易研究：機電產品、紡織品與服裝類、農林漁水產品貿易研究、原料與資源產品貿易研究，要深入研究或開拓新研究方向；(7)服務貿易研究：金融、電信、運輸與保險、旅游、會展等研究，領域大，行業多，在不斷擴展，地位日漸重要，是重點開拓研究的領域；(8)對外直接投資研究：“走出去”戰略與政策，投資方式、投資環境等，這是現在和未來都要大力進行并開拓的，是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重點領域；(9)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研究：“引進來”戰略，產業政策，招商引資環境、方式，開發區，跨國公司研究，與上面都屬國際投資的內容，研究理論多，形式及內容更多，要深入研究，以外資促進外貿；(10)國際工程承包研究：國際承包市場，招標投標，競爭能力等，要深入研究，開創研究新方向，是貿易增長方式的重要方面；(u)勞務輸出與自然人流動研究：這是現在和未來要大力拓展研究的領域，是我國服務貿易增長的重點項目，可部分解決我國剩余勞動力，是增強服務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7)、(10)、(11)，是我國重點開拓的貿易增長新領域，必須加強研究；(12)國際市場營銷研究：市場預測分析，營銷策略與手段，開拓的新領域；(13)國際金融研究：國際金融市場，貿易融資，國際貨幣體制及人民幣匯率，我國資本與金融項目開放與運作，要結合外經貿深入研究；(14)貿易方式研究：、經銷、加工、補償貿易、租賃貿易、采購、期貨貿易及電子商務等，要大力開拓、開創研究；(15)國際企業管理：跨國經營與管理，要重點開拓研究，為“走出去”服務；(16)貿易摩擦與應對研究：問題層出不窮，要深入進行研究。
三、國際貿易學科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換名或同名及可否上升為一級學科問題
從以上國際貿易學需要研究的領域和方向看，它涵蓋的內容很多，但從字面意思上看，它沒有包涵這些內容，與實際要求的內容差別太大。更重要的是用“國際貿易”這個學科名，容易使人們對它產生狹義的或錯誤的理解，這種理解，不是少數人，甚至包括了實際在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我們在畢業論文封面上寫學科與專業名稱時，不只是學生寫錯，而且相當部分老師也是模糊的，其他專業的人，就更不用說是片面理解和錯誤理解了。這種誤解，對學科研究與專業的建設都是極為不利的。為此，不如將學科名稱與專業名稱互相替換，學科名稱定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名稱定為“國際貿易”。但從“大貿易”或“大經貿”看，專業名和學科名都定為“國際經濟與貿易”更好一些。
國際經濟合作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簡稱APEC）自1989年誕生以來的發展歷程，不僅其成員數量、組織結構、合作機制、議事范圍以及作用與影響力都有了重大的擴展、變化和發展，而且其政治經濟影響與政治經濟色彩也日益凸顯和濃厚。主要表現于維護亞太區域政治安全形勢和秩序、協調實現各成員利益和地緣戰略手段。
首先，APEC的誕生，就是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與區域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變化的反應和結果。二戰結束以后，美國確立了在全球（包括亞太）經濟的主導地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東亞地區開始形成日本--四小龍--東盟相互間的區域產業分工結構，七十年代末中國也開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體經濟體系，而地處大洋洲的澳新也開始把經濟聯系的中心移向東亞。但是直到冷戰的結束，才“把亞太地區分割開來的''''柏林墻''''最后推倒了，亞太作為一個經濟區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從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說是冷戰結束的一種積極反應。”[2]
其次，APEC的發展特別是重要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使得APEC在建設和維護戰略地緣具有多樣性的、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經濟平臺作用。1991年11月中國以國家身份、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以地區經濟體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這“標志著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魯與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響力擴展到南美洲地區，更增加了APEC的多樣性；特別是1998年俄羅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歐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這意味著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由中、美、日、俄組成的''''G4''''：四大國利用這個場所不僅可以進一步加深經濟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過雙邊會談，還可以就國際形勢進行定期磋商，并作為探索建立冷戰后新的國際體系的場所而發揮作用。”[4]因此，重要成員國的加入，更加突現了APEC在建構與維護和平穩定的亞太區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經濟和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第三、APEC的誕生和發展體現了各主要成員政治經濟地緣戰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員政治經濟地緣戰略互動的結果。就澳大利亞來說，一方面可以通過APEC積極改善和加強與東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的關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來協調東亞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更好地實現其“融入亞洲”的外交戰略目標。對日本來說，一方面APEC的成立與發展可以為其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和構筑新的區域秩序提供一個重要的平臺；另一方面“通過以APEC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動，為日本參與解決太平洋兩岸的分歧與沖突，充當東西方橋梁作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5]從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實現政治大國和主導區域秩序建構等戰略目標。對美國來說，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圈，既能主導和密切區域內的經濟合作與聯系，又可以此為更大依托而推動全球性的經濟合作和抗衡其他區域的經濟合作；另一方面推動APEC的發展，可以使其成為美國實現亞太戰略的一種重要手段和途徑。對東盟來說，其成員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應充當重要角色：通過自己小國外交的獨特魅力，在APEC的運作方式、發展進程等領域發揮重大作用，以小圈（東盟自由貿易區）推動大圈（APEC），爭取參與主導APEC的進程，使APEC成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國關系的一個重要機制，從而維護和發展有利于東盟政治經濟建設的亞太區域秩序。對中國來說，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動平臺，為中國進一步搞好睦鄰友好關系以及改善和發展中美、中日等大國間政治經濟關系服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參與相關活動來推動APEC的發展進程，在重大問題上發揮中國的優勢或施加獨特的影響，既有利于各成員增加對中國的理解并形成相關的共識，又有利于為中國國內經濟建設與政治改革的順利進行創設和發展一個和平穩定的區域政治經濟秩序。對俄羅斯來說，借助APEC，并納入其亞太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國互動關系中發揮獨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環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來自北約東擴造成的壓力。[6]對臺灣來說，“參與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亞太地區民主發展的前驅、自由市場的忠實擁護者以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經濟體等因素，通過參與亞太地區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社會活動，加強與亞太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塑造臺灣的''''國家''''形象，以增強其國際地位。”[7]
結束語
APEC的成立、運轉和發展既依賴于全體成員的積極參與、協調一致和承諾落實，同時又需要一個好的綜合環境：成員個體內部良好的政治經濟形勢、整個區域良好而穩定的經濟形勢、主要成員（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成員）能夠起帶頭作用以及各成員間穩定的政治關系。總之，APEC的政治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客觀上或間接或直接地有利于維護亞太區域政治安全秩序，因而有力地促進了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以及APEC本身的不斷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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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合作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 交通 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 發展 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