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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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我國文化部分別于2006年、2008年以及2011年確定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1000多項。通過對國家級各類非遺名錄的研究分析得知非遺名稱通常具有兩個明顯特點：非遺名稱中包含人名、地名、民族名等專有名詞；非遺名稱中包含中國文化特色詞語。例如，牛郎織女傳說、梁祝傳說、魯班傳說、屈原傳說、傳說、莊子傳說、觀音傳說等名稱中包含人名；安塞腰鼓、臨夏磚雕、青田石雕、西安鼓樂、紹興釀酒技藝、景德鎮手工制作技藝、紫陽民歌、北京評書等名稱中包含地名；傣劇、壯劇、藏戲、布依戲、侗戲、回族民間樂器、滿族民間故事、瑤族民歌、土家年、滿族刺繡等名稱中包含少數民族名稱；琵琶藝術、古箏藝術、笙管樂、山東梆子、少林功夫、蒙古族呼麥、南音、秧歌、太極拳、那達慕等名稱或包含或直接為中國文化特色詞語。商洛市非遺是我國非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其名稱具有我國非遺名稱的普遍性特點；但同時，由于受到地域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它也具有自身的特點。
（一）商洛市非遺名稱具有規律性
商洛市各級各類的非遺名稱構成具有規律性，大部分非遺名稱由地名+屬名組成。例如商洛花鼓、商洛民歌、商洛道情、鎮安花鼓、鎮安漢劇、鎮安臘肉、鎮安泥塑、鎮安紙扎、鎮安嗩吶、洛南木偶、洛南麥稈畫、洛南剪紙、洛南包谷酒、洛南砂鍋、洛源豆腐干、商南香包、商南草鞋、商南火紙、山陽情歌、山陽民間故事、山陽婚俗、山陽酒話、山陽粉條、山陽孝歌、漫川菜肴、柞水漁鼓、商州燈彩、商州面花、商州刺繡、商州土布、黑龍口豆腐干、丹鳳石刻工藝、丹鳳民間歌謠、丹鳳二黃、丹鳳手工豆腐、丹鳳草編等非遺名稱的前半部分表明非遺項目產生的地方，后半部分表明其屬性或類別。翻譯此類非遺名稱時，地名一般采用音譯的方法，屬名可根據其特點選用具體的翻譯方法。
（二）商洛市非遺名稱中包含地域文化特色詞語
非遺名稱中經常出現中國文化特色詞語。這些詞語為中國文化所特有，具有獨特的文化信息內涵，因此翻譯時很難在另一種語言中找恰當的對等表達[5]。例如，上述國家級非遺項目名稱中的“琵琶”“古琴”“笙”“梆子”“功夫”“呼麥”“南音”“秧歌”“太極拳”“那達慕”等詞語都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都屬于中國文化特色詞語。商洛非遺名稱中有大量的地域文化特色詞，如“商洛花鼓”中的“花鼓”，“洛南靜板書”中的“靜板書”，“商洛道情”中的“道情”“，商州狗娃咪”中的“狗娃咪”“，洛源糍粑”中的“糍粑”“，鳳鎮高蹺”中的“高蹺”“，柞水漁鼓”中的“漁鼓”“，洛南嗩吶”中的“嗩吶”“，丹鳳二黃”中的“二黃”，“丹鳳高臺芯子”中的“高臺芯子”，“鎮安紙扎”中的“紙扎”，“商南火紙”中的“火紙”“，商南試馬社火”中的“社火”等詞語都為地域文化特色詞語。該類詞語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和獨特的文化內涵，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語，因而形成了翻譯的難點。
二、歸化、異化理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英譯
根據英國《翻譯學詞典》的定義，歸化指譯者在翻譯中采用透明的、流暢的語言風格以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譯策略；異化指譯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陌生感，打破目的語語言常規的翻譯策略[6]。歸化、異化理論來源于德國思想家施萊爾馬赫。1813年，他在演講“論翻譯的方法”中指出翻譯無非兩種方法：譯者盡量不打擾讀者而讓作者靠近讀者；譯者盡量不打攪原作者而讓讀者靠近作者[7]。美籍翻譯理論家韋努蒂于1995年在《譯者的隱身》一書中正式提出歸化與異化的概念。韋努蒂認為：歸化主張將目的語讀者放在首位，譯者應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文化習慣，對原文采用同化手段，使譯文符合目的語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念、政治需求、社會規范等；異化主張將源語文化放在首位，翻譯的目的在于讓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譯者應在遵守源語文化、語言習慣的基礎上翻譯[8]。異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文化自戀、文化移植、民族優越感、帝國主義以及種族主義，可以豐富目的語文化與語言，可以推動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有利于建構民主的地緣政治關系[7]20。如上所述，非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與文化特征。非遺英譯的目的在于讓中國文化走出去，讓西方國家了解中國文化，從而達到世界文化多元互補，和諧共進的格局。在非遺的英譯過程中，譯者應遵循“”的原則，避免用西方國家的文化、語言與意識形態替換、改寫中國文化，抹煞中國文化的特質，模糊中國文化身份。譯者應尊重、保留中國非遺中所蘊涵的文化信息，語言特色[9]，應在保證譯文可讀性的前提下盡量保持其異國情調，從而激發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好奇心，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實現不同文化間的平等對話。然而，由于非遺名稱中包含很多專有名詞與中國文化特色詞，因而一味地追求語言上的異化會導致譯文的晦澀難懂，導致目的語讀者無法理解原文或失去閱讀興趣，使得中國文化精髓無法在國外傳播。因而，在中國非遺英譯的過程中，譯者應巧妙的運用異化與歸化的策略，盡量做到文化層面的異化與語言層面的歸化相結合[10]。
三、歸化、異化視角下商洛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稱的英譯方法
商洛市非遺名稱包含大量地名以及具有鮮明文化特色的詞語，為了最大范圍保留非遺名稱所蘊涵的文化特色，譯者可在異化策略的指導下采用音譯兼直譯或音譯兼注釋的翻譯方法。
（一）音譯加直譯
音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詞語用另一種語言中與其發音相同或相似的語音表示出來的翻譯方法，音譯通常用于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以及民族特色詞語的翻譯[11]。直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意義與語言形式，保留源語的異質特點，激發目的語讀者的探索異域文化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因此為非遺名稱英譯的首選辦法。商洛市絕大多數非遺名稱由地名+屬名組成，地名可采取音譯的方法，大部分屬名可采取直譯的方法[12]。
（二）音譯加注釋
非遺名稱中包含一定數量的文化特色詞語，這些詞語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語來表達。在翻譯此類詞語時，譯者可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例如，國家級非遺項目“商洛花鼓”中“花鼓”是戲曲的名稱。通過研究有關商洛花鼓起源、發展歷史的資料得知：“花鼓”一詞與“花”并無聯系；“鼓”源于“鑼鼓為該戲曲的主要伴奏樂器”。商洛花鼓融合了商洛本土的山歌、小調，兼收渭南、華陰秧歌、迷糊小調。由此可見，“商洛花鼓”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按照字面意思翻譯不能準確的表達其文化內涵，因此可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譯為再如，市級非遺“洛南嗩吶”中的“嗩吶”為中國文化特色詞語，英語國家沒有與此完全對應的表演形式，因此可音譯為但單純的音譯不易被目的語讀者理解，故可加上表示類別或屬性的詞語“music”，該非遺名稱可譯為。另外“，商洛道情”“洛南靜板書”“劉秀的傳說”“丹鳳曲劇”“丹鳳二黃”“丹鳳社火”“商南火紙”“柞水漁鼓”“洋芋糍粑”等非遺名稱都可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譯文分別為
（三）意譯
在商洛非遺名稱中，部分非遺名稱中的屬名不能采取直譯或音譯的方法。這時，譯者可在歸化策略的指導下采用意譯的翻譯方法。例如，在翻譯鎮安縣非遺名稱“鎮安紙扎”時，直譯或音譯的方法不能清晰地傳達“紙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不能凸顯該非遺項目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即“紙扎是用彩紙、竹篾等材料手工做成的祈福、祭祀用品[1]268。因此，譯者可將其意譯為“耍燈”是春節、元宵節期間流傳在山陽縣城鄉的民俗文化活動，人們以該活動的形式，祈福祛邪，慶祝新年。。另外，“山陽三弦彈唱”“山陽粉條”“鎮安跑驢”等非遺名稱都可采用意譯的方法，其譯文分別為-以及在翻譯非遺名稱時，譯者不能盲目地照搬非遺名稱的字面意思，使譯文陷入“死譯”的絕境。譯者首先應全面了解、深刻把握非遺名稱所包含的信息與文化內涵；然后采用恰當的翻譯策略與方法，盡量使得譯名能夠凝練非遺項目蘊含的重要信息，體現其文化內涵。
四、結語
非遺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觀念的影響，消費異化現象正在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異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費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心態。消費異化為畸形、非理性消費行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費文化又助長了消費異化的泛濫。解讀消費異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對倡導推進健康向上的消費理念有積極意義。同時，開展對屬于陋俗的消費文化、理念、行為的批判，有助于人們對消費意義的認知。全方位認知消費異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國情、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是抵制消費異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認為，消費異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進人消費時代的伴生物。所謂“消費異化”是指消費超越了自身的內涵，使人的消費價值目標發生偏離，導致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扭曲，消費的原始、本真意義發生了改變。這種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本來意義上的消費是對使用價值的消費，其目的是對需要的滿足，這是正常消費。異化消費則是使消費與‘需要’、‘使用價值’相背離，過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費，造成巨大的浪費，這是不合理的消費。“人們的消費就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對商品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即成了一種異化消費。論及消費異化及其種種表現，可謂涉及諸多領域，俯拾即是。擇其要者，僅從以下兩個側面略作說明。
其一，符號化的扭曲與曲解。消費或消費行為“符號化”是指人們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滿足于各種消費品一般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具體需求以外的某些符號表征。“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的服務和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閉現代社會，商品(包括各種服務)越來越多地帶有符號意義與特征，符號已成為商品的另外一種價值。然而，符號畢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屬性，也不應淹沒商品最基本的屬性。一段時間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過分看重消費品的符號意義，過分追求符號的外延意義，使符號意義發生扭曲，消費行為、觀念發生了異化。一些人的消費目的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欲望”。其中有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時尚”，還談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費過程中追求各種名目的名牌、高檔消費品，目的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費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標識，并不考慮消費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否相符。對于豪華、奢侈的追求徹底消解了消費品最基本的屬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煙，開哪國生產的高檔名車，穿哪個名牌的時裝成為這些人的消費追求;于是，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應運而生地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天價”消費品:“天價年夜飯”、“天價香煙”、“天價豪宅”……。雖然他們只是人群中的少數或極少數，但所造成的“負激勵”效應卻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屬于富豪、大款階層的、對消費和商品符號化情有獨鐘消費者。這些人的收人顯然無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論，但對符號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顯示身份、地位，照顧“門面”，滿足虛榮心。于是，收人并不豐厚的“白領”吃住高檔，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費，成為生活水平的虛假符號。超前消費導致了少數人“花明天的錢，今天盡情享樂”的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學者指出，高消費“為消費異化提供了溫床”閉。無論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這種過度符號化的異化消費都是非理性消費，應當予以批判。
消費符號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異化了消費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費行為的異化，但實際上是價值觀念的扭曲，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所謂，卜經濟”效應，遠遠超出消費領域或經濟領域。其中，消費文化的導向作用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勢頭。整個消費過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號的左右，人與商品的關系也發生了異化。針對符號及其消費意義的逐步增多，許多時候物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的現實，有學者指出:“符號消費的實質在于社會身份的建構”。人們購買消費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趕潮流、領略時尚、炫耀財富與富有等等與真正的商品屬性毫不相關的欲望—“符號欲”。此間，人是否“在場”取決于商品的符號“價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號價值，人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變成了欲望和著迷的對象，炫耀性消費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有些商品會得到人們的偏愛，而這些問題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無法解釋的。的確，根據生產決定消費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對符號消費的“執著”。也許我們只能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剖析。因為“人的符號活動的實現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據此，有理由認為，消費文化的“異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費消費。某種意義上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符號化性質，與消費符號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費消費不僅是消費符號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凸顯浪費特征，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滲透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謂浪費消費顧名思義，消費本身即是浪費，絲毫不顧及節約理念的存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國人送葬時的花圈開銷。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為死者送葬燒掉的花圈價值竟然高達13.3億人民幣!無論出于何種需求目的，滿足什么類型的消費需求，每年白白燒掉十幾億元人民幣的紙張，對于一個人均資源非常不富裕的國度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本是一個有著勤儉持家，厲行節約節約濃厚傳統的國度，但由于消費主義以及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優良傳統正在被人淡漠，各種消費中的浪費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時下的國人，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大都市市民;無論是大款巨富，還是貧困人群，均對青年人的婚姻開銷表現出非常高的積極性和熱情。從嫁妝購置，到大擺婚宴，場面與鋪張一直呈上漲勢頭。各種花費，數量巨大，其中不乏有無謂的、屬于浪費性質的支出。當下青年人結婚上的花銷和“大方”的心態，窮人和富人并無本質差異，可謂“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窮人有窮人的浪費”。人們在分析國人在婚喪上花銷的浪費原因時，大多強調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實際的攀比之風的確助長了消費浪費風氣的蔓延。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更深層次剖析，不難發現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的異化，背離了消費行為、消費模式最基本的準則:合理、正當、健康。
涉及國人消費行為中的浪費問題，除了前面列舉的兩個典型事例外，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盡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來:餐桌上的浪費、一次性用品的泛濫成災、名目繁雜的“豪華包裝”等等。國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不舍為天文數字，“豪華包裝”的資源浪費同樣驚人，媒體屢屢予以尖銳批評，依然有禁難止。無疑，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異化，堪稱日常生活消費中另一種特殊“符號消費”。消費異化的大行其道與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有直接關系。但剖析各種非理性消費，又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必須承認，我們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費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無意之中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背景下的消費異化。顯然，由于消費異化種種負面效應，致使消費異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情況下，浪費消費、消費異化在現實生活中助長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費異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兩者可謂“相得益彰”。過分追逐符號化、浪費鋪張是消費異化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凸顯著非理性消費的特征。針對五花八門的浪費，有人建議出臺《反浪費法》。誠然，依法治理浪費有可取之處，但對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的治理完全“依法辦事”可操作性并不強。因為消費畢竟是個人權利，在權利本位社會里，抵制消費異化主要還應來自道德、文化層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徹底改變、扭轉消費異化，但健康的消費文化對于倡導理性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節約消費，自覺抵制消費異化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
關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等，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主要側重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筆者認為，應側重文化批判的視角認識消費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異化現象是必要的。如何營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文化和文化氛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側重如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與批判的文化。所謂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對各種直接影響人們消費心理、價值觀的陋俗文化進行批判(并非對整個消費文化進行批判)，還應對伴隨消費主義進人本土時挾帶的種種消極的價值觀和消費理念予以批判，如與異化消費密切相關的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的批判等。這里所說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構新型消費文化過程中，刻意培養消費者對本土陋俗文化、外來消極文化認知的自覺，使廣大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能夠對消費異化有本質的認識，進而強化對消費異化的抵抗力。當然，批判的目的不僅僅限于顛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構。我們確實需要建構新型的消費文化，一方面通過新型的消費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則通過新型消費文化的建構，實現文化批判的目標。批判消費異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首先應在理論上對消費意義予以認知。必須告知國人，什么樣的消費理念、行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們倡導推行的。一般來說，消費的第一推動力是需求，即消費是由需求決定的。消費者消費各種消費品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費異化消解了消費品的自然屬性、物理屬性，突出、追求的是符號價值，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異化。因此，展開對消費異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關注消費倫理。根據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理論可知，消費具有倫理性，是一種倫理現象。因此，消費必須遵守相關倫理的約束。今天的消費倫理應側重兩方面內涵: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的理念，并使之成為消費理念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續發展、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積極提倡可持續消費。消費理應恪守相應的倫理準則種種帶有“透支”性質的各種消費，既是消費的異化，也有違于合理的、適度的消費原則。“適度消費的精髓是節約。崇尚節儉的消費是自古以來的美德，即使在物質生活富足的今天也還是一種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們主張節約，決不是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對人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為了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使人、社會與自然能夠和諧發展，而這正是為了使人們更幸福的生活。
針對消費異化、符號化，除了應當大力倡導合理消費之外，還應經常告誡國人，能夠揮灑自如消費的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應選擇適度消費，“適度消費就是在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在不降低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消費不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與個人生理的承載能力，消費水平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費和避免超前消費。時下某些人的消費行為與國家倡導的節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與收人、國情形成了悖論:一方面，我們承認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對各種高檔奢侈品的消費比之發達國家并不遜色;一方面存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拉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對商品符號和意義的狂熱追求;一方面，我們認同資源并不富足的現實，另一方面，消費資源消費的大手大腳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所謂消費的“個性化”，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稱……。這些悖論說明了消費倫理的缺失(有人稱之為失范)，有必要針對消費異化、浪費消費重塑新型的消費倫理觀念。
第三，倡導理性的消費價值觀與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費價值觀?我們認為，核心內容應是適度消費，對各種消費有一種“量力而行”的自覺，能夠認知消費品的物的屬性和符號之間的關系，不為符號所左右，符號不會是消費價值的全部。消費只是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對消費有正確認知。物質消費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也具備激發人們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費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費異化為對物質、消費品占有的無限沖動，并形成了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多的消費品，縱情享樂的循環圈。這些現象與商品、消費的泛化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價值觀念絕無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費異化，一覽無遺地表現為消費者對物質財富的極度追求，必然導致物欲泛濫，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隨之泛濫，各種腐朽、沒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對人們精神生活的負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費異化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思想、精神也隨之發生異化。“人們在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和快樂的同時，卻淪為了消費的奴隸，人們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進而導致精神家園的失落”。“費異化使人越來越與自身的本質相異，喪失著美好、素樸的‘精神家園’。事實證明，異化消費、過度消費、把消費視為生活終極目的的行為模式并不能夠給人增加幸福感，無法體驗精神生活的神圣與崇高，大多僅僅局限于物欲消費的滿足，人淪落為物、享樂的附屬物。主體性在物質消費、符號消費、追逐富足中悄然淪落，滿足各種欲望的多重選擇與精神家園逐步缺失并存，消費異化支配下的人勢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識無從談起。故此，建構新型消費理念、消費價值觀不僅是對消費異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們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消費社會的現實不可回避，批判消費異化，建構新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則是國人不能繞過的思想歷程。
第四，正確的輿論和媒體導向必不可少。消費主義以及消費異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體的導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現代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結緣，不斷推出各種感性“情調”、時尚，使消費異化具備了社會化特征。商家通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大眾傳媒，無孔不人地進行“狂轟濫炸”式廣告宣傳，喋喋不休地(潛移默化地或公開地)引導人們、鼓勵人們進行消費，“各種傳媒鋪天蓋地地沖擊和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于人。”圖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噪與消費主義一起成為消費異化的得力“幫兇”，迎合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念，助長了消費異化之風，消解了健康的消費文化。充斥各種媒體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購物的享樂等內容傾向，直接加劇了消費異化的勢頭。因此，建構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媒體、宣傳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費主義濫筋于美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這種觀念、理念進人中國后，應當審慎考量之處為應看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念等不可以全盤移植西方國家的模式一樣，對待起源西方的消費主義我們也應謹慎對待，冷靜分析。對此，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非遺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他們在行為、言論、思想上都追求標新立異、獨樹一幟，認為保持一致、順其自然是個體人格喪失的表現。(五)人際關系的差異———仁義對人與利益為上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根據儒家的原則，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社會關系非常重要。中國人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注重情義，輕視物質利益。在這種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這種現象致使中國人把人們之間的交情或友誼看成是最重要的，為了友誼而犧牲物質財富也是理所當然的。美國文化主要承襲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級觀念淡薄。美國人主張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追求人人平等和個體的優先地位。與中國人的重情重義不同，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強調個人潛力的發揮、個人目標的實現及個人利益的追求［3］。由于強調外在的、個人的、權利的、功利的東西并且崇尚競爭的個人主義，美國人在爭取個人利益和福利時會采取主動的方式，與人打交道時十分直接，人與人之間多為互利關系，人情較為淡漠。由中美文化心理差異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尊崇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性本善的人性論，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主張過去價值取向，具有追求穩定的民族性格;美國的文化則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觀，性本惡的人性論，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主張未來價值取向，具有喜愛冒險、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而文化又是影響消費者行為最持久、最廣泛和最深入的環境因素。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作為文化內核的價值觀、信念等將長久地影響著本文化群體成員的態度和行為［4］。因此，同一國家的消費者在消費需要、消費對象、消費決策、消費時機等方面會表現出共性，而不同國家的消費行為模式則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
中美消費行為的差異及其原因分析
文化中的各個要素，影響消費者的觀念，進而影響到消費者的行為。中美文化之間的差異，造成了中美兩國消費者消費行為的差異。(一)消費需要的差異消費是由人的需要推動的，是人的需要的一種主觀的選擇形態和特定的滿足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美消費者對消費需要的態度是不同的。幾千年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求穩”的文化心理，“無債一身輕”的觀念根深蒂固，使得中國人在消費過程中竭盡全力回避競爭和沖突。所以，在生活消費方面就會有所節制，中國人有節約的美德，不會盲目消費，每個家庭收入再少也要存點錢。同時，在傳統的宗法觀念和知恩圖報觀念的影響下，“人情”消費也就成為一種突出的消費行為特征。在美國，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在美國人的觀念中，消費是創造財富，掙錢是為了花錢，有錢就花是與創造財富聯系在一起的，而留遺產是不為上帝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們認為人生要付出，付出就該享受，年輕時借款買房消費，退休后將房抵押給銀行“倒按揭消費”，付出與收入均等，無須以積累防患于未來［5］。因此，美國人從來不壓抑自己，他們崇尚及時享樂，強調實用主義，希望商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消費需要來生產產品，他們的消費行為都與自己的需要息息相關，不存在所謂的“人情”消費。(二)消費對象的差異中國文化在價值取向方面呈現出一種重群體輕個人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主要是以群體取向為基礎的。群體取向的價值觀體現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一個家庭看做一個整體，在消費時從整個家庭進行全面考慮，注重產品對于維持家庭正常穩定運作的作用，每個人的消費行為，往往與整個家庭緊密聯系在一起，每個家庭成員不僅要考慮自己的需要，更要考慮到整個家庭的需要，對整個家庭都有用的商品往往會比對一兩個家庭成員有用的商品更容易被選擇，在作決定時也要求全家人一致同意;另一方面，體現為中國人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和親慈子孝的心理，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更是為了子女的前途不惜傾囊投資。因此，在消費對象的選擇上，中國人所作出的決定往往綜合考慮老人和孩子的需要，特別注重是否有利于孩子的發展。在美國，清教主義的文化價值核心是強調通過個人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價值。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響，美國人認為每個人均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有什么需要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而不是寄期望于父母和任何外部力量。由于強調個體的自由和獨立，美國人的消費也往往只考慮自己的需要。在消費對象的選擇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個人的消費行為也比較注重商品對自己的用處，而不是對整個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員的有用性。(三)消費品牌選擇的差異一個人的文化價值觀會影響他的生活方式、社交活動等。這些因素又必然會進一步影響他所青睞的品牌和對品牌的選擇。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不僅把“安居樂業”當做永恒的幸福，而且認為“安居樂業”能促進國家的穩定和進步。所以，中國人在消費品牌的選擇上傾向于選擇一些常用的、多數人使用的、長輩們也用的商品，對新奇的高科技產品或新型產業大多抱有懷疑否定的態度。美國人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觀和性本惡的人性論，在價值取向上主張未來取向。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生活就是一場追求成功的競賽，均等就意味著人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參與這場競賽并取得勝利。為了獲得成功，美國人講求競爭，追求創新，很少循規蹈矩。這種追求冒險、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引發了對新奇事物的消費投資傾向。美國人對一些新奇的、富有創意的品牌更為青睞。(四)購買決策的差異中國文化強調集體意識，要求個人服從整體。美國強調個人主義，注重個人權益。這一文化差異在消費者購買決策中具有多重體現。在購買決策方式上，中國人往往以集體為單位進行決策，如家庭成員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起來由一名“當家人”統籌安排，在具體購買特別是單筆支出較大的購買決策中，還需要家庭成員的集體討論。而美國人在購買決策上通常由自己做主，有自主生活能力的成年人一般都對自己的財產具有獨立的支配權，無論購買什么，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就可以自己決定。在購買決策的最后確定上，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存天理，滅人欲”的理性有限價值原則，在家庭和個人消費上強調節欲勤儉，主張精打細算、量入為出，反對奢侈浪費、及時行樂的生活態度。因此，中國人的收入變化對購買決策具有迅速和直接的影響。當收入減少時，消費者會很快節省開支，降低支出，先前開支額較大而又非必需品的購買意圖將被最先取消或者暫時擱置起來［6］237－242。而美國人在付出就該享受的思想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大體可分為兩部分:常規的消費和隨機的消費。常規的消費是必須支出，如各種保險費支出、學費支出、房租、購房和汽車開支等;隨機的消費具有彈性，旅游、運動支出屬于這一類。美國人的消費一靠收入推動，二靠預期推動，三靠信貸推動。據報道，美國70%的家庭都把信用卡借貸作為家庭財務的應急手段［5］。由此可見，美國的消費者具有較強的消費不可逆性，不會因為收入的變化改變對產品的購買，大多數人會通過借貸來滿足即時的消費需要和欲望。(五)身份消費行為的差異在中國，身份消費行為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說，身份所具備的含義以及在社會交往中發揮的功能要復雜很多。首先，中國消費者通常具有更強的身份意識，維系身份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身份消費行為非常頻繁。其次，中國社會中人與人緊密相連，彼此高度依賴，這使得身份消費的目的、功能和形式也出現異化。因此，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說，所購買的產品是不是真的好，往往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是別人說了算。他們在購買時，通常特別看重產品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給他們帶來社會性結果，并對于產品的外在可見特征給予特別的關注。因為人們在消費中需要顧及自己的社會身份，保全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和面子，出于維護面子的需要，中國人會在消費中關注自己的行為是否和身份地位相符合。這同美國個體主義文化下的消費者很不一樣，美國消費者強調“獨立自我”，傾向于將自己看做獨立于他人而存在，他們的消費選擇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和態度，而沒有羞羞答答的面子觀［7］。
非遺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文化整體論；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當前，韓國積極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仍困難重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近況堪憂。回顧相關研究，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個案研究為主，尚未挖掘相關的理論來支撐和指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本文創新性地嘗試運用人類文化學中的文化整體論理論，從“整體性保護”的角度出發，將相關理論和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結合，旨在提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效保護的相關意見和建議。
1研究背景與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確定為“人類傳說及無形遺產著作”，中國和韓國的端午節“申遺”之爭最終以韓國的勝利而宣告結束。與此同時，這一事件在中國國內引起了人們的熱議和思考，甚至要求國家文化部門上書聯合國，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韓國的“泡菜文化”被收錄到《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中。翌年，韓國擬將“暖炕技術”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在韓國的申遺之路上，中國總是面對著諸多尷尬和無奈，讓許多中國人倍感遺憾和惋惜，認為“泡菜”、“暖炕”等技藝和文化應該屬于中國，卻屢屢被韓國“捷足先登”。由于中國文化與韓國文化相似度較高，韓國的“申遺”項目往往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中韓申遺之爭，一方面可以看到韓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而另一方面，中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仍然滯后，和許多“申遺”機會失之交臂。但是，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國家部門還是普通民眾，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逐漸提高，并試圖探尋各種方法來保護我國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歷史悠久，文化豐厚，即便在現代社會中，中國人民對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著特殊的情結。同時，文化多樣性是文化交流和創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許多歐美的文化作品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部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根據現有的研究來看，目前，學術界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定義眾說紛紜，不盡相同，尚未達成共識。根據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有別于傳統體育，將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界定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并且具有保護意義的各種體育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及其表現空間。”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體育和文化的雙重屬性，既體現出體育對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質性”、“地域性”和“歷史性”，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難度頗大，社會環境的改變、表現形式的流失、傳承人員的匱乏，使得不少人類寶貴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消亡，瀕臨滅絕。雖然政府和學術界積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但從目前我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來看，保護過程問題較多，效果差強人意，急需探尋合適的方式來保護人類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資源。
2研究方法
2．1文獻資料分析法
查閱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政策文件，并且選取數據庫中國知網，以“文化整體論”、“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關鍵詞搜索相關學術期刊和學位論文，亦從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http：／／www．zgfy．org／）搜集相關資料，這些文獻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對目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進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2．2邏輯分析法
在閱讀相關政策和文獻的基礎上，運用歸納、演繹的方法對所搜集的資料進行歸納和總結，認清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有保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厘清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有的保護方式，探尋文化人類學學科的相關理論，并且嘗試從文化整體論視角下探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3研究結果
3．1文化整體論
3．1．1文化整體論的核心觀點。文化整體論是文化人類學學科領域中的重要理論，強調在研究人類行為時，不能只針對行為本身進行研究，而應研究與該行為有關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類文化的整體特質，注重將文化現象作為一個有內部聯系的整體加以探討。3．1．2文化整體論的歷史沿革。1895年，涂爾干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書中首先提出“整體”（Holism）這一概念，他認為個人意識和社會意識都不是實體化了的東西，而只是一種特殊現象的系統化的總體。以此為基礎，文化整體論始終貫穿于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始終。1871年，英國的人類學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認為文化或者說文明是一個宏觀的大概念，是一個紛繁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藝術、風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為一定的社會成員是可以獲得這些內容的［1］。對于文化人類學家來說，“文化”是長期以來人類生活方式的載體，是不斷傳承下來的觀念、行為模式、器物和藝術，并且認為每個民族的社會文化會各自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整體。根據美國文化歷史學派的代表學者博厄斯的相關觀點，其認為文化的發展是具有內在邏輯的，因此，應該從整體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類文化的動態發展和演進過程。文化現象是極為復雜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無論是地理環境，還是經濟政治都會影響到文化的發展。博厄斯強調實地調查的科學性和必要性，重視從特定文化的整體脈絡出發，體現了在人類文化學中“整體論”的重要性。在繼承博厄斯相關觀點的基礎上，克魯伯的文化觀認為文化的發展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存在著可循的規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體系，只是在這一過程中受到社會環境、心理環境、自然環境等影響和制約。“結構功能主義”代表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在發展社會功能主義學說的同時，也開創了別具一格的英國式社會人類學研究范式。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的功能在于維持人類每項行為的習慣模式，并且每種文化都能滿足社會人的訴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體內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和相互依賴，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應把它放在整個文化脈絡來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學說逐漸興起，本尼迪克特作為代表學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論。本尼迪克特認為“模式”是一個將各項行動賦予意義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項行動融合在文化整體之中。換句話說，一個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種“模式”，并且構成了文化的綜合體。斯德華的文化生態學思想將文化放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認為對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產技術與環境之間的相關關系。其次，需要認清行為的本質和特質，并且輔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徑去開發在特定區域中存在的行為，以此形成一種相對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還需注重研究該行為模式對地區和文化產生的積極和消極影響。綜上所述，作為人類文化學的重要理論之一，文化整體論強調對于文化這個宏觀概念的研究不能只著眼于文化行為的本身，將文化看作一個整體，組成文化的各個部分對于文化的形成和演變都具有重要的影響。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屬性就是一種文化，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其表現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因此，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該將其置于當前社會整體之中，無論其保護主體、保護形式和保護內涵，都要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現實要求。
3．2文化整體論視角下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3．2．1文化整體論突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協同性”保護。文化整體論突出文化的“協同性”保護。整體是由部分組成的，各個部分有機整合并且協同發展可以促使整體的發展和穩定。在探討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時，應將其置于整體框架中，認清文化與文化，文化與社會，文化與人類之間的相互聯系，探尋文化的共性和個性，建立一種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各個遺產項目的保護要遵循整體性保護的原則，不能是割裂性保護，只著眼于項目本身。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政府、社會、項目本身這三方面協調努力，合力保護。從政府層面，完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自身特點出發，在整合現有的社會資源的基礎上，已經探索出不少的保護方式，使得該文化遺產得以繼續體現價值。整合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路徑和模式，對于其他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3．2．2文化整體論強調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真性”保護。文化整體論強調文化的“本真性”保護。文化的傳承要求在保護和發展文化的過程中，要注重文化的歷史性，從時間、空間整體性加以保護，不能因經濟利益而犧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價值，以便能夠在傳承過程中被人和社會所接受。從這方面考慮，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保護和傳承過程中，既要與時代相適應，又要尊重非物質文化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即注重其保護過程中的“本真性”。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首先應該了解該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歷史背景，充分認識其文化價值，在此基礎上認清發展現狀，尋找有效的保護方式，在保護過程中不失其內涵而又與現代文化相適應。3．2．3文化整體論注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保護。文化人類學整體論強調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和文化客體之間的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文化整體論把人類和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看成是一個由許多相互聯系的要素所組成的整體，重點關注人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和互動，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統整體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體論強調了人與文化的內在聯系，體現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活態性保護。孟林盛、李建英等學者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根據保護形態的不同，將其分為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3］。根據現有的文獻來看，博物館的固化和數字化保護都屬于靜態保護的范疇，而動態保護的形式相對多樣，包括傳承人繼承，以文化節慶、傳統節日、體育旅游為依托進行弘揚，依靠學校為平臺、教育為手段促進體育非物質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等多種形式。同時，在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新式的保護形式也在不斷的涌現，禮堂的設立和文化生態圈的打造也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靜態保護強調以固化的形式將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下來，注重項目本身的保護，而割裂了遺產本身與現在的社會、人之間的關系，不符合社會發展和遺產自身保護的要求。動態保護亦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在保護過程中，要順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充分發揮項目自身的能動性，推動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結論
4．1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秉持整體性保護的原則，不能是割裂性、斷裂式的保護，充分調動政府、社會、項目本身的保護熱情和保護資源，協調三方合力保護是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必然趨勢。4．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首先應該正確把握該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歷史背景，充分認識其文化價值，在此基礎上認清發展現狀，尋找有效的保護方式，在保護過程中不失其內涵而又與現代文化相適應。4．3原有的靜態保護過于注重項目本身的保護，而割裂了遺產本身與現在的社會、人之間的關系，不符合社會發展和遺產自身保護的要求。從長遠發展來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物保護方式應以動態保護為主，輔以靜態保護，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并且探尋新型而有效的動態保護模式進行推廣，推動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夢佳 單位:浙江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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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1．基于物質層面的文化建設，科技職業學院(原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引進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藍印花布印染和通派盆景技藝入校，建設了藍印花布技藝傳承基地和通派盆景園，將極其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樸實地呈現給青年學生。，職業大學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工藝美術行業協會和狼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建立了紅木雕刻傳承基地:朱宇雕刻藝術館。該基地占地3畝，分為教學、展示、操作三個區域，為藝術設計學院學生提供實習實訓場所。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原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建校100周年之際正式開放文博館，該館建筑面積約5000平方米，展廳面積達3800平方米，資料、藏品、圖片等約4000件，有四個獨具特色的分館，其中沈壽刺繡傳習館和色織土布技藝館有力地推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和保護，發揮了積極的宣傳展示作用，為建設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園文化開辟了新的道路。
2．基于學生活動層面的文化建設，航運職業技術學院開展了“五月風”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系列活動，學院藝術系專業的學生參與了整個活動的策劃和設計工作，得到了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提高了組織協調能力，專業技能和動手能力。活動不僅豐富了校園文化生活，使學生接受了文化、藝術的熏陶，還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提升了校園文化品位，科技職業學院成立了“非遺尋訪”暑期社會實踐團，一行30余人，來到非遺園參觀展館:木版畫、仿真繡、紅木雕刻、板鷂風箏、扎染等館，并在扎染坊的老師指導下，體驗了扎染技術，自制扎染手帕。航運職業技術學院還組織了“江海流韻宣講團”，利用新媒體舉辦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益性活動，取得了較好的收效。此外，各個學校還積極組建學生社團、協會，開展形式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活動。例如科技職業學院園林園藝協會的兩名學生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通派盆景的蟠扎技藝傳承人袁華指導下參加“省大學生創新、創意、創業大賽”，勇奪第一名。
3．基于專業課程層面的文化建設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與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合舉辦“民間工藝進校園活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仿真繡、板鷂風箏、如皋絲毯等民間工藝引進校園，通過與企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合作，成立工作室，組建了一支包括中國工藝美術師和設計師在內的科研團隊，將研發工作和專業課程教學相融合，以創新的民間工藝品設計為載體，以工作室為平臺和相對應的專業對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融入課堂，融入教學。科技職業技術學院的藍印花布技藝傳承基地涵蓋了藍印花布制作的每一道工序，設計專業的學生得到了吳元新先生心口相傳，學習并整理研究藍印花布的技藝和圖案設計，掌握了藍印花布生產的整套工藝，搶救了一批珍貴的圖案造型，并且通過建設數字化平臺手段加以傳承和保護。
4．基于科研立項層面的文化建設近年來，各高職院校的教師結合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開展研究，參加省市的各項“非遺”研討會，加盟或成立有關學會，積極立項或發表文章。如:2013年，科技職業技術學院成功申報了省“十二五”規劃課題;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申報的社科基金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仿真繡的研究與發展”現已結題，在非遺的傳承和實踐方面取得較大突破。在學院教師的帶領下，學生也紛紛結合自己在非遺保護和傳承活動中的所學所想，參與“大學生創新計劃”多項。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服務高職校園文化建設的實施途徑
1.營造非遺保護和傳承的教育氛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校園的教育氛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生在這種氛圍下往往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各高職院校應積極營造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的環境，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教育氛圍多層次、多角度、多類型，并逐步大眾化、規模化和多樣化，以此來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如在校園內設置櫥窗宣傳“非遺”文化，張貼“非遺”保護標語，校園內放置“非遺”標志物等;利用校園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展示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遺”文化，讓學生們接受“非遺”文化的熏陶，感受中國的傳統文化。(
2.將“非遺”保護和傳承與學生社團活動相結合學生社團是校園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平臺。高職院校的社團種類繁多，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團較少。我們應該積極創建并支持此類社團。另外，高校可開展特色的校園活動。如組織師生學習、表演非遺作品;或者舉辦與“非遺”文化相關的知識競賽，鼓勵師生以“非遺”為素材進行創作，舉辦“非遺”作品展覽，邀請傳承人進校園表演、講座。另外，搭建校外實習實踐平臺，進行校外實踐活動也是非常必要的。如開展一些“非遺”項目調查、研究、保護、宣傳等工作，進行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習體驗活動。讓學生近距離接觸中國傳統文化。這類學生社團活動和學生實踐不僅能夠加深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和理解，還可以讓學生深切感受到民族民間文化的彌足珍貴，更加喜愛民間藝術，用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以激發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喜愛之情，從而升華為對祖國、民族的熱愛與自豪，同時提升學生對傳統文化學習的興趣，對大學生進行人文底蘊、人文品格和人文情懷的培育與熏陶，打造異彩紛呈的校園文化。
3.將“非遺”保護和傳承與專業建設，課程建設相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化，其內涵豐富，并不缺乏教育的功能。而高職院校現有的課程較少涉及到“非遺”文化，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課堂，筆者認為，一方面，應該在課程項目立項階段篩選出適合相關專業發展的非遺項目進行市場調研，綜合傳承人的意見，確定課程門類，制定課程目標及課時分配。高職院校應根據自己學生的具體情況，充分利用自身校企合作的平臺，使該課程發揮出其優勢。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要與高職院校現有專業相融合，將非遺文化與專業技能結合起來。例如，科技職業學院將藍印花布印染技藝與學生的藝術設計專業課程融合在一起，設計出圖案更為精美的藍印花布。這樣不僅推廣了藍印花布的印染技藝，還使與之相關的專業學生成為保護此非遺項目的新丁。甚至將其開發成新的旅游紀念品。
4.構建“非遺”保護和傳承三位一體的合作新模式“非遺”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沒有固定的方法，卻有著相同的原則。在其保護和傳承的工作過程中，高職院校可以構建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就是指高職院校、地方政府與“非遺”傳承人依托非遺實習實訓基地這一平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行之有效的科學的保護與傳承。高職院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任何一方都無法代替的，它應承擔起喚醒社會保護意識、搶救文化遺產的重任，通過學術研究、課程建設、校園文化培育等多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科學有效的保護與傳承;然而這個過程必須有政府部門的整合與協調，建立包括政策、資金、法律等完善的組織管理體系;傳承人的創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無形的精神因子，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碼，其中所具有的特定思維、精湛技藝、文化意識是珍貴而無法復制的。整合三股力量的優勢資源，調動所有積極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構建高職院校、地方政府與“非遺”傳承人三位一體的合作新模式。
5.將“非遺”保護和傳承與教師隊伍相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與教師隊伍相結合，無論從保護傳承角度還是師資隊伍建設來看都是獲益的。“非遺”傳承人走進校園，開設專修課程，舉辦講座，對高職師資隊伍是個有效的補充。高職院教師，尤其是部分學歷較高并積極參與非遺文化進校園活動的教師，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是一股強有力的支持力量，彌補了部分“非遺”傳承人學歷較低的局面。兩者的結合，可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進行:一是聘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為高職院校兼職教師，定期開展文化講座、選修課程等;二是讓參與非遺保護和傳承工作的高職教師拜傳承人為師，這樣可代替不能參與到高職院校教學的傳承人。這樣的拜師，不是單純的傳授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種傳統文化的傳授，也是對非遺傳承工作的有益補充。三是可以組建“高校教師+傳承人”的教學團隊，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傳承人聘為傳習課程專業師資。通過民間藝人與高校教師共同參與、同臺授課的方式，組建了“高校教師+傳承人”的教學團隊，形成了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專業化教師隊伍。
6.積極拓寬非遺保護和傳承的宣傳交流渠道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服務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的同時，高校在資源整理方面也要注意方式的創新。除運用傳統的方式外，還要利用好當前的數字、網絡平臺。例如，可以成立學校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網，憑借圖書館資源，建立一個完備的數字化資源庫，把資料和研究成果等用文字、圖片、視頻等影像化方式記錄下來，妥善保存并合理加以利用，從而拓寬宣傳渠道。當然，高職院校更應加強校與校之間的非物質文化教育交流。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