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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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法論文范文第1篇
國際刑法是一門邊緣學科。它在國際法方面，含有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的基本原則，以及國際法下的國際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實體法和訴訟法以外，還有比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比較，以及各國的司法制度的比較，等等。此外，國際刑法在其實踐的過程中還時時刻刻涉及到國際關系中最重要、也是最為敏感的問題，即國家問題。比如：國際刑庭為了索取證據和查清案子而向有關國家或政府官員送達傳票或命令；國際刑庭要求有關國家提供線索合作，以鎖定和抓獲被法庭的嫌疑犯，并在將其抓獲了以后押送到法庭；為了審理案子的需要，國際刑庭必然要求將出庭證人所在地的國家當局同意他（她）出來、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國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當被告被定有罪后，國際刑庭又需要有國家自愿同意、將其關押在該國的監獄里服刑，等等。
聯合國成立了國際刑事法庭
1993年，聯合國安理會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聯合國的范圍內將有關國際刑法的原則和理論付諸實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盧旺達是一個有著800萬左右人口的國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國人口總數80％的胡圖族對占人口總數14％的圖西族進行了大屠殺。被屠殺的盧旺達人總共達到了80萬左右，連德國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屠殺猶太人也沒有那么快。這一事件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動。盧旺達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以通過懲治罪犯來達到民族和解的目的。這樣，聯合國安理會先后成立了兩個國際刑事法庭。以后，聯合國又成立了東帝汶國際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別刑事法庭等。去年，聯合國還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問題與柬埔寨政府簽定了備忘錄。
人們可能會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的紐倫堡軍事法庭和東京軍事法庭。這兩個軍事法庭在性質上雖然也是國際法庭，但它們與聯合國的前南法庭和盧旺達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樣。主要的區別在于它們成立的機制不同。紐倫堡軍事法庭和東京軍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成立的，審判的對象是二次大戰中的德國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戰爭罪犯。檢察官在狀中都采用“代表某國政府對某某的”的措辭，因此在學術界和國際法上時常被稱為“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而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以及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不是這樣。它們是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的，不是一個戰勝國的法庭。所以，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是代表整個國際社會的。
除了聯合國成立的刑庭以外，近年來與國際刑法發展有關的，還有英國法庭對皮諾切特引渡一案的審理，以及安排在荷蘭審理的洛克比案等等。
“普遍管轄原則”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運用
談到國際刑法的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時在2001年6月18日作的一個判決，這是國際法歷史上、或國際關系史上第一次適用“普遍管轄原則”。這個案例在國內幾乎不為人所知，但它在國外傳得很歷害，其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上的意義也很深遠。
普遍管轄權，是指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對違反國際法的罪行，特別是對構成危害人類共同利益的少數特定的國際犯罪，行使管轄權和予以懲罰。所以，普遍管轄權與刑法上傳統的領土管轄、保護管轄或國籍管轄原則，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由于普遍管轄權突破了地域、利益保護和國籍這三種傳統管轄的因素，在國際法上歷來受到嚴格的限制。
“普遍管轄原則”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領域中，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是一種理論，這個從來沒有的歷史，在去年6月被打破了-6月18日，比利時由其國內刑事法庭下了一個判決，裁定被的4個盧旺達人犯了戰爭罪。
事情的背景是這樣的：1993年，比利時國內立法機構通過了一個法律，授權比利時國內司法機構可以對違反1949年關于國際人道法四個公約的事件進行。盧旺達種族滅絕事件正發生在1994年。事發后，很多盧旺達人逃亡國外。比利時以前是盧旺達的殖民國家，逃亡到比利時就有這個案子里的4個被告。他們是教父和修女。盧旺達是一個很濃厚的國家，教堂被公認為庇護所。但1994年大屠殺發生時，人們往往對教堂也實施進攻。這4個被告把那些被追殺的圖西族人引進教堂里，然后馬上又去報告當地的武裝部隊和胡圖族的人，把教堂包圍了起來，并往里面扔手榴彈等，結果里面避難的人死得非常慘。當時，我作為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到盧旺達當地去調查過。只見教堂里的尸體是一堆堆堆起來，真是慘不忍睹。這4個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其中兩人被判有罪。
比利時的判決打破了國際刑法上一貫采用的屬地管轄權和屬人管轄權原則-這個罪行發生地在盧旺達，被的四個人國籍又是盧旺達，被他們殺害的是盧旺達人，與比利時一點關系也沒有。但比利時的法庭實踐普遍管轄權的原則，用本國的法律審理與自己國家或國民沒有任何聯系的案子，這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史上還是第一次。
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成立的，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又是從《聯合國》來的。《聯合國》可以說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根本大法。當然，聯合國安理會作為一個機構，本身也不能凌駕法律之上。聯合國安理會要成立國際刑事法庭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必須遵守《聯合國》的規定。
實事求是地說，《聯合國》里并沒有明確授權安理會可以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但是，國際刑事法庭對此的解釋是，雖然聯合國里沒有明確規定，但是它在第41條規定了聯合國安理會為恢復世界和平與安全可以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雖然這些措施中沒有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一條。然而，規定中用了“包括”（including）這個詞，表示這里的措施沒有詳盡的意思，因此，從邏輯上分析，在必要的時候，聯合國安理會可以采用“包括”中沒有列舉到的措施。這沒有明確的措施也可以理解為包括成立國際刑事法庭。
《聯合國》第25條還賦予聯合國安理會一個很大的權力，即對于聯合國安理會在《聯合國》第七章下通過的決議，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必須接受并履行。這一條很厲害。由于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第七章成立的，所有聯合國的成員國都必須予以合作。這為國際刑事法庭的運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條件。
關于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
成立國際刑事法院最初是1989年由兩個國家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來的。當時的初衷是為了禁毒。但提出以后，聯合國接了過去，準備成立一個對違反國際人道法罪行的自然人進行審判的常設國際刑事法院。1994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提出草案，交給聯合國第六委員會進行審議。同年的聯大會議上討論并成立了關于“成立國際刑事法院預備委員會”機構。以后，在1998年7月，在意大利羅馬召開了關于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外交會議。我作為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正式代表，作為國際刑法的專家，參加在美國紐約
和意大利羅馬的會議，從法律技術的角度（不是政策的角度考慮）幫助各國代表團起草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規定，有60個國家批準這些規約，它就能生效。經過國際上的一些非政府組織、西方國家紛紛做工作，到去年底今年初，有57個國家批準了。以后的幾個月，就一直停留在57個國家這個數字上。但到了今年4月11日這一天，一下子就有9個國家批準，因此，7月1日這天，世界上出現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即國際刑事法院。該法院的屬事管轄權方面，和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幾乎一樣，涉及戰爭罪、反人道罪和種族滅絕罪。成立以后，如果絕大多數締約國同意，還會加上侵略罪。但在某些方面，國際刑事法院和聯合國目前的兩個國際刑事法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在性質上屬于臨時性的。它們的成立就是為了分別審理與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有關的案子，審完以后它就解散了。而今年7月1日開始運作的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常設的機構。一旦設立，它就將一直存在下去。
另外，在它們有關屬地、屬時管轄權方面，也有很大的區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在管轄權方面，是都有一定的限制的。這從它們的名稱就可看出來。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全稱很長，叫“聯合國1991以來在前南斯拉夫國家領土內犯下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庭”。它把法庭的管轄權限定得清清楚楚。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也一樣，它的全稱叫做“聯合國1994年以內在盧旺達境內所發生的或者由盧旺達國民在鄰國境內所發生的有關嚴重違反種族滅絕罪行以及其他國際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所以，盧旺達國際刑庭的管轄權，也僅限于1994年之內，在1994年1月1日以前或1994年12月31日以后發生的，法庭管不了；罪行發生地被局限在盧旺達和鄰國以內；犯罪的自然人，只能是在盧旺達領土內的或鄰國的盧旺達公民；而所審理的罪行，則和前南國際刑事法庭一樣，被限制在國際人道法的范疇內。
所以，國際刑事法院與現有的兩個國際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一旦成立，對全世界范圍內的罪行都有管轄權。另外，它是永久性的。
1998年7月份，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在意大利羅馬被通過后，開始開放給各國簽字、批準。規約通過以后，簽署的就有130多個國家。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簽了字。以色列也簽了字。我們中國從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考慮出發，暫時還沒有批準《規約》，也沒有簽字。
從理論上講，通過懲治來制止國際犯罪，是世界所有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一個國家是否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則要根據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定。各國的法律文化也不盡相同。在有關重要的問題達成共識之前，每個國家自然都有選擇是否加入、或在什么時候加入《規約》的權利。我在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工作中經常切切實實地感受到，西方對我國抱有偏見。所以，在環境不合適時，我們不一定非要急著進去。
國際刑法論文范文第2篇
國際貿易慣例一詞的使用頻率日漸增多。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在國際貿易慣例的涵義、國際貿易慣例的法律屬性等問題上認識都較模糊，分歧頗大。
國際貿易慣例要義闡釋。
《辭海》對外貿易一詞是這樣定義的：一國或一個地區與他國或另一地區之間的商品買賣活動，即國際間的商品交換。對外貿易由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組成，亦稱進出口貿易，而國際貿易則是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 如果認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則這一定義并無不妥。但在國際貿易學界，占主流意見的觀點是，商品專指有形的物質產品，無形的產品即是服務。因此，國際貿易的對象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還包括無形的服務。長期以來，商品買賣一直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而所謂國際貿易慣例大多指有關商品買賣或與商品買賣有關的各類服務的慣例，這也是本文的討論對象。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的是從買賣雙方貿易洽商到最終履約(或未能履約) 整個過程的有關國際貿易慣例，由于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務、交通運輸等所謂服務貿易范疇，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國交換，并為賣方交付商品和買方支付貨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關服務也屬本文的研究范圍。慣例是一個經常使用卻又語義含糊的詞，也是一個在我國學術界備受爭議的用語(國外也有類似爭議) 。學術界對慣例應用的普遍性和實踐性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慣例的本質問題方面，則歧見頗大。
（一） 慣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學者認為，慣例需經過民間國際組織或貿易協會的編纂后才會有明確的內容，才能稱之為慣例。而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固然是國際貿易慣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卻又為人所知并廣泛采用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也是國際貿易的慣例。筆者贊同后一種看法。從國際貿易慣例的發展歷史來看，國際貿易慣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貿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實際做法。由于這些公司具有廣泛影響力，以及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減少貿易障礙等方面的作用，這些做法逐漸成為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對同一問題的處理手法或對同一術語的解釋不盡相同，這就難免造成地區間或行業間的貿易障礙。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組織擔當了統一解釋和編纂工作，這就形成了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國際商會編寫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發展過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廣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沒有載入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如紡織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開即不能退貨的慣例。
甚至還有一些做法曾經被寫入一些組織編寫的國際貿易慣例，后因歧見消失、做法統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慣例。比如，國際商會在1980 年出版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關于CIF 術語賣方責任的表述中認為，賣方應提交清潔提單，但承運人在提單上對貨物的內容、重量、尺碼、品質等無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該提單是不清潔提單。但在1990 年實行的新的《國際貿易解釋通則》里則沒有這句話，這并不表明國際商會改變了看法，相反它正是顯示了貿易界及相關各界已認同了這一點，從而無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二） 慣例的法律約束力。
國際刑法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
所謂次級債(SubordinatedDebtorMezzanineDebt)，是指償還次序優于公司股本權益但低于公司一般債務的一種特殊的債務形式。次級債兼有債務和股權的特征。次級債的次級只是針對債務的清償順序而言，即若公司一旦進入破產清償程序，該公司在償還其所有的一般債務之后，才能將剩余資金用來償還次級債。
參照國際經驗，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發行次級金融債券是解決資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徑。由于以前對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的規定一直處于政策“盲區”，沒有相關法規予以明確，因此2003年底以前尚無一家商業銀行發行此類債券。為滿足銀行業補充資本金提高資本充足率的需要，中國銀行業監管委員會了《關于將次級定期債務計入附屬資本的通知》，從此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認可，為商業銀行利用次級債補充資本金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隨后，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華夏銀行等也紛紛發行了次級債，國內商業銀行掀起了一股次級債的發行熱潮。
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次級債券的發行基本是定向發行方式，具有私募性質，利率水平一般由商業銀行通過向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詢價來確定，后期采用固定利率發行的逐漸增多，但比例偏低；債券期限較短，一般為6年以下；除交通銀行外，發債規模都在60億元以下；發債次數偏少并缺乏明確的連續性，次級債券的目的和作用主要表現為增加銀行的資本金。
國有商業銀行發行的次級債券主要是10年期、固定利率、一年付息一次的、可贖回債券，與歐美國家主要銀行的次級債券結構設計大體一致，而且債券品種設計也開始多樣化，能夠適應不同投資者的市場需求。次級債券的定價是在同期限國債收益率的基礎上加上金融債券的信用補償溢價，國內大約是20基點。下圖是國內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特征。
注：各商業銀行公開資料整理所得
二、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存在的問題
1.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目的單一
我國商業銀行的發行目的單一，只是考慮將次級債作為補充資本金的工具，滿足監管資本的要求，而忽視次級債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效用，以及次級債作為一種長期資金對改善銀行負債結構的效用。如果銀行只是純粹為了提高資本充足率發行次級債，以滿足監管部門的監管要求，而沒有根據自己的資產情況來發行債券，加強債務資金的運營管理，充分利用次級債發行帶來的緩沖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那么次級債的發行就會變成表面文章，對銀行而言反而成為一個美麗的陷阱。
從目前的市場反應來看，已發行和準備發行次級債的銀行過多地強調了次級債對于補充銀行附屬資本的作用。發行的次級債來看，大部分期限都為5年零1個月，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計入附屬資本的要求。而中行和建行更為“聰明”，設計了一個實際期限為5年而名義期限為10的可贖回次級債，巧妙地避開了銀監會關于剩余期限5年內計入附屬資本折算比例逐步降低的規定，以10年期債券的成本實現了5年100%地將次級債計入附屬資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次級債來提高資本充足率。從發行期限的設計可以看出，發債銀行可算是機關算盡，其目的就是以提高資本充足率為出發點的。各商業銀行的這種出發點，掩蓋了次級債在改善銀行負債結構以及風險管理的職能。
2.次級債的發行無助于改善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
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是指資產結構的配置和負債結構的配置能夠相互適應，當負債結構發生變化時，資產結構能迅速做出調整，以及當資產結構根據需求必須出現變動時，銀行能夠在滿足流動性需求的情況下，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到次級債在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方面對于商業銀行的意義。
但是從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的設計來看，期限短，大多是5年。中行和建行發行的10年期的次級債在后5年是可贖回的。并且大都采用了浮動利率制，當然，浮動利率制有助于降低商業銀行自身的風險，但對投資者而言卻不是有利的。這樣的結構設計就使商業銀行難以籌集到長期，穩定的負債，從而解決資產負債結構的不匹配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問題。3.銀行間相互持有次級債
商業銀行相互持有次級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監管當局允許商業銀行相互持有次級債。2007年1月1日是監管部門為各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設定的最后期限，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金的硬約束下，資本金壓力如影隨形，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資本饑渴問題。從資金來源上看，債券資金作為附屬資的一部分，與股本金一樣起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作用。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核心資本比重普遍偏大(大都在90%以上)，附屬資本實際上只有呆壞賬準備一項。并且，央行規定提取呆壞賬準備的比例僅為風險資產的1%，其中的大部分被用于沖消歷史壞賬。在增加核心資本很困難的情況下，增加次級金融債等附屬資本來提升資本充足率，是比較理想的選擇。只要不超過監管當局規定的比例上限，銀行可以循環發債適時補充資本。因此，從《關于將次級定期債務計入附屬資本的通知》到《商業銀行次級債券發行管理辦法》對次級債持有對象的修訂，都體現了一個政策信號，那就是給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開辟道路。從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結構來看保險公司等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金融資產總量中的比例相對較低，單靠它們是無法消化商業銀行巨大的融資需求的。允許商業銀行投資其他商業銀行發行的次級債可以拓寬次級債的發行渠道降低商業銀行發行成本，使商業銀行能快速提升資本充足率。允許銀行互持是監管當局為幫助國有銀行盡快充實資本金，達到標準的無奈之舉。因為，在剝離不良資產和注資之后，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仍未能達到監管要求，而國家卻早已不堪重負。而以保險公司為主力軍的投資者受政策和自身實力所限，遠不能消化掉國有銀行為補充資本所需發行的巨額次級債券。允許商業銀行互持次級債將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其次，商業銀行的積極參與也是銀行互持的重要原因。從發債銀行的角度來看，次級債的互持為發債銀行提供了次級債的需求主體。而從購買債券的銀行看，投資次級債為以后發行次級債的需求主體問題鋪平道路，亦即“密謀”互持次級債，或者是一種不必言傳的“默契”。如此，對發債行或是投資行都是一種“雙贏”，但是這種雙贏是建立在道德風險、系統性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基礎之上的，是不足取的。
小結：由于商業銀行是特殊的金融企業，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對一國的金融安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哪個行業像銀行業一樣受到如此嚴格的監管。政府監管可能存在監管失靈，而銀行安全網設計中又容易引發道德風險。因此，新巴塞爾協議強調市場監管的重要性。而次級債的市場約束機制為市場監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監管工具。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次級債的市場約束作用。在美國，美聯儲成立了專門的次級債研究小組，考察次級債的市場約束。一些國家甚至強制要求商業銀行發行同質的次級債券，以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而我國次級債發行歷時尚短，從第一支次級債發行至今不到5年時間。從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的發行特點上看，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缺乏連續性；銀行互持問題嚴重，缺乏機構投資者；發行定價扭曲。這些都導致次級債的市場約束機制很難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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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葛兆強:商業銀行次級債券發行:績效、挑戰與發展策略[J]，證券市場導報，2004～10
國際刑法論文范文第4篇
1.1投資銀行金融創新
(1)流動性增強創新:它產生于對一般流動性需求的增加。最初的創新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當時存在三種因素促進了增強流動性工具的產生:①當時的高利率增加了傳統方式交易流動性的機會成本,對提高交易的流動性的新技術產生了需求;②對銀行信譽的擔心,引起投資者選擇從存款轉向通常流動性較少的資本市場工具,于是流動性的這種損失隨即創造了流動性增強流動性增強創新的需求;③增長的杠桿作用,對更大的債務復旦的預期導致對預防性的流動性需求的增加。
(2)信用風險轉移創新:對信用風險轉移創新的需求,產生于對現行金融頭寸可靠性逐漸惡化的認識,例如能源市場的衰退,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等等。由于對信用問題的普遍關注,刺激了轉移這些金融風險的金融產品的創新。
(3)信用創造創新:信用創造創新主要具備兩個作用,第一是信用創造創新可以調動不活躍資產以支持新的借款,例如杠桿融資和股權自然增益莊戶;第二則止利用信用創造創新來開發新的信貸來源。
(4)股權創造創新:這類創新數量有限,主要有可變利率的優先股票、浮動利率票據和可轉換債券等。
(5)價格風險轉移創新:金融產品創新最突出的特點是具有風險轉移功能。這種需求來自于對金融頭寸的資產價格風險日益增長的感性認識。
1.2金融危機與投資銀行
2008年9月,美國出現全面性的投資銀行危機,將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推向了。在貝爾斯登(BearStearns)、美林證券(MerrillLynch)被收購和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破產后,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至此,占美國投資銀行市場份額60%的前5大獨立投資銀行在這次危機中被全能銀行收購或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
(1)自有資本少,過于依賴杠桿率。美國的投資銀行相對于綜合性銀行,自有資本和資本充足率比較低。為籌集資金擴大業務量,大多用大量借貸的方法來維持業務運營的資金需求,借貸越多,自有資本越少,杠桿率就越大。如美林的杠桿率為28倍,雷曼兄弟宣布進入破產保護時,負債權益比是6130:260。高杠桿要求較高的流動性與之相匹配,在市場較為寬松時,尚可通過貨幣市場融資來填補交易的資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財務狀況出現惡化風險,公司持有大量的流動性很低的資產,評級公司則降低其評級,融資成本將不可避免的上升,造成投資銀行無法融資維持流動性,貝爾斯登便是因此遭擠兌而倒下。
(2)“創新”過度,金融衍生產品泛濫。美國投資銀行在混業經營發展模式下,已經遠離了金融中介這一基本職能。在近十多年來,投資銀行領導了美國的金融創新的主流,各種新的籌資工具和風險管理方式幾乎都是由投資銀行首先推出的。各種金融衍生品和證券化產品在美國資本市場上非常多,衍生產品鏈條非常長,金融機構無節制的“創新”,把次級債券不斷拆分、組合,原有的有限的金融資產已經被更多的金融產品所覆蓋,金融衍生品鏈條不斷被拉長。虛擬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這就違背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必須保持一定的適度比例這一經濟學基本規律。
(3)缺乏良好的監管。正如美國一位經濟學家總結的:“我覺得根本的原因是金融系統缺乏良好的監管,這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失控,和金融市場的危機。在問題出現之前,美聯儲沒有及時提升利率,政府在加強信貸監管上也太過柔和。”銀行對風險的強調主要在市場風險,雖然此次加強了對理財產品的監管,但是沒有充分注意發行人的風險,區別在于,以往投資銀行作為擔保人或者發行人風險有限,但是隨著次級債券危機的爆發,投行作為發行人或者擔保人,卻變成風險最高的一環。2中國投資銀行的發展與現狀
2.1中國投資銀行的產生
新行業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對社會潛在需求的發現和給予有效滿足的過程,需求可以促使一個新興行業的產生或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轉型和改革的浪潮呼喚著中國的投資銀行業的產生,投資銀行業任重而道遠。從我國的改革實踐看,投資銀行業務最初是由商業銀行從事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我國開放證券流通市場,原有商業銀行的證券業務逐漸被分離出來,各地區先后成立了一大批證券公司,形成了以證券公司為主的資本市場中介機構體系。在隨后的十余年里,證券公司已逐漸成為我國投資銀行業務的主體。當然,除了專業的證券公司以外,還有一大批業務范圍寬泛的信托投資公司設立的證券機構、金融投資公司、產權交易與經紀機構、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咨詢公司等也在從事投資銀行的相關業務。特別是1999年我國政府成立的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肩負著特殊歷史使命和特殊法律地位,具有多方面的資產處置和運作手段,其業務范圍已涉及到了國際上全方位服務的投資銀行的基本業務。
2.2當前中國投資銀行發展的環境分析
(1)從中國投資銀行發展的宏觀環境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5689.8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300670億元,增長速度的迅猛超出了歷史上任何時期。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很大。堅持不懈的經濟改革、不斷增長的內需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等三大動力,將使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內保持旺盛的活力。中國近三十年來雖然經濟增長很快,但經濟增長的起點低,基數小,同時又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因此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關系更多的呈現帕特里克所謂的“需求追隨”模式特征。按照這種模式,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必然伴隨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膨脹,導致金融機構、金融資產與負債和相關金融服務的發展。所以,經濟高增長為我國投資銀行業務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堅實的保障。同時,也應該看到雖然中國經濟運行總體狀況良好,但是結構失衡仍然比較明顯。經濟結構的失衡需要通過資本要素的合理流動來加以解決,而投資銀行就是運營資本要素,并使資本要素更順暢地流動和配置的專業中介機構,因此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對投資銀行的資本運作形成了巨大的需求,為投資銀行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舞臺。
(2)從中國投資銀行發展的微觀環境來看,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存在四個有利的條件。首先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給投資銀行業務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出資人權限的界定,為地方政府轉讓一批上市公司的國家股股權創造了條件,各級政府希望通過并購重組實現數萬億資產的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為投資銀行提供了生機和商機。其次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深化,中國幾十萬國有企業需要對凝固了40多年的產權和資產存量進行流動和重組;高負債的國有企業需要通過股市直接融資來優化資本結構,調整負債比率;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需要進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而已上市的公司要在經營中注入優質資產,保持高回報率和壯大公司實力,這些都需要投資銀行提供融資服務和財務顧問服務。再次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中小企業發展問題很多,面臨的競爭也很激烈,對投資銀行業務的需求也很迫切。最后,中國商業銀行巨額的不良資產需要處置,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商業銀行不可避免地承擔了一部分改革成本,再加上銀行自身內控機制不完善、經營不規范,所以形成了銀行大量的不良資產,迫切需要中國的投資銀行更多地參與到不良資產的處置中來。
3危機下的啟示與對策
這次金融危機,深刻地詮釋了金融創新和金融風險的關系,揭示了導致投資銀行巨大損失的機制和根源,對于我們正確理解金融創新和風險控制,完善投資銀行發展和監管,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處理好風險控制與金融創新的關系。
雖然金融創新有助于分散風險,提高資產的流動性,但是并不能消除風險,只是使風險發生轉移或隱藏起來。在金融危機中,無論監管機構、投資銀行還是投資者,對金融創新風險的認識、管理和評估,都遠遠落后于金融創新的發展。市場長期繁榮掩蓋了潛在風險,鼓勵了金融機構超出風險承受能力的大規模投機。一旦市場發生轉折,潛在風險突然爆發,金融機構將遭受巨大損失。金融市場歸根結底應該服務于實體經濟,金融創新的規模也必須控制在實體經濟需要的范圍內。
(2)實行逆周期損失準備制度。
為增加抵御危機的能力,我們建議我國投資銀行應實行逆周期損失準備制度。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由于資本市場繁榮,資本收益率相對較高,資產價格上升,這時銀行應上調資產損失準備金率,既可以為防范危機準備充足的緩沖儲備,又可以抑制投資銀行在資本市場過度投機。相反,在經濟陷入衰退、蕭條,復蘇階段時,應降低資產損失準備金率,增強其應對風險和危機的能力。
(3)加強監管力度。
美國投資銀行的風險管理組織結構一般是由審計委員會、執行管理委員會、風險監視委員會、風險政策小組、業務單位、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公司各種管理委員會等組成。但是此次金融危機卻顯得力不足。要加強發行人信用風險的監管,同時投資銀行應當建立一個良好的風險撥備制度,在有風險時及時處理,而不是等到危機出現時再解決。
參考文獻
[1]何小鋒.投資銀行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2]王玉霞.中國投資銀行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國際刑法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合成革；循環經濟；對策
一、前言
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和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對皮革的需求成倍增長，動物原皮資源卻出現全球性匱乏，加工成本迅速提升并伴以嚴重的環境污染，導致了天然皮革不能滿足人們的正常需求，合成革的問世和發展彌補了天然皮革在數量上的不足。合成革(含人造革)是指以人工合成方式在以織布、不織布、二層皮革等材料的基布(也包括沒有基布的)上形成聚氯酯、聚氯乙烯等樹脂的膜層或類似結構，外觀像天然皮革的一種材料。隨著新工藝和新技術的問世，合成革在品種、花色、款式、價格和性能等方面有著天然皮革無法比擬的優勢。
世界上從20世紀30至50年代開始生產PVC人造革(聚氯乙烯-PVC，為第一代人工皮革)，60年代開始生產PU人造革(聚氯酯PU，為第二代人工皮革)，70年代開始生產超細纖維合成革(簡稱“超纖”，為第三代人工皮革)。近十年來，我國合成革工業迅猛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合成革生產大國、消費大國和進出口貿易大國。我國合成革的生產集中在浙江溫州，山東煙臺、浙江麗水、廣東佛山和湖南長沙等地。2008年全國合成革企業有2000多家，擁有干法、濕法和壓延生產設備主線1274條和7200多條輔助生產線，產業規模以上企業固定資產達到300多億元。2007年實現銷售值超450億元。
合成革行業的迅速發展，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效益，也產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環境污染問題：①氣污染。主要是合成革生產過程排放的有機工藝廢氣，如二甲基甲酰胺(DMF)、甲苯、丁酮、二甲胺等廢氣。②水污染。合成革行業的廢水主要有水鞣廢水、DMF回收精餾塔塔頂水、鍋爐沖灰水、生活污水等③廢渣污染。主要是DMF回收精餾殘渣，平均一條生產線一天產生殘渣300公斤左右。這種殘渣成分復雜，屬于危險廢物，廢渣如若隨生活垃圾隨意隨地丟棄，隨雨水沖刷則會嚴重污染河道。
二、中國合成革行業發展循環經濟之路
中國合成革行業發展循環經濟之路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無治理直接排放階段、DMF回收創效益階段和三廢治理壘面治理探索和提高階段。
無治理直接排放階段(1958年-2001年)：20世紀5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合成革行業以“低、小、散”為特征，因生產工藝簡單，產品創新程度低，治污設備跟不上，合成革企業處境相當困難。90年代中期后，中國合成革企業抓住改制脫困的機遇，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全行業逐步實現扭虧增盈，并逐步進入高利潤和加速擴張階段。這一階段，政府和企業全力發展經濟，忽視了環境保護，合成革企業三廢無序排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環境污染，影響了周邊群眾的身心健康。
DMF回收創效益階段(2002年-2005年)：2002年，溫州市環保局率先啟動合成革行業污染整治工作，在壘國范圍內征集廢氣治理技術，經篩選比較，選擇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設計方案，并在溫州人造革有限公司進行了DMF廢氣凈化回收裝置試點。2003年3月，試點工程獲得成功，使DMF回收率達到60％。由于DMF是合成革企業中成本較高的原料之一，回收利用后給企業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2005年，幾家合成革公司聯手專業治理公司重新研究并改善了回收裝置，實施了一塔一線，使DMF回收率達到95％，這一做法也在全行業迅速得到推廣。據溫州合成革商會統計，溫州合成革行業每年僅DMF回收再利用這一塊就可降低生產成本近1億元，體現了循環經濟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
三廢全面治理探索和提高階段(2006年至今)：隨著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進一步關注，中國政府于2006年后陸續出臺系列針對合成革行業清潔生產的系列政策和法規。合成革企業在重重壓力之下，也逐步意識到要實現行業可持續發展必須進一步解決好環保問題，秉承“主攻廢氣、全面推進”的原則，開始把治理廢氣污染作為環保治理的重點，廢水和廢渣污染治理同步推進。這一階段，合成革企業除進一步完善DMF回收技術外，開始治理散發惡臭的二甲胺，回收并循環利用DOP，提高燃煤鍋爐脫硫技術，開始關注和研究對苯、甲苯、二甲苯和丁酮等有機溶劑的回收技術；與此同時，合成革行業廢水治理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治理過的廢水重新流入生產線循環利用，大大節約了企業水資源的成本，2008年后，全行業展開廢水治理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對于固廢殘液這一難題，2007年4月溫州率先引入民營資本，委托人立環能科技有限公司對固廢采用高溫集中燃燒方式處理。當前，環保部門要求合成革企業逐步實行“四合一”全天候在線電子監控，一旦發現環保不達標就立即責令整改。隨著污染治理工作的推進，中國合成革行業正在逐步走出“高污染、高排放”的陰影，但循環經濟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發展循環經濟對策和建議
當前，合成革行業發展循環經濟后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由于生產工藝、治理技術、治理成本和人為等原因，使得臺成革行業環境污染依然嚴重，根據課題組2008年5月的一次合成革聚集區的調查顯示，被調查居民認為合成革企業所排放的污染物對周邊環境影響很嚴重、嚴重，較嚴重和不嚴重的比重分別占19％、38％、35％和8％；59％的被調查者迫切要求政府部門需進一步加大對合成革行業污染的監督和治理力度。本文針對這一情況，從技術和管理等角度提出合成革行業進一步發展循環經濟的對策和建議。
1進一步推進廢氣治理，確保大氣質量
(1)DMF廢氣治理對策
按照環評對大氣環境影響評價的計算結果，只有DMF實際集氣效率達97.2％以上，才可以保證對周圍環境不會產生影響。根據工程分析特點，課題組針對各排放點設置DMF廢氣治理措施如下：①配料間是整個產區廢氣密集度最高的地點，需實施壘封閉，操作人員戴防毒面具進行配料。配料缸上方設集氣罩，集氣后的廢氣進廢氣噴淋吸收塔。配料缸需要加蓋特制透明有機蓋子可減少溶劑揮發，并且不影響配料時調色觀察。②在預含浸、六輥燙平、涂臺和水洗槽上方設置有效集氣罩和功率足夠大、引風方向科學設計的引風機，使廢氣捕集率達98.5％以上，產生的DMF廢氣經集氣后一并進入噴淋吸收塔處理。③對于廢氣污染最為嚴重的干法生產線，現階段，建議全面推廣浙江金大利皮革有限公司自主研發的干法生產線封閉技術，這種技術的主要原理是通過科學設置風量和風力形成集氣罩內氣壓差，從而達到低耗能高效率的集氣效果。④水環真空泵尾氣排氣管通入水溶液液面下，約1個月之內更換一次，廢水進入污水處理站，避免循環水中DMF積聚過多。
(2)二甲胺廢氣治理對策
二甲胺的治理是合成革行業的一大難題，其治理工藝有多種，有的工藝治理治理效果好，但耗煤量大，處理成本高。二甲胺處理技術于2008年在溫州市取得了巨大突破，二甲胺治理
的試點單位之一溫州隆興皮革有限公司在400萬大卡的鍋爐旁安裝兩臺蒸氣發生器，利用鍋爐排出煙氣的余熱來加熱循環水，使其變為110℃以上的水蒸氣，進入脫胺塔，保證了脫胺塔的足量熱能供給，脫胺效果較好。經環保部門檢測，改變供熱方式的脫胺塔設備處理后的二甲胺含量只有23ppm／m3，符合環保標準，與其他回收方法比較一年可節省成本100萬元。另一種回收二甲胺廢氣的治理方法由煙臺東潔環保機械工程有限公司申請了專利，它包括：預熱、脫胺、排水幾個步驟，最后二甲胺尾氣由真空泵抽出后最后送往鍋爐焚燒，節能減排效果良好，與同類裝置相比，所需熱量和冷卻水有所降低。建議環保部門比較方法，擇優進行推廣。
(3)苯類廢氣治理對策
由于合成革生產過程中大量使DMF、用苯，甲苯、二甲苯和丁酮等有機溶劑(生產線已經禁用甲苯，但樹脂原料中仍含有甲苯)，目前DMF通過噴淋吸收處理基本可以達標排放，但苯類、丁酮等物質，由于其不溶干水，只溶干部分有機溶劑，對其處理難度較大，部分企業排放濃度嚴重超標。大連理工大學環境工程研究設計所和環龍環保科學研究院結合多年對有機廢氣回收治理的經驗，組織專家開展科技攻關。設計并開發出專門針對合成革生產企業的苯類物質的回收治理裝置，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活性炭能對大多數物質進行高效率吸附，吸附后通過蒸汽解吸，經冷凝，分離后得到純度較高的苯類混合液，混合液經調整比例后可直接回用生產。由于苯類廢氣的治理受成本的限制，國內企業治理效果不理想，苯類廢氣的治理應該成為今后環保工作的重點。
2規范管理，鞏固和提高廢水處理效果
合成革企業已經配備廢水回收系統，但仍有部分企業廢水系統處理能力和企業生產能力不匹配，環保部門要鼓勵企業定期進行技改，配置大小合適的DMF廢液儲罐和塔頂水存儲罐，鼓勵采用合成革廢水節能回收新工藝。此外，由于部分企業對生化系統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不甚了解，導致使用不當造成生化系統破壞，影響廢水處理效果。例如，洗塔水和原料桶沖洗水用量少但cOD濃度嚴重超標，洗塔后一次性直接注入集水池會直接致死生化菌，必須單建蓄水池，然后每天將蓄水池中一定量的洗塔水混合其他廢水再進行生化處理。即按照單次收集，每天少量處理原則，降低cOD濃度維持生化系統平衡。
3研究固廢(殘液)無害化處理技術，降低固廢危害性
企業要對固廢進行分類，對于一般固廢盡可能回收利用。如離型紙可由專業廠家生產木質粉或造紙，對于精餾殘渣、過濾固形物等屬危險廢物，不能進行簡單拌煤燃燒，應該委托有資質的環保公司統一進行處置。當前環保公司仍采用高溫燃燒的方式，未能找出更有效的回收方法，建議政府、商會和企業聯手設置固廢無害化處理技術攻關項目，徹底解決合成革固廢循環利用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