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銀行的女人們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中心銀行的女人們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中心銀行的女人們范文第1篇
女人們是怎樣看待這種變化的呢？她們能適應丈夫做全職先生的生活嗎？男人們回到家后，有了一些什么樣的感受？這種新型的家庭格局，給21世紀的兩性關系帶來了怎樣的啟示和意義？
因為種種原因，男人選擇了回家
個案1：與名利場格格不入
小柯是一家雜志社的編輯，老婆在一所學校當教師。小柯業余愛好寫作，已經出版了4部長篇小說。因為好歹算個作家，所以心性自然有點與眾不同，在單位與上至領導，下至同事等一干人，都鬧矛盾。眾人看來，小柯心高氣傲，將誰都不放在眼里，是個刺兒頭；在小柯眼中，同事們皆是為名利忙忙碌碌的俗人，實在讓他看不起。時間一長，矛盾愈積愈深，小柯干脆辭職回家，做了自由職業者。
從此以后，老婆每天趕著上班，小柯則忙著照顧孩子起床，接送孩子上學，晚上則提著籃子去菜市場買菜，做好晚飯等妻子歸家。不知不覺中，他包攬了大部分家務，做起了典型的全職先生。
個案2：人生的意義是健康地活著
劉杰是一家單位的處長，30多歲了，平時忙忙碌碌的，很少有時間顧及家庭。妻子是個會計，非常體諒當處長的丈夫的難處，幾乎將所有的家務包攬下來。劉杰平時回家，只需窩在沙發里，舒舒服服地看看報紙，等著老婆沏好茶，做好晚飯。
但是35歲這年，劉杰突然被查出了肝硬化，原因是他平時忙于工作，壓力過大。醫生勸劉杰放棄工作，回家休息，不然，病情會有加重的趨勢。
那一刻，劉杰有種萬事皆空的感覺。他這才意識到，所謂的財富、權力都是不值一提的，自己這些年忙于工作，很少有時間陪陪妻子，照顧兒女，現在似乎才意識到，那些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劉杰辭掉了處長職務，回家做起了全職先生。他每天做飯，洗衣服，負責安排一家人周末的郊游，他甚至勸妻子將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家里的事不用妻子操心。
個案3：再就業？哪那么簡單！
鄭向東是一位工廠的普通工人，妻子雷婷以前在一家廣告公司當業務員，他們有一個7歲的女兒。以前兩個人都因忙于工作，孩子很少得到精心照顧。有一次放學后，因為沒有父母接，女兒獨自回家差點迷了路。
雷婷因為工作出色，一年前被提拔為那家公司的副總經理。位高權重，自然忙得團團轉，留給家人的時間就更少了，夫妻兩人因此沒少鬧矛盾。
后來，鄭向東的工廠倒閉了，重新找工作變得極其困難時，鄭向東想自己何不回家做全職先生呢？一則照顧了家庭，二則支持了妻子的工作，讓她更集中精力去創業，對誰都是一件好事情。
鄭向東于是回家，全力支持妻子干事業。他說：“其實，不一定是女人在家里，不管是誰，重要的是為了這個家庭能更有效地運轉。”
家庭主男，你過得好嗎？
不管怎么說，全職先生的出現，是社會的進步，是兩性關系平等的新趨勢。男人們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回家，我們原本也不必帶著大驚小怪的神情去注視著他們。用男女平等的思想解釋是：既然女人們能做家庭主婦，男人們為什么不可以做家庭主男呢？
但是，傳統的觀念畢竟不是一天兩天便能滌蕩無存的。男人們以勇敢的姿態，靜悄悄地回到家里，他們的心理往往卻為此做出了一番思考和抉擇。眼下，他們至少很難做到像女人那樣，輕松地以丈夫、孩子和家庭為自己的全部。這不僅僅關系自我心態的調整，更重要的是他們難以擺脫社會觀念的壓力。
讓我們繼續跟蹤上面的幾位受訪者，走近全職先生，傾聽一下他們真實的聲音。
小柯：別人如果說我在享福，我非得和他拚命不可
在男人們看來，女人們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婦，似乎就是享清福了，其實，只要所有說這話的男人，自己回家做一段時間的家庭主男，我想他們就再也說不出這種話了。呆在家里，沒有多少人可以交流，人際圈不斷萎縮，那種被世人拋棄的孤獨感和恐慌感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妻子以前做的家務活，我很少將那視為她的辛勤勞動。在我自己親自做飯，買菜，接送孩子地干了大半年后，我就想，我能堅持，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別人還說我在家享福，我非得和他拼命不可。
所以，我想如果要讓男人理解女人，讓他們真正贊成男女平等，我希望他們都能回家體驗一下全職先生的生活。
劉杰：要男人擺脫功名之心，真的很難
回家大半年了，我最深的體會就是放棄功名利祿，放棄男人通過工作得到實現的價值感，極其不容易。雖然因為生病不能工作，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心里都感到空空落落的。以前是處長，成天被人簇擁著，無限風光。現在一天也接不上一個電話，全世界好像都遺忘了自己。
有時候，我就想到女人們的感受。她們做家庭主婦，為丈夫孩子奉獻了自己的全部，這原本是一種應該得到男人尊重和感恩的付出啊！畢竟，女人做家庭主婦后，付出的是不能工作，缺少人際交流，難接觸到外界信息等代價，男人們再認為自己辛苦賺錢回家，就理所當然地靜候妻子上前侍候自己，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女人可能比較容易擺脫功名之心，以家庭為中心，但在男人這里，卻很難做到。我想還是社會觀念對男人的鼓勵和影響吧！社會鼓勵男人創業，鼓勵男人做經天緯地的雄材，反之，一個男人沒有這些作為支撐，似乎就不是一個像樣的男人了。
鄭向東：我打算盡快結束這種生活，我受傷害了
起初我回家時，心里其實是有些無奈的。自己沒什么本事，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去，這非常打擊我的自尊心，覺得自己很無能。我想還是受了一些社會觀念的影響吧，一個男人成天窩在家里，不干一番大事，還像個男人嗎？
我回家以后，就有不少閑言碎語傳到我耳朵里。首先是我的一位長輩，他痛心疾首地對我說，一個大老爺們，天天在家里侍候老婆孩子，男人的臉都給丟盡了。其次是一些比較好的朋友，他們開玩笑地對我說，鄭向東，你老在家里，不擔心老婆有二心嗎？說實在的，這些話非常嚴重地刺傷了我。
更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她經常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對我的輕視，回家動不動就對我吆三喝四，沒什么好言語（也可能是我敏感了吧）。我知道她也是看不起我，覺得一個男人窩在家里，很無能。
直到有一次，女兒的話不僅深深傷害了我，還促使我想盡快結束家庭主男生活。那次，我無意中聽到她對小朋友說，她以后要像媽媽那樣賺大錢，而不是像爸爸那樣，讓人看不起。
我想，真正的家庭主男生活，對男人是極大的考驗。一個男人最終得走到社會上干事業，這不是你想不想要的問題，而是社會逼迫你這樣去做。
男人們這樣描述自己做全職先生后的心情體會，女人們又是怎樣看待他們的呢？筆者隨機采訪了幾位女士。
劉海霞32歲我想家庭關系中，還是男主外，女主內比較好吧。不為別的，就是覺得很少有女人能挑起養家的重擔。畢竟，目前的社會，女人想在外面創立一番事業，遠遠比男人艱難得多。況且，我總感到女人大都渴望男人的保護，男人能夠撐起一片天，為女人遮風擋雨，這可能不是什么男女平等，或許只是女人天性中一直對自己的不自信吧。
商飛30歲如果生活必須讓我丈夫回家做全職先生，我覺得這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女人能做的事情，男人當然也能做，關鍵是，只要有利于這個家庭的穩定就可以。
藍藍26歲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回來做家庭主男，但我希望他能多為我分擔一些家務活。我特別苦惱丈夫總是仗著工作忙，家里什么事都讓心，我想要是讓他回來做一段家庭主男，繼爾體驗一下做女人的不易，我倒舉雙手贊同他回家。
英子27歲我贊成丈夫回家做全職先生，我們家不缺錢，夫妻兩個人缺的是時間在一起溝通交流，增進夫妻感情。所以，我想如果丈夫能回家，更注重家庭生活，一定比忙忙碌碌于那些無聊的宴會、工作等要強得多。
家庭主男，想說愛你不容易
在男人和女人到底誰更應該回家的爭論中，絕大部分的言論傾向于女人，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千百年來的社會便是這樣的。從有家庭的原始社會起，男人們就被賦予上山打獵，下河捕魚的養家重擔，而女人們則留在家里，照顧小孩，等候丈夫歸來。
但是，兩性關系發展到今天，種種事實已經證明，未來的家庭將呈現多樣化，傳統的兩性格局受著女性主義運動等各種思潮的沖擊，一切將變得令今天的我們自己都無法預測。
為什么我們今天，提起全職先生，大多數人會感到不自在呢？為什么我們天經地義地認為必須是女人呆在家里呢？
這至少反映出以下一些問題：
1，典型的男權社會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即一個男人是應該做大事情的，男人的可貴的生命不能浪費在生兒育女，操持家務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反之，這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只適合女人干，因為女人是做不了大事情的，在某些男人的眼中，女人甚至是“弱者和無能”的代名詞。
2，強調男人只適合做大事情，不適合回家的男性沙文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深深傷害了男人。因為男人的生命是千差萬別的，有的男人有做所謂大事情的潛質，但有些不能做大事情的男人呢？難道他們渴望回家休息，或者自動地從競爭的社會中抽身出來，輔佐更能參與競爭的妻子創業，就屬于不正常嗎？
3，女人更適合做家庭主婦的論點同時深深傷害了女人，因為女人的生命同樣是千差萬別的，假如一個女人特別渴望創業，并且有能力通過工作實現自身價值，我們為什么就必須讓她呆在家里呢？
更何況，社會一方面認為男人回家對男人有害，另一方面鼓勵女人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家庭，這是典型的從男性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畢竟，做家庭主婦，女人可能會失去男人所追求的東西，比如名望，工作的價值感，經濟的自，但奇怪的是，我們的社會卻常常認為，這天經地義地是女人應該失去的。
4，某種程度上，男主外女主內的觀點剝奪了男人女人自由選擇生活的權利。不管是男人女人，他們是否愿意回家，不是以性別來判斷，而應是以他們的自愿調整，怎樣有利于家庭生活的幸福為標準的。
5，這些論點還輕視了家庭，影響了人們，特別是男人自主地選擇生活的價值觀，選擇生活的重心。法國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法國人，已不再把銀行的存款和在企業的地位視為自己成功的標志，法國人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功應該是一個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所以，男人們如果因為重視家庭，自愿地把更多的時間用于照顧家庭，這又有什么不對呢？
6，就中國的國情來講，男人回家惹爭議，或許經濟實力問題還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在競爭殘酷而激烈的今天，連女人們都無奈地掐指算著產假的天數，希望早日回到工作崗位不至于落個被人頂替的厄運，男人們又怎么可能閑下來呢？
要做，就做一個快樂的主男吧
盡管當今社會女主外男主內仍備受爭議，但是，這并不妨礙男人們回家的步伐，以及一部分全職先生在自己全職在家的生涯里樂得逍遙。一位網名為“液體酒精”的朋友就在自己的博客里講述了這樣一位快樂的全職先生。
有多少男人愿意做家庭主男發表者: 液體酒精
我們有一個朋友,是個家庭主男。他當主男大概三年了吧。當主男以前，他在一所名牌藝術院校做行政工作,因我老公是那所學校的老師,于是兩個人漸漸熟悉起來。他那個時候已經是四十出頭的人了，然而經常可以看見他在球場上飛奔而過，黝黑的皮膚和結實的肌肉清晰可見。打球時和學生，和老師，甚至和保安，只要能找到的對象他都不放過，一直到大汗淋漓，尚肯罷休。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他這樣一個身體倍兒棒的人原來是有肝病的。在肝功能被查出問題之后，他就過起了停薪留職的日子。
然而快樂并沒有從他身上消失。
他仍然喜歡運動，醫生的告誡不能不聽，但是不運動是萬萬不行的。爬山，跑步，后來又開始攀巖，進行專業的訓練，他黑色的肌肉塊更加強壯了，笑容也更加燦爛地出現在他臉上。“如果可能，我想去爬雪山。”茶余飯后，他微笑著說給我們聽，包括他從攀巖中體會到的種種技巧和樂趣，認識的人……他的執著感染著我們大家，以至于開始向往天邊巍巍的雪山……
最近他開始做許多手工的皮具，事情源于我們家的一塊沒有用的皮子，他看見了，過幾天給了我們兩個用皮子做的鑰匙包！鑰匙包的設計很獨特，精致的手工感覺，如果在市面上賣的話，花上兩三百我也不會覺得虧。當然這還不算什么，他還能做出瑞士軍工刀的皮套，和商場里賣的皮套簡直不分伯仲，厲害厲害，我當時就想和他一起開店賣皮套了，肯定能火啊！他老婆更是高興得合不攏嘴，結婚20年了，第一次發現他能做這個。可不是嗎？上班的時候可沒來得及展現……
他還會做家具。把宜家的板子買回家，鋸吧鋸吧量體裁衣給臥室做了一套組合家具，真叫嚴絲合縫，又經濟，又獨特，真是好東西。
居家過日子當然離不開吃，老婆每天下班都能吃上四菜一湯，去飯館吃上一次回家就能琢磨出個大概，現嘗現做，真的是上天的、下海的都能做得有滋有味兒。
于是我經常介紹他的事給同事們聽，家具展示不了，展示鑰匙包。女同事們覺得要能嫁這么一個男人幸福無比；男同事往往不服，妒忌之余說一聲：我要是有時間我天天在家能做出飛機！
無論如何，生活是自我的選擇，能活出樂子來就是好。何必去管別人所謂的男主外女主內？其實，快樂的生活的同時也就告訴別人一個道理：我活出了我自己！
相關鏈接
分析家稱:在21世紀，不同行業的興衰更加明顯，而這將會導致大批行業性(如高科技、制造業和民航業)的失業人口，其中的男性如果找不到新的工作，回家將成為必然, 并慢慢得到社會的認可。而女性從事的大部分是醫療健康和教育行業，受經濟衰退的沖擊遠不如“男性職業”嚴重，而且女人掙錢的本領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男人認可。
有關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在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大約每7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是由男性主持家務的。調查顯示，這些扮演“家庭婦男”健康情況遠遠不如那些掙錢養家的男子漢，而且，他們的死亡率也大大高于那些“主外”的男士。
10多年前，美國耶魯大學的科研人員，選擇了從剛出生的嬰兒到10幾歲少年為對象，進行了連續12年嚴謹的跟蹤調查。在排除了“處在不同階層”這一因素后，研究人員發現，爸爸帶大的孩子，智力高于平均水平。
隨著電腦、電話等現代辦公通訊工具的普及，我國有大量上班族男人回歸家中成為全職先生：一覺醒來，干干家務，穿著便服開始一天的工作，自由快樂又無拘束。這些人所占上班族的比例成上升趨勢。
本刊觀點
快樂、簡單、愛以及美好的生活
“全職先生”無疑是對傳統的男性權威定律的挑戰。據專家預測，全職先生可能會成為未來家庭分工的流行趨勢，就看男人們能否勇于走出男權主義的籬笆。
我們應該以平常之心看待男人回家做全職先生。它的標準不是以性別為分界線，而是夫妻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是否能達成一致？是否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睦？是否有利于夫妻關系的及時調整？
畢竟，生活不是一潭死水，我們每個人都會在生活中，面臨著隨時需要調整的問題。在某一個階段，妻子回家更合適；而在另一個階段，可能丈夫回家更合適。只要我們感到舒服，又沒有影響別人的前提下，就沒有什么對與不對的。
不過，家居最容易放任散漫，男人一旦回家，就應保持有規律的起居和相對集中的時間安排，盡可能排除瓦解意志和使之分心的所有因素。
中心銀行的女人們范文第2篇
何剛的辦公室很簡約，卻能讓人記住，背景由幾幅圖案夸張艷麗的印度土布構成，桌案上擺有一個柚木精雕的沉思者造型，恬淡、從容、低調。他說：“每看到沉思者，就會想起三個字――慢慢來！”
每個人在他的人生發軔之初，總有一段時光和抑制不住的夢想。十幾年前的何剛，有夢想，也有好身體。
1997年春天，何剛離開家鄉甘孜，流浪至成都，讀書不多，生存艱難。洗過碗，擦過車，睡過天橋，賣過報……三年后的一天，何剛在春熙路認識了一個賣藏飾品的小姑娘，他驚奇地發現小姑娘眼前的那些飾品，竟受到了年輕男女的瘋狂追捧。
何剛暗想：“老家不是有很多這樣的東西嗎？精美的藏式家具、繪畫、年代久遠但色澤依然鮮亮的織物和其他儀式使用的器物……在藏區，這些精美的飾品和衣物可便宜呢！”
嗅到商機的何剛辭掉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回到家鄉，選了一些便宜的藏飾。回到成都后，擺攤設點，沿街叫賣，想不到女孩子們十分喜歡，雀躍試戴、大方購買，每天都有好幾百元收入。
藏飾品裝扮著女孩們的世界，同時支撐何剛繼續遠行的夢想。
2001年5月，何剛第一次到印度。成都的藏飾品越來越多，他要在印度尋找全新的產品來代替。飛機從新德里郊外的機場降落后，他才意識到自己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用手語比畫了大半天，才找到一間廁所。然而，找生產廠商比找廁所要難上百倍，他足足用了五天時間，才見到了一位印度廠商。
打量著眼前的這個中國男孩，印度廠商滿臉的不信任。何剛尊敬地把一份在國內早已準備好的中英文對照銷售方案遞給他。印度廠商的目光漸漸地柔和下來，他用生硬的中國話說：“說實在的，我對你區區的幾件貨根本不放在眼里，但對你的方案很感興趣。”
何剛在方案里詳細地評估了中國的市場潛力，也十分客觀地將自己的拓展計劃列在里面。“雖然我現在只有一個店，但用不了多久，我會找到適合的運作模式，店越開越多，我相信您不會不動心。”何剛誠懇地對印度廠商說。
何剛從印度進了幾萬塊錢的貨，隨后，他又前往巴基斯坦，淘來一些精美飾品。回到成都后換掉了所有的藏飾品。他的小店像一朵無名小花，開于交大路16號，這條彼時并不繁華的街。何剛為突出印巴主題，店內陳列著琳瑯滿目的香料、首飾、披肩，神秘而風情，模特身上搭配一條色彩艷麗的印度長裙，宛如寶萊塢美女翩然而至。
幾年后，這家取名“印巴文化”的小店在成都已有14家直營店，分布于東南西北的街道上，裝點著這座城市，豐富著女人們的生活。
何剛的角色，就是一個國際搬運工，幾年如一日，往返于印度和中國之間。
從傳統工藝中不斷挖掘商機
2008年秋，何剛來到班加羅爾，這座以印度“硅谷”著稱的城市，空氣怡人，與那些匆忙的IT精英相比，更多人則處于一種優游的生活狀態，像云彩一樣自在隨意。
何剛走到世界最古老、最大的制香企業RAJ集團門口，身穿漂亮紗麗或者旁遮比服的女子來來往往，香薰廣告優雅而神秘。下午，他看到從工廠里出來的男人和女人，手里都帶有制香材料，許是晚上在家生產。
這個想法，促使何剛來到一個家庭。他們并沒有排斥這個中國人，友好、禮貌地接待他，女主人拿出家里最好的食品招待他。何剛的目光總往兩個小孩的身上瞥，兩個小家伙坐在桌案前，往復循環雙手搓動，讓香料附上中間的小棍子。
原來，工人們晚上將訂單帶回家，這是孩子的作業。孩子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表情快樂、專注，做手工是每個印度孩子的必修課，他們也明白，這小小的一支香也牽連著家庭生活的優裕和幸福。
何剛好奇地問，“你們為什么不用機器，這樣又慢又辛苦！”男主人平和地笑了，“如果用機器，會破壞香料的元素，純正的印度香不會與機器沾邊！”說著，拿出孩子剛做好的兩支香，粗細不同，略顯粗糙。他們做的香全銷往歐美日韓等地。
小孩參與手工、觸摸生活的場景，在印度民族一代代傳承了下來，而今依然保持，小孩們長大后，或許會從事前沿的IT行業，但小時一家人燈下相守的溫暖場景，成就了他的人格和秉性。
屋子里回蕩著八角茴香和天竺薄荷的味道，何剛學到了至為重要的一課。他一直在做印度產品，但沒有觸摸到印度文化的精髓：代代相傳的手工文化。
那年， 何剛穿過很多城市，來到印度西北部的拉賈斯坦，這里地處沙漠，光照熱烈，其首府齋浦爾更有夢幻一般的色彩，因為風情萬種的美女，被譽為“紅粉之都”，陽光、沙漠、美女，上天如此眷顧的地方，誰不想談一場戀愛呢？
比談一場異域之戀更讓何剛激動的是，聞名世界的印度手工木版土布，就誕生于齋浦爾以南16公里的瑟勒斯沃蒂河畔。
他很快來到目的地，瑟勒斯沃蒂河已經接近干涸了，婦女們能踩著河中的石頭來往于河的兩岸。河兩岸村莊里，樹立著許多幾十米高的木架，木架有大有小，大的幾百平方米，直掛著上百條彩色的土布，美得令人窒息。
那些曬著太陽，被風微微吹動的土布，攝取了何剛的魂，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店里那些原生態的印度服飾，其原料都出自這里。轉眼想到公司團隊經常接到終端反饋，顧客們苦惱于這些印度服飾根本無法穿到生活里，只能旅行、泡吧或家里穿穿。
“以印度手工布為原料、兼顧飄逸浪漫的印度元素，設計成時尚潮流、適合中國女性的服飾……”一個解決方案的東西，已在何剛的腦海中漸漸成型。
跨國跨界，做自主品牌
回國后，何剛又注冊 “天藝”服飾品牌，組建設計和運營團隊，建立印度設計中心，他帶領團隊大刀闊斧，對印度傳統服飾進行了一次大改良，材質和工藝保持不變。
變則通，呈現在顧客眼前的，不再是那些穿不出去的印度服飾，而是來自拉賈斯坦土布裂變的歐美、日韓和中國元素等不同風格的時尚服裝，能夠穿到任何一個場合。
隨之，服飾作為獨立單元，從伊甸園般絢爛豐富的“印巴文化”分割出去，以獨立門店式運營。民族風、手工工藝、土布材質、前沿設計，天藝服飾品牌一經推出，便擁有無數忠實粉絲。
熊素萍是天藝服飾武漢的加盟商，隨著生意逐步做大，除了武漢店外，她又在漢口、武昌開了兩家分店，生意照樣十分火爆。她曾是一個銀行職員，在一次四川旅行中，無意發現“天藝”服飾品牌，喜不勝收，索性辭了職，拿出所有積蓄開店創業，而今，幾家店已為她創造出50萬的年收入。
2011年2月，天藝團隊出品一款以旗袍、刺繡和剪紙為主打的產品，剛剛上市，就被搶購一空。印度靚女淑婦穿上紗麗和旁遮比服，端莊嫵媚，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同樣的材質和工藝，紗麗和旁遮比服變為旗袍或裙子，同樣步步生蓮，更是一番風韻。
將中印兩國的傳統文明和文化要素相互融合，開發出被市場接受的服飾產品，何剛曾經的愿景實現了。而今，他正和一個品牌公司洽談，開發一個高端奢侈品品牌，服務于集財富與品味一體的小眾群體。
異域風情，給何剛帶來了芬芳和財富。何剛是一個大氣的人，陪伴他創業的團隊從未離席，即使有人去生小孩，生完小孩照樣來公司上班，沒人找他加工資，因為在他們的想法還沒萌芽時，他已兌現十分合理的報酬。
中心銀行的女人們范文第3篇
2001年1月2日星期二北京晴
半個月前，我所供職的報社――《家庭報》社的社長兼總編輯儀宏偉先生通知我，受“幸福工程”全國組委會的委托，報社派我前往中國西部部分地區，用一年的時間，對“幸福工程”實施成果及貧困母親的生活現狀進行采訪。
即將遠行之前，我去看望了我的母親。我很小就失去了父親，母親對于我的重要，是那些雙親孩子體會不到的。
母親為我包了一頓餃子，她一個一個捏著，捏得很仔細。吃飯的時候，我們娘倆很少說話，默默地像是維持著一種心靈的交流。然而，就在我剛剛走出門的時候，忽然聽到了母親的聲音：“興兒，道上小心。”
我回頭，母親正倚在門口，仍是那一臉慈祥的微笑。哦，我去采訪母親，我得到了母親的祝福。
2001年1月4日～8日青海省玉樹縣結隆鄉雪
從首都機場出發，幾個小時后我就來到了青海省的西寧。
這是真正的青海：大自然一變臉，人就吃不消。我知道，我對我的身體過分自信了。
去結隆鄉的路上，陪同我的賀連杰用沙啞的嗓音為我唱起了一首當地民歌：
我的家高得很
我的家遠得很
人們都說，這里荒涼得很
可我們偏偏就是青海人……
8日晚上，結隆鄉的鄉長給我介紹了結隆鄉的基本情況：全鄉平均海拔在4700米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80毫米，極端最低氣溫為零下26攝氏度，氣溫寒冷干燥。交通與通訊條件極差，一遇災害，經濟情況就更加惡劣。在這個鄉，貧困戶占人口總數的50%，有的貧困戶幾乎沒有分文收入。
2001年1月9日～10日結隆鄉結古鎮陰轉晴
幾天來，在途中、在結隆鄉雜年村我已經初識了一些貧困家庭和母親，那些凄苦的面容撞擊著我的心。而一個叫巴青才仁的12歲藏族小女孩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巴青才仁的家是用土坯壘成的“冬窩子”。我走進她家的時候，她正蹲在墻邊，用手臂頂著腹部，臉色青黃青黃的。
“怎么啦孩子？”巴青才仁沒言語，手臂仍然頂著腹部。“肚子疼，小病。”母親說。
巴青才仁9歲的時候就經常腹痛，但孩子知道家里沒錢，從來也沒有要求母親給她治病。盡管這樣，她依舊是家里主要的勞動力，還要爬到附近的山上挖蟲草。可是因為病情加重，她能爬上去的山越來越矮了。附近的一位鄉間醫生說她的肚子里長了個什么東西，但他無計可施。
“為什么不到州里的醫院去檢查一下？”我問。
“哪有錢嘛！”母親說。
“到鄉里的保健站檢查一下也行啊。”
“哪有錢嘛！”母親說。
我忘了我是個記者，決定把巴青才仁帶到州上去治病。
巴青才仁告別了她的母親，與我們一同上路。臨別的時候，這個從未出過遠門的孩子與母親緊緊地擁抱著，她們的眼淚交融在一起。我給了巴青才仁的母親150元錢，讓她置辦些年貨。她合起雙手，高高舉過頭頂，為我祝福……我坐在汽車里，看著漸漸遠離的母親的身影，淚水模糊了視線。
到了鄉里，我給了巴青才仁一個蘋果。她只咬了一口，就把蘋果塞進了袍子里。她說她要把蘋果帶回家，給母親嘗一嘗。
在玉樹藏族自治州康復中心，吾金才仁院長親自為巴青才仁做了檢查。這是玉樹最好的醫院，醫院里最好的設備是一臺很陳舊的國產B超儀。好在診斷結果不像預想的那樣壞，巴青才仁患的是膽囊疾病，一種在大城市里被視作一般的病。就是這點小病，差點要了這個孩子的命。
那天傍晚，我就要與巴青才仁分手了。孩子緊緊拉著我的手，什么話也沒有，只是一個勁兒地哭……
2001年1月11日～13日稱多縣～平安縣雪轉晴
平安縣寺臺鄉位于西寧市的東部。在寺臺鄉的窯洞村，我見到了一個叫王生花的女人。
王生花今年30歲。她是1990年嫁到這里的，丈夫比她大7歲，現在有兩個小孩。1996年，丈夫患中風喪失了勞動能力，王生花黑色的日子便開始了，生活的重擔整個壓在了她的身上。家里原來有兩頭騾子，為了給丈夫治病，賣掉一頭，賣了600塊錢。熬到2000年，丈夫的病情剛剛有所好轉，另一頭騾子卻丟了。
騾子是在晚上發現丟失的。王生花飯也沒吃，立刻就鉆進了大山。對于這個貧困家庭來說，一頭騾子是整個家庭最值錢的財產，騾子丟了，無異于天塌了，王生花必須找到騾子。整整一個晚上，她在大山里轉悠著，呼喚著她的騾子。她沒回家，找不到騾子她不能回家。騾子丟了，家也就毀了。
還算幸運，第二天中午，騾子終于找到了。可王生花卻病倒了，一頭騾子險些要了她的命。
災難接踵而至。公公也患了中風，無錢醫治。王生花只能硬撐著爬起來……
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王生花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反應，這個剛30歲便已過早衰老的女人覺得生活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2001年2月23日甘肅兩當縣泰山鄉雨轉晴
2月20日我又從北京出發，坐完火車坐汽車，于21日傍晚到達甘肅兩當縣。22日晚8點，在細雨中我到達了泰山鄉。
泰山鄉的貧困與自然環境的惡劣有直接關系。環境使那里的人們經濟貧困，還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身體健康。我采訪的同心村，海拔在1200米以上，30多戶人家散居在山上。土地貧瘠，坡度極大，最大處近60度。又由于水質不良，缺鋅缺碘，造成大骨節病流行。
57歲的楊秀1982年從陜西帶著兩個孩子嫁到了同心村，不幸患了大骨節病，身體萎縮得只有1.3米，走路都很困難。我見到她的時候，她正扭著變形的腿從山坡下取水上來，土色的臉上掛滿了汗珠。
楊秀的女兒已經出嫁，兒子今年24歲，還沒成親。楊秀望著一貧如洗的破草屋發愁，哪家的姑娘會嫁到這個貧病交加的家里來呢？
2001年2月27日甘肅禮縣白河鄉陰轉晴
說起禮縣白河鄉的白河村，在當地還是小有名氣的，因為這里有一個遠近聞名的白河市場。說是市場，也不過是山坳里一片互相連接著的矮小舊屋。
44歲的韓虎羅已經結婚24年。她一天書也沒有讀過，如今她的一雙女兒也因家中的貧困沒進過學堂。她家的土地更少，僅有1.3畝，而且從家里走到田頭就需要2小時。因為離得太遠，無法照管，田土被人一偷再偷，已經無法進行耕作。
偷土？難道人窮得到了連土都要偷的地步？韓虎羅告訴我，當地人偷土主要是用于蓋房子。她家里去年只收獲了100公斤糧食，只夠一個多月的口糧，大部分時間要靠政府救濟和向鄰人乞討度日。
由于家里的情況太糟了，韓虎羅10歲的小女兒不得不寄養在別人家里；17歲的大女兒為了生活去了蘭州打工，已經走了5個多月，也不知道干的什么活兒，只寄回來過300塊錢。
“那怎樣才能把日子過得好一點呢？”我問她。她說：“養上一兩頭母牛就行。牛有草就能養大。”這就是她的希望，對有些人來說，一個很容易實現的希望。但對她來說，這是個天大的奢望。
2001年2月28日～3月3日甘肅宕昌縣陰轉晴
2月28日上午10點，我到達宕昌縣車拉鄉。兩旁的山脊上還殘留著許多積雪，陣陣寒風襲來，吹得人渾身發冷。中午12點多，我來到了茹樹村，見到了茹樹村的村長。在村子里，村長算是個富戶。他的家里還算整齊，有兩只木柜子，墻壁和屋頂是用舊報紙裱糊過的。村長請我們這些“上面來的人”吃了頓面片。面片用清水一煮，湯里胡亂放了些土豆和酸菜，沒有一點油星。
第二天，準備去城關鎮坡頭村采訪。坡頭村分5個組，分布在5個山頭上。鎮上的干部說，如果把5個組都走下來至少需要一周的時間。無奈，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紅崖組。
紅崖組的組長是一位40多歲的中年漢子，他叫馬貓。馬貓是個“干部”，身上的衣服還算看得過去，他說，全村人穿的衣服，幾乎都是外省市人捐贈的。
村頭坡下，我們看到了一所尚未完工的土坯房。馬貓將我帶了進去。在家的只有母子2人，19歲的女兒到鎮上打工去了。母親馬成翠今年53歲，見我們來，激動地用雙手比劃著。“她是個聾啞人。”馬貓說。
12年前馬成翠的丈夫就死了，她拉扯著一對兒女苦苦度日。全家只有3畝土地，2000年人均收入只有50元。但她畢竟要蓋新房了――我想。
“是她兒子要蓋房娶婆娘。沒房就沒婆娘。”馬貓說。
忽然，馬成翠沖過來，抓住馬貓的手就往豬圈走去，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劃著，嘴里發出“啊，啊”的聲音。馬貓回頭對我笑著說：“又要說那件事了。”
我跟過去。豬圈里沒有豬。“原來是有豬的，是去年養的，準備過年時打打牙祭，可讓人給偷了。是她兒子偷的，偷了賣了，賣了500塊錢。就為了蓋那娶婆娘的房子。”馬貓說。
臨出門的時候，我回頭又看了一眼那尚未完工，也許永不會完工的土坯房，心里難過著。這究竟是誰的錯呢？我不知道。
2001年3月6日～7日甘肅隴西縣晴
隴西縣位于甘肅東南部，其中的福星鄉地處渭北干旱地區，最典型的問題就是：缺水。
我在福星鄉的鹿鶴村見到了31歲的劉引引。劉引引家是村里的貧困戶，連一口用來儲水的水窖都建不起。一家老少6口人加上一頭牲畜的飲水，都要靠劉引引去擔。水源離她家足有四、五里坡路，往返一趟需要一個多小時。每天，她必須往返4次，才能勉強維持整個家庭對水的基本需求。
水源是黃土溝壑間的一條小河流。冬天里雪凍冰封，劉引引干裂的手握著鐵釬，鑿開一個小冰窟窿，然后用一個圓柄鐵勺，將渾黃的積水舀上來。
劉引引挑著水桶，在山梁上蹣跚而行，她的身影融入莽莽黃土高原之中，愈顯渺小。她每天都是如此，默默地繞過一道道山梁。直到回到家里，桶里的水還是渾濁的。
“這水能喝嗎？”我問她。“放放就行了。”她說。
那桶渾濁的水倒進水缸里沉淀著。還有另一種水也在沉淀著，那是屋角處的一只銹跡斑斑的鐵桶，里面收著從外面拾來的殘冰。冰很臟，正慢慢地融化著，一滴一滴地聚集著……總算還有水喝――劉引引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2001年3月11日寧夏海原縣晴大風
11日，開始了我的寧夏西海固地區之行。
西海固，寧夏南部黃土丘陵地區西吉、海原、固原、彭陽、涇源、隆德、同心7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我最先到達的海原縣屬于干旱半干旱黃土高原丘陵農牧林區，氣候特征為：春暖遲，夏熱短，秋涼早，冬寒長，風大沙多，十年九旱。這里交通閉塞，生產條件惡劣，文盲半文盲率在60%以上，孕產婦死亡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徐套鄉徐套村是海原這個特困縣中的極貧困村之一。當地干部說，這里窮得連麻雀都不愿意呆，海原的麻雀都坐著火車跑到外地去了。
72歲的黑秀英，兩個兒子均已喪妻。因為干旱，糧食絕收。2000年偷采發菜賺了點錢，全家人均收入不足100元，主要用于買糧食。我去的時候，她家吃的已經是政府的救濟糧了。
蒿川鄉沙溝村的馬祖格，家里的十幾畝地也是3年無收，吃糧靠政府救濟，經濟來源也只能是偷采發菜……
生活如此艱難，但是依然有人不放棄對土地的希望。在采訪途中，遇見周套村的婦女羅正芳，她家的地也是連續幾年沒什么收獲了。盡管如此，今年她和她的丈夫依然借來牲口，不誤農時耕種。我問她，今年的把握有多大？羅正芳舔著干裂的嘴唇，茫然地望著見不到一點水分的土地搖搖頭。可是她又說，寧愿讓種子丟在地里，也不愿讓種子爛在家里。
2001年3月12日～14日寧夏西吉縣沙塵暴
在西吉縣王民鄉下趙村，我見到了57歲的袁秀英。她的丈夫在1999年去世，女兒遠嫁他鄉，兒子離婚后外出謀生，杳無音訊，拒絕對其贍養。丈夫去世和兒子結婚的時候，袁秀英家借了1000多元錢的外債。兒子一跑，這些債務全都落在了袁秀英身上。
袁秀英6年前患了眼疾，因為沒錢至今沒有醫治。她只能靠打草抵償一些債務，我去她家的時候，她正在院子里兩米多高的草垛上捆草，一大垛草才能抵30元錢。我的到來引來了滿院子的人，不一會兒，討債的人便上門來了。我替袁秀英付了賬……
從西吉縣驅車向南30多公里，便到達地處濫泥河流域的興平鄉。在快到興平鄉王堡村的路坡下，一處土坯房孤零零地立著。
我下車走進了那戶人家。
30歲的王五女，家有10畝山旱地，去年干旱只有150公斤的收成。和幾天前采訪的貧困母親一樣，王五女家也已斷糧。家里沒了口糧要靠丈夫外出打工才能養活一家4口，可偏偏在這個時候她的丈夫卻患痢疾臥床不起，家里沒錢，王五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丈夫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在貧困地區，人們有病往往撐著，小病常常會拖成大病，甚至導致生命危險。臨別時，我取出攜帶的藥給了她……
2001年3月15日～16日寧夏固原縣陰
我走進了固原縣大灣鄉馬場村37歲的謝芳玲家。
首先看到的是貼在墻上的獎狀，然后就發現了臥病在床的謝芳玲。
“是我家女娃的獎狀。她上學優秀著呢！”謝芳玲說。
“我還是‘三好生’呢！”是女兒的聲音，她正挨在母親的身邊。
“好啊！”我說，接著想說些鼓勵的話。
“不上了！”母親嘆了口氣。
“為什么？”
“我這病……咋還上得起學……”
“總要上學的。為了孩子的將來……”
“去年只打了400公斤糧食，吃沒了，換不來錢……”
我再也問不出別的，說了幾句安慰的話。那學業優秀的女孩，一雙眼睛無限留戀地望著墻上的獎狀。我不想再呆下去了，默默地退出門去。
在蒿店鄉雙勤村，村干部領我去了中年婦女趙黨生的家。空蕩蕩的院子里，只有幾葉飄零的枯草。趙黨生的丈夫表情木訥地望著我們。這位51歲的漢子去年在本鄉打了一年的工，只賺得八九十元錢。趙黨生的小兒子裹著一件露著爛棉絮的破襖，站在父親的身旁，嘴巴上拖著一溜清鼻涕。我問他，你媽媽干嗎去了？他指指遠山，說打草去了。
孩子一溜煙跑去找他的母親。不一會兒，那女人背著比她高許多的一大垛草，順著山脊踽踽而來，遠遠望去，像一個緩慢移動的大草垛。她凄苦地告訴我，眼下家里已斷了口糧，吃的都是靠鄉政府救濟，春耕快到了連種子都沒有，這日子過的沒臉見人啊。至于孩子的學費，就更沒著落了。
只有知識的力量才能最終改變貧困面貌。但在這貧困的山區，人們怎樣才能獲得這種力量呢？
2001年4月10日貴州省三都縣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上，貴州是惟一沒有平原支撐的內陸山區省份，境內溝壑縱橫，山高坡陡，土壤極其稀少貧瘠，屬于典型的喀斯特巖溶地貌。由于歷史、現實和自然的多方面原因，在這里，貧困依然是禁錮人們的枷鎖。土地石化，莊稼難種；四季勞作，卻難以果腹。
在貴州，我首先到達了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縣。
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貴州山區。“吊腳樓”密密匝匝地擁在山坡上，就形成了一個寨子。踩著濕滑的小路走寨串戶，我又見到了母親們一張張凄苦的面容。
2001年4月14日貴州省三都縣晴轉陰
今天，我先后來到水龍鄉的水龍村和獨寨村。
在村外的田間，24歲的陸銀菊正背著只有兩個多月的女兒插秧。她一家3口只有0.7畝水田和0.02畝的山坡地，去年只收了300公斤的水稻和30公斤的雜糧。因為在大山里趕集是件很難得的事情，陸銀菊賣了整整一年蔬菜，才賺到了50元錢。
陸銀菊赤腳站在水田里對我說：“國家派人給我們照相，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們太窮了，屋子漏雨，糧食不夠吃，不知道什么時候能過上好日子……”
獨寨村的婦女楊邊，今年65歲。當我舉起相機的時候，她告訴我，這輩子她是頭一回照相。聞聽此言，我的手猛然顫抖了。
楊邊的命運同樣悲苦，她嫁過來的時候，家里只有一升米。這么多年了，生活還是沒有什么大的改觀。她的丈夫15年前就去世了，因為沒錢看醫生，直到現在楊邊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于何病。
但是，環境的困厄并沒有銷蝕人們向往富足的渴望。
站在自家搖搖欲墜的木板屋前，38歲的韋解表示：如果“幸福工程”幫助她，她可以搞養殖業，還可以開發荒山種植柑橘，保證賺錢以后歸還國家的本錢……她真想等有了錢修修這間快要塌了的房子……
2001年4月15日 大河鎮 雨
清晨，天上飄著蒙蒙細雨。我們沿著都柳江的江邊石子路趕往大河鎮。雖然石子鋪成的道路不算好走，但是都柳江的景色讓人有種置身世外的感覺，江水滔滔，碧綠清澈，如此美景卻不能消融人間的貧困，讓人頓生遺憾。
大河鎮大河村18組的白啟瓊，今年53歲，十幾年前前夫去世后，與比她小9歲的金建洪重組家庭。家里的2畝田地，打的糧食有限。以今年為例，到4月份早已無口糧。因為貧窮，白啟瓊一輩子沒點過電燈。貧窮像黑夜一般籠罩著她，將光明從她的眼前野蠻地掠去。在黑暗中她大睜著茫然的眼睛……
2001年4月19日～29日紫云縣晴
一到紫云縣水塘鎮，當地人就問我：你見過一個村民小組都住在同一個山洞里嗎？我沒見過，也實在無法理解，連一個大致的輪廓都沒有。
這個名為中洞的山洞，估摸著有一個足球場大，里面居住著16戶人家，竟還有一所收容了幾十個孩子的小學校。山洞既是家，又是個村，對于我來說還是平生第一次見到。
嚴格地說，在這個山洞里，每戶人家其實就是用一塊塊破木板和苞谷桿圍起的“獨立”空間，一間間毫無規則地散落在洞內兩邊。這種“屋子”的上面敞開著，根本沒有屋頂，山泉滴滴答答地往下留著，平時山洞里的人們就靠接這樣的巖漿水飲用。逢干旱時，只有下山到10多里外的河溝里挑水，單程就需要走一個半小時的山路。
村書記王風剛告訴我，洞里大部分家里的男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看家的女人不僅要侍弄土地還要拉扯孩子。
女人們的土地隨山勢傾斜，分散在洞周圍的山上。由于土地瘠薄，只能種苞谷、紅薯等雜糧。收獲時節，這些瘦小的女人們一天兩趟或三趟把勞動果實背上山來。一年之中，她們全靠苞谷飯充饑，紅薯是給孩子們吃的。
借著傍晚的余暉，我走進了一位叫梁中英的女人家中。她家四口人，每年都要差3個月的口糧。農閑的時候，梁中英整天守在山上挖草藥，一年下來也就得個三四十元錢。她告訴我，半年沒吃上一滴油了，最困難的時候，只能吃摻點鹽巴的苞谷面。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半年只帶回280元錢……
昏暗的山洞深處，38歲的光棍漢王風學孤獨地蹲在一隅。兩年前他的妻子忍受不了山洞生活的寂寞與貧窮，帶著孩子逃了出去。王風學曾經外出尋找未有結果，只有苦苦地在山洞里等待著。遠遠望去，他像一尊沒有聲息的木雕。
2001年4月21日紫云縣板當鎮沙子哨村陰
在周小卯家的土坯房前，我給她拍照。影像中反映出的，是她只有24歲的“蒼老”和補丁衣褲裹著的瘦弱身體，還有終日操勞而蓬頭垢面的容顏。
當我就要離開的時候，她忽然說：“等等，我想……請你看一樣東西。”
她跑進了屋里，很快又跑了出來，雙手上多了一個鏡框。她想給我看，遞過來，又收回去，將鏡框上的塵土在自己身上擦了擦，這才雙手捧過來。
是她本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周小卯面容嬌好，穿著苗族少女鮮艷的新衣，帶著淳樸的笑容。
“北京來的同志”，這一聲讓我感到陌生的呼喚打斷了我的沉吟。她的臉上有期盼的神情。“您能把拍我的照片寄給我一張嗎？”我點點頭，走出了她的家。
忽然，一種后悔的感覺襲擊著我的心。我不該來拍她的照片，更不該答應把我拍的照片寄給她。她本來保有著一種青春的回憶，一旦她目前24歲的“蒼老”與她本不該消逝的青春映現在她眼前，對她該是一種怎樣的殘酷啊！
2001年5月31日～6月1日重慶市～城口縣陰雨
5月29日晚上11點，從北京西客站上了火車，經過兩天的行程，于31清晨6點20分到達重慶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趕往棉紗鄉的一個小村莊。這很難說是一個完整的村莊，村民們分散居住在山嶺上，從山腳一直到山頂斷斷續續都有人家。放眼望去，在這個土地非常稀少的村莊，即使是在坡度60度的山坡上都要種上莊稼。
那一天，我認識了一個叫覃純菊的38歲的女人。與她的相見有些偶然，本來已經結束在山上的采訪，回到了鄉政府。在與鄉長的交談中得知了覃純菊的一些情況，又當即決定返回覃純菊所在的鄉村。那時已近傍晚，覃純菊和她的兩個女兒還在水田里插秧。
在夕陽的照耀下，覃純菊揚起了黑紅的臉膛，她的神情略顯疲憊。她帶著我們到了她的家，那是一座尚未完工的住宅。半年前，她和她的女兒們還住在山上的一間土屋里。
38歲的覃純菊在十幾年前就嫁到了那間土屋里。9年前的一個早晨，覃純菊醒來，發現身邊已經沒了丈夫的蹤影。大概是厭倦了大山里寂寞貧苦的生活，那個男人走出了大山去尋找新的生活，把一雙女兒和貧窮通通拋給了覃純菊。
風雨飄搖的夜晚，覃純菊躲在滴答落雨的屋檐下失聲痛哭。凄厲的哭聲在山村里傳得很遠很遠，村民們說，聽著就讓人心碎。但是到了早晨，覃純菊擦干眼淚，繼續她艱辛的勞作。她咬定牙關，要用一個女人的肩膀支撐起整個天空。
覃純菊只念過小學，但她要讓自己的兩個女兒上學。哪怕是借貸，也沒讓孩子們輟過學。為了給孩子們湊足學費，大年初一，覃純菊采了一筐山菜，天不亮就趕往縣城。天黑坡陡，她一個跟頭摔了下去。覃純菊爬起來繼續趕路，趕到縣城，忍受著傷痛，抱著肩膀瑟縮著守在飄滿鞭炮紙屑的街頭，盤算著一筐山菜能否湊足孩子們的學費……
她對女兒們常說，只要你們能夠考上學，媽就是拼上這條命，也要供你們。
山里的風有些寒冷，撩亂了覃純菊的發絲。無法確切地知道她此時的心情，我只聽見她總是在說，兩個女兒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一旦考上了更高一級的學校，是否上得起……
我許諾資助她的大女兒上學。她的大女兒撲通就跪下了，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針刺一樣……我只覺得，我能給她們的太少太少了。
2001年6月2日城口縣陰有霧
熊昌碧是我在長元村遇到的一位貧困母親。聽說我們要去她家里，她拒絕了。她不愿把自己的窘迫暴露給外人，怕遭人笑話。鄉干部很費了一番口舌，她才接受了我們的采訪。
熊昌碧很早就嫁到這個山村，并生下了一雙兒女。幾年前丈夫上山打柴，被滑坡的石頭砸死了。活生生的人說沒就沒了，可活著的人還要繼續生存下去，熊昌碧又與一位鞋匠結了婚。好日子沒過多久，丈夫又因為一場疾病臥床不起。為了治病，債臺高筑，醫院是住不起了，熊昌碧就把丈夫拉回家，自己學著給他打針。
我們到熊昌碧家的時候，她的丈夫躺在昏暗的角落里，瞪大眼睛艱難地喘息著。與我們同去的醫生做了初步診斷，是結核性胸膜炎。
熊家的屋后，有一條通往遠方的河流，叫前河。滔滔江水奔流不息，似乎無意人間的悲歡離合。瘦弱的熊昌碧身背，一锨一锨地把河沙淘出來，的雙腳踩在河床上，被堅硬的石頭劃出道道血痕……眼下她最關注的是這些沙子能賣多少錢，這是她目前惟一的進項。我打聽了一下價格，竟然低得令人難以置信：4噸沙子篩好了裝上汽車，買主只付15元，再除去交付河流承包費，熊昌碧只能獲得9塊多錢……
2001年6月6日～7日巫溪縣陰
川北風景之美，天下無雙，山青水秀，峻逸險奇。
我采訪經過巫溪縣一個叫星溪的山村，得知那里有一條靠女人修起的村級公路。在沒有這條公路的時候，星溪村與外界的聯系是靠著一條小河谷，一到發水季節，小山村便與世隔絕。連條路都沒有的村莊自然貧窮，青壯年們紛紛外出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殘和女人們。
星溪村的人們不甘貧苦，他們喊出了“寧愿苦戰不愿受苦，苦戰一場修通星溪路”的口號。于是，一支以女人為主力的修路隊伍組成了。從古稀老婆婆到稚氣未脫的小女孩，她們頂寒風冒酷暑，打眼放炮，炸石開路，硬是把路修了上去。這期間，路曾經被沖毀過一次，還出過工傷，犧牲了兩條性命。但是這些都沒有阻擋住人們要走向山外的腳步，到我去的時候，已經修通13公里，完成了工程總量的50%。
為了能夠把路修通，全村人均要出200個義務工，而且每戶要集資100元。村民們沒有錢，她們只有在每次下山修路的時候，背著一筐筐的草藥來賣，就這樣一分分地湊夠了修路的錢。
為了進一步了解修路的情況，我與她們一起去上工，特意請那些年長者坐上我們的汽車。哪知汽車剛剛啟動，一位老婆婆就恐懼地嚷著要下去。原來她一輩子都沒有坐過汽車，大家好言相勸了半天，才扶著她在她親手修的路上“乘”了一里地。
我們離去的時候，老婆婆眼巴巴地望著我們的汽車。那是一種讓我想起來就心痛的眼神，我不知道那眼神里究竟包含著多少種情感，羨慕、渴望、遺憾？或許還有很多很多……
2001年6月18日四川涼山州晴轉陰
從成都乘坐了11個多小時的火車，行程500多公里，18日早晨，我和省計生協的夏振瀘老師到達了涼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然后馬不停蹄趕往涼山州的布拖縣。
三天連續降雨，當地全是沙土路，泥濘不堪。我們先是到達了布拖縣木爾鄉的葉爾村。穿行在貧困家庭中間，赤貧的印象久久銘刻在我的記憶深處。大多數的家里真正算得上家徒四壁，走進去黑洞洞的，有的在墻上掏個窟窿，權做窗戶，透進一縷陽光，照在清瘦的臉上。
在另一個村子，我摸索著走進一戶人家，里面悄無聲息。我們打亮打火機，慢慢地朝里面移動著。沒想到，在屋子深處的地上圍坐著一堆人，瞪大了眼睛望著我們這群不速之客。
這景象嚇了我一跳。一問才知道這家的一頭豬死了，主人把遠親近鄰全都招呼來，大家解解讒。大概是吃得太專注，忽略了我們的到來。
我們趕上了這家的好時候，他們今天能夠有肉吃。另一個村寨，一位名叫正英此歪的母親，剛剛生下孩子17天，見到她時，她正和孩子們圍著一只破笸籮吃粗糙的苞谷飯，月子中的母親沒有任何特別的照顧。就是這樣的苞谷飯，她一年也只能吃上六七個月。
2001年6月22日～23日涼山州昭覺縣陰
轉天，我們離開布拖縣前往昭覺縣。在途中，我們經過一片山坡地，聽到嬰兒嘶啞的啼聲。停下車來，循聲望去，一個嬰兒趴在田間，嘴角沾滿了泥土。他的母親正在不遠的地方耕作。
我們走了過去。“孩子哭啦。”我說。“知道。”那母親說。“還是抱抱他吧。”我說。“不用，哭累了他就不哭了……”說著她繼續耕作起來。
陪同我采訪擔任翻譯的阿西?約呷說道：“這位年輕的母親叫阿庫阿牛，家里只有這3畝坡地，去年收獲150公斤糧食，也只能維持全家兩三個月的口糧。”
“那也不能讓孩子就這么哭啊。”“母親怎么舍得讓孩子這樣哭？只是背著孩子干活，累不說，太慢了。”
我明白了。這并非一位鐵石心腸的母親，只是因為貧困的重負壓得她喘不過氣來，使她們母性的溫存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大涼山很美，但美得太沉重，太讓人心酸。
2001年6月27日黑水縣陰
離開了川南的大涼山前往川北阿壩藏族自治州的黑水縣。
在知木林鄉熱里村，首先見到的是已有兩個女兒的母親葉興初。進入西部采訪以來，我不止一次感受到淚水的無助，這次也不例外――當她談到自己死去的丈夫、因輟學而陷入苦痛的女兒，當她面對因年久失修幾近坍塌的家的時候……
葉興初戴著一頂內地早已絕跡的軍帽，如果不是耳邊搖晃的耳環，借助室內的光線很難分辨出她的性別，正像她摸棱兩可的名字一樣。
我望著她的兩個女兒：“孩子還上學嗎？”
葉興初原本活潑開朗的6歲小女兒，神色頓時憂郁起來。而9歲的大女兒表情淡然：“不上了。沒錢上了。”
“還想上嗎？”我問道。小女兒聽了，立刻跑回屋里，把她的作業本抱出來給我看。作業本的每一頁上全是“對勾”。“學得真好。”我夸獎道。她的眼淚一下子流下來。我的夸獎恰恰刺傷了她幼小的心。
我問她：“你每年的學費多少錢？”她說：“40塊錢。”我翻了翻口袋，給了她60元錢：“去交學費吧。”那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跪了下來。我一把拉起她，把她抱在懷里。
哦，孩子！這是我見到的第多少個輟學的孩子啊！
2001年7月4日陜西咸陽市永壽縣晴
從四川省到達陜西省，十幾個小時的時間從潮濕的西南一下子進入黃土高原，立時感到一陣干燥的風迎面撲來。
若從空中看，咸陽市永壽縣的郭村鄉呈扁長型。這里土質貧瘠，嚴重缺水，全鄉僅有兩口水井，一個抽水機。鄉里惟一的水站每天只能放水一個小時，每到這個時候，四鄰八鄉的女人們拉著小排子車紛紛涌來，排起長龍，眼巴巴地等著盼著。
七月，新糧剛剛下來，按理說不是一年中最困難的季節，但在一貧困家庭中，我親眼看見，一位母親領著兩個孩子守著一碗辣椒面，啃著干硬的饃饃，而父親只允許每個孩子吃一個饃。孩子哭著想多吃一個，做父親的揮起大巴掌恐嚇著，粗啞的罵聲格外刺耳。
貧窮有時候榨干了人間最后的一點溫情，同時也磨礪著人的性格。
潘云鴿是一位干起活來不顧命的女人，我看到她的時候，她正頂著驕陽在打麥場上翻草，臉已經曬暴了皮，黑紅的臉膛上汗水淋漓。1993年，潘云鴿的前夫因患心肌炎無錢醫治離開了人世，她招贅比她大4歲的常書平成家。為了擺脫貧困，他們承包了外村的土地，不分晝夜地忙碌。麥收時節，10畝地的小麥，兩口子干了整整六個日夜……
貧困中的女人并非沒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只是當她們表現出來的時候，總是讓人覺得心酸。
在村頭，一位30多歲的女人向我展示了她的兩件心愛之物：一對用5角錢買來的耳環，以及一只根本不會轉動的塑料假表，還有她那很滿足、很滿足的笑臉……
2001年7月6日長武縣晴
對于焦家哇村婦女衛小愛的女兒來說，今天是個好日子。因為早晨下了一點雨，母親用破水桶接了些雨水，能夠給她洗一次頭了。
水貴如油，難得天上滴下幾滴雨。水撩在黑色的發絲上，輕輕的像是加著幾分小心。然后媽媽讓她坐在家中那面殘缺的鏡子前，給她梳一回頭。就是這面已經磨得模糊了的鏡子，還是她的父親外出打工的時候，在城市的垃圾堆里揀來的。
見了我們這些生人，小女孩很興奮，她急著爬到樹上給我們摘杏吃。果子紛紛落地，還有些生澀，但我吃到嘴里，卻覺得十分香甜。孩子捧著果子，高高舉到我們面前，分明捧著她的一顆心。
我不知道，我們的到來是否真的對她命運的改變有所幫助。
2001年7月9日～11日延安市陰雨轉晴
延安市寶塔區萬花鄉花園頭村。
薛小霞家院落對面有一個很大的石碾子，據說這個石碾子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是周圍十幾戶人家必不可少的農具。薛小霞正帶著兩個孩子碾玉米，可能是由于我這個陌生人的到來嚇著了小妹妹，她哭鬧著找媽媽。薛小霞抱過孩子放在推碾的木棍上，看了我們一眼，只說了聲“來啦”，照舊圍著石碾子逆時針轉了起來，只是前面多了個孩子，速度慢了一些。
后來她告訴我，她家有30棵蘋果樹，是1989年栽的，現在這個品種不太好賣，再加上去年干旱，沒賣上幾個錢……她最大的愿望是更換蘋果品種，賺錢以后蓋新房子，早一些搬出石窯洞。
2001年11月4日云南邱北縣太平村晴
11月初我來到了云南邱北縣。邱北縣雙龍營鎮的太平村是縣計生委副主任張天良的家鄉。我接觸過許多像張天良這樣的基層干部，他們土生土長在那片土地上，與他們的父老鄉親休戚相關，“家鄉”二字在他們心中總是沉甸甸的。
我們的車勉強開進了村子，剛剛進入村口，就遇見了一對夫妻。女主人叫李蘭芬，她和丈夫正牽著一頭牛，準備去播種小麥。張天良說，李蘭芬家是全村最后播種晚季小麥的人家，因為她家窮，沒有牲畜，只能借用別人家的牲口，所以要等到別人家的牲畜使用完后她家才能使用。
李蘭芬引著我們到了她的家，一間石頭壘砌的房子，墻體已經有些傾斜。屋頂半邊透天，白天看日晚上觀星，逢風雨交加往屋里可勁地灌。
李蘭芬家窮得只有一床破棉絮。床，就是幾塊破木板，上面鋪著一些化肥袋子。撩開棉絮，露出“枕頭”――一個撿來的錄音機外殼……惟一算得上物件的東西是一架壞了的縫紉機。
在上無片瓦的屋里，李蘭芬已經住了好久，她還要繼續住多久呢？
2001年11月5日官寨鄉山心村陰雨
我要采訪的貧困母親顧彩蓮住在山心村的丫口寨。
顧彩蓮的房子也是石頭堆砌的，兩根木頭頂在已經向前傾斜的石墻壁上。我站在門前，頭部已觸及到了屋頂上的茅草，低頭鉆進屋子，眼前漆黑一團，什么也看不見。適應片刻后，看到門后面有一張用木頭搭的床，床上堆著一團已經辨不出顏色的破棉絮和幾件爛衣服。從門口往里走幾步，確切地說只有3步，就是做飯的地方，除了一口鍋、三四個碗、一把壺和一個壇子外，再沒有看見其他家當。我呆呆地望著屋里的一切，憋得喘不過氣來。
26歲的顧彩蓮有兩個孩子。自從生了第二個孩子后，她胸口一直疼痛，不停地咳嗽，沒有力氣，連走路都困難，更別說干活了。顧彩蓮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但卻從沒看過病，只是靠其兄長在山上挖些草藥來吃，兩年來根本不見好轉。
“小病挺挺，大病等死。”這是深山人家的格言。去衛生所要走幾個小時的路，更別說縣醫院了，治病的錢讓口糧都不夠吃的顧彩蓮想都不敢想。
當我們離開顧彩蓮家時，她手里緊緊攥著我們送給她看病的150元錢，堅持著把我們送到屋后的山坡上。我含著淚，不知道該對她說什么，我們走了很遠很遠，她依舊背著孩子倚靠著石頭遠遠地望著我們……
將近一年的“幸福工程”西部行的采訪暫時結束了。我看到的太多，感觸太多，但能寫下能拍下的卻太少，有些感觸無法表達，所以這只能是一部分。
我雖然不能說完全地走進了貧困母親，但畢竟還是走近了她們的生活；
我雖然看到了西部部分地區貧困母親的貧困生活，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她們身上我看到了堅強；
我雖然看到了經過“幸福工程”資助的貧困母親脫貧后的喜悅，但更使我難忘的是“幸福工程”帶給貧困母親們的希望……
我不敢奢望別的，只是希望人們能夠記住――在中國6500萬貧困人口中，至少有1500萬是貧困母親。她們大多生存在石山區、深山區、荒漠區、黃土高原區和庫區、灘區，生存條件極為惡劣。她們當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種婦科疾病……
請整個社會來關注她們，幫助她們，因為――她們是母親！
后記
今天的顧彩蓮
自2002年5月至今，通過幸福工程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幫扶，顧彩蓮和孩子的病已經痊愈，欠的外債都已還清。她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生活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蓋起了石瓦房，有了自行車、縫紉機、錄音機，養了3頭牛、4只羊、3頭豬和十幾只雞……2003年春節，她家里開始殺年豬，那是她結婚11年來第一次殺年豬。
顧彩蓮說：“我不會說（話）的，謝謝幸福工程，謝謝阿依（叔叔）、阿（阿姨），沒有你們（幫扶），就沒有我家的現在，我們全家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現在我家房子也有了，牛也有了，豬也有了，羊也有了，雞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和娃娃的病也醫好了，給你們放心了（讓你們掛念我的心可以放下了）。以后我好好的養好牛、養好豬、養好羊，好好供娃娃讀書，過好日子……”
鏈接
幸福工程簡介
在中國的貧困人口中，有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貧困母親。她們中不少人還生活在極度的貧困狀態，口糧不足，缺乏收入來源，更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等基本社會福利。為了家庭，為了孩子，她們默默地承受著一切困苦和勞累，她們作出的犧牲更多，付出的代價更高，承受的壓力更大，在貧困人口中，貧困母親的生活境遇最為艱辛。
母親不應屬于貧困。回報母愛，幫助她們擺脫貧窮、愚昧和病痛，應是每個社會成員的責任。為此，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和中國人口報社于1995年初共同發起實施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通過向海內外募集資金，建立幸福工程專項基金；通過卓有成效的救助行動，喚起社會各界對貧困母親的關注和支持。
治窮――以“小額貸款，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的方式扶助貧困母親發展家庭經濟，提供就業機會，幫助她們增加收入，脫貧致富，提高經濟和社會地位；
治愚――扶持村一級興辦母親學校及各類培訓班，幫助貧困母親掃盲，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掌握一、二門致富實用技術，懂得生殖保健知識；
治病――幫助貧困母親檢查和治療常見婦科病，向她們提供生殖保健服務。
幸福工程實施5年多來，以扶貧濟困、回報母愛的深刻情感內涵和具有鮮明特色的救助模式，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參與。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已在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300個縣（區、市）建立了項目點，累計投入資金21428.15萬元，救助貧困母親129607人，惠及人口582002人。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幸福工程根于社會，幸福工程的動力和活力來自社會，來自每一位熱愛母親、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士。
作為跨世紀的社會工程，幸福工程將繼續支持政府扶貧攻堅和西部大開發的偉大戰略目標；將關注隨著社會進程而產生的新的熱點難點問題；將始終關注母親，以幫助貧困母親為己任。我們愿以真誠而執著的努力，呼喚海內外各界團體、企業、個人同我們攜起手來，架起一座愛的橋梁，共同幫助貧困母親走出貧困，走向幸福！
人民幣帳戶
帳戶名稱：幸福工程組織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開戶銀行：工商行北京新街市支行
帳號：0200 0029 0901 4471 334
外幣帳戶
帳戶名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
開戶銀行：中國銀行總行營業部
帳戶：000 395 080 910 14
聯系電話：010―62179760
傳真：010―62179760
通訊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大慧寺路12號 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國內發展部
中心銀行的女人們范文第4篇
黑暗與寂靜中，揚子緊緊握住童童和娟的手，三個人背著重重的登山行囊，匍匐在連綿的廢墟中。
空氣中濕氣濃重，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他們屏住呼吸，聚精會神傾聽著隱藏地點外的任何聲響。揚子低聲對兩個女孩說：“如果他們真的占領這里，天亮前我會帶你們往山上撤。別擔心，逃出來時我往包里裝了足夠兩天的食物，還有帳篷睡袋。”
揚子實際上憂心忡忡，他怕這兩個女孩子遭遇襲擊。
揚子、童童、娟匍匐著的地點位于四川省綿竹縣九龍鎮被地震摧毀的一片瓦礫之上，時間是2008年5月17日夜間10點多，汶川8.0級大地震后的128小時。
凌晨兩點，帳篷外雷電交加，卷起狂風暴雨，幾乎同時發生的6級余震也搖撼著三人脆弱的神經，他們膽戰心驚地熬到天色漸明。
“和好萊塢災難大片一樣，這一天我感覺就像過了一輩子”，童童說。
18日清晨，新的防疫工作組替換了原先駐扎在此的唐山救援隊，新的一批志愿者也隨之抵達，已駐留九龍鎮3天的他們決定撤離，返回成都。
這時，揚子提到17日的午夜驚魂時已面帶笑意。
“那天傍晚有傳聞說，一會晚上外面有人開著車，配著武器來搶鎮上的賑災物資，我們都很緊張。”
揚子回憶，大概晚上9點多，男人們在前面起哄騷動起來，后面的人因光線不好看不清。不明白怎么回事，以為搶物資的人來了，紛紛往黑暗處逃散。
后面的女人們迅速崩潰也影響了前面男人們的判斷，以為搶劫者從背后襲擊，一時亂了套。整個鎮子炸了鍋。
終于有人電話聯系上了附近的武警，呼叫他們進行武裝支援。分散于各地的武警忙于救援地震中被掩埋的傷員，根本無法大量抽調，只能臨時叫上幾個未配武器的武警前往九龍鎮偵查情況。
“幸虧是虛驚一場，我還以為來四川前我寫的遺書真得用上了呢。”童童提到此事仍心有余悸。
生死團隊
童童是個26歲的湖南岳陽女孩，學過婦產專業，畢業后卻從了商。
臨走前，她留給媽媽的“遺書”里記下了自己銀行卡的賬號和密碼，最后還寫道：“我愛媽媽!”
來自南京的大牛是個大三男孩，身在湖北的牛爸爸、牛媽媽第一時間知道了大牛的決定，沒有反對，只是贊成。
娟是成都理工大學的學生，地震發生時，正在教室等著畢業答辯的娟還以為是前面的同學在搖桌子，直到看著教室墻灰直落時才意識到是地震，從教室逃出來沒多久，她就報名當了志愿者。給身在四川南充的父母和前往汶川賑災的武警男友打了電話互報平安后，娟就沒有后顧之憂地奔向九龍鎮。
玩金融期貨的揚子在上海“過著糜爛的生活”，在四川地震前幾乎忘記了曾經存在過的理想。“但‘腐敗’不影響愛國”，揚子跟家人說福州的客戶要求在那兒多待幾天，就抽身飛到了成都。帥氣的揚子雖已年過三旬但仍未婚，他總能在電話中很強悍地教訓來自國內外的“追求者”們：“別管我在四川的閑事!”
上述4人是在向中國紅十字總會報名后被分在一組的志愿者。
山西運城的“坦克”離家出走時連身份證都沒帶，就跟著本地的幾個哥們開了兩輛越野車，跨越1000多公里的距離奔向四川災區。在陜西境內，他碰到了同為“越野e族”的志愿者，15日，三輛車把醫療和食品運到當時救援形勢嚴峻的北川縣，并執行運輸傷員與物資的任務。5月18日，在賓館里，他結識了童童、揚子這個團隊。
“坦克”喜好軍品，經營的眾多小產業中包括一個軍事主題酒吧和軍品店，他隨身裝備著全套的軍用迷彩服和頭盔、電臺：他好玩越野車，是國內的“越野e族”一員，經常花一天時間開著越野車“末路狂奔”，路越崎嶇越HIGH，然后再花10天時間修車。
18日晚，“坦克”與他那三輛越野車的志愿者團隊在去留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其他人覺得已做得差不多了，再做下去，將面臨更危險的防疫問題，決定撤離：“坦克”一個人意猶未盡，覺得自己過來后還什么都沒做，現在回去會很沒面子。幾番爭執下來，“坦克”干脆加入了童童的這個志愿者團隊。
深入災區
時間回到5月16日。
身在九龍鎮的揚子和童童征調了一名當地的司機志愿者，3人湊成一只臨時醫療小分隊，裝著食品和藥品盡量往鎮子周邊的偏僻農村趕。
童童畢竟學過婦產科，她負責給災民打針、包扎傷口、開常見病的藥，并輔以一定的心理治療。
揚子的任務是在一些車輛不能抵達的區域，用背包運送、分發藥品和賑災食品，他還得幫忙將身體不便的傷員背到車上。
遇到童童認定的重傷員或患者，司機就開車將其運到鎮上的醫療救護中心。童童和揚子想去哪兒，司機就得開到哪兒。
這次四川震災救援行動中，交通樞紐和偏遠的重災區往往囤積了大量優質的物資與專業人員，像九龍鎮這樣的中間地帶反而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這里約9096的房屋在地震中嚴重受損或坍塌。但除鎮上的中心小學外，人員傷亡并不大，地震的當口，很多當地農民正在田里干活。
童童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告訴村民們，他們的藥不要錢，這些是政府和全國各地的志愿者給的。就在小分隊到達之前，一些赤腳醫生們給村民打一劑破傷風針，收費50元。
揚子發光了全部的賑災食品仍不夠，干脆將小分隊自己準備的干糧也分了出去，大不了晚上回鎮上再吃。這里很多房屋垮塌的災民已三天沒吃東西，沒人能像童童們走的那么遠。
傍晚撤回鎮上，司機感嘆過了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天。第二天他打了個電話給揚子：“哥們兒，你在我的車上掉了4包煙。你啥時候在成都，我開車給你送過來。”揚子唏噓不已：“都遇到這樣素質的司機了，我還有啥好說的?”
蓄勢待發
童童始終擔心自己的志愿者之行就此止步于九龍鎮，自己的志愿行動就僅僅只有分發食品、飲水和藥品，她可以做得更多。
這是團隊里每個人的擔憂。大牛曾在17日問：“你覺得哪兒還有比這里更需要我的地方?”
當時還身在九龍鎮的童童，給一名《湖南日報》的記者老徐打了電話，希望能得到他的幫助。老徐活動之下，一家當地的私立骨科醫院決定資助一批17萬元的藥品，并派出5名骨科醫生和、名護士驅車前往四川。
正當岳陽的醫療志愿者團隊聚在一起商量出發細則時，被一個中年人意外聽到了，上前拉住老徐問：“能不能帶上我兒子?” 老徐一瞥，他兒子就一毛頭小伙，不太情愿地應道：“看實際情況吧。”
第二天，一輛城市越野里下來昨天那位中年人，他拉住兒子的手遞給老徐：“我把兒子和車子都交給你了。”21歲的小龔正式加入岳
陽的這批志愿者團隊，他很靦腆。車子交到老徐手中時，里程表上只有8公里，后來當這部車從湖南岳陽開到四川綿陽市區時，定格為1718公里。
18日下午的災區，“七天黃金救援時間”已過，發現掩埋在廢墟下的幸存者的幾率已微乎其微。由于四川連日的高溫和暴雨天氣，廢墟下死者的尸體業已開始腐爛，尤其在廢墟下還掩埋著逾萬遇難者的死亡之城北川，防疫更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即便在北川之外，其他有震災死者的地方也不安全。按照相關部門的規定，從廢墟中尋到的尸體應采取就地掩埋的方法，在遠離水源的地方深埋。但一些災區因尸體太多，當地氣溫又太高，根本沒有精力逐個深埋，而且對挖坑的地方也沒特別講究，尸體污染水源、空氣的可能性較大。
還有更惡劣的行為。一些志愿者聲稱，他們那里出現了異地埋尸的行為。一些村民趁黑將本村的死難者尸體運到鄰村，隨便挖個淺坑就埋，根本不管附近是不是有水井或河流。鄰村的村民能聞到尸臭味，卻找不到具置。
團隊里，除了童童具有基本的衛生知識，其余人對如何預防尸瘟幾乎一無所知。她建議兩名在校大學生大牛和娟留守成都。
大牛很不爽，就著揚子的筆記本電腦狂查預防知識。
悲哉志愿者
顛簸了近24小時，岳陽車隊于5月19日中午時分終于抵達成都。過度疲勞的志愿者們被安排在同一家賓館休息，童童煩躁卻也無奈，按原計劃匯合后的團隊最遲應在19日下午出發。
這家位于東風大橋附近的錦江之星酒店儼然是志愿者的大本營。經營者宣布對所有入住的各地志愿者按會員價打9.5折，每天房價只有140元。
走廊里穿行的身負沉重登山包的志愿者如過江之鯉。
19日中午12:35，一伙深圳志愿者苦著臉追問：“你能提供一些信息，告訴我們現在能干些什么嗎?”
震災后，逾10萬名志愿者從全國各地云集四川成都，許多人不熟悉災情進展，被迫等待紅十字會等組織分配任務，而忙得暈頭轉向的紅十字會暫時還沒考慮到照顧這幫沒領到任務的志愿者急切的心情。
防疫形勢嚴峻，當時志愿者們已不可能像前幾天那樣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進入重災區需要特別通行證。但神通廣大的童童早已通過小學同學的關系，聯絡好了受災較重的綿陽市安縣的駐地。
20日早上10點半，賓館后門停車場，由一輛志愿者的轎車，一輛小龔的城市越野，一輛運輸藥品的小型面包車，一輛《湖南日報》的轎車組成的車隊終于啟程開向綿陽。
娟留在了團隊。畢竟在成都上學，也是四川人，對當地情況比較熟悉。
大牛萬般不舍，但還是被迫離開。
禍起蕭墻
車隊駛入綿陽市郊一處部隊駐地，這里駐扎著139名從北川方向下來的災民，48個家庭，只有1個是完整的。
岳陽的醫療志愿隊對沒能在這個基地找到急需治療的骨折病人頗感失望，嚴重的骨折傷員早已被送往醫療條件更好的綿陽、成都，甚至被專列送往臨近的重慶。
接待志愿隊的陳險峰少校介紹，綿陽雖災情嚴重，死亡比例高，但因處平原地帶，交通受損不大，因此傷員受治療比例也高，陳險峰建議醫療隊從事當下更緊迫的衛生防疫工作，醫治骨折傷患的時期已經過了。
這違背了帶隊的骨傷醫院副院長的初衷，他們希望能救助災區的骨折重傷員。
坐在一旁的童童替尷尬的陳少校打著圓場，隨后坐下來小聲打著冷哼：“有活干就不錯了，還挑三揀四的，誰讓他們不早點來。”
隨后，岳陽醫療志愿隊以災民帳篷為背景集體合影時叫了聲“茄子”，這引起了童童這組志愿者的極大反感。
拿著軍隊開出的介紹信，志愿者們驅車前往綿陽市中心的抗震救災應急指揮中心換取了“通關文碟”，只有拿到這個，才能通過封鎖，進入最終目的地――安縣。
安縣空曠的街區上密密排布著、河北、海南、四川、四川涼山等疾控中心派出的工作組，隨后幾天又增援了中國疾控中心，以及河南、廣州、深圳、衡水等地趕來的疾控工作組，扎帳篷的空間越來越緊張。
熱情的安縣人給志愿者直接搬來一箱桶裝方便面，特意叮囑不用浪費自己帶的干糧。
童童將自己那份泡好的面讓給揚子，不想吃，剛才，她試圖向副院長說明他那種專治骨折傷員的想法在當前的災區一線不具操作性，但副院長就是為了證明醫院，技術精湛”而來，根本聽不進勸言。
晚上8點半，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門口的大壩子上燈火通明，幾十號人圍坐成兩三圈，來自各地的防疫專家例行與本地官員一同開會通報防疫動態。
海南、河北專家組經白天的調查后認為，目前災民的居住環境非常差，嚴重缺帳篷，缺基本衛生物資。但幾千萬的物資缺乏悉心照料，運來了隨便扔哪兒就走了，混亂的物資統計使得物資管理員根本不知有哪些物資可以用，能用在哪兒。
大量的賑災食品和瓶裝礦泉水暴露在陽光下暴曬，這樣食品完全有可能變成“”，成為新的污染源，有些地方還有人贈送鮮奶給小孩和老人喝，但鮮奶保質期很短，變質后的鮮奶極易導致腹瀉等腸道疾病。大量農村災民的臨時帳篷搭建在稻田里，一旦下暴雨，它們將被泡在水里，有可能造成大面積污染。
河北疾控專家認為，當前最緊要的防疫手段是對飲用水進行檢疫或消毒處理，并噴灑殺蟲藥劑減少蚊蠅密度。
童童的團隊和岳陽醫療隊第二天的任務，就是輔助專業的疾病防控組開展這樣的衛生調查，并向災民宣傳衛生防疫知識。
是夜，眾人在雨中搭建帳篷，草草而眠。
塔水探訪
塔水鎮屬于安縣受災比較輕的鄉鎮。
21日一早，除童童、骨傷醫生外，其余志愿者被分配去此地調查衛生狀況。每個人發了橡膠手套和口罩，還有一大疊如何注意預防腸道傳染病的傳單，在基地由防控隊進行了簡單的培訓后，眾人登車出發。
塔水鎮醫院的房子出現了裂縫和輕微墻體破裂，里面的醫生已搬到了院壩里醫治病人。外科醫生那里排隊的人尤其長。
志愿者們在院壩里遇到了陳碩，
他是安縣當地防控站的工作人員，據他介紹，“各地支援的消毒藥有獸用的、魚用的，似乎只要是可以消毒的都在往這邊發。有的藥甚至連醫生都沒見過，要命的是還缺乏必要的說明書，這類‘消毒劑’只能被堆在倉庫里無法使用。”
更恐怖的是，有的當地老百姓不放心井水的水質，把兩三種能找到的消毒藥品都往水里倒，這樣本來沒毒的也可能變有毒了。
陳碩說，當地的井水暫時無法全部消毒，只能應急紿老百姓發消毒藥片。對已經打上來的井水消毒，每100公斤水放一片，擱半小時后煮沸飲用。
地震后，陷入癱瘓的相關部門沒精力收拾街面衛生。鎮民一看到街頭出現身穿白大褂的疾病防控組技術人員，就怨氣沖沖地招呼：
“你們能不能過來把這邊的衛生打掃一下，都堆了好多天了。”
鎮上的居民大部分在使用未經檢疫的井水，沒有領到消毒藥片。地震災區的水源即便沒有被尸源污染，也有可能因地質結構的改變而被化合物污染。
鎮民們還在質問著鄉鎮干部為什么直到現在還不到基層視察災情，鎮上物資堆那么多，為什么到他們手上的就那么少。“平時百姓就憋著火，震災后這些干部就更沒法和溫總理比了，到現在一個人都沒去鎮上視察過，有的地方災民生活物資難以保障，就去找鎮政府。”
搭乘廣州市的救護車返回安縣時，海南衛生防疫站的一名隊長說：“就昨天，和一個鎮干部討論防疫問題時，他不太高興地回答，現在吃喝是第一問題，防疫一步一步慢慢來。”
團隊分離
吃過晚飯后，童童和其他幾名岳陽人本想去縣里的集市逛逛。結果發現雙方分歧很大。
童童很郁悶：“今天才知道，他們其中幾個醫生并不想過來的，誰不在乎自己的命啊，但董事長決定要來這邊打打廣告，一聽說有《湖南日報》的記者牽頭，就命令他們幾個跟過來了。”
“他們還是早點回去吧，搞得跟災區三日游似的，還‘茄子’呢。”“坦克”火上澆油。21日晚上，“坦克”因一言不合差點與一名骨科醫生動手，揚子急忙將他拉開：“和不是一個檔次的人計較個啥?”
揚子說：“人家也沒白來，好歹拉了17萬的藥。”
分裂后的團隊徹底沒了戰斗力。22日清早，岳陽志愿者決定退出，他們開走了印有醫院名稱的面包車：老徐有采訪任務，沒有加入童童這組：小龔的車得送岳陽老鄉回成都；淼淼早上在綿陽臨時有事，開走了自己的車。
童童們沒有交通工具，具體的宣傳工作也由當地社區接替，不得不打包撤離。
兩輛的士把團隊和裝備拉到了20公里外的綿陽市，大家準備坐大巴回成都。
一回成都，沒帶身份證的“坦克”徑直買了24日回山西的火車票：揚子訂了同一天晚上上海的機票：童童打算繼續在四川待兩天，第二天跟了老徐下災區采訪。
各人記下了隊友的QQ、MSN和手機號碼，讓小龔專門成立了一個群，名叫“5?12的兄弟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