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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憲法學,研究方法,中國憲法問題,實踐
近期以來,關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成了憲法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i]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學科成長的體現,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滯后也會對學科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義的,但是目前中國憲法學界的研究方法還遠遠沒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對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簡單回顧的基礎上,探討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主張以中國憲法問題為中心的方法論模式。以期對憲法學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回顧
(一)第一代憲法學教材對研究方法的探討[iii]
1982年憲法的修改通過迎來了憲法學研究的春天,一些憲法學教材和普法性質的憲法讀物相繼出現,[iv]1985年10月份在貴陽召開了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標志著憲法學人開始有一個正式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當時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自己編寫的教材、專著或者論文中所提及的憲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幾種:1、階級分析方法;[v]2、歷史分析方法;3、比較分析方法;[vi]4、系統分析方法;5、理論聯系實際方法。[vii]
從學者們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覺意識開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貫穿了研究方法,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正如學者們自己所言,其所論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主要是當時的憲法學研究方法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憲法學研究方法還沒有與法理學及一般部門法有根本區別;方法與教材內容聯系不大,相互脫節,方法與內容是兩張皮;對憲法進行注釋成為教材的主要內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論文對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viii]
如果說第一代憲法學者開啟了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偉大航程,第二代憲法學人則開辟了不同的航線,其所倡導的研究方法開始呈現多元化趨勢,方法論自覺性也大大增強。[ix]憲法學人所運用的方法舉其要,有以下幾種:
1、用法權分析方法重構憲法學體系。[x]2、經濟分析方法。包括的經濟分析和經濟憲法學。[xi]3、規范憲法學的方法。[xii]4、憲法哲學的方法。[xiii]5、憲法解釋學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憲法社會學方法。[xv]7、憲法學的實證研究方法。[xvi]8、憲法學研究的邏輯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語義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與流派化是學科成熟的標志之一,也是憲法學研究開始進步的體現。憲法學研究與其他學科一樣,忌諱的是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方法、一種立場。
但是在“繁榮”的背后也有少許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認為憲法學者在確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至少要考慮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確立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問題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討問題或社會現象時所持的立場基礎和方式方法手段的總和。方法是有層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論和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xviii]方法論基礎是本,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是末。方法論基礎決定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的運用,而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又為一定的方法論立場服務。學者在論及方法時要意識到自己是在那一個層次上探討方法的,否則討論就會失去共同的話語平臺。
本文認為法學研究方法有以下幾個層次:
(1)方法論:哲學基礎、邏輯、范式、價值、客觀性;
(2)普通方法:歷史分析、比較研究、規范分析、階級(本質)分析、理論聯系實際、系統分析法等;
(3)具體方法:方法手段如:問卷、訪問法、觀察法、計算機技術、統計分析、利益衡量、價值補充、漏洞補充、文獻研究等具體方法
憲法學是法學學科分支之一,憲法學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學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在一般意義上也適用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憲法學包括理論憲法學和實用憲法學,前者主要運用方法論進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進行研究,方法論基礎決定了具體方法的運用。一般而言,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與政治哲學、邏輯、價值取向連在一起。作為普通方法的傳統注釋憲法學方法不太注重憲法的政治哲學基礎,其實憲法學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學基礎上,即你的立場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學觀念、立場又指導對憲法本質、基本價值、范疇等的看法。因此,規范分析等具體方法離不開一定的方法論指導。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憲法學方法不太注重規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運用,而過多關注政治哲學的“立場”問題,而規范分析又是憲法學研究之特色的體現,這樣離開規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學基礎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憲法學研究的方法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種方法都是“偏見”。
三、什么是憲法學研究方法
憲法學研究方法是指對憲法現象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總和。憲法學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憲法學學科特性,其特性是由憲法現象不同于其他社會現象,憲法學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同于其他學科所要面對的問題決定的,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體現在與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比較上,在比較中體現其方法特性。
(一)法學研究方法與憲法學研究方法
法學研究方法主要從法的一般規律出發來研究法這一社會現象,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圍繞法的產生、運行、變更、存廢等而展開,憲法是法的一種,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憲法是高級法,其特性也決定了憲法學研究方法與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區別。因此,把法特別是法理學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憲法學中是不可取,因為這種做法只是看到憲法的法的維度,而沒有看到憲法“憲”的維度,而“憲”的維度決定了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憲法學研究方法是以憲法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對象不同決定了方法具體運用的不同方式,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有學者總結憲法現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憲法規范;2、憲法意識;3、憲法制度;4、憲法關系。[xx]這種總結
當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憲法學的研究對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質是圍繞個人自由、社會權利和國家權力“三位一體”而展開的,憲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間劃定界限,達到“定分止爭”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來分析如何控制、規范、保障國家權力,確保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時,這時法的一般研究方法運用到憲法學中才有意義,如果法理學的研究方法沒有用來研究憲法現象及其本質規律,只是簡單的“嫁接”,則對憲法學研究的意義就不大,而這個“轉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別要在對憲法現象有深刻的認識基礎上才可能完成,否則一般的法理學研究方法對于解釋憲法現象是沒有說服力的。
(二)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政治學研究方法
政治學與憲法學是聯系最為密切的學科,中國傳統上,這兩個學科沒有明顯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沒有分野,[xxi]近些年,學術界又出現一個新的趨向,有學者認為一個學科的成熟是它與相關學科越來越遠,因此,憲法學研究要遠離政治學。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頗之處,因為事實上學科成熟的標志是一個學科與相關學科既遠又近,說遠,是指一個學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對獨立的學科話語系統,說近,是指一個學科會吸收相關學科的營養,不斷完善自己,在交叉中獲得發展。憲法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關系不是平行線,他們之間有“交集”。
我們認為憲法學研究要直面政治問題,[xxii]憲法與政治有著天然的聯系,離開政治問題就沒有憲法存在的價值,關鍵是憲法學者主動或者被動對待政治問題的態度,如果像“”時期中國情景那樣,學者對政治聲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立場,這才是問題的本質。這種憲法學術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們所要反對的。今天憲法學的部分學者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以為憲法學研究方法成熟的標志之一是憲法學研究與政治、政治學的分野,我們以為憲法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憲法政治現象,憲法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共同的對象是國家,是對國家權力進行控制、規范、保障等的研究,憲法學的研究離不開政治和政治學,這是憲法的本質特點決定的,只是要以憲法學的方法和立場研究政治問題罷了,而不是說憲法學研究可以回避政治問題。
研究對象的大致相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類似,特別是政治哲學與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有極大的一致性,因此,憲法學研究方法離不開政治學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憲法學和政治學研究的角度畢竟有極大的差別,因此,又要反對憲法學與政治學研究方法混同。
(三)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憲法解釋方法
一般學者在論及憲法研究方法時可能會混淆二者的界限,我們認為憲法解釋方法與憲法學研究方法有區別也有聯系。憲法解釋方法是在解釋憲法時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決憲法適用中的問題,屬于實用憲法學的范疇。憲法解釋方法其實是憲法學研究中對憲法進行解釋的具體方法,這些具體方法與憲法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有區別也有聯系。憲法解釋方法限于對憲法及相關憲法性文本進行解釋,而憲法學具體方法所涉及的有憲法文本,也有其他憲法現象。當然,由于憲法解釋在司憲國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憲法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因而部分學者把憲法解釋學方法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民法學者在談及方法時,其本質是民法解釋學,甚至民法解釋學就等同于法學方法論。[xxiii]因此,把憲法解釋學看作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抽象的憲法和靜態的憲法只有經過解釋才可以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而憲法適用于具體的案件是憲法的生命所在,適用具體案件的憲法解釋方法也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憲法解釋方法畢竟不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憲法學研究方法除了憲法解釋方法外,還有方法論、其他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其中方法論是理論憲法學研究方法,這明顯有別于作為實用憲法學方法的憲法解釋方法。
四、什么是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
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是指對中國憲法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總和。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當然要遵循法學及憲法學研究方法的一般規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對象畢竟是“中國”,而且是“當代中國”。因此,研究方法注定會有一些特殊。本文認為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要堅持一般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個性,本文不重點探討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的方法類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討在確立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要注意的幾個維度。
(一)要有問題意識,注意到憲法學研究的中國問題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實只是說明或者研究具體問題的手段,中國憲法學所面對的是中國問題。目前憲法學界研究方法與內容、問題脫節的情況依然存在,問題意識還不夠強。[xxv]學界純粹談方法,開了研討會,也寫作了不少研究憲法學方法的論文,但是其方法論上的自覺性還是不夠,少有運用自己所主張的方法寫作、針對具體問題論述的專門著作。方法與自己的學術著作及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兩張皮。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對憲法學界而言仍然是有意義的,只有在自己的專著或者論文中使用了方法來探討問題,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會到來,如果硬要創造一些所謂的方法來,實在是不可取的。憲法學學術流派和學術良性爭鳴的局面要靠對同一問題的不同回答來形成,對一個問題可以運用一定的方法論從歷史、比較、邏輯、價值、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構成了不同的方法,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義所在,而這種局面現今還遠遠沒有形成。
方法要以問題為中心,問題是本,方法是末,在問題中體現方法、運用方法。筆者甚至設想,什么時候不談方法了,在憲法學教材中也不論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論述中或者研究憲法具體問題時運用方法,這時憲法學研究才會真正成熟。
(二)要對中國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在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中,對中國憲法文本主要有兩種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種研究者潛意識里認為中國憲法文本缺乏科學性、合理性、正當性基礎,對憲法文本指責成分大于辯護,這種研究者本文稱為憲法悲觀主義者,憲法悲觀主義者研究憲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別是西方自由主義理念為理論基礎,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側重對憲法的原則、價值、民主、法治等憲法理念的研究,這種研究者在憲法學研究會中人數相對較少。另外一部分學者認為憲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當性基礎,認為建設主要是一個現行憲法的實施問題,在貫徹實施中國憲法后所達致的就是狀況,這種研究者是憲法樂觀主義者,憲法樂觀主義者相信,只要運用憲法解釋方法對憲法文本進行分析,堅持現行憲法,就能夠逐步實現。
應該說,持上述兩種憲法觀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國憲法問題意識,我們認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確立既不能建立在對中國現行憲法“妖魔化”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對中國憲法文本無限“美化”的基礎上。既要看到中國憲法文本的優點,也要看到中國憲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適度理論張力。當
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樣,憲法分為與憲律,憲法文本特別是其中的“”部分的決定權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政治決斷的結果,研究者從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現行憲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國憲法問題,這是學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當然,理論上對中國憲法文本進行各種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這種研究也許是從批評或者建設的角度出發,也許是從合理性論證角度出發。本文主張要對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不事先預設價值判斷,只是在研究具體問題時實事求是進行客觀評價,這是研究者確立中國憲法研究方法時所應持的態度。
(三)在研究方法運用時處理好憲法學研究中的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的關系,即世情與國情的關系。糾纏在憲法學研究者心中的“結”之一是憲法有沒有普世性價值,如果有,則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是什么關系?怎樣理解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如果憲法沒有普世性價值,則中國憲法價值觀與西方憲法價值觀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作出回答,否則會影響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選擇使用。[xxvii]
主張憲法普世性價值者認為: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縱向范圍是沒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部分學者主張民主、個人自由、在民、權力的相互制約、法治、違憲審查等具有普世性價值,這些普世性價值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歷史時期所實現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謂的途徑差異。而主張亞洲價值觀的學者更愿意看到憲法價值的地區特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憲法經驗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張中國憲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國憲法所堅持的特色道路,這是一條不同于西方憲法價值觀的道路,他們更加強調憲法的中國特色。
在中國憲法學研究者的潛意識中,這種所謂西方價值與中國特色之爭是客觀存在的,前述對中國憲法持悲觀態度的學者其研究的前提預設是中國憲法文本與憲法的普世性價值有悖,其所持的是憲法的普世性價值觀。而對中國憲法文本持樂觀態度的學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國憲法文本所體現的中國特色價值觀。對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和中國特色所持的理論傾向可能會影響到憲法學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持普世性價值觀的學者在對中國憲法文本解釋時可能會更加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謂文本分析,這種學者的潛意識里是中國有憲法文本,但只是“名義”憲法,不是“實質”憲法。這種學者的知識背景主要是美國或者西方其他國家的憲法價值觀,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對西方憲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憲法價值觀可以在中國得到適用的。持中國特色價值觀的學者不承認憲法的“名義”與“實質”之分,認為中國現行憲法既是“名義”憲法,也是“實質”憲法,他們的研究中沒有區分的概念,認為也沒有區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強調中國傳統的憲法學研究方法,注意中國憲法所特有的歷史文化特色,側重對現行憲法進行合理性、正當性的詮釋和理解運用,認為建設法治國家,只有在堅持現行憲法基礎上進行,任何偏離現行憲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對任何急劇變革憲法的思路。
其實,人的兩面性決定了憲法價值觀的兩面性,人之為人的普遍性決定了關乎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價值觀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會和歷史狀況的不同存在方式決定了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與憲法保護方式的特殊性。過分強調憲法的普世性價值會使問題簡單化,看不到人的社會性差異的一面。過分強調憲法的中國特色則沒有充分認識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沒有看到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規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又要看到普世性價值的實現方式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具體途徑的不同。因此,我們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經驗,既要看到中國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中國與世界他國法律趨同化趨勢。[xxviii]把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既注意到憲法的普遍性原則,又看到憲法原則的具體實現途徑的差異,在此基礎上運用方法,否則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會迷失方向。
(四)正確處理“時差”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諸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線上,這也是中國基本國情之一。中國憲法與西方國家的憲法也存在“時差”,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法治觀念、民主實踐、憲法觀念、憲法原則、憲法文本、憲法的司法適用等。西方國家近代憲法所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完全解決,還是要認真考量的。由于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存在“時差”,當代中國還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實踐,主義的背景和前提更是應當研究的重點,即的社會基礎和條件是什么?如何達致等難題。當然中國部分學者意識到了這種“時差”,他們研究的重點是近代憲法諸如控制國家權力,確保個人自由,司法權的獨立性等問題。
當然也有少數學者的研究語境是把中國看作成熟的國家,把中國憲法文本無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國憲法問題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憲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進行證明和論證,這樣在研究方法的選擇和對憲法問題的看法勢必會“水土不服”。同時,在對憲法所研究的問題取舍方面,比較注重“前沿”問題,其實有些憲法問題即使在當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觀點分歧,這種“前沿”問題對中國憲法研究的實踐意義不大,我們主張當代中國憲法研究的重心還是憲法基礎理論和主義的背景,這是確立當代中國憲法研究方法的務實態度。
在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對當下中國憲法所處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記的,只有認識到“時差”,才會注意到研究問題的“語境”,才不會照搬西方憲法學話語,其實西方理論有自己的言說語境,離開具體的語境而論述憲法問題是很難對解決中國憲法問題有所幫助的。只有認識到“時差”,才會意識并且發現當代中國憲法學所面臨的主要難題是什么?其研究才會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否則就會超越當代中國的憲法實踐,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國憲法問題”。
當然,在看到“時差”的同時,研究中國憲法時也要考慮到目前中國憲法與世界他國憲法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即除了歷時性的差異外,也有一些“接軌”的共時性問題,這也是確立研究方法時要認真考慮的,我們反對走極端的偏見。
(五)要注意到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難題在于實踐的虧缺。憲法與法律一樣,其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沒有或者很少有違憲審查實踐,中國目前為止還沒有違憲審查的案件,只有少數憲法“事例”。因此,學者研究的“題材”少,年輕學者或者海外歸國人員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國憲法案例,這種研究對于了解外國憲法的運用和理解其憲法原則、精神、價值、制度等方面當然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發現”外國憲法與中國憲法的“對接”點所在,則實用價值也不大,畢竟憲法學研究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所以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論述外國憲法時引經據典,鴻篇巨制,而中國憲法教材或論文在論述中國憲法問題時則顯得相對較“空”。這樣,憲法學研究經過多年的發展后就到了瓶頸階段,這是目前所謂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們要繼續研究西方國家的憲法,但是我們不能停留于此,要從西方憲法中提煉對中國憲法發展有價值
的原則和經驗。另一方面,學者在價值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同時,應當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關注中國的社會實踐問題,用憲法學原理去說明、分析、闡釋社會實踐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以憲法理念為指導去關懷我們這個社會共同體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豐富的社會實踐是憲法學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釋: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國憲法學會、中國人民大學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與浙江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聯合舉辦了“憲法學基本范疇與研究方法研討會”。另外也有就憲法研究方法進行探討的專業論文,部分論文在下文會提及。
[ii]中國研究憲法的學者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以憲法學研究會為標準,參加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本文被當作一個群體對待。另外一部分學者也研究憲法及憲法現象,但是他們沒有參加憲法學研究會,這一部分學者主要以自由主義學說或者其他學說作為自己的政治哲學基礎,對憲法問題進行更加寬泛的研究。當然,對研究憲法的學者進行的這種界分是不精確的、粗線條的,憲法學研究會中的憲法學者也有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理論基礎進行憲法學研究的,而憲法學會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也有觀點上的分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規范研究。本文所探討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針對參加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而言。
[iii]這里所舉主要是第一屆憲法學研究會干事會及其領導機構成員所編寫的教材及專著、論文的觀點。
[iv]1982年到2002年憲法學教材索引參見胡錦光、韓大元主編:《中國憲法發展研究報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頁。
[v]參見張光博主編:《憲法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張光博著:《法辯》,2002年征求意見稿等。
[vi]參見吳家麟主編:《憲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吳教授較早提出了階級分析、歷史分析、比較對照與聯系實際四種方法。
[vii]參見許崇德主編:《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許教授認為階級分析方法是本質分析方法的一種。
[viii]本文所謂第二代憲法學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學者指導的博士、碩士第子們所編寫的教材、專著、論文等。主要是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等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的當時在讀或者后來畢業的博士和碩士。當然在中國參加憲法學研究會并且對憲法進行系統的研究者絕不僅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師與學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國外留學回來的憲法學者也對憲法學研究方法有貢獻,因此,本文的劃分是粗線條的。
[ix]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學者所編的憲法教材都有關于憲法研究方法的介紹,也有少數沒有介紹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編:《憲法學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偉杰著:《憲法的理念與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參見童之偉:《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改造》,載《法學》1994年第9期。童之偉:《用社會權利分析方法重構憲法學體系》,《法學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偉:《法權與》,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參見鄒平學:《的經濟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經濟分析方法對研究的導入芻議》,《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1期。趙世義:《資源配置與權利保障:公民權利的經濟學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趙世義:《經濟憲法學基本問題》,《法學研究》2001年第4期。趙世義:《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法學評論》2002年第3期等。
[xii]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規范憲法學的一種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以下。
[xiii]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在該書導論部分,鄭賢君教授認為自己主張憲法哲學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覺。也可參見鄭賢君:《憲法學及其學科體系科學性的理論依據》,載《論從》(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國華博士也對憲法哲學有濃厚的興趣,其博士學位論文就與憲法哲學有關,參見江國華:《憲法哲學批判》,載《論從》(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在該書導論部分,作者介紹了韓大元教授主張憲法解釋學的研究方法,同時韓教授還對憲法文本研究有很有興趣,寫過相關論文,參見“中國網”所載韓教授及其與學生合作的論文。
[xv]參見韓大元:《試論憲法社會學的基本框架與方法》,《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
[xvi]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頁。
[xvii]莫紀宏教授所編教材提出了歷史、邏輯、實證、價值、比較、哲學研究方法。參見莫紀宏主編:《憲法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莫紀宏著:《現代憲法的邏輯基礎》,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學者認為方法有基本方法與具體方法之分,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頁。也有學者認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認為方法有方法論與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憲法學者一般談及的方法事實上都是具體方法,而很少從方法論角度談及方法,方法論關涉到憲法的政治哲學或者其他理論基礎,他決定學者的“立場”。有關方法論的書籍主要是政治哲學或者法理學、法解釋學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學是憲法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當今憲法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主要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政治哲學基礎,其中自由主義又因具體觀點不同可分為形形的各種派別,除了上述三大派別外,其他如功利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女權主義等也是政治哲學的派別分支。參見[加]威爾·金里卡著:《當代政治哲學》,劉莘譯,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xx]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xxi]最先的政治學研究會和憲法學研究會沒有分開,憲法學研究從屬于政治學研究,第一界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后,憲法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開始在體制上分開。
[xxii]斯密特把憲法分為與憲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憲法權力者,對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的形式及屬性,所作的政治決定。參見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第17—18頁。
[xxiii
]參見[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楊仁壽著:《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這兩本書都以“法學方法論”命名,但是談及的都是民法解釋學的內容。
[xxiv]所謂注意中國問題面向的研究者主張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憲法學研究的根本,憲法學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問題,人的利益是憲法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國家權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憲法的精神在于規范、控制、保障國家權力,以達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權保障的最終目的,憲法學研究的核心范疇是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用憲法來規制國家權力以達保障個人自由之目的是憲法的基本價值所在,其中違憲審查機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憲法學研究的最重要課題。這種研究范式被稱為“利益——權力”模式。其研究特點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討的問題中,不具體討論研究方法,但是運用了研究方法。探討相關問題的論著參見胡錦光著:《中國憲法問題研究》,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憲法的精神》,載王鍇著:《公法論衡》(代序),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胡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等。參見/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604.
[xxv]至于憲法學要研究什么樣的“問題”和“范疇”、如何獲得“問題”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討內容。
[xxvi]國外學者除日本外很少有專門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國阿列克西是方法論大師,其名著《法律論證理論》探討了方法,但是在其《憲法權利理論》(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書中也沒有專門探討方法的章節,只是其研究過程中方法自覺性很強,閱讀過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國的憲法學著作也很少有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在憲法學研究比大陸發達的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參見臺灣學者的憲法學論著如陳慈陽著:《憲法學》,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憲法新論》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等。
1開拓創新
2014年江蘇卷重視聯系生活的考查。課程標準提出“注重與現實生活的聯系”,倡導學生在現實生活的背景中學習生物學,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深入理解生物學的核心概念。第18題即考查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考查加酶洗衣粉在洗滌中的作用。其中C和D選項需要學生聯系現實生活實際才能解答。
2對高中生物學實驗教學的啟示
2.1史實探究,在探究中體會科學發現
生物學科是一門實驗性科學,很多結論都是科學家在實驗中獲得的,教材介紹了許多科學發現史,如“酶的發現”、“光合作用發現”、“生長素的發現”、“探索遺傳物質的過程”等。教師在教學中要從“結論驗證”走向“科學探究”,若教師能以科學發現史中的經典實驗為載體,引導學生循著科學家的研究足跡,對經典實驗進行思維的探究,不但能讓學生在觀察和動腦活動中獲得科學知識,更能讓學生在思想上體驗科學家的科學探究過程,學會探究實驗的基本方法和原則,更可以縮短科學發現與學生的距離,認為科學發現就在身邊,鼓舞學生走向科研之路。
2.2師生互換,在操作中掌握技巧
以往很多學校為了趕進度或者條件不允許,開設實驗課甚少,有時“做實驗”變成了“講實驗”,這樣的結果就是本末倒置,學生記住了原理、記住了實驗現象,但是經不住推敲,遇到對細節的考查則束手無策。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因此要從“教師講”走向“學生做”。
2.3圖文轉換,在理解中領會方法
插圖是生物學教材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插圖有著語言文字無法比擬的直觀、簡潔的特點,將抽象的事物或過程變成圖形圖像表示出來,能夠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加速思維的發生。教材中的插圖從外在形式上分為實物照片圖、示意圖、模式圖、表格圖、統計圖、人物圖等。教師在教學中要充分重視插圖的功能,為學生理解文字提供幫助。同時,插圖無法獨立承擔起知識載體的作用,若是孤立地看圖,則會造成知識的分割,知識基礎不扎實。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實現插圖語言與文字語言有序而完善的結合,提高課堂效率。
2.4變式互通,在變化中抓住本質
新課程提倡探究性學習,重視理論聯系實際,解決生產與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注重變式互通,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創新思維和STS意識。教師在實驗教學中可以為學生提供多種實驗材料,放手讓學生探究。對于實驗過程中出現的現象或問題,及時引導學生分析解決。教師在實驗教學中也要經常聯系生活實際,如高壓蒸汽滅菌鍋與家里高壓鍋聯系比較,加酶洗衣粉的洗滌效果聯系家庭實際使用環境等,讓學生在變化中抓住本質理解原理。
2.5版本互補,在補充中增長見識
首次獻血者是無償獻血的重要人群,他們中的一部份將成為可靠的血源,但首次獻血者獻血時,獻血反應發生率遠高于重復獻血者,使得部分首次獻血者不愿或害怕再次獻血,甚至影響固定無償獻血隊伍的發展。文獻報道獻血反應與精神因素過度勞累,空腹,睡眠不足,年齡等有關,且有連鎖反應[1]。筆者回顧性分析了采血護士在工作中易忽視的一些細節問題,并通過問卷調查,了解給首次獻血者帶來的認識誤區及其造成的各種緊張情緒的原因。
1對象:對本市首次獻血發生獻血反應者共計200人進行調查
2方法:自2005年6月—2008年6月間搜集發生獻血反應的獻血者,選擇200名首次獻血有反應者,自制調查問卷10項。筆者回顧性分析了采血護士在工作中易忽視的一些細節問題,并通過問卷調查,了解給首次獻血者帶來的認識誤區及其造成緊張情緒的原因。
結果
1一般情況:發放調查問卷200份,回收率100%,男性118人(59%)女性82人(41%);城市占140人(70%)農村占60人(30%)。
2首次獻血者對護士言行的認知情況
2.1護士的操作對首次獻血者的影響:
4%的獻血者經歷過采血過程中反復轉動針頭,造成獻血者疼痛不適,采血護士一手舉針頭,一手反復觸摸血管,獻血者見到粗大針頭害怕疼,擔心是否一人一針,怕得傳染病占56.5%。
穿刺時血液溢出血管外,未及時擦拭,獻血者平穩的心開始緊張,對護士不信任占0.5%。面對獻血者傳遞血液,采集者見到鼓起的血袋,緊張、激動加上環境秩序混亂,進而心情不能平靜的占46.5%
2.2護士與獻血者溝通障礙因素分析:
進針前反復觸摸血管,采血過程中又要求獻血者反復松握拳,并未解釋理由,造成獻血者緊張的占8%采血后護士指導按壓針眼工作不仔細,初次獻血者按壓方法不正確,獻血后保護針眼知識缺乏等,造成針眼處皮膚青紫占6%。
討論
首次獻血者獻血知識匱乏,應由采血護士宣傳獻血信息,消除獻血者恐懼心理,增進獻血者對獻血知識的了解。針對采血護士在無償獻血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提出對策如下:超級秘書網
一、獻血前護理:對首次獻血者獻血前要做好細節服務,從其心態,語言,了解其感受,有針對性地進行解釋和宣教。
二、獻血中護理:注意觀察獻血者的表情,及時解答獻血者疑問,如果發現在采血過程中,面色蒼白,出汗,過度緊張,應立即拔掉針頭,預防不測,對首次獻血者,應與其多交流,獻血者提出質疑時要反應迅速及時,以免其誤解。
三、獻血后護理:文獻報道,獻血后無任何反應占46%[2]所以加強獻血后護理也是工作的主要內容,獻血要用真誠的鼓勵性語言致謝獻血者,給他們留下滿意的經歷,對于獻血臉色和神態異常者,由服務人員陪伴到休息間,休息15分鐘左右,取頭低腳高位并給予糖水口服,同時檢查針眼處,創可貼有無脫落,滲血并及時給予更換[3]。
采血護士首先應具有敬業愛崗精神,加強基本素質培養,合埋安排休息、工作時間,以飽滿的熱情對待每一位獻血者,及時歸納總結獻血過程中的不良反應,杜絕同類不良反應再次發生。
參考文獻
[1]王雷,宿遷地區1096例獻血不良反應原因分析及預防處理措施,臨床輸血與檢驗,2007.9(3):265—266.
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中關于語法修辭知識的實施建議中也指出,“在教學中應根據語文運用的實際需要,從所遇到的具體語言實例出發進行指導和點撥。”新課標將語法修辭知識獨立于五大板塊之外做出說明,可見語法修辭知識不可不教,而語文課程是實踐性課程,語法修辭知識的掌握對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和良好語感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屬對練習是一種不講語法理論而實際上相當嚴密的語法訓練。屬對的綜合性、趣味性、多樣性使其更易被學生接受和掌握。將屬對教學作為語法教學的一種具體形式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首先學生通過屬對教學明晰詞類系統。傳統屬對教學首先使學生了解詞的“虛實死活”,屬對教學中所謂的“實字”、“虛字(活)”、“虛字(死)”、“助字”等字詞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助詞,其劃分與我們現代語法的分類基本上吻合。屬對講究對仗工整,從形式的角度來看就要相同的形式相對。而進行訓練時,從“一字對”開始訓練學生對詞類的概念,將相同詞性的詞進行主動的歸類,對詞類有了系統和理性的劃分。其次學生通過屬對教學培養造句能力。在練習“一字對”的基礎上學生能初步明晰此類系統,那進一步行文能力、思維能力的培養要通過“二字對”、“三字對”等多字對進行,訓練學生熟練掌握如主謂、動賓、偏正等基本造句格式。雖然我們如今的語文教學不要求學生們進行嚴格的屬對創造,但就多數語文課堂不涉及屬對,或只把屬對停留在鑒賞層面而言,對學生進行一定的屬對訓練,對其語法觀念的形成和其他綜合語文能力培養有著很好的作用。所以,語法教學不可不進行,屬對教學對于語法教學的啟示在于語法教學不是為了讓學生掌握完整的語法體系、記憶艱澀的語法術語,而是在于培養語感、合理表達、力求語文素養的全面提升,幫助學生理解文意、從而進行表達與創作。
二、傳統屬對教學對怎樣進行語法教學的啟示
那么在當下的教育背景下,應該怎樣進行屬對教學,怎樣通過屬對教學對學生進行語法修辭知識方面的指導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和思考。首先,是否應該將屬對設計為獨立的教學板塊?早在宋代,屬對已經是同句讀、聲律相提并論的一種基礎課程了,并編有相應的教材如《對類》、《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今日的教學基本上是以閱讀、寫作為中心的五大板塊的教學模式,教材的編寫也多遵照這種方式進行單元的編排。屬對教學應在識字寫字、閱讀、作文、口語交際和綜合性學習這五大板塊的學習中都有所涉及。但分散在五大板塊之中進行教學可能會部分教師忽視屬對的教學或僅僅將其作為課外延伸或是形式化的點綴,不能很好地發揮其對語法修辭知識學習的作用。特別是在初中學段是可以在屬對方面進行多一些系統深入學習的階段,教師若是能在教學中有意識有重點地進行屬對教學,將是對學生語法知識乃至綜合語文素養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教材的編寫也會起到一個提醒作用,將屬對中的一些語法知識巧妙地編入教材,更是對屬對教學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其次,怎樣通過屬對教學對語法知識進行學習?傳統的屬對教學可以給我們以啟示,根據張志公先生的論述,進行屬對訓練時依次進行“一字對”、“二字對”、“多字對”的練習,從少到多,從明確詞性到掌握句法規律再到掌握各種格式的變化,這種從字到詞再到句的練習,符合學生的認知和學習規律。從流行較廣的屬對教材《笠翁對韻》中可以發現書中按三十個平聲韻編排,每組韻都從一字對開始依次字數增加,幫助學生記憶和掌握。那么在現代實際的語文教學中要遵循學生的認知特點循序漸進地進行屬對教學。由于針對語法學習的屬對教學面對的是初中學段的學生,他們已經有了一定的語法知識基礎,在明確語法修辭之后可以對其進行屬對的創作指導。屬對教學可以滲透在古詩文的之中,在進行古詩文的教學中有意識地對其中的對偶、對仗句進行屬對方面的教學。此外,可以也進行一些屬對教材的學習,如《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在符合學生學習規律的前提下進行練習。
三、結語
怎樣使學生具有“發現交流”的能力呢?
一、重視學法指導,使學生掌握“發現交流”的本領
指導小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應從小學生思維發展的實際出發。因為他們正處在由具體形象思維向一般形象思維和初步抽象思維發展的階段。這就是說,小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具體的形象的知識,所以對小學生的學法指導,不是進行抽象的講解,而是應結合具體內容的學習逐步進行滲透。為了指導學生掌握語文學習的方法,首先要指導學生理解詞、句。對此,我不是要求學生去背解釋,而是要求學生找出有關的句子和段落,聯系上下文,知道詞、句在課文中的意思。即使學生通過查字典了解了詞、句的本義后,我也總是再要求學生聯系課文來理解這些詞句在課文中的意思。然后,啟發學生通過想象體會詞句所描寫的意境,通過與同類同語的比較,體會這些課文運用語言文字的精妙之處。這樣久而久之,學生就掌握了語文學習的方法。
二、創造機會,鍛煉學生“發現交流”的能力
能力,通常是指完成一定活動的本領,它是在實踐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學生初步感知了一種學習方法,并不等于就已經掌握了這種學習方法,就會在實踐中運用這種方法,當然更談不上熟練地運用。所以,為了提高學生“發現交流”的能力,我在教學的全過程――從課文的導入、審題,到初步感知課文,到分析理解課文,到小結歸納,都創造機會,讓學生來進行發現交流。至于教師的主導作用,則是在學生想講而講不清,想挖而挖不深,想結而結不了的時候才加以點撥,加以啟發引導。轉貼
三、確切地評價學生,激發學生“發現交流”的興趣
要在課堂內實施“發現交流”,就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調動學生主動求知的積極性,激發學生參與“發現交流”的興趣。為此,我十分重視正確評價學生“發現交流”的積極性,對學生發現交流得好的,常常是發自肺腑地贊一聲:“你講得真精彩。”“你真會動腦筋,想得比老師還深。”“你能緊扣中心,理解得很有層次。”……對一些學習有困難的學生,我更注意給予真心實意的評價,讓他們感受到老師對他們是充滿希望的:“你今天講得真好,說明你有能力學好語文。”“你的發言令人對你刮目相看了,進步真快。”布魯納說:學生最好的刺激乃是對學習材料的興趣。我在評價學生時注意緊緊結合具體的課文內容,讓學生感受到語文學習的無限樂趣和魅力。
四、重視課外閱讀,拓寬“發現交流”的知識面
語言文字產生于生活、生產,運用于生活、生產。如果教師只是把眼光停留在幾十平方米的教室,只是停留在一學期教二十幾篇課文,要想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是很困難的。學生課內發現交流的質量水平很大一方面取決于課外的學習、生活。因此,我十分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把學生的眼光引向浩瀚無垠的社會,引向課外讀物。經常表揚一些課外閱讀好的學生,介紹一些報刊雜志上的好文章。豐富的課外閱讀,提高了學生課內發現交流的水平。
課堂教學的改革,為了適應學生的發現交流,我備課時首先做到目標明確。不僅是每一課的目標明確,而且整個單元,整冊教材,整個年級乃至整個中,高年級的語文教學目標都要做到心中有數。這樣就使我能把每一課的教學放到語文教學的整體中進行考慮,知道每個知識點在整體中的地位。
還有就是在備課時心中要有學生,要對學生的知識基儲思維能力有清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