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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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第1篇

一、結構主義的概念

(一)結構的含義

結構主義從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一股社會思潮，席卷了全世界，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學科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論。社會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時期在某一社會得到廣泛傳播、對社會生活具有某種程度影響的思想趨勢或思想潮流。它對社會的發展起著特殊作用。要了解結構主義，首先得從“結構”這一概念人手。科學上所用的“結構”一詞，指的是事物的構成方式。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成分組成一個整體，都具有某種結構。分析一個事物的結構，有助于發現事物內部固有的規律，所以科學研究常常使用“結構”這一概念。其實，結構主義思潮或方法論中的“結構”起源于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一個語言學基本概念“系統”。索緒爾提出的“系統”概念就是語言學家們公認的結構，它開創了語言學研究的新時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時代，同時也開創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時代。

(二)結構主義的特征

人們常說，要規定結構主義的特征是很困難的，因為結構主義的形式繁多，沒有一個公分母，而且大家說到的種種“結構”，所獲得的涵義越來越不同。不過，如果把在當代各種科學中和越來越時髦的流行討論中的結構主義所具有的不同涵義加以比較，似乎還是有可能來做一次綜合的嘗試的。雖然結構主義者們在許多問題上觀點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上卻有不少共同特征。(1)把人類的社會文化現象簡化為類似語言的符號系統。結構主義者們一般都認為，所有社會現象在形式上都和語言相似，都應該用語言學中的方法原則和概念去進行研究并發現其結構。(2)把一切還原為二元對立。結構主義者們相信，結構是由一個系統內部各因素間的關系構成的；深層結構不可見，但組成結構的關系卻是可見的；深層結構投射在事物上表現出來的關系就是二元對立關系。(3)用模式接近結構。對于結構主義者而言，事物的結構，即事物的整體及其內在聯系，是以人的理智建立的模式去接近、去理解的。這不同于人們常用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實踐到理論的認知方式。(4)強調結構的整體性，認定整體優先部分。結構系統中的“關系”決定各成分的性質和作用。(5)強調共時態重于歷時態。(6)把社會歷史的中心從“個人”或“自我”轉移到“結構”上來，即采用“主體移心化”。

二、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

(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起源

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和結構主義的創始人，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出版標志著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結構主義思潮的開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索緒爾不僅在為歷史語言學的探索和傳播作貢獻，而且在醞釀著一整套新的語言理論，這就是后來影響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的理論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與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思潮有著密切聯系的，尤其與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是分不開的。當時有三位學者對索緒爾理論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

第一位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德克海姆。他創建了一套新的理論，使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他給“社會事實”下了定義，把它看作是特質的東西，與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物質性質相同。他認為：(1)社會事實是一種行為，不論其是否有固定性質，它對每個人都有外部約束力；(2)社會事實就是集體心智中的思想；(3)社會事實不受歷史發展階段所限制。德克海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索緒爾的語言觀。語言也是一種社會事實、一種行為。語言行為也有外部制約，那就是一種抽象的語言系統。這種系統同一切社會慣例一樣，是一切成員同意遵守的，約定俗成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語言可以不受歷史發展因素的限制，而獨立地描寫和分析。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自始至終體現了這些基本原則。

第二位是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認為人的行為都受到一定規范系統所制約。社會的規范在于“集體心智”，語言行為的規范在于語言規則，心理上的規范在于心理組織的機能。這些規范系統存在于人的意識之外，作用于人的行為之中。語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一個人從不預先考慮自己的語言知識，但他與人交流時，無不受到語言規則的制約。

第三位是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惠特尼關于語言的“符號性”、“慣例性”、“任意性”、“可變性”等概念，在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些的章節中都有體現。索緒爾還肯定了惠特尼對歐洲語言學的影響。他在書中說：“(對歐洲語言學)發出第一次沖擊的是《語言的生命和成長》的作者、美國學者惠特尼。”惠特尼對語言學的貢獻雖然很大，但是他對語言學的許多問題沒有深入研究下去。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了“系統”的觀念，但從未使用今天意義上的“結構”一詞。但是結構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書中解釋得十分清楚：“整體的價值決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價值決定于它們在整體中的地位”。結構主義者的“結構”就是索緒爾的“系統”。結構主義語言學有著嚴密的方法論，他的發展和傳播，啟發和影響了其它許多學科。于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大量術語涌入其他學科，其分析方法也滲透到其他領域。這樣，結構主義從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了一股對社會科學各學科幾乎都產生影響的社會思潮，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和全社會的重視。

(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

由于結構主義起源于語言學，所以它對語言學的影響是最早、最深刻的。索緒爾關于語言“系統”的學說導致了歐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三大流派：以特魯別茨柯依和雅克布遜等為代表的布拉格學派、以葉姆斯列夫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以布龍菲爾德等為代表的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布拉格學派以音位研究著稱。他們繼承并發展了索緒爾關于語言是一個系統的觀點，其結構一功能語言觀就是在索緒爾語言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們提出，語言是多功能的結構體系，由多個相互依存的次系統構成。他們建立了音位學說，提出了“語言聯盟”的理論和“句子的實際切分”的學說。布拉格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布遜認為，對語言系統中的各種成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而應該明確它們之間共存的關系；要想正確理解語言的演化，就得把它看成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的演化。布拉格學派在結構主義語言學諸領域中居于領先地位，其突出貢獻是創建了音位學。

哥本哈根學派以語言結構關系的研究及這種研究的數學性質而著稱。他們接受了索緒爾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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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2)語言符號是由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所構成的綜合體。哥本哈根學派的代表人物葉姆斯列夫把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構成的綜合體稱為“符號依存關系”，把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稱為“依存單位(functives)”。他主張區分語言形式平面和內容平面，兩者又都區分為形式和實體，語言學的任務是研究形式平面和內容平面的關系。哥本哈根學派一般采用假設、演繹的研究方法。

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又稱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繼承和發展了索緒爾的語言“系統”理論。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注重口語和共時描寫；注重語言形式分析，回避語義問題；在語言結構分析中主要運用分布和替代的方法；創造了語言結構分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這個學派的先驅者是博厄斯(也譯鮑阿斯)及其學生薩丕爾，主要代表是布龍菲爾德，之后是海里斯和霍凱特。布龍菲爾德在其著作《語言論》中制定了語言結構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海里斯在《結構語言學的方法》這部著作中規定了語言結構分析的任務及基本程序。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的特點是注重語言結構形式的描寫和分析。

(三)索緒爾對語言學的貢獻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盡管語言學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有所轉移，但索緒爾的理論始終是現代語言學的基石。索緒爾理論的重要價值，在于它不僅為現代語言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而且還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許多學科提供了方法論。索緒爾對結構主義的最大貢獻，不在于他關于語言學問題中的一些具體細節，而在于他提出來的一系列思想原則。索緒爾最重要的結構主義原則有四點。

其一，語言是一種社會系統。索緒爾認為，人類的語言現象應分為“言語”和“語言”。前者是指人們平常表達交流思想的話語活動。它屬于個人，是具體的、暫時的。后者是指在個人的說話活動之外、互相關聯而又有條理的語法關系總體。它屬于社會，是抽象的。語言是強加給某個社會中所有個人的一套規則。索緒爾把它稱做“一種社會系統”。語言學的真正研究對象應該是作為社會系統而存在的語言。結構主義后來把一切社會現象，文化現象都看作索緒爾所說的這樣的語言系統。

其二，語言的結構是共時的。索緒爾區分了共時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他認為語言研究的真正對象不是其歷史變化，而是語言內部各要素之間在一定時間內的相互作用，只有共時性的研究才能揭示語言的結構。索緒爾的共時研究原則成了結構主義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三，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索緒爾認為，語言作為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是把特定的聲音印象和特定的概念連結在一起。每個符號由“能指”(聲音印象)和“所指”(概念)所組成。能指和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的主要問題就是符號問題；人類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是符號學的“總模型”，而且人類的其他活動也是符號系統。索緒爾關于語言符號的理論和符號學的一些原則后來全部為結構主義所接受和運用。

其四，語言是由各成分之間關系組成的結構系統。索緒爾指出，語言的發展固然和民族、政治制度、地理環境等外在條件有關，但語言這個系統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固有秩序。這種秩序是由語言系統內部各成分之間的對比關系構成的，離開這些外在條件，語言系統仍能獨立存在。索緒爾把語言系統比作下國際象棋時各棋之間的規則系統，雖然棋子可用各種材料做成，但其規則系統總是不變的。索緒爾沒有使用“結構”一詞，他提出的系統的內在固有秩序的看法，就相當于“結構”概念。

三、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演變和影響

結構主義從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一股社會思潮產生的影響極為廣泛，它波及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如哲學、文藝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等。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理論能產生如此巨大影響，主要應歸功于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文化史學家富科，文學評論家巴特爾，教育家阿爾都塞等一批法國知名學者。他們的著作大多數都采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從而使結構主義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在法國盛行起來，隨后擴展到西歐和美洲。在法國以外最著名結構主義學者應該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他的著作《結構主義》促進了結構主義思潮在歐洲的傳播。雖然結構主義的生命期并不長久，但是直到今天，沒有一位研究者能夠忽略結構主義在世界科學發展中的地位和歷史作用。

(一)哲學中的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對西方哲學有著很大的影響，其最主要表現為“反歷史主義”。歷史主義是一種研究社會歷史的觀點和方法，它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為基礎，主張人類社會是一個有規律的歷史發展過程，一切社會現象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而結構主義在研究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時卻把社會和社會歷史分割開來，因而是反歷史主義的。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結構主義就是反歷史主義。

結構主義認為，結構只是由現存的各種關系所決定，與歷史無關；人們認識社會也就是認識社會的結構；社會生活的本質是沒有歷史的，因而只要發現了某一類社會現象的結構，就可以把它應用到古往今來的一切同類社會現象上去。結構主義堅持把結構看作是人的無意識產物。無論在古代和現代，無意識活動都具有同樣形式，不受人所進行的各種實踐活動的影響，無意識活動產生的結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和社會重新出現。因而，結構是靜止的、永恒的。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試圖用他通過結構主義方法研究原始社會的各種現象所得出的結構或模式去解釋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他的研究在哲學上是典型的反歷史主義的表現。在社會歷史觀上，結構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相對立的。

(二)文藝學中的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的浪潮也波及到文藝學，導致了結構主義文藝學。結構主義文藝學就是以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對當時或歷史進程中的文藝現象進行批評或評論。結構主義文藝學認為，文學、藝術是獨立的社會現象。文藝批評應該是純文藝的批評，不是社會學的批評。結構主義文藝批評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注重作品的藝術形式。第二、把一部作品看成是一個系統，然后把系統切分為若干子系統，最后切分為系統的最小的構成成分——元素，而系統就是由元素構造起來的。這種觀點是受索緒爾把語言看成一個符號系統的啟發而建立起來的。概括地說，結構主義文藝學是研究作品的結構形式的。具體地說，它研究作品的體式、格局和風格。結構主義文藝學最杰出的兩位代表是法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列維·斯特勞斯和敘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爾特。

文藝評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本體論的文本派所代表的就是結構主義文藝學。文本派把文學作品本體稱為文本，認為文本是文學批評或評論的唯一對象。這一學派與結構主義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它所運用的釋義學是結構主義哲學的一個分支或結構主義哲學的變體。

(三)心理學中的結構主義

受結構主義的影響，心理學領域產生了兩大學派：一個是20世紀30－40年代產生的“格式塔”心理學；另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產生的“發生認識論”心理學。/

格式塔心理學，也稱完形心理學。而格式塔學派認為，人的知覺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點的聯想構成的，人的知覺是一個整體或結構。“格式塔”結構主義者們就是要找出一些他們可以認為是“純粹”的結構來。“格式塔”結構主義的中心觀念就是整體性觀念。這種整體性觀念實際上與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觀念是相吻合的。格式塔心理學不僅認為知覺有整體性，而且這個整體是在運動中形成的。格式塔心理學有三個代表人物：偉特海默、比勒、科夫卡。偉特海默認為思維和理解來自結構的重組和創新，整體結構的動態屬性是心理現象的本質。比勒認為一切現象經驗都是有意義的整體。科夫卡提出了整體知覺理論。

發生認識論心理學是由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創立的。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主要解釋在歷史的和個人生活的過程中，人的認識是怎樣發生的，知識如何隨時間而變化和發展。皮亞杰認為，認識是通過主體的認知結構與客觀的社會環境相互作用而實現的。他在結構主義的刺激→反應(s→r)的公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公式s(at)r，即客體的刺激s同化于(a)認知結構(t)之中，才算是刺激得到的反應(r)。皮亞杰把主體活動對環境的能動適應概括為同化和順應。在同化和順應之間存在一定的穩定狀態，即平衡。他把認識的發生過程解釋為：當人們受到客體的刺激時，就把它納入原有圖式中，試圖去同化它；如果把客體同化了，就是認識了客體，人腦的認知結構便達到了平衡；如果原有的圖式沒有能把客體同化，那么便作出順應，調整原有圖式或創立新圖式，使認知結構不斷發展，同化新事物，達到認識上新的平衡。人的認知就是同化與順應交叉占優勢的平衡狀態和平衡過程。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一書中對認知結構和發生認識論作了精辟論述。

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第2篇

一、索緒爾和結構主義

索緒爾1857年生于瑞士，1880年考取博士學位，此后30多年潛心研究語言，從豐富的教學實踐中認識到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缺陷，下決心提出一個全新的有別于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現代語言學理論體系。索緒爾逝世后，1916年索緒爾的學生們將他的理論、思想整理出版為《普通語言學教程》。該書也是索緒爾唯一一本著作，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之作，標志著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普通語言學的創立，后被奉為語言學的“圣經”。它集中體現了索緒爾的主要語言學理論，以“語言是符號系統”作為理論核心，以語言和言語的區分為基礎，提出了“能指”、“可指”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間約定俗成的聯系，重視區分共時和歷時，注重研究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主張區別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他的符號學思想促使了符號學這一新興學科的建立，使他成為符號學的先驅。《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出版，標志著現代語言學的開端，對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有著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

而《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體現的索緒爾的思想、理論，突破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局限，開創了語言學研究的全新時期——結構主義語言學時期。這場劃時代的革命給語言學界帶來了巨大的效應：以索緒爾的思想理論為基礎，歐洲語言學出現了結構主義思潮，并促使生成了布拉格功能語言學派、哥本哈根語符學派、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等三個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學派。

索緒爾極其開創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對現代語言學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索緒爾的理論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是現代語言學的支柱。”①無論今后語言學如何變化和發展，他的理論和思想都有著無可比擬的、不可忽略的參考價值。

二、結構主義思想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影響

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巨大成就對中國語言學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以來，我國語言學家在漢語研究中的語音研究、語法研究、詞匯研究等方面都深受西方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

（一）結構主義思想對中國語言學中語音研究的影響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闡述的音位學理論，對中國的語音學研究影響深遠。50年代初，我國語言學界并不支持音位學理論；1955年到1958年，我國語言學界展開了對普通話音位系統以及對音位學理論的討論。討論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借鑒結構主義的音位學思想，吸收歐美的音位學理論，在把握好漢語普通話屬性和特點的前提下，研究漢語音位學以及發展語言學中的音位學理論。在此過程中，對于歸納音位的原則較多的采用了結構主義三大學派之一——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確定音位的原則，即對立互補原則、語音相似原則、模式勻整原則和經濟原則等。此外，漢語中音位變體理論較多的受到了布拉格學派中在音位學方面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特魯別茨柯依的理論。特魯別茨柯依認為音位學應該研究在一種語言中哪些語音的區別是同意義的。這直接影響了我國語音學中對音位變體的研究。例如，在河南信陽地區，[n]和[l]的并沒有起到區別意義的作用，對于當地居民來說，“牛”和“流”不分，“能”和“棱”不分。因此在這個地區的方言中，[n][l]是同一個音位的變體。

（二）結構主義思想對中國語言學中語法研究的影響

1948年，趙元任出版《國語入門》，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應用結構主義思想來研究漢語的著作。在這本書中出現了漢語語法研究史上從未有過的采用結構主義思想進行漢語語法分析的現象。索緒爾認為語言狀態中，最重要的是一切以關系為基礎；而這些關系通過語言單位之間彼此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產生相互作用。在《國語入門》中，趙元任正是根據詞與詞的組合關系對漢語詞類進行了劃分。

1957年，陸志韋等人編著的《漢語的構詞法》 ②出版。作者在研究漢語的構詞法的時候提出了以擴展法作為確定漢語詞的界限的形式標準。而此方法正是來源于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直接成分分析法”（擴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漢語構詞法》還根據美國描寫語言學派關于語素的思想具體論述了漢語中的詞兒，這不僅新穎，而且比較符合漢語的實際。” ③

但結構主義思想也對我國語言學中的語法研究產生過消極的指導作用。例如，索緒爾認為語法作為一個穩定性極高的語言的組成部分，只是靜態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并非變化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主張對語法進行斷代研究。這樣，就忽略了語法的歷史發展。我國語言學家高明凱受到這一理論的影響，認為語法古今一樣，古代語言和現代口語可混在一起研究，雖然不像索緒爾那樣忽略古今的聯系，卻也同樣忽視了語法的歷史發展。這就是結構主義思想對我國語言學研究負面影響的一個體現。

（三）結構主義思想對中國語言學中詞匯研究的影響

第一次將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思想全面滲透于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著作是丁聲樹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在這部作品中，丁聲樹大量采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思想，進行了漢語語法分析。他采用結構主義“替換”和“分布”的理論進行詞類劃分，如“出題”中的“題”可以與“一個”“一些”組合，也可以用“路”“話”替換為“問路”“問話”；“題字”中的“題”后可跟“過”“了”，也可用“寫”“打”替換為“寫字”“打字”。由此可總結出“出題”的“題”是名詞，“題字”的“題”是動詞，它們不算是同一個詞。這同時也體現了對結構主義理論中組合關系聚合關系的應用。比如對“次動詞”的劃分：“能帶體詞賓語是一般動詞的性質，但是不做謂語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動詞有區別，所以叫做‘次動詞’。”④這里通過描述次動詞“是一般動詞的性質”（體現了聚合關系），“不做謂語里的主要成分”（體現了組合關系），對“次動詞”的范圍進行了界定。此外，丁聲樹還采用了結構主義“類義”的理論，認為詞類具有共同意義。在句法分析中，他按照結構主義語法中詞序配列的分析方法來確定句子成分。⑤

此外，結構主義語言學所注重的“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對我國古代漢語詞匯和現代漢語詞匯研究也有一定影響。

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第3篇

引言

作為一門科學的學科，語言學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并已成為社會科學的主要分支，是一個兼具理論研究和實際意義重要性的多彩領域。西方語言學發展中，早在兩千年前的古希臘時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就比較深入地探討了語言的性質和語法問題。近幾十年來，西方語言學已經越來越普遍地對其它學科產生了重要影響，并且在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日益廣泛的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形成了眾多新的交叉學科和分支學科。

劉潤清主張，進入一個領域時，首先要宏觀，其次要對思想感興趣。首先從宏觀上做研究，分析和掌握理論知識，而不是一開始就從微觀上的小題目去做研究，同時，不急于贊成哪個流派或反對哪個流派，在小領域研究之前了解宏觀背景，這樣能夠不迷失方向，為進一步的研究從理論框架和宏觀理解上打好基礎。因此，對西方語言學及其流派的宏觀認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特別是對中國語言學流派的建立及發展有重大意義。

1　流派與分支及風格

對語言的宏觀研究，必然涉及到語言學的流派，分支及其風格等。本文在重點探討流派之前，對流派與分支及風格進行了簡要的比較分析。

劉潤清對流派與分支進行了區分。流派，也叫學派。多指思潮, 有代表人物, 代表著作, 主要觀點, 研究方法, 盛行時代,有其不同程度的影響, 而且往往有歷史視角，它未必對領域中的諸多問題都有論述。分支是相對于語言學總體而言的領域, 研究范圍, 也有經典著作, 有影響的人物, 多用共時觀點。可能多個流派都對它有過貢獻。分支可分為內部分支和外部分支。

風格，也叫語體，文體。朗文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把語體定義為：一個人說話或寫作的格調，一般從非正式到正式之間變化，看情景的類型，說話的對象、地點、話題等而定。風格還可以指某個人歷來的說話或寫作方式，或者指某一段時期的說話或寫作方式，如莎士比亞的風格，十八世紀的寫作風格等。

流派與分支及風格在語言學理論的研究中既有相同的重要基礎地位，又有明顯的不同。流派要有代表人物，要有追隨者，追隨者必須要一樣，學精華，學本質上的東西，克隆這個流派的研究者，才能稱得上這個流派的繼承人。分支體現的是總體范圍當中的個體，總體領域中的部分，各個流派都可以對分支有貢獻。風格張揚個性，總體上體現語體類型的多樣化。

語言學流派更多的屬于基礎理論研究；語言內部分支也有理論價值, 但有更多的實用價值;外部分支既有理論價值,又有應用價值；風格更多的是實用價值的研究。分支是從研究內容、對象上進行區別，流派是從研究方法、角度、風格等上面的區別。一個分支上也有不同的流派。每個流派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因此，對于同一個研究者來說，流派是其理論基礎，某個流派是其語言學觀點的體現；分支是其研究方向，某個分支是其語言學研究興趣和觀點分歧的體現；風格是特點，某種風格是其在語言學研究共性中的個性體現。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隸屬同一個流派，研究不同的分支，呈現相近的風格；或者，隸屬同一個流派并且研究同一個分支，但可以有不同的風格。

2　西方語言學流派

語言學流派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傳統語法階段(600bc—18世紀)，歷史語言學階段(19世紀100年)，和現代語言學階段(索緖爾, 20世紀初至今)。

傳統語法經歷了從希臘語到拉丁語, 再從拉丁語到其他歐洲語言;注重語音和詞匯, 句法很少, 以教學語法為主,多為規定性語法,不是描寫性語法;影響很大,時間很長; 其貢獻是創造了描寫工具，其術語至今還在使用。歷史語言學注重語言比較,語言歷史,語言譜系, 語音變化規律;其后期的新語法學派為20世紀培養了人才;傳統語法和歷史語言學為20世紀現代語言學開端奠定了基礎，鋪平了道路。現代語言學以索緒爾為開端。

本文重點綜述了語言學的發展歷史中有代表性的三個流派：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

2.1　歷史比較語言學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歷史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前又稱比較語法，是在19世紀逐步發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歐語系的歷史比較。19世紀進入系統的研究，并使語言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初始階段，丹麥的拉斯克、德國的格里姆和葆撲被稱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奠基者。19世紀中期，歷史比較語言學發展到第二階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國的施萊歇爾，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語系語言比較語法綱要》。19世紀的最后25年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語法學派”時期。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奧斯特霍夫和布魯克曼，他們在自己創辦的刊物《形態學研究》上正式宣布：語音演變規律不允許任何例外。

 

轉貼于

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言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歷史語言學產生以前，語言學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語言學，一般稱之為語文學，還不是獨立的學科，只是別的學科的附庸。歷史比較語言學是語言學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標志，是語言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歷史比較語言學所取得的最大成績就是對語言之間的親緣關系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其次是有助于人們對于有關原始母語的表現形態和使用地區的了解。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偏重語言的前后相繼，卻忽視了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語言分支的研究和確立。

2.2　結構主義語言學

結構語言學內部又分為三大學派：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以及美國結構語言學派（也稱美國描寫語言學）。美國結構主義跟歐洲結構主義都強調語言結構的系統性，但又有各自的風格：布拉格學派注重對語言結構的功能進行研究，哥本哈根學派重視結構間的關系，美國結構主義著重結構形式的描寫。

（1）布拉格學派，又稱“結構-功能學派”或“功能學派”。其先驅者是馬泰修斯，成員主要有雅科布遜、特魯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布拉格學派集體觀點的全面論述見于他們在第一屆國際斯拉夫學會議上所提出的《論綱》，強調語言是一個功能體系，對語言現象的評價應著眼于它的功能。布拉格學派所說的功能主要包括語言在交際行為中的功能、語言在社會中的作用、語言在文學中的功能以及從功能觀點看語言在不同層次方面的問題。倫敦學派的興起稍為晚一點，由英國語言學家弗思教授開創，后來由他的學生韓禮德教授繼承和發展，形成現在人們稱之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學派。

（2）哥本哈根學派，又稱丹麥學派。代表人物有葉爾姆斯列夫、布龍達爾、烏爾達爾等。1931年，葉爾姆斯列夫和布龍達爾共同創建了“哥本哈根語言學會”，該學會成為當時歐洲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個中心。這一學派以索緒爾的語言系統的學說為基礎，著重語言形式的研究。它特別注重語言的組合關系，這是這個學派區別于布拉格學派的一個主要方面；它把語言理論看成一個“純演繹系統”，采用“假設-推理”法對語言進行分析，不大涉及具體語言事實的研究，因而其影響面比較小。

（3）美國結構語言學又稱美國描寫語言學，區別于布拉格學派和哥本哈根學派共同組成的歐洲結構主義語言學。美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是結構語言學中發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個學派。先驅者是鮑阿斯和薩丕爾，分別著有《美洲印第安語手冊》和《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二人都強調要對語言作客觀的共時描寫。這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龍菲爾德，1924年他和鮑阿斯、薩丕爾等人一起創立了“美國語言學會”，1925年出版會刊《語言》。1933年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出版，對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是這一學派的奠基性著作，使它進入“布龍菲爾德時期”。50年代，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進入“后布龍菲爾德時期”，哈里斯和霍蓋特是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

結構主義語言學不僅影響到語言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流派，而且還影響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嚴密的分析方法已滲透到人類學、哲學、心理學和文藝批評等其它領域。這樣，結構主義就由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一股幾乎對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產生影響的思潮，因而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2.3　轉換生成語言學

1957年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出版，標志著“轉換生成語法”的誕生。這一理論是建立在理性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之上的美國結構主義，因此，它的出現是對當時居于主流地位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大挑戰，被人稱作“喬姆斯基革命”。

轉換-生成語法強調對人的語言能力做出解釋，而不是僅僅描寫語言行為，它要研究的是體現在人腦中的認知系統和普遍語法。喬姆斯基認為“語言”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這個概念是從語法中派生出來的，只有語法才是實際存在的，因此，轉換-生成語法研究的對象是語法而不是語言。另外，轉換生成語法采用的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形式化方法，根據有限的公理化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用演繹的方法生成無限的句子，以此來解釋人類的語言能力。所以說，轉換-生成語法無論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傳統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有原則的區別。它為語言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展現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使語言學以新的面貌呈現于世。它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轉換-生成學派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語言學方面，在其它學科，如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以及認知科學等方面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各派學者接受喬姆斯基的某些觀點，卻又反對他的一些觀點。不管怎樣，生成語法在以往的理論基礎上有重大的根本突破，同時對后來的理論又有深遠的積極影響。

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第4篇

[論文摘 要]西方現代語言學不是關于人腦語言器官的現實描寫，它是形式化的模型理論，它受語法自身理論目標的限制，同時嚴格區分語言能力與語言使用，并且側重于解釋性的研究。

一、西方理論語言學是形式化模型理論，應該把形式化語法與真實語法區別開來

西方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建立于19世紀上半葉，索緒爾被稱為是“現代語言學之父”， 也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鼻祖。索緒爾對現代語言學的主要貢獻是第一個把語言作為代碼或系統和對系統的運用區別開來。在其影響下， 出現了不同的語言學派。西方語言科學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 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轉換生成語言學。就西方語言學與多媒體計算機輔助語言學習的關系而言， 我們認為更值得一提的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轉換生成語言學兩個學術流派。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結構主義語言學稱雄西方幾十年， 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 轉換生成語言學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統天下的局面。轉換生成語言學強調對人的語言能力做出解釋， 而不是僅僅描寫語言行為， 它要研究的是體現在人腦中的認知系統和普遍語法。喬姆斯基認為“語言”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 這個概念是從語法中派生出來的， 只有語法才是實際存在的。因此， 轉換生成語法研究的對象是語法而不是語言。轉換生成語法采用的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形式化方法， 根據有限的公理化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用演繹的方法生成無限的句子， 以此來解釋人類的語言能力。所以，轉換生成語法無論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 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傳統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有原則上的區別。它為語言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展現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 使語言學以新的面貌呈現于世。轉換生成語言學派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語言學方面， 在其他學科(如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以及認知科學等)也產生了一定的反響。過去， 語言學界從別的學科領域“輸入”新觀點、新方法。現在， 語言學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輸出”了。

二、西方現代語言學嚴格區分語言能力與語言使用

“語言能力”這一概念是喬姆斯基在徹底否定行為主義語言理論的基礎上創建轉換生成語法時提出來的。喬姆斯基認為，在語言研究中應區分“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語者所習得的語言知識，這種知識往往是隱含的(implicit)，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則指本族語者的實際語言運用，也即本族語者具體的說話和聽話行為。語言能力是語言行為的基礎，語言行為則反映語言能力。然而，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并不總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實際語言運用并不總是他的語言能力的確切反映，因為在語言使用的過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疲勞過度、注意力不集中、過于激動或過分緊張等)，人們往往會出現“言不由衷”、“詞不達意”的失誤現象。例如一個會說英語的人可能會因某種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說成“I took the hook home.”這類語言運用中的失誤顯然不能表明人們不具備這方面的語言能力。因此，喬姆斯基等轉換生成語言學家們主張將“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區別開來，并認為語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對人類所特有的語言能力作出解釋，而不是像結構主義的描寫語言學那樣僅僅滿足于對語言行為作出描寫和分類。

三、要以認識解釋性的普遍語法，而不要按描寫性的個別語法去理解西方現代語言學

傳統的語言研究是描寫性研究，而西方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是解釋性的研究。這一根本目標的差異導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異。舉個簡單的例子:整個語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個地球，而我們則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居民，因其浩瀚復雜，無法窺其全貌。進行描寫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各個研究者從自己的語言直覺出發，“摸”向自己感興趣的某個或某些語言現象，并根據自己收集的語料首先盡量細致地將它們描寫清楚，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規律。然而，由于他們摸到的都只是語言地球的一個部分，而且即使是某個語言現象的語料也是無法窮盡的，所以他們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得出的規律也或多或少地會有反例出現，概括力不強。當然這種研究依然有其價值，它的價值就好比我們通過局部地質勘探能夠發現某個地區的地貌特征，并找到某些礦藏一樣，它描寫出的規律能夠幫助我們解決某些問題，并為我們的進一步研究提供線索。然而，僅僅滿足于此是遠遠不夠的。也許我們的先輩千百年前就能繪制地圖，發現礦藏，但是千百年里他們卻一直錯誤地認為地球是平的。解釋性研究也許就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必然應運而生的吧，它強調對語言進行宏觀的把握和關聯性的研究。從事物現象的關聯性中發現問題，首先構想語言的整體框架，然后在這個理論框架的指導下再進行研究。這就好比我們雖然依然無法見到地球的全貌，然而我們根據環球航行最終回到起點、行星的運行等各個事物間的關系可以推測出地球是圓的，然后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可以更正確全面地發現地球的特點。

四、結語

在現階段，語言研究可以說剛剛從描寫性研究進入解釋性研究，所以現階段的目標主要還是建立理論框架，這主要依賴于從各個語言現象之間的關聯性中來尋找發現。可以看出，西方現代語言學家基本在認知系統框架中進行語言研究的，雖然對于各個子系統中的內部模塊和各模塊中的規則應是什么的看法不同，但這些理論在語言的語法外模快的關系上沒有本質上的差別。這樣，現代西方語言學都接受這個外模塊系統。西方語言學把句子、語言事實看成是一個物理感知的和意識的共時事件，并且把兩者統一歸因于一個完整的認知系統，從而通過對語言事件的物理屬性和過程和事件的意識屬性和過程以及兩者的共時聯系的研究，推斷出人們不可經驗實證認識的那個認知系統的結構和屬性，這確實是西方現代語言理論有別于傳統語言理論的地方。

參考文獻

[1]胡壯麟.當代語言理論與應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理論

【中圖分類號】 H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8-351-1

解構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從法國動蕩社會中興盛起來的一股后現代主義思潮，它產生于西方文藝批評理論界對結構主義的反叛，以消解為主要特征，系統的消解了結構主義關于結構和意義等重要概念，故稱“解構主義”。1967年，德里達的《語音與現象》、《論文字學》、《文字與差異》三部著作的出版標志著這一理論的正式確立。其中《論文字學》被公認為解構主義的經典之作，德里達提出文字學的目標就是顛覆以“邏各斯中心主義”為別名的西方結構主義的讀解傳統。德里達最基本的解構主義策略是要解構傳統哲學的二元對立。翻譯理論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結構主義的沖擊和滲透。

一、德里達的語言哲學觀與翻譯觀

解構主義理論是在對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批評中建立起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是一種抽象客觀主義的語言哲學觀，它把語言的本質看作是一個由規范上具有同一性的語言形式構成的穩定而不可移易的系統。語言規律就是在一個封閉的語言系統中把語言符號聯系起來特定規律。對于任何主觀意識來說，這些規律都是客觀的，特定的語言聯系和意識形態含義無關。由此可見，結構主義語言學只關注一個封閉系統中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而把人與時間的概念排除在外。結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羅格斯中心主義”，它認為語言表達之前先有明確的內在意義，語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結構主義者設想有一個超然結構決定符號的意義，成為意義的根據或核心，并力求對這個結構作出客觀描述。解構主義圍繞語言文字問題對結構主義語言學進行了批判，要求破除“羅格斯中心主義”，剖析它的不合理之處，德里達在80年代末期陸續在他的三本文集《論書寫學》和《言說與現象》中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結構主義哲學。他直接否定了意義的確定性，否認了結構的存在。他的主張核心就是“解構”，要“突破原有的系統，突破封閉的結構，排除中心和本源，消解二元對立，并讓瓦解后的系統各要素暴露出來，然后讓這些原有的因素與外在因素自由組合，使他們交叉重疊從而產生無限可能的意義網絡”。

德里達把他的解構主義哲學思想引入翻譯研究，他認為解構主義翻譯息息相關，他認為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對一個意念的詳細闡釋，因此也是譯文，它與原文是平等互補的，翻譯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義，因此，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編碼而是譯文的不同表現形式和相互聯系，形式的變化制約著內容的變化，翻譯理論的目的是保護這些差異，而忽視內容。德里達認為，翻譯是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一種文本對另一種文本有控制的轉化，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譯的特性，更能體現語言和文本之間的差異，差異是翻譯存在的根據，翻譯必須面對差異的反抗。德里達認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譯過程中，由于語言的轉換，原作所賴以生存的文化語境重新構建。

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翻譯觀對傳統翻譯理論的沖擊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翻譯觀否定原文文本終極意義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權威性，廢除作者與譯者、原文與譯文之分，宣稱譯者是創造主體，譯文語言是新生的語言。這些十分激進的反傳統觀念無疑對傳統翻譯理論產生巨大的沖擊，促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傳統譯論中對一些基本問題的固有認識。

（一）解構主義翻譯觀沖擊傳統翻譯理論里的“忠實”原則。結構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關系結構的整體，都有結構模式。結構決定事物的本質，而研究事物的本質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層結構。與結構主義不同，德里達的文本理論都是在設法找出似乎清楚嚴密的原作中一些弱點和縫隙，然后將其擴大，使原來似乎明確的結構最終消失在一片符號中游戲中。解構主義將結構主義非中心化，否認文本有終極意義，對于傳統翻譯理論是致命的一擊。

（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翻譯觀沖擊攢通翻譯理論里作者與譯者、原作與譯作的二元對立關系。德里達認為不存在靜態的兩級對立，主張采用一種新邏輯，即“增補邏輯”，反對西方哲學傳統的“二元對立邏輯”，即“不是……就是”，相反，德里達的“增補邏輯”堅持“既是……又是”。針對傳統哲學的二元邏輯對確定性的追求，德里達大力強調區別或差異的不確定性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這也就是他為什么總是使用多種語言的雙關語，玩弄文字游戲盒故意含糊不清。在傳統翻譯理論里，作者與譯者，原文與譯文始終處于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

在解構主義的沖擊下，人們不得不對傳統翻譯理論進行一次徹底的重新思考，“忠實”、“準確”、“等值”等翻譯原則是否仍然成立，作者與譯者的角色和地位如何界定，原文與譯文的關系如何理解？…..這種哲學上的轉向不僅僅對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而且經過對抗和解構后，限制翻譯理論發展的話語也將經歷一種轉換，通過打破傳統僵化的術語、概念、定義、從跨學科的角度吸收全新的思想源泉。然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翻譯觀對傳統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的質疑和挑戰雖有去合理之處，但也有其偏頗不足之處。解構主義否定結構，否定意義，否定作者的權威性，否定文本的獨創性……其本質可以說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結構和明確的意義，夸大意義的不確定性和相對性，必然導致闡釋的多元論，使翻譯最終陷入混亂虛無當中。而否定作者的權威性，吧作者所處的時代和他的經歷與作品的聯系完全切斷，無疑將會趨向一種極端的“文本本體論”。因此，才承認解構主義給新世紀的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思維和新方向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解構主義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其給翻譯研究帶來的消極影響和負面效應，切不可盲目追隨。

參考文獻：

[1]呂俊.我國傳統翻譯研究中的盲點與誤區[J].外國語，2001，（5）： 48-56.

[2]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