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遺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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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接受 文化闡釋 文化語境 誤讀 后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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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一．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闡釋

接受美學理論從更具普遍性的藝術規律著手，而文化闡釋的方法則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更多的維度。無庸諱言，東西方跨文化文本讀解中一直充滿著深刻的隔膜、困難和謬誤。因此人們需要一種理論來考慮到東西方觀眾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異和文化闡釋方面的巨大差異。一個過分依賴某種西方批評手段的分析家會把某些西方模式強加給中國電影，這就需要我們從綜合的角度進行剖析。在一個文化走向多元的時代，任何靜態的審美觀賞態度，或純語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斬斷本文與社會的整體聯系的接受方式，都難于理解本文的真實意圖。文化闡釋更適用于對當代電影現象的闡釋，它側重于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對本文進行分析。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它要求跳出狹隘的地域，時間和學科等的限制，強調整體性。在我們的討論中，一部電影就可以當作一個本文。保羅·利科爾認為，一個本文具有兩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進行結構和符號分析，而本文同時又作為話語，具有某種從一個生活領域到另一個生活領域的體驗意義。所以本文作為這兩者的辯證統一體，不僅能從符號學上分析其結構而且能夠從語義學上分析其意義，這種意義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種世界觀。闡釋則視符號領域和語義領域為辯證統一，符號領域說明言路，語義領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從根本上說，"接受"是一種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行為。它已超越了純審美的傾向，而是指向了一種新的文化交流和對話。西方流行的電影批評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評性的，在當今，隨著文化越來越多元化，這種接受方式較之靜態的語言和藝術技巧分析，更能揭示電影文本的意義深度。持有各種文化理論的闡釋者對同樣的本文解讀出了不同的意義，特別是對電影文本的理解和闡釋，呈現林林總總，極為復雜多元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眾和電影研究者們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與氛圍是大相徑庭的。

接受美學認為沒有讀者，僅靠文本，意義是無法確定的。基于這樣的認識，60、70年代大眾傳媒研究開始從以效果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同時，電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為觀眾提供參與的機會，由于電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爭辯，更使得觀眾成為一種電影鑒賞中能動的主體。如果說文學文本的本質是動態的，未定性的，多樣化的，那么電影文本更是如此。電影文本意義的多元、滑動、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電影的這種模糊性質賦予電影一種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導演自己都沒有預想到的東西。影片的內容和意義與導演意圖中的闡述出現差異在電影接受中并不鮮見。觀眾在電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著主動而非被動的角色。他們參與著文本意義的建構。在此過程中，觀眾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起著重要的作用。觀眾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文化滲透在人的思想中，每個觀眾解讀電影作品都必然從特定的文化語境出發，用他（她）無意識接受的文化價值，文化導向去理解，評價電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愛德華·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提出過"態度與參照結構"（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體在跨文化文本（東方作品）的閱讀中，其賴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閱讀主體不可逃避的文化價值觀參照結構，這種參照結構是決定西方批評家和觀眾在閱讀非西方文本時的后殖民主義審美觀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觀眾的心理、文化習慣對電影接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但是，對中西方電影觀眾而言，自然有他們各自不同的原因。長期的文化隔閡造成了東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東方已經在幾個世紀的漫長隔閡中定型。如賽義德所說"東方幾乎就是一個歐洲的發明，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浪漫偉奇色彩和異國情調的，縈繞著人們記憶和視野的，有著奇特經歷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人是一個后來不斷添加了廣泛意義聯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東方人一方面有著懶惰，愚昧的習性，一方面又因種種離奇風俗而無比神秘。當張藝謀電影呈現出這些特征（盡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風俗時，西方人一方面因喚起了對東方的記憶而興奮，一方面又因獵奇欲望的被滿足而高興。對中國觀眾，情況就很不一樣。張藝謀電影中所展現的東方，不論是人物還是習俗，還是發生的故事，在他們對自己文化的記憶里，都是陌生而新鮮的，從而感嘆"原來我們自己可以是這個樣子的"。由于文化的壓抑被影片喚起而感受興奮則是中國觀眾的對張陳電影的一種體驗，另外一種體驗則是由于藝術表現而造成的疏離感和陌生感。很明顯，張藝謀的影片正是如王寧教授所說，是東方觀眾眼里的"他者"與西方觀眾眼中的"東方"的復雜結合體（4）。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于西方充當著一個他者角色，但這個他者對于西方是似曾相識，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謂"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東方自己也充當一個他者角色，似曾相識，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種在本土文化視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現實主義長期占統治地位，深刻影響了批評觀點對電影真實的看法。他們發現張藝謀電影文本對中國的表現是不真實的，是與他們所熟悉的中國不同的另一個"變了形"的中國，因此他們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這樣，西方對中國的誤讀與中國對中國的誤讀就同時產生于對張藝謀電影文本閱讀體驗過程中。中西方對張藝謀電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別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眾的文化觀念和心態的不同決定了張藝謀電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這顯然非張藝謀個人導演意圖所能及。原因還是要從文化里找，要了解審美經驗與趣味受民族文化傳統制約的藝術欣賞和接受的規律。例如影片《紅高粱》，它不僅僅作為一部東方的浪漫傳奇故事引發西方民族新奇的審美愉悅，而且能夠激蕩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層的酒神精神，而與西方民族的期待視野高度融合，使他們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這一作品的缺陷。與之相對照的是，國內對《紅高粱》的評價則表現為明顯的褒貶對立的兩極。根本上說，這是東西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生存風格的沖突。客觀上講，無論對紅高粱歡呼的西方觀眾還是對其失望的中國觀眾的期待視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頗。大多數張藝謀影片其實都存在著東西方理解闡釋分歧的現象。

導演的文化觀念由于受到西方現論思潮和時代文化經驗轉換的雙重影響也成為張藝謀現象中一個不應忽視的因素。不能否認，張藝謀的電影創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關懷為宗旨的。關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性國內學者對此有很多論述。張藝謀自己也以人文關懷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張藝謀的話說"大陸第五代的作品都是從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帶著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帶著對電影變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標為主要目標，具有一種大的氣勢。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我們的文化歷來對人的關注比較少，而對道的關注比較多"。（5）但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和《秋菊打官司》雖根植于民族文化語境，對封建文化進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這種批判與其他中國電影相比并無特異新穎之處。他的大多數影片雖然都觸及了中國文化批判層面但缺乏深度。基本上他的文化思考和美學-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現為電影中文化的儀式化與展示性而不是對人文歷史的哲學意義的圖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義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廣泛的大眾的青睞。但作為張藝謀電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評委欣賞青睞的最主要原因。張藝謀電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現和電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們最關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電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說"文化轉型的跨國方面-移居國外，向外散居，轉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譯的過程變成了一個復雜的表義形式。國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間傳統的歸化了的統一的話語，以及那些印在人們記憶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話都不可能馬上注出其來源。這一立場的一個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優點就是它使你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構成和傳統的發明。"（6）張藝謀深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識地在電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學意義上的獨特的民族性、差異性、邊緣性使其獲得關注，他對西方主流和邊緣藝術手法和文化理論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對劇本的改編中注入某些先鋒意識，他（包括陳凱歌等人）的天賦和文化素養使他們能夠把握當代電影發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視覺沖擊力。既國際化，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內涵又富于較高的審美情趣。他們的電影敘事手法在保留中國傳統民族表現手法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藝術的表現主義、現代主義、象征主義、符號學的營養，具有濃郁的哲理意味和詩意風格，這是他的電影能贏得中西方觀眾的一個原因。

羅蘭·巴特的讀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劃分啟發了費斯克在《電視文化》中提出的"生產性大眾文本"，即是為大眾能懂的又非意義封閉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開放性。張藝謀電影就屬于激發多元閱讀的"生產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張藝謀傾向于在電影敘事中釋放文化意蘊，而直觀的電影創作又難以表達抽象的內容，于是就運用了儀式化夸張化寓言化的手法進行藝術表達。張藝謀文本對敘事結構的處理帶有在詹姆遜看來"具有極度的斷續性，充滿分裂和異質，帶有幻夢一般的多種解釋而不是對符號的單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觀點證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訓義的文類，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藝術形態，它表現為意義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闡釋難有窮盡等"（9），也就是說，只要是一個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義就會不斷被發掘而闡釋也會從不同的角度涌現。對張陳電影的闡釋沖突就是這樣。所以各路理論家在其電影文本的闡釋過程中各取所需本來就無可厚非，因為闡釋本身就是一個無窮盡的流動的和不斷重新建構的過程。

眾所周知，電影文本自從誕生起就具有了獨立個體的價值。但它常常與由文本誕生的文化語境互相交織，所以文本是不能脫離它存在的文化視域。對于張藝謀電影現象是怎樣被接受和闡釋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本和更廣闊的文化語境背景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考慮。 西方觀眾和批評界對張陳電影的認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個爭論的焦點。王一川認為"歸根結底，張藝謀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導的，無意識地滿足西方’容納’戰略需要的中國寓言，這部中國寓言不是中國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權威所規定如此的中國寓言。"（10）也就是說，張藝謀電影的成功是當代中國人向西方認同的結果，是后殖民主義的范本。還有一些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義的情緒的影響。但達成了共識的是：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大獎，并不等于中國文化就達到了本世紀人們為之奮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國電影已必然地匯入了當今世界電影國際化的大潮之中。無論如何，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的認可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張藝謀電影現象的后殖民性也顯而易見，關鍵是要分析對中西觀眾來說，電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東方觀眾所排斥。他的電影如何扮演了東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東方"這雙重的"他者"角色。這才是有意義的。在多維的批評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論是"頗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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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二．后殖民理論視域中的張藝謀電影

90年代的中國文化處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顯的后殖民語境。中國雖然理論上只有半殖民地歷史，但文化殖民的狀況卻一直存在。在一段時間里表現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現當代主要體現為一種"后殖民主義式的魅力感染"（12）。就電影這種文化形式而言，考慮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發明，在中國的發展一直相當滯后，近幾年來又頗受全球化的影響，中國電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具體到張藝謀電影，這種后殖民性一直是從事文化批評和研究學者討論的焦點。但批評視線主要集中在中國作品如何迎合和參與"東方主義"的建構，如何歸順西方文化霸權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批評視線往往受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而比較片面和偏激。若將視線轉移到西方文化對中國作品的接受和闡釋如何表現出東方主義偏見和后殖民主義審美觀上或許更為客觀一些。

既然我們把當代電影當作一個文化現象，那么"對影視這一無網之網中盤根錯節的文化現象，紛繁復雜的文化因子的解碼，必須放在一定場域中進行，否則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釋。批評應沖破一時一地及一種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文化眼光來進行關注。"（13）因此，本文的討論的基點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對各領域的沖擊都已經存在和正在發生，在理論界，我們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圍內，而越來越具有多元化、非邊緣化（demarginalization）、非領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電影自然不能也不應例外。 在中心和霸權受到質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時代，本民族中心主義價值觀逐漸被打破，與之相應的是，各自話語性質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改變，整體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國資本迅速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可能不發生自身的裂變，高度發達的西方文明在當今時代就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對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權力話語逐漸滑坡的情況下，當代后現代和后殖民理論家和學者大都對東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產生興趣，試圖從中得到啟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擺脫危機。從異質文化中汲取所需，對東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鑒以擺脫自身的人文危機的意識在知識分子階層已經達成共識。東方文化的價值正在逐漸被西方所認識。張藝謀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西方關注和認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當然，如前文所說，如果對東方的關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則取舍就會只在他們的需要之基礎上進行。他們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見的，因而驚奇和羨慕的，從張藝謀的電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比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傳統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念一直得到傳播和表達，與歐美主流文化日漸背離人文主義理想形成對比而得到西方電影節的肯定。再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對酒神精神、生命狂歡的贊美，對大自然的親切、原始質樸的生活方式，奇妙美麗的民族儀式和奇觀甚至風格寫意的民族氣質由于與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異而得到熱烈歡迎。西方從自己的理解出發按照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品位為規范的標準來對東方藝術進行評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問題在于西方對東方文化藝術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養高的觀眾和學者，可以這么說，大部分西方人對于東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還停留在非常過時和粗淺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見重重，局限了他們對東方文化真正意義上的欣賞。

那么，是不是所有東方電影因為表現了差異，都會在西方被認可和理解呢。事實是，并非所有來自他者世界、表現了"東方"的電影就能夠被西方接受。有別于西方的文化必須在西方文化的參照和闡釋下才有意義。除了具備特異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還要能夠在西方主流文化脈絡中獲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夠使來自文化他者的東西與西方觀眾自己的文化傳統相聯系。《孩子王》、《邊走邊唱》等影片深深浸染著東方人文精神，像這樣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卻無法獲得國際承認，國際上認可的張藝謀影片實際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國際上的成功的深層原因顯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內涵。為什么？《孩子王》在歐洲電影節的失敗和《紅高粱》的成功就說明了如果東方文化無法被西方的思維所理解，就無法使他們獲得與自身相參照的他者之鏡的意義，就無法得到關注并獲得獎項。毫無疑問，所有獲獎電影中都有西方文化傳統中熟悉的主題，如影片《紅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讀解為一個發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東方世界的浪漫愛情故事從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張揚的酒神精神與生命感也與西方文化精神不謀而合。從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結"的重演，從偷窺的場面中感受到性窺視的精神分析視角，從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中讀解出同姓戀故事，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看到教父類型的黑幫片的痕跡。無論是對西方電影研究者還是普通觀眾，如果從這些影片中讀解出他們所能理解的文化含義，文化優越感得到滿足之外，審美接受上也獲得愉快，即電影理論家尼柯爾斯所說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學告訴我們，任何接受主體的藝術參與，都只是其期待視野尋求表達的過程。張藝謀的獲獎影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渠道使他們對東方的期待視野得到了表達，因而體現出后殖民性，因為后殖民性的一個標志就在于某種與西方期待視野相一致的"東方"代替了真正的東方。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誤讀也是后殖民性的一個體現。在電影這種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種文化信息的編碼若被另一文化解碼，則受感知定式及語言和非語言過程制約。尤其影響感知的價值系統，文化系統，世界觀，社會組織等因素使文化交流過程充滿誤讀"（14）。而具體到張藝謀文本，這種普遍存在于電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誤讀則體現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誤讀來看，經歷了同時發生的兩個過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張藝謀電影本文（包括陳凱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會的、政治問題的性解決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紅高粱》把一個西部曠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實際上是用一個民族的英雄寓言隱藏了力比多的釋放，《菊豆》的弒父與，《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別姬》同性戀，《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覺醒和沖動等。西方理論有將政治與性看作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的傳統。這一過程印證了西方的理論。他的一類影片以《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為代表，將空間感加以放大，而時間則是無聲，靜止和輪回的，所謂"空間對于時間的勝利"，這與西方文化常將東方文化看作是一種沒有時間概念的空間文化不謀而合。另一類影片以《活著》（及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為代表，將政治符號象征化地嵌入個人的人生際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對于中國極權和暴力政治的意識形態想象和詹姆遜民族寓言的讀解方式。另一個是"尋異"。 如前所述，張藝謀電影的東方主義的民俗與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對東方的期待視野中成為兩個最為鮮明的民族性的表現，甚至成為中國電影，中國文化的身份標志。原因就在于這兩個方面最與西方相異，最能夠使西方區分自我與他者，而滿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優越感。西方在閱讀東方文本時，只有同時滿足他們尋求的"同"與"異"的特征的東方電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認可和欣賞。這兩個基于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誤讀過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就東方的誤讀來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訴我們，張藝謀文本是西方理論涌入中國之后與導演帶有主體建構意識的創作沖動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居于與西方原體在似與不似之間的"變體"或者"他體"，這種"他體"既帶有"被殖民"的痕跡，同時又與本土文化話語糅為一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變體一方對殖民性的"原體"文化話語的有意識的，并且帶有創造性的誤讀之上（15）。可見，東方與西方的誤讀殊途同歸地標示著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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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三．結語而不是結論

張藝謀神話看來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跡可尋的。張藝謀現象的后殖民性通過分析，已經非常明顯的呈現出來，那么究竟張藝謀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為代價而獲得的呢？答案也很明顯：代價是有，因為他的電影創作活動不得不受到西方觀眾期待視野，國際資本和市場需求等的制約而相應地作出某些反應。比如為求新而虛構民俗等。為民族性而偏重舊中國鄉土題材等。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后，張藝謀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特征已經有套路化類型化的模式，不僅題材重復，而且整體上表現出對落后文化形態和生存狀態的懷舊心理和迷戀。客觀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價值的扭曲。中國幾千年燦爛文明，東方古國的民族文化決非大紅燈籠可以代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嶄新面貌和當代文化卻在他的電影里處于缺席狀態。它在讓西方注意到中國民族文化的同時又遮斷了投向一個完整真實豐富的中國的視線。在這個意義上，"張藝謀電影與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說是阻斷了視線的一面鏡。"（18）盡管張藝謀電影事實上只是90年代的中國大陸電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卻成了中國電影甚至中國文化的代稱。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現。雖然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隔膜，偏見、誤讀、曲解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處于全球化語境的當今中國，電影這種世界性的媒介卻并沒有成為我們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導演的主觀意圖如何，張藝謀電影文本的確是作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們，讓中國民族文化的價值真正為世界所認識還是任重而道遠。

回過頭來我們還是要說，無論如何，中國的本土作家（蘇童，劉恒，余華，莫言等）和優秀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的作品畢竟通過了西方藝術節的窄門而被西方所認識，盡管認識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時是不真實的，但卻是難能可貴的。可貴之處在于中國民族電影盡管仍然處于邊緣話語，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邊緣了。在觀賞張藝謀電影后，許多印象被強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勢必產生對華人文化及其社會的整體態度。對異文化的排斥與認同，仍然是目前本土與全球文化經濟互動中最顯然易見的現象，又因為電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電影得到歐美各地大獎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會中形塑他人對華人的族群，資訊，財經，科技，人文景觀的理解的同時，也使本土文化的鮮明色彩得到了強調。

張藝謀電影文本在當代的中國電影文本中是一個"具有癥候性的，十分含義豐富有相當曖昧的對象"（19）。所以雖然對它的討論眾多，至今也未形成一個公論和定論。本文從大的文化語境著手分析，一步步深入到影響文本的接受和闡釋，成與敗，毀與譽的各種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的結論，而是通過方方面面的分析，可以勾畫出在張藝謀文本的接受和闡釋所具有的現實狀態，一個大致上清晰的輪廓而已。而且希望我們透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接受和闡釋以及張藝謀現象，能洞見中國當代文化與第三世界文化的命運。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武當山；遇真宮；世界文化遺產；文物保護工程；南水北調工程；遺產真實性

一、緣起

南水北調工程是繼三峽工程之后，我國又一項跨地區、跨流域的水利工程，是為解決北方缺水問題，優化我國水資源配置，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而實施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分為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線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通過加高丹江口水庫大壩（從162米加高到176.6米），提高正常蓄水位（從156米提高到170米），增加庫容從而實現向華北地區調水。根據工程設計，中線工程建成后，水庫水位上漲，將對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古建筑群造成影響，其中位于武當山下的遇真宮面臨被淹沒的危險，必須對其實施搶救性保護。

二、武當山古建筑群及遇真宮的遺產價值

武當山地處湖北省十堰市境內，武當山古建筑中的宮闕廟宇集中體現了中國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學和藝術成就。古建筑群在明代早期逐漸形成現有規模，包括9宮、9觀、36庵堂、72巖廟。武當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統一規劃建造，其建筑體系從地形勘測、規劃設計到興建營造等，都有周密籌劃，具體建筑設計具有濃郁的建筑韻律，達到了建筑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其建筑規模大、等級高，構造嚴謹，裝飾精美，是目前國內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當山的古建筑對宗教、民間藝術和建筑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建筑類型多樣，用材廣泛，各項建筑的設計、構造、裝飾、陳設等都達到了很高的技術和藝術成就；武當山以道教為中心的宗教體系，對區域和哲學思想的發展起到了深遠影響。武當山建筑在規劃與建設的過程中，突出體現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朱棣皇帝特別下諭要求對山體不要有分毫修動，這也是武當道教建筑群的又一個特點。

武當山古建筑群代表了中國近千年最高的藝術和建筑成就，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突出普遍價值中的（i）、（ii）、（vi）條評估標準，1994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遇真宮是武當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位于武當山山麓，海拔高度為1 60.1米，坐北朝南，背依鳳凰山，面對九龍山，水磨河從宮前向東繞行。明初著名道士、武當拳創始人張三豐在此結庵修行，名日“會仙館”。明永樂十年（1412年），明成祖為紀念張三豐，以“遇真”為名敕建道觀，歷時5年建成，主體建筑由周長857米的宮墻環繞的中宮、西宮和東宮三部分構成。現存東、西宮遺址和中宮宮門、宮墻、龍虎殿、配殿等建筑30間，建筑面積1 459平方米，總占地面積56780平方米。

根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對文物價值的論述，遇真宮的核心價值體現在歷史、藝術、科學、社會四個方面：遇真宮是武當山明代皇家道教建筑的寶貴實物遺存，是明代道教繁榮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遇真宮建筑院落寬敞，優雅靜穆，早在明代就被譽為“香靄親霞樓，仙樂空中流”的“靈境”；遇真宮選址嚴格按照古代堪輿理論選址布局，體現了中國傳統樸實的規劃理論，是研究明代建筑特征的實物；遇真宮是道教文化的物質載體，在道教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方面具有特殊地位。

三、遇真宮保護方案的論證

遇真宮是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因工程建設的影響涉及到的保護級別最高的文物，也是我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后，第一次對世界文化遺產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工程建設的影響，實施重大保護措施的一次實踐，對此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及省市文物主管方面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慎重組織有關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及多方面專家進行多次論證，以確保遇真宮得到安全、有效和真實的保護。

（一）保護原則和策略

遇真宮是南水北中線工程涉及的唯一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其保護工作備受各界關注。為盡可能地保持這處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按照《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等國際、國內文物保護法律、法規要求，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清華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等機構編制了《遇真宮保護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確定遇真宮保護工程的原則為：嚴格遵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不改變文物原狀，減少對文物的干預；全面地保存、延續文物的真實歷史信息和價值；保護與文物本體相關的歷史、人文和自然環境等要素。并以此為標準，通過對遇真宮文物價值的分析，明確了遇真宮保護工程的策略：一是對遇真官文物建筑群可延續的保存，通過各類工程技術手段，保證文物本體不會受到可預見影響因素的侵害；二是最大限度保持所有信息的真實性，以考古發掘和大量歷史文獻考證為依據對文物建筑原貌加以認定，盡量保存現有建筑及遺存構筑物，在完整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基礎上提出復原方案，并在設計中考慮新舊構筑物的可識別性；三是盡可能保持現狀文物本體及環境的整體性，對遇真宮周邊山形水勢等地理環境應盡量保持，盡可能避免施工對文物建筑本體、考古遺址以及潛在文物要素的損害；四是保護方案必須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礎上，綜合考慮工程費用、相關技術及施工組織難度以及后期運營、日常維護管理的相關費用和難度等各個方面。

（二）遇真宮保護方案的編制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立項后，為科學做好遇真宮保護工作，湖北省文物局于2004年4月組織編制完成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庫淹沒區湖北省文物保護規劃》，對遇真宮的保護初步提出了圍堰、抬升、搬遷三種保護思路。隨后，在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根據前期確定的保護原則和保護策略，湖北省文物局先后組織并委托具有相關工程資質和實踐經驗的單位制定了圍堰、抬升、搬遷三個保護方案。

為了將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對遇真宮保護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記錄遇真宮的歷史原貌，按照國家文物局《關于對遇真宮保護方案的意見》（文物保函[2005]1187號），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機構，先后對遇真宮西宮、東宮、中宮及山門前的附屬建筑遺址、遺跡進行了大面積考古調查、清理和發掘，總面積達1.95萬平方米，系統掌握了遇真宮內外的建筑布局和詳細的基礎數據，進一步明確了遇真宮的保護內容、范圍等，第一次全面地掌握了明清時期遇真宮的建筑規模及興廢過程，為遇真宮的保護論證提供了考古依據。在此基礎上，組織方案編制單位先后對圍堰、墊高、搬遷三個方案進行修改完善，形成設計文件。

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院制定的圍堰方案，分大、中、小三種，其中圍堰方案通過在遇真宮前方200米處，建立自西南向東北的隔水圍堰以確保文物安全，圍堰由防護堤、排水閘、泵站、截洪溝、排水溝組成，防護堤設計堤型為粘土心墻，砂卵石層采用塑性砼防滲墻進行垂直防滲，透水性較大的巖層采用灌漿處理。在高程171米附近開挖截洪溝，攔截汛后來水，以減小泵站裝機容量。在防護堤后順堤軸線方向開挖排水溝，匯集區內來水，通過閘、站排出區外。

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和清華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編制的頂升方案，通過將遇真宮由原址向上頂升約17米，高于丹江口水庫的水位，以達到保護的目的。保護方法有兩種：原地頂升和原地墊高、復建。

陜西省古建設計研究所編制的搬遷方案，是按照“原拆原建”的原則，將遇真宮搬遷至其西側2.6公里處。工程內容包括施工建檔、文物解體、搬遷、文物復建等。

（三）遇真官保護方案的比選確定

2006年5月，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有關方面專家再次就三個方案方案的比選召開論證會，專家從對文物價值的影響，對武當山整體歷史、人文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施工技術的難度及可行陛，投資運行管理等方面進行比較。

工程防護（圍堰）方案，不改變武當山古建筑群相互的位置關系，可以對遇真宮小范圍環境原狀保存，對文物本體破壞最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遇真宮建筑的空間位置及周邊環境，但存在堤壩對武當山整體環境景觀造成一定影響、堰內積水外排及環境潮濕等問題。

搬遷方案，改變了遇真宮建筑在整個武當山建筑群規劃布局及風水格局中的位置，對武當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有顛覆性的破壞，且解體、構件運輸和復建中，不可避免地對文物共建造成一定損失。

頂升方案，只在三維空間上一定程度地改變了遇真宮所在的垂直位置。工程實施后遇真宮將成為一個三面環水的宮殿區，該區域原有的景觀、生態環境沒有太大的改變，在武當山古建筑群中相互位置關系不變，可以完好地保留武當山總體布局乃至風水格局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但工程內容多，組織實施復雜，一次性投資大。

與會絕大多數專家認為工程防護方案在保護建筑與環境方面優點更為突出，符合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高標準要求。會后，湖北省文物局將專家意見上報國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關于報送南水北調工程武當山遇真宮文物保護方案的請示》，鄂文物發[2006]58號）。2006年7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組織有關方面專家，對湖北省文物局上報的三種保護方案進行評審后做出批復，同意采取工程防護的思路對遇真宮進行保護（《關于武當山遇真宮保護方案的批復》，文物保函[2006]789號），要求湖北對工程防護方案進行充分研究，確保實施方案對遇真宮的影響降到最低。

（四）遇真宮保護方案的調整完善及最終確定

在采取防護的思路開展方案編制工作的過程中，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在對方案進行充分研究分析并從不同的角度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時，很多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防護（圍堰）方案技術是可行，但綜合考慮仍存在潛在的較大風險，如南水北調工程蓄水后防護體內內澇、潮濕環境的影Ⅱ向，尤其是防護工程如遇極端天氣和事件，無法保證遇真宮萬無一失，且后期維護經費無法估算等。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國家文物局對此高度重視，經充分溝通協商，為確保實施南水北調工程的同時，對遇真宮的保護做到萬無一失，雙方同意對按工程防護（圍堰）思路編制的方案進行了全面的風險評估。

2007年7月，河南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長江水利委員會、清華大學等單位分別接受委托，就遇真宮防護方案運行管理風險、超標準洪水淹沒及汛期排澇風險、物理環境變化影響風險等方面對防護（圍堰）方案分別開展論證評估。

2009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武當山遇真宮防護方案風險評估論證會”。會上專家綜合分析認為，水庫蓄水后遇真宮處于周邊高內部低的“盆”狀地形底部，常年處于雨水和山體坡面流水匯聚的低洼地內，必須常年采用水泵向堰外排水，初步估算僅此一項每年就將產生100多萬元（每年隨著物價指數遞增）的費用；圍堰后形成潮濕的小環境，將對古建筑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更為致命的是如遇百年以上一遇的洪水或特大暴雨，圍堰設防或暴雨產生的內澇將使遇真宮面臨滅頂之災，無法做到萬無一失。同時考慮到建成后項目運行管理的難度和費用，建議該方案不宜采納。會后，南水北調工程規劃匯總編制單位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根據有關方面專家和文物部門的綜合論證意見，就遇真官防護工程技術及管理運行風險進行了綜合分析研究，提出“建議放棄防護，重點研究采用墊高或頂升保護方案”。2009年12月，湖北省文物局將論證會專家組意見、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意見和武當山特區管委會提出的抬高復原保護遇真宮的請求一并上報國家文物局。

2010年2月，“武當山遇真宮文物保護方案論證會”在北京召開。經充分論證，國家文物局下發《關于遇真宮保護工程的意見》，同意采取原地墊高方案保護遇真宮，并要求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有關資質單位制訂切實可靠的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設計方案。湖北省文物局于同年3月7日在北京召開“武當山遇真宮原地墊高施工設計專家咨詢會”，廣泛聽取古建、考古、水利、頂升工程等方面專家關于原地墊高保護施工設計方案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和完善原地墊高保護方案設計，制定科學、規范的施工藍圖。

原地墊高保護遇真宮的保護方案，保護內容包括基礎墊高、局部頂升（山門及東西宮門明代磚石建筑）、修繕、環境工程、保護與展示設施設計等。墊高保護中的局部頂升，雖然頂升體積和重量巨大，但有大量成功的先例，從邏輯上推論其技術難度在可操作范圍。相對防護（圍堰）及搬遷方案而言，頂升方案雖然投資較大，但對文物價值的改變和影響較小，特別是對體現東方、尤其是中國傳統建筑靈魂之所在的武當山古建筑群總體規劃理念、布局和風水格局沒有改變，對最難以原狀保護與傳承的磚木結構的三個門實施頂升，體現了對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預、原真性保護的原則。頂升方案，技術完善且容易操作，工程后期維護簡單，不會產生過多的日常維護的經費負擔和運行管理風險。

2010年10月，在對遇真宮原地墊高工程范圍內地質進行了勘察，查明了地質、水文地質條件和不良地質作用、地質災害，以及墊高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分布位置、儲量、質量、開采和運輸條件的基礎上，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和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接受委托開展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設計。

2011年4月，經過專題論證，最終墊高保護方案上報國家文物局。同年6月，國家文物局下發《關于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設計方案的批復》，正式確定遇真宮現存地面建筑、東西官遺址、宮墻將整體拆除，待墊高工程竣工后原樣復原，其中山門和東西宮門實施整體頂升。7月，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下發《關于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武當山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初步設計概算的批復》，核定遇真宮保護工程概算投資18524.11萬元。

四、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的實施

為確保高質量做好遇真宮原地墊高保護工程，湖北省文化廳、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遇真宮保護工程領導小組，工程責任主體單位武當山特區管委會專門成立了工作專班，以打造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為目標，保護遇真宮的真實性為最高標準，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計劃，啟動了各項具體工作。

（一）文物資料信息全面留取

為使遇真宮的真實性得到充分保護，高水平保留遇真官原始詳實數據，將墊高工程對文物的影響降低至最低程度，繼2006年對西宮考古發掘的基礎上，2010年4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遇真宮東宮、中宮及宮外附屬遺跡進行了考古發掘，全面掌握了遇真宮的整體布局和結構；2010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委托科洛博（上海）數字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對遇真官進行三維掃描和建模，采用數字激光掃描儀對遇真官正門、中宮、東宮、西宮及宮墻等現有建筑進行精密掃描，同時采用全息相機拍攝遇真宮全景及各部分照片，形成3D建模并繪制了2D圖紙，為恢復重建提供詳細的點位依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結合考古工作也采用數字激光三維掃描技術對遇真宮考古清理后展現出來的建筑遺址、遺跡進行了精密掃描測繪記錄，這些工作為遇真宮及其建筑遺址的真實性保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前期準備工作

1.高標準確定保護工程實施單位。2011年9月，經公開招標，確定文物解體及復原工程由國家文物保護工程一級施工資質單位北京市園林古建工程公司承擔，山門及東西宮門頂升工程由國家文物保護工程一級施工資質單位河北省建筑科學研究院承擔，墊高工程由土石方墊高和建筑施工雙一級資質單位湖北新七集團有限公司承擔。

2.完成了文物庫房及項目部建設。為保證解體文物建筑構件安全合理堆放，經過平整、碾壓和排水渠道建設，開辟了一塊70畝的場地，作為臨時文物庫房和磚石構件的分類堆放場地，并在此場地內修建了工程項目部的生活和辦公用房以及兩棟臨時文物庫房，庫房總面積2304平方米，用以存放解體的木質構件和磚石雕刻構件。

（三）有序推進保護工程的實施

1.精密實施文物解體

文物解體工程是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實施的第一個重要步驟，2011年10月10日動工，2012年2月30日完工。在遺址保護方面采用建筑學和考古學結合的方法，按建筑學方法測繪記錄，確定空間尺度關系，再結合考古學方法對遺址進行分塊劃分，用定位坐標確定各塊范圍及周邊關系，再測繪拍照記錄，確保復原遺址的過程中在坐標系中進行分塊放樣并精確復原。整個過程按照復核一測繪一編號一拍照一清理一拆除一運輸一存放的工作順序，安全順利地完成了東西宮遺址、宮墻、中宮所有建筑、院落、甬道、崇臺、地墁金磚等各類磚石木構件的解體工程，并按編號順序運往料場，分類堆放入庫。為確保各類構件安全以及復原施工時的原位恢復，工程實施過程中，采用了每個單體構件測繪編號、構件寫號、掛牌編號、原件拍照的方法，詳細記錄了文物信息，建立數字化資料庫，所有信息錄入計算機便于管理查詢。同時，積極籌備文物復原工程，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解體的文物構件，對拆除的各類磚、石、木構件進行了排查，對現有木構件進行了挖補、粘接加固，對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構件進行防白蟻處理，對殘損的磚、石構件進行了粘接。同時對需要補配的材料及構件，按照質量要求進行前期準備。

2.科學推進頂升工程

頂升工程是對山門和東、西宮門實施的原位整體頂升，采用密布孔樁、箱梁貫穿、澆筑預應力混凝土，形成基礎托盤，設置鋼筋混凝土防傾柱的方式實施，頂升高度為15米。2011年12月進場前期準備，首先對選擇的山門和東西宮門進行全面測繪記錄，對文物本體進行加固，確保施工過程中建筑本體的絕對穩定性。

三座門均為磚石結構，其山門底層面積分別為520平方米，宮門底層面積為154平方米，三門的基礎部分用大城磚鋪作，基礎上部均采用整體大型青條石砌筑，地面上部為青石須彌座，座上采用明代官式雕刻手法，即陽雕卷草紋飾。墻體上部略有收分，屋面椽、望等按照天圓、地方的明代官式做法，三門屋面與屋脊設計出流動性效果，看上去十分優美，具有較好的韻律，使人賞心悅目，它們是武當山明代建筑的代表之作。在頂升前，為確保文物的絕對安全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護措施，如在建筑本體外部采用型鋼加固三道，型鋼與文物本體接觸部位采用橡膠皮墊固定，使文物在加固過程中不遭受到破壞。建筑頂部屋面部分用尼龍網包裹，預防頂升過高，使原來環境改變，或受風力影響，防止屋面松動造成瓦面脫落等。

遇真宮山門重量近5000噸，東西宮門重量為1400余噸。整個門分別用122個液壓千斤頂互換頂升，其中48個供臨時互換使用，50個永久安裝在門下。每個千斤頂可頂重為200噸，頂下分別用直徑25厘米、50厘米和75厘米的三種鋼墩垂直上升；遇真宮三座門頂升工作自2011年12月開工，歷時14個月完成。分別采用了地勘、井點降水、設沖擊樁（73根，直徑80厘米，深1 8米）、頂進箱梁、掏梁、澆筑、預應力張拉、安全柱、防傾柱、連梁、地下土回填與密實度夯實等多道工序。為了保證三座門升起后保持水平，先用儀器進行糾偏，最終四周均定位在同一水平線上，以山門為基準點，均由監控儀器和全站儀操平。201 3年1月，遇真宮山門頂升到位，由于措施得力，頂升之后沒有出現任何變化，經全面復查墻體沒有裂紋，歪閃，瓦面沒有出現脫落和松動，意味著頂升成功。

3.高質量實施墊高工程

在施工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對頂升區域外的設計墊高區域首先完成清表、清淤、清渣工作，再按嚴格的土石方配比實施土石方鋪墊、逐層碾壓到設計高程；在頂升工作進行到一定高度后，對頂升區域開始特殊施工，即剪力墻內人工回填夯實，確保夯實強度符合設計要求。在墊高區域東西兩側設3個排水箱涵，護坡基礎用毛石砌筑，護坡表面采用特殊設計的植生塊鋪設。

五、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文物保護影響評估

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實施的是基礎墊高加局部頂升的方案，就是通過把遇真宮及與其有關的周邊地區在原高程基礎上墊高15米，對三座獨立的磚木結構建筑（山門及東西宮門）原狀垂直頂升15米，其它現存的建筑及建筑基址按照文物保護的原則拆除后，在墊高的原址上，按原布局、原結構、原工藝、原材料完成復建和復原歸安，工程對文物的影響是在可控范圍內并盡可能降到最低。

（一）墊高保護工程對遇真官文物價值的影響

當年張三豐在遇真宮所在地修煉，明成祖為紀念他，在原址以“遇真”為名建造道觀，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同時，在武當山古建筑群整體規劃格局中，遇真宮位于古神道之上，是古人登臨武當山進入“治世玄岳”牌坊后，上山必經的第一宮，因此遇真宮所在位置是其文化價值的重要見證和載體。墊高保護工程實施后遇真宮在整個武當山建筑組群中的平面位置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沒有對其文化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遇真宮選址按照我國傳統的堪輿理論，周圍山形水系都是其文化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墊高保護工程雖然在立面層次，局部改變了建筑與周邊山形的相對關系，但從平面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其建筑空間位置，復建后的遇真宮與武當山古建筑群的平面位置與文化景觀的互動關系沒有遭到破壞和產生不利影響，將保護工程建設對文物價值的影響降低至較小程度。

（二）墊高保護工程對遇真宮文物本體真實性、完整性的影響

工程實施過程中，雖然由于需要拆解，不可避免地對一些建筑構件造成損害，但遇真宮中宮現有建筑拆解嚴格按國家有關古建筑保護的規定，做好文物的實測與各種文物構件的記錄、編號、存放，并將按照文物修繕的原則進行復原修繕；對于東、西宮建筑遺址和宮外與其相關的建筑遺跡等，則按照三維定位、分區分類編號、單獨包裝、清理加固、原位復原的程序操作。因此，基本確保了文物的原形制、結構、工藝、材料，將工程實施對文物本體真實性影響降至最小。

特別是針對最能反映文物歷史風貌和藝術價值特色的山門和東、西宮三棟磚石結構建筑的保護，在現有最高技術水平條件下，克服自然地質等不利影響，采用整體頂升保護，在頂升前對本體進行加固，頂升過程中進行全程檢測，已經安全頂升到15米的設計高度，施工中沒有對本體造成影響，確保了文物本體的真實性。在墊高的設計中最大程度地考慮了遇真宮門前的視線關系，保持了120米的開闊區域，而且對遇真宮周邊與其相關的泰山廟、神路、遇仙橋等建筑同時進行了墊高保護，充分考慮和保持了遇真宮的完整性。

（三）墊高保護工程對遇真宮周邊環境的影響

墊高保護工程實施后，隨著丹江口水庫水位的抬升，遇真宮墊高并按原狀復建，復原后建筑群及其周邊墊高區域將會形成一個占地達8.5萬平方米面向水庫的自然臺地與遇真宮后的山地相連。為減緩保護工程建設對區域景觀的影響，臺地迎水坡將采用親環境植生塊護面，并采用互補的圖案形式進行植草，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優化遇真宮區域的景觀格局。

墊高工程兩個料場距離遇真宮較遠，且處于隱蔽處，周邊沒有文物。取土實行分片開挖方式，取土時先將表層土臨時堆放在料場附近，并采取相應的攔擋措施；取土完畢后及時平整土地，并將原表層土覆蓋在上面，撒播草籽固土綠化。因此，對武當山整體環境影響較小。

六、余論

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設的過程中，對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遇真宮的保護論證，以遇真宮真實性得到充分保護為原則，綜合考慮了多方面因素，非常審慎和認真，可謂一波三折。這項工程的充分論證與順利實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對文物保護理念、文物保護技術手段、文物保護管理、復雜文物保護工程協調組織實施能力的一次全面檢閱。目前這項工程的基礎墊高和三個山門的頂升工程已經完成階段性驗收，文物建筑的復建和考古遺址的復原已經啟動，預計2016年底完成，雖然全面評判該工程的效果和得失還為時尚早，但就工程方案的論證和有效實施而言，確有很多值得總結和反思之處。

一是在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實施前，文物部門要積極主動地對接，提前開展對工程中可能涉及文物保護的重點項目開展預研究非常重要。南水北調工程項目立項后，在開展系統調查的基礎上，即對工程涉及武當山遇真宮的保護進行預研究，提出三種保護思路，做好引導和應對，引起工程規劃和涉及部門的關注，為保護方案的充分論證打足提前量。

二是方案的確定以文物的原真性保護為第一要務，以把對文物本體、環境風貌、歷史及文化價值的影響降到最低為原則。在此原則基礎上對可能實施的保護措施進行綜合、慎重比選論證。我們對遇真官進行圍堰、抬升、搬遷三種保護思路都進行一定深度的設計，在此基礎上進行多方面比選，對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遇真宮的保護，我們考慮的不僅僅是對遇真宮本體真實性的保護，而是要綜合考慮，對其采取的保護方式會對世界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帶來什么影響。在論證中我們首先放棄的是搬遷保護的方式，我國三峽水利工程涉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張飛廟的保護，就是采取搬遷的方式，在總體得到比較好的保護和再現的同時，也存在一些缺憾，就是搬遷后建筑選址等無法再現原山地格局及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后期存在滑坡風險等。遇真宮的保護級別更高，對其采取搬遷方式，且不說武當山下很難再找到一處有這么大面積的平地安置，僅從搬遷遇真宮將造成武當山建筑群總體布局被改變這一點就應該合棄，搬遷對“武當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統一規劃建造，其建筑體系從地形勘測、規劃設計到興建營造等，都有周密籌劃，具體建筑設計具有濃郁的建筑韻律，達到了建筑與自然的高度和諧”產生的將是顛覆性的破壞；而圍堰方案如僅從一般方面考慮，看似對遇真宮沒有任何的擾動，但從周邊景觀和微環境方面看，壯觀的擋水圍堰壩體破壞了遇真宮前面開敞平坦的山水空間，使其變成看不見山望不到水的“盆景”，整體上改變了遇真宮原有環境的真實性，更為嚴重的是水利部門和工程業主方面都提出限于圍堰工程無法保證遇真宮在圍堰建成、工程蓄水后受自然極端天氣等復雜因素影響，圍堰工程無法做到萬無一失，因此在充分分析各種潛在風險后，我們建議放棄防護思路，再次論證。

三是大膽設想、慎重論證、科學決策至關重要。遇真宮的保護經歷了一些波折，但在提出保護思路的過程中，各方可謂集思廣益大膽設想，三種保護思路中除搬遷方案只有一種外，圍堰方案還曾提出了大、中、小三種子方案，三個子方案之間進行多方面的比較，分析利弊，選擇弊端最小的進行深入設計。墊高方案中也提出對所有地面建筑進行大頂升的方案和墊高與局部頂升結合的方案，此外清華大學還針對考古遺址的保護展示提出了三個比選方案。其一是新建一個地下空間，中宮建筑地下空間作為闡釋遺址的博物館，東西宮將地處海拔160米的考古遺存不做任何擾動、原狀放置在地下，在地下空間體的頂部地面上復制遺址的臺基和矮墻體，原遺存和模擬展示共存，同時可避免真實的考古遺存免受風雨侵蝕。其二是在墊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遺存，同時在其上方分別搭建防護棚。其三是在墊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遺存并補配缺失磚石構件，露天展示。后經組織專家論證比較，認為方案一、方案二雖然可以保護考古遺存免受風雨侵蝕，但方案一的工程量及造價都非常大，且東宮、西宮與中宮的相對高度將永久改變，方案二的多個保護棚對整體景觀環境有不利影響，最終決定采用方案三安置展示考古遺存。

遇真宮的保護論證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雖然我們對遇真宮保護論證是審慎的，但由于過程相對較長加之地方經驗不足，這個論證過程和選擇確定的保護方式，沒有及時向世界遺產報備，引起了世界遺產的擔心和關注，將武當山納入反應性監測對象。此外，目前對東西宮考古遺址的保護展示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建地下空間展示應該是相對最好的，但限于一些原因不得不放棄，這或許是一個缺憾。我們不能不說對遇真宮的保護論證是相對最慎重的，論證中一些文化遺產保護原則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但也確實存在理想的保護方案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諸如施工周期、保護經費等方面的制約，這確實是一種無奈，但也是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

通過一系列充分的論證，最終選擇的對遇真官實施原地墊高加局部頂升的保護方案，是在多個保護方案中選擇的可以做到相對最大程度地保護遇真宮真實性的方案，把南水北調工程對遇真宮的影響降低到相對最小程度。2014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等有關方面專家專程到武當山進行反應性監測考察，詳細聽取了遇真宮保護工程情況匯報，實地考察了遇真宮保護施工現場和文物構建保存管理倉庫，審查了有關技術文件和觀看工程各環節影像資料，對這項工程的保護論證和科學實施中系統性的記錄、存檔、工程信息管理以及對此處遺產的真實性保護所做的積極方面的努力等給予了肯定，對墊高后的臺地形狀和綠化等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并表示持續予以關注，這些建設性的意見我們已經做了認真積極的回應并將在下一步的工程實施中嚴格地加以完善。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開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認知狀況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鄭孝燮曾說：“我國世界遺產事業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認識問題。把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從現在開始就下大力氣加強對青少年進行世界遺產保護教育，也是一個認識問題。”至2007年底，開平市總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約占全市人口的9%〔1〕。通過實地走訪和問卷調查，結合相關研究成果，以開平青少年為案例，論文擬就當代青少年認識世界文化遺產的狀況進行多維度解析。

一、開平青少年的認識及思想狀況

當地青少年對碉樓的認識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從電視新聞媒體中獲知，如開平臺定期播放的開平碉樓節目、報紙和新聞節目等；二是從學校派發的有關碉樓的書籍中了解(其中有進行碉樓知識考試的學生對碉樓基本知識認識較深)；三是從碉樓申遺時的各種宣傳標志中認知；四是從祖輩的口述中得知(此種情況較少)。

多數青少年對碉樓認識較偏重于感觀形態方面，對多數碉樓的名字沒有特別留意，一般是認為碉樓較舊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結合的產物，并設有槍口，具有軍事防御的作用。身在開平、長在開平的他們對這些碉樓熟視無睹，因此對于碉樓的認識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層次，而對碉樓的來源、歷史、意義以及碉樓文化中所包含的嶺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沒有深入的認識。

對碉樓了解較深的青少年或認為碉樓具有欣賞價值，很美，像城堡；或認為碉樓很堅固、結實、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強，體現了華僑對家鄉的愛和建筑師的睿智。總的來說，感性認識的成分較多，而文化藝術、賞識認知和結構特色等層面則相對缺乏。“開平碉樓與村落”作為精神文化符號層面上的認識還有待廣泛宣傳。

多數青少年認為碉樓可以代表開平文化，心中對碉樓存有感情，但缺乏進一步了解碉樓的興趣。由于目前當地經濟發展有限，本地人們收入偏低，多數留守家鄉的青年忙于家務活或學習，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青少年偏重于娛樂方面的愛好，認為歷史文化較枯燥，因此對碉樓文化興趣不大。

二、影響青少年認識碉樓的因素

（一）社會環境

從對外聯系來看，水陸交通方便，開陽高速公路與325國道橫貫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華客輪往返香港〔2〕，但市內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區之間的來往存在較大問題，景點班車的設置沒能把分散的碉樓群與游客的時間安排統一起來，大部分的景點缺乏關于碉樓的全面細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規的出租車服務，給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帶來不便。

交通不便跟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有關。由于碉樓大多位于開平的鄉鎮，而這些地區難以有經濟實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統。

申遺時，電視廣播、報紙媒體對大眾獲取碉樓知識發揮著重要的宣傳作用；然而，申遺過后，這種作用便大打折扣。現有的相關電視節目缺乏趣味性，內容重復，對碉樓的介紹方式單一，難以引起青少年的興趣。而更注重時事的報紙媒體較少刊載關于碉樓或其他世界文化遺產的信息。通過網絡資源了解碉樓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樓網一般只有簡單的介紹和相關的旅游信息。可以說，各種媒體對于碉樓與村落的宣傳和教育明顯不足，更談不上對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的意識的培養和文物保護知識的普及。

除了這些，由于民間沒有自發性地舉行以碉樓與村落為主題的團體活動，使得碉樓文化對當地風俗的影響漸趨減弱。而青少年本身對碉樓的認識較少，所以在他們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這一方面的話題。另外，公共圖書館發展水平有限，相關館藏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傳作用。

（二）政府政策

當地政府先后頒布了保護碉樓的相關規章，如《開平市碉樓與村落保護管理規定》和《開平碉樓與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管理暫行辦法》。碉樓與旅游業的結合是當地政府的重點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過這一傳統文化優勢，使碉樓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進而創造一個適宜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開發與遺產保護二者的協調上所做的工作比較欠缺。在保護和開發方面，關鍵在于政府決策者的工作重點和開發的度之間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門和保護部門單獨做規劃都不利于地方遺產保護的發展，必須由政府控制開發。搞保護的人要懂經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遺產保護，世界遺產宣傳教育的廣泛性是通過旅游的發展而實現的。

就官方宣傳方面來說，對碉樓的宣傳與教育基本上出現在申遺時期，當時的社會氣氛極為濃厚，但申遺成功后卻變淡甚至沒有。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市區里都有關于碉樓的文化展覽會，但是影響力不大，沒能深入其它鄉鎮。宣傳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市政府在宣傳時只注重市區而忽視了其它較偏遠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鎮政府過于依賴上級市政府的指示，沒能在宣傳工作上有足夠的主動性。

（三）學校教育

當地各所學校多曾組織過碉樓參觀游覽等活動。學生亦以畫畫、寫作、手抄報或黑板報等形式加深對碉樓的認識。然而在學校教育這一塊，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沒有鄉土教學系統，缺乏明確的教學指標、計劃等。目前中國教育還是以追求升學率為主，在應試教育上下的功夫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會出現學校只在班會課講授碉樓知識，而高中甚至連課堂講授也沒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師占有一半之多。這些老師對碉樓沒有天然的感情基礎，較少重視碉樓知識的講授。同時，由于客觀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師對碉樓基本知識的理解容易產生偏差；第三，碉樓專業研究人員不多，教材的編寫人員缺乏，嚴重影響教材的內容質量；第四，碉樓教材、宣傳手冊種類缺乏，在開平僅有兩本碉樓的鄉土教材，而其它宣傳手冊多為旅游所用，為旅游而編寫的手冊并不能給予當地青少年進一步了解碉樓較大的幫助。

（四）家庭教育

父輩的生活已離土匪猖獗的時代久遠，加上文化水平不高，與祖輩相比，他們對碉樓的認識很少，因此，當代開平青少年很難從家庭教育中得到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實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輩對碉樓的感情已不如祖輩，代際承傳問題令人擔憂；另一方面，代溝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經常與父輩聊天，父輩忙于工作，也沒有跟孩子們過多講碉樓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發揮作用，還取決于另外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沒有碉樓；第二，有沒有親戚是在碉樓里面居住過或從事相關工作。雖然開平有一句話：無碉樓不成村，但是隨著人口的遷移，很多新村都沒有碉樓。因此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當缺乏的。

（五）華僑影響

作為僑鄉的開平，旅居海外和港、澳、臺的開平籍同胞有75萬人〔3〕，華僑對當地的影響舉足輕重。當華僑回鄉時，他們對碉樓的深情自然能感染當地的青少年。然而，當時建造碉樓的一輩華僑多已歸西，新一代的華裔對碉樓的感情也沒有祖父輩深厚。再加上現在的華裔也很少回鄉，華僑的影響力漸漸減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時代的不斷發展，新事物大量涌現，加之受國外文化的影響，網絡游戲、英超、NBA、卡通動漫……充斥著青少年的世界，絕大部分青少年對于古老的建筑并沒有多大興趣。如何培養青少年對碉樓的興趣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此外，文化程度對青少年理解碉樓的價值也有著重要影響。當地雖不發達但安逸的生活條件導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現狀的性情，讀書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學歷普遍在大專以下。

三、加強青少年遺產認知與保護意識的建議

“遺產保護是第一性的，有了遺產才有遺產地的旅游，而遺產地保護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對象與產品，只有在不妨礙遺產保護的前提下，才可以發展旅游。”〔4〕因此，開平要積極推動公眾教育事業，形成“明瞭的共識，積極的參與，真誠的歸屬感”，達到一種官民互動、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環。

要大力普及、加強青少年、市民對開平歷史，尤其是“開平碉樓與村落”的認識，可以嘗試與廣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區域合作文化交流平臺；制定具有鄉土特色的教育方針并有效長期實施貫徹，形成一個具有開平特色的鄉土教育體系；社會宣傳教育應該采取多元化、有針對性、有計劃性的措施，包括電視媒體、廣播媒體、街道宣傳欄及互聯網等硬件設施、旅游專線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遺產保護意識和相關知識。要加大學校教育，制定開平鄉土教材與開放性課題相結合的方式。在推廣方面，有計劃、富針對性地出版開平文物書籍，并邀請專家、學者舉辦業界與學界研討會，就特定項目撰寫兼具知識性和專業性的專題書籍；孕育“開平文化大使培訓計劃”，培養具有專業文物導游知識與技能的青年學生，以此普及開平文物常識，加強社會民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

開展圖書館流動車計劃，宣傳普及“開平碉樓與村落”的相關書籍。圖書館流動車分為大眾型和學校型兩類形式。圖書館流動車以村落為單位，可以節約財政負擔，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對于學校型方面，流動車可以走進校園，讓學生借閱圖書，流動周期可設置為兩周。這樣可以讓學生有新鮮感而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的緊迫感。

當然，還要充分利用僑鄉優勢，與民間團體、高等院校和個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區合作交流平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與珠三角的藝文合作。除了進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還可以進一步發展圖書館方面的合作，希望達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提升專業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復技術。

四、結語

以青少年為主的廣大市民推廣歷史文化遺產的做法的好處在于運用了一種雙向、互動的模式使傳統意義上文物保護工作者的范疇由政府官員、專業人員擴大到普通公眾，并且由于將對象定位于社會上最具有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廣大青少年，從而保證了“世界遺產教育”成為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和重要動力。一方面，從教育趨勢來看，青少年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也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主人，盡早接受正確的文物保護意識將有助于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廣泛，文物保護知識的宣傳與教育經過他們的傳播，會很容易產生類似“觸媒效應”的由點到面的積極影響。總之，機制、法律、科技、資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而對于青少年的教育則是貫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中國城市年鑒2007[M].2007，(23):125.

〔2〕開平碉樓網.[2008-08-28]./tip_guid/3.htm.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武當山世界文化遺產特色旅游資源道教

1引言

旅游資源是—個國家或地區旅游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但旅游業要想獲得更大發展，往往還取決于當地旅游資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資源是產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業獲得發展的重要保證。

武當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國著名的道教名山，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武當山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旅游資源豐富，武當山旅游資源開發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區旅游業發展的重點，備受社會各界關注。論文百事通迄今為止，海內外學者已從多角度對武當山進行過研究：如王光德、楊立志(1993)對武當道教淵源及發展的研究；劉守華(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對武當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強(1993，2001)對武當道教音樂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學者對武當建筑、歷史等方面進行的專題性研究。從特色旅游資源角度進行的研究尚不多見，冀群風(2001)、廖兆光(2002)在對武當山旅游發展研究，李程(2002)對武當山人文旅游資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資源是指在自然界、人類社會中，凡壟斷性、典型性、特異性、區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的各種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據上述特性，嘗試對武當山特色旅游資源進行分析和歸納。

2獨樹一幟的道教文化——武當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資源

2．1武當山道教——中國道教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魯迅，1918)，它在中國文明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武當山道教是中國道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得到歷代統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時達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鎮打岳而祀超百代”。武當山成為專為朝廷祈福禳災的“皇室家廟”、“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全國最大的道場和全國的道教活動中心，影響深遠，在中國道教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2.2武當山道教建筑——中國古代建筑史的奇跡

武當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當山世界文化遺產的核心，特色突出；

規模宏偉，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當，北修故宮”大興土木，先后動用了30萬工匠，歷時12年來修建武當宮觀，建成9宮，9觀，36庵堂、73巖廟的大規模的道教建筑群，成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統治的重要場所。經過后來的不斷擴展，武當山共達到2萬多間廟宇，總占地面積160萬平方米，超過故宮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宮，丹墻翠瓦望玲瓏”的宏偉場面。

選址獨特，布局巧妙。武當山建筑選址融合“陰陽典術”的道家思想、中國古代“風水術”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話，并嚴格按照政權和神權相結合的意圖營建。布局方面，武當山整個建筑群依山就勢，處處結

合自然環境，巧妙利用峰巒巖澗和奇峭幽壑，建設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體的原始風貌。

武當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頂的金殿，處于全山各懸崖絕壁的宮為主體，眾多的庵堂神祠自成體系分布在主體建筑的周圍，龐大建筑群與群山和諧地融為一體，完美地體現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總體規劃嚴密，建筑技藝高超，工藝精湛。規模宏大的武當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統一設計布局，其總體規劃十分嚴密，在建筑技藝和建筑美學上均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體現出我國古代科技的偉大成就。這里有中國現存最大的銅鑄鎏金大殿——“金殿”，被喻為“中國古代建筑和鑄造工藝中的一顆明珠”，其焊接和鑄造技術已達相當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黃河墻”，“一柱十二梁”，“轉身殿”等也都

體現出古代建筑技藝的高超，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武當道教建筑被喻為“補秦皇漢武之遺，歷朝罕見，張金闕琳宮之勝，亦環宇所無”(見明代張開東《大岳賦并序》)。1982年國務院公布武當山為全國重點風景名勝區，稱武當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藝精湛，成功地體現了“仙山瓊閣"的意境，猶如我國古建筑成就的展覽”。

2.3名揚四海、自成一派的武當武術

武當武術是中國武術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當山著名的道士張三豐創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當”的說法。武當武術自成一派，被稱為“內家拳派”，它以養身練功、防身保健為宗旨，是以柔克剛，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的“內家功”。武當武術深受道教思想影響，提倡心性修養、武德修養，注重內涵與修身養性。武當功夫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在國際上也頗有影響，如今武當拳、太極拳、太極劍已是聞名天下，深受民眾的喜愛。

2.4仙樂神韻——武當道教音樂

武當道教音樂又稱武當道樂，是中國道教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樂是道士們念經和進行法事活動時表演的，由于歷史及所處地域等原因，武當道樂內涵極為豐富：雖屬地方道樂，但卻有著宮廷音樂的莊嚴典雅；一方面難襲了遠古巫觀樂舞傳統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樂，另一方面又吸納了大量地方民間音樂元素；除本地外，周邊地域的音樂也對其產生著影響，如“秦音楚聲”、“秦腔豫調”、“楚韻漢凋”；

既有長期歷史傳承又在發展中不斷創新的道樂，最終形成南北交融，以道為主，同時兼有佛樂和儒樂旋律的道教音樂，被稱為武當仙樂神韻，武當韻，悅耳動聽，它是武當山宗教文化遺產中極富特色的一部分。

3優美的自然風光——武當山不容忽視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雖以“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目錄，但與其人文資源相比，武當山的自然景觀也毫不遜色。自古以來武當山優美的自然風光就一直吸引著無數的道教修練者、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和隱士們。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盛贊武當山“山巒清秀、風景幽奇”，認為“玄岳出五岳上”，這里還有著“頂鎮乾坤舉世無雙勝境，峰凌霄漢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最著名的自然景觀為“七十二峰朝大頂，二十四澗水長流”，海撥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沖霄，周圍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澗環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龜，座落在群山之顛，其余諸峰均俯身頷首朝向主峰的“萬山來朝”奇觀。聯合國赴武當山專家考察組官員們也盛贊武當山美麗的自然風貌，武當山自然景觀有“72峰、36巖、24澗、11洞、3潭、9泉、10石、9臺”等之稱，均各具特色，風光優美。

4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武當山珍貴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地區歷史悠久，蘊藏著豐富的史前文物。從目前巳出土恐龍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動物化石、古猿顱骨化石、猿人牙齒化石看，這里曾是人類祖先的棲息地之一，中國文明的重要發源地。武當山地區曾是楚國早年國都所在地，秦漢以來歷朝歷代均有建制及發展，悠久的歷史為本地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存，道教文物最為豐富，有我國道教文物寶庫之譽。

5豐富的藥用植物資源——武當山極具開發價值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植物資源十分豐富，特別是中藥材，是我國現存野生藥材最集中的區域之一，初步確定武當山現有野生藥材617種。早在魏晉南北朝即有隱士在此采藥修煉，唐宋以后更是絡繹不絕。明代著名醫學家李時珍，長期在武當采藥，據統計《本草綱目》中有400余種藥材取自武當山。俗話說“十道九醫”，道教素有重視醫藥學研究的傳統，結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養生文化，與現代旅游開發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藥用植物資源無疑是武當山極具開發價值的特色旅游資源。超級秘書網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當山極具開發潛力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地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為本地留下了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其中以道教氣息濃郁的民俗文化為特征：如武當信仰民俗、大法會、羅天大醮、進香、齋膳禁忌等習俗；如三月

三、九月九等與道教信仰密切相關的游藝節日民俗。這里還留存著許多歷代高道、帝王將相、社會名人等與武當山的傳說故事，如著名的“鐵杵磨針”、“太子讀書”等，以及大量描繪武當山的詩詞、歌、賦、游記、小說等文學資源。此外，由于歷史的原因，如歷代朝廷的扶持及明代大修武當等事件，均直接導致部分宮廷民俗文化與來自全國不同源流的民俗文化同聚于武當，與本地民俗文化碰撞、相融，加之此地處于秦楚交界的“朝秦暮楚”之地，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交匯處，歷史文化淵流巳呈多元化，所以武當民俗文化還表現出來源廣泛、南北相融、多姿多彩的顯著特點。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態文化旅游；十堰市；SWOT分析；發展思路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2

一、十堰市區域概況

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漢江中上游，是鄂、豫、陜、渝毗鄰地區唯一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全市國土面積2.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350萬。十堰市山川秀美，歷史悠久，自然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旅游資源豐富多彩，是三峽——神農架——武當山——西安黃金旅游線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十堰還是一座充滿青春活力的汽車城，曾相繼獲得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全國綠化先進城市、中國最佳休閑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和文明城市等稱號。近年來，十堰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設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戰略部署，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已經成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核心板塊和重要支撐。

二、十堰生態文化旅游SWOT分析

（一）優勢和機遇

（1）旅游資源稟賦良好。十堰地處秦巴山區腹地，境內植被優良，森林覆蓋率達52.7%，高出全國森林覆蓋率34個百分點，是中西部結合地區的重要生態屏障；十堰有世界文化遺產道教圣地武當山、轟動世界的鄖陽人頭骨化石等一大批世界級的人文旅游資源和山水自然風光；境內有亞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也是我國南水北調的中線源頭丹江口水庫，被譽為“華中水塔”；生物資源豐富，僅武當山地區就有植物758種，中藥材1360多種，素有“華中藥庫”之稱；十堰市地域文化特色鮮明，有武當文化、漢水文化、房陵文化、民俗文化、遠古文化、汽車文化等，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6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7項。豐富的資源基礎為十堰市生態文化旅游業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2）旅游產品形成品牌和體系。十堰市借助豐富的生態文化旅游資源目前已初步建成了武當山世界文化遺產、丹江口南水北調水源地和現代化汽車工業城三大旅游品牌。十堰市三大旅游品牌在市場上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更重要的三大旅游品牌特色各異，優勢互補，可以形成較高的旅游合力。武當山以外柔內剛的太極功夫，舉世無雙的皇家建筑、博大精深的武當文化、天人合一的道教國粹聞名于世，不僅對國內香客、信士和游客具有較強的號召力，而且對國外游客有很強的吸引力。南水北調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將于2014年完成的輸水工程將吸引世界眼球，借此可以充分展示十堰的絕佳山水生態。汽車城是中國第一、世界前三的商用車生產基地，先進的汽車生產培育了濃郁的汽車文化。現有的旅游產品建設對于進一步形成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產品體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有利于進一步打造十堰市龍頭旅游產品，提升其對十堰市其他生態文化旅游產品的帶動力。

（3）旅游產業跨入全國百強城市。十堰市旅游產業發展勢頭良好，2012年實現旅游總收入161.2億元，比上年增長35.1%。其中，國際旅游外匯收入5649萬美元，增長28.9%。全年接待國內外旅游人數2333.3萬人次，增長25.2%。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16.8萬人次，增長26.6%。中國旅游總評榜根據全國各城市2012年度旅游接待人數的相關數據進行統計排名，十堰市以年旅游接待游客2333萬人次的成績居總榜單第90位，在湖北排名第三位。

2012年末全市擁有旅游星級酒店74家，A級旅游景區52家，各類旅行社85家。十堰市酒店、旅游景區點、旅行社等提檔升級加快。武當建國飯店、湖北眾晶國際酒店申報五星級飯店；2010年—2012年三年間，共有25家景區升A創A成功，居湖北省首位。2012年武當國際旅行社獲評為4A級旅行社，成為十堰市首家4A級旅行社，3A級以上的旅行社達到了11家。

（4）旅游交通布局提升將打通國內國際客源市場。過去由于地形的原因，十堰的交通很不發達，成為影響旅游業的瓶頸。十堰市市域范圍內現有襄渝線和漢丹線兩條鐵路，總鐵路里程145.3公里。根據國家及湖北省相關層面鐵路網布局規劃，十堰市將有十運—十宜鐵路、武漢—西安客運專線、鄭渝客運專線經過十堰市，這將打通十堰周圍500公里內的客源市場。

武當山機場已于2012年12月8日開始動工，計劃總投資15.4億元，建成后可起降B737、A320等系列機型。武當山機場位于十堰城區和武當山旅游經濟特區之間，有利于拉動城區和武當山旅游聯動發展。機場將于2015年建成通航，屆時有望開通十堰至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昆明、武漢、西安8條航線。武當山機場建成后的3到5年里，空運客流量將超過100萬人次，成為僅次于張家界景區的另一個旅游機場。空中走廊將打通“一江兩山”精品旅游線路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高端游客通道，連接張家界、三峽、西安古城、武當山、少林寺的中西部黃金旅游圈將成為現實，貫通全國各大城市的交通網絡將拉近十堰與世界的距離。

（二）問題與挑戰

（1）旅游資源整合不夠。盡管十堰市旅游資源豐富，且不缺乏高品位的旅游資源，但總體而言，在資源整合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旅游資源地區分割現象突出，由于缺乏戰略層面的合作平臺和聯合運營機制，在對外各景區點各自為戰，甚至相互競爭同一市場造成內耗。此外，小規模的投資也造成對資源依賴程度高、項目投入小、運作水平低，旅游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從目前的發展情況看，還沒有將武當山文化旅游、丹江口生態水利旅游、現代汽車城旅游很好的串起來，很多旅游者到武當山旅游完之后并不會消費十堰市其他旅游產品。由于資源整合不夠，主要龍頭旅游產品對于十堰市旅游業的整體發展也沒起到應有的帶動作用。

（2）旅游競爭力不強。何蓮（2010）曾通過對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8地市州2007年的國內旅游人數、國際旅游人數、國內旅游收入、國際旅游收入、旅行社數量、三星級以上酒店數量、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第一產業增長率、第二產業增長率、第三產業增長率、旅游總人數增長率、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等15個指標數據進行搜集和整理，運用主成分分析將旅游發展競爭力分成旅游產業的發展現狀、旅游經濟增長潛力以及旅游客源產生能力三大類，十堰市在旅游發展現狀、旅游發展潛力等方面在整個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處于中等地位，但是在旅游客源產生能力方面則排在最后，其綜合得分也處于中下游水平①。由此可以推斷十堰市旅游競爭力方面還亟待提升。

（3）旅游管理體制有待改善。十堰市旅游產業發展另一大障礙表現為以行政區劃、部門、行業為界限，各自劃塊管理，分散經營，直接沖減了市場競爭力。以武當山為例，武當山風景區管理體制經歷了7次變更，直到2003年才把武當山旅游經濟特區、武當山風景區管理局、武當山旅游局從丹江口市獨立出來，成立“武當山旅游特區”，為正縣級單位，直接隸屬十堰市市委、市政府管轄為止。除此之外，由于在旅游經營管理過程中存在利益紛爭，到目前為止，武當山各旅游景點中，道協、文管所、風景區管理局依然是各管一塊，分散經營。武當山景區內，為了獲取門票收入，區內景點被分割成三大塊，紫霄宮、太和殿劃歸道協管理，門票收入和功德箱收入由道協拿走。南巖、太子坡等劃歸文管所管理，門票收入歸文管所有。而武當山山門則劃歸風景區管理局，進山門票收入也被其收取；而停車費、索道費、轎工費又被村組等部門分搶。行政管理體制不順使得十堰市旅游產品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必將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

（4）旅游市場競爭愈發激烈。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和旅游市場的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把旅游業作為新的產業增長點，旅游景點和旅游景區的建設在全國范圍內正在全面鋪開，這無疑使整個旅游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以十堰市龍頭旅游產品武當山為例，盡管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但是由于全國范圍內同類型景區太多，武當山旅游勢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同類型的旅游景區中，武當山的發展狀況并不十分理想。同樣的狀況也存在于十堰市其他類型旅游景點。因此，如何通過不斷創新，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更好的發展是十堰市生態文化旅游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三、十堰生態文化旅游發展思路

根據十堰生態文化旅游SWOT分析，除了盡快加強旅游資源整合，改善旅游管理體制以外，十堰市生態文化旅游業可以走以核心區域發展帶動邊緣地區發展，以邊緣地區發展充實整個十堰市生態文化旅游業的發展道路。確立武當山、丹江口和十堰城區為旅游發展的重點區域，在旅游發展空間布局上以以上三大區域為發展的核心區域，帶動西部文化追蹤旅游、東部生態體驗旅游、南部生態探險旅游等邊緣區域的發展。此外，在實施建設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應該重新對產業結構和行政部門的地位進行界定，提升旅游產業和生態、文化、旅游等行政部門的地位。此外，在不均衡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政府干預，支持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某些私人資本不愿意投資的薄弱環節（如環境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等）。

參考文獻：

[1]董鵬飛.十堰生態文化旅游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何蓮.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區域發展模式研究[D].湖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3]湖北省推進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總體規劃及三個專項建設規劃[R].2009.

[4]湖北省委政研室.構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重大意義[N].湖北日報，2008-08-04.

注釋：

①資料來源：何蓮，《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旅游發展模式研究》，湖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

作者簡介：袁文平（1982-），男，湖北當陽人，講師，碩士研究生，從事旅游資源與環境方向的研究。

洪 玲（1975-），女，湖北黃石人，副教授，從事旅游管理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