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博弈論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博弈論論文范文第1篇
一般分關稅壁壘和 非關稅壁壘兩類。關稅壁壘，是指進出口商品經過一國關境時，由政府所設置海關向進出口商征收關稅所形成的一種貿易障礙。非關稅壁壘，是指除關稅以外的一切 限制進口措施所形成的貿易障礙，又可分為直接限制和間接限制兩類。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中的直接限制屬于傳統貿易壁壘的范疇，它們由來已久，而技術性貿易 壁壘是最近幾十年出現的新形式，而且越來越多的為發達國家所采用，成為如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角。
傳統貿易壁壘主要是在商品價格數量上設置障礙，導致出口國商品價格上漲或出口數量變小，其中關稅壁壘為其主要代表，本文試以關稅壁壘為例進行博弈分析。
假設存在兩個國家，A國和B國。當A國對B國某項產品實施關稅時，B國也將實施報復，在這場博弈中，兩國的信息是對稱的。假設兩國在采取措施 之前收益各自為M、N;一方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會使另一方損失比例的收益，則A國受保護后的收益為M-M，B國受保護的收益為N-N。如果一方采取 保護措施而另一方未做任何回應，這時雙方的利益分配呈現如下情況：如果A國采取保護措施，B國未做回應，則B國收益為N-A國收益方面，由于A國限 制B國產品的進口，國內產業收益增加，設為收益的比例，而國內消費者由于消費了價格更高，質量相對下降的產品而蒙受損失，設為收益的比例。同理，B國 收益中也存在生產商利益的增加和消費者利益的減少兩方面影響。其中：M-M
在上述博弈矩陣中，理論上穩定的均衡解是(M，N)，此時雙方利益均為最優;但是現實中的均衡解是(M-M，N-N)，此時雙方的利益損 失均為最大。在非合作博弈下，兩國制定關稅來保護本國產業，但是最終導致兩國的利益損失最大，當關稅制定成功時，得到最大好處的是兩國的生產商，但是消費 者卻受到了損失，因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更強，對于國外廉價消費品的依賴性更強烈，所以在制定關稅方面，不發達國家有更大的積極性，近幾十年來，發達國家 逐漸采用另外一種貿易壁壘方法，那就是技術性貿易壁壘。
博弈論論文范文第2篇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的影響
（一）基于實證的分析
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4.微觀上，我國企業要靈活采用金融手段規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風險；提高談判能力，與上下游廠商共同分攤匯率變動的影響；加強管理，提高效率，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長期來看，企業要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實現產品升級，打造品牌。
博弈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納稅理性;偷逃稅;稅務籌劃
“理性經濟人”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企業作為市場經營的利益主體,其目標是追求企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業自然希望能少納稅甚至不納稅,總是想方設法減輕自己的稅收負擔。在法制不完善的稅收環境下,這種動機往往演變為違法的偷逃稅行為。隨著我國稅收法制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和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稅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納稅人開始轉向運用科學的稅務籌劃手段合法減輕自己的稅收負擔。作為不同的利益主體,企業納稅人追求的是稅后利潤的最大化,而稅務機關則盡可能保證國家稅款的應收盡收和及時征繳入庫。因此,企業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稅收征納的博弈客觀存在,只是在不同稅收環境下兩者之間的策略選擇存在一定的差別。
一、企業偷逃稅與稅務機關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業納稅人欲通過偷逃稅手段減輕稅負,模型中只考慮稅務機關行為對企業偷逃稅行為的影響,此時的博弈雙方是企業和稅務機關。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業,局中人(2)稅務機關。博弈雙方的策略:企業為偷逃稅或不偷逃稅也不籌劃,稅務機關為稅務查獲或未查獲。這里仍作如下假設:偷逃稅款額為T,被稅務機關查獲的概率為P,查獲后應補繳稅款為T,加收滯納金并處罰金為C32,查獲后用于尋租以減輕處罰的支出為F,因此影響預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為研究上的方便,這里不考慮企業開展偷逃稅行為的額外成本支出,如設置兩套賬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據假設條件分析得出企業納稅人的得益矩陣,如圖1所示[1]:
從可以分析得出,納稅人的預期收益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稅收處罰率λ=C32/T,當T[1-(1+λ)P]>0,即(1+λ)P<1的情況下,納稅人將獲取偷逃稅收益U>0,此時企業就有了偷逃稅的經濟激勵;但企業并不一定選擇偷逃稅行為,其具體行為的選擇取決于納稅人的依法納稅意識和稅法遵從度[1]。
當T[1-(1+λ)P]<0,即(1+λ)P>1的情況下,納稅人偷逃稅收益U<0,此時企業偷逃稅行為是不經濟的,但企業不一定選擇不偷逃稅。這里需要考慮一個特殊因素——稅務尋租,當不存在稅務尋租途徑時,由于偷逃稅的預期收益小于零,企業不會選擇完全不經濟的偷逃稅行為;當存在稅務尋租途徑,企業的具體行為選擇取決于尋租支出F和逃稅支出T+C32之間的關系。若F>T+C32,則企業納稅人不會選擇偷逃稅行為,若F具體來說,在稅收處罰率λ既定的情況下,當查獲概率P<1/(1+λ)時,企業的理性納稅行為是偷逃稅行為;當查獲概率P>1/(1+λ)時,企業的理性納稅行為是納稅遵從,但在存在稅務尋租的特殊情況下企業的納稅遵從也有可能轉化為偷逃稅行為。在企業偷逃稅行為被查獲的概率P既定的情況下,當稅收處罰率λ<(1-P)/P時,企業傾向于偷逃稅的理性納稅行為;當稅收處罰率λ>(1-P)/P時,企業傾向于依法納稅。因此,為有效遏制納稅人的偷逃稅行為,稅務部門應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大稅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稅收處罰力度,提高違法行為的查獲概率和稅收處罰率,從而促使納稅人依法納稅。
二、企業稅務籌劃與稅務機關的博弈分析
嚴格意義上講,稅務籌劃是符合國家立法意圖的一種合法行為,但這種“合法性”客觀上還需要稅務行政執法部門的“確認”,而在這一確認過程中客觀存在著稅務行政執法的偏差,使得企業稅務籌劃的成功與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和稅務機關來說,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主要表現在企業無法準確預測稅務機關對企業稅務籌劃行為的認定態度,稅務機關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業所有真實的納稅信息[2]。因此,企業納稅主體與稅務機關成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雙方主體。
假定企業所處的環境是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則企業優先選擇開展稅務籌劃,模型中只考慮稅務機關行為對企業稅務籌劃的影響,此時的博弈雙方是企業和稅務機關[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業,局中人(2)稅務機關。博弈雙方的策略:企業為籌劃或不籌劃,稅務機關為稅務稽查或不稽查。這里仍作如下假設: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直接成本為C1,機會成本為C2,稅務籌劃被稅務機關認定為違法行為的風險成本即加收滯納金和稅收處罰的金額為C32;企業稅務籌劃的節稅利益為T;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稽查的稽查成本為C。
當企業選擇了開展稅務籌劃,稅務機關具有進行稅務稽查或不進行稅務稽查這兩個選擇。當稅務機關不進行稅務稽查時,企業的收益函數為U=T-C1-C2;當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稽查時,如果認為企業的稅務籌劃是合法的,此時企業的收益函數為U=T-C1-C2;如果認為企業的稅務籌劃是違法的,此時企業的收益函數為U=-C1-C2-C32[4]。
由于受稅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響,稅務機關客觀上并不對每個企業開展稅務稽查。假設企業估計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概率為P1,不開展稅務稽查的概率為1-P1;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情況下,對企業稅務籌劃“合法性”的認定概率為P2,對企業稅務籌劃“非合法性”的認定概率為1-P2,則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業不開展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U=0。
(一)稅務機關的策略選擇
盡管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目的在于嚴格稅收征管,監督企業依法納稅,現實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則,但為了研究上的方便,這里假定稅務機關也是理性經濟人,在選擇稅務稽查時遵循成本收益原則。當企業開展稅務籌劃時,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C×P2+(T+C32-C)×(1-P2);稅務機關不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0。當企業不開展稅務籌劃時,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C;不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0。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企業開展稅務籌劃時,只有當稅務機關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時,稅務機關應選擇稅務稽查策略;當企業不開展稅務籌劃時,稅務機關應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業稅務籌劃的一般策略選擇
當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時,若企業估計稅務機關對企業的稅務籌劃認定為合法時,企業將選擇籌劃策略以取得稅收收益,此時企業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U=T-C1-C2,且U>0;若企業估計被認定為違法行為時,企業將選擇不籌劃策略,此時企業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U=-C1-C2-C32<0。即當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情況下,企業的收益函數:
P2>(C1+C2+C32)/(T+C32),
此時企業應選擇開展稅務籌劃策略;當稅務機關不開展稅務稽查時,因為T-C1-C2>0,企業應選擇稅務籌劃策略。只有當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時企業選擇稅務籌劃策略。
結合前面對稅務機關與企業稅務籌劃的策略選擇分析,只有當(C1+C2+C32)/(T+C32)
三、企業特殊策略選擇的經濟博弈分析
這里的特殊策略選擇是指企業納稅人在一定的外部環境下,為減輕稅收負擔所選擇的合法籌劃或非法籌劃,即選擇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還是違法的偷逃稅行為[5]。假定在相對穩定的稅收環境下,企業欲通過一定手段減輕自身稅負,模型中只考慮稅務機關行為對企業行為選擇的影響,此時的博弈雙方是企業和稅務機關。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業,局中人(2)稅務機關。博弈雙方的策略:企業為偷逃稅或稅務籌劃,稅務機關為稅務稽查或不稽查。
這里仍作如下假設:節稅額為T,稅務機關的稽查概率為P3,并假定企業的偷逃稅行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業的稅務籌劃行為被認定為合法;偷逃稅被查獲后應補繳稅款為T,加收滯納金并處罰金為C32,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直接成本為C1,機會成本為C2。因此影響偷逃稅行為預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響稅務籌劃行為預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這里不考慮企業開展偷逃稅行為的額外成本支出,也不考慮現實中可能存在的稅務尋租成本)。為研究上的方便,現引入三個相對率指標反映這些不同的影響因素:一是稅收處罰率λ,即λ=C32/T;二是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稅務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納稅人偷逃稅的預期收益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納稅人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則U1-U2=(C1+C2)-(T+C32)×P3。
當U1=U2,即:
(C1+C2)-(T+C32)×P3=0時,企業采取偷逃稅行為與開展稅務籌劃行為取得的預期收益是一致的。對該式進行調整分析,兩邊均除以T,則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條件下,當U1-U2>0,即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δ>(1+λ)P3時,企業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選擇是偷逃稅行為;當U1-U2<0,即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δ<(1+λ)P3時,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大于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策略選擇是開展稅務籌劃。因此,企業應盡可能降低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以提高稅務籌劃行為的經濟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條件下,當U1-U2>0,即稅收處罰率λ<(δ-P3)/P3時,企業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選擇是偷逃稅行為;當U1-U2<0,即稅收處罰率λ>(δ-P3)/P3時,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大于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策略選擇是開展稅務籌劃。因此,稅務機關應加大稅收處罰力度,遏制納稅人的偷逃稅行為,促進企業開展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
在δ和λ既定的條件下,當U1-U2>0,即稅務稽查概率P3<δ/(1+λ)時,企業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選擇是偷逃稅行為;當U1-U2<0,即稅務稽查概率P3>δ/(1+λ)時,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大于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策略選擇是開展稅務籌劃。因此,稅務機關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引導企業減輕稅收負擔的方式由違法的偷逃稅行為轉向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
四、結語
經濟激勵是影響企業理性納稅行為的根本誘因。偷逃稅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其可能的預期收益客觀上受稅務機關查獲概率、稅收處罰力度等因素的影響。企業稅務籌劃作為一項合法的理財行為,其預期收益客觀上受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稅務機關對稅務籌劃的合法性認定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有效遏制或減少納稅人的偷逃稅行為,引導和促進企業開展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稅務機關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加大對偷逃稅等違法行為的稅收處罰力度,減少納稅人偷逃稅的收益預期,有效降低納稅人偷逃稅行為的內在經濟激勵。同時,加強稅務機關人員的職業道德與業務素質教育,從根本上堵住納稅人稅務尋租的源頭,科學認定納稅人的稅務籌劃行為,從而切實體現稅收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對于企業納稅人來說,應在依法納稅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的稅務籌劃手段減輕自身稅收負擔,盡可能減少稅務籌劃成本支出,降低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以取得較好的稅務籌劃效果。在此基礎上,納稅人依法開展稅務籌劃、依法納稅,稅務機關依法征稅,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和諧的稅收征納關系,實現“稅企雙贏”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1]張斌.博弈論在稅收籌劃中的運用[J].商業經濟,2004(12):56-58.
[2]張曉美.企業稅收籌劃研究——基于風險控制、效應的探討[D].重慶: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3]王曉芳,肖琳玲.稅收籌劃博弈分析[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7(2):56-57.
博弈論論文范文第4篇
喉舌與媒體
“喉舌”與“媒體”，涉及到廣播文藝功能的變化。
建國以來，廣播文藝經歷過一個由被動制作到主動創作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從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過程。
50年代初，廣播隊伍初建，歸屬于新聞宣傳口（），而不是文化藝術口（文化部）。電臺強調要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成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廣播是媒介和工具。當時新聞類、文藝類節目被稱作“新聞廣播”、“文藝廣播”，還沒有“廣播新聞”、“廣播文藝”的提法。如果說新聞節目是報紙的“有聲版”的話，那么文藝節目便是社會文藝的“錄放版”。文藝編輯有兩大任務：一，政策把關；二，編、播、錄、放。換句話說，就是對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加以篩選，進行廣播化處理。因此，他們盡管是決定節目優劣的關鍵角色，卻屬于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標榜，也不標新立異，只是當好配角。就“廣播文藝”而言，這種為人作嫁的節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點被動。
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國第十次廣播工作會議提出了這樣的工作方針：廣播電視要“自己走路”。
這個方針50年代初胡喬木曾經提出過，含義不同。當時主要指廣播事業要建立自己的記者、編輯和節目制作隊伍，免得只是報紙的傳聲筒。80年代重提，隊伍已經壯大，設備不斷完善，除了廣播以外，還出現了電視，影響越來越大。“自己走路”不僅意味著擺脫報紙、雜志那種文字印刷，人工傳遞的信息傳播方式，而且要充分顯示音像俱備、電波傳送、迅速及時、傳播廣泛、感染力強等優勢，開創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
1982年5月，廣播電視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部長吳冷西強調：要“揚獨家之優勢，匯天下之精華”。這個觀點可以說是“自己走路”方針的補充和發展。
“自己走路”有這樣一些跡象：
——80年代，“廣播新聞”自成體系，不限于報紙有聲版的“新聞廣播”。
——80年代，“廣播文藝”開始探索，區別于錄放版的“文藝廣播”。
——80年代，“電視文藝”大行其道，電視散文、電視音樂(MTV)、電視戲曲、電視綜藝、電視文化專題、電視藝術片等多種樣式紛紛呈現。
——80年代前期，廣播劇形成創作高峰，90年代被納入“五個一工程”獎項。
——80年代，電視劇異軍突起，蔚為大觀，以極其普及的方式與電影爭奪觀眾。
——80年代中葉，電影也劃歸廣播電視系統。1986年1月，廣播電視部改為廣播電影電視部。
——90年代，國家教委正式確認并新增“廣播電視藝術學”學科，設學士、碩士、博士生專業。
同樣在80—90年代，正當廣播電視系統提出“自己走路”和“揚獨家之優勢”的時候，理論界、學術界開始通行一個與“新聞”、“宣傳”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傳播”。
在傳播學領域里，廣播、電視與報紙、雜志、圖書同樣被視為面向大眾的傳播媒介和工具，簡稱“大眾傳媒”。它們是“傳者”與“受眾”之間的橋梁。
從媒體的角度看，廣播電視實際上存在著雙重品格：既是新聞信息的傳輸工具，又是文化藝術的載體。作為文藝的視聽載體，廣播電視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還有電影、錄音帶、錄像帶、CD、VCD等等——或許將它們統稱為“音像文化”、“音像藝術”更為準確。80年代以來，除了政府主辦的廣播電視節目以外，商業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經進入市場，具有同樣的視聽效果。
音像文藝的社會化，給廣播電視文藝帶來了競爭和壓力。就“傳者”而言，你播我聽、你播我看的單一的傳播途徑改變了。專業化的音像技術不再是廣播電視系統的專利。獨家經營變成了多家經營，文藝領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創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為廣播電視文藝的強大對手。就“受眾”而言，文化消費觀念增強了，拓寬了。他們可以有多種選擇，不再限定于收聽、收視電臺電視臺的節目，視聽口味也越來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領域里，不再是電臺電視臺的編輯為觀眾篩選、擇定節目，相反地，廣播電視文藝節目與其他音像制品一樣，要接受受眾的選擇與檢驗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臺文藝編輯向來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強烈的“喉舌”意識，對政策把握和輿論導向十分敏感（因為長期歸屬于新聞宣傳部門）；二是具有無可比擬的廣播電視專業化技能、技術、技巧（因為是政府獨家經營）。這兩個特點曾經是兩大優勢。如今，這兩大優勢顯然要重新認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識主要是就新聞宣傳而言的，電臺文藝編輯們常說：社會文藝所允許的，我們不一定允許——因為電臺是政府的機構，重在表達政府的意志，傳播政府的聲音，必須強調政策性、權威性。這一點毫無疑義。然而，文藝和新聞雖然一樣姓“文”，卻分屬兩個范疇：新聞強調客觀、真實；文藝強調主觀情緒。新聞言簡意賅；文藝情趣盎然。新聞迅速及時、“喜新厭舊”，重在追逐時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藝“喜新戀舊”，耐人尋味，重在探索人生價值和藝術魅力。如果說新聞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藝永遠有一副熱心腸。我國的新聞宣傳政策與文藝政策在側重點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統一的輿論導向和優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為人民大眾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
喉舌意識和百花齊放意識其實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說，廣播電視有雙重功能，倘若說“喉舌”強調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齊放”強調的是藝術形態功能。廣播電視文藝編導運用音像技術與藝術進行了創作，實際上已經不限于社會文藝的選擇、加工、傳播，它們自己也已經成為社會上音像文藝大舞臺的作品。作為社會文藝的一部分，它們不再具有往日的權威性，同樣要經受受眾的選擇、專家的審視乃至市場的檢驗。
面對媒體的競爭，僅有喉舌意識是遠遠不夠的，泛泛地應付日常播出也難以滿足受眾的需求。廣播人、電視人應當轉變創作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樹立“廣播電視藝術家”的意識。目前，文學藝術領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創作，并且有所作為，那么，廣播電視文藝編導除了準確把握政策和輿論導向以外，增強文藝修養和藝術功力是當務之急。
載體與本體
顧名思義，廣播文藝是廣播所負載的文藝。廣播是載體，文藝是本體。電視文藝類似。
載體的作用不可忽視。在文藝領域里，它們與本體相輔相成，其材質與性能直接影響到藝術本體的形態特征。比如：
文字——語言的符號，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有了語言文字才有文學，才有美文巧思和藝術化的文學。于是，文學成為文學的載體。
宣紙——國畫的載體。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潑墨寫意與工筆重彩各呈異趣。
板材——版畫的載體。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銅版畫的金屬味、腐蝕版的藝術肌理。
膠片——攝影的載體。膠片、暗房技術造就了攝影藝術。
廣場、廳堂、劇場——表演藝術的空間載體。音樂、舞蹈、戲劇形成了廣場藝術、室內藝術、劇場藝術的不同效果。
藝術有個傳播問題，也有個記錄問題。記錄是為了傳播。過去的藝術難以記錄和復制，只能口傳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間接記錄。這使文化藝術的普及與發展相對緩慢。20世紀攝影、唱片、廣播、電視、電視的相繼流行，意味著找到了新的聲像媒體，也是載體。
聲像媒體（載體）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們可以記錄——客觀地記錄，不失原樣地記錄。記錄聲音、記錄形象、記錄色彩。既可以記錄生活，也可以記錄藝術。既可以靜態地記錄，也可以動態地記錄。既可以生活化地記錄。也可以藝術化地記錄。膠片、電子的記錄功能的發揮（電影、電視），其真實性甚至令舞臺上三面墻式的“模擬現實主義”為之遜色，進而去探索“劇場藝術”的新路。
其次，它們可以表現——主觀地表現。聲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觀的，它們也能表現主觀情緒、個性色彩、審美傾向，甚至可以表現臆造的、非現實的觀念——音樂、音響尤其具有這種魅力，由此帶來獨特的審美感受。第三，它們可以復制——大批量的、機械化的、不走樣的復制。
第四，它們可以傳播——廣泛而迅速地傳播，可以借助于電子手段實現即時傳播、同步傳播。
前兩個功能——對生活的客觀記錄，對情感的主觀表現，屬于藝術創作的范疇。藝術講究情、趣、藝。后兩個功能——大量復制，迅速傳播，屬于傳播的范疇。
依托20世紀的現代科技，新一代的聲像載體賦予文化藝術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裝，大潮般地涌向社會。它們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變了傳統藝壇的風貌。于是，融匯著機械技術、復制技術（印刷、攝影、拷貝）、電子技術的藝術形態被視為20世紀出現的、與現代科技相交匯的新藝術。特別是電影、電視、廣播，有人稱之為區別于詩歌、音樂、繪畫、雕塑、建筑、舞蹈、戲劇七項藝術的第八藝術，第九藝術、第十藝術。
如果我們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實在視聽領域，廣播電視沒有創造什么新的藝術語匯和新的藝術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藝術形態（包括電影藝術）業已創造過的，而且已經相當成熟。視覺藝術如繪畫、雕塑、舞蹈、雜技；聽覺藝術如音樂、歌曲、曲藝說唱；視聽綜合藝術如戲劇、電影。即使如廣播劇、電視劇，大抵也不過是聽覺化的戲劇和電影式的聲像蒙太奇敘事。所不同的，只是將膠片載體轉化為電子載體、將觀賞環境由專業化的劇院轉化為日常的任意性環境而已（當然這也很重要）。從音像載體的角度講，電視更需要從電影那里學習音像蒙太奇語匯、以及畫面運動、節奏，影調、色彩以及音樂、音響等表現技巧。
正因為廣播電視沒有創造什么新的藝術語匯和藝術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藝術形態十分重要。
藝術形態沒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風格、格調、韻味之別。它們之間從來不是相互排斥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鑒、交融關系。藝術的哲理觸類旁通，人們稱之為“通感”。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繪畫的線條色彩、雕塑的塊面結構滲透著音樂般的節奏韻律；音樂的音色、音響、柔度、力度可以帶來空靈（空間感）、柔滑（視覺、觸覺感）、沖擊力。綜合性的視聽藝術如戲劇、電影、電視等，更是隨處可見文學、繪畫、音樂、舞蹈的影子，甚至還包括語言文字所負載的有關人生與藝術的哲理思考。
于是，廣播電視面對文藝，勢必形成多元化、多樣化的趨勢。應該說，藝術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舊；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樣式或開發什么新品種。關鍵在于兩點：
(1)藝術本體的把握——如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戲劇、電影等。
(2)載體功能的發揮——即廣播電視自身的藝術表現功能的發揮，如客觀再現，主觀表現，以及包括紀實美、形式美在內的情、趣、藝。
把握好這兩點，手段的運用和樣式的變化自在其中。
數千年人類文明所積累、所創造的藝術手段和藝術方法極為豐富。大千世界，蕓蕓眾生，可以多視角、多方位、多層次、多形態地表現。沒有什么事物廣播電視不可表現，也沒有什么題材只可用一種方式一次性地表現。具體到每個作品，表現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兩個字：得體——得生活的本體、得藝術的本體、得情感的本體。
原創•繼創•再創
任何文藝作品都有原創、繼創和再創。作品的原創很重要，或可稱之為“原生態”的作品。它是繼創和再創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優劣的標準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創或原生態。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原創的、原生態的作品比較粗糙，雜質多，通過繼創和再創，才成為精品。隨著藝術載體的多樣化，繼創和再創現象愈來愈普遍。
即使在出現精品之后，繼創和再創依然存在——文藝界稱作改編、移植、二度創作。繼創和再創可以不斷出現精品，或者各呈異趣。當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
例如，流傳千年以上的《西廂記》故事，題材及原創是唐代元稹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南宋趙令疇將其改編為說唱形式的《蝶戀花鼓子詞》，同時又有歌舞說唱并舉的官本雜劇《鶯鶯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編，重新創作為長篇說唱《西廂記諸宮調》。元代王實甫則又以“董西廂”為藍本，再創雜劇《西廂記》，成為中國古典戲曲舞臺上的不朽之作。雜劇精品《西廂記》的出現并不意味著這一題材的殺青、鎖定。“王西廂”是用北曲演唱的，稱“北西廂”。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傳奇劇本出現，情節人物有所拓展，帶有江南風情特征，稱“南西”。至于清代以來各種地方戲曲和曲藝里的“西廂”、“紅娘”，乃至不同演員的不同表演藝術流派，如京韻大鼓《大西廂》，昆曲折子戲《傳柬》、《鬧柬》，荀派京劇《紅娘》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難以互相替代。時至今日，新編越劇、蒲州梆子、歌劇、電影、電視連續劇的《西廂記》仍在繼創或再創。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問世以來，各種藝術形態的繼創和再創始終沒有停止。英國重視原創和原作，不作過多的改動。美國則在原著基本情節和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為我所用，大幅度改編，加以再創。例如百老匯歌舞劇《西區的故事》采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人物和情節架構，把中世紀意大利兩大家族的世仇變成了紐約貧民區兩大青年團伙的爭斗；電影《羅密歐與朱麗葉》又設置為當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槍戰。然而，原著中“以愛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題沒有變，震撼人心的悲性結局沒有變。同樣的情況，日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的《亂》，將莎士比亞《李爾王》的人物和情節架構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電影化的表現。這，也是一種再創。
詩，譜曲為歌。樂舞，可以引發詩情畫意。口述的故事，文學化加工而為小說。小說搬上舞臺成為戲劇。經過屏幕化處理，成為電影、電視。短篇的可以生發為中篇、長篇；長篇的可以濃縮為單本、連續、系列、片斷；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寫成現代的；外國的可以轉化為中國特色的。
廣播電視既然是音像載體，既然被視為藝術形態，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聲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觀照整個世界，觀照自然、社會、人，觀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它可以原創，也可以繼創、再創，大有用武之地。
以廣播文藝（有聲文藝）為例：
原創——包括兩種：一種是記錄社會文藝的原創，即尊重原作，如實地記錄和播出文學作品、音樂作品、話劇作品、戲曲作品、曲藝作品、電影作品。另一種是廣播文藝的原創，即利用廣播特點、發揮廣播特長的廣播新歌、廣播評書、廣播曲藝、廣播小說、廣播戲曲故事、廣播劇等。
繼創——在原作基礎上進行程度不同的編輯處理和廣播化加工。如錄音剪輯、作品賞析、文藝專題、綜藝晚會等。藝術史、藝術理論及藝術知識的概括與介紹也可以說是一種繼創，如“閱讀與欣賞”、“廣播戲話”等。
再創——廣播文藝作品（如廣播新歌、廣播評書、廣播曲藝、廣播小說、廣播戲曲故事、廣播劇等）既有原創，也有再創。再創體現為對其他文藝題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編和二度創作。
這里所說的原創、繼創和再創，主要是就廣播電視作為“音像載體”的藝術表現功能而言的。實際上，廣播電視畢竟與其他音像載體（如唱片、錄音帶、錄像帶）不同。作為“傳媒”，它以信息傳播為主要職責，其記錄功能和傳播功能常常比藝術表現功能更為突出。當信息傳播與藝術化的加工制作有所沖突的時候，常常寧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時、真實”放在首位。這是新聞與藝術在廣播電視中孰重孰輕的問題，可以理解。
迄今為止，廣播電視文藝節目更多的是記錄社會文藝，或者在此基礎上進行廣播化、電視化的處理（繼創）。至于充分運用音像語匯的創作（如廣播劇、電視劇、MTV等），則相對有限，因為它需要專門組織力量，有比較充分的創作時間和相應經費保證。這對一般電臺電視臺來說有一定的困難。50年代以來，專門性的廣播文藝和電視文藝創作隊伍不是沒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廣播文工團，1980年改為中國廣播藝術團，任務主要是為廣播及電視系統創作、排練、錄制文藝節目。1983年又有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電視劇制作中心等。這幾家單位實行文藝體制，確實創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僅僅靠這幾支隊伍顯然不敷數以千計的電臺電視臺的播出需要，大量廣播電視文藝節目的制作仍然由電臺和電視臺自家承擔，日常節目靠互相交換的辦法加以充實，近年來則往往擇用市場上業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廣播電視文藝而言，市場化操作和制播分離將是一條新的途徑。值得注意的是，廣播電視作為媒體的記錄功能和傳播功能同樣可以用于文藝節目，甚至形成廣播電視文藝的特色。例如：
傳播功能——表現為文藝節目中新聞因素的介入，以及新聞節目中文藝手段的運用。最典型的是所謂“專題”類型的節目。前者稱“文藝專題”，如穿插有新聞式采訪的綜藝專題、綜藝晚會、文學專題、戲曲專題、曲藝專題、音樂專題等。后者稱“新聞專題”，如運用文藝手段加以渲染的新聞特寫、新聞故事等。在這類節目里，既有新聞的真實性、時效性，又有文藝的情、趣、藝。據說，國外影視界并沒有“專題片”的提法，要么是“紀錄片”，絕對真實；要么是“故事片”或“藝術片”，基本虛構。其實，兩者不必那么涇渭分明，其間不同程度的交叉與融合應該是客觀存在。正如報告文學、散文特寫，以及國外的所謂“新新聞主義”。此類作品的新聞題材令人關注，文藝手法引人入勝，近年來頗受歡迎。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文藝形式和新聞表現形式是伴隨著大眾傳媒（報刊、廣播、電視）的盛行而出現的。
博弈論論文范文第5篇
1.船舶分類
從遠古時代人類刳木為舟開始，船舶作為人類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和生存工具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更加多樣化、愈發專業化的各類船舶仍穿梭于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中國民用船舶工業而言，國家根據中國主要進出口及生產的狀況將民用船舶分為以下幾類：原油船、成品油船及化學品船、散貨船、雜貨船、冷藏船、全集裝箱船、滾裝船、小汽車運輸船、LPG（液化石油氣）船、LNG（液化天然氣）船、渡船、客船、漁船等。
2.長三角民用船舶出口概況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開始，全球經濟陷入長時間的低迷狀態，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然也無法避免這場全球性的市場動蕩。2012年度中國船舶工業造船完工量僅為6021萬載重噸，同2011年相比下降了21.4%；其中用于出口的船舶共4949萬載重噸，同比下降19.95%。由于國際市場條件的嚴重惡化，作為世界船舶出口貿易的重要參與國之一，中國的民用船舶出口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012年度中國船舶工業新承接訂單2041萬增長噸，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3.6%之多，其中出口船舶訂單量為1496萬載重噸，同比下降46.70%，較內銷型船舶而言訂單量降幅更大。截至2012年度11月份，我國共向亞洲、歐洲等地區出口船舶365.7億美元，同比下降8.1%。長江三角洲作為中國的第一大經濟中心，中國三大造船基地中最據戰略地位的基地，在中國船舶出口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12年全年，長三角地區共向香港、日本以及德國等國家和地區出口船舶215.59億美元，占全國船舶出口金額總量的54.79%，雖然船舶出口優勢明顯，但長三角地區2012年度向這些國家及地區出口的船舶金額仍較2011年相比仍有所下降。其中，江蘇省以南通、泰州、揚州、南京這四個城市為主要造船地區，全年共出口船舶92.34億美元，占全國船舶出口總額的23.8%，位列全國船舶出口省（區、市）第一。上海市以船舶加工貿易為主要貿易形式，于2012年累計出口各類船舶58.8億美元，較2011年而言降低了16.2%。甚至于，2012年12月份上海市僅僅出口了價值2.3億美元的各類船舶，其出口金額及出口金額降幅同創歷史新低。而浙江省全省在2012年共出口各類船舶價值61.45億美元，占全國船舶出口總額的15.8%，其出口份額緊跟江蘇之后位列全國第二。總而言之，長三角地區雖然在中國船舶制造業中占據一席之地，但在國內外船舶出口持續惡化的宏觀大經濟環境影響之下，長三角地區船舶制造業在國際船舶貿易方面正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長三角民用船舶出口存在的不足
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的主要船舶出口地區，在中國船舶貿易隨世界經濟動蕩而呈現下滑趨勢的時代具有不可推卸的重任。在其船舶工業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形形的問題也具有足以影響到中國整體船舶出口貿易提升與發展速度及質量的力量。對此，筆者針對長三角地區主要出口的個別民用船舶種類（如：散貨船、油船、全集裝箱船、LNG船）進行深入分析，從多個角度，不同方面出發，重點評析其在出口貿易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以期能夠找到改善長三角地區民用船舶出口貿易現狀的方法及途徑。
1.散貨船出口結構傾斜，供求不對等
中國自1957年開始出口各類散貨船起，其主要的出口焦點一直集中在載重量≤15萬噸的小型散貨船上，直至2011年才有載重量＞30萬噸的大型散貨船開始銷往國外。然而，在國際散貨船出口貿易趨于大型化、專業化的世界潮流之下，中國長三角地區如此的散貨船出口結構卻無法緊跟世界潮流的導向。近三年來，長三角地區出口載重量≤15萬噸的小型散貨船占該地區全部類型散貨船出口總額的60%以上，而載重量＞30萬噸的大型散貨船卻連5%的出口份額都達不到。在2012年，長三角地區共出口各類散貨船452艘，共價值153.71億美元。總體而言載重量＞30萬噸的大型散貨船雖然實現了1%的突破，共計出口6艘，價值7.12億美元，但卻仍在長三角地區散貨船出口貿易中占據劣勢地位，據統計，該類型散貨船出口額僅占到長三角地區散貨船出口總額的4.63%。在長三角地區小型船舶大規模出口、大型船舶小規模出口的扭曲船舶出口貿易結構之下，其產出必然與世界船舶進口需求有所違背，從而使得各大船舶制造企業無法更加有效地提高出口數量及規模，嚴重阻礙了長三角地區的船舶出口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2.油船出口“薄利多銷”，不利國內外資源配置及環境穩定
自中國開展油船出口貿易起，一直以載重量≤10萬噸的成品油船、15萬噸＜載重量≤30萬噸的原油船以及載重量＞30萬噸的原油船為重點出口對象。近三年來，長三角地區出口載重量≤10萬噸的成品油船的數量始終維持在中國油船出口總數的20%~30%左右，而其出口所獲得的美元卻僅僅占全國油船出口總額的10%左右，尤其在2012年甚至降到了7.65%。而載重量＞30萬噸的原油船的出口狀況卻恰恰相反，雖然其出口數量在全國油船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較小，但卻為中國油船出口帶來了巨大的利益，2012年度其收益甚至占到了全國油船出口收益的26.76%。由上述數據可以看出，長三角地區乃至于全國油船出口貿易在品種和數量上都比較側重于小型油船出口，但卻在出口收益上向大型油船傾斜。數量眾多的載重量≤10萬噸的小型油船的不斷出口，在為長三角地區乃至于整個中國帶來數億美金貿易順差的同時，還帶來了鋼鐵資源嚴重耗損，以及船舶制造供應鏈中所出現的各類環境問題。尤其是小型油船較大型油船易發生溢油事故的獨有特性，更增加了長三角地區的小型油船生產加工為世界海洋環境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的可能。以小型油船出口數量取勝的“薄利多銷”型貿易方式已經影響到了長三角地區相應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世界海洋經濟、資源穩定的可持續發展。這不僅不利于長三角地區整體經濟社會環境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也對世界海洋環境產生了一定的負面作用，長此以往還將會對該地區造船企業品牌的形成產生某些潛移默化的消極影響。
3.集裝箱船舶裝卸設備規格不一、出口單薄
自1956年4月世界上第一艘集裝箱船在美國泛大西洋汽船公司的管理下正式起航開始，集裝箱航海時代來臨。尤其是其超高的載箱梁、裝卸率以及相較于其他各類船舶而言較低的能耗及成本使得其很快名揚世界成為眾船舶公司的新寵。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推進，集裝箱船也進入了新的時代。2012年度，長三角地區共出口各類機動集裝箱船68艘，共計22.61億美元。其中，≤6000箱的機動集裝箱船共65艘，價值20.41億美元；＞6000箱的機動集裝箱，共3艘，價值2.2億美元。雖然，由于運價低廉、輕便靈活等多方面原因，小型機動集裝箱船在國際市場仍然走俏，江浙滬三地區也憑借其優良的地理位置及趕超德國的技術優勢向國外市場推出了數十艘小型集裝箱船。但是由于其裝卸設備規格嚴重不統一所造成的的致命硬傷，在規則化的國際航運業適用時，對我國長三角地區船舶出口貿易產生了潛在的威脅，并且這一潛在的威脅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嚴重威脅到各類集裝箱船舶出口貿易企業的生存及發展。尤其，國際上越來越強烈的大型化需求使得長三角地區僅僅3艘的年集裝箱船舶出口量顯得尤為單薄。對此，長三角地區各大集裝箱船舶出口貿易企業愈來愈需要進行轉型升級，各個大中小型港口也有待革新設計及更新建設，各類集裝箱裝卸輔助設施及規則也亟待改革。
4.LNG船起步較晚，技術水平難以支撐其出口貿易擴張
LNG船作為傳說中的“皇冠上的明珠”，其高技術、高難度、高附加值的三高屬性深入人心。雖然早在20世紀60年代LNG船就已現身世界LNG運輸市場，但中國LNG船的建造及出口都遠遠落后于世界船舶制造工業及進出口市場。自1999年LNG船專門小組成立開始，直至2004年中國第一艘14.72萬立方米倉容的LNG船才由滬東中華造船有限公司開工建造。而在2011年，世界LNG船進出口貿易發展數十年之后，三角地區乃至于國內的首次承建的LNG船舶國外訂單才又由滬東中華造船有限公司實現。自此，長三角地區乃至于全國LNG船舶的出口終于實現了零的突破。然而2012年全年，長三角地區卻僅出口了2艘≤20000立方米的LNG船，共創產值3720萬美元。不論是遠遠晚于世界LNG船出口貿易的貿易行為還是較少量的訂單數量，無疑都指明了長三角地區LNG船出口的薄弱處所在。在當前的國際國外形勢下，長三角地區的船廠規模相較而言不算很大，并沒有形成良好有效的規模競爭力，其技術實力和規模效益都不足以支撐如今蓬勃興起的LNG船舶設計、制造以及出口貿易。在LNG船航運市場逐年擴大的世界背景之下，在世界對于節能型、綠色型的新一代LNG船舶貿易的呼吁之下，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船舶出口基地，其技術水平、科技創新能力以及新一代船體設計及發展能力無疑需要作出新的改善及發展。
三、長三角地區民用船舶出口貿易發展對策研究
1.船舶配套設備實現基地化、國產化，提升船舶工業附加值
船舶配套設備一直是船舶制造工業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價格甚至能達到總船價的7成左右。然而，我國長三角地區船舶配套設備產業仍處于初級階段，各類技術、設計嚴重落后于其他船舶出口國家和地區，目前仍有極大多數國產船舶使用的是高額進口的船舶配套設備。據2013年不完全統計，我國船舶配套設備的國產率還不到40%。所以，在長三角地區每年高達數億美金的船舶出口貿易中，雖然各個造船企業能夠從中獲取一定利益，但是由于各種技術壁壘的無形限制，我國長三角地區的船舶出口貿易儼然已成為低附加值的代名詞。為此，長三角地區各大船舶制造企業應加大船舶配套設備及相關設備的技術引進、學習及開發力度，規避資源和要素稟賦差異，力求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擺脫“低附加值”的頭銜，趕超日韓，成功降低國內船舶配套設備對國外廠家的貿易依賴程度。在國際國內市場樹立起“自主創新，國產第一”的良好品牌形象。在船舶配套設備國產率較高的基礎之上，真正地實現中國自己的國產船舶制造、出口、銷售，在較高的科技水平以及附加值的輔助之下，為整個長三角地區創造更高程度更高水平的船舶出口貿易利潤。為此，長三角地區各政府應該緊密聯系，聯合起來進行整體性區域產業規劃，加緊興建船舶配套設備產業基地，本著集中化、規模化的出發點，為長三角地區船舶配套設備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環境條件。同時，還應向各大船舶制造企業提供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各類優惠政策或扶持政策，以便于各個企業更好更快更有效率地引進有關設計和技術，切實的將這些技術運用到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當中，從而更好更積極地推進長三角地區船舶出口貿易的高科技化進程。
2.建立綠色船舶產銷鏈
船舶工業自產生起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制造工業，隨著全球現代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它儼然已成為一個能夠為航運、海洋開發以及國防建設等政治、經濟關鍵性行業提供強有力支持的重點產業，并且正逐步深入鋼鐵、機械、紡織、裝備制造、計算機、電子信息等各個上下游周邊行業。船舶工業的牽扯之廣造成了其上下游企業眾多的鮮明特色。尤其是在當今這個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社會，船舶制造業均以鋼鐵類船舶的生產制造為主，然而，這一系列生產行為導致的鋼鐵制造業等行業的巨大能耗及環境污染正深深影響著長三角地區船舶制造業的綠色效應。為此，長三角地區船舶生產相關的上下游企業應努力建立一條綠色的供應鏈條，由原來簡單的“生產-污染”改變為新型“生產-廢棄及污染物處理、回收利用”的綠色生產模式。并且，各類船舶在行駛和使用過程中對海洋環境、大氣環境的危害也十分巨大。各個船舶制造企業對于自身船舶制造及使用中潛在的各類污染及風險也應予以相應措施進行嚴密防范。對此，長三角地區各大船舶制造企業應加大對新型綠色船舶設計的研發、規范港口及貨物裝卸程序和模式以及著重關注各類船舶質量保障機制，避免船舶行駛過程中的過量排污，降低貨物裝卸過程中對港口及周圍的環境污染以及減小污染事故頻發的可能性，為世界海洋環境做出應有的貢獻。
3.堅定目標市場，進行大客戶管理
所謂大客戶，即為在各個企業的中長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為企業提供了較大利潤或利益的那一小部分客戶。作為企業經營利潤的重要來源方，長三角地區各大船舶出口企業應堅定其目標市場，采取關系營銷的方式，從大客戶的識別和分析出發，通過對大客戶信息的充分掌握及運用來建立、維護乃至于鞏固企業與其大客戶之間的長期友好合作關系。尤其是針對國內外強勢航運及船舶租賃企業，長三角地區各大船舶貿易企業應針對其特殊要求制定長期的個性化客戶服務，熟練運用各類公關手段及談判手段與其建立良好商業關系及信賴關系，力求將這些船舶需求企業納入企業的大客戶名單范疇，甚至將其發展成為企業的忠誠擁護者。與此同時，并且，在信息化管理的基礎之上，企業還應建立一套完善的人員組織激勵機制用以妥善管理各個大客戶，利用有限的資源對大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并與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為長三角地區船舶出口企業穩定出口額及出口量，獲取長期有效利潤，降低不確定性風險以及達成市場份額提升的最終目的提供堅實的客戶基礎。
4.提高船舶出口售后服務質量，提升客戶滿意度及忠誠度
船舶出口一直以周期長、批量小、單產單設計為特點存在于國際貿易之中。其產品類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就決定了其售后服務提供的復雜性及困難性。但是，在國內外船舶貿易需求持續減少的新時代，船舶出口的售后服務更顯得尤為重要。為提高新老客戶滿意度，穩固眾多老船東對企業的忠誠度，長三角地區各大船舶出口企業應該密切關注船舶出口的服務及售后服務管理，以“及時-準確-匯報-封閉”為基本方針，即“對于船東的維修請求及時反應———對于船東的要求準確理解———對于船東要按時匯報維修進展———對于船東的所有細微要求都能記錄并且完美完成”，針對不同客戶的不同要求做出不同的服務，同時嚴格規范企業員工的服務標準，力求為眾多客戶提供較為優質的售后服務，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為企業提升客戶滿意度，創立客戶忠誠度提供優質的情感基礎。
5.利用上海自貿區現實條件，發展長三角船舶出口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