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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度申報設置列入專家考察高等學校的公示。進入公示名單的高校共49所,分為四個類型:新建本科院校21所,如湖北省新建三峽航空學院;學院更名為大學16所,如成都學院更名為成都大學;獨立學院轉設更名為獨立設置的民辦本科院校6所,如江漢大學文理學院獨立后轉設為武漢文理學院;同層次更名3所,如鄭州成功財經學院更名為鄭州商學院。
3、隨著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逐漸被認可,已有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正在成為全球外儲“新寵”。未來,國際市場上或將出現人民幣、美元及歐元“鼎足之勢”。
4、2017年上海市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全年上海市生產總值完成30133.86億元,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6.9%,增速與上年持平。總量數字之外,上海經濟發生的深刻變化,展示出區域發展的新動向。
5、海南航空已于2017年12月試行推出“客艙運輸寵物”產品服務,目前仍處于試運行階段,收費標準為統一收取800元人民幣/航段/每只寵物。
6、由于中國消費者不買賬,凱基證券分析師郭明錤將蘋果公司iPhone X手機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的出貨量預期下調23%。
7、2017年,中國超過韓國成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氣(LNG)進口國。數據顯示,中國在2017年共進口了3789萬噸LNG,同比猛增了48.4%。
8、俄羅斯農業部的數據,本農業年度,從2017年7月1至2018年1月10日,俄羅斯已出口糧食2799萬噸,與上個農業年度同期的2075萬噸相比增長34.9%。
9、福布斯實時富豪榜的數據顯示,股神沃倫路巴菲特與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路蓋茨的身家差距在縮小,巴菲特身家有望超過蓋茨,升至全球第2。
馬克思說:“神話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神話是人類創造的第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神話作為一種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的共性,但不同地域的民族產生的神話具有各自的個性。
希臘和中國兩大文明古國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話故事,這些神話故事記載了各自先民們的實踐中足跡。希臘神話和中國神話在內容上有相似的始祖神話和英雄故事等內容,兩者分別代表了東西方的文化。通過對古希臘的神話和中國古代神話的比較,可以看出它們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各有各的特點。我們可以從兩者的區別中看到兩個文明大國璀璨的古文化精髓。
(一) “神”的形象不同
古希臘神話的最大特點就是神人“同形同性”。①意大利思想家維柯說:“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以自己為模式創造了神。”因此,古希臘人也是按照人的形象來創造他們的’神”。希臘神話中的神具有人的形態、性格、情感等特征,使得諸神形象非常接近于人。希臘人認為,“神是最美的人”,都擁有漂亮的外表,比如宙斯就擁有漂亮的外表,這也說明了神實際上是人之美質的集中體現者。②希臘神話不僅記載了神的“人神同體”,而且神也具有七情六欲。希臘神話中,無論男神、女神關于戀愛故事的特別多,即人神互通血緣。例如宙斯與女神生子或是愛上普通女子;太陽神阿波羅愛上了達夫妮。因此他們也有人的痼疾,比如說嫉妒心,赫拉、雅典娜、阿弗洛狄特為爭奪“最美的女神”的贊譽而彼此使盡心計。
然而,中國古代神話大多則是把神描繪成“人獸同體”。①天神伏羲是人首蛇身,太陽神炎帝是牛頭人身,他們或是動物的化身,或是感應天象而生,他們往往是神秘的,以一種圖騰的形式存在,是先民們在愚昧狀態中對自然的敬畏、取悅的反映。②中國古代的神一般不會有人所謂的“心性”,他們是高高在上、正襟危坐、嚴肅剛正的,對于他們是一種污蔑和褻瀆。
(二)“神”的體系不同
古希臘神話有一個完整的神的系統。①神的體系以家庭為單位組建,諸神基本有一個繁衍的家族體系。例如眾神之首宙斯與天后赫拉結為夫妻,其兒子阿瑞斯為戰神。②希臘神話里的神有“新”、“老”之分。希臘神話中的神是一代一代繁衍下來的,形成了具體的諸神譜系。在希臘神話里,新神和老神之間的斗爭便不可避免。在宙斯拯救兄弟以后,新輩神取代了老輩神,這就是一種接替和繁衍。這是人們主體意識逐漸形成的體現,也是人類發展歷程中新事物不斷產生,舊事物不斷滅亡的規律的反映。
中國古代神話則沒有脈絡清楚的系統。 ①中國古代神話一般是以社會為單位,眾神與主神之主要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大多不存在親屬關系。②中國古代神話的神是永恒的,不可戰勝的。因此,自古以來,神都被當成祖先來膜拜。
(三)女神形象差別
古希臘神話與中國古代神話中都有涉及女神的形象,但兩相比較差別可見一斑。①從女神數量來看,古希臘先祖們依靠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系列女神形象,如大地之母蓋亞、天后赫拉、愛與美之神阿佛洛狄忒、智慧之神雅典娜、月神阿耳忒彌斯等等,女神數量之大。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神話中女神數量要少得多,關于女神的故事也僅有女媧造人、精衛填海、嫦娥奔月等為數不多的一些。②從女神命運與個性來看,古希臘女神的個性充滿人的七情六欲,她們有博愛,也有自私、嫉妒的心理,形象飽滿。如赫拉、雅典娜、阿佛洛狄忒費勁心思爭奪“金蘋果”的故事。表現女神們嫉妒心極強,追求自我滿足,仇視敵人。但也正因為這樣,使得她們更接近于人的形象。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神話中女神大多為勞動女性,個性醇厚,與普通大眾一樣勞作,肩負創造人類,為人造福的重任。③從女性權威來看,古希臘神話女神不是最高權威的所在。首先,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中人類的始祖。其次,縱然古希臘女神的數量占了其神數量的近一半之多,但最高權威仍是宙斯,也無人能挑戰宙斯。古希臘是一個男權社會,男人是社會的中心,先民們創造神話時,也充分將權利賦予男性。從古希臘奧運會我們可以看到,女子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她們甚至于男性的附屬品。而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最高權威的掌握卻在女性,比如女媧。在中國古代神話起源時,母系社會尚存,人類對女性是崇拜和尊敬。因此,在古代先民的意識里,女性擁有創造人類、造福人類的貢獻。
(四)神的精神內涵不同
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充滿了強烈的人性主義傾向,表現出強烈的人本主義色彩。希臘神話故事中往往從人的需要出發,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進步,它在探索世界的同時也探索人。在希臘文明的觀念中,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反映,神的存在是為了人,人是目的,而神是手段,希臘神話的多人信仰沒有導致人聽命于神、人的命運完全由神來決定,而是一種權利和義務的交換。這是因為在古希臘人的意識中幾乎不存在什么絕對權威,他們用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去求知、去創造,他們充分相信自己。
相反,中國神話宣傳的神靈則高高在上,認為神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具有人類所沒有的超自然能力;神與人之間的界限根本無法逾越,即人類必須絕對地敬畏神、崇拜神和服從神,不可對其有任何冒犯之處。如從《西游記》中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最后的結局可以看出,神永遠是不可戰勝、不可挑戰的。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五)“神”的現實意義不同
希臘神話故事具有強烈的“世俗性”。希臘諸神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也有人的七情六欲等需要,有正直勇敢的,也有奸詐狡猾的。因此,希臘諸神具有強烈的世俗性特征。比如希臘諸神的“”現象,大地女神蓋亞與其子烏拉諾斯的“天地相交”,而后烏拉諾斯在蓋亞的教唆下閹割了父親烏拉諾斯,之后又與自己的妹妹瑞婭結婚,此中關系極為復雜。古代希臘神話,神具有人的特征,被人格化,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復雜,陰暗的一面。
中國神話的“道德性”,中國神話中的“神”往往是“德”的化身。他們承擔著維護宇宙秩序的崇高責任,成為社會道德的楷模,是人們追求的最高道德標準。諸神們的種種行為動機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欲,而是為了民族集體利益:大禹在治水過程中三過家門而不入、“神農嘗百草”。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天神們不看重對個人情感的追求,他們大多善于控制情感,控制欲望,與希臘諸神的“”形成強烈的反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中國神話里的神都是以道德最為最高標準,而不是僅僅滿足自己的需要。中國的神話,基本都是理性人格,體現了一種社會的倫理道德,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時儒家道德思想的一種反映和暗示。
作為東西方的兩大文明古國,中國和希臘都曾有過豐富的神話傳說,作為東西方兩個民族的文化瑰寶,在后世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學魅力,其各自不同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兩種民族文化及其特征的形成,同時也啟發了后世的文學創作,成為世界文學藝術的寶庫和源泉。
參考書目:
[1]鄭克魯,黃寶生,陳建華,蔣成勇《外國文學史》(修訂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6
[2]斯威布[德] 《古希臘神話與傳說》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06
初中歷史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善于運用多種有效教學方法,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掌握學生不同的實際學習情況、心理發展狀況、接受知識程度,選擇不同的教學方法,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通過講述的方法,有助于學生掌握歷史的內容和過程,有利于向學生教授新知識,加深鞏固知識。其中可以運用敘述生動性的方法,將學生吸引到史實的意境中去,讓學生身臨其境,體會歷史的真實場面。同時,用描述的方法,將歷史形象化,利于培養學生分析、探索的能力,逐步領悟歷史的相關結論。例如在講《》的時,把重點放在描述譚嗣同慷慨就義的壯烈場景,將當時維新志士的光輝形象生動立體的展現在學生的眼前,讓學生產生共鳴,增強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應用講解法中的綜合分析、實例論證、釋文說明、相對比等方法來講解史實中的經濟發展、經濟體系、政治制度、科技文化等內容。同時融入談話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積極的思考問題、理解難點、掌握知識,培養學生的表達和思維能力。應用圖示法快捷的優點,向學生展示完整的歷史知識結構,刺激學生的感官,加深記憶;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輔助教學方法。通過討論的方法調動課堂的氣氛,讓課堂活躍起來,顛覆以往歷史教學的枯燥現象。加強學生邏輯思維方式,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精神。鼓勵學生自由發表意見,最后由教師應用具體的歷史知識向學生證明正確的觀點。在一些歷史課堂上,例如講解《百家爭鳴》時,我會應用新型的角色扮演方法,讓學生積極參與,體現學生在課堂上的主導地位,讓每位學生都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我會先分組,讓學生自己學去討論和歸納各派的學術觀點,自己融入史實意境:接著我會提問請用百家爭鳴某派的觀點,將現實生活中亂丟垃圾這類素質的問題,談談自身的見解。通過小組討論、發言,指導學生歸納:法家:“此地禁止亂丟垃圾,違者罰款!”道家:“丟垃圾吧,污染環境,我不住在這里。”儒家:“請不要在這里丟了,為什么還要在這里丟呢?”
二、激發學生的學習歷史的興趣
興趣就是求知的起點,是最好的老師。學生如果有了學習的興趣,才能產生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初中歷史教學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應該將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作為出發點。而歷史本身也非常具有趣味性,傳統的教學模式,只能使學生“死記硬背”,學生逐漸失去對歷史的興趣,更加不會去主動學習。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要合理的使用教材,貫穿教學內容,在課堂上引入學生感興趣的故事,非常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例如:在教學不同歷史時期的時候,可以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和故事,講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時,引用《射雕英雄傳》這類家喻戶曉的故事,又如在講述秦滅亡的時候穿插“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又如在講解漢武帝時,引入“衛青、霍去病破匈奴”的故事,這樣既能給與教材框架與靈魂,又能激發學生學歷歷史的興趣,使其學生很有興趣的在課內課外自主的收集材料、豐富相關的歷史知識。同時在教學過程中,也可以采取提問的方式,精心設計的問題,適時設置懸念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
三、構建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的杠桿
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題,注重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倡導參與式教學,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杠桿。教師做為學生的引導者、啟發者、組織者和參與者,靈活的教學方式,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初中歷史教學實踐中,教師具有的開放性的問題導入,要求學生利用身邊的圖書資料,或在家長的指導下運用身邊的網絡資源收集相關的學習資料,通過自主學習的角度,多方面、多層次的解決問題,教師通過開展活動。例如“辯論會”、“討論會”的多種形式來檢驗教學效果。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中,通過一些列教學活動,活躍課堂的氣氛,鍛煉學生的口才能力。
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一)激發思維能力多提問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整個教學過程應該是教師在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使其學生在探討、探究中學習歷史知識,提升能力。在教《唐朝前期的繁盛》時,我會巧妙的設計問題,吸引學生善于思考。我會提問:“如何看待作者對隋亡的認識,你覺得是否正確,有什么看法?”然后追問:“你如何看待武則天這位女皇帝,她是否是位兇狠殘暴的皇帝?”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將歷史背景的重要人物和歷史發展的評價相結合,在教學上應該屬于比較高層次的問題。它要求學生將歷史背景或觀點放在廣闊的歷史時空背景下去激發思維能力。
(二)精煉準確的講解學習內容
歷史教師應該掌握教材的重點內容、難點問題,然后用精煉準確的語言把課文中的知識結構轉化為學生認知的結構。在教學《春秋戰國的紛爭》這課時,課文中介紹了戰國使其的著名戰役,例如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在對學生講解這兩場戰役的時候,部分學生會認為龐涓能力不行。為了使學生真正認識到這兩場戰爭的真實情況,我將學生帶入歷史圖冊,通過觀察示意圖,找出兩場戰爭的不同之處,抓住雙方的行軍的路線,看出重點。經過這樣的教學過程,學生明白不是龐涓能力不行,二是孫臏太強。在加上龐涓率軍侵略而發起的戰爭,所以在歷史意義上也是失敗的必然因素。對歷史內容的深層次分析,讓學生對春秋戰國的史實更加感興趣,加深了影響,即使在課后也會自覺的學習和收集相關的資料,從而達到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目的。
(三)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強化培養自學意識
初中歷史課堂教學中,教師要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熱情為目的。使其學生明白:學習是自身的事。應該如何聽課、完成作業、課后復習,如何發言、討論、思考,逐步培養學生學習積極性、獨立性、自學性,保障學生學習歷史的內部動力,以達到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的目的。在歷史教學中,我加以引導和啟發,開啟學生的思路,理清課堂疑點;同時指導學生閱讀相應的課外資料,給與學生解決問題的欲望,讓學生在課外生活中也能尋求答案。在教學《美國的誕生》一課時,為了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產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我會通過目錄是獨立戰爭前的“美國”,讓學生發現這個標題的特殊意義。學生迅速的發現“美國”上面加了引號,抓住這個資源,讓學生尋找原因美國是一個國家,在這里為什么會加上引號?因此學生在認識上自然而然的產生了“知”與“不知”的矛盾。掌握學生心理很重要,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從心理方面給學生有創新意義的刺激,使其學生在感受新鮮事物的過程中,加強自主學習的意識和自信心。從教學方面講,這種具有新鮮意識的激發能將學生的記憶力高度集中,促進他們積極向上,自覺性的調動全部的力量來進行學習。
(四)積極開拓學科內知識的橫向、縱向聯系
對歷史學科內知識的綜合能力,是學生建構完整的歷史學科知識體系的關鍵,也是中考命題能力測試的重點。因此在學習中要注意知識之間的聯系、對比和綜合。在橫向聯系上,可尋找同一歷史時期不同區域或不同方面歷史事物之間的聯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響,并進一步歸納出這一時期的歷史階段特征。在縱向聯系上,可尋找同一大專題或小專題所屬的各時期中外歷史相關內容進行聯系綜合,分析其相互關系,比較其異同點,分析其異同的原因、影響,并嘗試將各部分知識遷移重組,形成專題線索。以此提高綜合歸納概括能力。
【關鍵詞】文化安全;大學英語;文化教學;中國文化教學
引言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劇,各國之間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交流與接觸愈發頻繁。這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機遇的同時,也使他們面臨巨大的挑戰:許多西方大國企圖利用其文化上的優勢,對其他國家實行文化滲透,這嚴重威脅到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因此,為了捍衛國家的文化安全,必須加強文化安全建設。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因此,大學英語文化教學是高校進行文化安全建設的重要途徑。只有通過豐富當代大學生的中國文化底蘊,提高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人民傳播我國優秀文化,增強我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抵制西方大國的文化入侵,維護我國的文化安全。然而,在教學過程中,卻出現了“重西方文化,輕中國文化”的不良現象,這極不利于我國的文化安全建設。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大學英語課堂中國文化教學的進展情況。
一、大學英語課堂中國文化教學現狀及必要性
近年來,文化教學在英語教學中的重要性已經為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7版)也明確指出“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他們在今后學習、工作和社會交往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交際,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需要”。【1】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許多教師積極向學習者灌輸西方文化,講授西方國家的風俗習慣、歷史背景等,這對提高大學生的跨文化意識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在文化教學的過程中鮮有教師關注中國文化成分,換而言之,中國文化在大學英語課堂上被打入了“冷宮”,很少引起大家的重視。這種文化教學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必然導致跨文化交際的不平等和“中國文化失語癥”的出現,【2】阻礙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世界范圍的傳播。總之,我國大學英語文化教學的現狀不容樂觀,主要體現在:在教學過程中文化輸入意識薄弱;重視英美等“精英文化”,摒棄多元文化;在英語教學中忽視母語文化;學生無法用英語這一國際語言表達母語文化等。【3】
眾所周知,任何交際都不是單向進行的,而應該在交際雙方循環往復。跨文化交際亦是如此。成功的跨文化交際不僅需要我們對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同時也需要我們具備豐富的中國文化底蘊和將本土文化用英語恰當表述的能力。不難想象,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如果只有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而缺乏適量的中國本土文化教學,長此以往,大學生勢必會形成崇洋的思想,導致自我身份意識模糊,民族自豪感降低。因此,在大學英語文化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懂些西方文化,而且也要懂得本民族文化,二者并重”。【4】古今中外外語界泰斗無不是在外語和本國語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浸泡下成長起來的。我國的錢鐘書、傅雷、許國璋、梁實秋等無一不是從小熟讀詩歌散文,具有深厚的母語文化功底,然后習得外文,最后成就一番事業。他們的成功經歷告訴我們,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應該有機結合起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更是我們學習外語,順利實現跨文化交際不可或缺的部分。【5】因此,在大學英語文化教學中,教師應該加強中國文化成分,培養學生有效地使用英語傳播我國優秀文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國際競爭與合作愈發頻繁。在此過程中,各種文化間的碰撞、摩擦也是無法避免的。由于各民族歷史、經濟發展、社會意識等諸多方面的巨大差異,這種文化交流逐漸演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全球化這種形態進行的新的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這嚴重威脅到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6】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必須維護國家文化安全。高校作為文化安全建設的重要場所,必須充分意識到自身的責任。就大學英語教學而言,文化安全建設要求廣大英語教師在進行大學英語文化教學的過程中,不能只是一味的強調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傳播中國文化的必要性。總之,大學英語課堂應該加強中國文化教學。
二、大學英語課堂中國文化教學的原則
在大學英語教學中進行本土文化教學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原則:文化平等原則、實用性原則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1、文化平等原則。大學英語文化教學包含兩方面的內容:西方文化輸入和中國本土文化教學。我們強調加強本土文化教學但不等于否認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不是說母語文化優于目的語文化。我們應該明確,文化本身沒有優劣之分,它只是不同社會的產物,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信仰、法律,及該民族人民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教師應該激勵學生以寬容、辯證的態度對待中西方文化差異,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化觀,既要避免崇洋思想的產生也不能“為中國文化獨尊”。只有堅持文化平等的原則,才能消除教學中的文化歧視,促進文化間的相互了解,為順利實現跨文化交際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2、實用性原則。大學英語中的文化教學與專門的文化教學不同。專門的文化教學其內容更為廣泛,涉及面更廣;而大學英語教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因此,作為大學英語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本土文化教學也應該始終圍繞這一目標進行。此外,教學中導入的文化內容應該與學生所學的語言內容密切相關,與日常交際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關,同時也要考慮學生將來所從事的職業性質等因素。【7】只有讓學生真切感受到所學內容實用、可用,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
3、循序漸進的原則。文化的積累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絕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因此,進行中國文化教學絕不能操之過急。過量的文化輸入容易使學生產生疲倦感,難以吸收,從而影響學習興趣。因此,文化教學應該與語言知識的學習相結合,相輔相成,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教師應該根據學習者的具體情況,適時、適宜的進行中國文化教學。
三、中國文化教學方法
1、對比法。在文化教學中應該提倡對比的學習方法。通過中西方文化的對比,讓學生體會文化差異,形成文化意識,增強跨文化交際的的文化敏感性。對比的方法效果很明顯,因為異同的反差能有效加深學生記憶并提高理解能力,教師應努力激活教材內容,進行對比分析,及時點撥學生領會文化異同現象。【8】通過文化對比,有利于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意識,促進其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以《全新版大學英語》(第二版)第一冊Unit One為例。該單元涉及到西方節日:萬圣節(Halloween)。教師可以
采用對比的方法,將中國的“鬼節”與之聯系,進行對比教學。在介紹完萬圣節的相關習俗后,鼓勵大家集思廣益,回憶“鬼節”的傳統習俗,鼓勵學生盡量用英語進行表達,遇到困難時,教師給予一定的幫助。隨后,教師將“鬼城”——豐都介紹給大家。通過這樣的教學,極大的豐富了學生的母語文化知識:既了解了傳統節日,又對旅游景點有了大致的了解。
2、教師引導與學生自學相結合。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化,僅靠課堂上的教學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教師應該積極鼓勵學生開辟第二課堂,充分發揮大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不斷提高母語文化素養。信息時代的到來,給大學生提供了眾多獲取知識的渠道。教師可以以所學教材內容為基準,以專題的形式,鼓勵學生課后搜集資料,以PPT的形式在課堂上呈現出來。通過這樣的教學方法,既可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又可以增強學生的多媒體操作技能;既增強了學生的團隊合作意識和創新能力,也可以促進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提高。
3、與現實生活相結合。中國本土文化教學應該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日常飲食、名勝古跡、風俗習慣、傳統節日等都應該是教學的重點。假期結束后,教師可以組織學生把自己的旅游經歷與大家分享;可以安排duty report,鼓勵學生將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與母語文化相關的知識及時介紹給大家。當然,教師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專題講座等。
結束語
大學生是祖國未來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中堅力量。大學生應該從思想深處認識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積極提升文化素養;大學英語文化教學是實施文化安全建設的重要手段,因此,廣大英語教師應該重視自身文化修養的提高,不斷豐富中國文化底蘊,提升專業水平,更新教學理念,言傳身教,為學生樹立楷模。只有教師和學生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促進高校文化安全建設的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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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舉文化;古代文學;研究意義
中國古代科舉制是選官制上的新發展,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一項偉大創舉。科舉制作為制度文化現象,確實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說:“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似乎可以用一種穩定而周全的制度長年不斷地為中華民族選拔各級管理人員。盡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當二十世紀的人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1]這無疑是一種較為客觀而通達的認識。在我們已經諳盡以嘲諷和批判一切傳統文化為己任的虛妄與創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學態度重新梳理、認識和借鑒傳統文化的同時,認識、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其必要性已無可置疑。
科舉是一種制度,但更是一種文化,我們把它稱之為“科舉文化”。對于科舉制度,當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但我們在更多地對它作制度方面的關注和析說的時候,卻相對忽視了對它的文化關注。以往的一些學人由于重在科舉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與文學的關系,但并未對科舉的文化意義作足夠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現許多偏狹的認識。科舉文化包容了內在與外在的兩種文化屬性,并由此對文學產生影響,而于林林總總的士人精神存在與文學現象中得以表見。所謂科舉文化的內在屬性,指的是科舉考試內容具備了儒學的與文學的性質,即狹義的文化特質;而科舉文化的外在屬性,指的是由科舉而形成的政治導向性與社會、文化等價值觀,即具有了廣泛的文化特性。科舉文化的內外屬性的湊泊,構成了科舉文化的整體。這一整體又營造了文人及文學賴以成長的文化氛圍與環境。
科舉制度是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漸產生、發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獨特的內涵與形式特色。它所顯示出來的精神觀念和特異色彩,又深刻地影響乃至再造了中國文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種制度造就了如此龐大的文官隊伍。黃仁宇先生曾經把秦漢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作了一個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說是好像美國的所謂“潛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即成萬上千的農民,其組織以純樸雷同為主;中層機構簡單,傳統社會以尊卑男女長幼作法治的基礎,無意增加社會的繁復。上下的聯系,倚靠科舉制度。”[2]以文官集團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統治機構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文化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化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舉制度塑造出來的。因而,從科舉與文學關系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人及文學現象,就無疑會更能鮮活和切實地貼近文人及文學本身,把握他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感情形態,展現他們賴以活動的文化背景,從而在更深廣的范圍來認識古代文學及其發展狀貌。
科舉文化與文學的關系是復雜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舉,抑或是遠離科舉,甚至否定科舉,但最終都無法逃離這一文化氛圍的籠罩。歸屬與反叛其實都是一種“影響”,雖然其價值評判大相徑庭,但“對象”畢竟是同一的。由此,我們想到文學研究上應該建立一門“影響學”,來進行科學的理論探討或實踐批評,以避免文學研究上的簡單、片面。
我們覺得,從科舉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人及其文學現象,其學術意義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價的板塊格局,揭示創作主體與作品的直接聯系。
在文學研究領域,方法與觀念的更新轉變,顯得愈來愈重要。以往的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義,也解決了文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但劃界太清,使三者之間的關涉令人有懸隔之感,失之于籠統汗漫、游談無根。時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樣緊密聯系起來的,恐怕這在實際上是非常復雜的。而文學的文化研究方法,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作為文化的科舉,它是聯系世風、士習的最佳中介,也與文學創作建立了較為切近的聯系。如杜荀鶴,為了科舉及第而積極行卷,幾乎行遍天下,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再如蒲松齡,他一生科場失意,到老鄉試未能通過,其孤憤狂癡寄寓筆端。可以說,《聊齋志異》所展現的就是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當然,科舉只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切入點之一,并不能說它是打破時代、作家、作品板塊格局的唯一途徑。然而,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它確是一種最切實、最重要的文化視角。
其次,追索營造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時空,透視作家的整體精神風貌。
中國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歷史文化時空當中,在這一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思考、創作。由于時代的睽隔、歷史的變遷,白云千載,哲人其萎,我們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時代的現實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癡想。我們已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唐朝,去繁華的長安街上領略磊落唐風;我們也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觀賞萬家燈火。然而,這一缺憾可以通過對當時的歷史文化的考察及對文學作品的文化說解獲得一定補償。科舉制度驅動無數文人負笈遠游、求學應舉,這無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動。譬如唐朝舉子紛紛來到長安,穿著白麻衣行走在長安街市上。他們的大多數帶著強烈的科舉仕途欲望聚集到這里,懷著新奇與激動打量著這座繁華雄偉的帝都,登第的喜悅與落第的沮喪形諸歌吟,春風得意與鎩羽還鄉決定了他們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詩中即反映出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頗堪吟味。這不是文學的懸想,而是歷史的真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演繹,認真切實地把握每個作家的生活空間,這無疑會更能充分了解和發掘作品的思想內蘊與情感內蘊。
如上所說,科舉不只是一種制度,它更是一種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時代的文人的精神風貌。唐代科舉制度初創,這一新的選官制度刺激了廣大庶族寒士從政入仕的強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揚奮發、豪邁奔放;宋代科舉幾乎成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優,使宋代人飽讀詩書、博雅風流;元代科舉幾經廢立,且極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體沉淪,他們充滿絕望、憤懣,與倡優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舉以八股取士,科舉成為牢籠志士、驅策英才的專制工具。這時的文士多在一燈如豆下寫作或背誦八股時文,空疏而迂腐。當然,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時代的總體傾向,但一代文學風貌,莫不與此相關。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對作家群體、詩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現代文學理論為我們研究古代作家群體及流派提供了宏觀方法,給予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結合中國古代作家群體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狀態來考慮問題,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學實際的錯誤結論。科舉制度的建立,在一種新的方式上加強了文人隊伍的聚合。如座主與門生的關系、同年關系、師弟子關系,等等,這些關系都有可能導致文學集團或文學流派的衍生。這是具有原生態的文學現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現代的文學理論模式,但確是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
在這方面,歷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學研究的前列。何冠環先生有一本小書,其題目為《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作者從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胡旦榜進士這一角度切入,析論了他們與宋初朋黨的關系。[3]這一視角頗為獨特,也頗具眼光。這種考察符合北宋朋黨的真實面目,這種切入角度對文學研究也有啟示意義。由此,我們來看古代的文學集團或流派,有些情形就與科舉密切相關。就唐宋古文運動看,它在文學史上的巨大貢獻和作用,已為許多學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運動何以能夠興起,其組織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們覺得,一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舉。韓愈不顧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師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韓門弟子”,這些人大都成為古文運動的中堅。所謂韓門弟子,就與科舉行卷之風相關。以師弟子關系為組織形式,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關鍵。他著《師說》要恢復古代從師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顯明。有意味的是,這一組織方式為北宋文人所承繼,宋代的許多古文家都強調師道,就是一個明證。此外,如明清科舉的鄉試、會試與文學集團的形成也有著一定的關系,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這種視角與取向,無疑會促使我們以更為切實的態度,拓展思路,獲得學術的新視野與新思維。
第四,有助于加強對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的考察及以科舉文化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的系統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強調要加強古典文學研究的文化意識,提出了歷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日晷叢書》總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進行學術研究的,他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就是采用歷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識地溝通歷史與文學,在充分考察那一時代的文化背景上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以及相聯系的時代風貌與社會習俗。[4]這種研究實際上是以人為軸心的文化研究,它所關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狀態,并使這種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與情感狀態在某種歷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顯。科舉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視角之一。“科舉制度產生于7世紀初,一直存在到20世紀的頭幾年,足有1300年的歷史。有哪一項政治文化制度像科舉制度那樣,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態呢?……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礙。”[5]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與科舉制度的聯系如此緊密。通過科舉制度,可以考察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態,這確實是歷史文化研究的一種最佳方式。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知識分子對科舉制度的認識、態度中,又可以看出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以更進一步透視文人的精神世界。這種自我文化關注,主要表現在科舉文學當中。對這一大宗文學作品,我們以往似乎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些作品除表現士子功業意識、濟世情懷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窺見士人的自我情感體驗及對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詩很多,有自陳落第的,還有慰人落第的,情調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視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戲曲小說中對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傳奇中,往往表現士人“婚”與“仕”的矛盾,揭示出當時進士階層普遍的悲劇心理,是士人意識的集中體現。明清時期,對士文化的描寫與反思之作出現,其思想內蘊更為深刻。總之,如果對科舉文學系列進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認識,那么,我們對一些文學現象本身的研究可能會更為深刻而切實了。
參考文獻
[1] 余秋雨,《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
[2]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3] 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中華書局,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