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創作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詩歌創作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詩歌創作論文范文第1篇

醫學科學工作者，無論是臨床醫療、科研、預防或教學工作，都需要不斷地進取，不斷地獲取知識與信息，也就需要不斷地進行學術交流。學術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科技論文。醫學科學論文的質量，既反映了醫療科研水平，也反映了醫學發展動態，同時也是后人發現和發明的基礎。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工作報告或工作總結，而是將科研與實踐工作中所得到的資料進行科學的歸納、分析、推理，并形成能夠反映客觀規律的論點，這樣的書面記錄才是學術論文。

學術論文寫作的目的：1：貯存科研信息在科學研究完成之后，需對其研究結果立即加以總結，并以論文或報告的形式闡明其發現及發明。否則，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發明與發現逐漸消失，致使后人可能再次重復前人所做的工作，發生不必要的人力與物力的浪費。因此，學術論文的寫作就是貯存這些科研信息，使它成為以后新的發明、發現的基礎，以利于科學技術事業的延續和發展，不斷的豐富人類科技寶庫。人類文明的延續與發展，正是憑借著這種連續性不斷地積累、創造、再積累、再創造的過程中實現的。因此學術論文是貯存科研信息的重要載體，而寫作論文則是總結科學發現的重要手段。

2：傳播科研結果早在19世紀，英國著名科學家法拉第就曾指出，對于科研工作，必須“開始它，完成它，發表它”(tobegin,toend,topublish)。因為，任何一項科學技術的研究與發明，都是社會成員的個體勞動或局部承擔的科研活動的結晶。對于全人類來說，很有必要將少數人的成果變成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這就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利用，才能使科學技術不斷地發展進步。而相互交流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科技論文付諸實施的。這種傳播方式可以不受時間與地域的限制，也可以傳播到后代。如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志，首次報道了利用克隆技術(無性繁殖)培育出的一只綿羊，它無疑是基因工程研究領域的一大突破，在世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因此學術論文也是傳播科研信息的重要載體。而且按照公認慣例，科學成果的首創權，必須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刊登在學術期刊上，方能得到承認，而新聞媒體傳播，是得不到正式承認的。

3：交流實踐經驗從事臨床及醫學科研工作一線的其他人員，通過不斷地實踐，積累出較多的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而這些經驗與教訓是十分寶貴的。將它們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總結，并以論文形式發表交流，就能發揮巨大的指導與借鑒作用，造福于人。

4：啟迪學術思想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并發展起各種學術思想，這些學術思想通過論文的形式不斷地探索與交流，并相互啟迪，形成新的學術思想，以促進科學事業的發展。

5：提高研究水平科技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腦力勞動，它凝聚著巨大的艱辛。在寫作的過程中，隨著思維的深化，可提高科技工作中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科研水平的提高。

詩歌創作論文范文第2篇

作為一個詩人,聞一多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數量是并不多的,他只出版過兩本完整的詩集:《紅燭》和《死水》。此外,還有一些零星的篇章。他寫作新詩的時間,從1921年到1928年,也僅僅是八年。然而,在我國新詩史上,他卻占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要在中國現代詩人中,找出象他這樣聯結著中國古代詩、西洋詩和中國現代各派詩的人,并不是容易的。”

在新詩形式的革新與探求方面,聞一多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他善于吸取我國古典詩歌的格調韻律和西洋詩的某些音節長處。用洗練的白話,特別是嘗試用口語寫詩,并對新詩格律

進行勇敢的探索和實踐,把古今中外詩歌藝術的成功經驗冶于一爐。他在新詩的形式上獨樹一幟,開一代詩風。

我們知道,聞一多是新詩格律的最早探索者和創建者之一。五四以來流行著松散的新詩體,突破了舊詩的格律,但又沒有根據新詩的內容探索新詩格律的規律,[:請記住我站域名/]因而,在形式上大多是一些隨意走筆、自由松散之作,完全脫離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使內容與形式產生不統一、不協調的情況。針對這一情況,聞一多提倡建立新詩格律,是很有見地的。

如果說,郭沫若的《女神》以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開了一代詩風;那么,聞一多的《死水》可以說是在形式上以認真創造新詩格律而開一代詩風。這是聞一多對新詩發展的可貴貢獻。詩集《死水》以其謹嚴的結構和抑揚頓挫的音律美在新詩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響和造就了稍后的一批有成就的詩人。

聞一多要求新格律詩具有三種美: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筑的美。所謂“音樂的美”,指的是音節和旋律的美;所謂“繪畫的美”,指的是詞藻的運用,要體現出中國象形文字的視覺方面的印象;所謂“建筑的美”,指的是節的對稱和句的均勻。我們且以《死水》一詩為例,具體地談談他的這些主張在創作中的體現。這首詩從第一行起,每一行都是用三個“二字尺”和一個“三字尺”構成的,所以每行的字數也一樣多;全詩都用形象的詞藻,語言雕繪滿眼,象死水、丑惡、漣漪、殘羹、翡翠、桃花、羅綺、云霞等詞語,安排照用,縷金錯采,在視覺上令人目眩神搖;每行詩收尾的都是雙音詞,讀起來音調和諧。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和建筑的美,得到了完美的體現和融合。

詩歌創作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文心雕龍》 象喻批評邏輯建構

在“論文敘筆”部分，《序志》篇曰：“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因此，“論文敘筆”的論述過程就包括這四個方面，即先敘述各種文學體裁的起源和流變，然后解釋不同體裁的名稱，并闡明其意義，接下來從選取不同時期的典型作品進行評價，最后總結不同文體的創作方法和寫作特點。以如此全面而系統的方式考察各類文體，便使《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首先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意義，即成為一部空前的分體文學史。筆者試以《明詩》篇為主并結合其他篇目，分析劉勰象喻批評中的邏輯建構特征。

一.原始以表末

對于詩歌的源起，劉勰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具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產生感觸，心有所感而吟詠情志。劉勰的觀點本于他的“自然之道”的基本思想，這對當時文壇創作缺乏真情實感而矯揉造作的文風有救補時弊的作用。接下來，劉勰將詩歌的源頭追溯到葛天氏樂辭。其曰：“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對于文學的起源及上古傳說時期的詩歌創作情況，劉勰無法作出明確解釋。劉勰先依據神話傳說和史書記載對先秦詩歌的發展情況作了簡要概述。漢以來，從“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到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成熟的五言詩體，詩體經過了從雅潤的四言向清麗的五言轉變的過程，然后出現了建安時期“五言騰踴”的盛況，自此，劉勰開始詳細論述了五言詩的發展脈絡。建安五言“慷慨以任氣”，骨氣爽朗勁健；正始年間“詩雜仙心”，詩歌流入淺薄；西晉詩歌“稍入輕綺”，筆調靡麗，內容膚廓；東晉詩壇“溺乎玄風”，多寡淡無味；宋初一改談玄風潮，詩人們“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力求華美和新變。這樣，劉勰就基本概括了先秦至今的詩歌發展的歷程。

二.釋名以章義

在釋名章義部分，劉勰強調詩歌“持人情性”的教育作用，即體現了其“道圣經”三位一體的思想。劉勰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就是說，詩歌必須扶持陶冶好的情性。他把“詩”訓為“持”，“持”的含義是扶持，可引申為端正、規范。而“持”的對象是人的“情性”，所謂“三百之蔽，義歸‘無邪’，實際上是要求詩發揮教化作用。劉勰在中國兩千多年以來“詩言志”的基礎上，主張“為情而造文”。自陸機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的明確主張后，“言情”說大量出現，且成了眾多詩人創作實踐的指導思想。但是，六朝時期的言情之作由于“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很快偏離了正軌，滑向邪路：或“艷歌婉孌”、“辭在曲”，或“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而多作“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之作。因此劉勰論詩講究情志并重，正如《征圣》所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并且，“情”的表達要符合中國傳統儒家的政教觀，“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情深而不詭”，思想感情簡要而真誠，深厚而不虛假，從而突破狹義的志，約束泛濫的情，走向“情志合一”。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頂峰之作，劉勰也以其“婉轉附物，怊悵切情”的特點為情志合一的詩歌典范，喻其為“五言之冠冕”。詩人把主觀的情形象化，融于具體的物象之中，即通過鮮明可感的客觀外物，透露出詩人內心的哀樂，使讀者如親歷身受，才能在潛移默化中起到“持人情性”的作用。

這種釋名章義的方法被劉勰廣泛應用于解釋不同的文體名稱，如《銘箴》篇曰：“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箴，是一種具有規誡性質的韻文，攻疾防患，諷刺缺失。劉勰在這里將其喻作治病的石針，可謂恰如其分。《書記》篇曰：“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將“牒”喻作葉，用短小的竹簡編成碟，就像樹枝上的樹葉，形象切物。《頌贊》篇曰：“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可見，劉勰的“釋名以章義”主要采用形象喻事的思維方法，以訓詁來解釋各種文體名稱的含義。盡管有些解釋是不免牽強，甚至比較陳腐，缺乏周密性和準確性，但他能用極其簡潔的形象喻示概括各種文體的主要特征，時有新見，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說，劉勰是第一個為各種文體全面定名的人，后世論文體者，如明吳納《文章辨體序說》、徐師曾《體明辨序說》、清林紓《春覺齋論文》等，其中對文體名稱的不少定義，都受劉勰的影響很深。

三.選文以定篇

劉勰縱觀歷代詩歌創作，論述了從漢代的韋孟、枚乘到三國的王粲、曹植，西晉的潘岳、陸機，以至東晉的孫綽、郭璞等十余位作家的創作風格，通過對各個時期作家的代表作進行簡要而精確的評述，反映歷代不同的文體的創作情況，在僅用八百多字的短小篇幅，就把先秦至今的詩歌創作情況，作了宏觀的描摹勾勒。事實上，“選文以定篇”的部分可以看作一部語言精煉的分體文學史，不同時期的文體發展情況如何，讀者可以從中把握其清晰的脈絡。《明詩》篇說：大禹治水成功，因而得到歌頌；夏帝太原荒失國，就有“土子之歌”發出怨恨。劉勰據此提出“順美匡惡，其來久矣。”呼頌美德和匡正過失是古代詩歌的優良傳統，劉勰認為“持人情性”是詩歌藝術的特點所起的作用.它既可以熏陶人的善良之性，也可以誘發人的邪惡之情。《樂府》篇就講到這種情形：“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雅正的樂府詩是溫和嚴肅的，但人們聽了厭煩得打呵欠、瞪眼睛；奇異的樂府詩卻使人聽來十分親切，甚至喜歡得拍著大膽跳起束。這也是詩歌藝術“持人情性”的作用。

四.敷理以舉統

這是“論文敘筆”的最后一個部分，主要通過分析歷代不同文學體裁的創作實際，從中總結前人的創作經驗，得出不同文體的寫作規律，從而避免其失而汲取其優長，為后人的文學創作指明道路與方向。可以說，這部分是整個“論文敘筆”的核心所在，也是劉勰《文心雕龍》的寫作意圖，即建立一定的原則與標準去規范當下文學創作，為后世文體寫作提供理論指導。《明詩》篇末，劉勰主要闡述了四五言詩歌的異同：四言“雅潤”，五言“清麗”。從藝術表現手法上看，四言簡單、粗糙，而五言因比四言多一字，而顯得字詞間的轉折承遞圓美流轉，更多一重婉轉回環的美感，比四言更富有表現力，建安文壇“五言騰踴”，故形成了比先秦時期更為梗概多氣，風清骨峻的文風。但從儒家傳統的詩教觀來來看，劉勰又認為四言勝于五言：“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他以一“華”一“實”為喻指明四五言風格之異，四言為正體，“雅潤”而偏樸實；漢魏以來新興五言則是流調，“清麗”而偏華美。顯然，劉勰一方面試圖從宗經的角度來提高四言詩的地位，另一方面肯定了建安以來五言詩主導詩壇的事實，力贊五言清麗的特征，并用較多的篇幅細述了五言詩的演進與流變。

由上述分析可知，劉勰運用象喻批評論述了文體淵源、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作家才能等一系列問題，不僅沒有紛繁雜亂之感，反而使讀者感受到其條分縷析、緒密思清的闡述過程，這與《文心雕龍》“綱領明、毛目顯”的邏輯建構體系是分不開的。也正因如此，《文心雕龍》才能在“師圣體經”的同時，窮究古代文學的流變，“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成為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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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少康.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北京大學出版社[M].1982.

[4]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M].1984.

詩歌創作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本杰明?弗萊德蘭德　《羅伯特?克里利詩選集:1945-2005》

2008年2月,本杰明‘弗萊德蘭德(Benjamin Ffiedlander)教授主編的《羅伯特?克里利詩選集:1945-2005》(Robert Creeley:SelectedPoems,1945-2005)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該詩集是克里利(1926-2005)的最新一部詩集,收選了其1962年以來17部主要詩集的代表作207首。在詩歌總量上該詩集與詩人1991年出版的自選集大致相當,但該詩集除選取詩人的《魅力》(The Charm,1967)、《為了愛》(For Love,1962)、《話語》(Words,1967)、《片片》(Pieces,1969)和《鏡》(Mirrors,1983)等詩集的代表作外,還收選了詩人后來四部主要詩集《回響》(Echoes,1994)、《生與死》(Life&Death,1998)、《如果我正在寫這個》(If I wetewriting this,2003)以及《在地球上》(On Earth,2006)中的31首代表作。全書353頁,由克里利作品一覽表、引言、詩選(1945-2005)、注釋、克里利17部詩集一覽表、索引等構成。詩集開頭,編者撰寫了長達37頁的“引言”,附上多幅插圖,詳細介紹詩人及其詩風。在編排體例上,該詩集大致按詩歌發表的時間順序以原詩集為單位分組呈現,給讀者了解詩人詩風的演變提供了便利。作為克里利的好友和敬慕者,弗萊德蘭德計劃將該書獻給詩人本人。但遺憾的是,詩人于2005年3月謝世。此后,弗萊德蘭德謹記1993年協助編輯《查爾斯,奧爾森詩選集》時詩人對詩集的成書要求,充分醞釀詩歌的代表性,從版式設計到詩歌標題安排,再到注釋等等,事無巨細,考慮周至。《羅伯特?克里利詩選集:1945-2005》是一部精挑細選、情真意切之作,其目的是“通過集中考量那些有關克里利最深層任務的詩歌來追蹤其整整60年的成功創作生涯”(Friedlander 33)。

薩克文’伯科維奇(Saevan Bercovitch)教授主編的《劍橋美國文學史》(第八卷)的“先鋒派”一章對克里利在當代美國詩壇的貢獻贊譽有加。這主要是由于克里利在詩歌創作上沿襲龐德、威廉斯、奧爾森等人的詩風,反對艾略特的“學院派”傳統,走“先鋒派”路線;另一原因是克里利主編的《黑山評論》大力宣揚“先鋒派”傳統,影響甚廣。

克里利認為“形式永遠是內容的延伸”,這與黑山派創始人奧爾森的詩歌創作主張不謀而合。奧爾森在其著名論文《投射詩》(“Projective Verse”,1950)中表達了相同觀點。1953年,克里利受奧爾森之邀來到黑山學院創辦《黑山評論》,與奧爾森和鄧肯一起成為黑山派詩歌主將。克里利與舊金山派、垮掉派、紐約派詩人過往甚密。克里利關注生活,用簡潔的語言和令人稱奇的詩行形式安排,以即興、靈動的話語創作大量詩歌,影響了當代美國詩壇大批詩人和新秀。1992年,他被授予紐約州“桂冠詩人”。克里利的詩歌創作分為四個階段:(1)詩歌創作發軔期(1952―1968),代表作有《魅力》、《為了愛》和《話語》;(2)持續十年實驗期(1969-1978),代表作有《片片》、《喂》(Hello,1978)等六部詩集;(3)十五年沉心創作期(1979-1994),代表作有《后來》(Later,1979)、《回響》等五部詩集;(4)輝煌總結期(1998--2005),主要作品有《生與死》、《如果我正在寫這個》以及《在地球上》。詩人早期的詩歌模仿威廉斯打破詩行的特征,呈現停頓的音樂感和對句法的詩性安排等效果。詩人第三創作階段的風格變化較大:他不再抵制早期毫無掩飾的自傳性詩歌創作,轉向反對先前詩歌中明顯的憤怒和危機感表白。晚年,詩人的創作多了即興感,更講究詩歌的流動性,句法更加自然,詩行較長,更有意識地總結詩歌創作。

一些評論家認為克里利的詩歌語言濃縮,重在客觀描寫,記錄詩人日常生活的即時感受,于是,他們也就認為克里利的詩歌只談日常瑣事,而未涉及哲學、歷史等宏大主題,雖算精巧但缺少氣勢。然而,“精致、共通、語言和人是克里利長達60年探求人生經驗本質的藝術成就的主要關鍵詞”(Friedlander 5)。克里利詩歌的重要性在于它們在客觀描寫詩人對日常事物觀感的同時,體現了自傳性、語言性、音樂性、即興性、物質性等特征。

克里利的詩歌富于自傳性。詩人一生歷經三次婚姻,旅歷頻繁,這在其詩歌中多有反映。他對所到之處記錄深刻,甚至在手稿中一頁的開頭或詩歌的末尾記錄創作地點和時間。詩集《喂》記錄了詩人在9周內跨越新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日本、韓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旅程,詳細標注了詩歌的創作時間和地點。詩人的許多詩歌都是為其敬慕或所愛之人、朋友、親人所作。長詩“為了我的母親:G.J.克里利”(“For MyMother:Genevieve Jules Creeley”)表現了詩人對母親離世時的不舍之情。

在詩歌語言方面,克里利是一位巧匠。語言的巧妙安排是其詩歌基礎。例如,“家庭”(“The Family”)一詩巧妙運用一位講述人的視角指明可以變換視角講述同一家庭,表達維系家庭的紐帶――愛。克里利的詩屬于語言詩。眾多詩歌都因其巧妙安排詞句而主題深刻。“家庭”一詩中詞組“和姐姐”的重復出現增強了詩歌的釋放力。詩歌“計劃就是身體”(“The Plan is the Body'’)的最后一個詩節共四行,不斷重復“計劃就是身體”。重復加強了克里利詩歌的主題刻畫。克里利的詩歌還有一種變奏型重復。詩歌“變奏”(“A Varia-tion”)、“花兒”(“The Flower”)和“三合一”(“3 in 1”)反映了變奏型重復的魅力。詩人的早期詩歌以詩行簡短的狹條形聞名,這種形式曾被人詬病。從詩集《生與死》開始,他采用長詩句和多詩行形式進行創作。

克里利的詩歌極具音樂性,這源于他對音樂的酷愛。1946―1950年間,他對爵士樂情有獨鐘,達到癡迷。爵士樂的即興性特征賦予他靈感。弗萊德蘭德認為克里利的詩歌從一開始就以明晰的(如詩歌“杰克的布魯斯”)或含蓄的甚至是模糊的(如詩歌“鞭子”)方式回蕩著樂感。克里利用音樂振興詩歌語言,他不限制詩歌句法以至詩歌很難被看做是一種交流行為,而成為詩人內心感受的外在演繹。詩歌“冰淇淋”(“Ice Cream”)的詩行節奏以近乎音符的跳動而極富音樂性。在將音樂形式改變后用于詩歌創作方面,路易斯?朱可夫斯基對克里利影響較大。而約翰?凱奇的音樂則給了克里利挖掘語言意義的新路徑――關注聲音,詩歌“地方”(“The Place”)和“阿坡雷?安德”(“Apres Anders'’)是最好的例證。

詩歌創作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雷克斯羅斯，翻譯思想，英譯漢詩，述評

一、引言

肯尼斯·雷克斯羅斯（1905——1982）是美國著名的當代詩人、翻譯家，舊金山詩學中心的創立者之一。他博學多才，通曉多門外語，選編并翻譯了大量的中文詩、日文詩、法文詩、西班牙文詩、意大利文詩等，出版了13本譯詩集。他所譯的中國詩集共有四部：《漢詩百首》、《愛與流年：百首漢詩英譯續》、《蘭舟：中國女詩人》（與鐘玲合譯）和《李清照詩詞全集》(與鐘玲合譯)。這些譯詩在翻譯界以及美國詩歌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肯尼斯·雷克斯羅斯對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囿于資料匱乏，國內對其翻譯的研究直到本世紀初才剛剛起步。本文從雷克斯羅斯的翻譯思想研究、雷克斯羅斯英譯漢詩研究、以及其譯作在英語世界的接受和影響等方面入手，對近年來雷克斯羅斯研究情況作了簡單的梳理，并對今后雷克斯羅斯研究提出了建議。

二、作為譯者的詩人——肯尼斯·雷克斯羅斯

1、對雷克斯羅斯翻譯思想的研究

學術界對于雷克斯羅斯翻譯的研究起步較晚，而且這些研究當中，有相當部分是對于其譯本的研究，對于其翻譯思想的研究寥寥無幾。這些研究主要圍繞雷克斯羅斯的“同情”詩歌翻譯觀展開，探討雷克斯羅斯對譯者和譯文地位的強調。2006年，李永毅在《山東外語教學》發表了《雷克斯羅斯的詩歌翻譯觀》。文章以1959年11月雷克斯羅斯在德克薩斯大學的演講《作為譯者的詩人》為基礎，通過分析雷克斯羅斯對譯者、讀者和譯者之間關系的認識，梳理了雷克斯羅斯的詩歌翻譯觀。雷克斯羅斯認為“譯者不是作者的(proxy),而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他辯護的律師(all-out advocate);判斷譯作成功的標準便是———“陪審團是否被說服”(Does it get across to the jury?）”（Rexroth, 1959）李永毅指出，雷克斯羅斯“將評判翻譯效度的尺度轉移到了讀者一方” [1]期刊網，并認為他將讀者視為評判翻譯的尺度，“主要是從譯作接受的角度考慮的”，“許多偉大的翻譯作品之所以偉大,并非由于它們忠實于原著,而是因為它們發出的聲音代表了譯者的時代,能夠直接與當時的讀者進行暢通的交流”，闡釋了雷克斯羅斯關于譯者對原作的處理受到自身時代制約以及成功的翻譯作品能夠塑造時代風尚的觀點。（同上）2009年，鄭燕紅在《外語教學與研究》發表《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的“同情”詩歌翻譯觀》，結合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漢詩，從翻譯的性質、評判標準以及翻譯活動所產生的影響等方面，詳細的闡述了雷克斯羅斯的“同情”詩歌翻譯觀，指出“詩歌翻譯是一種同情行為”[2]、評判詩歌翻譯的標準是同化以及在“同情”翻譯觀指導下進行的翻譯行為能夠給詩人的創作帶來靈感。（鄭燕紅，2009）2010年，楊成虎在《寧波大學學報》發表《肯尼斯·雷克思羅斯的詩歌翻譯觀》，在鄭燕紅文章的基礎上指出“靈感”和“平等”是支撐雷克斯羅斯“同情”翻譯思想的的兩個要素，從譯者之間的“平等”、譯語之間的“平等”等方面，進一步探討了雷克斯羅斯的翻譯思想，并認為雷克斯羅斯的翻譯思想“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和美國特色”[3]

2、關于雷克斯羅斯英譯漢詩的研究

關于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漢詩研究，國內外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首先，從時間上來講，國外研究總體早于國內，國外研究大抵是緊跟著雷克斯羅斯英譯漢詩在國外出版的時間，國內研究則是從二十一世紀之后開始的。其次，從研究形式來看，國外研究以書評為主，國內則是選擇其英譯本進行案例分析，探究其翻譯技巧、翻譯策略。再次，從內容上來看，國外研究較多肯定其英譯漢詩，國內則褒貶不一。此外，國內外研究都注意到了雷克斯羅斯英譯漢詩中的誤譯，但是對此看法卻不一致。國內學者將其誤譯原因歸結為雷克斯羅斯漢語功底不夠扎實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不夠了解，（2001，蘭琳）而國外學者則指出雷克斯羅斯在英譯漢詩的過程中向其中國朋友尋求幫助，一方面這些中國朋友都不是專業人士，另外一方面溝通不暢也是造成誤譯的原因之一。（1958, Achilles Fang）同時，他們認為譯者在翻譯時大膽改寫反而有利于創造出優美的譯文。（1973期刊網，歐文）例如，1957年，威廉·卡洛斯在《詩刊》上發表《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的兩本新書》，指出“他（雷克斯羅斯）對美國習語的掌握使他有充分的自由來創造出優美的譯文……”。[4]1973年，史蒂芬·歐文在其對《蘭舟：中國女詩人》的書評中提到“如果你接受了這一現象（指雷克斯羅斯英譯漢詩中的誤譯現象），雷克斯羅斯譯本中確實有很多誤譯，但它仍是一本很好的很有價值的書。如果沒有這本書，一個非漢學家就無法讀到這些中國詩，而漢學家也不會從龐大的中國語料庫中尋找這些詩歌。”[5]1999年，海米爾·薩姆也在其文章《翻譯人生》中對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杜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再來看看國內研究，2007年，劉丹琴的碩士學位論文《論王紅公、鐘玲<李清照詩詞>之英譯策略》（王紅公是雷克斯羅斯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從譯介動機入手，以“信、達、雅”為評判標準，分析《李清照詩詞》英譯本，探討其翻譯策略，并認為其譯本“自足、引人和基本忠實”。[6] 2009年，王瀟瀟在《青年文學家》發表了《癡迷于杜甫的美國現代詩人》，從王紅公英譯杜詩入手，探討了其杜甫情節，并對王紅公英譯杜詩進行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王紅公在進行翻譯時，既與原作者杜甫進行跨越時空的情感上的交流，又充分考慮到了讀者的接受能力”，“王紅公對中國古詩的譯作、模仿中國古詩的詩作，都在美國文壇取得了巨大成功。”[7]（2009（2））此外，曹曉安、王學功、鄭燕紅等都曾相繼發文對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漢詩進行評價。與此同時，國內對于雷譯漢詩的評價也有一些否定的聲音，比如說2001年，蘭琳在《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發表《好“詩”與壞“譯”》，指出雷克斯羅斯英譯《釵頭鳳》是一首好詩，但未能準確傳達原文的含義，屬于壞“譯”。[8] 2007年，張娜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女性詩詞的含蓄美及翻譯再現》認為雷克斯羅斯嚴重曲解了原作，沒有完整的再現中國古代女性詩詞的含蓄美。[9]

3、 對雷克斯羅斯譯本影響的研究

對于雷克斯羅斯英譯本影響的研究期刊網，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探討其英譯漢詩對其本人的影響；另一類則探討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本對美國詩歌界的影響。例如，2005年，郁敏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古詩對美國“垮掉一代”詩人的影響》，文中就談到了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漢詩對美國垮掉派詩人的影響。2006年鄭燕紅的《論中國古典詩歌對肯尼斯?雷克思羅斯創作的影響》，2010年呂曉光的《論王紅公詩歌創作中的中國詩元素》都對雷克斯羅斯英譯漢詩對其本人詩歌創作造成的影響作出了總結。2009年，鄭燕紅的博士學位論文《肯尼斯?雷克斯羅斯與中國文化》中再次提到了雷克斯羅斯的英譯漢詩對美國詩壇、乃至美國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2008年金啟華、金小平的《高山仰止 別開生面》，2009年何鵬的《杜甫詩與雷克斯羅斯的遠東詩歌“論述方式”》探討的是雷克斯羅斯英譯杜詩對美國詩壇乃至整個英語世界詩歌界所產生的沖擊。

三、結語

肯尼斯·雷克斯羅斯作為一個詩人翻譯家，對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國外對其研究開始的較早，但是大多關注的是其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對其翻譯研究主要是對其四部英譯漢詩的書評。國內研究從二十一世紀才緩緩開始，不少學者選取其英譯漢詩中的案例，探討翻譯技巧，還有些試圖論證其譯本的影響，只有少數學者關注其翻譯思想。對于其英譯本與原文文本的差異，國內外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釋。鑒于這種現狀，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雷克斯羅斯的翻譯研究之中，從多種不同的視角去探討其英譯漢詩，對其譯本與原本的差異現象作出更加科學合理的解釋，系統的梳理其翻譯思想，并對其翻譯作品的地位和影響作出合理的定位。

參考文獻

[1]李永毅.雷克斯羅斯的詩歌翻譯觀[J].山東外語教學.2006(1).

[2]鄭燕紅.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的“同情”詩歌翻譯觀[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9(2).

[3]楊成虎.肯尼斯·雷克思羅斯的詩歌翻譯觀[J]. 寧波大學學報. 2010(5).

[4]Williams, William Carlos , Twonew books [J]. Poetry. 1957(3).

[5]Stephen Owen,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 1973.

[6]劉丹琴.論王紅公、鐘玲《李清照詩詞》之英譯策略[D].首都師范大學. 2007.

[7]王瀟瀟.癡迷于杜甫的美國現代詩人[J]. 青年文學家. 2009（2）.

[8]蘭琳.好“詩”與壞“譯”[J]. 貴州民族學院學報. 2001(4).

[9]張娜.中國古代女性詩詞的含蓄美及翻譯再現[D]. 西南科技大學. 2007.

[10]郁敏.中國古詩對美國“垮掉一代”詩人的影響[D].東南大學. 2005.

[11]鄭燕紅.論中國古典詩歌對肯尼斯?雷克思羅斯創作的影響[J]. 外國文學研究. 2006.

[12]呂曉光.論王紅公詩歌創作中的中國詩元素[J].名作欣賞. 2010.

[13]鄭燕紅.肯尼斯?雷克斯羅斯與中國文化[D]. 中山大學. 2009.

[14]金啟華、金小平.高山仰止別開生面[J]. 杜甫研究學刊. 2009.

[15]何鵬.杜甫詩與雷克斯羅斯的遠東詩歌“論述方式”[J]. 通化師范學院學報.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