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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
304.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或組織,或者當事人之間民事法律關系的設立、變更、終止的法律事實發生在外國,或者訴訟標的物在外國的民事案件,為涉外民事案件。
305.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和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專屬管轄的案件,當事人不得用書面協議選擇其他國家法院管轄。但協議選擇仲裁裁決的除外。
306.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和外國法院都有管轄權的案件,一方當事人向外國法院,而另一方當事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決后,外國法院申請或者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對本案作出的判決、裁定的,不予準許;但雙方共同參加或者簽訂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的除外。
307.對不在我國領域內居住的被告,經用公告方式送達訴狀或傳喚,公告期滿不應訴,人民法院缺席判決后,仍應將裁判文書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七)項的規定公告送達。自公告送達裁判文書滿6個月的次日起,經過30日的上訴期當事人沒有上訴的,一審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308.涉外民事訴訟中的外籍當事人,可以委托本國人為訴訟人,也可以委托本國律師以非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人;外國駐華使、領館官員,受本國公民的委托,可以以個人名義擔任訴訟人,但在訴訟中不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
309.涉外民事訴訟中,外國駐華使、領館授權其本館官員,在作為當事人的本國國民不在我國領域內的情況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為其本國國民在我國聘請中國律師或中國公民民事訴訟。
310.涉外民事訴訟中,經調解雙方達成協議,應當制發調解書。當事人要求發給判決書的,可以依協議的內容制作判決書送達當事人。
311.當事人雙方分別居住在我國領域內和領域外,對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的上訴期,居住在我國領域內的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七條所規定的期限;居住在我國領域外的為30日。雙方的上訴期均已屆滿沒有上訴的,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即發生法律效力。
312.本意見第145條至第148條、第277條、第278條的規定適用于涉外民事訴訟程序。
313.我國涉外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對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的,應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章的有關規定辦理。
314.申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我國涉外仲裁機構裁決,須提出書面申請書,并附裁決書正本。如申請人為外國一方當事人,其申請書須用中文本提出。
315.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涉外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時,如被執行人申辯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在其提供了財產擔保后,可以中止執行。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執行人的申辯進行審查,并根據審查結果裁定不予執行或駁回申辯。
316.涉外經濟合同的解除或者終止,不影響合同中仲裁條款的效力。當事人一方因訂有仲裁條款的涉外經濟合同被解除或者終止向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
317.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的規定,我國涉外仲裁機構將當事人的財產保全申請提交人民法院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進行審查,決定是否進行保全。裁定采取保全的,應當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申請人不提供
擔保的,裁定駁回申請。
318.當事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如果該法院所在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締結或者共同參加國際條約,也沒有互惠關系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由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予以執行。
2005年的北京“兩會”有特別的意義:2005年是十五計劃的最后一年,又是十的編制年;2008年奧運工作的全面啟動;落實北京2020年城市總體規劃修編計劃等等。因此,2005年北京“兩會”倍受矚目。北京市的各類媒體對這一重要政治活動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那么,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呢?下面就讓我們通過點擊關鍵詞的方式來解析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的主要特點。
一、關鍵詞之一――特別關注
用“特別關注”來概括北京媒體對北京“兩會”報道的重視可能再合適不過了。對2005年北京“兩會”,各類媒體(包括政府網站和媒體網站)都給予特別關注。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北京青年報、新京報、京華時報、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以及首都之窗、千龍網等媒體都對“兩會”報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拿出重要版面和黃金時段進行這一戰役性報道,精兵強將,精心準備,精心策劃。因此,用“特別關注”來形容媒體對北京“兩會”的重視并不為過。媒體對2005年“兩會”特別關注的原因,一是因為2005年北京“兩會”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二是北京市民對今年的北京“兩會”予以空前關注,這一點從首都之窗、千龍網等網民來信可以看出。如“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中在“京城百姓關注熱點問題”一欄里僅“交通”一項,截止1月27日10時,就有23368位網民查看過。“住房”一項有3120位網民查看過。據報道,截止1月26日早上9點,網民對北京市政協全會的點擊率已經超過了1200萬次。會議期間,市民參與程度空前,突破市政協網站首次開通時點擊率13000次的記錄。再看1月17日晚,北京電視臺“北京熱線”欄目播出一期“代表面對面”節目。節目中劉黎等四位代表公布了自己的聯系電話。第二天劉黎代表剛走進辦公室,電話就此起彼伏,應接不暇。那一天她接了幾十個電話,許多人抱怨電話打不進來,劉黎估計一天中打電話的市民不會少于100人。由此可見京城居民對2005年北京“兩會”關注的廣度和熱度之高。除此之外,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全國性傳媒也給予很大關注。
二、關鍵詞之二――民生
關注“民生”問題成為2005年北京“兩會”媒體報道的顯著特點。這里以新京報1月27日的A04-A15版特別報道――2005北京“兩會”來說明。新京報的特別報道關注的主要內容如下:
特別報道(一):政協提案關注交通擁堵;
特別報道(二):北京城中心人口和產業將東移;
特別報道(三):專職代表在北京不可行;
特別報道(四):北京擬取消外來人口暫住證;
特別報道(五):新“綠卡”抬高門檻引爭議;
特別報道(六):關注低保政策;
特別報道(七):回龍觀交通調查;
特別報道(八):回龍觀交通改造;
特別報道(九):春節和采暖季用氣有保障;
特別報道(十):琉璃廠文化區規劃、標租房騰退;
這些問題大都是當前的熱點問題,老百姓關注,媒體自然不會忽視。根據“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情況統計分析報告(二),截至2005年1月25日晚20時,“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欄目共計收到有效網民來信410封,網民點擊查看達到28901人次。從網民的來信和點擊查看次數來看,最受關注的是交通問題,其次是外來人口和住房問題。分析報告表明,新京報的這組特別報道十分準確地抓住了市民關注的熱點問題。“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欄目將市民關心的事情分為14類,除以上三類外,其它類別受市民關注的關注度排名依次為:社會保障、教育、城市規劃、醫療、環境、政府工作、農村、公共安全、其它、民主法治和奧運。此外,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等媒體也都圍繞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來報道,北京青年報專門開設“北京‘兩會’?民生”版。
可見,關注民生,“以人為本”的報道思想在媒體中正逐步得到落實。
三、關鍵詞之三――合作
媒體間加強合作,是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合作已從傳統媒體之間,進一步延伸到新老媒體之間。合作是資源的共享和整合,合作可以使媒體拓展功夫的空間,從而達到互利共贏的效果。以下是幾個例子:
新京報與新浪網合作,推出2005北京“兩會”專題,并開通市民互動郵箱和熱線電話,為讀者和“兩會”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并刊登部分市民來電及其來電調查。
首都之窗與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合作共建“網民來信”欄目,市民可以撥打熱線96102或發送短信參與“兩會”。
北京市政協通過與首都之窗、市政協網站等北京五大網站聯動,建立信息傳播和溝通的網絡群。
信息是無限的,而媒體的資源是有限的,媒體利用有限的資源獲得無限信息只有依靠合作、資源共享。只有合作,尤其是異質媒體的合作,才能突破媒體自身的技術壁壘,獲得在自身技術框架內無法獲得的資源和競爭優勢。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表明,加強與其他媒體的合作,尤其是與新媒體的合作已經成為多數媒體的一種共識和趨勢。
四、關鍵詞之四――溝通
信息的單向傳播,是信息的傳播者和接收者之間一道難以填充的鴻溝。這一點歷來為受眾所詬病。如今傳媒業的發展和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為改變這種局面提供了可能性。這一點,在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中得到了體現,也就是新老媒體普遍開始重視“溝通”問題,為受眾和代表委員以及政府建立交流溝通的平臺和渠道,從而也為自己的報道開辟了新的渠道,引來活水。下面是首都之窗網站“2005年‘兩會’專題”展現的網友與委員交流溝通的一個場景:
[主題]:感覺采暖費用太高
[作者:嘉賓訪談網友
發表于:2005-01-25]
現在我們每建筑平米要交30塊錢,感覺費用太高,我們不像城鎮居民有采暖補貼,我們農民沒有錢,感覺有點負擔不起。
委員回復:
張三力委員回復:
這是一個普遍問題,我們取暖問題在調價過程中,缺乏一種尊重居民的過程。缺少這樣一個過程。實際上取暖費調到30元一平方米,原則上沒有什么錯誤,但是具體到每一戶每一家的話問題還不少,老百姓收入不一樣,把取暖費調到這么高……
首都之窗網利用自己政府網站的優勢,開設“最新網民來信”和“最新代表、委員回復”,在代表委員和普通市民之間搭建溝通的平臺。
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道”欄目專門開設“兩會互動”版塊――“王娟走兩會”。依托欄目現有短信號碼在觀眾中的影響力,開通“兩會短信互動平臺”,向市民征集意見、建議和選題線索,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線索做成報道播出,其他的由上會記者轉交給相關的代表委員。如首都經濟報道1月26日播出的報道《收費管理 細節待規范》中,短信和熱線成為構成節目的主要要素,成為市民與政協委員安仰東溝通的橋梁和紐帶。
北京晚報請人大代表值守“兩會熱線”,就教育等熱點問題與市民進行交流和探討。該報“兩會熱線”開通第二日,一小時內接到1258次撥打,“兩會熱線”的熱度可見一斑。
溝通讓委員、代表們能與市民更親密地接觸,更廣泛真切地了解到民意,從而使其更好地代表民意、反映民意,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參政議政,履行自己的職責。溝通也讓媒體接近了受眾,獲得了新的資源。
五、關鍵詞之五――網絡
2005年北京“兩會”進一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為新技術新媒體的象征的天然優勢,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如何認識網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何利用網絡來了解民意,從而更有效地施政?
據CNNIC的數據,到去年12月底,中國網民的數量已達到9400萬。估計目前已經達到1億左右。數據和趨勢說明,網民不再是特殊的一群,而是普通的社會成員,不再是小眾,而是大眾。從某種意義上講,網民就是公眾。網民對北京市政協會議的點擊率過千萬,就是一個明證。
網絡媒體大都有互動設置,如論壇、留言版以及即時聊天等功能,這使網民對新聞傳播的參與度空前提高,空前提高了普通民眾的話語權。有學者將互聯網技術稱為“民主”的技術。這意味著,在網絡時代,普通民眾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他們可以在網上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由此施展自己的影響力。普通市民的影響力通過網絡在2005年北京“兩會”得到鮮明的體現,普通市民的話語權也通過網絡得到了傳播和空前重視,當然傳統媒體也功不可沒。
為更好的了解民意,北京市政府運用網絡開展多種形式的溝通、互動活動,以促進提案更加透明、更加貼近市民。比如,去年年末開始,嘗試的通過網站點評提案活動,在今年“兩會”前,首次大規模向市民征集提案線索。
新渠道的建立和拓展,使北京市政府更加貼近市民,從而受到好評。這說明,政府越來越注意利用新技術和新媒體提供的空間和平臺來施政。同時,也表明新媒體在政府施政以及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渠道”作用得到重視和彰顯。
一、當前新市民子女較多的學校閱讀教學現狀
閱讀教學一直以來都是語文教學的一大難點,和古文、作文教學并稱初中語文教學三難。新市民子女與本地生源的閱讀基礎存在很大的差別,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學生閱讀積累較少。相對于本地城鎮生源的學生而言,新市民子女往往經歷了多個學校的輾轉求學,平時在家庭中也缺乏充足的閱讀資源,導致閱讀積累明顯不足。
2.學生閱讀習慣欠缺。閱讀既是看書的過程,也是感悟的過程。筆者經過調查發現,許多新市民子女在閱讀習慣方面相對欠缺,在讀的時候沒有養成一邊讀書、一邊批注做筆記的良好習慣,往往是一讀而過、一讀了之。
3.學生閱讀空間受限。現行語文教學課程中并沒有開設專門的閱讀課程,加上這些學生平時也沒有養成堅持讀書的良好習慣,導致學習活動中沒有能夠積極拓展空間進行有效閱讀。
4.學生閱讀資源匱乏。除了學校圖書館借閱書籍之外,很多新市民子女學生很難有更多的途徑獲得一些優秀的刊物,無論是購買書籍的數量,還是訂閱書刊的書目都相對都不足,沒有能夠為學生的閱讀積累提供有力的支撐。
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促進閱讀教學成效提升
在初中語文教學中提高學生閱讀能力,必須綜合著力采取扎實有效的措施進行推進。
1.開展閱讀重要性的教育,讓學生增強閱讀興趣。閱讀活動要想有效深入開展,必須要充分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筆者向學生介紹了許多名家名著,帶領學生感悟不同文體帶來的神奇享受。無論是從優美的散文中悟人生,還是從犀利的雜文中剖析各種社會現象,讓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閱讀的趣味性、重要性。學生這一頭重視起來還不夠,我還通過家長會、倡議書、電話溝通等方式與家長聯系,讓家長們特別是那些新市民家長認識到閱讀對于學生來說是必要的,是要給予支持的。
2.強化課堂閱讀教學改革,讓學生學得輕松快樂。課堂是閱讀教學的主要陣地,如何全面有效的提高閱讀成效,必須要抓住課堂這一載體,對閱讀教學進行充分的改革。在課堂教學環節需要改進教學流程,由單純的老師問學生答逐漸引導學生自己提問題,將教學的重點難點融入其中,引導學生對課文進行分析。無論是對課文主要內容的分析,課文蘊含情感的發掘,課文人物的形象刻畫,還是文章的技巧手法提煉,老師在課堂教學中要讓學生更多的參與到學習互動之中。另外,老師還要對學生學習成果交流總結環節進行改進。學生分小組對課文內容的思考結束之后,老師可以讓學生派出代表進行問題的回答,其他學生共同分析研究,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將教師講解為主的閱讀教學,轉變為教師引導、學生學習為主的模式,不僅有效活躍了課堂氛圍,而且會讓學生參與積極性更高,有效提高了學習興趣,降低了學生畏難的情緒。學生通過深入的分析,對課文內容把握、技巧分析都會更加扎實。在課堂上掌握的這些方法老師可以引導學生用到課外閱讀中。我平時要求學生閱讀課外讀物時也要在筆記本上進行自問自答的練習,然后定時抽查學生的筆記,對于那些有進步的,特別是新市民子女中進步較明顯的給予獎勵。
3.組織多讀多思專項活動,讓學生迅速積累底蘊。許多新市民子女語文學習基礎薄弱,閱讀量更是少的可憐。對此,我覺得可以開展一些讀寫活動,特別是要向這一群體進行傾斜。筆者結合教學要求開展了多讀多思活動,首先要求學生特別是新市民子女加大閱讀量,通過大量的閱讀來彌補過去一段時期留下的缺陷。新市民子女閱讀書籍的匱乏可以通過班級圖書角,學生交換書籍等方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決,而且市圖書館免費開放后,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應該是能得到滿足的。經過廣泛的閱讀,許多學生在文學積累方面有了顯著的增強,有些新市民子女發出由衷的感慨,現在一年閱讀的書比過去五年的閱讀量還要多。在閱讀活動中,筆者還會進行積累方面的指導,要求學生將閱讀的成果積累下來。每一位學生都準備讀寫筆記,平時將優美的語段摘記下來,將好的方法經驗技巧提煉出來,讓學生在閱讀中積累詞匯,掌握寫作的一些基本方法技巧,這使他們對文章結構的把握更加精準,有效提高了學生文學厚積薄發的程度。多讀多思的活動讓學生閱讀量顯著增強,閱讀的技巧經驗也有效實現了內化吸收,通過這樣的專項訓練,學生文學底蘊會得到明顯增強,成為突破閱讀學習困境的有力措施。
4.拓展課外閱讀活動空間,讓學生興趣得到滿足。對于新市民子女較多的學校而言,除了兼顧大部分學生之外,還要對這一特殊群體的課外閱讀空間進行充分的拓展。從常規的角度,教師可以通過設置課外閱讀小組、課外專題研究小組等形式,利用課堂上一些剩余時間組織大家一起進行閱讀、探討、積累。另一方面,老師還可以針對班級一些新市民子女的特殊情況進行個性化的要求,例如以居住地劃定一定的半徑范圍,組織學生在課后特別是假期進行集體閱讀。筆者所教的兩個班級就進行了這樣的嘗試,老師或組內學生推薦一本好書,然后在約定的時間內大家一起閱讀,談體會、談心得,談文章的寫作手法結構等等,通過這種假期自由組合、集體閱讀的方式,提高學生的閱讀綜合能力。無論是采取興趣小組活動的方式,還是針對特定群體的課后自主閱讀,只有拓展了學生的閱讀空間,才能讓他們語文素養得到快速的提高。
小小自行車。折射文明自覺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是公共交通和文明交通的組成部分,是城市公交系統的輔助和補充,對于緩解交通壓力、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等具有重要意義。從2010年開始,張家港市先后投入近3000萬元,大力實施公共自行車服務惠民實事工程,項目一期規劃建成77個網點,自行車及鎖柱2000套;項目二期規模為75個服務網點,2000套鎖柱、1200輛自行車,目前全部并網投入運行。152個服務網點分布在市區主干道路、公交站點、商業區、園林景區、廣場、居民小區附近,都可以“通還通借”。如今,只要你步行1公里,都會看到一排排時尚靚麗、擺放整齊的城市公共自行車,這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方便,更成為市民綠色出行的又一個新選擇,有效解決了公交站點與市民出行目的地“最后一公里”問題。
在提供公共自行車服務中,張家港市創新引入了“誠信積分”概念,即每一位本地市民包括外來務工人員都只需提供身份證明,就能辦理一張“誠信卡”(磁卡),無需提交任何押金,甚至連辦卡工本費都不必繳納。市民辦理“誠信卡”后,可免費獲得100分的“誠信積分”,每次刷卡使用自行車在兩小時內歸還的,將可增加一分;超過兩小時歸還的,會相應扣減積分,歸還時間越晚,扣分越多;誠信積分歸零后,將不能再使用公共自行車。
我國最早實行公共自行車的城市是杭州,其后又有不少城市也在公共自行車方面作了積極的嘗試和探索。這些城市大多實行的是信用保證金的方式,在辦理租車卡時交一定數量的保證金,以后使用時按時間計費。而把“誠信卡”作為公共自行車的使用憑證,“誠信積分”作為市民使用公共自行車的信用記錄,市民憑借個人的誠信獲得政府提供的免費公共服務,這在全國所有城市中是一次創新嘗試。張家港市作為首個實現“全國文明城市”三連冠的縣級市,一方面,隨著城鄉一體文明建設的扎實推進,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養不斷提升,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中對市民的文明素質特別是個人誠信有著高度的信任;另一方面,隨著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蓬勃開展,市民作為公共服務的受益方,也有足夠的文明自覺來維護好城市文明形象。因此。在張家港。一輛輛公共自行車不僅僅承載著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優質公共服務,還體現著政府與市民包括外來務工人員之間高度的信任。
小小自行車,共享文明成果
在連續三屆“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中,張家港市始終堅持“共建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的創建理念,把創建文明城市作為為民辦好事、做實事的重要過程,每年都安排數千萬元文明創建專項經費用于民生實事工程,切實做到“創建過程讓群眾參與、創建實效讓群眾檢驗”,形成了文明城市共建共享的生動局面。公共自行車就是在文明城市創建中的一個生動事例。
張家港市公共自行車服務工程是采取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方式進行,具體模式概括為“設備租賃、服務外包、市場運作、政府監管”,通過政府支付服務費購買企業服務的方式,以達到為市民辦實事、辦好事的目的。公共自行車所有鎖柱、車輛、后臺全部設備屬企業所有,企業負責日常的調度管理服務工作,政府對每年度項目的運行情況進行監管,并按年度運行情況支付租賃服務費。這樣避免了政府大量采購研發軟、硬件設備,安排大量人員進行日常維護、調度、管理工作,通過成本核算,采用市場化模式可以節省大量資金。
同時,公共自行車服務在功能設計上盡量體現實用、便捷,突出以人為本。譬如,每輛自行車的輪胎都是輕巧的實心胎,這樣就避免了我們日常生活經常遇到輪胎氣壓不足的尷尬。
可以說,從項目一期工程開始,市民對公共自行車就高度認可,每天辦“誠信卡”的市民絡繹不絕。張家港城管局作為業務主管單位,為了讓市民盡快拿到“誠信卡”,增加了社區居委會發卡渠道,原來社區只辦理登記不發卡,現在社區既登記又發卡,使市民的辦卡渠道更加通暢。如今,在城市中,越來越容易看到市民或騎著公共自行車在上班的路上,或騎著公共自行車在休閑健身。
小小自行車。彰顯文明品牌
張家港市公共自行車系統24小時運行、無人值守,這考驗著廣大市民的道德素養與文明誠信。張家港市民確實也以實際行動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公共自行車系統運行以來,沒有一輛公共自行車被盜,沒有一位市民不歸還自行車,就連誠信積分扣分較多的市民都很少。同時公共自行車項目運行以來,涌現的好人好事也不斷,市民會主動提醒家人和朋友公共自行車的借用停放情況,遺失在公共自行車上的東西常可以通過后臺系統查詢找到失主等等。
截止到目前,可使用公共自行車的磁卡數量達到10萬余張,根據最新一周的數據統計,二期項目投入運營后,平均每月公共自行車使用量達到40萬輛,次,每天平均借車次數已達到近1.35萬次,按每次2公里計算,每年可以減少排放二氧化碳18.9噸,氮氧化物0.81噸。
談到公共自行車項目,張家港市城管局停車管理處王曉東作為項目實施組成員深有感觸:“公共自行車項目難就難在服務網點的設置,每個網點在建設前,我們至少去過10次,需要不斷地與布點位置附近的單位、門店老板以及房東等進行協商。目前來看,這些網點的設計還是比較合理的,基本上滿足了老百姓的需求。特別感謝那些協助我們做好工作的單位和門店老板等等,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的工作根本沒法進行。”
面對張家港公共自行車推進和建設的高速度,項目承建單位上海永久自行車公司董事長陳閃感慨道:“整個項目從開始實施到真正建成,張家港市政府投入的精力和重視程度非常高,建設速度也非常快,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一期近80個網點的勘測、建設和安裝,這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奇跡。”
其實,從2005年開始,張家港市就制定實施《市民素質提升工程行動計劃》,開展了“文明禮儀百家講壇”、“誠信論壇”、“新市民文明綠卡”等活動,“崇德向善、誠實守信”的“張家港好人文化”在全社會得到傳播、認可和弘揚,極大豐富了文明城市品牌內涵,有近百人獲得江蘇省道德模范等各級各類榮譽,“張聞明”等文明品牌傳遍大江南北,“好人文化”深深扎根在“文明張家港”。
關鍵詞:成人教育;農民市民化;城市化
收稿日期:2007―12―25
作者簡介:顧德學(1967―),男,漢族,江蘇省睢寧人,蘇州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教育管理研究。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周邊農民的土地被征用,越來越多的農民從土地中被剝離出來,農民的市民化被視為解決失地之后農民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是農民再社會化的必然選擇。但是,人們在談到農民市民化問題時,更多的是關注戶籍制度的改革、拆遷補償以及社會保障的配套等問題,而忽視了其中非常重要的教育問題,特別是成人教育問題。
一、我國農民市民化的背景及其內涵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體制,這種分割體制使大中城市郊外的農村與城市,缺乏城鄉一體化的有機的空間聯系,①,最終使得農民與市民在各方面顯示出很大的區隔性。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進入到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統計顯示,全國的城市化率已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農村失地人口約4300萬,且近幾年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供的數據亦表明,1987年到2001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 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近幾年,我國各地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擴大的趨勢依然非常強勁。實際上,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城市化的進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興土木,城市不斷地向外擴張。根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預測,從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間,我國占用的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失地或部分失地的農民將超過7800萬。失地農民的規模將會隨著城市化的提速進一步擴大。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過程中,主要是先對城鄉結合部的農用地進行征用,以滿足大規模非農建設的需要。由此,因城郊土地被征用而失地的農民,成為當前失地農民中最主要的一個群體。②過去那種城鄉二元分割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城郊農村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而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農民也隨之轉變為市民,農民市民化的問題隨之產生,各地也紛紛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問題作為城市化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來對待。為了推動農民的市民化,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打破過去的戶籍制度,實現“農民”向“非農”的身份轉變,建立了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在就業方面的指導等等,總體上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盡管如此,各地在農民市民化這一問題上依然面臨不小的困境,其中的困境之一就是這些農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導致這種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市民化的內涵理解過于簡單,往往把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僅僅理解為農民、城市農民工等在身份上獲得作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的過程,如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等。在我國,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獲得所在地的城市戶口及其相應的社會權利。這些可以被認為是與國家、政府相關聯的技術層面上的農民市民化過程。③其實,市民化的涵義還有另外重要的內容,那就是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使現有的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這些可以被認為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應的社會文化層面上的農民市民化過程。④也就是說,市民化內涵本身包含著技術層面和文化層面兩個同等重要的內容,而過去很多地方政府在推進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更加強調的是技術層面的涵義,基于這種市民化涵義的理解而進行的市民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農民雖然獲得了與城市市民同樣的身份地位和各種權利,但依然找不到城市的歸屬感,在城市的生活中難以擺脫來自社會、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被排斥感。因此,各地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加強技術層面建設的同時,也必須同時注重文化層面的建設。
二、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的再社會化與成人教育
對于那些走向市民化的農民來說,如何真正在文化層面上實現城市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條件之一,而要具備這種條件,就我國目前來說,最為現實的途徑就是對農民進行再社會化。所謂再社會化是指個體舍棄過去接受的一套社會規范和價值標準,重新學習社會所要求的社會規范與行為方式的過程。可以看出,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的實質就是農民的再社會化,它是農民改變原來的農村生活方式以適應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改變原有的價值觀念和思維習慣,與城市市民交往并學習、使用城市主流語言,逐步實現文化層面的市民化的過程。再社會化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通過家庭、學校、社區、社會組織等機構來實現,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方式是教育。
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他們大多數是成年人,接受為了更好適應城市生活的教育是一種在原有教育背景基礎上的繼續教育。因此,對那些農民來說,成人教育是最為合適的再社會化形式。與其他教育形式相比較,成人教育在我國農民再社會化過程中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優點:
一是在教育形式方面具有特有的靈活性特點。教育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正式的社會教育,指各級各類學校對學生的教育以及法院、監獄對犯罪人員的教養改造等;另一類是非正規的社會教育形式,社會的風俗習慣、群體亞文化、家庭的教育影響等。對我國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一方面由于他們長期生活的環境具有較為濃厚的傳統農業社會的價值色彩,所熟悉的風俗習慣和文化體系與現代城市價值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此,完全通過非正規的社會教育形式顯然難以到達文化層面的社會化目標。另一方面,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他們大多缺乏良好的正規教育的背景,重新接受某種形式的較為正規的教育具有內在的要求,但是完全回到過去全日制的中小學教育形式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在目前最為適合對農民進行再社會化的教育形式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的教育對象是成人,鑒于成人在年齡、職業、文化基礎、學歷條件、所處地區和系統的種種差別,除在目標、規格和規定上大致有一個統一要求外,更多地強調其教育途徑方式上的靈活性、多樣性,以適應不同成人學員的不同要求和不同情況。在辦學種類上可采用正規成人教育(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成人教育(各種政治、文化、技術、業務培訓班、崗位培訓班);在辦學方式上可采用全脫產、半脫產或業余培訓等;在教學組織形式上可采用面授式、函授式、衛星電視式、網絡學習式、自學考試式等等。這種教育方式的靈活多樣性,更能適合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受教育水平、時間、能力素質結構等方面的差異特點,因材施教,增強培訓效果。
二是在教育內容上更貼近農民的需求。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他們在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過程中由于不同的家庭以及文化等背景,在面臨的具體問題方面總是不同的。有的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問題,有的則是由于價值文化沖突所帶來的不適應性,而有的則是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等方面帶來的問題。因此,對待不同的群體必須采取有針對性的教育模式。而成人教育正符合這個特點,正如美國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梅里安所說:“成人教育各種教學項目無不體現出它們的實用性、功利性和職業性。”⑤成人教育是對各類成人的再教育,是為用而教,教育內容的針對性、實用性較強。成人教育可以根據市民化過程中農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分別進行心理咨詢和輔導、城市價值和精神的講授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宣講。
三是成人教育更加有利于利用社會資源。農民的市民化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一項重要的社會事業,需要得到社會各個方面的關注與支持,而成人教育為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渠道。成人教育既有自己的獨立體系,又被包含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之中。它不僅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社會經濟工作和社會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成人教育在利用社會資源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化的師資資源。與普通教育對師資的要求不同,成人教育更強調實用性,教師可以針對具體的教育內容而來自各個方面,包括普通高校、社區學院或職業技術學院、貿易與商業學校、其他學校、中小學校、各級政府機構、勞工組織與專業協會、社會私立機構、私人教師等等。二是資金籌集的社會化。資金是教育發展的基本和必要條件,資金籌集方式的社會化,表現為多渠道地集資。在很多國家成人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除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擔了較大比例的經費外,很多企業、產業部門及雇主也在成人教育經費方面承擔了很大的責任。同時,民間團體和個人也積極投資成人教育,從而保證了成人教育資金的來源,有力地保障了成人教育的發展。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幾個方面的優勢,成人教育必然能夠在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和重要的角色,從而推動我國城市化進一步順利的進行。
三、發揮成人教育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功能
目前,由于對農民市民化的理解比較狹隘,各地在對待農民市民化的問題上只是簡單地停留在戶口變更以及保障體系的建立等技術層面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功能,特別是成人教育在其中的重要功能,這也是目前很多地方農民市民化面臨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鑒于此,我們有必要把成人教育作為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來對待。
首先,各地政府應該把成人教育納入到農民市民化的政府工作中。各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地方政府應該充分意識到農民市民化問題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不僅僅只涉及到農民戶口以及農民失地之后的生計這些簡單的內容,還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離開了教育,特別是成人教育,是難以使農民真正實現市民化的。為此,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推動成人教育更好地得到落實和推行,通過各種政策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之中來。政府應該對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成人教育工作進行統籌規劃,協調各相關部門之間的關系,整合所轄區內的學校、企業和社區等各方面的教育資源,以提高教育培訓的效益和質量。政府確保在成人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扶持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的教育培訓工作。加大對參與成人教育的農民的補貼,特別是針對自己無力承擔教育費用、又沒有就業單位的農民,這一做法更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對那些舉辦成人教育的機構和組織,以某種形式進行適當的資金上的扶助。此外,政府也可以牽頭建立針對農民的成人教育培訓基地,有計劃地對農民進行各種形式的教育培訓活動。
其次,在教育內容上,基于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的需求,有針對性的組織成人教育活動。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成人教育應該偏重于以下幾個方面內容的教育:一是應該增強城市價值理念的教育。成人教育應幫助被征地農民了解城市的特點和功能,了解城市活動的基本規律,了解工業化、社會化生產所帶來的行業區別和職業分工,了解他們生活的城市,認知生活的環境空間和風貌。成人教育應幫助被征地農民了解城市活動的規則,包括法律法規的規定和約定俗成的習慣,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及其角色的多樣性。被征地農民必須樹立起規則意識,樹立遵紀守法、依法辦事的法制觀點等。二是公共意識的教育。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地方,人們活動的公共空間遠遠多于農村。成人教育應幫助被征地農民增強公共意識,使他們自覺地克服自我為中心的盲目的自主性。幫助農民克服舉止行為、言論談吐中原有的一些不文明習俗,改變不適應城市的習俗,使他們掌握適應城市人際交往的禮儀等等。三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成人教育要針對農民的文化心理結構的特點提供更寬泛的服務領域,培養被征地農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引導他們積極主動的介入城市社會,主動地吸納城市的文明,防止他們在身份和生活空間之外的更深層面的心理上的邊緣化。⑥
再次,在教育形式上,政府應加強與企業、學校及社區的合作,探索適合本地實際的成人教育模式。成人教育只有加強與政府、企業、學校及社區的分工與合作,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政府在農民市民化的成人教育過程中的主要職責是制訂相關的法律法規,統籌規劃和協調,積極籌集培訓資金,增加經費投入,采取相應的獎懲措施,加強監督。企業作為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教育培訓的陣地,要端正思想,勇于承擔主體責任,采取自行舉辦、聯合辦學或委托專業學校等形式,組織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進入本單位的農民進行必要的成人教育。成人學校、職業技術學校和普通高校積極利用其師資和設施等資源優勢,結合農民的不同需求,開展靈活多樣的成人教育。社區是連接新生代農民工與社會的橋梁與紐帶,是社會的“具體而微”,也是市民化過程中農民教育培訓的重要載體和基地。要充分發揮其整合功能,通過開展社區活動、舉辦培訓學校等形式,對農民工進行各種有效的教育。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強對農民進行有關成人教育的宣傳,利用組織上的優勢,動員更多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加入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中來。
注釋:
①林拓.農民市民化:制度創新與社會空間形態的轉變[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4,(5)67~73.
②趙爽.論失業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礙與途徑[J].中州學刊,2007,(3)121~124.
③陳映芳.征地農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調查[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88~95.
④文軍.農民市民化: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