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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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論文范文第1篇

師范院校在講授古代漢語常識時，應盡量聯系中學文言文的例子，這樣，學生學起來覺得熟悉，既溫習了舊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聯系中學文言文知識的時候，應注意把中學相關文言知識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并以此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例如中學課本《山海經•夸父逐日》對“夸父”的解釋很簡單：“夸父，古代神話人物”，但在《核舟記》中對“虞山叔遠甫刻”的注釋則為：甫，通“父”，男子美稱，多附于字之后。在學習古代漢語文選《夸父逐日》時，則應在此基礎上把這些中學已有的知識串起來，進一步說明“父”的用法，既要說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稱后面的美稱，又要說明此用法又常寫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學課本有，而大學教材沒有入選。這時教師在講授古漢語課程相關知識點時，應聯系中學學過的舊知。如《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中學教材對“撲朔”的解釋為：“據說，提著兔子的耳朵懸在半空時，雄兔兩只前腳時時動彈，雌兔兩只眼睛時常瞇著，所以容易辨認。撲朔，動彈。迷離，瞇著眼?！痹谥v授古代漢語課程知識點“古無輕唇音”時，就可以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列舉其他幾種觀點，相互比較，從而深化認識。據劉成德先生概括，對于“撲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1）兔走足縮之貌（張玉谷《古詩賞析》；（2）跳躍貌（余冠英《樂府詩選》）；（3）撲騰，亂動的樣子（北大中文系編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4）貌蓬松的樣子（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稜栄拧泛萝残辛x疏指出，“撲朔”與“撲、扶疏、樸簌”同一語源。樹木叢生的樣子為“撲”，枝葉叢生的樣子叫“扶疏”，鳥獸的羽毛叢生的樣子為“撲簌、撲朔”［7］11。對一個初中的學生來說，從語境出發，從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這恐怕是中學教材采用這種解釋的原因所在）。但從語源的角度看，顯然，朱東潤的解釋是較妥當的。這樣，在串起舊知的基礎上拓展新知識，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習效率。此外，在講授古漢語修辭方式時，也可以多聯系中學文言文內容。上例“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一句的修辭也可以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作進一步討論。例如有人認為句中“撲朔”與“迷離”互補為義，即雄兔與雌兔均有“腳撲朔”、“眼迷離”的習性，這才難以區分雄雌。這樣的說法對不對？聯系下文“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討論，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理解。這樣的討論是在中學已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的，可以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又比如在講授古代漢語中有關對仗的知識時，不妨聯系高中語文第二冊《滕王閣序》課后練習。該課后練習五指出：“課文中有很多對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對，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對偶。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對‘孤鶩’，‘秋水’對‘長天’。這種‘當句對’的句式，是王勃駢文的一大特點?！睂W習新知，與已有知識相聯系，可以使得學生對對仗的基本類型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在新舊知識對比的基礎上，使學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學課本對通假字一般以“通”來表明，如《勾踐滅吳》“三年釋其政”，課本的注釋是“‘政’通‘征’，征稅”。但有的古今字則也用“通”來說明，如《燭之武退秦師》“失其所與，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則有的加以說明，如《論語十則》“不亦說乎”課文的注釋為“說，‘悅’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時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冊《燭之武退秦師》“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給；“秦伯說，與鄭人盟”———“說”同“悅”?！豆篡`滅吳》“令壯者無取老婦”———“取”同“娶”。師范院校古代漢語教學則要系統講授相關知識，要求嚴格區分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因此，在古漢語教學中一方面應該講清古今字與通假字、異體字的區別，同時也應講清中學課本這樣處理的原因所在。這樣既可以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漢語相關知識，又可以使他們明白中學文言文教學因為教學對象、教學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學古代漢語課程中的相關術語。中學文言文有不少詞類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隨文注釋，并未明確說明是哪一種類型的詞類活用。我們在講授古漢語常識之詞類的活用時，就可以舉這些例子，并且要讓學生知道中學文言文為什么這樣注釋。例如，中學《寓言兩則》（《韓非子》、《淮南子•人間訓》片段）對“智子疑鄰”的解釋是：智，聰明，這里的意思是“以……為聰明”?！独恰分袑Α叭谇啊钡慕忉專合窆匪频亩鬃谇懊??！洞蟮乐幸病穼Α肮嗜瞬华氂H其親，不獨子其子”的解釋：親，用如動詞，以……為親；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個“子”也是動詞?！哆^秦論》“甕牖繩樞”———以破甕作窗戶，以草繩系戶樞。等等。中學教材并沒有細致分析這些詞原來是什么，又活用為哪類，更沒有作進一步的理論概括（中學無此必要）。而大學古代漢語的學習則應使學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這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并且加以理論概括，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相關理論知識，還可以深化學生對中學教材的認識。又如《木蘭詩》中的句子：“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以上句子課文并未注釋，然而課文練“翻譯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錯、補充的”，其實已暗含“互文”的特點。雖然王力版、郭錫良版古漢語教材均未選入《木蘭詩》，但我們在講授古代漢語關于修辭方式的相關內容時，可以舉這個例子，結合相關知識，使得學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錯、補充”的內在含義。再如：中學課文《莊子•秋水》對“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釋是“仰視的樣子”，而郭錫良《古代漢語》“望洋：疊韻連綿詞，仰視的樣子”；“少仲尼之聞”中學課文的解釋“少，動詞，小看”，而郭錫良《古代漢語》注釋為“少，形容詞用作意動，覺得……少”［6］624。通過這樣的對比，結合系統性教學，就能使學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應明確高校古代漢語教材語法體系與中學語法體系的區別

古代漢語教學，少不了一些語法術語。然而，由于古代漢語教材語法體系與中學語法體系不同，這既給學生帶來不小的困惑，也給古漢語教師帶來難題。例如：高中課文《師說》的注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者，助詞，用在主語之后表示判斷；“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結構助詞，無實在意義。這里的“者”、“之”的說明均不同于古代漢語課本。雖然王力、郭錫良兩種版本均未選《師說》，但在通論及文選中郭錫良等把“者”看作代詞，“者”在主語的后面復指，引出謂語；“之”郭本看作連詞，王力則看作介詞。對這類現象，在古漢語教學時不能回避，相反，應明確指出這是因為語法體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訴學生這是人們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認識。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語法體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紹，但不需要詳談，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學生負擔。此外，在對師范生講授古代漢語語法知識時，除了盡量多舉中學教材中出現的例子外，對中學教材中出現但沒有講明的語法術語，也應予以明確說明。這顯然有助于學生系統深刻地掌握相關語法知識。例如：高中語文第二冊《師說》的注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以，用來……的，……的憑借，跟現代漢語中表因果關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漢語教學時，除明確講明古代漢語“所以”的兩種主要用法外，還應指出：古漢語“所以”是代詞加介詞構成，而現代漢語的“所以”則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連詞，不再是代詞加介詞。

四、講授古代漢語知識時，既要注意其系統性也要注意補充教材之外的相關知識

古代文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林田慎之助 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 研究特點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他的研究內容頗為廣泛，其研究重點是中國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學和文論。他的部分論文被翻譯到中國，刊登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經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出版了二十部專著。[1]1-8在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精華之作《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通過對此書的研究，可以發現林田慎之助作為日本漢學家的研究特點，有助于我們反觀中國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這些研究特點，具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強烈的問題意識

林田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學文學部的最后一次講課中說：“我覺得有兩件事感到慚愧：一是通過講課，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有些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有很多問題只是提出之后擱置起來，沒有解決。”[2]54張哲俊教授在評論吉川幸次郎時認為：“這當然是吉川自己一種謙虛的說法，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問題意識研究學術的。吉川問題入手的研究方法分為兩個步驟：一是提出問題，二是解決問題。解決了問題是學術水平的標志，其實問題的提出本身也是學術水平的標志?！盵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樣，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是林田慎之助進行論文寫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寫作《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寫此書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國古代文論史寫作中的缺陷。當時中日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論史的寫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問題，林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并以此作為突破口，試圖通過自己的重新寫作解決這一問題?！吨袊惺牢膶W評論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強烈反響即證明了林田解決此問題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僅在整部《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的寫作目的上，表現出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在具體的寫作中，同樣是問題意識鮮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證――關于的寫作年代及其復古文學論》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針對《雕蟲論》寫作年代所產生的爭議，進行了仔細辨析和嚴格考證，最后得出了其寫作年代應該在齊代末年這一頗有說服力的結論。在《文學原理論的若干問題――關于劉勰的美學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問題點在于如何給劉勰的思想進行評價，以及如何對《正緯》、《辨騷》進行定位。在《漢魏六朝文學理論中的“情”與“志”問題》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對漢魏六朝時期“情”、“志”這兩個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這一時期“情”與“志”之間的復雜關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梢哉f，林田慎之助所寫的每一個章節，都會提出并解決不少問題。事實上，他是懷著論文寫作的思路去進行文論史寫作的。《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的不少章節就是林田此前已經發表過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識地分節寫作，最后匯聚成書，如此方法下寫出來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論文一般的嚴謹性和精煉性。問題先行，不發空洞言論，不拖泥帶水，可讀性極強。

二、原典實證法

“原典實證法”是“實證主義學派”（又稱“京都學派”、“關西學派”）漢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實證法”來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學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所師承的兩位導師青木正兒和目加田誠均是京都學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兒尤甚。嚴紹先生在論及“實證主義學派”的研究方法時稱：“實證主義學派，從其名稱上便可以窺見這一學派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強調確實的事實。注重文獻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盵3]252又說：“實證主義學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確實事實的治學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十分重視‘獨斷’之學，從哲學范疇出發，擺脫繁瑣之弊，從文明的批評與社會改造的見地出發，表明獨立的見解。”[3]253青木正兒的學術研究方法正是實證主義學派中的真實反映。青木一方面進行實證主義研究，在中國文學、南畫、戲曲、音樂等領域中縱橫馳騁；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當代中國的文化運動，為此發表了一系列的見解。

作為青木正兒的學生，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謂是得老師之真傳。最為典型的證據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證――關于的寫作年代及其復古文學論》一文，其中對裴子野《雕蟲論》的寫作年代的考證可謂是精細至極。

三、綜合研究法

這里所使用的“綜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僅關注文學文本、文論文本，還重視對影響文學觀念變遷的社會思潮等外部環境的研究。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學史、文論史的發展變化規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學、文論文本為中心，但從來不忽視對影響文學、文論發展變化的外部環境的關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漢魏六朝，這一時期正是風云變幻的時期。鈴木虎雄的“魏代文學自覺”說早已深入人心，文學上的自覺，反映在文論上，自然也有“詩緣情”等重情理論的提出。而這一切的變化都離不開魏晉時期政治上的變化，更離不開由此而產生的思想界的動蕩與爭鳴。林田慎之助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并沒有沉浸在文學自給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晉玄學的發展，漢代經學的衰微，儒、釋、道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都是他考察的重點。而這些外部研究對內部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等問題也是林田慎之助試圖解決的。比如，在研究兩漢魏晉時期的辭賦論時，林田慎之助以賦的功能作為依據，把這一時期的辭賦家劃分為兩大系譜。在論及提倡賦之諷諫意義這一系譜時，林田分析了此種辭賦論形成的原因。他認為：“從西漢末到東漢，儒教作為維持現實政治和秩序的理論，獲得了統一支配的地位。而經學的規范又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些都是宣帝、揚雄、班固等人辭賦論形成的原因。此外，漢代毛詩學派的《詩經》觀，也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產生了非常濃厚的影響。”[4]64林田的這段話正是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方法的例證。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僅立足于文學、文論，還旁涉了美學等方面的內容。可以說，他的研究視角是非常廣泛的。比如，在研究蕭綱的“放蕩論”理論體系時，他試圖把握這種文學理論背后所蘊含的美意識。從前面介紹林田慎之助論證《雕蟲論》寫作年代的思路時也可以看到，他在論證的過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歷史文獻。這固然和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現實狀況有關，但是對歷史文獻的重視，對實證精神的發揚，也正體現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證文、文史互證的研究立場。這種思路下所進行的研究，其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較法

林田慎之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一面。也許，他并不是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這種不自覺地對比較文學方法的運用，其結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其所運用的比較文學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僅關注中日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也對西方學術界的研究動態有所了解，表現出了開闊的學術視野。比如，在《南朝放蕩文學論的美意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論述如何正確地研究和解釋蕭綱“放蕩論”的“放蕩”之義時，舉出了英國的心理學者藹理斯、周作人、王瑤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對照。藹理斯的《凱莎諾伐論》中有“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的觀點。林田慎之助對三者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后認為：“無論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學理論，還是王瑤一方對文學直接反映現實這一文學理論的機械運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藹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對中國文學評論的歷史進行總體論述時，同樣把中國文學評論置于整個世界的范圍內進行關照。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總論中敘述中國六朝文論時，選取了19世紀的法國文論以資對照。他認為，在六朝之前，中國的文論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之后的六朝，則逐步走向自覺。關于這一點，林田認為和法國17世紀的情況很相似。的確，法國17世紀的前半葉，正是君主專制逐步建立和鞏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論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新古典主義”文論，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詩的藝術》。他所倡導的理論原則主要有理性的原則、道德的原則、古典的原則、自然的原則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從古代、重視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梢?，對道德觀的重視和對古代經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縛是有相似之處的。此外，林田還提出了另外的問題：中國文論呈蓬勃發展之勢的時間，與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緩慢？對于這一問題，林田雖然沒有給出答案，但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梢钥吹?，這個問題的提出同樣是建立在中國和西方比較的基礎之上的。

五、鮮明的反儒傾向

以《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為例，林田慎之助自覺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縛作為判斷文論家思想傾向進步與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龍》之“道”時，對劉勰之“道”是否與儒家思想有關這一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還以此為標準對六朝的文論進行歸類?？梢哉f，他對六朝文論中“情”、“志”關系的變遷、對漢魏辭賦論兩大系譜的歸納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縛與否作為分水嶺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漢代的大部分文論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文論稱為“古典”或者“傳統”的文論觀，而把注重文學本身審美性、表現出文學自覺意識的文論稱為“進步”、“自覺”或者“自律”的文論觀。對于“古典”、“傳統”的文學觀，林田有時不帶任何感彩，有時會譏諷為“陳腐”，而對于另外一種，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揚之情溢于字里行間的。

林田慎之助的這種鮮明的反儒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學術立場和審美傾向有關，但是受其導師青木正兒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青木正兒曾在《吳虞的儒教破壞論》一文中說：“儒教是前世時代的遺物，它曾使中國衰敝，到現在，它已經沒有前途?！庇衷?922年1月27日給吳虞的信中說：“我們不信堯舜，況崇拜孔丘乎？……我們同志并不曾抱懷孔教的迷信，我們都愛學術的真理?！盵5]467

事實上，青木正兒的反儒傾向并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群體的特點。其原因與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文學改良運動有著很深的關聯，也就是說，文學改良運動促進了西方文學觀念的傳入，也沖擊了日本的傳統文學。在明治維新之前，江戶末期，文學已經呈現出頹廢之勢，文學作品大多是迎合讀者的庸俗趣味而創作的，是只供讀者消遣的。而明治維新之后，江戶殘余的游戲文學逐漸被拋棄，新的文學因素也開始出現。有學者認為：“同啟蒙時期相適應的這種文學改良，以模仿西歐的詩，創作新體詩開始，擴展到改良小說，改良文體，改良戲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覺努力學習西方文學的前提下，文學改良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說而言，以二葉亭四迷的《浮云》為起點，日本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學。而作為小說理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在文學史上也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霸谶@部書里作者排斥游戲小說的勸善懲惡主義，提倡把小說從封建文學觀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6]236《小說神髓》確定了明治之后小說發展的方向：“他從藝術中排除了道德觀念、功利主義，而提出這樣的論點，即世態、人情的寫實乃是小說創作的目的?！盵7]17可以看到，對于小說的改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摒棄了勸善懲惡的因素，而勸善懲惡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此外，文體的改良本身，也意味著對西方文學觀念的吸收和借鑒。新體詩，也即是用當代日語寫作的歐化詩型，對于日本近代文學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文體。

綜上所述，通過對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之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及所采取的綜合研究法、平行比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現出的反儒傾向等，則展現了同時代日本漢學家的群體特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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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4.

[3] 嚴紹.日本中國學史稿[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4] （日）林田慎之助.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M].東京：創文社，1979.

[5]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三部）[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6] （日）西鄉信綱.日本文學史[M].佩珊，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古代文論論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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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論文范文第4篇

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系列省級精品課，由“唐詩宋詞名篇導讀”、“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樂府詩導讀”、“《紅樓夢》導讀”和“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等5門課程組成，每門課程均為36學時。該系列精品課除為中文專業學生講授外，主要作為文化素質教育類課程，面向全校學生開設。其中“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紅樓夢》導讀”最早開設于1993年，已有20年的講授歷史；“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開設于2005年，“樂府詩導讀”開設于2006年，也有七、八年的歷史。5門課程聯系緊密，相互補充，從不同側面講授中國古代詩詞、樂府、小說、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的重要課程。在中文系專業選修課教學乃至全校文化素質教育類教學中，該系列課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課程依托于“中國古代文學”山東省省級教學團隊。教學團隊經過多年的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于2010年入選中國古代文學山東省教學團隊。團隊（課程組）成員有23位教師，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講師7人；博士18人，占總人數的78.3%，大多數為學界著名學者的弟子。職稱、學緣結構合理，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年富力強，富于發展潛力。團隊負責人為教育部優秀人才，山東省首屆省級教學名師，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山東省首批首席專家。其他成員有30余人次獲得過省級教學成果獎、省級優秀學士論文指導教師獎和市校級優秀教師獎、優秀教學成果獎、最受學生喜愛的教師、優秀研究生指導教師獎、教育先鋒等各類教學獎勵與表彰。

二、系列課程的整合優化

2010年，古代文學教學團隊承擔了青島大學校級教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系列課程建設研究與實踐”。課題組從已經開設的十幾門課程中，選擇了上述5門課程，并把這些課程的優化作為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對5門課程進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課程能夠形成一個相互照應、相互補充的體系，更好地發揮其整體優勢。第一輪的整合優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開：一是重點選取了詩詞、樂府詩（配樂演唱的歌辭）名篇，小說名著《紅樓夢》，并從魏晉文化和佛教的視角切入，對相關作品進行導讀。二是選擇這5個專題，既與主講教師個人的研究專長有關，也考慮到5個專題之間的密切聯系。如唐詩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樂府詩，宋詞原本可歌，與樂府詩有很多共性；樂府詩主要集中在漢魏至唐代；《紅樓夢》與佛教關系密切；《紅樓夢》中的詩詞與唐詩宋詞有繼承關系，唐詩宋詞名篇明顯受到魏晉文化的影響，其中也不乏佛教禪宗的內容等等。因此，5門課程在知識和理論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在課程平臺建設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東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設5門課程整體設計、相互補充的課程平臺。經過努力，我們現在已初步建成5門課程共同組成的聯合課程網站。學生既可以登錄任意一門課程的網站，又可以從該課程網站進入到聯合網站，或進入5門課程中的其他任何一個課程網站，實現了課程網站之間的貫通。整合優化也對各門課程的一些具體內容作了必要的調整和修改。

我們不僅充分考慮了各門課程之間的互補和呼應，如原“唐詩宋詞名篇導讀”中涉及到的樂府詩全部放在“樂府詩導讀”中來講，“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中涉及《紅樓夢》的內容，則轉入“《紅樓夢》導讀”；同時，也根據個人科研的重點和特長，對各門課程的組成成員做了相應調整。至于不同課程在平臺建設、課件制作、教學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鑒和學習，也是整合優化中考慮的重要內容。這使得每一門課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和提升。從而收到了如下幾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門課程的網絡平臺，各自匯集了某一方面較豐富的古代文學知識和資料，并且都可以向選修其中任何一門課程的學生開放，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更廣闊的知識、資料庫；二是課程的聯合建設，帶來了主講教師、教學內容、知識體系、教學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組和變化，這對于課程的互相促進、教學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三是聯合課程組的主講教師，在形成優勢課程群的同時，也凝煉了學術方向，對教學和科研團隊的優化整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有效地提高了教學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第二輪的課程整合，把已經開設的11門課程也納入到精品課程群的建設范圍中。2013年，“《老子》導讀”、“《金瓶梅》導讀”、“《聊齋志異》導讀”、“中國古文名篇導讀”、“道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等5門課程被批準為青島大學校級精品課程。至此，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精品課程群達到10門。另有“中國神話與詩歌導讀”、“《詩經》《楚辭》導讀”、“《論語》導讀”、“中國詩學導讀”、“元明清戲曲導讀”、“《文心雕龍》導讀”等6門課程，也正在根據課程群建設的整體思路進行全面整合。課程群建設的目標是建成涵蓋文、史、哲、文論、藝術、宗教等多領域的16-20門系列課程。

三、課程的內容、特色與地位

5門省級精品課程都是《中國文學史》基礎課的延伸，也是我們在長期講授的過程中，逐漸發掘、精心選出的5個專題。其中，唐詩宋詞被稱為“一代之文學”，以短小精粹、情韻并茂的優勢，長期流傳，膾炙人口；樂府詩本是配樂、配舞的歌辭，是表演藝術的一種，與一般徒詩相比，其特點極為明顯；《紅樓夢》則是中國古典白話章回小說的代表，自誕生數百年來，“紅學”早已成為顯學，學界向有“開口不談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說法；魏晉時期是我國文化、學術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當時的文人和文學也以其獨特鮮明的個性，吸引了后代學者和讀者的注意，20世紀初葉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對這個時期的文化和文學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獨特的魅力；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后，廣泛影響到中國的文人和文學創作，荷蘭學者許理和就曾寫過《佛教征服中國》的名著。因此，5門課程講授的文學與文化專題，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從總體上說，系列課程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選取中國文化和文學史上的典型個案，立足社會、文化、宗教發展來分析名篇名著，通過名篇名著的重點導讀，帶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講解；二是每門課程均有長期的科研作支撐，課程內容都與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有密切的關系，在教學與科研良性互動方面有鮮明的特色。就現有5門課程的具體情況而言，也是各有其特點的。總體來看，這5門課大致又可以分為兩類?，F對各門課程的特點分別舉例簡要說明如下：“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紅樓夢》導讀”和“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是第一類。這3門課都是以廣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學術界特別關注、一般讀者也很感興趣的魏晉文學和文化為講授對象。這些課程所涉及的文學作品，深受學生喜愛，很多高校也都開設了類似的課程。但我們的這幾門課程都是建立在長期科研工作的基礎上，因此我們的講授思路和內容，在眾多的同類課程中，仍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以“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為例。該課程立足中國詩詞發展過程，以題材和主題分類選講的方式，選取10類典型的詩詞，重點從人與人，人與社會、歷史、政治以及人與宇宙自然的關系入手，對唐詩宋詞名篇進行導讀。每類詩詞的導讀，都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對每一類詩詞從先秦到宋詞的發展簡史，作出提綱挈領的描述，把握該類詩詞類型化特點；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礎上，對代表性的名篇進行細致深入的分析，討論該類詩詞獨特的藝術美與題材、主題及文化之間的特定關系。導讀特別注意把詩學理論與具體作品緊密結合，深入淺出，力求講出我們長期研讀和講授唐詩、宋詞的真切體會，達到將知識、審美與思想融為一體的教學目的。

該課程的特點有三：

1.在按題材和主題對唐詩宋詞分類講解的大前提下，注意從文化發生、發展的角度，發掘詩詞類型與民族文化之間的特殊關系，對詩詞類型化的共性特點作出文化學的解釋。

2.注重在同類詩詞發展歷史中，把握詩詞名篇在藝術創造上的獨特魅力，從名篇講解入手，把文學史、詩人生平、詩學理論及其他相關知識融為一體，力求對學生學習、理解、分析詩詞起到示范作用，使學生能在深入淺出的詩詞藝術分析中提高文化素養。

3.多年來，課程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項目和成果，如“賦比興與中國詩學研究”、“魏晉南北朝歌詩研究”、“中國早期文化與詩歌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詩宋詞名篇導讀》、《唐宋元詩詞曲名篇解讀》、《二十世紀以來先秦至唐代詩歌研究》、《周漢詩學與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都與本課程有密切關系。因此，課程能立足學術前沿，在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啊都t樓夢》導讀”側重于小說悲劇意蘊、哲學深度和文化內涵的挖掘；“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從哲學、宗教、政治制度、社會現象、民間習俗、文人生活方式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等多角度入手，對魏晉文化與文學進行導讀，也都有自己的特點?！胺鸾膛c中國古代文學導讀”、“樂府詩導讀”是第二類課程。這兩門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有一定的難度，開設這類課程的學校也不是很多。而我們的這兩門課開設時間較早，系統性、前沿性也比較強?！胺鸾膛c中國古代文學導讀”，在介紹佛教文學起源、種類的基礎上，對佛教基本教義、佛教在印度的發展、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佛典翻譯文學、釋氏輔教傳說、僧人贊佛詩頌、文人護法文學等進行系統的講解；并以謝靈運、王維、柳宗元、白居易、蘇軾、李贄、袁宏道等涉佛較深的著名文人為例，對中國古代文人創作的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一個特殊的側面闡述了佛教與中國文人和文學的關系。這樣的課程內容，截至目前為止，在全國高校中還不多見。

這門課也具有如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1.把對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基本知識的系統介紹作為課程的重點。因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識、體會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讀懂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而這在一般文學史中是不講的。

2.從佛教與中國文學的典型個案，包括佛典翻譯文學、釋氏佛教文學、僧人贊佛詩頌、文人的佛教文學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開深入的分析討論，對佛教與中國文學進行深入細致的講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識作為理解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的前提，同時也通過文學作品的深入解讀，反過來使學生對佛教知識、教義及對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獲得更為感性的認識。

3.所講授的內容與主講教師的科研緊密結合。幾位主講教師從事佛教文學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印佛教文學研究”、山東省社科項目“明代心學、禪學與文學研究”、山東省教育廳項目“林兆恩與《三教開迷歸正演義》研究”，出版《晚明狂禪思潮與文學思想研究》、《宋明心學與禪學研究》等著作；在《文學遺產》等重要刊物上發表《詩法禪機，悟同而道別———謝榛與佛教》等論文，很好地保證了該課程內容的前沿性?！皹犯妼ёx”則緊緊抓住詩歌與音樂的關系，在強調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講解樂府歌詩。其思路與以往把樂府詩等同于一般徒詩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們已完成的“魏晉南北朝歌詩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已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等專著，均與課程密切相關。需要說明，本系列課程是《中國文學史》基礎課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過了山東省省級精品課程的評審，其建設的經驗對于本系列導讀課程的建設也是極為重要的。同時，在由筆者主持完成并獲2005年山東省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的“漢語言文學試點（本科）專業改革”省級教學改革項目（2002－2005）及我校漢語言文學省級品牌專業（2007）和國家級特色專業（2009）等教學項目中，本系列課程組的成員也都是主力，這為本課程的建設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也使本課程在長期建設及教學、科研的結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學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四、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進

本課程涉及文學、文化、歷史、哲學、宗教、音樂等多學科的專業知識，以及詩、文、樂府、小說等多種文體。在教學方法上，每門課程雖有各自的特點，但5門課程也有不少共性，這是課程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也是我們在對課程群進行整合優化的過程中比較一致的體會。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1.重視文學作品與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文學作品與宗教、藝術，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之間的有機聯系，把立足文學史和文化史闡發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作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則。

2.強調主講教師必須以科研為基礎，不斷為教學增加新鮮內容，將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成果融入課堂教學活動，提高授課質量。為此，我們已經根據教學需求，制定了相關的科研規劃與教材寫作計劃。隨著科研工作的深入，講授內容將會不斷更新，始終切近和追蹤學術前沿。

3.把培養學生理解、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作為重點，通過理論講授、范例解讀﹑個案分析、課堂討論﹑學生登臺主講、名篇背誦、課外閱讀等多種方式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學習的全過程。

在教學手段方面，則尤其重視三點：

1.建設互動的課程教學平臺，使課下閱讀、討論、答疑和在教學平臺上提交作業、相互交流等學習方式，與課堂講授有機地結合起來。每門課的課程網站都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不僅為學生課后的擴展閱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使得師生交流的時間在課堂之外獲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視多媒體課件在教學中的作用。本課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還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學資料，如圖片、音樂、繪畫、影像等。主講教師將這些內容制成課件，通過課堂上的使用，顯現出良好的教學效果，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3.通過課程網平臺交流、答疑，課后閱讀，及在考查、考試中突出文學經典閱讀的比重，實現從課堂導讀到學生自己閱讀的擴展延伸，培養和提高學生讀書的興趣和能力。五、幾點理論思考本課程群建設的實踐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論前提下完成的，同時也引導我們對課程群建設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思考。其中，有些問題是我們在教學實踐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這里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個問題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評，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關的理論思考進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學校傳統人文學科教學體系與教學創新的矛盾問題。隨著國家重視創新之指導思想的日漸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學科的創新也被頻繁地提出來，與之相關的教學體系、課程設置等，則常常受到政策指揮棒的干預，尤其是在總體課程設置變化和學時數的雙重限制下，不得不經常作出調整。有時候這種調整對原有教學傳統的沖擊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實行多年的好的教學傳統不得不放棄。但實際上，人文學科，尤其是傳統人文學科的課程，其內容與理工科課程有著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像中國古代文學這樣的課程，所講授的作家、作品的具體內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據材料和觀念的變化對之進行重新的解讀，而這種解讀一般來說不會對原有教學體系和課程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因此，與中國古代文學系列導讀課程相類似的大學人文素質教育課程比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對穩定的教學體系下，不斷深化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對于整體教學體系的大調整，則需要特別謹慎。即使不得不調整，也必須充分吸納已有教學傳統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創新。

其二，人文素質教學與學生經典閱讀的結合問題。在人文學科的學習和教學中，閱讀傳統經典，“尚友古人”，與歷代各領域、各學科一流的名人對話，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來各種有關讀書的調查報告以及我們對大學生經典閱讀的了解來看，目前大學生閱讀經典的現狀并不樂觀。很多學生一年里讀書的數量非常有限，即使憑自己的興趣選修人文學科經典相關課程的學生，也很難系統地閱讀最重要的經典著作。這一點我們在課程群建設過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體會，所以經典閱讀實際上成了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一大瓶頸。在經典閱讀方面有了突破，則學生的欣賞、寫作和思維能力，都將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詩書氣自華”也就不再僅僅是一句空話。但問題是現行教學評價體系對此缺少應有的重視，這使得經典閱讀在教學中不易落實。因此，要解決人文素質教學與學生經典閱讀的結合問題，使學生人文素質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學評價體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環節。如果缺了這個環節，課程教學的質量肯定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其三，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的相互促進問題。在高校里，這是個常識問題，似乎不值得特別提出來。然而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常常有一定的距離，甚至成為兩條道上跑的馬車。在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系列課程的建設中，我們對此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由于導讀系列課程的選定，首先是以課程內容在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為標準，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了主講教師在科研方面的積累和優勢，所以，就這一系列課程而言，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的關系是更為緊密的。如“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的主講教師，其學術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是魏晉文化與文學，近年其出版的《魏晉五言詩研究》，主持的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漢魏六朝詩體研究”（2011-2013），都與課程有直接關系；又如“《紅樓夢》導讀”的主講教師，其主持完成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紅樓夢》與中國詩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詩魄女兒心：林黛玉新論》及發表的一批學術論文，也都與課程密切相關。其他課程也大多具備這樣的特點。因此，這一系列課程的建設較好地做到了與學科建設的深度交融。

五、結語

古代文論論文范文第5篇

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其自身的整體性,就結構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層次:

(一) 史料的確認

史料的確認僅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內容是對史料的有無進行全面查詢,以確認文學史料的作者、時代與真偽等。此外,對古代文學史料的確認實際上應歸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之內。對于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究在這一階段,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點的,其尊重客觀事實,摒棄主觀思維意識,在確認上采取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

(二) 體悟分析層次

所謂的體悟分析層次是在對史料確認的基礎上,通過人們個人思想中所蘊含的感情體驗,對史料的一種豐富、完善的過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確認方面,不會僅僅滿足于文學現象呈現出的那種史實,他們將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體悟分析層次,進而產生一種審美體驗,這種審美體悟主要表現為對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進行分析、總結史料的一些規律變化、探析史料出現的原因等。因為人們的看法觀點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體悟也尋在不同。體悟分析層次作為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過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學史料價值評判

對文學史料進行價值評判的基礎建立在體悟分析層次之上,在此基礎上對文學史料進行科學的價值評判。之所以產生價值評判這一階段,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對自身的定位高于體悟分析層次,他們一般按照某些組織、社會、集團以及個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學史料評判標準,進而對自身所掌握的文學史料的意義、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進行減值評判。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文學現象會形成不同的評價,也正是在這種價值評判的過程中文學史料的意義得以實現。由此可以得知,文學史料一旦失去了人們的評判便會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四)表述

古典文學研究經過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史料價值評判三個階段之后,最終是以表述的形式對其進行傳播與體現的。因為缺少了表述這一階段,單靠以上三個階段是不能將其完整的傳達給大眾的。其中關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憑借文字進行表述的。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以上所說的四個階段的劃分是相對的,在現實實踐之中,對其進行劃分是具有側重點的,很難將它們明顯割裂開來。

二、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

通過對從古至今的文學研究歷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發現,尤其是有關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對研究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學史料來說,有諸多能夠讓現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學所產生的背景以及文學現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獻中,有大量先秦時期的文獻,在馬王堆、信陽長臺關、荊門郭店等出土的帛書中,較為明確的顯示出了諸多經書與子書原始風貌,這些都與當代社會看到的一些轉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發現,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珍貴的專輯資料。另外,新史料大大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作品的史料。以《詩經》作為例子來說,新世紀以來,在上海博物館展出了1200多枚戰國時期的竹簡,在這么多的竹簡之中有31枚是講述孔子向弟子們講解《詩經》的記載。這為當代社會的人們闡明了孔子論詩的內容并為包含今本《詩經》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與“刺”等內容。另外還表明了《詩經》的篇數遠要超出300篇,孔子當年刪詩的說法并不一定準確。

(二)新史料對先前研究結論的修改補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觀點

主要表現在先秦諸子、《詩經》、辭賦以及俗文學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陽出土的有關《詩經》的竹簡是漢代的,韓自強與生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說明了《詩經》在漢代廣為流傳的狀況,并不像文獻所記載的一樣。而有些出土的史料歲與文獻中的不足也進行了有效的彌補,例如,湯炳正以安徽阜陽所出土的漢簡《涉江》、《離騷》殘局,否定了《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

(三)影響了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與學術理念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時代”的理念,對我國古代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來,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對古書產生懷疑,至清末,康有為也開始對古書質疑。后,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已經形成。疑古學派有貢獻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處,他們思想易走極端,對現當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形成了妨礙?？傊?新史料的發現對于研究古典文學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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