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技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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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技術論文范文第1篇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承攬了該項目有關遺產申報的一系列技術咨詢服務。其中最為重要的任務是從世界文明與文化的角度、重塑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簡稱OUV)。為此，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項目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從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匯過程分析，經由中國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專題研究，對草原都城遺址的遺產價值開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學術探討，形成了若干新觀點。本文重點介紹申遺文本是如何通過對比分析手段、進行遺產的價值重塑。
一、遺產概況
“元上都遺址”是13～14世紀亞洲北方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在百年碰撞與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價值的草原都城遺址，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曾是蒙元帝國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該遺址分布于錫林郭勒盟的正藍旗和多倫縣境內，是傳統游牧區和農耕區的交接地帶。由城址(約18平方公里)、墓葬群(約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個1759平方公里范圍內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四部分共同組成。其中，城址包括宮城、皇城、外城、關廂和鐵幡竿渠等要素，遺存類型有城墻、城門、道路、護城河、防洪渠，以及宮殿、寺廟、商鋪、民居、倉庫等各類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邊區域，包括以漢人家族墓葬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為代表的一棵樹墓葬群，它們是蒙、漢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證；自然環境包括與城市選址特征關系緊密的上都河、龍崗山和金蓮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環境特征的沙地、濕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觀；人文環境包括遺產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傳統文化，以及城址周邊分布于群山頂部的敖包所體現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對比分析
作為文本編制的指導文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公布的《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中第132條明確規定，申遺文本需要“提供該遺產與類似遺產的對比分析，不論該類似遺產是否在《世界遺產名錄》上，是國內還是國外遺產。對比分析都應說明申報遺產在國內及國際上的重要性。”因此，對比分析是否全面和準確成為讓世界遺產委員會來自于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專家認可“元上都遺址”突出普遍價值(詳見：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陳同濱、蔡超、俞鋒、徐新云、李敏：《試論元上都遺址的突出普遍價值》，《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據。
針對“元上都遺址”具有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價值特性，以及蒙、漢兩個民族文化傳統上的差異，結合元上都遺址的交流價值、見證價值、典范價值和關聯價值，申遺文本編制項目組選擇了4個方向開展對比分析：一是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二是與游牧文明相關的世界遺產比較；三是與蒙元帝國的其他都城遺址比較；四是與中國歷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較。其中尤以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城遺址和蒙元帝國的大都與中都為重點。
(一)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
(1)與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比較
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與元上都遺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遺產是“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它們除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有相似之處和歷史淵源之處，在遺址遺跡、時空范疇、價值主題與特征、自然環境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從遺產類型和遺址遺跡上比較。“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屬于“人與自然聯合的作品(引自《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8版1)”，體現了人類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所產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產與生活方式為主題。游牧民族利用傳統技術在適宜放牧的草場上從事畜牧活動，從而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精神聯系；同時，它還向人們全面展示了鄂爾渾河流域曾經出現的不同游牧民族為適應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而產生的各種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詳見《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文本》)。
“元上都遺址”屬于“特定自然條件下，更主要是人文歷史背景下兩種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體現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是如何進行融匯交流與結合，并由此創造出一種亞洲北方具有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相結合的城市典范，對于研究蒙元帝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它的遺產背景環境對此典范的形成過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機的物證，與遺址本體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遺產價值。
第二，從時空范疇上比較。在地理區域方面，兩者于空間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異在于：“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是亞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動區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遺址”則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地帶，是亞洲歷史上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臨接地帶。這一地理區位的差異導致了兩處遺產在文化價值上的差異。
在歷史時段方面，“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的遺存年代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17世紀，綿延約3000余年，5個重要遺產點的歷史年代為6～17世紀；這一時段跨越了中國歷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個朝代。“元上都遺址”的遺存年代僅限于中國蒙元帝國的100余年時間，即13～14世紀。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第2篇
自20世紀中葉伊始，生存環境的愈加惡化促使人們不斷進行反思與探索，如何改變其現狀，從而認識到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們的觀念逐漸由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轉變為順應自然，從而提出了“生態設計”、“綠色設計”、“可持續發展觀”等。同時一系列相應學說不斷影響著當下與未來。生態是一個很廣泛的問題，它作用于環境，城市，建筑，哲學，經濟，文化等。而中國古典文化正是最生態的文化，中國古代建筑更加體現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展現了東方“天人合一”的理念與智慧。其所展現的生態與綠色理念，不斷的在影響著當代與未來。
1 中國古代風水學說概念
1.1 風水學說概述
中華民族是有著悠久歷史底蘊的民族，在悠遠漫長的農耕文明中，我們的先祖有了超前的環境科學意識，他們在漫長的農耕生產中，不得不受限制于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的限制，這就促使先祖們對人與自然密切關系進行主動性的認知，從而一切生產活動，都與自然智慧相結合，從而達到最優結果。我們的先祖崇拜天地，日月山川，這種崇拜隨著歷史的邁進，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在先賢哲學中成為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而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滲透進入中國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因地制宜成為聚落建設與建筑活動中的重要原則，力求與自然融合協調。
從周代伊始，先祖們已經開始關注人居環境，他們登上高山，走下平地，觀察原野與河流，丈量土地觀測日照等。這種遵循“天人合一”的意識在中國古代的城市建設、園林規劃、寺廟建設等方面都不斷滲入繼承與豐富，從而不斷上升成為了中國獨特的環境意識。
這種環境意識從古至今不斷的被豐富和系統化，而很多的內容卻展現在了風水術數上面，從風水術數中我們能去發現這種帶有中國古典特色的環境生態意識。
1.2 風水學說在中國古代的發展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極為精粹的一環，這一思想使得風水學對人與環境的關系極度重視，達到非常之高的研究成果。在物質上，對于人與自然的和睦，協調非常的注重;在心里上也注重人內心對環境的感受。風水寶地的居住模式，被西方稱為“東方文化生態”。以中國古代造園為例：古代造園講究風水，風水術以四靈獸之地為理想的環境，“四靈”具體化為山(玄武)、河(青龍)、路(白虎)、池(朱雀)等環境要素，這種四靈獸之地最終所顯現出來的環境就是，房屋的四周山水環繞，水口含和，水道綿延曲折，這種利用風水術所選擇出來的環境的確擁有著良好的小氣候與生態環境效益。坐北朝南，負陰抱陽，背山面水的風水學建筑理論與處在地球北半球的中國的實際地理位置相吻合。這種環境下有益于建筑的日照、通風、取水、排水、防澇、御寒;同時對于進行農林牧副漁等多種農業生產也有便利之處，將人與自然環境和諧的銜接在了一起，使人在對生態進行最小改變的同時收獲最大效益，這也是風水學說中所蘊含的生態意識。在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的封建社會中，風水學的應用不僅為先人提供了舒適的居住環境，還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莫大的推動作用。
2 古代風水學說中“理想環境”分析
中國古代先人，崇尚山水神靈文化，產生了昆侖、蓬萊、壺天等“神域仙境”。不論是蓬萊仙境還是昆侖仙境，它們的共同點都是由高大山體、廣博海洋水體、島嶼等環境元素形成一種山水圍繞的景觀模式。高山上有四時花草，高低不同的樹木，還有著建筑人居空間，這種布局是在風水學說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環境”的寫照。
中國追求的風水福地，要穴的四周山水圍繞，明堂開朗，水口含和，水道綿延曲折，這種環境中有著優良的游賞性、觀覽性、活動性。綠色植物也在這個“理想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我們已知的保持水土、吸附、過濾灰塵以凈化空氣、殺菌、吸收噪音、盛夏降溫等作用之外，還對人類有醫療保健功能。雖然風水學說只是以中國古代先人的智慧與經驗積累為基礎建立的，并沒有科學的數據來支撐這，但在現代技術發展的今天，中國古代風水學說中所蘊含的生態意識和所提倡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仍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主題。
3 生態意識在古代建筑中的運用
風水學說中的生態意識，不僅是在“理想環境”上體現，先祖們在城市，村莊，建筑活動中不斷的因勢利導，因地制宜的踐行著這種觀念。
中國古代的建筑格局都是在順應自然環境，但因地理區位因素，很難達到理想環境，必須通過人工技術手段，對于不理想的地形也常通過開溝、挖塘、壘壩，比如園林中水池通過鑿井，養水生動植物等，來抵擋水質的惡化。還有一些建筑因區位因素不同，不能實現以子午線為基準，坐北朝南的風水準則，于是產生了一些偏轉角，但是這些偏轉角大都在南偏西30度，南偏東30度之間，各地的偏轉范圍都與當地最佳朝向范圍吻合。這樣的偏轉，使得建筑與天時相互協調，一方面順應地形，一方面順應良好方位，布局非常合理。
“風水林”一般分布在村莊四周的溪流入水口或房屋后山處，或河邊湖邊，其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涵養水源、減輕旱澇和風災，調節小氣候，同時能有效強化盆地的圍合效應。這些建筑設計手段的運用都是風水學說中生態意識的典型體現。
4 風水學說生態意識在當今的構想
中國古代的風水學說雖然是基于古代先賢的經驗積累形成的學說，并沒有各種科學數據做理論依托。風水學說從根本上是基于生態目的選擇出的一種最佳的適宜人居住的空間。這種宜居空間是一種最生態的生活環境，其順應天時、地利、最大限度最優方式的利用了自然能源。此種方式放在今日，可能并不能順應時展，社會的經濟基礎也不再是農業，但風水學中的生態意識仍然值得借鑒和學習。在當今的建筑、景觀、室內設計中，生態意識可以指導設計師進行生態設計。從大的方面講，順應天時地利，充分利用當地氣候與地形土壤等，以做出最優選擇;同時利用新興科學技術手段實現現代生態，例如：清潔能源發電、地熱泵技術等。利用環保材料、節能技術等手段使建筑達到最優生態空間。
5 結語
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之一，是中國今后發展不可避免、亟待解決的問題。風水學說是經過中國幾千年歷史沉淀的智慧結晶，其中所蘊含的生態意識和所推崇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都值得學習。以敬畏的心去尊重自然，人類才能生存的更久遠，以憐憫的心去體會自然，人類才能被自然所接納，以感恩的心去保護自然，人類才不會被自然所剔除，最終走向毀滅。
作者：顧強 來源：居業 2016年1期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第3篇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建筑可視為是其精神文明的綜合體現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建筑的歷史也可視為是反映了其建筑文明發展的軌跡，而在其發展進程中若干重大的建筑成就則成為其歷史發展的標識物和人以為豪的共同記憶或民族文化遺產。梁思成先生說“建筑之規模，形態，工程，藝術之嬗遞演變，乃其民族特殊文化興衰潮汐之映影，一國，一族之建筑適反鑒其物質，精神繼往開來之面貌，”就是這個意思。
一、中國古建筑的特點
(一)庭院式的組群布局
從古代文獻記載，繪畫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現存的古建筑來看，中國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種簡明的組織規律，這就是每一處住宅、宮殿、官衙、寺廟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單座建筑和一些圍廊、圍墻之類環繞成一個個庭院而組成的。一般地說，多數庭院都是前后串連起來，通過前院到達后院，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長幼有序，內外有別”的思想意識的產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應和外界隔絕的人物(如貴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離外門很遠的庭院里，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層層深入的空間組織。宋朝歐陽修《蝶戀花》詞中有“庭院深深深幾許?”的詞句，古人曾以“侯門深似海”形容大官僚的居處，就都形象地說明了中國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
(二)軸線的空間藝術
這種庭院式的組群與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對稱的方式，沿著縱軸線與橫軸線進行設計。這主要體現在受中國“周禮”思想影響較大的建筑體系當中。古代都城規劃中，都以主宮殿位于中軸線上，以宮室為主體，次要建筑位于兩側，左右對稱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與明清北京城的規劃布局。再如中國古代寺廟中，強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調軸線空間布局的實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將主殿大雄寶殿放在軸線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閣右藏”、“左鐘右鼓”等。空間層層遞進，庭院森森，這種布局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和禮教制度密切相關的。它最便于表現封建的宗法和等級觀念，使長幼、男女、主仆之間在住房上也體現出明顯的尊卑差別。
(三)“天人合一”的建筑環境
崇尚自然，喜愛自然自古亙有。先民們早就注意到“天時、地利、人和”的協調統一。不論是儒家的“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還是道家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都把人和天地萬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視為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從而形成一種主觀力量，促使人們去探求自然、親近自然、開發自然。在這種美學思潮的影響下，人們處理建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不是持著與大自然對立的態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環境；相反，乃是持著親和的態度，從而形成了使建筑和諧于自然之中的環境態度。例如東晉大官僚石崇在洛陽近郊修建河陽別業(金谷園)：“其制宅邊，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歸引·序》)；佛教高僧慧遠在廬山經營東林寺：“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溝。清泉環階，白云滿室。復于寺內別墨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高僧傳·慧遠傳》)。諸如此類的描述，文獻記載中屢見不鮮。從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風景地帶的佛寺、道觀、別業、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視相地選址，目的不僅為了滿足各自功能的需要，還在于如何發揮建筑群體橫向鋪陳的靈活性而因山就勢、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諧調于總體的自然環境。它們無異于點染大地風景使其凝煉生動、臻于畫境的“風景建筑”，這正是中華民族在建筑與大自然關系的處理上所體現的獨特的環境意識，雖非完全自覺，但卻十分明顯。歷來的山水“畫論”，對于這種環境意識都曾作過部分的美學和科學的闡述。
二、西方古建筑的特點
(一)立體感官，單一布局
與中國的古建筑相比，西方古建筑作為一個整體的建筑體系，它的建筑風格也是一脈相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古希臘建筑中的“柱式”便是“立體感官，單一布局”的突出表現。這些柱式結構的建筑外在形體直觀地顯示出和諧完美崇高的風格。有些柱式的柱頭是簡單而鋼挺的倒立圓錐臺，沒有柱礎，雄壯的柱身從臺面上拔地而起，透著男性體態的剛勁雄健之美。有的則是外在形體修長，端麗，柱頭帶有婀娜瀟灑的兩個漩渦，盡展女性體態的清秀柔和之美。雖然以柱式為構圖的原則所展示出的是單一布局，但其所蘊涵的生氣盎然的崇高美帶給人們的卻是立體感觀的視覺沖擊與震撼。
(二)神億陛和宗教性
西方古建筑多具有神化性和宗教性的特點。這是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文化一支獨秀，深深地影響了西方文明的發展。而正是在這種影響之下，出現了西方古建筑中最具有宗教與神化氣息的嶄新建筑風格——哥特式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建筑。哥特式建筑總體風格特點是：空靈、纖瘦、高聳、尖峭。它直接反映了中世紀新的結構技術和濃厚的宗教意識。那空靈的意境和垂直向上的形態，是基督精神內涵的最確切的表述。高直、空靈、虛幻的形象似乎只指上蒼，啟示人們脫離這個苦難、充滿罪惡的世界而奔赴“天國樂土”。
作為富有濃厚神化性與宗教性代表的哥特式教堂，其內部結構全部，近于框架式，垂直線條統帥著所有部分，使空間顯得極為高聳，象征著對天國的憧憬；每當陽光從布滿窗欞問的彩色玻璃照射進來時整個教堂的空間便彌漫著迷離與幽幻，教堂仿佛就是天堂。此種氣氛已盡顯了基督教的精神，其中法國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蘭大教堂、德國的科隆大教堂便是哥特式建筑典型代表，他們也因此把西方古建筑的神話性與宗教性演繹得淋漓盡致。
三、古建筑所體現的東西方文化特征
(一)古建筑體現的中國文化特征
1、務實精神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的若干特征及其建筑概念都反映出中華傳統文化實用理性的務實精神。中國古典建筑體系一直堅持著有節制的人本主義建造原則，始終以人體尺度為出發點，不求高大永恒，無論什么類型的建筑都很少像西方教堂那樣超尺度的東西。中國建筑的龐大是通過，小尺度單位的院落，不斷有規律地衍生而產生的。不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論建筑群有多么龐大，人在其中活動，所感受到的永遠是與人相親和的尺度。這種設計取向，正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實用理想性思想居于統治地位的特點，迥異于西方在神學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
2、恒久變易觀念傳統的中國式房屋設計原則采用通用式設計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因此，久而久之，使人們形成了恒久變易的觀念。中國建筑不注重外在直觀的形象，而注重人在其中的序列安排。隨著道路穿過一道道大門，便會有一個院落，使人一次次豁然開朗，。建筑序列猶如一軸長卷，且走且思，道不盡則思不盡，一直達到有豁然醒悟之感，這一點在園林設計中表現得尤為充分。古典建筑在重領悟、重層次、重氣氛等方面極下功夫，反倒對單座建筑淡然處之。古人對感受與領悟的要求，遠遠超過了對于建筑本身的注視。建筑以恒久的構件和不變的院落，通過無限衍生，便能演繹出無窮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恒久變易的內涵。超級秘書網
3、中庸思想中國建筑往往把和精華放在最里面、最后面，而前面則是質樸的墻，庭院深深深幾許，精彩之處全在這一層層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化解之中，農耕文化內向型的特征決定了中國古代建筑必然要選擇這種重感悟、重內涵的建筑布局方式。
正因為如此，體現了中國人基本精神之一——中庸，“中”為適應之謂，“庸”為經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適用而經久不渝。中國建筑造就了人們在人格思想上不注重強烈的自我表現，而是追求執兩端而用中的溫順謙和的君子之風。
(二)古建筑對西方文化的影響
1、獨立與自由
古代西方建筑往往以巨大的體量和超然的尺度強調建筑藝術的永恒與崇高，他們常常具有嚴密的幾何性，古代西方建筑在一套獨立的建筑體系上，形成獨特的方格，他們布局單一，似乎根本不需要多余的建筑來襯托。西方的建筑師們巧妙地把西方人的思想融于建筑，并形成迥異的風格。因此，正是由于那些極力表現人性的建筑使人們更加渴望去追求獨立與自由。
2、思維的縝密與創造力
從古代起，當西方建筑師們設計建筑時，他們不僅關注建筑的構造與精度，通常還在策劃時考慮到它的功能，功效及其防水、防火性，是否擁有便利的交通等。而隨著西方文明的不斷發展，西方古建筑的風格始終處于變化之中，從古希臘、古羅馬到拜占庭，從哥特式到巴洛克、洛可可式，建筑師們始終以高度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工作，而處于這些建筑之中的人們，就難免不受到建筑風格的感染，形成良好的創造氛圍，這也是西方文明更加富有創造力、想象力的原因。
影響中國古代建筑發展的是具體的政治制度約定俗成的道德規范和抽象的哲學理論，其中儒家傳統的禮治思想是指導古建筑創造的主要思想，中國的古建筑處處體現著秩序、實用、中庸。而在西方，無論是古希臘建筑中的宙斯廟，還是古羅馬建筑中的斗獸場，無論是拜占庭風格中的萬神廟，還是哥特風格中的巴黎圣母院，這些建筑都獨立的聳立于那里，直接，一目了然，沒有旁物的修飾也自成一體。這是偏重于對個人的頌揚和物質生活的享受的直接表現。古文化影響了建筑風格而古建筑又影響著中西方文化的發展，文化和建筑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共同譜寫著中西方輝煌燦爛的文化史詩。
參考文獻：
[1]陸志寶．Touris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2]付熹年．中國古代建筑十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3]樓慶西．中國古建筑二十講[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1．
[4]馮驥才．中國古代建筑藝術[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疆；節水灌溉；問題
中圖分類號：TU991.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發展節水農業的必要性
1.1 滿足用水安全
新疆農業用水的量較大，約占新疆地區用水的95%，由于管理粗放、工程設施部配套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新疆地區灌溉用水率偏低，具有較大的節水潛力，隨著現代化農業的發展以及農業結構的調整，農業發展對灌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疆地區的城鎮生活、工業以及生態環境對水資源的需求也出現著逐年上升的趨勢，農業用水需要轉為工業用水、生態用水以及生態用水，且轉化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為了保障各方面的用水安全，應該在轉變管理思路，將發展農業灌溉放在重要的位置，緩解農業用水、工業用水以及生態環境用水之間的矛盾。
1.2 滿足糧食的需求
在現階段，新疆地區的人口速度增長較快，對糧食的需求也原來越大，此外，隨著經濟的發展，畜牧業以及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也對糧食提出了比之以往更高的要求。截止到目前，新疆的種植面積為146.7萬㎡，小麥播種的面積為73.3萬㎡，在目前來看雖然糧食儲量充足，但是近些年來，受到農資價格上漲以及糧食價格較低的影響，糧食的產量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為了增加收入，新疆地區不斷的增加農業種植的調整力度，為了保障糧食安全，解決農耕中的用水問題，必須大力推廣農業節水灌溉，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
2 新疆節水灌溉的可行性
新疆處于內陸干旱地區，水資源匱乏，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劇，水資源已經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近些年來，通過對渠道的防滲襯砌，大力發展噴灌、微灌等積水灌溉技術，農作物的灌溉方式已經從傳統的澆地逐漸轉為澆灌農作物，輸水的效率以及水資源的利用率越來越高，但是，由于各種技術原因以及人為因素的影響，節水率還難以達到既定的標準，因此，需要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節水灌溉。
3 新疆發展節水灌溉的制約因素
3.1 節水機制不完善，投資力度不足
由于新疆第五節水工作具有很強的公益性，節水的目標大多用于滿足工業、城市生活用水以及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對于農民增產增收只是節水工作中的一部分，節水投入機制和節水補償的機制還不完善農民節水投入以及受益難以統一，且新疆地區也為建立起完善的農業節水投資渠道。為了推進該地區的農業節水建設，新疆地區近年來連續增加了節水灌溉的資金投入，各個地區也不斷的擴大節水資金，但是資金的投入仍然有24.5億元的資金缺口，當前的投入難以滿足農業節水的實際需求。
3.2 節水技術缺乏先進性
農業節水包括工程節水、管理節水以及農藝節水幾部分，其中管理節水以及農藝節水占整個節水組成的70%以上，在新疆地區農業節水的發展進程中，往往只是應用單一的技術，如渠道防滲、噴灌、微灌、低壓管道輸水等技術，未將單一的技術進行整個應用，也沒有與農業的發展緊密的結合，在少數地區甚至出現節水灌溉技術夭折的情況，因此，在現階段下，必須將工程的節水技術以及非節水技術相結合，形成一種高速繼承的灌溉節水技術。
3.3 節水標準不完善，缺乏科學指導
目前，新疆地區關于節水的設計規程都是按照傳統的地面灌溉進行制定，難以適應節水灌溉的需求，因此，必須要對節水制定相關的設計規范，保證節水工作的建設以及驗收有章可循，科學的指導這節水灌溉工作。近年來，新疆地區制定了一些關于節水管理的政策和辦法，但是并不全面，這些政策也為形成全面、完整的體系，難以發揮出保障作用。
4 不同節水灌溉技術的適用條件
目前，新疆地區的節水灌溉技術較多，常用的有防蒸發、漏滲蓄水輸水技術、低壓力低噴灑位的噴灌技術以及低成本滴灌技術，防蒸發、漏滲蓄水輸水技術這種方法成本相對較高，適宜用在經濟發達的地區，走全封閉式的輸水發展，用化學試劑防止水分的蒸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低壓力低位噴灑灌溉技術適應用在內陸地區，現階段下首選的是低壓力地位噴灑的平移式的噴灌機，這種噴灌機的噴頭下部可以接觸到農作物根部，使用低壓力工作，可以較好的解決蒸發漂移以及噴灌耗能等問題，在國內的應用范圍十分廣泛；滴灌技術是現階段世界上最為先進的灌溉結束技術，適宜用于棉花、果樹、蔬菜、特色經濟作物的灌溉，不但節水且可以與水溶性肥料一起滴入，達到水肥的同時利用，目前我國已經引進了國外的先進滴灌灌溉技術，可以大幅的降低滴灌的投資，但是，這種技術還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價格較高，有回收保管的需求，也會污染土壤。
5 節水灌溉的管理措施
推行節水灌溉的管理工作是保證節水工作的重要渠道，為此，必須建立好清晰的水權制度，強化用水的許可制度，實行各級政府用水控制的責任制，建立節水機制，將生態水納入到水資源的管理中，同時，還要逐漸的建立起水權市場，對節水灌溉進行市場化管理，保證節水的投入主體以及受益主體實現統一，形成一種效益型的節水機制。此外，要不斷的深化節水管理體制的改革，完善水費征管制度以及水價管理制度，鼓勵廣大的基層群眾參與到農業用水的管理工作中來，提高用水管理的透明度，調動起廣大群眾節水的積極性，同時，建立起完善的節水補償機制，建立以政府為指導的多層次、多元化的農業節水機制，鼓勵社會各界投入到農業節水建設工作中。
參考文獻：
[1]呂恒心,吳程量.新疆高效節水灌溉的實踐及政策建議[期刊論文],中國財政，2010（12）
[2]王曉.新疆節水灌溉行業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期刊論文],中國水運，2010（10）
[3]張龍,張娜.新疆農業節水現狀及對策研究[期刊論文],中國農村水利水單，2010（7）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正文】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注：《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